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家有关部门颁布文件规定，除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外，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博物馆、纪念馆全部免费开放。为引导和支持地方重要博物馆向国际先进行列迈进，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于2009年启动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
经对全国博物馆进行评估，最终明确11个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包括上海博物馆等8个博物馆为首批中央地方共建博物馆，以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和山西博物院等3个博物馆为培育对象。
以下就对3个国家级重点培育博物馆之二——首都博物馆的32件重要馆藏文物进行介绍。
此器通高27厘米，口径20厘米，敛口，口沿外折，方唇，颈粗短，折肩，深腹，高圈足。颈部饰以两道平行凸弦纹，肩部饰一周目雷纹，其上圆雕等距离三个大卷角羊首，腹部饰以扉棱为鼻的饕餮纹，圈足饰一周对角云雷纹，其上有三个方形小镂孔。1977年北京市平谷区刘家河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此罍带有商代中期的显著特征，造型凝重，纹饰细密，罍肩上的羊首系用分铸法铸造，显示了商代北京地区青铜铸造工艺的高度水平，堪称青铜礼器中的珍品。
此器通高33厘米，口径22.9厘米，全身以牛首为主要装饰，造型华丽。器物造型为立耳、三袋形足，有平盖。鬲颈部饰一圈夔纹。在器腹连三袋足的体积感最强部位，装饰以大形的浮雕牛首，牛角尖端突起于器表。全器装饰立体与浮雕的牛首共7个。整个器形端庄厚重，纹饰大方，不加地纹，盖内及颈部内铭文相同，盖内4行15个字，颈内壁5行15字。1974年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251号墓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此鬲纹饰十分精美，各部均以牛头纹装饰，主体纹饰皆为高浮雕，给人雄奇威武之感，艺术设计和铸造工艺极为高超，是周初青铜器中的杰作，形象地反映了商周时期的铸造技术，国宝级文物。
班簋也称毛伯彝，通高27.7厘米，口径26厘米。侈口，圆腹，低圈足，口沿下饰弦纹和圆涡纹，腹饰四组兽面纹，四耳上饰兽头，呈象首状，首背依附器壁，下有垂珥，呈象鼻状，底端向内弯曲长垂成足。腹内篆刻有铭文，记录了周王朝时期毛伯班受到周天子的册封赏赐，追述毛公平乱之功。1972年北京文物清理拣选小组在有色金属回收站发现西周班簋残件碎片，修复后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此簋4个兽首环耳以内卷象鼻为足将簋身悬起，造型奇特罕见，器腹内底铭文多达198字，记述了贵族班追随大贵族毛公东征的史实，可补史籍之不足，这一史料与秀丽的文字都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中一件蜚声中外的器物，国宝级文物。
此鼎通高62厘米，口径47厘米，口稍内敛，口沿外折，方唇，直耳，鼓腹，三蹄足。器内底有三个圆形浅洞，分别与三足相对。两耳外侧各饰一组相对的夔龙纹，口沿下饰一周以扉棱为鼻的六组兽面纹，三足跟部各饰一组兽面纹，其下有三道凸弦纹。鼎腹内壁铸有铭文4行26字，记载了堇饴奉匽候之命去宗周向召公奉献食物，并受到召公赏赐之事。1974年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253号墓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此鼎造型雄浑凝重，纹饰简洁古朴，是北京地区出土青铜礼器中体形最大、最重的一件，代表着北京地区青铜文化发展的高度水平，同时，堇鼎铭文填补了文献史料对西周燕国记载的不足，进一步证实了北京琉璃河地区即当时古燕国的始封地，国宝级文物。
此器高27厘米、长25.7厘米、宽16厘米、口径14.4厘米。其盉器上有圆形顶盖，盖上有一半环型钮，盖沿处亦有一小半环状钮与鋬以链相连，侈口、方唇、直颈，管状流，兽首形鋬，鼓腹，略分裆，裆底近平，下接四个圆柱形足。盉盖和颈部装饰四组对称的以云雷纹为底的凤鸟形纹，盖顶部钮上饰有一对凸出的双目和兽角组成的兽面纹，流上为山形云纹，鋬做兽首状，有目与角。铭文位于盉盖内侧及器沿内侧，两处铭文内容相同。盖与器口内壁各铸有相同阴文铭文各43字，记载西周初年周成王册封燕侯，以及授民授疆土的史实。1986年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1193号墓，现藏于首都博物馆。这件克盉造型整体设计精巧别致，匠心独运，美观实用，极富想象力，充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蕴含着绝美的艺术氛围，其镌刻铭文所记封土之事是西周燕国初立时的记事，对了解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情况有重要意义，是燕都遗址出土的最珍贵的文物之一，为西周时期盉的代表器物。
《孝经》是中国古代汉族政治伦理著作，儒家十三经之一，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是阐述孝道和孝治思想的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历代儒客研习之核心书经。《孝经》首次将孝与忠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推而广之，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此卷纵27厘米，横89.4厘米，约作于公元前3世纪，全篇共18章。卷尾题记“太康四年（283）岁在癸卯五月十六日，张儁写”。传世品，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此卷为西晋写本《孝经》残卷，书体介于隶、楷之间，书法工丽严谨，风格古雅，是已知《孝经》古本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国宝级文物。
这尊造像高27厘米，结跏趺端坐，头部高昂，饰涡旋状发型，顶有高肉髻。面颊丰腴，大眼细长，神态威严。身着袒右肩袈裟，右肩披偏衫，胸前衣领上饰折带纹，与山西大同云冈大佛袈裟上的装饰纹样一致，衣质厚重，衣纹写实。右手举于身侧，施无畏印，左手置左膝上，手心向内，手势既亲切自然，又有豪迈气势。四足座床浑朴稳重，其正前方和两个侧面刻划飞鸟、蔓叶、胡人装束的供养人、卷云等纹饰和图案，座后刻有“大代”等铭文。传世品，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此造像整躯造型完美，工艺精细，气势恢宏，体现了北方鲜卑民族雄阔健硕的形象特征和文化气质，代表了北魏金铜造像的最高艺术水平，是北魏造像“平城模式”的典范之作。
此雕像凿于北魏大和二十三年（499年），通高2.22米，主尊为释迦牟尼佛，身高1.65米，跣足站立，头部高昂，身着袒右肩袈裟和僧裙，躯体健壮、气势雄阔，具有北魏太各时期造像鲜明特点。主尊两侧为合掌恭立的二胁侍菩萨，身后为圆形大背光。背光后上半部有十二排小佛像，下半部有造像题记及捐资人名。这些像年代历来争论颇多，从主体风格看为魏太和时期雕造无疑。但主尊的头饰、衣纹、两侧的胁侍菩萨造型、背光前后的装饰雕刻等，与当时风格明显不符，应为北魏太和之后重修。此像原在海淀区车耳营村，1998年失窃后被追回，现藏于首都博物馆。这尊佛像用材讲究，选材硕大，雕刻手法精湛，技艺娴熟，刻于北魏大和二十三年（499年），是北京地区现存年代最早、文物价值最高的彩绘石佛像，对于研究中国早期佛教文化和北京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大般涅槃经》亦称《大本涅槃经》或《大涅槃经》，简称《涅槃经》。全经分寿命、金刚身、名字功德、如来性、一切大众所问、现病、圣行、梵行、婴儿行、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狮子吼菩萨、迦叶菩萨、憍陈如等13品，主要阐述佛身常住不灭，涅槃常乐我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阐提和声闻、辟支佛均得成佛等大乘佛教思想。此卷长834厘米，宽26.5厘米，全文用楷书墨写。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此卷朴茂中见润泽，韵味古雅隽秀，为敦煌唐人写经中的精品。
此卷《咏梅诗》三首，纸本草书，纵27.5厘米，横210厘米，释文：城南名士遣春来，三月乃见腊前梅。定知销着江南客，故放绿梢春晚回。病夫中岁屏杯杓，百叶残梅触拨人。拂颡官黄胥有思，满城桃李不能春。舍人梅坞无关锁，携酒僧人来未曾。旧时爱菊陶彭泽，今作梅花树下僧。传世品，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此卷草书作品行书酣畅，收放自如，笔法遒劲雄放，是难得一见的草书佳作，也是首都博物馆所藏为数不多的名家真迹之一。
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洪州分宁（江西省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举进士，以校书郎为《神宗实录》检讨官，后擢升起居舍人、秘书丞、国史编修官。绍圣年间因章惇、蔡卞等党人论实录多诬，被贬为涪州别驾，安置黔州，此后多次被贬官在外，最后至宜州（今广西宜山），死于该地。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与苏轼齐名，人称“苏黄”，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词风流宕豪迈，较接近苏轼。书法精妙，与苏、米、蔡并称“宋四家”，擅长行书、草书，楷书也自成一家。
紫金石产于山东临朐，因石体呈紫色间现金色条纹而得名，在各类奇石中属高档石种,既可作珍贵的观赏品。此砚长22.7厘米，宽17.5厘米，厚3.9厘米，前部有两足，砚池向后倾斜。砚面有明显墨痕，砚背面有阴刻铭文五行，字有残缺，落款为“元章”二字，为宋代书法家米芾所用砚台。米芾（1051—1107），字元章，号襄阳居士、海岳外史等。祖籍山西太原，后迁至湖北襄阳，晚居江苏镇江。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宋四家”。此砚出土时残破，同时出土的还有新石器时代的文物等。可见它们是作为古玩被元代贵族士大夫收藏的。1972年北京市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此砚石质极好，色紫、润泽，米芾的《砚史》中曾提到过此砚，是一件极为难得的名人收藏品，紫金石砚宋以后已不多见，有“元章”铭文的则是目前全国仅有的，弥足珍贵。
此壶高27厘米，口径3.3厘米，北京顺义辽代净光舍利塔基出土。定窑与汝窑、官窑、哥窑、钧窑一起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定窑以生产白瓷为主，由于胎质坚细洁白，胎壁轻薄，北宋时期一度被选为宫廷用瓷。1963年北京市顺义区辽净光舍利塔基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此诵经壶构思巧妙，造型别致，以翻卷的经卷为壶流，经卷中心为壶嘴，童子身体中空为壶腹，头部有孔以注水，整体构思非常巧妙，完美展现了定窑瓷器之美，是定窑人形瓷器中的精品。
哥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在陶瓷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造型有各式瓶、炉、洗、盘、罐等，器物周身布满碎片纹（称"开片"），深层纹路呈紫褐色，浅层纹理呈金黄色，大小纹片相间，深浅两色交织，形成典雅美观的"金丝铁线"纹。此瓶高14.8厘米，口径4.5厘米，器型为八方形，口微外撇，粗颈较长，颈部凸起两道弦纹，两侧各有一筒状圆形直耳，中空，俗称“贯耳”。腹下部丰满，有圈足，微外撇。通体开片稀疏，纹片纵横交错，自然美观，别具一格。传世品，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此瓶造型稳健古朴，工艺讲究，罕见八棱造型，线条流畅分明，做工精细，工艺技术高超，可谓南宋哥窑之精良作品，弥足珍贵。
此观音菩萨坐像高29.5厘米，观音结跏趺坐，宽额广颐，眉间饰白毫，丹凤目微倪，直鼻小口，梳高发髻，戴宝珠花冠，花冠正中有一小化佛。通体素白，仅袈裟边缘施青白色釉，露胎处原加饰金彩、贴金（已脱落）。袈裟自头顶披下，袒露出面部及前胸。胸前佩璎珞及丝带，塑像构思缜密，用粗线条捏塑形体及衣纹，面部及胸前塑造精细。1964年北京市丰台区金代瓦窑塔基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此造像胎质洁白细腻，容貌秀美，神情慈祥，以优美的艺术造型、精湛的烧制工艺、独特而完美的艺术风格，很好地展现了宋代雕塑艺术、佛教造像艺术和景德镇窑瓷塑烧制工艺的最高水平，是宋代瓷塑观音造像中一件十分高水准的传世精品。
此卷纵19.1厘米，横795.5厘米，为天字草书，偶尔间杂行书和楷书，书录了“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的名篇《进学解》，全卷纵高19.1厘米，横长795.5厘米。此卷奇态横生，骨力遒健，颇有唐人神韵；用笔之精妙，在于自由出入草、行、楷三者之间，通融圆润，笔墨挥洒之间，把一个书法通自由的书写境界体现得相当完美。传世品，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此卷前半部以行书为主，后半部以草书为主，潇洒自然，一气呵成，刚柔顿挫，节奏分明，如水墨画高低远近，起伏多变，是鲜于枢作品中的一件精品，也是存世元代草书长卷中最长的作品之一，是鲜于枢的草书代表作，国宝级文物。
鲜于枢（1246—1301年），字伯机，号困学山民，寄直老人，大都（北京）人，先后寓居扬州、杭州，大德六年任太常典薄。早岁学书，未能如古人，偶于野中见二人挽车淖泥中，顿有所悟。他与赵孟頫齐名，同被誉为元代书坛“巨擘”，并称“二妙”，但其影响略逊于赵孟頫。鲜于枢兼长楷书、行、草书，尤以草书为最。其书多用中锋回腕，笔墨淋淳酣畅，气势雄伟跌宕，酒酣作字奇态横生。代表作有《老子道德经卷上》、《苏轼海棠诗卷》、《韩愈进学解卷》等。
此熏炉通高37厘米，仿汉代博山炉式样，腹下承三兽足。颈部两侧饰对称桥耳，盖与炉用槽口衔接，炉体镂空。炉盖镂雕成层峦叠嶂的山峰，黄色蟠龙蜿蜒穿行于蓝色的山崖间，神态生动。炉身遍体浮雕花枝、云朵，腹部一侧雕昂首展翅的飞凤，一侧雕回首凝视的蟠龙，飞凤和蟠龙相逐于以蓝、绿、白色装饰的缠枝牡丹花丛中，显得格外醒目。1964年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黄寺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这件熏炉的镂雕工艺与绚丽的色彩，呈现出华丽的装饰效果，通体施孔雀蓝、草绿、黄、白等多种釉色，十分精美，是元代琉璃制品中的珍品，北京地区出土仅此一件，弥足珍贵。
此观音菩萨像高67厘米，姿势自然优美，呈观水中月的姿势，故称水月观音。菩萨像头戴宝冠，宝冠上有小化佛，已残。额头宽阔，双目微闭，端庄慈祥，气质高雅。右腿支起，左腿下垂，右臂放在右膝上，神态优美。观音上身穿袈裟，下身着长裙，胸前及衣裙上饰联珠璎珞，手腕戴臂钏，全身装饰十分繁缛。1955年出土于北京市西城区定阜大街西口，现藏于首都博物馆。这尊观音像通体施青白釉，釉色白中泛青，胎质洁白细腻，制作工艺采用了模印、琢、捏塑等多种装饰手法，将观音菩萨自在安详的宗教气质和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了元代景德镇高超的瓷塑水平，国宝级文物。
高足杯也称马上杯，它同于高足碗，上为碗形，下有高柄，外观美丽，实用方便，是陶瓷中的典型器物。这件卵白釉印花“王白”铭高足杯高12.5厘米，口径9.5厘米，底径4.5厘米，口沿略向外撇，弧腹，圆柱形高圈足，胎体较薄，釉厚而温润，内壁上部为回纹，回纹下部分别印有“王”“白”二字款识。其釉面呈乳浊状，温润而富有光泽，釉色近似鹅蛋壳的颜色。1998年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内耶律铸夫妻合葬墓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此器造型美观，工艺精湛，釉色带有从影青向枢府瓷过渡的性质，是元代卵白釉瓷器精品，代表着元代卵白釉瓷器制作的最高水平，其“王白”印款属国内首次发现的新款识，是中国瓷器史上的又一新发现，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和艺术价值，国宝级文物。
此壶高18.7厘米、底径4.5厘米、口径4厘米，直颈、小唇口，浅圈足，底足在沙胎上挂一层很薄的护胎釉。该壶以昂起的凤首作流，以卷起的凤尾作柄，凤身绘在圆形壶体上部，双翅垂至壶体两侧，壶体下部则装饰盛开的牡丹，呈现一种凤鸟飞翔于牡丹丛中颇富情趣的情景。白地兰花，色彩鲜艳，清新雅致，主题突出，更增添了几分艺术感染力。此类飞凤牡丹纹饰在宋代定窑、耀州窑、景德镇中经常使用，元、明、清三代这种纹饰久盛不衰。此壶用凤首、凤尾构成壶的流和柄，以这种立体表现手法与壶体平面绘画的凤首有机的结合，融实用与美观于一体，可谓独具匠心。这种青花凤首扁壶共两尊，为鸾凤（雌雄）各一尊。一为凤（雄），现存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一为鸾（雌），现存北京首都博物馆。1970年出土于北京市西城区元代窖藏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此壶造型生动别致，动感突出，采用多种制作工艺，壶流采用模制成型，壶柄以手捏塑成型，壶体为雕镶成型法，最后琢成整体，具有很高历史、艺术价值，是不可多得的元青花瓷珍品，国宝级文物。
这件玉饰长12.8厘米，宽7.4厘米，玉质温润洁白。四朵凌霄花，花萼相连，两朵昂首向上，两朵垂头向下，花瓣皆作品字形如意云头状，花瓣外有三两条粗细不均的阴刻线，由花萼向上延伸，花瓣内外俱有玻璃光泽，镂空处亦平滑无琢痕，背面平素。1962年北京市海淀区清黑舍里氏墓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此器造型浑厚，雕工简练粗放，磨工极佳，题材和做工都具有较为典型的元代风格，但玉质之佳、玉料之大在元代玉器中罕见，雕、琢、碾、光皆精细，是北京地区迄今出土的唯一一件凌霄花形嵌饰。
此杯高7.7厘米，口径8厘米，足4.2厘米，深腹、圈足、螭耳，寓意喜意。杯身雕琢得细腻透彻，厚薄均匀，器面光平。两螭相对称作为杯耳，剔雕得非常精细，额头上带有“王”字的小螭前爪把着杯的口沿，昂首耸身，嘴巴正处于杯沿，好奇地探望着杯中装着何种琼浆玉液，神态顽皮而又专注，尾巴十分有力地盘绕于杯壁，形成支点，平衡得恰到好处，仿佛再稍一用力就会翻入杯中。明代玉器以玉器皿为上，而玉器皿中又以玉杯、玉壶为上。1957年北京市宣武区右安门外明代万贵墓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此杯玉质极佳，雕工极简，遵循“刻镂而不伤古雅”的最高艺术标准，将作品升华到具有某种境界，是真正的大师之作，有元代遗风，是同期玉器中的代表作品，此期的玉器皿几无出土，此杯作为出土玉杯，非常珍贵。
这件桃形金杯高2.3厘米，径5.1×6.7厘米，长6.8厘米，宽5.2厘米，重82.3克，杯体为剖开的半个桃子形，杯柄为桃枝与桃叶，杯中与柄部镶嵌红、蓝宝石，红宝石的鲜红、蓝宝石的深蓝与黄金本身的金黄三者合于一体。20世纪北京市丰台区永定门外南苑万通墓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此杯集范铸、焊接、镶嵌等工艺于一体，制作考究，造型构思巧妙，以现实的桃为原形，并加以提炼与升华，使器物增添了富丽的效果，非常罕见。
此壶高19.4厘米，口径4.4厘米，底径5.3厘米。万通为万贵之子、宪宗万贵妃之弟，生于正统己未年（1439年），卒于成化壬寅年（1482年）。此壶撇口，束颈，鼓腹，圈足，流、柄附于壶身两侧，盖以链与柄相系。壶盖、壶颈及近底部錾刻蕉叶纹、卷草纹、如意云头纹、莲瓣纹；腹部两侧火焰形开光内刻四爪翼龙两条。盖顶、流、柄上镶嵌红蓝宝石（部分脱落）共27颗。20世纪北京市丰台区永定门外南苑万通墓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此执壶采用捶打、錾刻、铆接、镶嵌、焊接等工艺技法制成，构思巧妙，金彩红宝，富贵华丽，代表明代中期金银器制作的高超水平。
此罐高42厘米，口径22.5厘米，罐体以青花绘长满了荷花和水藻的池塘，其间绘十二尾戏水追逐的红彩游鱼，鱼身以黄彩为地，以红彩勾画轮廓及鱼鳞，以黑彩点睛，红鱼与青花相映成趣。底书青花“大明嘉靖年制”楷书款，池塘游鱼纹在嘉靖时期较为流行，寓意“金玉满堂”。此盖罐白地青花绘边纹，水草，浮萍，黄彩地平涂十二尾鱼轮廓，于黄地用矾红彩填绘，此法又称'黄上红’，有文献称“青花矾红彩”，又称“青花五彩”。20世纪北京市海淀区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此器规正饱满，有元代遗韵，画面构图丰富而措落有致，一派人间生气，青花色彩淡雅、明润，'黄上红’尤为纯正，极富立体感，诸艺皆达到嘉靖制的圆熟境界，代表明代中期官窑烧制工艺的最高水平。
斗彩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相结合的彩瓷工艺，釉下青花与釉上诸彩相互斗妍媲美，故称"斗彩"。其创烧于明宣德时期，至成化时发展为独立的釉色品种，斗彩瓷以成化时期最为名贵，成化斗彩最有名的便是鸡缸杯和葡萄杯。此杯高4.8厘米，口径7.8厘米，足径3.2厘米，外壁绘葡萄、癞瓜、桑椹、竹子等图案，绿彩为叶，黄彩为蔓、紫彩为果实，色泽浓淡相宜，造型小巧玲珑，胎质细腻，色彩鲜艳，制作精致。它以红彩为枝，红中闪紫，表现得粗壮有力。绿彩为叶，绿油油的叶子，透现出叶茎。黄彩为蔓，娇嫩的蔓须似正在生长。紫彩为实，正如熟透了的紫葡萄悬挂在枝上一样。1962年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清黑舍里氏墓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此对小杯整体风格随意中透着严谨，精致中又不乏质朴。杯上的折枝葡萄纹饰，构图严谨，线条流畅，画意生动，用彩适宜，色彩的运用更生动地表现了原物的本色，为世所罕见的出土成化斗彩瓷，堪称瓷中珍品，国宝级文物。
明代玉器制造业最发达的两个城市是北京和苏州。苏州琢玉的代表人物为陆子刚，他把中国书画艺术与玉器工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深化了玉器制造工艺的艺术魅力。此樽是一件仿古玉器，通高10.5厘米，口径6.8厘米，底径6.5厘米，樽盖上立雕卧狮、卧虎、辟邪，樽的外壁，刻有夔凤纹和螭虎纹，樽把上有一象鼻钮儿，非常精美，作者是明代玉雕行业的杰出代表玉工陆子刚。1962年北京市海淀区清黑舍里氏墓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此件玉樽选料精良，为新疆和阗玉，雕刻技艺绝佳，把下有阳文篆书"子刚"两字款，它是迄今所知北京地区出土的唯一带“子刚”款的玉器，是研究子刚款玉器难得的实物资料，国宝级文物。
此图纵224厘米，横134厘米，描绘的是古代的宫殿建筑群，飞檐耸立，丹墀高叠，主体宫殿上的匾额书“九成宫”字样，展现宫苑内外景色重檐牌坊内为宫门。一支马队飞驰而至，一武士正在叩启宫门，宫苑中花木扶疏，奇珍异石罗列，渲染枝繁叶茂的夏日景色。众多身着鲜丽衣冠的男女宫人往来其间，似是在准备排设仪仗迎接重要人物的到来。建筑群后，远峰兀立，遥接云天，海水涌流拍击幅前的崖石，而人们在期待着戏剧高潮的到来。款识：“骊山避暑图。壬午壮月以南宋人笔意拟之。邗上袁江。”传世品，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此图全景布局工整匀称，楼阁建筑及人物皆工笔重彩，充分发挥了我国工笔山水画的工整严谨、色彩鲜明、华贵典雅的特点，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是袁江的界画代表作，也是我国古代界画遗产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佳作。
袁江（约1671—1746年），字文涛，江都（今江苏扬州）人，雍正间曾在宫廷作画。擅画山水、楼台。早年师法仇英，延袭了“青绿巧整”的技法与风范，对其以后细致严谨的画风影响很大，中年时曾得无名氏画谱，技艺大进，其界画在清代被推为第一。袁江笔下的景物既曲折活泼，又严整有致；既精细人微，又气势磅礴，有效地将巍峨壮观的山姿与富丽堂皇楼阁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自家风格。
珐琅彩瓷是在康熙皇帝的授意下于康熙末期创烧的，彩料从法国进口，是纯粹的艺术欣赏品，体现出浓郁的皇族气息。瓶的外壁珊瑚红釉铺地，珊瑚红地上用蓝、绿、白、金红等珐琅彩料，绘制碧桃花、翠竹、鸟、蜜蜂等纹饰。腹部和颈部共绘两只小鸟，一只栖于竹枝上，另一只展翅于空中，摇首啼叫，蜜蜂在盛开的桃花间飞舞，一派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景象。传世品，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此瓶造型线条优美流畅，装饰及工艺技术等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彩绘讲究、造型秀美、纹饰细腻、构图考究，表现出了雍正时期珐琅彩发展特点和官窑器物的整体风貌。珐琅彩瓷耗工费时，彩料大多依赖进口，烧造极其珍秘稀少，传世品罕见。目前所见如此瓶形制纹饰者，国内仅此一件，国宝级文物。
此瓶高40.6厘米，口径11.4厘米，底径12.4厘米。乾隆八年，督陶官唐英和其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瓶九种，呈献给乾隆皇帝，套瓶就是其中的一种。此瓶主体为酱褐色釉彩，口足部施以金釉，用金银双色及红黄彩等勾绘缠枝花卉、焦叶等纹饰，镂空开窗处施有粉彩西番莲、佛手、寿桃纹等，内瓶上精绘有青花缠枝花卉，底部有青花篆书的“”大青乾隆年制的落款。成型工艺非常繁复，需多次上釉多次入窑烧制而成，烧制成功极为不易。清宫旧藏，共一对，一只收藏于首都博物馆，另一只收藏于台北鸿禧美术馆。此瓶器型规整，工艺精湛奇巧，集粉彩、珐琅彩、镂空等多种装饰技法于一器，纹饰图案融合了中西文化，代表了中国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被称为中国陶瓷发展到登峰造极时期的登峰造极之作品，国宝级文物。
乾隆御制碑分为碑身、碑帽、碑座三个部分，帽和座各有两个，一共五件。全碑总高6．7米，重40多吨，汉白玉石材，碑座为束腰须弥座，刻有卷草花纹，精美异常，此碑与屹立在北京永定门外的乾隆御碑燕敦碑无论从内容、形制上都极为接近。2005年北京市出土，现位于首都博物馆前广场东北角。此碑保存非常完好，碑身上全部是少见的乾隆正楷手书《皇都篇》、《帝都篇》，由满汉两种文字写成，这两首诗篇生动具体地表达了乾隆皇帝“在德不在险”和“居安思危”的治国思想，是目前北京最大的石刻文物，也是研究和展示北京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实物文献。
扳指亦指“板指”，又称“班指”或“梆指”，原为满族男子套于右手大拇指上之短管状饰物。本是辅助习武的扳指，由于满汉两族广大男士的欣羡与效颦，竟使之成为一种极为时髦的佩饰品。上自皇帝与王公大臣，下至满汉各旗子弟及富商巨贾，虽尊卑不同但皆喜佩戴。这枚翡翠扳指通体翠绿，有着十分通透的透明度，高2.5厘米，直径3厘米，先后经过三人，先为恭亲王奕訢所有，接下来到了太后慈禧手里，而后慈禧太后又将它赏赐给了贴身太监李莲英，最后李莲英亡故以此陪葬。1966年在李莲英墓出土，专家保守估计价值在2亿人民币左右。这件翡翠扳指做工精美，透明度极高，质地上成，并且涉及慈禧、李莲英和恭亲王三位大人物，不仅具有极高的工艺和观赏价值，而且还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国宝级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