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八百年”位于南馆三层，面积2700㎡。展览以文化展为基本定位，分为“开疆拓土”、“礼俗百业”、“惊采绝艳”、“上下求索”四个部分，打破以材质为主要门类的叙述脉络，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增加楚国历史知识，突出楚人“筚路蓝缕”、“一鸣惊人”的精神内涵，从物质到精神、从文献到文物，全面展示楚国的历史和文化。
筚路蓝缕
商末，楚人祖先鬻（yù）熊辅佐周文王成就大业。西周初年，周成王分封熊绎（四代）于荆山，楚成为周王室经营江汉地区的重要力量。立国之初，楚疆域不足百里。春秋（前770﹣前476年），楚庄王问鼎中原，号为霸主。战国（前475﹣前221年），楚国实力达到鼎盛，位列七雄，是南方最大的诸侯国。
楚君世系。
第一单元开疆拓土
西周初年，周王封楚于荆山，方圆不到百里，楚人向汉水东部发展，日益壮大。春秋时期，楚国威服江淮，成为南方诸侯霸主，势力扩张至黄河流域。战国时期，经过数次改革，楚国至宣王、威王时臻于盛极。怀王时，楚国外迫于强秦，内昧于佞幸，遂衰落。
楚本意荆条。楚人神话：鬻熊之妻妣厉难产，熊丽自其胁下生出，妣厉亡故，胁部被人以“楚”缠合起来，后人因此自称为“楚”。
包山楚简237号简，战国，1986年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该楚简为卜筮祭祷简，记载了老僮、祝融、鬻熊等楚人祖先神。
荆山始封
商末，季连后裔鬻熊投周。周朝建立后，周王室依血缘亲疏和功劳大小分封。熊绎被封在荆山，封地“土不过同”，面积不过百里。
1977年，陕西省岐山县周原出土了商末周初的一批甲骨，周楚的密切关系得到印证。
岐阳之盟。《左传》记载：周成王召集诸侯在陕西岐山南部会盟。《国语·晋语》：“昔（周）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矛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楚国作为荆蛮，被排除在盟会之外，只能帮助筹办盟会仪式并担当守卫燎火的工作。
2011年，自随州叶家山B墓出土荆子鼎，印证了这次会盟。铭文：“丁巳，（周）王大祓（祭）。戊午，荆子蔑历（周王称赞臣子），敞（赏）白牡（公牛）一。己未，王赏多邦伯，荆子丽赏鬯卣、贝二朋。用作文母乙彝”。“丽”是鬻熊的儿子熊丽
昭王南征
随着楚人在江汉地区的扩张，威胁周江汉、江淮铜锡等资源输送通道，引发周王朝多次南征。约公元前977年，周昭王征伐荆楚，溺死于汉水，周王室在南方的控制力大为削弱。此后，楚人在江汉地区的影响愈加扩大。
过伯簋，现藏于旅顺博物馆，为罗振玉旧藏。铭文“过伯从王伐反荆，俘金，用作宗室宝尊彝”。记载了过伯随周昭王南征荆地的史实。
周夷王时，王室衰微。楚公熊渠以“不与中国之号谥”为名，分封三个儿子到“江上楚蛮之地”为王，在江汉间发展，文化上却兼有中原和土著的特征。陕西扶风召陈、山西曲沃北赵等地出土的楚国青铜钟，湖南长沙征集的具有巴蜀风格的楚公（熊渠）秉戈，证明楚与周王室、诸侯国及周边部族均有密切的交流。
万福垴遗址位于宜昌，出土了大量陶器和包括铜鼎及楚季宝钟在内的一批青铜重器，以及石器。遗址时代从西周早期延续到春秋中期。其中一件西周甬钟钲部铭文“楚季宝钟，厥孙乃献于公，公其万年受厥福”。
西周“楚公”铜戈，通长21.3，援长15.3厘米，现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此戈为目前所见最早的楚国有铭铜戈。楚公为《史记·楚世家》所记楚世系中的哪一位君主，目前还没有定论，有的认为是熊挚，有的认为是熊渠。
楚公（爫家）即熊渠
楚公逆钟，山西考古研究所藏。
一组共8件出土于晋穆侯之墓，同墓出土8件一套，西周时期楚公逆熊咢所铸造，出土于晋国晋侯墓地64号墓晋穆侯墓中。西周末周宣王时期，以元老重臣方叔为将，率兵车三千讨伐荆楚，作战势如破竹，多有擒获，战利品“俘金”中包括楚国宗庙青铜重器，史称方叔伐楚，楚公逆钟可能为方叔伐楚的战利品，由周天子赏赐给勤于王事的晋国。
楚公逆即熊咢。
经营江汉
周夷王时，王室衰微。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于是兴兵伐庸（今竹山县西南）、杨粤（或今潜江市），扩张至鄂，并分封三个儿子到“江上楚蛮之地”为王。自熊渠始，楚人扩张步伐加快。
春秋争霸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楚人则继续向汉东、江淮和江汉平原扩张。楚武王姻邓伐随，灭权置县，僭号称王，成为汉东霸主。公元前689年，楚文王顺势都郢，经略江淮，抗衡强齐。楚庄王行韬晦、重农商、联秦齐，与晋争霸，陈兵周郊，问鼎中原，终成五霸之一。
楚王媵随仲芈加鼎，来自民间征集。内底铭文“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随仲芈加飤緐。其眉寿无期，子孙永宝用之”。随仲芈加鼎是楚成王为嫁到随国（曾国）的名加的芈姓女子所做的陪嫁品。2019年在随州枣树林发掘了随仲芈加及其夫君曾侯宝的墓葬，该器可以证明曾楚之间有婚姻关系，曾随为一国。
附耳，折沿，束颈，三蹄足。盖顶正中有平环捉手。盖及上腹饰蟠虺纹，腹中部有凸起绹纹一周，下饰垂三角形纹。
邓公乘鼎，春秋，1974年襄阳山湾采集
通高26.6、口径21.4、腹深16.8釐米，重4.4公斤。直口深腹，方形附耳，深腹圜底，三蹄足，盖隆起，正中有五柱支撑的轮状捉手。盖面饰陶纹，间饰蟠虺纹，腹饰一道粗弦纹，上下各有蟠虺纹带，附耳饰变形蟠虺纹。这是邓国一位国君邓公乘的御用鼎，铭文：“（邓）公乘自乍（作），（其眉寿）无（期），羕（永）保永之。”（此鼎铸造年代为楚灭邓前）
邓公孙鼎，春秋，2001年襄阳王坡1号墓出土。
上腹部饰窃曲纹，耳部、下腹部饰垂鳞纹、窃曲纹，鼎耳饰重环纹。内底铸铭文：“唯九月初吉丁亥，邓公孙无忌选吉金铸其“宝”鼎，其用追孝朕皇高祖。余用征用行，永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此鼎铸造年代为楚灭邓后）
许成季鼎，春秋，2007年谷城城关镇邱家楼出土。上腹饰S形窃曲纹、凸弦纹各一周。内壁铸有铭文：“唯八月初吉，许成季择其吉金作鼎，子子孙孙永宝用之。”“许”系作鼎者族姓，“季”系排行，“成”系氏称。
塞公孙（爿言）父匜，春秋，1969年枝江百里洲出土。
大口长流，流口上部封闭，呈兽首形，并有象鼻纹一道，四个兽形扁足，龙形鋬。鋬饰重环纹，口下饰蟠蛇纹，腹饰瓦纹。内底铸铭文29字（其中重文2）。铭文释文为：“唯正月初吉庚午，塞公孙（爿言）父自作盥匜，其眉寿无强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据学者考证，这个铭文上所称的“塞”国，就是息国，两者是通假字（即“塞”通“息”，前者是后者的通假字），两个字的读音都读作“色”的音。
子季赢青簠，春秋，1972年襄阳余岗山湾33号墓出土。上下器内底均有铭文：“子季赢青择其吉金自作食簋，寿眉无期，子子孙孙永宝用之。”从铭文看，这件器物的器主为赢姓，推测其为与黄国有密切关系的女子。
唐子铜鈚，春秋，2001年郧县肖家河村出土。
鈚用以盛酒，其形制、功能均与壶相近似。外腹部刻有铭文：“唯正十月初吉丁亥，唐子仲濒择其吉金铸其御鈚。”唐”为周代姬姓国，公元前505年被楚所灭。
楚子（走古）鼎，春秋，1974年宜昌当阳电一1号墓出土。
唐子铜鈚，春秋，2001年郧县肖家河村出土。鈚用以盛酒，其形制、功能均与壶近似。外腹铭文：“唯正十月初吉丁亥，唐子仲濒择其吉金铸其御鈚”。唐子仲濒是唐国贵族，唐国是“汉阳诸姬”之一。
楚国征服周围诸国。
楚伐郑、召陵之盟、泓之战
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
楚国极盛时期疆域略图
楚王孙渔之用矛，2000年荆门左家3号墓出土，铭文中的“王孙渔”，可能是楚国司马子鱼。楚王孙渔戟，江陵长湖南出土，错金鸟篆铭文“楚王孙渔之用”六字，三字在胡部，三字在援部，文字工整秀挺。与现藏国博的一件为一组双戈戟。
吴王夫差剑保存没那么完好。1976年襄阳蔡坡12号墓出土，剑身铭文“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已知吴王夫差剑存世共有9柄，分布各地博物馆。
析君铜戟，战国，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双戈无刺戟。析君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例封君，为楚惠王十二（前477）年公孙宁因率师攻打巴人有功而被封。
下戈七字铭文“析君墨之造戟”。
战国称雄
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后，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战国初期至“徐州相王”（公元前334年）时，楚国与三晋争霸，楚国经吴起强兵变法，势力扩张至百越。战国中期为抗衡秦国，楚国多次合纵“山东六国共攻秦”。公元前278年，郢都被秦国攻占，楚迁都于陈。战国后期，楚迁都巨阳、再迁寿春避秦锋锐。公元前223年，秦灭楚。战国时期，“天下莫强于秦、楚”。楚国“封君太众”，变法未能彻底，丧失了统一中国的机遇，但统一南方，整合文化，为秦统一奠定了基础。
先秦时期，战车是最重要的军事装备，其数量是衡量一国实力的重要标志。战国中期楚国的军事实力在诸侯国中首屈一指，号称“带甲百万，车千乘”。当时的战车多为四马架一车，车上乘员一般为3人：左侧的持弓箭射击；右侧的持戈矛，以勾刺杀敌，称为“车右”；中间的甲士为驭手，驾驶战车。车主体为木质结构，部分位置有青铜件，用以加固和装饰。马具如马冠、銮等，也常用青铜制作。
各种马具
封君制度
封君制度是春秋中晚期出现的诸侯国封赏贵族或功臣的制度，它与县制并行。封君封邑内的职官由诸侯委任，封君有征收赋税及其他经济上的特权而无军权。封君制度改变了地方行政体系，有利于加强诸侯国的中央权力。文献和考古资料显示楚国封君在各国中最多。
析君铜戟，战国，1978年随县曾侯乙墓出土。
本件为双戈无刺戟，下戈有“析君墨之造戟”七字铭文，析君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例封君，为楚惠王十二年（公元前477年）公孙宁因率师攻打巴人有功而被封。
吴起变法
战国中期，楚悼王任用卫国人吴起进行改革，史称“吴起变法”。吴起变法的主要内容包括，限制贵族权力，改变世袭的分封制，整顿吏治等。楚国实力大增，“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但吴起变法触动了皇族的利益，楚悼王死后，宗室大臣攻杀吴起，变法中止。
宣威盛极
楚宣王、楚威王时期，面对战国中期愈加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楚国一方面采取休兵息民、任贤纳谏之策，保持实力；另一方面抓住有利时机，攻城略地，开疆拓土。《史记》记载楚威王时楚国“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楚成为当时第一大国，国力臻于盛极。
熊家冢墓地，位于荆州市川店镇，南北长550米、东西宽200米，海拔62.3-65米，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由主墓、陪葬墓、殉葬墓、祭祀坑、车马坑等组成。
熊家冢墓地是迄今为止中国发掘的同时代古墓中布局最完整、规划最严谨、规模最大的楚国高等级贵族墓地。尚不知墓主。
战国时期各国兵力对比。
楚国军事强盛，在战国七雄中占有优势。
钟鸣鼎食。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用于仪式和战争的青铜器是礼制的体现和国力的象征。先秦时期，贵族在仪式中按照身份高低使用钟、鼎等礼器，以钟奏乐，以鼎烹食。通过礼器的形制、大小、组合关系体现等级，用以“明尊卑，别上下”。
1965年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一批仿铜陶礼器，其功能、组合及纹饰皆与铜礼器类似。
彩绘陶簋。
灰陶侈耳鼎。
龙耳陶方壶。
爬兽陶盥缶
楚墓中多有漆木器出土，其中相当数量的是漆木礼器，多为仿铜礼器而制，成组出现。2002年，枣阳九连墩B号墓出土了较为完整的仿铜漆木礼器，均彩绘，在楚墓中尚属首见。
彩绘漆木房俎，由立板、面板、侧板三部分以榫卯结合而成。面板为长方形，两端各有一立板，侧边饰方形玉饰，足板饰3个玉饰。木俎黑漆为地，其上以红色绘绹纹、圆圈纹、卷云纹、“S”形纹等。
玉礼器
玉器在先秦贵族的礼仪生活中运用广泛，内涵丰富，是两周时期最重要的礼器种类之一，是信仰、权力、地位的象征。
谷纹大玉壁，1965年江陵望山B号墓出土。
龙形玉佩、谷纹玉壁组合，战国，1965年江陵望山B号墓出土。
彩绘平盘豆
彩绘漆木鼎
彩绘漆木簋
彩绘漆木簋。
漆木敦。
彩绘漆木龙耳方壶
彩绘漆木虎座鸟架鼓，2002年出土于枣阳九连墩B号墓。通高135.9厘米，宽134厘米。虎座鸟架鼓仅见于战国时期楚墓，一般出土于高等级贵族墓中，是文献所记载的悬鼓的一种。鼓座有漆木和陶质两种，鼓面应为皮质，多已腐朽不存。
由两只昂首卷尾、四肢屈伏、背向踞坐的卧虎为底座，虎背上各立有一只长腿昂首、引吭高歌的凤鸟。背向而立的凤鸟中间是一面大鼓，悬挂在凤冠之上。两只小兽，后足蹬在凤鸟背脊，前足托住鼓腔。器身通体髹黑漆，运用红、黄色彩绘，彰显了楚文化的浪漫与神奇。
虎座鸟架鼓，在河南、安徽、湖北、湖南等楚国故地均有出土。河南出土2件，安徽出土1件，湖南出土3件（其中1件为蛇座鸟架鼓），湖北出土32件。
枣阳九连墩1号墓出土有七鼎八簋、五鼎四簠。
镶嵌纹铜敦，性质特别，2002年枣阳九连墩1号墓出土。
铜镬鼎
八音和鸣
周朝政治统治的核心是封建宗法制，礼乐是它的体现形式。“礼”强调社会等级，“乐”展现和谐有序，楚国以“抚夷属夏”的姿态争霸中原，其贵族以周朝礼乐为本。楚庄王时太子教育就强调“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
彩绘凤纹石编磬，战国，1970年纪南城南出土。
此套编磬制作精良，大小厚薄有序，越大越薄音越低，越小越厚音越高。
编钟，战国，2002年枣阳九连墩1号墓出土。
本组编钟有甬钟、钮钟两种，分两层三组，共34件。编钟的数量规模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有一定关系，一般与编磬配套使用。
彩绘漆木十弦琴，战国，2002年枣阳九连墩1号墓出土。
琴身由音箱和尾板构成，整木雕刻。顶、侧面及尾板顶面满浮雕动物图案,其手法是先在琴面浮雕出龙、凤、蛇等动物轮廓，刻两并列浅槽为脊，再以黑漆髹地，红漆、黄彩绘出完整形态，动物之间的空隙用红漆、黄彩绘制卷云、圆圈、变形鸟、人物、动物等纹饰填充。
第二单元礼俗百业
楚国地处长江中游，是四方文化融汇之地。以稻作农业为主的生产形态、河网纵横的交通特征、铜矿分布广泛的资源条件和华夏蛮夷杂处的人文环境，使楚人形成了尊崇周礼、亦夷亦夏的礼俗面貌和特色鲜明的生产生活方式。
纪南城位于荆州城北纪山之南，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前，楚国都于此。考古资料显示，纪南城东西长4450米，南北宽3588米，城垣为夯土筑成，周长15506米，城内总面积约16平方公里，是迄今已发现的我国南方最大的一座古城。现已发现城门7处，其中水门3处。城内宫殿、手工作坊、居民等分区清楚，其中宫殿区台基有三组，或分别是宗庙、寝宫、朝堂。
陶井圈，1975年纪南城龙桥河西段水井出土，以泥土烧制，多节陶圈套叠起来即可砌成筒状的井。
陶排水管，纪南城出土证明楚国都城已有了较为完备的给排水系统。
战国时期都邑一览
楚城
龙湾放鹰台
瓦
农商矿冶
稻作农业投入产出比远高于旱地农业，楚国大力兴修芍陂（quèbē）等水利工程，出现了“粟支十年”的景象；水陆交通便利利于物资低成本快速流通，促进商贸的发展；丰富的矿冶职员也利于金属农具的普及。农业积蓄丰厚、经济贸易活跃、冶炼技术发达，奠定了楚国春秋争霸、战国争雄的物质基础。
商业发展、楚国农业
蚁鼻钱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种流通货币，是仿行贝币形制的铜币，体积小于天然海贝币，广义上也被认为是一种铜贝币。币文多样，已被识读者有“巽”、“君”、“行”、“金”、“匋”、“贝”与“三”等。我们常说也最为常见的蚁鼻钱币面所谓“囧”字、“哭”字与“咒”字等，一般解读为“巽”字，也有一说其为钱币的重量单位。
郢爯金版
每件重量为当时楚制一斤（约250克）左右，含金量一般在90％以上，质量好的可达到99％，它也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称量黄金货币。“郢”是楚国的都城郢，表示发行地。“爯”通“稱”，意为称量使用。综合起来就是“楚国郢发行的称重使用货币”。
楚国是唯一一个使用黄金来铸币的。这些金币多用于国间礼聘、国王赠赏、大宗交易等。使用时动辄百金、千金，至少为一镒（镒，古代重量单位，一镒合二十两，也有说二十四两）
工具、矿样。
饮食起居
楚地的亚热带环境适宜蚕桑培育、漆树种植、果树栽培、水产养殖等，经济生活丰富多样。此地华夷杂处，各地风俗习惯不尽相同。大体上，衣尚右衽曲裾，食则饭稻羹鱼，住以高台为贵，行有舟车之利。
干鳊鱼，战国，楚墓出土
它除了表面发黑外,并没有任何腐败迹象,鱼鳞排列整齐,肉质紧实好像很有弹性，鱼鳞、鱼刺依旧清晰可见！经检测显示这条鱼体内有大量盐，专家推测为腌制后下葬。
珍馐美馔
《楚辞》记录了楚人的食单。楚人的宴饮可分为饭、膳、馐、饮几类。饭是谷物类主食，膳是用六畜为主的肉类菜肴，馐是以粮食精制的点心，饮是酒浆果汁等各种饮料。其中提到肉食二十二款，野兽禽鱼占十六款十二种，其中又以野禽居多。楚地夏季闷热，口味上嗜苦、辣、酸、凉，又有“清馨冻饮”，“瑶浆蜜勺”。烹饪手法有胹[ér]、蒸、炙、濯[zhuó]、炮、煎、熬等上十种。
房舍家居
楚人喜居高台，也临水筑室。《楚辞》描述楚人房舍梁用桂木，椽用木兰，荪草（菖蒲）涂壁，紫贝铺庭。室内帷帐分割，筵席铺设，香椒、辛夷、白芷、蕙草充盈其间，香氛氤氲，除虫除瘴。此外，居室内还有床、翣[shà]、架、帷帐、竹席、案、几、箕、梳子、铜镜、铜灯、熏杯等。
铜碳炉与铜箕，战国，1965年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
炭盘通高14厘米，口径43.8厘米，腹深6.6厘米，重16.2公斤。折口沿，束颈上铸双环耳，穿提链，平底，兽形足各铸成一小兽昂首奋力托举炭盆状。盆身外壁上嵌有红铜纹饰，系先用模范铸成分块的红铜纹饰，然后将红铜纹饰嵌在外范内壁或内模外壁上，浇铸青铜合金液而成。这件炭盆是个三件套，与之相配的有一件用于装炭的铜箕和一件用于铲炭灰的漏铲。是冬天用于取暖用的生活用器。
漆木折叠床，1986年荆门包山B号墓出土。
折叠床由尺寸和结构完全相同的两半边拼合而成。整床由床身、床栏和床屉三部分构成。每半边床身分别由床挡、床枋、挡枋连绞木、横撑组成。
折叠床
苞茅缩酒
苞茅是生于海拨600-1200米的多年生草本植物。用苞茅过滤酒中渣，即缩酒。楚地盛产苞茅，是楚国向周王室进贡的贡品。《左传》记，齐桓公曾以楚未向周王室进贡苞茅为借口而讨伐楚国。
彩绘漆木案，战国，2002年枣阳九连墩2号墓出土。
案用于宴享或仪式时盛放食器或祭器。同时案也是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主要流行的家具类型，为放置物品的用具。常见的案主要以长方形的案为主，也有圆形的案。
错金银铜鸠杖首，战国，2013年荆门左冢3号墓出土。
鸠杖早在3500年前的青海卡约文化中就有发现，是有一定权力和年长者所用之物。先秦时期如果大夫七十岁仍不能退休，就要赐给他几、杖。汉高祖以“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赐七十岁以上老人鸠杖，后成为制度。
铜熏杯，战国，2002年枣阳九连墩2号墓出土。
熏杯是楚地常见香具，用于盛放香草。有的熏杯出土时残存植物。
山字纹铜镜，战国，1982年江陵九店15号墓出土。
兽面纹铜镜，战国，1982年江陵九店13号墓出土。
镇是压席的用具。席在古代是日常的坐具，由于席子不用的时候要收卷起来，《诗经》有“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在展开后，四角卷起不平，所以用镇压在四隅。《楚辞·九歌》有“瑶席兮玉瑱”，这里的“瑱”就是指镇。
三螭角雕
透雕三个虎首、龙身的动物，相互蟠绕。最大的一个首尾贯通全器，头向下；次者尾卷成圆形，头向上；最小的一个沿最大的尾部作同向爬行，口咬次者右尼。
假发，战国，2002年枣阳九连墩2号墓出土。古代贵族男女皆有戴假发为美的传统，所谓“髻发如云，不屑髢也”，“髢”[dí]即假发。《周礼》记载，王后假发有专职官员“追师”掌管。考古已发现30余例假发，如江陵马山1号墓墓主人、长沙马王堆汉墓墓主人轪[dài]侯利苍均戴假发。
左：透雕云纹木梳和透雕木篦，战国，1986年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
右：素面木篦和素面木梳，战国，1986年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
竹笥[sì]，战国，1986年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包山2号墓共出土了69件竹笥，笥内装盛物有板栗、梅、枣、梨、菱角、家鸡、幼猪等食物，以及驱虫防腐的花椒，也有部分竹笥装盛衣物和梳、篦、头饰等梳妆用品和装饰物。部分竹笥用丝带捆扎，在盖面十字交叉处加盖封泥，并在盖面一侧插一竹质签牌。
拱形木足儿，战国，1986年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
竹席，战国，1965年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
彩绘漆木框形座枕，战国，1986年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
古无高坐，皆布席而坐。古人跽坐之前，先铺地垫，即筵，然后再根据座位铺席（《周礼·春官·司几筵》“司几筵下士二人”，郑玄注：“铺陈曰筵，籍之曰席。”）。
玺印
楚墓出土的玺印有铜、玉、银、陶等质地，多数为铜质，印文多为官爵、地名、人名和吉语、箴言等内容。秦统一之前，天子庶民皆可称玺；秦统一后，帝、后、王、太子、公主最高统治阶层可称玺，以下称印或章。
衣裳冠履
楚墓出土的服饰织物主要有衣、袍、裤、帽等。楚人的帽类服饰有冠、冕、弁、帽和巾帻几类。楚式衣袍有曲裾和直裾两种，右衽。除此以外，还有襦和衣，以及裙和袴等。楚人所穿的履已知有锦面或绨面麻鞋出土。
对龙对凤纹绣浅黄绢面衾（复制件）
原件1982年出土于江陵马山1号墓，浅黄绢绣地，绘墨稿。所见绣线有棕、黄绿、金黄、红棕、浅灰色，花纹由八幅图案左右对称排列，并以花草纹相连组成。第一幅是一对身体卷曲的虬（有角的龙），一脚站立，另一脚平伸，作舞蹈状。它与上一个花纹循环不相连接，与下一幅相连，应是这组花纹的起始。第二幅正中是一个磐形，下悬十字形饰物。第三幅是一对相向舞鸟，无冠，细长颈，仰首，卷尾。第四幅是一对卷曲的龙，双角，张牙舞爪。第五幅是一对曲颈的凤鸟，展翅，高卷尾。第六幅似为一对虬，头卷曲在身体中，卷尾。第七幅是一对展翅的凤鸟，三角形花冠，相对而立，各自回首后顾。一脚站立，一脚高翘。第八幅是一对相背而立的凤鸟，形状与第三幅相同，展翅，高卷尾。图案构图筒练，线条流畅，造型生动，针法纯熟，色彩典雅，是绣品中的上乘之作。
楚墓所见楚国服饰
玉佩陆离
古人以玉佩象征身份。《九歌·大司命》有“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是楚人服饰的写照。楚贵族佩玉多以龙、凤造型，一般用多件碧、环、璜、珩、管、觽[xī]、珠等组合佩戴。身份越高，组佩所用玉器就越多。春秋战国时期的组佩一般以环（璧）、珩为主体，珠做串联，璜、珑、琥、觽为悬饰。
龙形玉佩。
龙形云纹玉佩。
玉珑。
双龙云纹玉佩。
玛瑙环
料珠。
水晶串饰。
羊首玉觽
车马出行
楚国地貌多样，出行时车马舟楫各尽其用。楚车可分兵车、运输车和聘游出行乘车。每类又可根据用途的不同细分为数种。楚人舟楫分军船（舟师）、民船两类，但考古很难发现舟楫遗存。楚国水运十分发达，考古证实纪南城水门可供三船出入；鄂君启节铭文记载鄂君启的船队“三舟为舸”，五十舸编队出行。
华丽的彩绘人物车马出行图圆奁，1986年荆门包山B号墓出土。可惜窄长、隔着玻璃，拍不清楚。出行图实际是漆奁外壁一周漆画，全长87.4厘米，宽5.2厘米，描绘了战国时期楚国贵族车马出行的场景。画中用土黄、桔红、海蓝和棕色等颜色，勾勒出一幅色彩艳丽、生动活泼、富有立体感的图画。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画师别具匠心地用五棵随风摇曳的柳树，将画面巧妙地分隔成五个画段，强化了故事情节。
整幅画人物姿态各异，猪犬腾跃，车马有序，情节首尾连贯、过渡自然，被誉为目前中国现存最早的长卷“连环画”，体现了楚国漆器高超的制作工艺。下图的场景好象与我拍的照片不是同一场景？
祈福祭祷
楚国贵族盛行厚葬之风。“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楚人丧葬与当时中原的葬俗基本一致，但在墓圹形制、葬具、头向、随葬品种类及组合等方面有自身特点。
髹漆木雕辟邪，2002年枣阳九连墩B号墓出土。以整条木根雕刻而成，有五枝，其中右侧上部一个前端上伸、一份侧出的分枝均雕刻成龙首状，另外三个下垂的分枝均雕刻成兽蹄状；并在一个分枝处和后部兽蹄以上各浅浮雕龙首。满髹黑漆地。背部表面及龙首、身体部位髹红漆，或红、黄彩绘鳞片纹。
木俑，战国，1976年江陵雨台山59号墓出土
朱绘木雕伏虎，1986年荆门包山B号墓出土。头伏地作匍匐状，卷尾，背上压一木条，木条与虎背分别凿相对卯眼，用长方形木片榫卯结合。虎身和虎尾分别制成，尾上有榫与身榫卯结合。虎首雕眼、耳、鼻、嘴，虎身雕刻卷云纹和带纹，原通体残存朱绘痕迹。
镇墓兽，是春秋战国时期高等级楚墓中常见的随葬品，多以漆木制成，少数为陶木或铜木复合，通常由头身、底座和头顶榫接的鹿角三个部分组成，其功能可能是辟邪、厌胜。
彩绘漆木云纹单头镇墓兽，1986年江陵雨台山6号墓出土。
彩绘漆木双头镇墓兽，1986年江陵雨台山18号墓出土。
侧面
彩绘漆木龙座飞鸟，2002年枣阳九连墩B号墓出土。由龙、蛇、凤、鸟及鹿角组成。
龙整体圆雕成伏卧状，龙首瞪目前望，身下盘卷着两条大蛇，两蛇由龙尾游逸伸向龙首两边翘首前望，其上各站立一小鸟，龙背上立着一只振翅欲飞的凤鸟，其背上插着一对鹿角。通体髹黑褐色漆，龙身用红漆绘鳞纹，凤与鸟绘卵点纹、鸟羽纹、波浪状纹。鹿角上用黑漆绘卷云纹。
彩绘漆木卧鹿，2002年枣阳九连墩B号墓出土。鹿整体圆雕成反首盘曲状，身分别用颈部榫合，头上插着一对真鹿角。通体髹黒褐色漆，其上彩绘斑纹。
卧鹿，汉阳楚墓出土。
彩绘漆木棺，同彩绘人物车马出行图圆奁一起，1986年出土荆门包山B号墓。
楚国贵族使用的棺多经过髹漆彩绘，漆棺纹饰体现了楚人信巫好鬼的风俗特征。楚地墓室常常处于饱水状态，加之用膏泥密封，有利于漆棺的保存。考古出土较为完整的有包山B号墓漆棺、严仓1号墓漆棺、九连墩B号墓漆棺等。
该棺内外施黑漆，棺外除底外，其他五面黑漆底上均施满彩绘。棺盖及两侧壁板绘六单元龙凤纹图案。每单元四龙四凤，凤压于龙纹之上，龙凤纹间填红彩，整体为四方连续结构。棺盖及其他四面均安装铜铺首衔环。
侧挡。
严仓1号墓漆棺彩绘。2009年10月，配合南水北调引江济汉工程，对位于荆门市沙洋县后港镇的严仓墓群獾子冢（1号墓）和西部车马坑进行了抢救性挖掘。据出土竹简材料等考证，墓主人是楚国晚期的楚怀王大司马悼滑墓。漆棺彩绘内容丰富，涉及楚人生活场景方方面面。用漆绘装饰棺椁，是楚国流行的葬俗，但绘画内容多为龙凤、云气、神人等，如严仓楚墓漆棺彩画一般的生活场景画卷，极为少见。
曾侯乙墓外棺，青铜框架，梓木为料，重7吨，长3.2米，宽2.1米，高2.19米。
是我国迄今出土的年代最早、整体结构最为复杂、器形最大、重量最重，并且与金属工艺相结合的一件超大型漆器。2002年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中，为中国禁止出国（境）展览的195件文物目录中的第28件。该外棺以青铜为骨，以木为肉，展现出独特的铜木结构。棺盖与棺身的“目”字形青铜框架，犹如古老的龙骨，赋予了整个棺木坚固与稳重。
青铜框架分为棺盖和棺身两部分，每一部分都经过精心设计与打造。棺盖框架由六根铜梁榫卯结合而成，这种古老的连接方式既展现了技艺的精湛，也确保了棺盖的稳固。12个榫头外伸，每个榫头前端带孔，与铜楔完美配合，使得整个框架更加牢固。棺身则由十根立柱焊接而成，这些立柱同样带槽，可以紧密嵌装木板。底框下有10个兽蹄足，不仅增添了器型的稳定性，更在视觉上给予我们强烈的冲击。而棺身四角的铜立柱，外侧有方形缺，底部带榫头，上面插方形木柱，这种设计使得铜与木完美结合，刚柔并济。
铜立柱、方木柱以及底边的各种花纹如蜷曲勾连纹、花瓣纹、云纹等都展现出古人对美的追求和对工艺的极致探索。
棺盖和棺身的四面都绘制了各种花纹、图案。这些图案以朱、黄两色为主，既显得庄重又富有生气。棺盖顶部的龙形蜷曲勾连纹、边框的綯纹以及外侧的云纹等图案无不精细入微、栩栩如生。而在棺身部分，每面都饰有20组相同的图案。这些图案由阴刻圆涡纹、龙形蜷曲勾连纹和最外的綯纹组成，层次分明、布局严谨。
整个外棺的六个面被巧妙地分成十四个区间，共嵌装木板20块。每个区间都经过精心规划，确保了结构的完整与美观。其中，八个区间为一整块木板，六个区间由两块木板拼接而成，展示了古人在木材加工方面的超凡技艺。
在足挡右下方，有一个方形门洞，高34厘米，宽25厘米。无论是外棺还是内棺都有这种装置，与之同一陪葬的侍女的棺木上也都是有门窗的，门窗的作用就是方便墓主的灵魂自由出入，或是在地下世界依然享受与生前一样美好的生活，也或是可以通过门窗，灵魂与棺上山海经中的神人互相交流，借此升天。整个外棺内外髹漆，内部朱红外部玄黑，红与黑的碰撞为这具沉重的外棺增添了几分灵动。而门洞边框的朱红更是点睛之笔，与棺盖顶部的龙形蜷曲勾连纹相得益彰。
内棺长2.5米，头端宽1.27米，足端宽1.25米，高1.32米，出土时重约2吨（含水）。
足挡绘“田”字形窗，侧挡各绘一对门扉，两门合成一个“田”字形。而外棺的那道门洞就是为了让墓主人的灵魂出入后达到升天目的。但这些图案不仅体现了古人对神灵崇拜，还极有可能受到了楚国巫术活动的影响。
相较于外棺的图案，内棺则是十分精美，以红漆作底，饰以黑、黄、金等色纹饰，勾勒出许多龙蛇、鸟兽和神怪图案。周边饰有753条龙，各种动物142只，神人神兽武士20个。
更有手持双戈戟、头生双角的羽人武士，“土伯”（阴间幽都的看守）和其他传说中的神人一起守卫着墓主人。
方相氏是驱疫避邪的神，是周礼规定的司马的下属，百隶则指“众官吏”。如遇大丧，由方相氏出马，并率领众神兽驱疫避邪，方相氏如同镇墓兽，形象怪异，十分夸张。通常立于墓侧，以防怪物的侵扰。有学者认为，镇墓兽就是从“方相氏”的传说演化而来的。
旁边有两具陪葬棺。出土陪葬棺有22具（其中一具为狗棺），人骨经鉴定殉葬者无业为女性，年龄在13-25岁之间，身份为墓主的侍者或乐工。
陪葬棺。长199厘米，宽75厘米，通高69厘米。
木胎，斫制。由盖、棺身组成。盖与棺身的四壁板、底板均为整木制作，并以榫卯相连接，盖与棺身以子母口相扣合。盖板与棺身的两侧板略呈弧形，平底。棺里髹红漆，棺外髹黑漆，盖顶素面，其余均在黑漆地上用红漆绘绹纹、卷云纹等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