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笔记曾侯乙编钟：公元前五世纪的乐团扛把子

钟在我国商朝就已出现，最初只有3到5枚，到周朝曾至13枚，战国时发展成61枚。当时的人按

钟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钟编成组，制成编钟，演奏悠扬悦耳的乐曲。迄今为止，中国的考古发掘中出土40多套编钟，但小编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其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质最高的莫属——曾侯乙编钟。整套曾侯乙编钟数量之多、做工之精细、气魄之宏伟，世间罕见，令人惊叹不已，堪称战国时期青铜乐器的巅峰之作，被誉为“国之瑰宝”。

这套编钟为何如此牛X？

现今算是看脸、看身材的时代（你们懂得~），那么我们就先从它的“脸和身体”看起。编钟的钟架高大，由长短不同的两面木架垂直相交组成，长面位于墓西，长7.48米，高2.65米；靠南的一面长3.35米，高2.73米。在木架中有7根彩绘木梁，两端以蟠龙纹铜套加固。6个铜铸佩剑武士和8根圆柱承托住整个编钟，形成上、中、下三层，钟架及挂钩有246个。

曾侯乙编钟共65枚，分为三层八组：上层3组为钮钟，19件；中层3组为南钟，33件，分短枚、无枚、长枚三式；下层为两组大型长枚甫钟，12件，另有搏1件；中间及下层的也称为甬钟。最大的1件通高152.3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1件通高20.2厘米，重2.4公斤，在演奏中能起定调作用，总量重达5顿。

钟上大多刻有篆体铭文，钟、架、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甬钟刻有记事铭文，均为“曾侯乙乍时”5字，标明编钟为曾侯乙所拥有和享用。上层十九枚钟的铭文较少，只标示着音名，中下层四十五枚钟上不权标着音名，还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详细地记载着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标音铭文不仅标示了该钟的悬挂位置，亦标明了敲击的部位及其发音的名称。65枚当中有一枚很是特殊，它是战国时楚惠王赠送的镈，称“楚王熊章镈钟”。该钟通高92.5厘米，重134.8千克，腔体呈扁椭圆形，与其他64枚钟最明显的不同点，在于钟口平整。钟体顶部为蟠龙式复式钮，由上下2对蟠龙对称组成，上面1对蟠龙形状较小，引颈对衔，下面1对蟠龙形体较大，回首卷尾，形象惟妙惟肖，生动传神。钲部两侧以浅浮雕龙纹为衬，每一部分铸有5个圆泡形饰，圆泡凸面上亦浮雕龙纹。

从音效上看，编钟所用青铜是以高纯度的铜、锡、铅按一定比例冶炼而成，钟壁厚度、钟的形制的设计，都达到了完美极至、无可挑剔的地步，如此才保证了编钟绝佳的音响效果。全套钟以人、兽、龙、花和几何纹为装饰，采用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以赤、黑、黄诸色映衬青铜本色，庄重肃穆，精美壮观。当时，小编看着这些的时候，为之一惊啊，没想到制造这套编钟需要懂化学、设计、音乐、雕刻、绘画、铸造等，如此之多的工艺和技术。文字是我们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最好的工具和依据，对于小编来说，相比曾侯乙编钟的制造工艺、音乐表现，最为重要的是铭于钟体、挂钟构件和钟架上的3755字铭文。

挂钟构件的刻铭，因制作困难，修改不易，字体也就不甚规整，笔画深浅粗细不匀，一些曲折钩点均被简单的横直代替。如爬虎形挂钩刻铭，结体紧凑，铁画银钩，一笔一画均能体现出刻画时的节奏和力度，其风格与钟体铭文迥然有别，较为呆拙，显然与其制作方式有关，但它体现出钟铭的另一种风格：遒劲、朴质的美。钟架刻铭，字体亦不甚规整，比较自由，运笔亦不如钟体铭文细匀流畅，每一笔画均能见到刻刀沿字体笔画两侧运刀的痕迹，刻风粗犷，字体因而显得拙朴，风格上与挂钟构件刻铭较为相近。刻铭内填朱漆，在黑色衬底对比下鲜艳突出、引人注目。

虽然周代青铜器铭文继承了商代晚期铜器铭文的书体风貌，但由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是社会大动荡、大转变的变革时期，反映在文化领域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此时铜器铭文也千姿百态，开始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呈现出较浓的地方色彩。

如同属长江流域的春秋晚期《蔡侯盘》铭文，同是以中锋行笔，笔画细匀，字体虽也修长隽秀，但笔道更为刚健，笔画多纵横直书，却少有曾侯乙钟体铭文笔画柔韧的线条。笔画运行形式的不同，便形成两种字体的不同风格。以至于两地书体书风的特征泾渭分明、显而易辨。

即使是与曾相邻的楚国，文化交流借地利之便，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甚深，其书体书风仍如同母异胞，虽有相通之处，最终还是各有特色。如同墓出土的《楚惠王所赠镈钟》，镈钟铭文中“楚”“侯”“乙”等字，仅字体的结构方面就与甬钟同字铭不尽相同、各有特点。至于书体总的情势，则镈钟铭文修长、规整、清秀不如甬钟铭文；甬钟铭文灵活、自由、雄浑逊于镈钟铭文，此是其一。另一方面，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黄河下游的齐、鲁、中山等国以及南方诸国盛行的长形书体，无不对《曾侯乙编钟》铭文有所影响，从而在其铭文书法艺术中打上烙印。纵观甬钟铭文，也可从中窥探到其沾染流行于东南诸国的鸟虫篆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