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博物馆新馆目前正在加紧建设中，预计明年10月正式开馆。为了准备首都博物馆新馆展览，从去年10月份起，首都博物馆就集中了馆内的技术力量，聘请了一些来自国内文物修复界的顶尖儿专家，对馆藏数千件文物进行大修。
上周末，本报记者专门来到首都博物馆，对这项在普通人眼中看来有些神秘的文物修复工程进行了探访——
首都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刘树林向记者介绍说，首都博物馆中收藏的三十余种类、近二十万件文物许多来自地下。北京作为一个古城，有着五十万年的人类发展史，三千余年的建筑史和近千年的建都史，其留下的极其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融合了我国不同时期、众多民族的优秀文化。特别是北京地区出土的大量文物，是北京发展的历史文化佐证，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
气候变化、阳光辐射、空气污染、虫害蛀蚀和霉菌繁殖，能够引起石刻风化剥离、青铜有害锈蚀、砖瓦酥碱粉化、壁画褪色起甲、木材干裂糟朽、织物粘接腐烂、纸张虫蛀霉变、牙骨龟裂翘曲、毛皮脆裂脱毛，无时不在威胁着文物的寿命。
首都博物馆于1981年正式开馆，长期以来一直寄居于北京孔庙。利用古建开办博物馆，局限性较大，由于要保护古建原貌，库房改造受到很大限制，温湿度和防尘、防霉等设施达不到文物库存的要求。首都博物馆新馆目前正加紧建设，预计明年下半年将与市民见面。首都博物馆新馆的建成，将大大改善文物保护的硬件条件。此次市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从去年10月份开始，首博方面正全力以赴，加班加点对新馆参展的数千件文物进行修复和保护。
首都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下设青铜器修复、陶瓷修复、纺织品修复、书画修复四个工作室。本报记者走访了这四个工作室，亲眼目睹了专家们对文物修复的实际过程，得知了许多此次文物修复工作中的小故事。
洁牙机修复青铜器
首都博物馆馆藏青铜器年代起于商周，止于民国。目前正在修复中的堇鼎和伯矩鬲，出土于北京房山琉璃河墓葬，都是西周早期的文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其中堇鼎中的铭文填补了文献史料对古燕国记载的不足，进一步证实了北京琉璃河地区为古燕国的始封地。
青铜器修复的第一项工作常常是洁除与除锈。青铜器长年埋藏在地下，接触到可溶盐类、水分等，逐渐形成腐蚀锈层。传统的机械除锈法采用的工具是锋钢刻刀、手术刀、钢针、小錾子等工具，效率较低，而在青铜器修复室，修复专家贾文熙先生向记者现场演示了用牙科大夫的洁牙机去除铜锈的过程，接上电源，洁牙机一边震动，一边喷水，铜锈很快就一块块地掉下来。
更先进的机械还有激光除锈仪、等离子体除锈机等。
碎片还原成双耳盘
相当一部分青铜器在出土时不但破损，而且严重变形。经过文物修复大师的巧手修理，它们又恢复了原状，在普通人眼里几乎看不出痕迹。
记者看到一件西周时期的双耳蝉纹盘，造型十分精美。修复专家姚启东出示了原始照片，这件器物出土时只是十几块碎片。
姚启东用传统的锡焊法把十几块碎片重新焊接，残缺部位用铸铜件进行补配，再经过做旧处理，双耳蝉纹盘就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世人眼前。
记者还看到一件辽代的银底鎏金覆面(用来覆盖死者面部)，造型十分生动。但通过原始照片可以看到，当初征集部拿回这个器物的时候，眼睛、鼻子、耳朵都是坏的，特别是鼻子还漏着一个大窟窿。经清理、补锡、磨平、镀金、做旧等几个步骤，这件文物又恢复了原状。
而这样的补配、复原绝不是随心所欲的，每做一步都要经过详细的论证，履行严格的手续，每一步还都要留下照片，接受历史的检验。
现代科技解决了汞中毒
贾文熙先生的父亲是著名的老一代文物修复大师贾玉波，他们一家人几乎都从事文物修复工作。谈起文物修复在技术手段上的进步，贾文熙先生深有体会。他说，过去他大哥和师傅几个人一起修复故宫东南角的宝鼎。宝鼎卸下来以后需要镀金，由于镀液中含汞，镀完了以后那拨人全部汞中毒，在北戴河躺了好几个月。使用传统技法，在金银器修复中汞中毒是十分常见的现象，这在上世纪80年代仍然如此。现在普遍采用了现代的电刷镀技术，不但避免了人员的汞中毒问题，而且修复效果变得更好。
在修复室里，记者看到，修复人员把青铜器放在显微镜下，局部精细图像就在电脑显示屏上显示出来。有些出土的青铜器，墓葬的时候包着席子，席子已经烂完了，但席子的花纹经过长年累月留在了青铜器上。通过显微镜观察这些纹理，可以了解古代织物的很多信息。
可逆的修复过程
在陶瓷修复工作室，修复专家王勉向记者介绍说，首博收藏的陶瓷许多是元代的，大多是从元大都遗址发掘出来，这是首博的特色。发掘品不像传世品，一般损坏比较大。瓷器主要是容易破碎，许多瓷器已经在地下损毁、变形了。
王勉指着手头一件正在修复的元代磁州窑龙凤罐说，这件珍贵瓷器在出土时就已经碎成了100多片，过去曾经粘接过，但粘接得不平整，这一次正在重新粘。虽然罐身上的碎块裂纹还清晰可见，但罐的整体形状已经出来了。王勉说，再经过做釉处理，外行人就很难看出粘接的痕迹了。
王勉小心翼翼地从箱子中拿出一件精美的青白釉观音像，告诉记者，这是上世纪60年代从元大都附近的遗址发掘出来的器物，出土的时候包括手指等很多部位都缺损了。观音像上还有88个锔钉点，这是因为以前的匠人没有很好的胶粘剂，修补瓷器都是用锔钉来处理。经考证，出土的时候这些锔钉点就有，因此这一次修复他们决定保留这些锔钉点。
观音像破损的部分都是用现代高分子材料补充的。王勉介绍说，这些修复用的材料都是可逆的。将来如果有更好的材料出来，可以随时把补充物用加热软化、溶解等方法去掉，再重新进行修复。
正因为如此，因此他们在修复工作中有个原则，就是文物原有的本体必须完好保存，不得破坏。社会上少数人在修复文物的时候，为了图快、图省事，如果粘接不平整，就用东西打磨平整，这已经是对文物的损坏了，这在首博是绝不允许的。
一块丝织品三年多没清洗完
在纺织品修复工作室，专家王亚蓉女士指着一块破损的丝织品说，这件从老山汉墓中出土的丝织品，三年多了还没有最终修复完。
王亚蓉告诉记者，纺织品文物都含有蛋白质，在氧气中自然老化，不容易长久保存。出土的纺织品由于受地下水、盐碱、人体腐烂物等的影响，损毁程度更比传世品要严重得多。一般发掘一千个墓，不见得碰上一两个纺织品保存得好的墓，尤其是在北方地区。
老山汉墓出土的这块丝织品，能保存下来也是十分偶然。由于老山汉墓早期被盗，棺墓已坍塌了，上下层棺板被紧紧压在一起，这之间像夹心饼干一样，保存下来一块两千多年前的丝织品。由于坍塌的墓穴压力非常大，空气细菌都进不去，这块丝织品才得以幸存。
经研究发现，这块丝织品实际上是内棺的棺罩，上面的绣花非常精细漂亮。刚出土的时候，这块丝布都是红颜色的，开始还以为是朱砂绣，经过清洗后才发现，原来上面的颜色实际是上层棺板的红漆，经过长年累月巨大的压力，压印在丝布上面了。
由于这块丝织品已经非常脆弱，对它进行清洁的时候，连最弱的吸尘器都不能用。只能用75%的乙醇溶液，上下两层垫上宣纸，慢慢浸泡。有时可以用手轻轻敲打，当上下层宣纸吸掉了部分灰尘后，再换上新纸浸泡。有时几个月就重复这样一个步骤。
对于油漆要用软毛笔蘸上一些化学溶剂轻轻刷洗。由于化学溶剂对织物有损害，因此只能用浓度最低的可逆的溶剂，反复来做。
“慢工出细活”，一点急不得，这块老山汉墓出土的丝织品，三年多还没清洗完。
白塔寺“密封册”至今没开封
1976年地震，白塔寺的白塔震裂了，在修复白塔的时候，工作人员在塔的中部，发现了一些文物，其中有一个“密封册”，同时发现的文字记录表明，这是乾隆皇帝对佛的供奉品。这个精美的盒子用金线、银线和各种彩色丝线一层层缠绕起来，正面还用丝线缠出了白塔的形状。文物工作者曾用x射线探照过，发现盒子里面装着类似玉瓶的东西，但玉瓶里到底有什么，就谁也不知道了。
这个“密封册”到现在还一直没有打开过，虽然缠绕的丝线可以绕开，但是现在没有人知道那些丝线缠绕的方法，一旦绕开，就再也无法还原了。记者在纺织品修复工作室看到，专家们正对照实物，在一块木板上用各种颜色的丝线研究缠绕工艺。王亚蓉告诉记者，如果我们“破译”了“密封册”的缠绕工艺，将来经过研究论证，请示文物局，也许可以把“密封册”拆开，看到里面的庐山真面目。即使不拆开，我们也许可以做个复制品。
战国时期的织花皮鞋
在纺织品修复工作室，中国古代的纺织技术令记者大开眼界。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一块战国时期皮鞋残片上，记者吃惊地发现，上面竟然用丝线织着精美的图案。虽然只是一个残片，但可以看出织得非常精细。
在北京南郊苇子坑出土的一件丝质衣物，属于明代的一位国丈所有。衣物保存得相当完好，上面绣着精美的图案。肉眼就可以看出，衣物的质料相当高级，而透过显微镜可以看出，衣服质料的织造工艺(大花罗织物)非常复杂。据介绍，这种织造工艺已经失传了，而现代的织机更是不可能进行这样的织造。
一件乾隆时期的缂(音刻)丝龙袍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据介绍，缂丝是我国特有的一种丝织手工艺，这件龙袍全名为“缂金十二章龙袍”，用三种颜色的金线缂出了十二章龙、九条金龙、海水江崖、立水八宝等纹饰，在制作过程中还运用了结、掼、勾等多种缂丝技法。由于历经200多年，这件龙袍在修补前已经开裂和断金缺位的部位有400多处，修补难度很大。为了修补这件龙袍，首博方面专门请来了苏州的缂丝艺术专家王金山先生主持进行。
一张画揭到夜里两三点
在书画修复室，专家楼朋竹介绍，在这次文物修复工作中，许多书画都要进行重新揭裱。以清代著名书法家翁方纲的一件《临华山碑》书法作品为例，这件长560厘米、宽122厘米的作品，从库房取出的时候已有很严重的残损，从上到下的通裂缝共5条，还有数不清的裂纹，纸张十分酥脆，如果再放上一年，就脆得拿不起来了。当时取出的时候，也是下面垫上纸，用糨糊一点一点粘好才能拿起来。
书画取出后先要进行清洗。他们一般都是用80摄氏度的热水，用软毛笔蘸着一点一点地淋洗，这样的清洗常常要进行四五遍，洗下来的水最初都是黄色的。揭画的过程更是必须小心翼翼，用毛笔蘸水一点一点地把书画“搓”下来，不能有一点损伤。
据介绍，首博新馆预计在明年10月正式开馆，首博新馆的固定展览将包括北京通史展陈和7个专题展览，届时上展的文物预计将达到5000余件。首博这一批修复的文物都是为新馆展览做准备的。本报记者吴镝
特别链接：文物修复人才严重短缺
首都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刘树林介绍说，我国的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物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堪称世界一流。目前我国国内各博物馆文物藏品近1500万件，有数百万件是出土文物，其中大部分都需要修复和保护。而从事文物修复和保护工作的专业人员不过千人，这种悬殊比例与一个文物大国是极不相符的，培养高素质、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践工作经验的人才十分重要。
以往的文物修复人才培养多采用师徒相传形式。比如老北京文物修复专业的创始人是清末内务府造办处的一位姓于的太监，绰号“歪嘴于”，专门负责修复清宫内的铜器古玩。辛亥革命前后，“歪嘴于”离开清廷专营文物修复并收徒传艺。其中一个伙计叫张泰恩，人称“古铜张”。“古铜张”的弟子中有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徒弟叫王德山，新中国成立初期贾玉波等许多文物修复大师都是王德山的徒弟。现在北京的文物修复工作者许多都是从“古铜张”一脉传承下来的。刘树林说，在今天，我们仍要特别注意发挥老专家、老技师的作用，采用传、帮、带的方式，使年轻同志在实践中得到知识和技术。
由于文物修复和保护工作近10年来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在部分大学中相继开设了专业课程，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海淀走读大学、上海复旦大学、陕西西北大学等都开设了文物保护专业，培养学生系统掌握理论知识和现代高科技知识。刘树林认为，今后还应该增设文物修复专业课程，把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