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李飞告诉贵州都市报记者，这两件精美绝伦的金凤冠一件属于播州杨氏土司杨相的正妻张氏，另一件则属杨相的侧室，不仅体现了播州杨氏的厚葬之风，也折射出偏居西南一隅的地方土司政权的“王权”特征。
历史上遵义长期被称作播州。唐乾符三年(876)，山西太原人杨端应诏收复播州，并开始了其家族对播州的世袭统治。元明时期，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管理制度，播州杨氏土司位居“贵州四大土司”(播州杨氏、思州田氏、水西安氏、水东宋氏)之首，直至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平播之役”，最后一位土司杨应龙被剿灭。播州版图，在杨氏的经营下，逐渐扩大，最大的时候，除了今遵义市外，还包括四川、重庆南部和贵州黔南、黔东南的部分地区。从杨端入播至末代土司杨应龙，播州杨氏一共27代30世，对播州世袭统治长达725年，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
按照明代典制，从皇后至普通命妇，皆可戴凤冠。但依等级不同而各有差异，主要反映在各类饰件的多寡与有无上，而以凤的差异最为突出。因之又有凤冠、翟冠之别。皇后、太子妃着凤冠，之外的女性着翟冠。
“很显然，高坪出土的所谓九凤掐丝金冠与九龙三凤镶宝石金冠均为五翟冠，按制为一品夫人所佩，播州境内职位最高的是宣慰使，为从三品，可见出土的冠服存在僭越现象。”李飞说，明代中后期，冠服僭越屡禁不止，这一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组墓葬的年代偏晚。
据了解，金凤冠制作工艺精湛,使用了打胎、累丝、錾刻、宝石镶嵌、锻造等细金工艺，冠饰中的龙凤、花朵、蝴蝶等尤其精美，是目前存世的此类文物中的精品。
今生精美绝伦的金凤冠醒来了
金凤冠制作工艺精湛，还镶嵌了很多红蓝宝石。
“遵义地区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李飞介绍，1953年3月，遵义高坪的一组古墓被盗，出土28组200余件遗物，以金银器为主。不久，政府将其追回并交遵义图书馆保存，之后转交筹备中的贵州省博物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件精美绝伦的金凤冠。
1972年3月，考古队对这一组墓地进行了正式发掘，确认这是一处杨氏“土司”墓地，其中葬有杨氏第15世杨文、22世杨昇、24世杨纲、26世杨爱等4代“土司”及其夫人的墓葬。“但出土金凤冠的小墓并不在其中，凤冠的主人成了有待考证的谜团，这组文物因而长期沉睡在博物馆的库房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李飞说。
转机出现在2012年。随着海龙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启动，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的考古工作得到了有力的推进，并获得大量考古新资料和研究新成果。“在此基础上，我们重新审视了这座出土金凤冠的小墓，确认它应是28世土司杨相夫妇的合葬墓，两件凤冠，自然属于土司夫人。”李飞说。
每一个考古遗址的发现，都能够建构出一个社群，包括它们的组织结构、信仰、经济形态、畜牧方式、日常生活场景等等。
李飞说，由于这组文物是被盗后追缴的，入库时器物已散乱无形，部分饰件残断或遗失，之后的所有复原因此都带有臆测的成分。经过重新修复，如今这两件金光闪闪的凤冠终于得以在贵州省博物馆三楼展厅与大家见面。
东汉铜车马
贵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铜车马，时代：东汉年间。
前世铜车马主人或为一女性
贵州省博物馆陈列部工作人员袁炜告诉贵州都市报记者，对于博物馆而言，收藏的每件藏品都十分珍贵，如果一定要按“镇馆之宝”来评定藏品，东汉铜车马可以算是贵州省博物馆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了。
“东汉铜车马距今已两千多年，是贵州出土的国宝级珍贵文物。”袁炜说，东汉铜车是迄今为止中国汉墓中出土的车马里最精美的一个。
1975年，东汉铜车马在贵州兴义万屯汉墓出土。原物为一车一马，青铜铸造，总长1.12米，通高0.88米。马由首、尾、颈、足、躯、耳等11段装配而成。整辆车由大约300个零部件组成。
铜车马具有古代辎车的特点。“其车厢很严密，顶棚完全封起来的，在古代，这种辎车要么是女性乘坐，要么是用来装货物。”袁炜说，汉代辎车主要供妇女乘坐，史书中多处记载皇帝的母亲、皇后或后妃出门必乘辎车。
事实上，这件铜车马是一件明器。“明器是我国古代专门为了殉葬，仿照实物制成的殉葬品和各种器物。”袁炜告诉贵州都市报记者，铜车虽为明器，但处处仿照真车马制，从大的结构到细枝末节，除尺寸为真车的三分之一外，均与真车马无异。制作精细，工艺精湛，如铜车马的车棚厚度仅1毫米，轻柔如纸。
综合墓葬的发掘情况来看，专家推测墓主可能是一女性，从葬制规格来看，属于地方统治阶级家属身份。
今生穿越两千年的重生
如今，东汉铜车马静静伫立在贵州省博物馆三楼中心位置。很难想象，这件文物从墓中发掘出来时，已被早年垮下的墓砖压塌，所有部件都与泥土混为一体。
在发掘现场，出现过一个小插曲。当时，因为围观的人太多，挤在最前面的小孩手里拿着一个梨，一面啃一面看热闹。让人心痛的是，后面的人一挤，孩子手上的梨坠下墓中，正好砸中铜车马的一边辕杆，砰的一声闷响，辕杆瞬间断成了两截。孩子见犯了错，赶紧跑了。
难道眼睁睁地看着这件文物报废吗？当时，时任贵州省博物馆研究员的唐文元毛遂自荐，主动承担起了修复铜车马的任务。他虽然全程参与发掘兴义东汉铜车马，但对于修复文物只能说是门外汉。通过半年多的努力，这件铜车马经他之手穿越2000多年获得重生。
“过去老馆展陈条件有限，都是用复制品替代展出，2017年9月30日新馆开馆，这辆光芒四射的铜车马才现出‘真身’。”袁炜说。
据袁炜介绍，贵州东汉铜车马的形象，同中原地区和四川、甘肃等地汉墓中出土的同类文物相似。这一文物的出土，对探究两汉时期中原文化与夜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实物资料。
萨斯特鱼龙
萨斯特鱼龙化石。
前世海洋霸主临死前很痛苦
“在贵州，有一个以保存大量完美的海生爬行动物和海百合化石而著称世界的化石宝库，这是关岭生物群。”贵州省博物馆自然部工作人员罗绣春说，关岭地区大量保存精美的化石让人类得以窥见两亿多年前的海洋生物世界。
鱼龙是关岭生物群中，数量和种类最丰富的一类。萨斯特鱼龙科是三叠纪中晚期分布较为广泛的鱼龙类，囊括了一大堆千差万别的品种，身长多在10米左右，是鱼龙中最大的一类。三叠纪是地质史上的一句术语，是地球2.5亿年前的一个地质时代，介于地球史上发生的最严重、规模最大的生命灭绝事件二叠纪末，与恐龙称霸的侏罗纪之间。
萨斯特鱼龙主要生活在深海中，以食鱼虾为主，体态呈鱼形，头尖小、嘴细长、尾短。“这件鱼龙化石就是2010年在关岭新铺麻凹征集到的一条保存较完整的鱼龙化石，鱼龙全长约为5.5米，头长约为0.81米，是萨斯特鱼龙科中的‘小个子’。”罗绣春说。
“然而，无论体型大小，萨斯特鱼龙都是当时海洋中出色的猎手。”萨斯特鱼龙化石呈现出背部弯曲，而尾巴则向前弯曲地指着自己的背部，罗绣春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这只萨斯特鱼龙在临死前均遭受过非常巨大的痛苦。
“这一件鱼龙化石形态保存非常完整，大部分骨质特征明显，形体曲状优美，具有很高的观赏性。”罗绣春推测，当时可能发生了海底滑坡或突发性的大量的物质沉淀，使得这条生活在三叠纪晚期的海洋霸主被埋，形成了一个无氧的环境条件，骨头没有被氧化，才能保存这么完好。
今生古化石研究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博物馆的古生物王国展区非常受小朋友的追捧。
鱼龙最早发现于1699年，不过那时人们认为它是一种鱼类。直到1821年，英国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才正式将这种形似鱼类的爬行动物命名为鱼龙。鱼龙有着流线型的外形和浆状的四肢，与现今的海豚和鲸类似。
贵州是国际地质学界公认的“沉积岩王国”和“古生物王国”，孕育了举世瞩目的古生物化石库。在贵州，尤其以中生代的三叠纪地层分布最为引人注目，全省中部、西部和南部地区广为分布。岩层的沉积物记录着大量的地质事件和生态环境信息，深海、半生海、浅海、陆地等各种环境的沉积层都有，其中较为有名的贵州龙、海百合、鱼龙等化石是三叠纪的几大特征。
“古生物化石为研究动植物的诞生、发展及进化历程和生活习性、繁殖方式及当时的生态环境，提供十分珍贵的实物证据，对研究地质时期古地理、古气候、地球的演变，生物进化等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罗绣春说。
2010年6月29日征集到的这件鱼龙化石，同一层面还有三件海百合化石共存。事实上，在关岭地区，专家们发现了大量保存精美的海百合化石，而在通常情况下，海百合因其结构特殊很容易被海水打散，在地层中很难完整保存。“这些动物群化石，也呈现了贵州在数亿年前，作为汪洋大海时期的海底‘古生物王国’精彩世界。”罗绣春说。
韩琦楷书《信宿帖》卷
北宋韩琦的楷书《信宿帖》卷局部。
前世北宋宰相韩琦的一封感谢信
“这是一件在书画文物中的国宝级文物，时代久远，流传有序，并且对于韩琦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而言，是流存于今的唯一墨迹。”贵州省博物馆研究员朱良津用这句话涵盖了韩琦楷书《信宿帖》卷的历史价值。
韩琦楷书《信宿帖》卷全卷连跋通长867.5厘米。“其实它是韩琦写给欧阳修的一封感谢信。”朱良津说，韩琦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韩琦为相十载，辅佐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曾多次率兵抵御西夏的进攻，战功显赫，为北宋名臣。
朱良津说，宋仁宗至和年间，韩琦主动提出要引退还乡，回到家乡相州（今河南安阳）后，命人修建了一座楼阁，取名“昼锦堂”。“霸王项羽攻占咸阳之后，有人劝他定都，可因为思念家乡，项羽急于东归，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后来韩琦反其意而用之，故名‘昼锦堂’，实际是表明了他对衣锦还乡，炫耀于故里做法的不认同。”
于是韩琦请当时的大文豪欧阳修为“昼锦堂”写一篇记文，欧阳修写了《昼锦堂记》。“为了向欧阳修表示感谢，韩琦就修书一封，也就是这里所展出的楷书《信宿帖》卷。”朱良津说，这封信不仅承载了文人往来之间的一段佳话，也同样展示了北宋时期的书法风貌。
这封“感谢信”的后面是从元朝至清朝十四位名人题的十三段跋。“从这十余人的题跋内容不仅可以看出是对韩琦的人品、为人以及功绩的赞美之词，还反映了这封信札从北宋之后大致的一个流传过程。”朱良津说。
除了题跋之外，在信札上还看到了一部分珍贵的印玺，其中包括：乾隆御览之宝、御书房鉴藏宝、乾隆鉴赏、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等等。这些都是清代几位皇帝的鉴赏章，也就是皇帝御用观览宝物的印玺。
“清代康熙时期大收藏家高士奇是最后一位在韩琦信札上题跋的人，《信宿帖》进入清宫，或是其献与清帝。”朱良津表示。
今生仅展示过两次
“韩琦唯一的传世书迹至今已有千年历史，辗转流传，曲折离奇，但至今几乎完好无损。”朱良津说。
1924年，逊位清帝溥仪离宫，走长春，随行带了一批古玩字画，其中就包括《信宿帖》。1945年，苏军攻占长春，伪满州国宫人崩离四散，之后，在民间几经流转。解放初，这一孤本被贵州省文教厅接收，1953年贵州省博物馆成立之初，划拨入藏。
“北宋的书画，以原件流传到今天的，已经算最古老的那类了，比北宋还早的屈指可数。”朱良津介绍，北宋之前的书画流传下来的很少，不少知名的北宋以前的绘画原件没有流传下来，书画史上许多著名的作品均为摹本，比如《兰亭序》。
《信宿帖》静静地躺在贵州省博物馆的锦匣之中，贵州都市报记者看到，字迹清晰可辨。4月9日，贵州省博物馆举行“保护文物·传承经典——贵博韩琦书画置换”仪式，已展出195天的韩琦楷书《信宿帖》卷“回宫静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