——第十一次川渝新左翼文艺讨论会文集
主办：西南新左翼文艺群北京新工人艺术团
目录：
序：重申劳动者对文艺的主导权
1-王江松：劳动文化概论（24000字）
2-韩万斋：红歌赞（941字）
3-周宪徽：谈谈劳动者的歌及其他（5450字）
4-李永康：关于劳动者的歌之浅见（3290字）
5-许多：新工人艺术团的实践之路（6500字）
6-王洪林：打捞劳动者的歌（5000字）
7-黎亚彬：唱响当代中国劳动者的歌（3400字）
8-韩非：劳动者应成为文艺作品的主脚（882字）
9-杨猛：认识新工人艺术团随笔（1300字）
10-张明涛：为劳动者歌唱-孙恒和他的音乐（6300字）
11-江天：“快乐星期天”的故事（4450字）
12-老摩：听“草民”谈歌（2470字）
13-孙恒：自己搭台，自己唱戏（289字）
14-慢中子：两个科学家的唱和（5500字）
我们这次主题讨论会，是我们西南新左翼文艺群的“第十一次川渝新左翼文艺讨论会”。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文艺群和讨论会。
另外，这次讨论会还有四个特点：
第一，这是我们西南新左翼文艺群第一次跟国内其他有关团体联合搞的文艺讨论。这次的讨论会，就是我今年三月去北京的时候，跟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负责人孙恒商定，由我们两方联合举办的讨论会；
其次，它也是我们西南新左翼文艺群第一次以我们群知识分子为主体搞起来的讨论会，我们把它称为“专业讨论会”，是跟我们以前由普通劳动群众搞起来的“正式讨论会”相应的一个讨论会。我们寄望以这种方式促使我们大家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既依凭我们普通群众高度的政治热情，推动我们新左翼文艺事业的发展，也依靠知识分子的理论优势，引导我们这个新左翼文艺群逐步提高工作质量。
第三，这次是我们第一次由电影、文学、戏剧等文学性讨论，转向艺术讨论。由于我们新左翼文艺群是从我们普通劳动者开始作起来的，因此我们特别期待将来有更多的从事文学艺术理论和实践的专业人士加入我们。这次讨论会，就因为得到了我们群的老音乐家、理论家和长期从事具体创作、组织、演出的同志和朋友的积极支持，我们才得以顺利搞起这个讨论会。
第四，这次讨论会，也是我们第一次对大众公开、充分团结大众力量的一次尝试。这次参会的人，不仅有认同我们新左翼的普通群众，也有赞成为工农劳动者谋利益的右翼朋友。我们立足爱国的立场，本着为劳动大众服务的宗旨，本着追求真理的热忱和积极务实的态度，避开无谓的争论，把我们的智慧和力量，切实用在具体的事务当中，与更广大的群众携手奋斗，共同提高。
另外，这次讨论会不仅有四川、重庆的左翼同志参与，还邀请到北京、海口等地的学者参与。
关于本次讨论会主题：“劳动者的歌”，我们初拟三个目的：围绕劳动者歌曲被边缘化的实际，积极呼吁反映和歌颂劳动者的文艺作品重新热起来；对当前在有关领域出现的问题提出我们左翼的思考；并重申劳动者对文艺的主导权。
这次讨论会，我们共同确认，普通劳动者地位下降，是造成反映劳动者生活和愿望、歌颂劳动者的文艺作品被边缘化的根本原因。而就我们普通群众所知，当前音乐界个人主义、金钱崇拜，宗教迷信、帮会风气日益泛滥。有音乐家义愤填膺的说，现在的某些音乐学院是“一半人拜财神，一半人拜菩萨。”很少有人关心他们的真正听众——那些广大的劳动者。具体从事新工人歌曲创作、演唱的孙恒对此非常有感触，他说：文艺家所以能够生存和能够从事创作，都依赖普通工人农民的辛勤劳动，因此，他们本来就应该用自己的文艺作品为工农群众服务。但我们历来的文艺家，却都只能为统治者效力。过去劳动大众没能掌握文化，而今天，我们一个初中生，都可以写出非常好的诗歌，但我们有的文艺家，仍然被资本和权力操纵，没能切实为劳动者服务。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自己搭台，自己唱戏”，我们新左翼必须重申劳动者对文艺的主导权。
虽然我们自知我们声音的微弱，但我们不怕暂时没多少人听见。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我们劳动者有权利、有必要、有信心重申劳动者对文艺的主导权！
本次讨论会，于2013年6月2日下午两点，在成都百果林举行。会议因故缩小规模，外地同志也暂时不能到会等原因，参会人仅有：佘崇文、孙恒、张明涛、魏君、田锋、李牧檄、程克寒、韩非、倪剑雄。主持人：倪剑雄。
会议首先由主持人大概介绍了讨论会筹备情况，然后与会者各自作了自我介绍，并围绕本次讨论会主题发言。来自北京的孙恒也介绍了北京工友之家所作的工作以及个人感想，增进了大家的了解。大家一致对北京工友之家的工作表示赞赏，佘崇文老师还专门高度评价了孙恒。随后，大家就本次讨论会提出的口号：“重申劳动者对文艺的主导权”谈了各自的看法，并就如何评价当前不同劳动的性质等展开讨论，就下一步西南新左翼文艺群跟北京工友之家联合开展工作进行了磋商，最后还再一次就本文艺群改变名称等事进行了第二次讨论，仍然确定暂时不改名字。
会议接近六点结束。
（2013-6-6成都）
王江松：劳动文化概论
本文首先论述劳动与文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劳动文化的产生和形成、性质和特征、主要内容和发展前景，做一种逻辑的和历史的梳理。
劳动与文化的关系
一、什么是文化
1、广义的文化
广义的文化，就是文明，其实质就是人化，即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就说过，文化是一种活生生的有机体，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产生、兴盛和衰亡的历史。中国哲学家梁漱溟把文化界定为“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其中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是。宗教、文艺是偏于情感的;哲学、科学是偏于理智的。(二)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对于周围的人——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法都属于社会生活一方面，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是。(三)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是。”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广义的文化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三个层面或三个方面。
2、狭义的文化
广义的文化中的精神文化就是指狭义的文化。关于狭义的文化，比较有影响的定义有以下几种：
(1)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认为“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2)德国哲学人类学家兰德曼认为“文化是人类的‘第二天性’。每一个人都必须首先进入这个文化，必须学习并吸收文化”，“在其它物种成长中的动物的行为，同其父母培养的一样。然而，人的行为则是靠人自己曾获得的文化来支配。人如何食用和生殖，人如何穿衣和居住，人如何实践地和伦理地行动，人应当如何言说以及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人们使用的所有文化形式都是建立在历史创造的基础上。由于人是历史性的创造物，所以人不能靠遗传继承。不过，人必须保存祖先造福后代的发现。代替遗传的在此必须是保存的纯粹精神形式。这种保存的另一种形式，就是传统。通过传统，知识和技术如同救火线上的水桶一代一代地传递，而且靠典范传达给后世，于是前辈的传统引导着人们”。
(3)美国学者巴格比认为文化就是“社会成员内在的和外在的行为规则，但是剔除那些在起始时已明显地属于遗传的行为规则”。
(4)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则表示：“我们是从纯主观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含义，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趋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
根据上述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确认文化的对外区别于自然和社会客体、对内区别于生理本能的主观性、精神性和能动性，它大体上包括以下层次：(1)指导人们具体行动的意识、知识、常识、心理和习惯;(2)协调人们相互关系的道德和法律规则;(3)上升为理论体系的各门较为具体的自然、人文、社会科学;(4)表达人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整体地把握世界的宗教、哲学、艺术;(5)由所有这一切构成的文化传统。
二、劳动是元文化，是一切文化的雏型和母体
1、劳动本身就是最初的文化
从文化的起源来看，劳动本身就是最初的文化，或元文化(Meta-Culture)。即使是最原始最粗陋的劳动，因为具有最低限度的自觉性、能动性、精神性和创造性，也已经包含文化的因子了。制造一件最简陋的石器，并用它去猎杀动物，从性质上说，已经是一种人化、人性化或文化的活动了。
2、劳动又是后来一切文化的母体
所有后来的文化最初无不孕育于劳动之中。人类学研究表明，巫术活动是原始劳动的重要环节，正是在劳动和巫术活动中，包含了宗教、艺术、哲学的萌芽——鬼魂崇拜、对动植物和其他自然物的图腾崇拜，孕生了后来的宗教;原始的劳动号子、劳动前后的祭祀仪式，孕生了后来的诗歌、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形式;对灵魂和世界终极原因的追问，孕生了后来的哲学。正是在劳动过程中，包含着各种科学知识的种子，所谓科学知识，最初无不是对劳动经验和技能的归纳、总结和提高。
三、劳动推动了文化的独立发展，文化反过来提高了劳动的水平
1、劳动是文化得以独立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人类不会永远停留在劳动与文化的原始统一状态，进一步的趋势一定是文化从劳动中独立出来得到专门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始终提供了文化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劳动提供了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一方面，没有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辛勤劳动，少数人就不可能摆脱劳动而专门从事文化创造工作，只有当全社会的劳动产生出一部分满足劳动者基本需要之外的剩余产品时，文化活动才能从劳动中、知识分子才能从劳动者中分化出来;另一方面，正是在劳动过程中，人们初步了解自然界的性质和规律，了解社会和人本身的性质和规律，积累了大量的感性认识、经验和技能，才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精神基础，没有劳动这一源头活水，绝对不可能形成文化的大江大河。
劳动又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
首先是劳动对文化的需求机制：劳动遇到的需要克服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劳动效率和劳动生产力必须不断得到提高的压力，都对文化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促使文化活动和文化人必须不断生产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这不仅直接促进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促进了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历史、伦理道德、语言等人文学科的发展——因为劳动不仅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科学化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不断人文化、情感化、艺术化的过程;
其次是劳动分工和协作对文化的发酵机制：劳动是一个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的过程，最初简单的劳动后来变成越来越复杂的分工和协作体系，不仅畜牧业从狩猎、农业从采集中分化出来，而且手工业从前述各业中分化出来，再到商业又把前述各业整合起来，分工和协作像酵母一样促进文化的发展，劳动分工越细，协作的难度越大，对文化的刺激和推动就越强烈;
再次是劳动对文化的检验和择优汰劣机制：劳动检验文化的有效性、自然知识的真理性和人文社会知识的正义性，不断剔除文化中的糟粕而保留文化中的精华，使得文化朝着劳动和整个人类得到持续进步的方向发展。
2、文化反过来不断提高劳动的品质和水平
社会分工大体上遵循如下逻辑：先是劳动本身的分工，这种分工促进和导致了投资经营管理与劳动的分工，这两种分工又促进和导致了社会管理(政治)与经济的分工，这三种分工又促进和导致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分工。文化从劳动、投资经营管理和政治中分化出来并得到独立的发展，是最后一次社会大分工。从社会空间属性而言，文化与政治最近，与投资经营管理较近，与劳动最远——很明显，在早期文化发展阶段，只有那些比较富裕而且社会政治地位较高的人，才有条件从事文化活动，而绝大多数劳动者与文化没有直接联系。
但是，正如劳动在直接间接地推动文化的发展一样，文化也通过政治和投资经营管理的中介，反过来推动劳动的发展，使劳动提到更高的品质和水平：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深刻地研究了自然规律和自然属性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又通过发明和制造更为先进的劳动工具，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大大拓展了劳动对象的范围和深度，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自工业革命尤其是20世纪的科学技术革命以来，劳动过程已经大大地智能化和科学化了，科学技术越来越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劳动者越来越成为复杂劳动者，以致大多数已经成为白领，以致文化本身成为产业，而建立在文化产业基础上的经济已经成为知识经济;其次，哲学人文社会知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哺到劳动过程和劳动者身上，一方面促进了劳动管理的科学化和人性化，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强化了他们的自由民主意识，加速了他们获得解放的进程。
四、劳动与文化的分裂和对立
不过，文化反哺劳动和劳动者的历史行程是漫长而曲折的，回顾历史，令人触目惊心的乃是文化对劳动的异化，也就是劳动与文化的分裂和对抗。
1、文化和文化人与经济政治上的强势阶级结盟，加强了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
从整个人类发展而言，文化从劳动中分化出去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一种进步，但在具体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古代和近代，由于投资经营管理者和社会管理者垄断了社会的经济政治资源，文化活动和文化人也就不得不像毛一样依附在统治阶级这张皮身上，成为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控制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统治阶级的遮羞布、辩护术、愚民术、洗脑术、阉割术、合法化印章、精神鸦片、麻醉剂、软刀子等等，文化人成为统治阶级的帮凶，甚至本身就是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例，先秦时期为劳动者和普通百姓说过话的墨家、农家、杨朱思想后来就被封杀了，法家成为统治阶级的枕中秘籍，儒家成为教化民众的意识形态，道家以及后起的佛家，或者成为失意的官僚士大夫独善其身的法宝，或者成为小民百姓的安慰剂和鸦片烟。中国的传统艺术绝大部分或者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或者只是文人士大夫的自我抒发和排遣，真正表达人民疾苦的少之又少。一部二十四史，以帝王将相为绝对主角，看不见劳动者的身影。甚至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也沦为被统治阶级垄断的工具，极少运用到劳动生产和人民生活之中。
马克思在研究劳动异化的时候，不仅看到了劳动产品、劳动关系对劳动者的异化，而且深刻看到了劳动过程中精神文化因素对劳动者的异化：科学、技术、管理、创新等等文化因素从劳动过程中抽象出去，而劳动本身只成为机械的、单调的、千篇一律地重复同一个动作的、无需精神创造活动的简单的体力劳动过程，以致整个机器生产体系越科学化、智能化、精巧化，劳动者就越片面化、畸形化、病态化，劳动不再是一个身心和谐、脑体协调、自我实现和自我享受的人性化过程，一有机会，劳动者就会像逃避瘟疫一样地逃避劳动。
2、文化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异化引起劳动和劳动者对文化的拒斥
由于文化的主导权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由于文化和文化人长期充当剥削和压迫劳动者工具的角色，反过来引起劳动者对文化的疏离、冷漠乃至恐惧和仇恨，对知识分子的怀疑与羡慕嫉妒恨，这就是在相当一部分民众中形成的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这种情绪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和鼓吹，进一步造成劳动与文化、劳动者与知识分子的对立，从而在历次社会动乱和革命过程中，出现了大规模的对文化的破坏与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杀戮——劳动者分辨不清文化的双重性质，因为对文化和文化人的阶级性的敌视，而否定了文化和文化人的超阶级性和普遍价值，从而甘心把自己贬低到无文化、反文化的层次和地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最近发生的一次由个人权威发动的劳动对文化的革命与工农群众对知识分子的专政。
劳动文化的性质和特征
一、劳动文化的性质
从上节论述可知，劳动与文化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最初两者处于原始的统一之中，但也包含了对立的萌芽，主要表现在少数劳动者的精神发展和文化创造要求与原始劳动共同体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分工、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出现，劳动与文化处于尖锐的对立和冲突之中，但这种对立也不是绝对的对立，两者之间仍然具有统一的一面，主要表现是劳动和劳动者仍然拥有对文化的需求，而文化和文化人也仍然在通过各种途径反哺劳动。在这一艰难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劳动与文化重新得到统一的、合二为一的要求，出现了劳动文化化和文化劳动化的趋势，因而，“文化劳动”与“劳动文化”的意识和概念也就应运而生。
所谓文化劳动，就是劳动的文化化，是一种具有较高文化含量和文化水平的劳动，也就是具有较高主动性、积极性、精神性、创造性、自我实现和自我享受性质的劳动，是与异化劳动相对而言的自由劳动。
所谓劳动文化，则是扬弃劳动与文化的对抗性冲突的另一向度，是文化的劳动化或向劳动的回归，是一种伸张劳动的价值和地位、伸张劳动者的尊严和权利的文化，是一种弘扬劳动者的经济政治主体、精神文化主体和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是一种与官僚文化、贵族文化、地主文化、资本文化等统治阶级文化相对立的劳动者和平民大众的文化。
二、劳动文化的基本特征
相对于官僚文化、贵族文化、地主文化、资本文化而言，劳动文化具有如下特征：
1、产生和发展的艰难曲折性
2、内容上的民众性、批判性和反抗性
劳动文化的最重要和恒久的主题就是对奴役、剥削、压迫的批判和反抗，对自由、平等、公正的向往和追求。虽然身在异化劳动之中，劳动者依然是活生生的人，人所具有的需要、感情、对幸福生活的欲望，他们无不具有，只不过被强势利益集团剥夺了实现的条件，因此，劳动者便通过自己的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表达出自己的愤怒、悲哀和仇恨，表达出要求改变不公平的现实的愿望和决心。在中国古代神话、《诗经》、汉代和六朝的乐府民歌中，就有大量这样的篇章。神话主人公盘古、女娲、精卫、后弈，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实际上都是以劳动者为原型的;在民歌中，普通劳动者更是成为直接的主人公。他们反抗天意、反抗自然、反抗统治者和压迫者的英雄气概，世世代代鼓舞着劳动者们进行坚韧的生存和斗争。
3、结构上的双层互补性
劳动文化分为两个相互补充和促进的层面：劳动者本身创作的文化与部分在思想感情上同情和倾向劳动者的知识分子创作的文化。前者大都是匿名的、集体的，后者大都是有名的、个体的;前者是简单的、质朴的、粗砺的，后者是复杂的、凝练的、精美的;前者为后者提供丰厚的基础和悠长的源泉，后者是对前者的加工、提升并反过来促进前者的发展。有两种知识分子加入到劳动文化发展的过程之中：一种是本身生活清贫无权无势、经济政治地位相当接近劳动者的平民知识分子，与劳动者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最靠近和了解劳动者，最有可能为劳动者鼓与呼，成为劳动者利益和愿望的表达者;一种是虽然经济政治地位较高，但具有极为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广博的爱心和同情心、强烈的公平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能够从整个社会长远发展的角度，伸张底层人们的权利和要求。
4、存在形式上的民间性和非主流性
民间性指非官方性，是不占主导地位的、非主流的乃至是异端的、被压制和禁毁的。除了少数代表劳动者的知识分子创作的文化产品在形式上可与主流文化一较高低外，大部分劳动文化产品都具有草根的、原生态的、没有精加工的特点，主要形式是民间神话、民间宗教、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间寓言、民间谚语、民谣、童谣、民间戏剧、民间曲艺、民间诗歌、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雕刻、民间建筑、民间工艺、民间节庆等等。它们都是土生土长、原汁原味的，充满了来自土地和底层的生机和活力，但在思维方式、理性认识、表达手段和审美形式上等等方面，还处在较低的水平上。
劳动文化的主要内容
一、广义的和狭义的劳动文化
LaborCulture，可译为劳动力文化、劳动文化、工人文化。广义的劳动文化，指劳动者及其代言人对劳动过程、劳动关系和劳动者的一切感受、认知、观念、评价、要求、理论、理想、科学体系等等，是社会意识、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定义，广义劳动文化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1、有关劳动过程的物质性、客体性、客观性方面的意识和知识，包括：
(1)对劳动对象、工具、技术的意识和知识;
(2)对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生理状况和规律的意识和知识;
(3)对劳动的分工和协作、劳动过程的管理的意识和知识;
(4)对劳动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等等的意识和知识。
2、有关劳动过程的精神性、主体性、主观性方面的意识和知识，包括三个主要的层面：
(1)劳动者对劳动与人生、劳动世界与自己的关系的感觉、知觉、情感、体验、想象、思考、判断和推理，这是最直接、最本真、最原初意义上的劳动文化;
(2)把所有这些思想感情用直观的、感性的、模拟和象征的方式表到出来，形成了劳动文学和劳动艺术;
(3)进一步由专门的学者对处于分散零碎状态和感性认识水平的劳动文化进行反思、概括、总结和提炼，从而形成最高层面的劳动文化，即能够表达劳动者权益、意志和心声、具有鲜明的劳动阶级特色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和审美观。
相比前述“劳动科学”而言，这一部分可以叫做“劳动评价”，其核心就是劳动者的价值观，即劳动者对劳动过程、劳动世界和劳动者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的认知和评价。这种认知和评价带有更为强烈的主观性和阶级性。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也具有对于劳动、劳动者的价值、地位和作用的认知和评价，但当然不属于劳动文化，而属于官僚文化或资本文化，是典型的非劳动文化，甚至反劳动文化。
这两部分内容是相对分开的，但也是相互联系，事实上交叉在一起的。为了更为准确地加以论述，我们可以把前一方面叫做劳动文化的科学方面，而把后一方面叫做劳动文化的评价方面：前者偏于客观的、对象性分析，后者偏于主观的、主体性表达;前一方面适合于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后一方面适合于做人文学科的考察;前一方面以是否符合对象世界为判定真伪的标准，后一方面以是否符合社会正义为判定对错的标准。实际上，只有哲学才能对这两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方面做出一种全面、总体的论述。
二、狭义劳动文化的主要内容
上述广义劳动文化的第二部分就是狭义的劳动文化，主要是对劳动、劳动者的价值、地位和作用的认知、表达和评价，简称“劳动评价”，或“评价性劳动文化”，主要内容包括劳动哲理、劳动心理、劳动伦理、劳动文学、劳动艺术、劳动美学、劳动文化传播等方面。与劳动科学或科学性劳动文化大体上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对应不同，狭义的劳动文化大体上与传统的人文学科相对应。
草根劳动文化与知识分子劳动文化本质上应该是互补和相互促进的：前者是源头活水，是原生态，是本根，是生命与灵魂的呼喊，但毕竟是分散的、零碎的、接近本能和直觉的、简陋和粗糙的、缺乏社会影响力的，这就需要一批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对这种原生态的劳动文化进行加工、改造、提炼、升华，使之达到较高的理论理性层次、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水平，使之能够与官僚文化、资本文化等非劳动文化分庭抗礼，使之能够具有更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不论是草根劳动文化，还是知识分子劳动文化，在具体内容和构成上，又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或环节：
1、劳动哲理(哲学)
前面提到，劳动哲学是对劳动科学与劳动评价这两个方面的劳动文化的概括和总结，因而是劳动文化的最高或最深层面，是劳动文化的理念层面，是劳动文化的核心、精髓和灵魂。当然，对于狭义的劳动文化或评价性劳动文化而言，劳动哲学提供的主要思想资源就是劳动价值观。草根劳动者不一定是用“哲学”这个学术名词，但在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劳动智慧中，包含着许多深刻的劳动哲理。
所谓劳动哲理，也就是指劳动者对世界、社会、历史、人生的基本看法，即使是一个不识字的、没文化的劳动者，脑海中也一定具有诸如此类的看法，这是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基本信念、解释、希望和理想。诚然，在千百年来阶级对抗的社会，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哲学和意识形态灌输到劳动者的头脑中去，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但是，在长期的劳动创造过程中，在长期与大自然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在长期改变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的过程中，劳动者们也积聚和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智慧和哲理，并通过种种民间文化形式表达出来了。
在当代中国，已经有人在自觉地把劳动哲学作为哲学与劳动文化(包括各门劳动科学和各种劳动评价)之间的一个中介和中间学科来加以建设：
(1)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证明，在最一般的哲学或世界观(包括本体论或存在论、价值观和认识论)与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些贯通两者的中间环节，这些中间环节，一方面可以说是由一般世界观向具体的、特殊的科学的下降，故而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之为“第二层次的世界观”，另一方面，它们又可以说是由具体的、特殊的科学向一般世界观的上升，故而我们又可以把它们称之为“部门哲学”或“哲学分支学科”，如自然哲学、科技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管理哲学、历史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艺术哲学等等，它们分别建立于与其对应的具体科学的基础之上，但又没有停留在各门具体科学的层面上，而是对各门具体科学涉及的问题进行哲学思考，从而使具体科学和最普遍的哲学对接起来。
(2)劳动哲学(PhilosophyofLabour)，作为对劳动者、劳动活动、劳动关系、工会等社会现象的哲学思考，正就是最普遍的哲学与有关劳动者、劳动活动、劳动关系、工会等社会现象的诸多自然社会人文科学(如劳动环境学、劳动资源学、劳动生理学、劳动经济学、劳动社会学、劳动关系学、劳动管理学、劳动保障学、劳动保护学、劳动法学、劳动心理学、劳动伦理学、劳动美学、劳动动力学、劳动创造学、劳动教育学、劳动组织学、劳动文学、劳动艺术学、劳动文化传播学、工会学、职工民主管理学等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一门“部门哲学”或“哲学分支学科”，我们称它为劳动哲学;作为劳动学科群中的一门基础学科，我们称它为元劳动学(Meta-LabourTheory)。
(3)劳动哲学具有哲学、具体劳动文化不可取代的相对独立性
一方面，就劳动哲学与具体劳动科学和文化的关系而言，一方面，它必须直接依托于上述各门劳动科学和劳动文化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上述各门劳动科学和文化又的确不能取代劳动哲学，相反，如果绕开劳动哲学这个中间环节，这些科学和文化就很难得到来自哲学的支持，或者说，哲学就很难具体化入这些科学和文化之中。事实上，这些劳动科学和文化之所以在近30年间发展缓慢(相对其他社会科学和文化而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它们缺乏劳动哲学基础，因而也很难得到最高哲学层面的支持。
另一方面，就劳动哲学与哲学的关系而言，劳动哲学固然必须以某种最一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基础，但后者也不能绕开劳动哲学而直接去指导上述各门劳动科学和文化。这些年来，我国的哲学研究和哲学发展之所以未能对劳动领域、职工生活和工会工作产生应有的影响，职工群众和工会干部之所以远离哲学这一“形而上的”的抽象王国，哲学界之所以与工会界和工会理论界老死不相往来，也正在于缺乏劳动哲学这一中间环节。
此处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劳动哲学既为劳动科学或科学性劳动文化提供思想资源和基本理念(世界观)，而且更为劳动评价或评价性劳动文化提供思想资源和基本理念，就是说，为劳动心理、劳动伦理、劳动文学、劳动艺术、劳动美学、劳动文化传播等等提供价值观。
2、劳动心理
劳动心理指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之中所发生的一般心理活动和个性心理特征。一般的劳动心理过程包括劳动者为完成劳动过程而调动和产生的认识(注意、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情感和意志活动。特殊的劳动者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为个性倾向性)，指劳动者在长期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需求、能力、动机、气质和性格，这是推动劳动者进行活动的动力系统，决定着劳动者对周围世界的认识、态度、选择的趋向，决定着劳动者形成什么样的价值观。
劳动心理是劳动文化的重要方面。劳动者不是机器，而是活生生的人，是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等种种心理活动的生命体。究竟在什么样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才会感到自由、愉快、心理健康、精神和谐呢究竟需要创造什么样的劳动条件、建设什么样的劳动制度和管理、从事什么样的劳动内容，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会充分发挥和发展起来呢另一方面，劳动者本身要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心理调整，才能适应包括劳动的分工和协作等客观的劳动规律和要求呢这些都是摆在劳动者和整个人类面前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所批判的异化劳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心理的异化，就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不是感到快乐而是感到痛苦、不是感到自我实现而是感到自我丧失、不时感到充实而是感到空虚、不时感到兴趣盎然而是感到无聊乏味……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劳动心理学作为一门专门的科学也就应运而生了。
劳动心理学可以站在资方立场上研究劳动心理，但作为劳动文化之重要方面的劳动心理学，当然应该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为消灭病态的和异化的劳动，为劳动者的心理和精神健康，为劳动者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3、劳动伦理
劳动伦理是劳动者阶级在漫长劳动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良知和道德规范、道德戒律、道德命令，其中前一方面是主观的、内在的、个体性的，后一方面是客观的、外在的、社会普适性的。
劳动过程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三个方面的关系，劳动伦理就是要处理这三个方面的关系。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劳动是人类的一项首要的美德和道德命令，理由很明显，没有劳动，停止劳动，人类很快就会在世界上灭绝，因为人类不再依靠本能的活动而是依靠劳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劳动成为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绝对基础，劳动因而对于人类的存在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道德意义和伦理价值。全人类，尤其是非劳动者阶级和阶层，全都要感谢劳动者做出的这一伟大牺牲和贡献，劳动者阶级因而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占据了无可置疑的道德优越性，对劳动者的任何不尊重，对劳动者的侮辱、歧视、剥削和压迫，是绝对违背人类公义和道德常识的。勤劳敬业和勇敢创造，就成为第一项劳动伦理。
劳动过程本身又具有社会性，是一群人乃至无数人结成的一个分工协作的体系。有分工，就有分化和特殊化，就有专门的发展，就有竞争;与此同时，有分工必有交换，必有各产业、各行业、各岗位、各技能之间的互补协作，必然要求不同劳动者之间的合作互助。因此，公平竞争与互助合作，就成为第二项劳动伦理。
对劳动者本身来说，劳动具有双重意义和价值：第一，它是劳动者基本的谋生手段;第二，它是劳动者发展自己体力和智力、发展自己的天赋和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基本途径。因此，自食其力与自由劳动就成为第三项劳动伦理。
当作为非劳动者的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运用暴力、欺诈等种种的手段肆意剥夺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和权利，也破坏了上述三项基本的劳动伦理时，那么，反抗压迫和剥削、追求自由、平等和公正，就成为第四项劳动伦理。
劳动伦理也是劳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者如果缺乏自己的劳动伦理，就只能接受权力伦理或资本伦理的支配和奴役。劳动伦理学，作为一门系统发展起来的人文科学，要总结和提升经济层面的民间劳动伦理，倡导更为先进的劳动伦理，为劳动者的解放事业提供强有力的道德支持。
4、劳动审美
劳动审美是劳动者阶级在漫长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审美需求、审美能力、审美趣味、审美观念和审美标准。关于劳动审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大量精辟的论述。
首先，他指出，劳动过程作为人类自由自觉的类活动，一开始就具有一定的审美属性：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他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生产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所谓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也就是人类既按照自然界的规律性又按照自己的目的性进行生产，并且使两者达成一种奇妙的统一，这种奇妙的统一就是美的。
第二，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这种对象化的过程和结果中，人可以直观到任自己的本质力量，从而产生一种自我确证和自我享受，而这正是一种美感享受：“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1)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征，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受到我是你自己的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
第三，正是通过漫长劳动过程的改造，人的五官感觉由自然的器官变成了人化的器官，变成了灵巧的四肢、能观赏美景的眼睛和能欣赏音乐的耳朵等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对人的现实性的占有，它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性的实现(因此，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性也是多种多样的)，是人的能动和受动，因为按人的含义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这种“已经产生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
正是在长期劳动审美的历史过程的基础上，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劳动美学才得以形成和发展起来。
5、劳动文学
劳动文学首先是劳动者在漫长劳动过程中用文字形式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包括神话、传说、寓言、童话、民谣、民谚、诗歌、小说、散文等等，近现代以来，诗歌、小说、散文成为劳动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劳动文学与劳动艺术构成劳动审美的两种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在这里，劳动者的审美意识、审美需要、审美能力、审美趣味、审美观念等等，得到了最为集中的表现和表达。在草根劳动者原创性文学作品的基础上，一部分知识分子加入了劳动文学的创作队伍，产生了像哈代、高尔基、斯坦贝克、肖洛霍夫、老舍、周立波等等劳动文学巨匠。
6、劳动艺术
劳动艺术首先是劳动者在漫长劳动过程中以非文字的视听形式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包括音乐、舞蹈、雕塑、绘画、曲艺、工艺、相声、小品、戏剧、电影等等，近现代以来，尤以音乐、绘画、戏剧、电影成为劳动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正是在草根性劳动艺术作品的感召下，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加入了劳动艺术的创作队伍，出现了像卓别林、奥尼尔、布莱希特、柯勒惠支等等劳动艺术大师。
7、劳动文化传播
劳动文化产生以后，必然要通过各种媒介、媒体、手段、工具、通道、渠道等等在劳动者内部和整个社会范围内得到传播。从前，由于报纸、出版、广播、电视等主要的传播媒介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劳动者要进入其中门槛太高，因此，劳动文化作品就只能够得到一些零散的传播，甚至很多优秀的作品因此而失传了。互联网和多媒体的革命正在改变这一切。现在，受过中等文化教育的劳动者，也能熟练地掌握手机、电脑、照相机、摄像机，会制作各种各样的数字产品，通过网络社区、博客、微博等等向整个社会乃至向全世界传播。这就为劳动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劳动者及其知识分子代言人应认真研究这一新情况，抓住这一新机遇，为劳动文化的传播打开最为广阔的通道。
以上只是列举了劳动文化的几个主要方面的内容。应该说，劳动文化是极为丰富的，远远不是一篇概论所能够全面涉及的。这正好说明了劳动文化研究具有广阔的前景和空间。
中国现当代劳动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历程
一、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的劳工神圣论
20世纪初叶，中国知识界开始接触和了解无政府主义，辛亥革命前后，无政府主义逐渐在中国形成独立政治派别。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一度蔚然成潮。1927年以后，无政府主义队伍严重分化，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与国民党政府合流，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政治派别宣告破产。
1、把西方的无政府主义资源与中国传统资源结合起来
无政府主义把互助和劳动作为基本原则，倡导互助的劳动和劳动中的互助。克鲁泡特金认为互助是道德的基石，要使人类的道德向前发展，互助乃是不可或缺的原动力，而互争则有很大的害处。施缔纳提出“每个人均需要的东西，在其筹措和生产过程中，每个人也应参与其间。”巴枯宁甚至只承认那些依靠自己劳动生活的人才能够享有政治权利，认为“自由——这首先是人依靠科学和合理劳动的帮助从外部自然世界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能力。”
受这些中、外思想的深刻影响，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推崇劳动，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高喊出：“劳动者，神圣也”。他们认为“人之有手，即表示其天赋工作之良能”，“人之有力而不能用，犹人之有口而不欲不言也”，“工作为人生之应当”、“人人皆当从事于劳动”。他们把不劳而获视为不平等、不道德的行径，提出“农产或工业品所得之利，皆劳力之所致，即应为劳动家所享受。今其利乃尽归于资本家，而劳动家则为其牛马，故谓之(资本家)掠夺他人劳力所获之结果”，“资本家之道德最为腐败，进网市利、退佣畴，不耕而食、坐收其税”，劳动家“不想把自己劳动者的结果尽归资本家的私囊，乃至平等至公道的举动。”他们主张“无男无女，人人各视其力之所能，从事于劳动，劳动所得之结果(衣食房屋及一切生产)，劳动者自由取用之，而无所限之”，指出“人人各择一业，合之而成一协助之社会。凡所工作，皆供全社会之生活，人与我同在其中，而非徒供少数人之牺牲。愈勤劳则生产愈丰，而社会之幸福愈大，亦即一己之幸福愈大。”
2、中国无政府主义在20世纪初的巨大影响
(1)无政府主义对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中的章太炎、蔡元培、廖仲恺等都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张继、吴稚晖、张静江等更是无政府主义的干将。
(2)无政府主义对工读运动和新村运动影响很大。“五四”时期，许多新青年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运动”、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以及当时广为流传的“劳工神圣”、“与劳动为伍”等观念和主张相结合，创立了大量工读互助组织，企图以此逐步实现社会改良。新村运动的声势和范围，虽不及工读互助活动那么大，但经倡导者鼓吹，也曾得到一些人的同情和响应。如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就试图建立一种把学校、家庭、社会结合为一体，“人人作工，人人读书，人人平等”的新的社会生活方式。
(3)无政府主义的劳动崇拜对整个新文化运动和启蒙运动影响也很大。一些青年知识分子高喊：“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种社会蠹民吗”“号称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了，但是请问回到家里扛得起锄，拿得起斧子、凿子，擎得起算盘的可有几人”“几千年来教育的错误影响，可以用两句话表明出来，就是：有用的分子都没有受过教育，受过教育的都是无用的人”;“平素我最钦佩的就是那头脑简单、人格高尚、着短衣的劳动界”;“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
这里表现出一种观念的颠倒。从前，肩负社会领导责任的，一般被认为是精英人士，但此时青年知识分子则来了个180度的大拐弯，说自己最钦佩的是头脑简单、人格高尚的劳动人民。一批激进知识分子一方面提倡“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激发下层社会的阶级意识，以形成与腐败的上层社会相对抗的斗争态势，并最终通过缩小社会上下之间的等级差别，建立一种真正平等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这一认识的转换伴随着他们日见偏激的自我批判乃至自我贬损。陈独秀在1920年5月1日上海工人召开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上作了一个题为《劳动者的觉悟》的演讲，声称：“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认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
(4)无政府主义对中国早期工人运动也有很大影响。他们在开始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时，就把劳工作为改造社会的力量，作了大量工人运动的启蒙工作，成为中国最早倡议和组织工会的人。这些工会虽具工团主义性质，但对于促进中国工人集体意识、团结合作能力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无政府主义者不仅在中国首次张扬“劳动为人生之天职”的思想，喊出“劳动者神圣”的口号，还在1921年“五一”劳动节时与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进步人士一道，在广州共同发动各行业工人罢工、示威游行，当时永汉路上就挂着两幅画像：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总之，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于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的一些思想和做法，对于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5)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彭湃、恽代英等也都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相当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全国各地52位党员中，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有22人之多。
二、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劳动文化崇拜
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劳动(工农)中心主义”
从“五四”运动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到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得到孙中山和国民革命政府的肯定和鼓励。但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中占有实际的领导地位，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工人运动思想家、领导人和工人领袖，如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王烬美、邓恩铭、罗章龙、高君宇、何孟雄、张昆弟、邓培、陈云、史文彬、包惠僧、项英、林育南、施洋、林祥谦、李启汉、阮啸仙、苏兆征、林伟民等等。
然而，中国革命的任务太重、对象太强大，不仅资产阶级难以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人数不多的工人阶级的力量也不够，必须把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才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毛泽东正是率先看到了这一点，这使得他脱颖而出，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在他的革命思想体系中，劳动和劳动者占有最高的位置。
1921年初，他在排除社会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罗素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改造方法后，主张采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或劳农阶级专政。
1926年，毛泽东写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创造性地把“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分为“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农村无产阶级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是农村中最困难也最革命的阶级。此外，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属于“半无产阶级”，他们也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这已经在理论上为以土地革命为核心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好了准备。
毛泽东从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关键地位的坚定认识出发，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他领导了秋收起义，创建了红军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这个过程中，他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其中可以称之为劳动文化理念的有：
(1)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人类实践的三种基本形态，其中生产劳动又是其他实践形态以及整个社会历史的基础。
(2)无论在哪一种实践中，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哪一个领域中，工农群众和劳动人民都是当之无愧的、不可替代的、首要的主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3)知识分子必须无条件地为革命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判断一个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并且实不实行与广大的工农群众这一革命的主力军相结合：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何时结合，何时是革命的，何时不结合了，就变成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了。不管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多么重要，但只要他们尚未改造好，与工人农民相比较，就都是不干净的。因此，知识分子必须不断地消除自己身上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劳动(工农)至上主义”
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又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利用人民民主专政消灭封建地主经济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理论上，社会主义社会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这是没有什么疑义的。但在建立大一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后，个别劳动者如何作为整体的劳动者(国家、社会)的一分子落实自己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的问题，如何解决民主与集权、工人与干部、劳动者与管理者的关系问题，就成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一个最为关键而艰巨的问题。应该说，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中，毛泽东对解决这个问题作了最为自觉的探索，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提出了“鞍钢宪法”。
“两参一改三结合”，史称“鞍钢宪法”，是毛泽东1960年3月在转发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提出的我国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两参”指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指改革企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指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者的结合。
问题在于，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很难做到的，相反，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把党的一元化领导和企业行政的管理权威突出起来，与此同时，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也滋长蔓延起来。
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惕、反感和激烈的反应，他的办法不是深入研究并创造条件具体地实现“两参一改三结合”，而是进一步要求用群众性的大民主来取代必要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把革命战争年代的“劳动(工农)中心主义”进一步提升为“劳动(工农)至上主义”。如果说，“劳动(工农)中心主义”曾经是取得革命胜利的锐利武器，其中所包含的平均主义、民粹主义乃至反智主义成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革命成功所需要的，那么，一当“劳动(工农)中心主义”进一步上升为“劳动(工农)至上主义”，并且要求在和平的经济建设环境下得到强制实施，其中所包含的平均主义、民粹主义乃至反智主义就会无限放大并且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使公有化程度越来越高并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在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工厂取消利润目标和奖金激励等物质刺激手段;
(2)以大民主对抗和打碎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官僚主义，让一部分革命造反派和工农群众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毛泽东相信他们可以取代党内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而实现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理想;
三、改革开放时期劳动神话的渐次破灭与恢复和发展劳动文化的紧迫性
1、劳动文化的边缘化与劳动者的失语状态
在计划经济时期，执政党的文化与工人阶级的文化具有直接的统一性：执政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是直接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说话的，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意志和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执政党表达出来了;虽然说在那时党员干部实际上也具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诉求，但并没有公开地表达出来，相反，这种利益诉求是被主流意识形态压制的。另一方面，至少相对于农民、知识分子这两个阶级和阶层而言，工人阶级占据了文化的主角地位，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文学、艺术等文化传媒中，工人无疑是以“老大哥”的形象出现的。
改革30多年来，中国大陆出现了剧烈的社会分化，在经济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的阶层和群体也开始掌握了文化上的话语权。以文学艺术为例，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几大优势社会阶层依次高调亮相，占据了显赫的文化地位：起初是党政官员和厂长书记作为改革明星尽领风骚(如柯云路的《新星.》、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以及数量众多的反腐作品等等);其后是知识分子成为纯文学的绝对主角;然后是城市小资和办公室白领成了大部分通俗文艺作品的主人公……以工人、农民等劳动者和社会草根阶层为主人公的文艺作品逐步退居边缘，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不能与前几类文艺作品分庭抗礼。
即使还存在以劳动者为主人公的文艺作品，分析起来，也具有两大不足之处：一是在严肃文艺作品中，劳动者不再是作为“英雄”、“历史主体”和“历史创造者”而出场，而仅仅是改革的客体、被动承受者和受苦受难者，他们只是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同情并寄托其道德愤慨的载体和对象，至于他们本身的觉醒和主动抗争在这类作品中则极为罕见;二是在通俗文艺(相声、小品、喜剧、电视剧、通俗小说)中，底层社会阶层的生态实际上成了占优势地位的社会阶层猎奇、消遣、娱乐的对象，或最多不过是底层社会阶层自我消遣、自我娱乐、自我麻醉、自我调侃、自我欺骗的鸦片，使自己苦涩的生活增加一点儿可怜的快乐。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情况也差不多。有体制化的马克思主义、新儒家保守主义、新权威主义在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张目，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为私营企业主和企业家们张目，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张目。可是，谁来为草根劳动者张目90年代曾经有一个“新左派”为社会底层说了几句话，但他们都不过是躲在象牙塔里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并不真正接近和了解社会底层，也远远不能与社会底层相结合，后来他们干脆销声匿迹了。当然始终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为劳动者的权益呼吁和呐喊，不过他们大都处于学术界的边缘状态，他们的观点和建议很难进入立法和决策程序。
2、重建劳动文化的极端必要性
占人口大多数而又处于弱势地位，劳动者的这种文化上的失语、沉默、缺席、边缘化，一方面是由于其经济政治上的地位不断滑落造成的，另一方面又推动了他们经济政治上的进一步滑落，其社会政治后果将是极为严重的：
首先，劳动者在文化上的匮乏会加剧他们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我国经济是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的混合，知识和文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缺乏知识和文化资源的劳动者将在市场竞争和劳资谈判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在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过程中所获的份额将会越来越低。
其次，缺乏思想文化资源会使劳动者在社会协商对话和政治法律博弈过程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不利于劳动者通过立法途径在国民收入第二次分配中获得更多的补偿，不利于提高本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利于劳动者真正成为现代社会的公民和国家的真正主人。要知道，社会协商对话和政治法律博弈是一个谈判和辩论的过程，你有理说不出，就会眼睁睁失去你应该得到的东西。
可见，劳动文化或劳动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已经被提到有关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否则，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还将愈演愈烈，中国的劳资矛盾和社会冲突会越来越加剧，而这与执政党所提出的建设民主、法治、公正、和谐的现代社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四、如何重建和发展21世纪中国的劳动文化
在人类劳动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知识分子起过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也绝对不能高估，它必须有两个必要的前提：第一，劳动者才是劳动文化的第一主体和创造者，知识分子只是对原生的劳动文化加以提炼、概括、深化、传播和发扬光大，他们不能在自己的学院或书房里创造出这种文化；第二，知识分子绝对不应该越俎代庖，替劳动者创造这种文化，然后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地灌输给劳动者。
从这个观点来看当代中国的劳动文化建设，我们会发现两个严重的不足：一是知识分子尚未深入到劳动群众之中，真正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以及心理、愿望、要求、思想状况，而主要是出于同情、良知和正义感为劳动者“打抱不平”，这使得他们的理论很难与劳工运动相结合；二是劳动者本身还在很大程度上处在自在的发展阶段，还未能形成明确的自我意识或阶级意识，对自己的地位、力量、优势、弱点还没有明确的认知，对抗争、维权和解放的道路更是模糊不清，他们大体上还是一盘散沙，还没有成为一个自组织的、自为的、有机联系的整体，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从自己的生存状态中内在地形成一种自己的文化。
然而，当代中国劳动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若干前提也正在形成过程之中，这不仅表现在一部分知识分子正在向劳动群众靠拢，而且也表现在一部分劳工已经具有较为清晰明确的阶级意识和文化自觉。尽管在思想意识形态层面，我们还没有看到像19世纪欧美国家出现过的工人思想家（如魏特林、狄慈根、龚帕斯等等），但是在开风气之先的文学艺术领域，许多工人已经开始浮出水面乃至崭露头角了，各种工人诗歌、工人小说、工人音乐、工人摇滚、工人戏剧、工人电影等工人文艺小团队或个人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最著名的当然要算走上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和春晚舞台的“旭日阳光”组合了，其次有在“中国达人秀”中大放异彩的老皮匠乐队和民工街舞团，此外还有许多活跃在网络和地方电视台的民工艺术团体或个人。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川籍民工周述恒，在自己十几年打工经历的基础上创作了50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国农民工》，网上点击量超过50万人次，后来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发行。
下面介绍孙恒和他的伙伴们在2009年举办的第二届劳动文化论坛上，对当代中国劳动文化,（他们又称之为“新工人文化”）的一些思考：
1、从“打工者”到“新工人”：主体性的确立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不知道自己的现在，那么他也将不知道自己的将来，一个群体、一个社会也是如此。新工人文化艺术节以名称上的改变，从而确定了我们的主体性：我们是当代的新工人，而非其他；我们的艺术节是为展现我们当代劳动者精神文化的艺术节，而非其他。
2、什么是文化
谈到文化，我们总是觉得很抽象，总是觉得文化离我们很远，好像穷人就等于没文化。
我认为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在劳动过程中的血和汗，就是我们对现实生活中辛酸苦辣的体验，就是我们的痛苦和我们的欢乐，就是我们的所思所想和生活方式，就是我们对自己、对他人、对生活、对未来的看法；这一切，都是我们的文化。
3、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化
4、新工人文化的重要性
什么是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生活？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从哪里来？我认为一个积极健康的人应该是自食其力、独立自主的人；应该是对生活充满热爱、对未来充满希望、对他人充满尊重和友爱、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人；应该是一个追求自由、向往有尊严生活的人。我认为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应该是从我们真实的劳动、工作、生活和体验中来；应该帮助我们回到我们的真实世界，而非逃离现实；应该帮助我们找到真正的自己，而非失去自己；应该帮助我们摆脱物质和金钱的奴役，而非被奴役。
今天我们所能够听到的和看到的主流文化主要是为资本服务的，那些源源不断从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毫无情感、脱离现实生活的文化产品，主要是为了满足大家的消费和娱乐，主要是为了从消费者手中赚取利润。
也许你会说：我们生活在现在的社会里，已经离不开消费和娱乐，那些流行歌曲也很好听啊，那些大片儿也很好看啊，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啊？是的，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我们当然需要消费和娱乐，但更确切一点的说，应该是我们需要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今天的为资本服务的主流文化已经不能满足我们作为一个正常的积极健康的人的最基本的精神文化需求了。所以——我们必须自己搭台、自己唱戏，我们必须建立起以劳动价值观和劳动者为主体的文化。
5、新工人文化的作用
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面临两种压迫：物质、经济上的压迫和精神、文化上的压迫；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新工人文化是为当代劳动者服务的文化，是要帮助我们劳动者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主性，从而使我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有尊严的劳动者，获得精神上和文化上的解放。
6、自己搭台自己唱戏
我们不能再按照主流社会资本的逻辑去思考问题，不能去按照资本制定的游戏规则去玩儿这个游戏，我们必须跳出现在的游戏规则，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标准和规则，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创造出全新的文化。比如：我们来唱自己的歌，我们的标准不再是看谁的嗓音优美、华丽，而是我们的真实情感和我们的心声。
今天和以往不同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些纪录文化历史的工具技术越来越平民化，互联网、录音笔、数码相机、摄影机的使用也越来越大众化。我们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也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具备掌握使用这些技术工具的物质基础，所以今天我们有条件也有能力来自己纪录和创造我们自己的文化历史了。
今天——我们不能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我们要自己搭台自己唱戏，我们必须要建立起真正属于我们劳动者自己的精神文化，因为——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孙恒等人的思考或许尚欠全面和正确，但值得肯定的是，这些思考来自社会底层、来自草根劳动者、来自千千万万人真实的生活，提出了真实存在的问题，并初步表现出解决问题的努力。学术界和知识分子，尤其是工会的学术界和知识分子需要做的是，全方位地接触新一代工人群众的生存状况，调查他们的心理、思想、文化状况，了解他们的精神生活需求，在此基础上，对他们已经创造出来的文化作品进行加工提炼，使之提高到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的水平，反过来在广大工人群众以及整个社会中得到广泛的传播，从而提升工人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水平以及他们在整个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2013年6月，北京）
韩万斋：红歌赞
全世界一百九十多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国旗的底色或图案中，使用红色的就有一百五十多个。
为什么？
因为：
血，是红色的。
由于同构联觉的作用，人与“红”的自然共鸣是最直接、最迅速的；人与“红”的情感联系和向往追求也是必然的：
太阳，也是红色的。
每天早晨，人们期盼的是东方红日的升起；
每天傍晚，人们迷恋的是绚丽红霞的烂漫。
红，是健康与生命的象征；
红，是光明与希望的象征。
红，总是与热情、热爱、热烈、热忱联系在一起；
红，总是与热切、热望、热心肠……联系在一起。
红，还常常和善与正义联系在一起；
红，还常常和“革命”联系在一起。
没有人会去进行繁琐的考证：画家们的作品的着色是否符合历史或传说的“事实”，反正人们从历代画家们的作品中所获得的“信息”是：专门镇邪吃鬼的钟馗身着的衣服是红色的、赴西天取经的唐玄奘的袈裟是红色的、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中，耶稣所穿的长袍也是红色的；维护法律与正义的女神泰弥斯的法袍是红色的、巴黎公社的义旗是红色的、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的军旗还是红色的……
身心健康的人，都喜欢红色；
身心健康的人，都喜欢红歌。
红歌，在漫漫长夜的黑暗中，如一颗颗闪烁的星星，带给人们以光明的希望；
红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如一杆杆猎猎的战旗，带给人们以奋进的力量！
红，是一腔热血；
红，是一团火！
无论是颂歌、赞歌，还是战歌、军歌；无论是生活歌、劳动歌，还是行业歌、
校园歌；无论是歌唱亲情、爱情、友情，还是歌唱人文、历史、大自然……
红歌的词曲中永远贯穿与弘扬的当是善良、真诚、热情！
红歌的词曲中永远贯穿与弘扬的当是勤劳、奋发、奉献！
红歌的词曲中永远贯穿与弘扬的当是正气、骨气、志气！
红歌的词曲中永远贯穿与弘扬的当是修身、齐家、爱国！
——这也是我们红色歌曲创作者们所力争达到的目标。
“过刚则直，过柔则糜”——当我们国家的音乐生活饱经了过刚与过柔的直与糜的各种摧残之后，应当还“红歌”以正确含义了。
多唱红歌，益于健康；
多唱红歌，益于砺志！
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怎会有现在和未来？
莫听信那些企图割断我们的青少年与优良传统、革命精神之间的血肉联系的“代沟论”的阴毒鬼话！
理直气壮地让我们的人民、让我们的青少年把红歌唱得更响亮，传得更久远！
（于“校园春天”镇邪楼）
宪徽：谈谈劳动者的音乐及其它
音乐对人精神和心理的影响主要有生理及心理（或精神）二个层面。在生理层面部份，音乐能刺激人体的自主神经系统，而其主要功能是调节人体的心跳、呼吸速率、神经传导、血压和内分泌，好比社会系统里的经济基础。在心理（精神）层次部份，音乐会引起主管人类情绪和感觉的大脑之自主反应，而使得情绪发生改变，而这种影响与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与生理层面相对应，姑且把它称为上层建筑好了。
由此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后三十年两个不同时代里的音乐差异，这种差异是很大的，这里主要就对劳动者的音乐简单例举评析一下。
新中国的艺术舞台，在逐渐为工农兵所占领的情况下，1964年至1976年作为我国文艺界的一个特殊时期，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我国的音乐创作承无产阶级优秀文艺之雨露，开民族风格多姿多彩之先河，文艺无产阶级化的成就十分巨大。这个期间曾涌现出大量的歌曲，长期以来，由于路线斗争的需要，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有些优秀作品因此逐渐失去其艺术作品的影响力，可作一叹。
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勤劳勇敢、无私贡献着血泪汗的劳动人民几乎觉得从此就能够完全把握住了自身的命运，那个时期的歌曲、器乐曲，就是这段让人振奋又让人哀伤的往事之再现。那里面凝聚有人民的思绪，人民的感情，人民的喜怒哀乐，人民的一切一切。
唱歌是要有心情的，集体的环境容易有歌声，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时候有歌声，和和谐谐的时候有歌声，那时的歌曲让人们奋发努力、昂扬向上。当联产承包以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忙忙碌碌在自己的责任田的时候，村子里就消失了歌声。
那时候的歌曲数量也许没有现在多，但质量肯定不比现在差，所以很多歌现在都还有人传唱。那些歌，鼓舞了全国人，鼓舞了一代代人，象美酒，愈久愈香。记得有一次集体外出旅游，分队拉歌是解除长途跋涉中疲劳的好方法。我们一车人，坐在前面的是50后、60后，年轻人都坐在后面。前后两部分人对阵。不多一会，年轻人就败下阵来，原因在于流行歌曲不适合齐唱合唱，而且流行过了也就被人忘了，歌词没几个人记得住。那些经典的传唱使年轻人输得心服口服。
劳动者的歌，并非仅指歌唱劳动。大量为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合唱歌曲，是用来表示集体行进的。这些歌曲与时代同步，具有统一行进者的步伐与激发他们的某种情绪的作用。这些带有那个时代特点的群众性歌曲大都比较激昂，后来一些“主流”别有用心地将截取某些片段用来诬蔑文革歌曲，长期蒙弊了不少群众，至今仍未得以肃清。在这类歌曲中，高质量的作品，完全可以跻身建国以来最优秀作品行列。譬如《我们走在大路上》，作于1963年，这是一首蓬勃向上的革命歌曲，在我国声乐界享有盛誉已久，至今不衰。作曲李劫夫在文革时期凭其对领袖的热爱，谱写了大量赞歌，及全部的毛主席诗词歌曲，受到广泛传唱。在毛泽东去世后被诬为极“左”音乐家被打入冷宫。
卞小贞领唱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王锡仁作曲，付林作词，写于毛泽东逝世以后，是一首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合唱作品。此曲采用对比强烈的多段结构，有领唱、齐唱、合唱，歌词只有四段，但歌曲篇幅宏大，倾注了作者对毛泽东的无限怀念之情。曲调抒情，层次丰富，公认为声乐佳作。此歌在1976年大量怀念伟人的歌曲中能独领独领风骚，脱颖而出，与其丰富的艺术内含是分不开的。后来许多歌者也常以独唱形式演出，这首优秀歌曲曾遭打压严重，一度禁唱，进入新世纪以后，这首歌再次成为广大劳动人民最喜爱的红歌之一。
在那个时期，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在音乐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劳动行为、劳动成果都能成为歌唱的主题。像《石油工人之歌》《勘探队员之歌》《伐木工人之歌》《双手描出新天地》、《敢叫日月换新天》等等，许多歌曲、器乐曲一看曲名便知唱的什么。文化先行，歌唱劳动，歌唱劳动者，才使劳动人民有了进入能够把握自身命运的时代感。
与此同时，成人世界直接影响孩子。毛泽东时代鼎盛的儿歌，更经不住市场大潮的冲击，以致现在的儿童音乐基本上是成人流行歌曲，什么《童话》、《你到底爱着谁》、《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波斯猫》、《希望》……
为什么会这样？
“非毛化”的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共产主义信仰丢失，社会又仿佛倒退回到了那万恶的封建资产阶级社会，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又死灰复燃。《共产儿童团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歌唱二小放牛郎》、《卖报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样的儿歌怎能唱响中国？
还有如弘扬团结友爱、助人为乐、拾金不昧、劳动光荣，尊敬长辈的传统美德，培养少年儿童正确的行为规范，让少年儿童接受正确的人生观教育一类的，像《一分钱》、《学习雷锋好榜样》、《接过雷锋的枪》、《上学歌》、《劳动最光荣》……
再看看《上学歌》中的这句词：“……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在当今社会更是那样的刺耳，“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这句一唱出，保证会引起周围的一阵哄笑：太土了。现在是提倡读书为了个人生存，为了个人找份好工作赚大钱，为了个人能跳龙门当官发财……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我要炸学校，老师不知道，一回头，我就跑，回头一看，学校炸飞了”。现代版的《上学歌》倒是在孩子们中广为流传。
在《劳动最光荣》中：“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花儿醒来了，鸟儿忙梳妆；小喜鹊造新房，小蜜蜂采蜜糖；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歌词将一群儿童所熟悉的小动物拟人化，生动形象，节奏欢快，歌词琅琅上口，易记易唱，内容积极向上、活泼健康，直正做到了寓教于乐的化境。凭什么也应该流芳百世，但就因为现在劳动不光荣了，整个社会都以劳动为耻，以不劳而获过上有钱的寄生生活为荣，这样的儿歌自然就淡出了当今社会，淡出了孩子们的视野。
多年来，在中央电视台的“五一专场”中，我们已很难以找到为“劳动者”而歌的主题。八十年代以前有关劳动、劳动者的歌曲已代之以“富起来”、“金山座座”了，但也还有一首比较怅然的，由刘欢演绎的《从头再来》，据说是写给下岗工人的，劳动者的艺术位置，悄然地变化了。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发展，东西方的音乐也得到交流，多元化的音乐丰富了人们的听觉，造就了这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世界。但我们也发现大部分喜欢音乐逐渐只是被音乐表面的旋律、节奏所吸引，被大众流行的趋势所影响，并没有深入的去了解音乐，感受音乐的灵魂。
这里想简单谈谈对改开后流行起来的所谓“轻音乐”和重金属音乐的看法。本来，轻音乐〔NewAge〕是种感受宁静、安逸而极少有歌词的音乐类型，它的重点在於营造出大自然平静的气氛和宇宙浩瀚的感觉，令人心平气和。有人说，在听这种音乐的时候，你会彷佛走进一个空灵缥缈的世界，现实世界里是找不到这一分净土的，只好藉由轻音乐来实现。而所谓重金属音乐，主要是可以给人产生一种宣泄的感觉，这种音乐的吵闹程度足以淹没你心中的不快，你可以随著音乐的爆发把自己所有的情绪都释放出来。我的理解，就是在这样的音乐中麻醉剂自己而已。
2011年8月5日，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张飞舟接受检察日报《绿海副刊》采访时谈到音乐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时说：“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乐被中国古代哲人视为与天、神相通，由人心而生，对人类影响最大之物。古人虽无法给以科学的解释，但现代脑神经学早已解开音乐之所以神奇的奥秘。在人类若干脑神经中，听觉神经成熟最早且起着主导作用，是大自然先天赋予人类听觉神经以优先、特殊地位。大自然似乎要让音乐主宰人类的精神和行为。这就是乐教化的奥秘。同时，音乐“和”的功能有助于提高凝聚力，所以中国古代先王特别重视音乐。有人说西方音乐比较丰富，中国音乐比较简单，但这种简单是追求的结果，不是不能复杂，恰好是高深的一种表现。中国音乐的形式简洁，意境高远，哲学含义深刻，跟西方有很大的区别。
音乐是常人喜闻乐见，发乎内心，自觉追求的。通过统治阶级的编乐，组织奏乐、唱乐，人们不知不觉在这些看似娱乐的活动中，或被教化为勤劳善良之人，或被诱惑为自私、暴戾、颓废之人。在可以表现超越现实的音乐世界，它可以激发人并没有看到的色彩和形象的意象，让你展开任何不可言语而又不能压抑的幻想和内心体验，满足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需要，替代在现实世界中不能满足和受阻的愿望的实现，在现实与非现实，意识与无意识，清醒与梦幻之间架起了一道彩虹。这道彩虹——用一个时髦的词表述的“正能量”——最经典的就是欣赏乐曲《红旗颂》，通过感受乐曲的宏伟气势，体验乐曲的速度、力度、乐器音色等音乐要素，你会深深地感叹革命先烈们，并理解革命是如何生生不息的。
《红旗颂》的引子由嘹亮的小号奏出，指引出革命道路前进的方向。再经圆号反复，引出弓弦乐器演奏的歌颂红旗的主题，这一主题在钢琴的伴奏下，给人以光辉热烈和庄严的深切感受，人们被音乐带到幸福激荡的回忆之中：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站在宏伟庄严的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雄伟庄严的天安门前冉冉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主题又一次转调出现，转调后的音乐色彩显得更加明亮辉煌，仿佛是亿万人民欢腾热烈的情景。优美深情的旋律，倾注了多少英雄儿女的热血啊！
在第二乐段，当双簧管奏出深情如歌的旋律，描写经过斗争洗礼的人们仰望五星红旗，心潮澎湃的情怀，传达出人民对红旗至深的情与爱。接着连续的三连音，使节奏富于动力，节奏紧缩，速度加快，歌颂的主题变成豪迈的进行曲，中国人民在红旗指引下英勇战斗，顽强拼搏，他们怀着必胜的信念；怀着对祖国的赤诚之心，在红旗的指引下昂首阔步地奋勇向前，这进行曲的节奏正是我们时代前进的步伐。号角又响了，红旗高高飘扬，经过斗争洗礼的人们仰望五星红旗，心潮澎湃，传达出人民对红旗至深的情与爱。
进入第三乐段主题的再现部分，气势磅礴的乐曲表现了亿万人民在这历史性的时刻，尽情歌颂的情怀，人们尽情歌颂伟大的祖国，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这是一首深情的颂歌，这是一支气势恢弘的乐曲。红旗在迎风招展，中国人民在猎猎飞舞的红旗下满怀豪情，奋发前进。曲终，引子再现，引入国际歌旋律，全曲达到最高潮，表示新中国的明天将一片光明，共产主义在中国一定会实现。
行文至此，我认为可以用这样的结论来结束本文了：音乐也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阶级性的，而且是很鲜明的，请有志于为劳动者歌的仁人志士明鉴。
（2013年5月22日重庆）
李永康：关于劳动者的歌之浅见
西南左翼文艺群和北京工友之家联合举办“劳动者的歌”专题讨论会，确定主题为“劳动者的歌”，要求“围绕劳动者歌曲被边缘化的实际现状，积极呼吁反映和歌颂劳动者的文艺作品重新热起来，重申劳动者对文艺的主导权”，并给俺老汉发来邀请信，让俺受宠若惊。
所谓劳动者，应是指依靠自己的体力、技能、智慧、经验等创造社会财富的群体。劳动者的歌，顾名思义，应该是歌颂劳动光荣，颂扬劳动者崇高伟大，向劳动者表达敬意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据老夫胡乱考证，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劳动者的歌”，大概可追述到几千年前的《诗经》矣。歌云：“槛槛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起涟兮……”。俺想，在那个时候，劳动大概是光荣的，受人尊重的，不然怎会有歌颂伐木工人的歌曲产生，甚至载入了史册，留芳千古。
有朋友与老夫抬杠曰，《诗经》不明明是诗么，你这歪嘴老汉为何硬说它是歌，岂不牵强乎？俺劝这位朋友不要着急上火，听俺慢慢道来。其实在俺这样不懂诗也不懂歌的老家伙眼中，诗与歌的区别并不太大，二者大概属于夫妻关系，都是一家人，没必要分得那么清楚。老夫认为，将一首诗谱上曲那就是歌，将一首歌去掉曲之后，剩下的岂不就是诗乎？
遗憾的是，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逐渐成为社会主流。于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理念便贯穿于整个历史，而劳动者又大都属于“庶人”、“由之”之例，与“礼仪”、“知之”这类“劳心”的玩意儿无缘，所以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一直鲜有歌颂劳动或“劳动者的歌”问世，这也是必然现象。
在中国近代两百年的历史上，先后发生过鸦片战争、甲午风云、列强入侵、割地赔款、朝代更迭、军阀混战等一系列丧权辱国、民不聊生的战乱悲剧，劳动者的地位更是马尾巴串豆腐——根本提不起来矣。如此，还能有“劳动者的歌”吗？能苟且偷生活下来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直到上世纪初，一面印有镰刀铁锤的旗帜横空出世之后，劳动者心中才出现了希望的曙光，“劳动者的歌”才开始盛行大地，标志着劳动人民从此迈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劳动者真正成为国家主人的年代里，“劳动者的歌”更是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咱们工人有力量》、《社员都是向阳花》、《石油工人之歌》、《清洁工人之歌》、《邮递员之歌》、《白衣天使之歌》……，另外还有歌颂解放军战士的，歌颂人民教师的，歌颂商业工作者的等等。“劳动者的歌”在那个年代达到了历史的鼎盛阶段，因为在那个年代里，人与人之间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即使你官帽再大，也是人民的勤务员，劳动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这当然是与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密不可分的。
然而“特色”以来，历史的悲剧似乎又在重新上演，当资本卷土重来，重新登上社会舞台并扮演起主角的那一刻起，劳动者又不可避免地跌落回了“庶民”的位置。尽管“劳动者的歌”还在，词未变，曲未改，但唱起来已经不是原来的味道了。比如《咱们工人有力量》，在当家作主的年代，每当俺唱起来，就感觉铿锵有力，精神振奋，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动力，让俺产生一种勇于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可是当俺成为一名打工仔以后，再唱这首歌，却怎么也找不出当年那种感觉了。力量倒是还在，但不是奉献给国家，奉献给集体，奉献给社会，而是奉献给老板，奉献给资本家，心里当然不是个滋味，唱着唱着就难免跑调。试想，老板腰缠万贯，一掷千金，家中有别墅，出门坐宝马，嘴上叼名烟，餐餐食鲍翅，每晚还有二奶小密相伴，喝瓶酒都要抵俺几个月的工钱时，相比之下，你的“力量”算个“神马”玩意儿，你不就是一打工仔吗？还奉献TM个屁呀。
当前对劳动者名称的称谓，网络上有一颇为形象的描述，现摘录如下，供大家鉴赏：
本名：无产阶级
假名：领导阶级
别名：体力劳动者
洋名：蓝领
外号：蚁族
昵称：弱势群体
一般性称呼：下岗工人、农民工、失业者、打工仔
经济学定义：低收入阶层
政治学定义：社会不稳定因素
真名：穷人
可见劳动者一旦失去了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作为依托，“劳动者的歌”即便再多、再动听也难免会被边缘化，淡出历史舞台也是必然的结果，这与创作数量的多少没有丝毫关系。
想要“积极呼吁反映和歌颂劳动者的文艺作品重新热起来，重申劳动者对文艺的主导权”，这个愿望倒是好的。但以老夫之见，在“特色”环境下，似乎有点刻舟求剑、缘木求鱼、一厢情愿的味道。试想，打工仔能唱着劳动者的歌高高兴兴地去忍受剥削压迫么？富士康十三连跳说明什么问题？那是阶级对立的结果呀！没有任何人会心甘情愿、逆来顺受地接受剥削和压迫，除非他有病，或是下贱得慌，再不然就TM不是人，而是牲畜，这与“劳动者的歌”创作数量多少同样没有关系。
与当年杜甫同志异曲同工，在“劳动者的歌”销声匿迹多年以后，春晚舞台上总算出现了一位打工仔的身影，那就是旭日阳刚同志演唱的《春天里》，这应该算得上是一首“劳动者的歌”了吧。尽管媒体一致力捧，可俺老汉并不感冒，感觉其歌词立意非常消极，与杜甫同志不可相提并论。杜甫同志当年还敢于直白地发几句牢骚，直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象。而旭日阳刚同志的歌声中，没有揭示社会基本矛盾的勇气，没有对社会两极分化提出批评，只是一味反复地悲泣自己“没有信用卡，没有老婆，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旭日阳刚同志身为一名打工仔，只是唱出了以他为代表的这个群体的悲哀和无奈。当然，俺也不想过分责怪旭日阳刚同志，尚不如此，他恐怕连上春晚的资格都没有。这也是在特色社会下劳动者的悲哀与无奈。
不过说到“积极呼吁反映”，俺老汉倒是举双手双脚表示赞同。问题是“积极呼吁反映”行得通么？向谁呼吁？向谁反映？如果向“特色们”呼吁反映，那等于脱了裤子放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就是当今劳动者被边缘化的始作俑者。如果是向歌曲创作者们呼吁反映，要求努力多创作一些歌颂劳动和劳动者的作品，那也没有找对方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即使创造出再多的作品，也难逃被再次边缘化的噩运。
俺并不反对多多创作一些“劳动者的歌”，问题在于劳动者们当前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歌。如果该作品具有清醒剂的功能，能象鲁迅先生的《呐喊》一样，唤醒大家的阶级意识，使其明白自己的阶级身份和肩负的历史使命，那当然是件功德无量的好事，这样的作品自然会受到欢迎。
老夫最推崇的“劳动者的歌”首推《国际歌》，那慷慨激昂的音符，富有激情的歌词，代表了劳动者的心声和希望。中国共产党人当年正是唱着这首歌不断发展壮大，走向成功，走向辉煌，最终成为执政党的。今天，如果能让所有劳动者都能够理直气壮地引吭高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将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片全球……；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并从这首歌中明确自身的目标和方向，则“歌颂劳动者的文艺作品重新热起来”就有十分光明灿烂的前景和伟大的现实意义，也符合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党宗旨和执政理念。愿我们的歌曲创作者们以《国际歌》为范本，努力创作出更多这类的优秀作品，让更多“劳动者的歌”唱响中华，唱遍世界。
（2013年5月30日写于都江堰）
许多：新工人艺术团的实践之路
在这条发展道路上，打工青年艺术团首先坚持的是以“大众文艺”的方式，通过歌声，歌唱“劳动最光荣”，确立打工者的价值观，引导打工者的文化自觉。同时，面对打工群体的现实需求，他们将打工者的群体利益放在首位，以组织的形式，协助工友维权，提供日常服务。2008年他们创办的打工文化博物馆，更是承担了为打工者书写历史、建设打工者文化认同的重要使命。值得注意的是，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发展道路，一直是在社会秩序的框架中，随着现实的变化，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与基层政府保持着良好的互动，摸索着发展道路。
打工者这个特殊的群体连接着城市与乡村，同社会的发展、城乡的建设具有紧密的关系，而打工者的组织建设与文化建设，是城乡互动、城市建设与乡村发展中的重要环节。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核心成员、打工文化博物馆馆长许多，从他自身参与的打工青年艺术之家的发展道路入手，描述打工者文化建设与组织建设的动态过程。
从“艺术家”到打工者的身份认同
打工青年艺术团（编注：现更名为“新工人艺术团”）的成员来自全国各地。我们来北京，和广大进城打工的工友们一样，无非是为了“求个生存、图个发展”。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核心成员都有些文艺爱好，来的时候，都带着些“艺术家”的错觉。
艺术团的团长孙恒和我有些相似，当初都是受了些摇滚乐的诱惑，觉得家乡太压抑，“逃”到了北京。我们的想法很简单：生活在别处，因此拼命地要去挣脱地面的一切枝枝蔓蔓，要飞到天空中去。可是，当我们似乎真的自由自在地飞进了天空，却发现天是空空荡荡的，四处满是望不到头的迷茫。后来，孙恒离开了北京，去各地流浪。我则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透过墙上的窗，想象着外面的世态万千，然后闭门造车，去街头、地下通道、地铁站，弹着吉他孤独地唱着自己的忧伤和愤怒。
2001年夏末，我遇到了流浪回来的孙恒，他流浪归来后到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教孩子学音乐，我深受启发，也到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当音乐老师。到了这时，我才发现，原来生活不在遥远的别处，意义不在自由得只剩下自己的天空中，生活的意义在脚踏实地地前行中，在拥挤的人群之中；我们也不是什么高高在上、自我陶醉的艺术家，我们是要靠双手来养活自己的劳动者、打工者。
当我们回到地面，回到脚踏实地的生活中，我们便有了种子找到土壤的感觉。于是，我和孙恒决定要成立一个为打工者演出的文艺队。2002年五一劳动节那天，我们用三轮车驮着一个大堂鼓和两个既小又破的音箱，背着吉他，从北五环外一直骑到二环路内的雍和宫附近，参加在那儿的一家为外来女工服务的公益机构举办的联欢会。就是在这次演出中，我们的“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宣布成立了。
从高高在上的“艺术家”，到认识到自己是普普通通的“打工者”，这个过程所包裹着的既有我们鲜活的生活体验，也有我们身份认同后的理性思考，体现了我们对社会、对生活的重新认识。
像我们这样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异乡人，刚到北京的时候，总有种强烈的羞辱感。我们在郊区的村子里租房住，最怕的就是联防来查暂住证。有时候在屋里睡觉，也得把门从外面反锁上，制造屋里没人的假象。出去唱歌时，我们也生怕被罚款，更怕被收容。
而当我们打破了“艺术家”的幻象，真实地回归到一个劳动者、一个打工者的身份认同时，我们便找到了现实生活中一个鲜活的主体，确立了一个真实有力的立场。有了这个主体，确立了自己的立场，我们犹如找到了土壤的麦种一样，扎根进结实的泥土中，麦芒锋利地向上生长，我们对现实有了全新的认识。
这种成长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我们当时创作了一批全新的作品。王德志根据自己的打工生活创作了相声《漂》；我和孙恒的歌，也都不再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的忧伤，而是抬起头来写周围工友们的生活；曲风不再自我陶醉，而是变得朴实粗犷。当时孙恒创作了《打工打工最光荣》《团结一心讨工钱》《天下打工是一家》，我创作了《打工号子》《走南闯北》等歌曲，我们还根据真实事件创作了一个反对身份歧视的短剧《月英的故事》。
从艺术团到草根NGO：
确立劳动价值，建设打工文化
2003年春天，我们得到了乐施会的支持，添置了一批演出设备，准备五一时去南方作一次巡演。在排练的过程中，不断地有新人加入我们，演出队开始壮大，于是，我们就将“演出队”更名为“打工青年艺术团”。
虽然那一次巡演因为非典的原因而被取消了，但在非典过后，我们就带着自己的节目去工地、工厂、社区、学校给工友们义务演出。艺术团的口号是“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我们演出的主题是“反对身份歧视”。像这样由打工者自己发出的声音，在当时的环境中，非常稀少。或许也正因如此，很快就有媒体自发地对艺术团的活动进行报道。为打工群体发声的打工青年艺术团，就这样进入了大众的视线。
打工青年艺术团，是在实践一种大众文艺，它与精英艺术绝对无关。一方面，艺术团就是要为广大打工者提供一个发声的平台，让工友们有权利、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因此，我们从来都没有把艺术形式与技巧放在第一位。孙恒演出的时候经常会说：我们的歌唱得不好，我们唱歌也会跑调，但我们唱的是这个群体真实的声音。另一方面，在为工友们演出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和工友们一起建立打工群体自身的文化。我们把真实的生活写进歌里，力图打破主流文化对工友的“洗脑”，希望他们打破生活的幻想，直面现实，认同劳动的价值，认同自身的价值，互助合作，维护权益。
在为工友们演出的过程中，我们不断遇到了工友们的许多实际问题。比如，工友们下了班没事干，想学习又没有合适的地方；权益受侵害了，不知如何维权；在城市里，工友们经常感到孤独，但也无处可去，等等。面对这些实际问题，我们逐渐意识到，许多问题已经超越了艺术，也超越了艺术团的承载能力。现实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们也没有回避这个要求。于是，打工青年艺术团扩展成为“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这是个专门为工友提供文化教育及权益维护的公益机构，这个机构的性质是时下人们常说的NGO——只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NGO这样的概念，我们在成立了“工友之家”之后，有人说这是家NGO，我们也就说这是NGO了。
移民社区的文化建设
我们在社区的工作首先是在打工子弟学校展开的。在学校里，通过学生，可以和工友们建立亲密联系。2003年下半年，我们把自己的活动地点搬到了海淀区肖家河社区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开始的时候，我们每周六、日举办一些活动，这些活动包括打工青年文艺小剧场（说是“文艺小剧场”，其实就是工友们把生活中遇到的事情现场再现出来，然后大家一起讨论的简单表演形式）、工友论坛（由工友来主讲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文艺联欢等活动。活动虽然简单，但工友们还是在这里感受到了平等和尊重，开始勇于表达自己。他们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和力量，也增强了自信心。慢慢地，我们的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陆续在这里办起了工友互助图书馆、工友电脑教室，还和工友们一起创办了《社区快报》。不久，我们以三方（居委会、社区打工子弟学校和工友之家）共建的方式，成立了“肖家河社区打工者文化教育协会”，并在民政部得到合法注册。
我们在肖家河社区的实践中，探索出了一个在移民社区开展打工者文化教育活动的可行性模式。肖家河社区是个很大的移民社区，大约有两万外来打工者居住在这里。在这样的社区，外来工友的人数一般都会超过本地居民的两三倍，社区的移民问题因而也是基层政府、居委会面对的新问题。因此，我们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一直积极地和社区的居委会建立良好的联系，进而向上渗透到街道、区市政府部门——这后来也形成了我们的工作模式，以自下而上的倡导，努力争取各级政府的认同和支持。
面对现实问题的自主发展道路
随着工作的展开，我们想建设一个具有更多自主性的根据地，于是决定创办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为什么选择建设学校呢？一方面，一般的打工子弟学校只能保证孩子们有学上，而我们却想更深一步，探索一条更适合流动儿童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随着学校的自我运转，我们也可以以此为根据地开展具有更多自主性的活动。
恰好在2004年9月，艺术团发行了首张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我们也得到一笔版税。于是，我们就用这微薄的版税作为了学校的启动资金。经过艰苦的筹备，2005年下半年，我们在朝阳区皮村创办了“同心试验学校”，随后就把工友之家的主要办公场地也迁到了这里。白天，孩子们在学校上课，晚上，我们在学校里开办工友夜校，为工友们开设了大众文艺课、法律课、社会基础课等等。学校逐渐成为社区的学习中心。
有了这个根据地，开展活动就变得更为自主了。在随后的几年中，我们在这里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是开办了“同心互惠”二手店，二是建立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开办“同心互惠”二手店，是因为我们注意到：在消费主义主导的城市，城市人的物品更换很快；而工友们的消费水平有限，必须务实地消费。我们就想搭建一个资源流动的平台，将城市人过剩的资源转移到工友手中。于是，我们就去学校、居民小区募集各种闲置物品，然后将各类物品加以整理，再拿到二手店，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给工友。这个二手店的确降低了工友们的生活成本，非常受他们的欢迎。对于我们来说，二手店的所得盈利可用来支持工友之家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每个二手店又是一个为工友提供服务的窗口，它与工友之家一直以来所倡导的理念价值及其他服务相链接，这也是我们把这个店取名为“同心互惠”的用意。之后，有学者跟我们说，“同心互惠”二手店的这种模式叫做“社会企业”。
如果说开办二手店，是我们想探索一种通过和工友们的日常需求相结合的工作方式，既协助工友解决生活问题，又能完成自我造血的发展模式，那么，创办“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则是为了打造一个能够辐射全国的打工群体的文化阵地。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设在离同心小学不远的一个院子中。2008年五一劳动节，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首先要承载的任务，是记录打工群体的文化及历史变迁——没有文化就没有历史，没有历史也就没有将来。我们用不着等待学者来记载我们的文化，我们自己也可以保存我们的历史。我们希望通过博物馆传播一种新文化——一种体现劳动价值的文化。我们希望，这种文化观能真正促进打工群体生存状况的改善。
工友之家这些年的发展道路，并不是我们设想好的，我们只能从现实出发，从打工群体的需求出发，不断地面对生活中的问题，寻找解决的途径。从最开始为了发出自己的声音，创办打工青年艺术团，到为进行工友文化教育，成立工友之家，开展维权工作，再到创办同心试验学校，建立自己的发展根据地，开办同心互惠的社会企业，创办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这一步步的脚印，都不是理念推导出来的，而是不断地根据实际需求，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与此同时，我们的每一步发展，又都是在中国社会现存秩序中展开的，是在现实的框架下拓展出来的空间。因此，这是最鲜活的例证、是最具生命力的实践、是最可推广的经验。
资源整合的现实路线
工友之家这些年之所以能取得较好的发展，也是因为我们在现实中不断地调整运作方式，整合一切可团结的资源。
在整合资源的道路上，当然不是一帆风顺，最开始也都经历过失败的教训。2002年下半年，我们想在一个移民社区里为工友们办一个文化活动室，但当时我们只是埋头忙碌，没有和社区基层组织有任何联系。我们到处张贴海报，结果被当地派出所顺藤摸瓜取消了我们的活动。有了这次失败的教训，我们并没有剑走偏锋，与基层政府对立，反而很注意和社区居委会建立良好的联系，争取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哪怕是默认也可以。在移民社区，面对新的社会问题，基层政府也在谋划现实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在新一届政府的领导下，打工群体的生存状况已经成为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所以，民间组织和政府——特别是和基层政府组织之间，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我们在皮村建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时，也积极争取政府的资源。在这里，我们得到了区文化馆的支持，建立了工友影院、工友图书馆；我们又和村委会积极合作，共建了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为工友，也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整合资源中，我们不但和基层政府合作，也和上一级政府开展合作，积极参加团中央、文化部、司法部等举办的活动；我们也充分争取媒体的资源，借助媒体最广泛地传播我们自己的声音，传播我们的文化理念。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如何广泛地发动社会各界志愿者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工友之家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许许多多志愿者的主动参与；志愿者的积极参与，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倡导的新文化的凝聚力。
一点思考
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劳动者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劳动者的声音也非常微弱。事实上，两亿打工群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动力，这两亿人的何去何从关系着中国社会的未来，而打工群体生存状况的改善，首先需要的是打工群体自身的觉醒，需要打工群体争取更多的话语权。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首先是要“熬得住”！中国的劳工NGO和打工群体有着共同的生存处境，大家都要先放弃幻想，认同工人身份，认同劳动价值。身份认同和自我觉醒，需要的就是建设打工群体自身的文化。只有有了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才会应运而生。
然后就是得“死磕”，不急不躁，从实际情况出发，勇于创新，不拘泥于任何已有的模式，创造新的组织方式，也要不断地把经验推广出去。
再就是得“靠谱”，要与时俱进地开展工作，要团结整合一切可团结的资源，不激进，不消沉——就是那句歌词：“平等团结互助合作，努力干一起干，共同发展”。
这些年来，打工群体总的生存状况也是在不断改善。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或许也打破了不少人的幻觉。我们朴素的、艰苦的、活生生的劳动，终将是我们存在的力量。我们不是在想象中前行的，我们在现实的碰撞中塑造我们自身，寻找我们的希望。
（北京新工人艺术团）
王洪林：打捞劳动者的歌
一、边缘、核心、边缘
石器时代，劳动者图画、话语、歌曲开始在九州各地大分散、小集中，和史官文化相比，民间田野创作一直靠边，1949-1979年以工农兵为主的创作和描写工农兵为主的创作，一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核心，然后又沦为边缘。万年人类发展史，群众文艺被边缘化，实际解读是劳动者的权益被剥夺。
（一）边缘和准边缘
四川盆地沱江西岸孔子溪、苌弘溪流域洞王沟，是一座万年历史的天灾人祸博物馆，位于资阳市南20公里。共得生态写真、先民素描、字符刻痕、天灾人祸、造福避灾、生产自救、生活题记祠碑墓碣84则：生态写真4条、洪灾5条、旱灾5条、地震1条、兵灾2条、水利6条、生产与生活习俗74条。从石器到铁器，跨度万岁，连续千年，尤其1008年北宋村民开吉宅石犀牛镇压水怪起，题记代代接力，没有一个时代中断过。
在这座天然博物馆中，万年藏品丰富，打卦石、鸡冠石、吉宅石、天干石、知县石矗立溪边，无声地述说细石器时代原始森林自然生态环境清幽，泣诉公元前26年春犍为地震波及，上山坪、下山坪被震落二溪谷底的往事，清朝又在地洞岩缝形诸文字，与1786年泸定地震相印证；更有大量避兵防御工事，愤怒控诉历代暴徒尤其是蒙满铁骑蹂躏带来的浩劫，以至1814年村民还在修躲兵洞，昭示抗暴必胜信念。两坪二溪一条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仅沟底小溪扎有石河堰，高坡无法浇灌，坡土旱象严重，山民代代痛苦，刻石警世。1951年组织起来，人定胜天，堰库起建，枯木逢春，大灾之年有收成，社员如何不高歌！
这个0.81平方公里的小山沟，只占国土千万分之一，却拥有93个全国之最：赤县最袖珍岩画、华夏首批纵目人像、中国天灾题记第一库、九州最密集农民石刻群、传统纪年海天俱全第一村、生命共同体最浅显的见证、中国字码最早刻石处、中国最早的山泉自来水石刻、中国石刻最长久的平民作者群、华夏民风最朴素的载体、国内第一洪痕点、天下最早留痕可供实测海拔高程符号处、南宋抗蒙最早刻石处、中华民族自强最早的民间注脚、字库文化别开生面第一炉、圣贤成套域名最完整的全纪录、中国山溪小桥动员民力之最、汉语第一奇石、白话文第一丰碑和汉语新词最密集的村落。
1.赤县最袖珍岩画
华山村菜子沟比苌弘溪澄明宽阔，二溪在华山村挨得最近，相距200米。石船沱深十米，冷森森泛青波。东岸打卦石岩画，一只猴子蹲攀树枝，望着串串圆溜溜的水果，却不知一条蟒蛇爬来，竖头吐舌要咬它。
2.华夏首批纵目人像
苌弘溪西山纵目女像，刻在合意涧宋绍兴泉东十余米岩脚，离地一米多，青石有些风化，头像握拳大小，栩栩如生，形貌昳丽，竖目夸张，十分惹眼。身边乱石林立，荆棘丛生，人迹罕至，未遭困扰。揣摩画面和原生环境，疑为细石器时代较早阶段所刻，距今约八千年，是母系氏族公社作品，女子在画手心目中威仪美好，瞧向地洞，她头上悬崖有个天洞。
3.中国天灾题记第一库
洞王沟天灾记录，在一条小沟几块石包上，单是宋朝就留下8条，1996年《四川日报》披露为陆上白鹤梁。从灾情种类看，重庆只记枯水，仅显旱象；四川则洪旱兼备，内涵更广。
洞王沟有4条宋朝旱象，这么集中，也是全国第一。他们如此重视灾情，事出必然。上下两山坪夹皮沟，一遇山洪，瞬时被淹；一遇大旱，饮水困难。资阳是地震波及区，然而公元前26年3月28日犍为地震和1786年6月1日泸定一场突如其来特大地震，川南也有伤亡，洞王沟吉宅石和地洞便是见证。山民吃饭靠天，无力回天，敬畏神灵，灾情缓减，归功于神，烧香还愿，刻石庆幸，就很正常了。
4.九州最密集农民石刻群
中国石刻，多为知识分子产物，洞王沟农民石刻是宋朝极盛，历代连续，1997年提出农民石刻群这一全新概念。0.81平方公里刻记98条，出自脱盲农民手笔，每平方公里121条，它在九州农民石刻里密度最大。
5.传统纪年海天俱全第一村
汉武帝开启年号，配以干支，称用方便。万一缺损个把字，可据前后文意补全，这是中国纪年大大优于公元纪年之处。两千年历史长河中，年号修饰形形色色。1144年，四川大足、汉州、彭山7处用天元甲子指代绍兴甲子。资阳洞王沟也有天元丙寅，即1146年绍兴丙寅。更为奇特的是，洞王沟石刻还有海元绍圣三年的用法。古有天地人三元，可从没听说有海元，富于创新的洞王沟人为宋哲宗挣来一顶桂冠，成了传统纪年海天俱全第一村。
6.生命共同体最浅显的见证
天洞《避兵洞缘由记》文约事丰，详略得当。九州石刻题记多啦，像这样不分贵贱记下全体当事人姓名的，别处尚未发现。安岳大足石刻有匠人题名，却无运力题名，真把脚夫一视同仁留名的，只有洞王沟。也难怪，艰危时节，同舟共济，需要团结互助。否则，蒙古铁骑大敌当前，无论哪一个溜下洞去，走漏了风声，谁也活不成。
7.中国字码最早刻石处
《避兵洞缘由记》“民以避，维〡〩人知之”，叙述1238年1月18日蒙古兵一个月几次出击，人避入悬崖天洞，只有19人知道。记账字码发明，北宋司马光笔下零星使用；南宋洞王沟刻石，这是中国字码最早刻石处。
8.中国最早的山泉自来水石刻
上山坪东段，洞王沟西端，1141年绍兴井泉涌出，笕水食用。题刻上方有人字形分流防水槽，规避山水漫溢，保护铭文，这比大足石刻宝顶山人字槽早百年。
9.中国石刻最长久的平民作者群
绍兴十六年五月十日好、十一好，把好解释为祷，十年才明白祷字繁体18画，村民不会写，又想把大灾告诉后人，情急之下选个音近易写的字来替代。宋朝文化素质普遍较高，才有洞王沟石文化奇观，1008-1238年12人刻石留名。元明清民共代代接力，争取治水年丰。面对这些蕴藏着重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价值的石刻群，浮现出满手老茧满脸酱赤的农二爷，披蓑衣戴斗篷抗山洪；光胴胴光胯胯抗大旱，把战天斗地的不屈的山魂用捏惯了锄柄的手，拿錾子嵌入石头。一看他文化浅写别字，苦瓜脸皱起麻花儿绞绞，又无人帮忙，就不由得考古工作者肃然起敬。他老人家字都难写，却急切地踮起脚后跟儿把天灾诉诸文字，免落荒烟，这是何等的天心民心史心哟。
10.国内第一洪痕点
11.天下最早留痕可供实测海拔高程符号处
居清和尚记录洪痕，使用一个圈把水字围起来，这和科学方法一条线加三角形虽有精密度差异，但是如找圆心，应该区别不大，我们称为天下最早留痕可供实测海拔高程符号处。
12.南宋抗蒙最早刻石处
1238年1月18日，北军杀入洞王沟，2月1日兵退，村民刻石。以前，骑兵刚在成都杀死140万人。以后，屠夫们兵分数路，一路顺沱江南下，由元帅塔尔海纠合，10万铁骑围攻资州。可见，洞王沟19个村民避兵，是躲得有理，活得悲壮！
13.中华民族自强最早的民间注脚
宋朝封建经济文化全面高涨，然据《宋史》记载，戍边战费耗掉国库大半。1234年1月6日，资阳东街寿圣院立了诉讼碑，1992年夏出土。和尚纯如状告资阳县丞厅吏乱收大额钱，经资州理僧司所判决，寿圣院僧胜诉。可见官府还能为民做主，僧是特殊的民。寿圣院和洞王沟刻记可做古代民族关系史的注脚，尽管它是那样渺小无名。
14.字库文化别开生面第一炉
宋朝洞王沟字库在中国敬惜字纸的文化俗信中摇曳生姿，别开生面。一般字库选址占地修建砖石结构建筑实体，唯独洞王沟人将就一块从下山坪滚落沟谷的石头抠个坑，就可以送字纸进去焚化了，这是巧借地利，不占田土，综合利用闲地一法，在全国也不多见，所刻对联更是新颖别致，富于文化内涵。
15.圣贤成套域名最完整的全纪录
在洞王沟石刻群的外围，以苌弘村为中心，孔子溪、苌弘溪等一套套访弘域名嵌入南乡山水，体现圣人孔夫子和贤大夫苌弘师生情缘，二溪匹配为地名，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而且纳入自然地名、行政区划域名，成为圣贤成套域名最完整的丘陵农区。
16.中国山溪小桥动员民力之最
孔子溪中游老鸦滩，1889年修建苌弘桥，一名长虹桥，桥不大，1018户凑银1874两、钱138760文共襄善举，成为中国山溪小桥动员民力最多的地方。
17.汉语第一奇石
洞王沟天干沱西岸有两块天干石，宣和石珍贵无比：“壬寅年宣和四年七月初七日天焊，和村众户淘天井水，至晚立时有雨，十四日立便还愿，澄记耳。”短短38字，居然有众户、立时、立便3条语源。
（二）核心
小农自发刻记，处于边缘地位；小农集合起来，借助公权，以及人民公社社员刻铭，那就是地方文化核心圈了。
1.白话文第一丰碑
忠义场上山坪敲钟坳王倎堰，1952年划归丰裕镇七星村，有民国《资阳县县政府为出示禁止事》：“照得此堰蓄水灌田种藕蓄鱼，禁止滚牛洗澡践踏藕叶藕花、私开水阙、毒鱼取鱼。倘有不遵，被人拿获，准予指名控案，严惩不贷。切切毋违!特示。遵。县长赵国泰，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七月五日。刻上山坪，照出勿损。”有堰、洗澡、准予、严惩不贷4条语源，碑刻背面又有以免、属民比辞书引例早。
2.汉语新词最密集的村落
洞王沟石刻语源夺73项全国之最，诸如开、立时、立便、迎人、众户、运力等词，为汉语言文学推前了语源材料，有些比辞书引文早700年，使《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刷新例句。这些文句仅限洞王沟本部，相邻敲钟坳《敲钟村志》谱牒碑词拾零140条未计，开外《资阳敲钟街志》所录也没算。而这些都是洞王沟农民常用语啊，是他们刻石语汇库。
3.华夏民风最朴素的载体
洞王沟岩石上百姓自刻的生产与生活习俗，千古一脉，货色地道，难能可贵。资阳南乡石文化中，洞王沟品位最高，活泛而又深沉，它的书记官是山民，是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他们的刻记，经历几十个皇帝不见讴歌；惟有毛泽东时代，他们刻下一把手锤，纵情欢呼“毛主席万岁”，是主席破除迷信，指引人民兴修水利，一扫万年愁云苦雨，分得田地，民心欢慕，干劲冲天，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由衷赞叹：“水为农命脉，建设日日新。惟望毛主席，永远放光明。”神仙皇帝靠不住，人民救星见真情。
我们应该积极呼吁反映和歌颂劳动者的文艺作品重新热起来，这是一种历史责任。
二、当前文化领域出现的问题和我们的思考
毛主席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一万年里，只有三十年人民文学、人民文化被尊奉为领导核心思想体系，其余时段要么一任它们野草闲花不计年，自生自灭只等闲，要么阉割、掠美、打压排斥草根文明。1979年以后，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逐渐淡化工农兵主人翁地位，导致三十多年来民间文化、群众文艺处于低潮。
重申劳动者对文艺的主导权，只能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时候。个体、私营经济占据主体地位的今天，做工文学也有人提，作为贵族文学的花边来点缀，好比大鱼大肉吃腻了，召唤时鲜蔬菜、泡菜爽爽口，解解油。然而，马列毛主义文艺论者绝非悲观厌世论，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共产党执政的机会，合法宣传和引导真正的人民文学、群众文艺分量加码，深入基层，感召骨干，动员更多具有创作潜质的百姓写作队伍，为劳动歌唱，为劳动者立此存照，冲破夜枭的怪调，发出流莺般清丽婉转的鸣声。
三、结语
洞王沟直接记录灾情，就是群众文化、人民文学。它如实记下旱情，同时又记有洪情，足资参考，可以说是地方洪旱资料库。洞王沟准博物馆和农民石刻群是座多宝塔，伴以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充分反映了山民战天斗地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具有重大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价值，胜似民俗博览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出版《洞王沟志》引起国人注目，2002年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政府公布为水文保护单位。
四川盆地二溪流域这个相对封闭的自然区位，劳动者关起门来自娱自乐，记录身边的故事，传承生产经验、生活阅历，这实在是一件趣闻。没有太大重压的时候，小农可以浅唱低吟。组织起来的人民公社，终于把抬狗求神、跪地祈雨的焦躁化为兴修水利的壮举，创世歌其始。1968年春，合意水库渠系建设指挥部石匠刻诗讴歌劳动创造的美，讴歌人民领袖，这是做工文学一例。万年石刻，唯一一首诗出自社员之手，开山修水库那么艰辛的创造劳动，却激发出了欢乐的歌，渠系壮丽，豪情满怀。不仅如此，他们还创造了中西合璧的纪年法，真是卑贱者最聪明啊。几十年后，工农劳苦大众文艺被边缘化，田野里再也看不见农民发自肺腑的劳动者之歌了，外出民工能文者也多奴工呻吟，这是值得反思的事情。时代进步，呼唤反映和歌颂劳动者的文艺作品重新热起来。思考当前出现的问题，在于劳动者丧失了主人翁地位；重申劳动者对文艺的主导权，党组织应该通过各级工会组织，把劳动者中间的创作队伍凝聚起来，加以领导和指导，为建设美好家园发出不同寻常的清新刚健之音，和声鸣盛。
（2013-4-30成都合江亭）
黎亚彬：唱响当代中国劳动者的歌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的劳动者正处于一种暗无天日的境地之中。远的、特殊的不说，今年5月2日人民网就报道了一则“重庆某公司让大量女员工跪地围着解放碑爬行”的新闻。虽然渝中区警方称“该事件系附近某化妆品公司对员工进行的‘挑战压力课程’，警方已对其劝离，并对公司组织者进行批评教育”，但事件本身却深刻反映出当代中国劳动者的悲惨地位与可怜形象。
现在的中国，各个公司、资本家、大老板们为了发财，无不以各种方式、技术，以“挑战压力课程”的名义，对劳动者进行某种邪教灌输式的洗脑。这种现象在现在的中国非常普遍。作为一个人，可以跪天、跪地、跪父母，但该公司的这些劳动者们在跪什么？有必要这样来“挑战压力”的吗？与其说这是“挑战压力课程”，不如说是“放弃尊严，甘愿做金钱、做别人奴隶的洗脑课程”吧？这些劳动者遭遇如此巨大的侮辱和伤害，却不自知，或者明知如此但为了赚钱仍要如此，这反映出当今中国劳动者怎样的一种精神面貌与悲惨境地？
因此，必须唱响中国劳动者自己的歌曲，让中国劳动者重新认识到自我，恢复自信，努力争取实现一种平等的社会权利，实现一种作为人的真实的自由与解放。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说到：“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宣扬耻辱，使耻辱更加耻辱”。“为了激起人民的勇气，必须使他们对自己大吃一惊”。毫无疑问，我们高唱劳动者的歌曲最好也能起到这种作用。只有让我们广大的劳动者们真切地感受、认识到自身所承受的这一切不公平、不平等，才能让其觉悟起来，不再忍受这一切不平等，而努力争取和建设一种符合自己利益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而劳动者的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与实现，劳动者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与解放。
不可否认，中国大多数劳动者的思想仍处于一种失去自我的蒙昧境地。正因为如此，劳动者阶层中的一部分甚至不喜欢反映自己心声、意志和需要的歌曲，而只是沉迷于金钱与享受之中，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升官或者发财，出人头地。他们不知道，也没有去想：为什么自己没完没了地劳动，换回的只是没完没了的贫穷？顺从、卑躬屈膝和任劳任怨的结果只是遭受屈辱、殴打、通货膨胀、扣工资和贫穷失业。我们需要高唱劳动者的歌曲，鼓舞劳动者的士气，提高劳动者的认识。必须让劳动者们知道，如果他们只是这样简单地劳动和生活，不去消灭导致自身困苦的根源的资本雇佣生产方式，不去寻求建立另一种更为公平合理的社会主义企业制度、生产方式，自己就只能永远这样永不翻身地贫穷、困苦和卑微着。只有努力争取建立一种属于劳动者自己的社会主义企业生产方式，劳动者们才能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迎来自己的富裕和新生。
作为文艺的劳动者歌曲，无疑是具有阶级性的。所谓阶级性，并非是强加而来的教条和锁链，而是现实的生产与生活的真实体现。在当今中国资本主宰一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阶级是被动的群体，在现实物质利益的生产与分配上处于不公平的弱势地位。因此，在劳动者歌曲的创作和演唱实践中，我们中国新左翼的文艺人士要有自己的脊梁和骨气，可以克服既得利益阶层的威胁和诱惑，从自己独立、完善、坚韧的人格与良心出发，为我们最普通、最可爱、最真诚的劳动者服务。唱响劳动者的歌，必须从劳动者的立场出发，切实反映出劳动者的真实生活与面貌，道出劳动者的心声，发出劳动者内心深处的呼唤。
唱响劳动者的歌曲，进行劳动者歌曲的创作与演出实践活动，人们通常会想到红歌，想到所谓“重庆模式”，想到文革。事实上，一首好的优秀的劳动者歌曲，的确能够起到鼓舞人心，激励行动的作用。高唱这样的歌曲，必能激发劳动者寻求更高理想的热情，形成某种社会合力。如果劳动者的这种热情和行动是正确的，社会效果是良好的，那不正是我们社会和人民所希望的吗？显然，问题不在于这种类似“唱红歌”活动的必要与否，而在于我们通过这种活动为劳动者们提供了什么样的信息。就像文革一样，文革的问题并非在于文革本身，而在于参与文革的人们缺乏科学的理论知识，进而导致在具体行动中产生一系列盲目、歪曲、扩大化、无组织、无纪律等错误。
因此，组织创作劳动者的歌，应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思想。劳动者歌曲必须是劳动者的自由与解放之歌，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之歌。新左翼的文艺工作者首先要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才能通过劳动者的歌把科学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信息传递给我们广大的劳动者，从而才能在广大劳动者的身上产生无限的“正能量”，让其造福于自身、社会和人民。
现今中国的社会政治非常复杂。许许多多的别有用心之人均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来阻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以各种方式、名堂来歪曲、误解马克思主义，从而达到其继续剥削、欺压劳动者的目的。一些政治势力的打压、误导与歪曲，无疑是劳动者歌曲被边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在劳动者歌曲的创作中，中国新左翼的文艺工作者除了要克服既得利益阶层的威胁和诱惑之外，还必须有一对火眼金睛，可以看得清这一切的是是非非。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是基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所产生形成的一整套社会科学体系。所有一切与此相忤逆的观点和思想必然都是不科学的，或者是假的、骗人的，必须从劳动者的歌中予以坚决清除！
唱响中国劳动者歌曲，也要秉持一种开放、进步、文明与科学的思想精神。只有这样，劳动者歌曲才能破除种种羁绊，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显然，劳动者的歌曲可以怀念过去，但不能鼓动回到过去；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但不能把毛泽东及其思想神圣化、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普遍发展、联系着的，没有静止、绝对的事情；国际歌也讲，这世间没有救世主！因此，唱响劳动者歌曲，应该拒绝神道教、救世主的思想，避免简单的计划经济加伟人、加大同思想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唯心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主张一切依靠劳动者自己的努力，在科学与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建设现实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础，决不是要求所有劳动者都要无私奉献的道德乌托邦，更不是某种宗教幻想。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让劳动者可以自由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社会生产，从而实现劳动者的自由与解放，实现人和生产力的解放，进而实现全人类解放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这种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的扬弃与否定的结果。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制度一出现弊端之时，随着人类的社会科学理论思想的发展而随时可以实现的事情，决不是资本家以及那些别有用心之人所宣称的什么遥远的、上百年以后的事情。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决不追求某种不现实、不科学、遥不可及、虚无缥缈的东西。
建议中国新左翼的文艺工作者们好好研究、看看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当年马克思所处的德国的情况，与现在中国的情形基本差不多。马克思在该文中所描述的在当时德国的情况下实现劳动者阶层的解放事业也非常吻合于现在的中国，非常准确、生动、科学地描绘、论述了实现劳动者的共产主义事业目标所应采取的态度、作为、本质和精神。正如马克思在该文中所言：“在德国，不消灭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消灭。彻底的德国不进行不从根本上开始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他就不能消灭自己”。“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只有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动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似的空想”。
我们相信，只要秉持一种科学正确的思想和精神，当代中国的劳动者就一定能够唱响自己的歌，走出被边缘化的状态，走出自己的歌甚至不被自己喜欢和乐见的窘境，突破重围，迎来劳动者的新生，迎来整个中华民族的新生。
（2013-5-20海口）
韩非：劳动者应成为文艺作品的主角
今年5月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71周年，主席在讲话中说：“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文艺作品历来承载着开启民智，启迪思想，团结人民，鼓舞斗志的作用。上世纪兴起的五四运动，文艺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曾经唤醒无数麻木沉睡的人们；战争年代，那些鼓舞人们斗志的文艺作品，更是激励着人们战胜侵略者和反动派。
改开以来，劳动者渐渐地淡出文艺舞台，越来越被边缘化。即使仅有的一些以劳动者为主角的文艺作品，也是将他们世俗化、庸俗化，用反崇高的手法将劳动者描绘成精神萎靡，价值迷失的一群人，带有浓厚的颓废色彩。导致文艺作品这种社会主义人文精神迷失的原因与现实有着深切的关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各种思潮粉墨登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成了现今文艺作品中的主角。有些文艺作品对社会道德和价值体系进行随意地解构，消解甚至颠覆人们原有的价值观；一些历史剧天马行空似地凭借主观臆断任意“戏说”过去的革命史，颠倒黑白地篡改历史。有些曾经的英雄人物，被一些文艺作品重塑后，竟然变成被嘲弄的人物。
我们这个社会物质财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而每一样财富的获得无不是劳动者辛勤劳作的结果，劳动创造了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劳动者理应成为文艺作品的主角。
（2013-6-1成都）
杨猛：认识新工人艺术团随笔
谈起音乐，我是一个比较落伍的人，很少听音乐，更谈不上欣赏了。在我的生活中一直都喜欢安静，对音乐的美还一直停留在大山里时而打破宁静的民歌题材上。无论是春耕还是秋收，哪里有集体劳动，哪里就有幸福生活的音符。但这一切，都将成为模糊的记忆。
在新工人艺术团的实践中，不断发现工人的需求并身体力行尝试去解决，所以相继成立了同心实验学校、同心互惠公益商店、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流动的心声儿童项目、同心创业培训中心、新工人网、工友之家社区工会、同心女工合作社、研究出版及倡导活动。
（2013.5.18北京-新工人艺术团）
张明涛：为劳动者歌唱
题记：2011年11月21日—2011年11月23日，孙恒在成都三所高校（四川农业大学，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和四川大学）举办了主题为“劳动与尊严”唱谈会。所谓唱谈会，即边唱边谈。一把吉他，一把口琴，既有质朴感人的歌曲演唱，也有真诚深情的语言交流。形式虽简单朴素却新颖活泼，深深感染了现场每一个人。
作为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我全程参与了孙恒唱谈到成都的三场活动。尽管我早已听过并熟悉孙恒的音乐作品，而且几乎可以唱出他的全部作品，但是仍然被他的现场所感动。我想这就是音乐和思想的魅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伴着全球化进程像一波无法拒绝和阻挡的大潮，汹涌的冲击着每一个中国人。随着改革越来越深入，中国发生了从经济体制到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变化之一就是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继而是全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不再依据劳动和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而是依据他所拥有多少财富。当代中国彻底沦为了一个以资本为最终评价标准的社会，以致于需要最高领导人站出来告诉人们要“八荣八耻”，“尊重劳动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道德”。
当中国日渐与世界接轨，也就日益被这个世界的强权国家的游戏规则所支配，大多数人的头脑被资本填充，价值观被置换。这个过程明晰的显现在大众文化，尤其是流行音乐领域。在最初发生转变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是困惑和迷失，“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之后空虚与无奈，“何不游戏人生，管他风风雨雨多少年”；“止不住的思念，挽不回的改变，早知道当初多赚点钱”；再之后是沉沦与堕落。
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时代，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分化剧烈，但是上至国家领导，富豪大款，下至小资白领，平头百姓，好像都处于一种焦虑、郁闷和忙碌的状态（俗称焦郁碌）。好像不在这种迷茫中焦虑就得在那种迷茫中焦虑；不在这种痛苦中挣扎，就得在那种痛苦中挣扎；不在这种空虚中无聊，就在那种空虚中无聊。
音乐原本产生于人们的生活，产生于人们的生产之中，反映着人们的生活生产和思想感情，起着真实记录历史、促进人与人的团结、振奋和鼓舞人心、激励人们前进的作用。但是现在多数音乐丧失了它的思想性，只有娱乐的功能，对人们的作用只剩下刺激、诱惑和麻醉。最终只能作为一种商品被制造和贩卖。这也是音乐越来越缺少活力，人们越来越不喜欢现在的音乐的原因。
《劳动者赞歌》是孙恒改编自一首韩国民谣，在这首改编的歌里，孙恒唱出了劳动者的艰辛，唱出了劳动者的尊严，唱出了劳动者的贡献，唱出了劳动者的力量，唱出了劳动者的希望。这也是孙恒所有音乐的主要基调。
离开了亲人和朋友，踏上了征战的路途，
为了生活而奔波，为了理想而奋斗。
我们不是一无所有，我们有智慧和双手，
我们用智慧和双手，建起大街桥梁和高楼。
风里来雨里走，一刻不停留，
汗也洒泪也流，昂起头向前走。
我们的幸福和权利，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
劳动创造了这个世界，劳动者最光荣！
从昨天到今天到永远——
劳动者最光荣！
《打工打工最光荣》这首歌是孙恒早年的作品，这首歌的冲击力非常强，在一个全社会普遍存有对打工者歧视的背景下，只有他大声高唱“打工最光荣”！在一个全社会都把打工者当做弱势群体来看到的时候，他看到了打工者身上所具有的顶天立地的力量。整首歌曲没有任何一点自卑、自怜和自暴自弃，有的是作为城市建设者的自豪自信和自我认同。如果有机会在工地上听孙恒给工友们唱这首歌，你就会发现工人当中蕴藏的积蓄已久的力量！
打工、打工、最光荣！嘿！
打工、打工、最光荣！黑！
打工、打工、最光荣！
高楼大厦是我建，光明大道是我建；
脏苦累活儿是我们来干，堂堂正正做人
——凭力气来吃饭！
我们是新时代的劳动者，我们是新天地的开拓者；
手挽起手来肩并着肩，顶天立地做人
——勇往直前！
劳动者在这样的时代要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目前还只能是一种呼吁，不可能成为普遍的现实。所以，当人们不能正确看待劳动的意义和价值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劳动者首先自己要看得起自己，要互相尊重彼此同为劳动者的工友。大家要有“我们是一家人”的观念，意识到无论我们来自哪里，无论我们干的是哪一行工作，无论我们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只因为我们一起出来打工劳动，我们就有着共同的诉求和利益。所以《天下打工是一家》这首歌的意义就很重要，这是启发工人阶级意识的重要一环，当我们劳动者认可了自己，认可了和自己相同的工友，我们就要互帮互助，团结一心，争取属于我们的权利！
你来自四川，我来自河南，
你来自东北，他来自安徽；
无论我们来自何方，
都一样的要靠打工为生。
你来搞建筑，我来做家政，
你来做小买卖，他来做服务生；
无论我们从事着哪一行啊，
只为了求生存走到一起来！
打工的兄弟们手牵着手，
打工的旅途中不再有烦忧；
雨打风吹都不怕，
天下打工兄弟姐妹们是一家！
认识你的时候，已是在你干完每天十三个小时的活儿以后。
大伙儿都管你叫彪哥，你说这是兄弟们对你习惯亲切的叫法。
喝醉了酒以后，你说你很想家，
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维持老小一家——安稳的生活。
每天起早贪黑，你说你感到特别的累，
你说你最痛恨那些不劳而获的家伙，
他们身上穿著漂亮的衣服，却总是看不起你。
你说究竟是谁养活谁？
他们总是弄不清，他们总是弄不清这个道理。
一天天一年年，就这样过去、、、
你拥有的只是一双空空的手、、、
你总说也许明天日子就会改变，
可清晨醒来后，仍得继续拼命地干！
认识你的时候，已是在你干完每天十三个小时的活儿以后．
……
远离自己的家乡，走进城市打工的劳动者当中不只是那些年富力强的中青年男性工人，还有一些活跃在生产第一线的女工，比起男工的辛苦，她们承受的压力和负担可能更多。除了工作的辛苦，还有照料家庭的艰辛，除了工作当中的委屈，还有社会的欺辱。《生命之歌》讲述了一个女工所遭遇的悲惨故事：
一个女工横穿马路，公共汽车赶紧急刹车。车上有一个妇女，为她的朋友买了一个生日蛋糕，因为急刹车就把这个蛋糕给坐坏了，她就让司机赔，可司机说这是那个女工的责任，然后他们下车就把月英强行地拉上车，要把她拉到汽车站去。车里的人不但不理解，还说了一些歧视性的话。说你一个农民，不在家好好种地，跑到城市里干吗？然后让她赔钱，这个女工在汽车行驶的过程当中无法忍受这种屈辱，就跳车自杀了。为了纪念这个女工，孙恒写下了这首《生命之歌》，
生命可以无奈和简单
但不能没有尊严
大地从未沉默不语
只是没有听见她的声音
千百年来你的呼喊
在我心间从没改变
正义自由之声将永远
永远流传在这人世间
我们远离自己的家乡，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
我们同样渴望知识的海洋和明媚的阳光！
我们彼此都来自四方，就像兄弟和姐妹一样，
那红色的旗帜在心中飘扬，我们在这里成长！
我们彼此都来自四方，我们怀着相同的渴望，
我们渴望知识的海洋还有明媚的阳光！
那红色的旗帜在心中飘扬，我们从这里开始——飞翔！
在歌曲的内容之外，孙恒也在形式上（作曲和配器方面）进行新的尝试，无论在音乐创作中做何种突破，他都只围绕着一个核心——思想表达的效果。他追求音乐表现的丰富，同时又反对音乐的繁琐，通过对这种矛盾的把握，提升音乐的表现力。他的新歌《我的吉他会唱歌》和《为什么》就是这样的作品。抛开贝司、鼓和键盘，配器简单到只有吉他和口琴，在《为什么》中，歌手对现实社会中各种矛盾现象的追问，一字一句的进入听众的耳朵和内心，迫使每个听众都不得不跟着歌手一起反思当下的这些时代难题。为什么盖了一辈子楼房的人住不起房？为什么医疗水平不断提高，看不起病的人却越来越多？为什么经济飞速发展，贫富的差距却越来越大？为什么科技进步，人们的关系却越来越差……这些问题是如此普遍，几乎每个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都能有所体会。
为什么高楼越来越高
盖楼的人一辈子连个房子都买不到
为什么医疗水平越来越高
进不起医院看不起病的人越来越多了
哎呀为什么？为呀为什么？
为什么呀为什么？为呀为什么？
为什么教育都和世界接轨了
孩子们上学却越来越难了
为什么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人和人的关系却越来越糟糕
为什么物价不停地在上涨
可怜我口袋里的工资却永远也赶不上
为什么经济飞速地增长了
贫富之间的差距却越来越大了
为什么穷人越来越穷了
有钱的人有闲的人却越来越麻木了
为什么物质生活越来越好了
我们的精神和内心却越来越空虚了
从音乐风格上说，孙恒对民谣是有明显偏爱的，尤其是对地方民歌和地方方言的重视。孙恒的音乐从形式上区别于流行音乐也正在于此。不是流行歌手不唱民谣，而是他们对中国传统社会当中丰厚的音乐资源没有任何表现和继承。种种流行于市面的音乐丧失个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脱离实际，既没有传统的延续，也没有现实的根基，所以难免沦为都市的文化快餐。难能可贵的是孙恒将新工人的观察与思考融合于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民谣之中，这也成为他一个独特的音乐创作印迹。《为什么》、《团结一心讨工钱》、《我的吉他会唱歌》这些歌曲或是用陕西方言演唱，或是改编地方民谣，《我的吉他会唱歌》这首歌活泼生动，语言俏皮幽默。而在音乐高潮来临之时，那突然的爆发却又力量十足！
我的吉他会唱歌，它只把我的心里话儿说
他不唱富人有几个老婆，也不唱美女和帅哥
它只唱咱穷哥们儿的酸甜苦辣，它只唱咱自个儿的真实生活
它不唱谁家又发财致富，也不唱谁摸着石头渡过了河
它只唱风雨里奔走的人们，它只唱流浪的人儿四处漂泊
它不唱晚会上的靡靡之音，也不唱剧院里的高雅之歌
它只唱黑夜里的一声叹息，它只唱醉酒后的放荡之歌
它不唱天使、公主和鲜花，也不唱八条腿的猪逍遥快活
它只唱大地、山川和人民，它只唱你心中愤怒的烈火
其实不管把孙恒与哪个歌手对比，如果只是为了把他们比出个高低上下，这种比较就注定没有任何意义。但如果通过对比，能够发现他们各自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我想也是有意义的。
回顾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自从资本主义出笼，西方世界就展开了对全世界的扩张，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哀鸿遍野，一个巴掌大的国家竟然能够建立“日不落帝国”。19世纪的确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人的世纪，这个世纪的主题是侵略与抗争。中国在近代的灾难就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也是对这种资本主义最强烈的抵抗，他是资本主义最后一个没有攻克的堡垒。
经过百年抗争，中国终于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又经过三十年的努力，中国成为世界上抵抗帝国主义最坚定的力量。但是在这最好的历史机遇面前，我们自毁前程。再经过三十年，中国彻底沦为资本大国的加工国，中国的劳动者承受着来自国际国内的双重资本压迫。
客观的说，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方式与19世纪明显不同，也更“高明”。虽然他们并不放松军事的优势，但却并不主要依赖军事手段，他们更主要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手段对世界进行新的掠夺，在歌舞升平之中就完成了对世界的新扩张。
放眼全球，唯一有条件进行深刻而有效抵抗的好像又只有中国，而中国是否有希望又在于亿万劳动者是否有希望，而亿万劳动者的希望又在于劳动者是否有力量，劳动者的力量来自于劳动者的团结，劳动者能否团结又在于能否形成劳动者的自觉意识。除了劳动者本身的生产实践和生活经历，文化是促使自觉意识产生的最重要手段。在这种社会现实面前，孙恒的音乐对这个时代做出了最积极的回应。
对于有些人来说，判断一个人或一个事件的价值和意义不是依靠自己的眼光去辨别，而是需要通过别人来“指导”；他们通常对那些已经逝去或是过往的伟大人物和伟大事件充满崇敬与向往，却对正在发生的历史视而不见；他们对别人的事业赞叹钦佩，却忽视了自己的能量。行文最后，还是用孙恒的一首歌来结束，《我们理想终将实现》！
我们手牵手，我们肩并肩，我们团结一心走向前。
哦！穿越迷雾，穿越艰险，我们理想终将实现！
前途一定很艰险，旅途一定会孤单，只要我们大家心相连。
哦！擦去眼泪，莫要伤悲，我们理想终将实现！
为了明天的自由，为了理想而奋斗，为了正义的歌声传遍全球。
哦！不怕艰险，坚定信念，我们理想终将实现！
Weshallovercome
Weshallovercome,someday
O,deepinmyheart
Idobelievethat
Weshallovercomesomeday
（2013-5-25成都）
江天：“快乐星期天”的故事
——一个群众性合唱团的故事
去年，偶尔遇到几个拿着乐器，正忙着去公园排演的老人。我随口问他们，象这样自发的群众性合唱团，在成都大概有多少？老人皱眉想想说，估计有30多个。今天，可能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甚至若干倍。群众合唱团，这是个非常活跃的群体，几乎在成都所有公园都有这样的合唱团，有的还不止一个。这些老人怎么走到一起热闹地唱起来、都经历过哪些事情？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为此，我最近作了一个采访，听人民公园“快乐星期天合唱团”组织人陶老师讲他们团的故事。
要说他们是老年合唱团，其实也不尽然。他们团不仅曾经有过中青年人积极参与，日常来去的青年学生等也不少。我们几个同伴，大概也算其中之一。几年前，四川音乐学院的几个学生偶尔看到他们不俗的合唱，就曾经主动邀请来一个班的同学，带着演出服装，拉着自己的班主任，一起在三圣乡大型农家乐的舞台跟他们联合搞过演出。陶老师说，当时的演出非常成功。只是，一般年青人因为各自工作等事情忙一些，不一定固定得下来。他们团固定在人民公园唱歌的，现在大约上百人。其中有教师，有退休的老总，有高级知识分子，有公务员和普通工人，退休的文艺人员，也有从事家政服务的临时工等外来打工者。甚至有从外地来成都度假和探亲的人，来公园游玩时，被她们的歌声吸引和感染参加进来的。
“快乐星期天合唱团”已经热热闹闹的唱了十年了。眼下正面临一个从没遇到过的坎，就是陶老师要回家带孙子了，不得不把自己苦心经营了十年的担子交给其他人，近一阵她正为这事情操心。我问她怎么会十年都是“一言堂”呢？她说，大家都很支持她，她也熟悉唱歌这个事，也最投入。说起来他们是比较幸运的，十年来从没遇到过什么特殊的困难，也没听参与唱歌的人，谁遇到过家里反对什么的。陶老师家里的事情，在星期天都是被一概推掉的，都要为她按时到人民公园让路。大家忙乎快乐唱歌的时候，对组织人可不仅仅是带着大家唱、给大家当指挥，还有经常在网上选择歌曲，打印歌单，教大家唱歌，还教大家一些简单的唱歌方法，每次找人帮忙去公园存取寄放的小凳子，有时候还得为资金费心等等，好多杂事呢。但是，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唱歌，确实是个令人愉快的事情。陶老师对这十年的努力感到非常满意。也希望有热心人站出来，当然她也会积极支持的。
——祝“快乐星期天”继续快乐下去！
（2013年5月9日成都）
老摩：听“草民”谈歌
古代有很多吟游诗人，今天我们的生活中，仍然有这样的民间歌手。而当今的民间歌手，已不再给大家讲古代的传说和故事，他们的自发吟唱，除了对个人感情的抒发外，还立足大众的实际感受，对当今社会那些负面的现象提出自己的批评。我们任何人，只要你能上网，都能随时看到他们争奇斗艳、五彩缤纷的作品——这些原生态的人民群众的作品，今天已经完全脱出牧歌时代对英雄的赞颂、对苍生的哀怜、对爱情的向往，而成了一种更加清醒而富有责任感的网络民声。
2011年，温州“7-23动车追尾”事故发生以后，网络上很快出现一些反映公众对此事件感受的歌曲。我听了其间的一首《寒心的奇迹》，歌曲虽然改编自另一首很有名的歌曲，但词作者站在普通老百姓立场，痛骂了那些无所用心的官僚们。
此前，我知道，网络上这样自发的歌曲创作，不少是创作者自发的一些调侃，例如雪村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就显然反映了民间对雷锋这个榜样的复杂态度。但这首歌，已经有了自己鲜明的大众立场，它明确地表达了民众对当前某些官僚失职的强烈憎恨。联系到当前我们主张的舆论网络监督和网络反腐的日益活跃，这实在让人感到鼓舞。
就因为这个原因，我稍微留意这个歌的来历。结果后来终于知道，这个歌还非来自一个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他们有多少人无从知道，但他们有个网站，叫“草根影音坊”。自然就是一群小老百姓了。更令人高兴的是，这次我们搞“劳动者的歌”专题讨论，我通过网络终于找到了这个“影音坊”的发起人，并对他作了简单的采访。
现在，他们的团队不仅在其他网站发表自己的稿子，还建起了自己的网站，就是“草根影音坊”。既发表他们自己的作品，也发表其他爱好者投送的视频稿件。他们自己的主创团队，也发展得不错，现在里面既有业余唱歌爱好者，也有专业歌手。
虽然如此，“草民”在跟我交谈中，却一直自称他们搞的是“歪歌”。我问他，这个“歪歌”该怎么理解？他说：他“一介草民，本来就来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之中。用草民的视野唱社会百态。所谓‘歪歌’，就是没用原版的歌词，只用它的曲谱，而由我们自己改写歌词制作出来的新歌。所以我们这个不是原来的“正歌”，而只能称为‘歪歌’——其实算是老歌新唱吧。”
我特别想了解《寒心的奇迹》的歌词作者是谁。“草民”告诉我，她是“酷6网”的编辑。“草民”他们的视频制作，通常是各司其职，填词制作主要是他和“博陵色色生”等朋友作，但有时也和视频网站合作，听他们出谋划策。现在，除了这些在背后提供帮助的高手们，他们找的一线演唱歌手也主要是比较有实力的歌手，有的是专业歌手，“嘉铭猫”、“小六”、“曼谷小象”、“朵儿”等都是。
干五年了，虽然有时候制作，是含着眼泪完成的，但现在看到他们制作的视频在网络上点击总量过亿，“草民”对自己的事业还是很满意的。他说：“我们不只是为了把这些问题揭露出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作品，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美好。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空话大话，但的确是实话。因为我是一个七岁孩子的爸爸，我希望我们的子女能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世界，而不是生活在一个道德滑坡，诚信缺失，吃着地沟油等问题食品，缺乏安全感，拼爹的不健康的社会。”
我最后故意问他，我们采访你，是为了探讨一下“劳动者的歌”。你认为自己的歌，属于劳动者的歌吗？他说，他没认真想过自己搞的是不是劳动者的文艺，但他确信，自己搞的那些视频歌曲属于草根文化。我笑了一下，心里想问：“‘草根’都是什么人啊？”但没问。
孙恒：自己搭台自己唱戏
我们总是常说“政府搭台，百姓唱戏”
今天我们要说“自己搭台，自己唱戏”
第一届打工文化艺术节
正是我们自己搭台自己唱戏的一次
劳动民众文化实践活动
我们必须自己来搭建我们自己的文化舞台
别人的舞台无论多么精美、多么豪华
那毕竟是别人的舞台
以前
我们没有自己的舞台
所以
我们的声音发不出来
我们的文化表现不出来
有时我们也不得不
或主动或被动地被邀请
到别人的舞台上去
作秀
我们就会被变成
别人丰盛大餐中的
一碟儿新菜
从现在起
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
我们不再幻想依靠别人
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头脑和双手
搭建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舞台
我们要唱自己的歌
我们要写自己的诗
我们要拍自己的电影
我们要自己搭台自己唱戏
慢中子：两个科学家的唱和
按：前年10月，网络上暴出北大校长周其凤为“国际化学年”征集歌曲而创作的《化学之歌》，一时引起轰动。其实，这样的非音乐界人士创作歌曲的事，也非少见。这也是脑力劳动者们歌唱劳动，歌唱劳动者的具体实践。这次“劳动者的歌”文艺讨论会，我们收到两首特别的歌和诗，是我们文艺群“慢中子”教授和一个俄罗斯科学家关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一段诗歌唱和。
“慢中子”既是一个科技工作者，也是一个诗人，还热心歌曲创作。这里发表的《计算机之歌》，是她作为计算机研究者出于对计算机的热爱和思考，对计算机之于人类文明的丰富蕴涵所作的深刻阐述。虽然词句稍觉艰涩，但其间含义丰富深远。此歌曲为今年“国际科学与艺术平衡节”接受。为此，她还写了很长一篇注释。更有趣的是，这首完全中国风格的古雅歌词，还得到另一位俄罗斯学者的唱和，他为此写了《互联网之歌》。
作为脑力劳动者，他们的辛勤工作所带来的丰富诗情和有趣交流，在令人由衷欣羡和感佩之外，对我们普通劳动者的文艺创作，也有深刻的启迪，使人联想起过去的劳动诗歌大赛。非常有趣。
这里略去曲谱，把歌词奉现给大家。
慢中子：《计算机之歌》
万世良愿众生之梦精诚晶智此机天机
系出名门抱负弘深邃密群科瞬息亿演
计算光华普惠大地唯真共享澄涤寰宇
一灯照破千年之暗序速成易灵长更长
再注嘉德莫误机心神器伺服人类伟意
予珍予惜于谢于敬永不为恶正净慧定
忆识之仓互联之网情义之翼光明之炬
历史吉巅无忌之剑炽心纯念慎慎运安
未来之航众妙之窗更向何方文明久常
至善至美亦勇亦毅科学精神大同菩提
（2010年12月25日——2011年4月8日成都）
我钟爱你，网络！
虽然这对于大脑并不新颖
我钟爱你一遍又一遍
当太阳升起
我进入互联之网
期望你臻于至境
如今我们有
互联全球的网络
我们回望很久以前
大海上勇敢的浮舟——
驶抵新的海域
去领略彼处的谧境
如今我们凭意识之流
去近趋人类的大同
作者注：我为《计算机之歌》一诗以及所引述的“信息革命”所打动。在莫斯科以诗相和。
作为一位地质学家而后转为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从1994年就开始用互联网的资深网络交流受益者，我对万维网有很多思考和感受。我2009年4月14日写了这首诗。我们迅速地创建了万维网，但是对随之而来的21世纪的一切，却疏于理解和研究。
（2013年5月3日莫斯科）
附：
「支持红色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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