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又是一年“考古时”。即日起，“考古2023”系列稿件将陆续见刊，这是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连续第五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邀请多位学者撰写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考古学有两把手铲，一把是实际使用的手铲，一把是象征意义的手铲。前者是田野考古发掘的必备工具，后者是分析检测考古遗存潜信息的科技手段。科学技术提供的新手段、新工具应用于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提高了考古工作发现和分析能力，提升了考古学研究的精度，拓宽了考古学研究的领域。如今，在中国的考古学学科分类体系中，科技考古已列为考古学的六个二级学科之一。科技考古内容庞杂，其下又可划分为不同的研究领域，比如年代学、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同位素分析、古DNA、冶金考古、陶瓷考古，等等。这些研究领域的方法、材料、思路与问题彼此之间有差异，但研究目标是一致的，即还原古代人类的生活及其社会状况、解析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历程、探索社会变化的背景、原因与规律。
年代学
年代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有关人类起源、文化传播、社会演变的考古学理论与假说均需要建立在科学的年代学框架基础之上。
泥河湾盆地素有“东方人类故乡”之称，对于讨论我国人类的起源与演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张帆等对泥河湾盆地许家窑-侯家窑遗址的年代学研究工作进行了梳理，发现学术界曾借助地层学、化石动物群、人类化石、光释光、古地磁、碳十四、铀系法、电子自旋共振法、26Al/10Be法等不同方法研究了该遗址的年代，研究结果从距今40多万年至2万多年不等。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因素主要有测年材料的选择与测年方法的适用性不同。作者建议今后的工作需要光释光、古地磁、铀系法、电子自旋共振法等多种方法交叉验证。卫俊杰等总结了释光测年技术在陶器研究中的应用进展，重点梳理了不同粒径石英和长石作为测试矿物的优缺点。作者认为，目前陶器释光测年已经由单一释光测定技术发展为多种释光测试技术，通过多种释光的对比验证可提高陶器释光测年结果的准确度和精确度。
碳库效应一直是困扰年代学研究的重要因素。曹辉辉等对新疆喀纳斯湖全新世的碳库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距今9700-530年，该湖的碳库效应由0不断增长至2800年。作者认为全新世中晚期降水增加以及距今1500年以来的森林砍伐引起的水土流失使喀纳斯湖泊沉积物中总碳含量逐渐升高，后者又导致碳库效应不断增加。于苗苗等综合现代校正法、线性回归法、地层关联法等方法对云南13个湖泊年代数据所反映的碳库效应进行了评估，发现这些湖泊的平均碳库年龄为1010年，碳库效应介于青藏高原、西北地区和北方地区、南方地区之间。作者认为这种情况与云南地区碳酸盐岩基岩分布广泛但植被密集、湖泊生产力较高有关。
郭晓娜等利用概率密度法对中亚地区已发表的14C数据进行了分析，重建了中亚地区全新世以来人类活动的时空特征。作者认为，距今一万年以来中亚地区存在连续但时空差异显著的人类活动。其中，全新世早期人类活动强度较弱，遗址主要分布于塔里木盆地和少数山前区域，距今五千年之后遗址数量增加、分布范围扩展，并大约于距今2700年达到顶峰后转而下降。
环境考古
2023年，夏正楷先生出版《中国环境考古》。书中囊括了作者关于环境考古理论与方法的深入思考与多个典型研究案例，记录了作者对于更新世以来多个区域与遗址地理地貌与环境背景的重建，收录了作者对人类起源与扩散、农业起源与传播、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中古人适应环境、改造环境的技术、行为和思想的见解。
按照定义，环境考古的主要学术目的是在复原古代人类生存环境的基础上探讨人类社会及其演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古地貌重建是理解聚落布局与人类行为的前提。廖奕楠对王城岗遗址聚落选址的地貌背景进行了重建。他认为王城岗遗址跨越了颍河及其支流交汇处三级阶地与二级阶地，河流既便于人们取水用水，又是天然的自然屏障，遗址周围开阔的空间为王城岗先民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理想之地。郑铎结合地理学方法对环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聚落分布的地貌特征进行了讨论，认为马家浜文化早中期以岗地型为主，聚落较为稀疏，马家浜文化晚期以平地型和台墩型为主，出现多级聚落结构。
生业变迁、文化兴衰与社会演进并非由环境决定、也并非与环境无关。例如，韩茂利从人地关系的视角讨论了石峁文化的兴衰。她认为社会发展背后交织着人与环境的复杂关系，石峁及其毗邻地区的资源储备与社会支撑是石峁文化兴盛的关键，石峁文化与其社会共同体的崛起导致资源消耗过快、环境加速退化，加剧了群体的竞争，最终造成石峁的衰亡与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类似的案例还有侯居峙对青藏高原吐蕃王朝兴衰的讨论、胡飞对淮河中游史前生业模式动态变化的分析，鲁鹏等对嵩山地区聚落演变的梳理，等等。
人骨考古
人骨遗存为了解人类行为、疾病、创伤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基于人类遗存的人骨考古是讨论人类行为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
动物考古
袁靖先生指出，动物考古的目标是认识古代各个地区的动物种类及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特征、探讨古代人类与动物的相互关系及古代人类涉及动物的行为，主要目标是探讨人与环境，特别是人与动物的关系。
野生动物资源开发利用为理解人与动物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高瑶等从年龄结构、季节性特征等角度对山东距今万年前后小高遗址发现獐的骨骼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们发现小高遗址大多数獐是在接近或达到最大体重后被猎杀的，未成年个体所占比例呈逐渐升高之势，猎杀活动以冬季及春季为主。作者认为这与全新世早期动物资源广谱性和强化利用的背景相吻合。受限于收集方法、鉴定对比标本等问题，古代鱼类资源的开发利用目前国内开展工作较少。余翀等对广东高明古椰遗址距今5900-5400年出土鱼骨的鉴定与研究工作，对于认识珠三角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渔猎行为提供了重要参考。通过与现生材料对比，作者在古椰遗址中确认了19种鱼类，并认为当时可能存在渔网、竹篾、舟船、徒手等捕鱼法。陈曦等对江苏沭阳吕台井出土水獭标本进行研究，并综合出土材料和文献记录复原江獭的历史地理分布，探讨了江獭在我国区域性灭绝的原因。作者认为更新世中晚期江獭已见于长江与珠江流域，并广布于黄淮平原及其以南地区，宋代之后随着人类活动对大型水体环境的影响，江獭逐渐灭绝。
将今论古是动物考古重要的方法论。王一如等对青藏高原东北部藏系羊、半细毛羊、细毛羊和寒羊牧羊业的民族学调查，重点记录了传统牧羊社群牧养的羊群数量、品种构成、生态特点、采食习性、管理方式、宰杀年龄、次级产品利用情况以及家羊种群和野生羊亚科的关系。这些材料对于解释不同生态与文化区羊群的开发利用、饲养方式、遗传谱系、驯化与传播等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随着学科交叉融合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动物考古研究的方法不断丰富，这些新方法推动了动物考古的发展。比如，王春雪等翻译了《鸟类骨骼标本制作与鉴定指南》，张红玉等介绍了耳石生长环的纹理在鉴定鱼类死亡年龄方面的应用情况，赵春燕等则利用X射线荧光光谱和X射线衍射对二里头遗址1件环状饰品与该遗址出土的丽蚌进行了对比分析，刘理等与李怡君等分别介绍了ZooMS鉴定动物遗存种属的基本原理、研究现状与发展潜力，李冀等结合碳十四测年、DNA与形态学结果介绍了西安北郊高陵渭河沙坑出土唐代双峰驼的骨骼标本。
动物考古是考古学一个分支，也可以是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个视角。袁靖先生的科普著作《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首次尝试从动物考古学者的视角，以十二生肖为经，以考古出土动物遗存、动物形象以及文献记载为纬，生动活泼又科学系统地讲述了古代十二种动物或动物形象的原型、主要特点、艺术表现与象征意义，从中华文明文化基因的角度阐述了十二生肖的历史内涵与当代价值。
植物考古
植物考古是科技考古研究从业人员最多、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领域之一。本年度学术界围绕作物驯化、农业起源与传播、农业经济复杂化、历史时期植物利用等问题开展研究。考虑到内容较多，本文选取部分代表性工作进行介绍。
长江下游是稻作农业起源的核心区之一。夏秀敏等对浙江宁波鱼山遗址进行了高精度的植硅体分析，根据扇形植硅体的鱼鳞状纹饰等特征认为河姆渡文化晚期该遗址已经基本完成水稻驯化、驯化稻以植粳型化为主，良渚晚期稻作农业快速发展、并出现水田耕作系统，商周时期稻作农业向集约化发展，成为古越国兴起的生业基础。邱振威综合孢粉、植硅体和大植物遗存，对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至良渚文化时期的植物资源利用方式进行了讨论。作者认为，距今7000年前后驯化稻已经出现，马家浜文化晚期水稻栽培技术明显进步；此后至良渚文化时期，以水稻种植为主体的谷物农作体系逐渐形成，成为太湖流域史前文明化进程的物质保障。
程至杰等在淮河上游4处龙山晚期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中发现粟、黍、稻米、大豆属和小麦五种农作物，认为淮河上游南部龙山晚期的作物结构以粟为主、黍为辅，兼以少量稻米和大豆。汪启航等通过对既有动植物考古研究成果的梳理认为，青铜时代淮河流域先民（淮夷）的生业模式是以稻作农业为主，同时种植少量小麦和小米。吴文婉等对江苏西周时期新沂聂墩遗址、西周中期至春秋晚期镇江孙家村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均发现了粟、黍、稻、小麦和大豆等农作物。其中，聂墩遗址小麦的重要性较高、稻米和粟作为补充，孙家村遗址整体上稻米的重要性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王晓静等在江苏仪征联营汉墓M77随葬的植物遗存中分别发现了数万粒稻米、粟、大麻、豆科及一些黍子，这些农作物与墓葬出土木牍墨书恰可对应。
随着发表资料的增多，中原地区早期农业的发展过程逐渐清晰。钟华等结合双槐树、班沟等遗址植物遗存的新发现对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的农业生产模式进行了讨论，认为仰韶晚期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生产模式在耕作制度上相对粗放，稻米的重要性相比庙底沟文化时期明显提升，有些遗址甚至形成了稻旱混作的农业生产模式。在此基础上，钟华又结合已发表资料归纳了新石器时代中期至东周时期中原腹地农业耕作由粗放到集约的几次重大转变。其中，裴李岗文化至仰韶早期农业生产水平较低，黍是最重要的农作物；庙底沟文化开始，粟取代黍成为主要作物，农业经济走向成熟；龙山时代之后稻米和大豆的逐渐普遍，二里岗文化时期小麦的重要性开始提升；东周时期则发展出了“两年三熟轮作制”，红小豆被纳入轮作。作者认为，这一系列转变是人口-资源矛盾作用下，土地利用效率逐渐提升，土地利用方式则由“长期休耕”或“森林休耕”到“灌木休耕”，进而转变为“短期休耕”或“草地休耕”、再到复种的发展过程。
此外，还有郭荣臻等山东济南玉林大汶口文化至东周时期植物遗存的考古学研究、宋阿倩等对陕西旬邑西头遗址殉人牙结石中包裹淀粉粒的鉴定和研究，任文洁等对先秦时期春小麦向冬小麦的转变进行了综合分析，蓝万里等对河南南阳府衙新莽铸币遗址石器表面残留淀粉粒的分析以及有关高粱传播问题的讨论，李昱珩等对陕西旬邑上庙遗址南北朝至初唐时期马具鞦中所用大麻织物的研究，安婷等从全球视角对葫芦起源与传播过程的梳理，陈涛等有关植物遗存、吐鲁番文书与传世文献的对照研究，刘洋等对山东寿光林场东周和宋元时期盐业遗址与制盐生产有关的植物利用的研究等。
郑云飞先生出版了《郑云飞植物考古论文集》。书中收录了作者从事学术研究以来关于农业史、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的主要论述，展现了作者关于栽培植物起源和驯化、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等方面的诸多探索。
同位素分析
碳、氮、锶稳定同位素分析是研究先民饮食、人群迁徙、家畜饲养与流通的重要研究。本年度学术界围绕粟作农业的起源与传播、家畜驯化、生业经济复杂化、食物结构与社群分层、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等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新石器时代中期是早期农业形成的关键阶段。张国文等综合植物考古与稳定同位素数据对淮河流域新石器中期先民生计方式进行了讨论，认为淮河上游与中下游地区距今9000-7000年先民生计方式各地区虽然稻米与粟黍的比例略有不同，但整体而言农业与家猪饲养的重要性居于次要地位差异不大，渔猎采集是先民获取食物资源的主要方式。侯亮亮等对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动物遗存的研究揭示了距今8000年左右磁山遗址狗和部分猪的食物中已经包含一定量的粟黍等C4类食物，这为讨论早期粟作农业的发展提供了线索。戴玲玲等对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动物遗存的研究发现，距今7500-7000年双墩文化时期的猪骨遗存中同时有家猪、野猪和返野的家猪，但它们的食物与鹿科动物相似。通过比较作者认为，双墩文化时期家猪的饲养管理较为松散，食物以C3植物为主。
近年来，植物同位素逐渐成为稳定同位素研究的一大热点。陶大卫等对河南开封虎丘岗龙山至东周时期出土炭化植物进行了综合研究。根据植物碳同位素结果，作者认为遗址先民为了提高农业收成，在推行多品种谷物栽培的同时，还增加了施肥等农田管理的强度。王欣从植物同位素的角度探讨了黄河中游地区史前施肥等农田管理的行为。作者结合模拟实验，具体以陕西白水河流域、河南环嵩山地区仰韶至龙山时代炭化植物为案例，分析了仰韶晚期以来黄河流域施肥的可能性与表现。作者认为，仰韶晚期关中地区、龙山晚期中原腹地多个遗址已经出现了施肥，并推断施肥等农田管理加速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黄河中游地区粟作农业扩张、人口增加、文化繁荣。
古DNA
陶乐等应用捕获测序技术成功提取并对新石器时代四川宝墩文化高山古城与青铜时代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人骨样本的古DNA进行了测序和分析。作者认为，两遗址人群与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粟黍农业人群关系非常紧密，同时有少量和平文化狩猎采集人群的遗传贡献，稻作人群对横断山区藏彝走廊人群产生的基因影响并不明显。郭建新等基于古基因组学讨论了“南岛-壮侗一体”考古学发现与南岛语人群的遗传连续性，认为北方粟黍农业人群、南方稻作农业人群以及亚洲东南海岸线渔猎采集人群共同塑造了南岛-壮侗人群。
此外，顾政权以西藏廓雄遗址为对象，尝试从沉积物中提取古DNA，以期为理解古代动植物资源利用与人类行为提供借鉴。研究者在遗址堆积中检测到了大麦、绵羊与粟的DNA以及多种与农作物相伴的微生物。沉积物古DNA提取技术的成功对于揭示古人动植物利用、复原古植被具有重要意义。
残留物分析
残留物分析是近年来科技考古发展迅猛的研究领域。本年度，学术界围绕陶器、石器、青铜器等器物内及土壤中残存的有机大分子与无机物等开展的提取分析与研究阐释工作，使得我们对于古代社会的艺术审美、医疗卫生、技术工艺生业经济等多个方面又有了新的认识。
冶金考古
张吉等曾对铅同位素比值进行了分组，以考察两周各时段青铜器的物料类型及其历时性变化。胡毅捷等对陕西澄城刘家洼遗址东Ⅰ区墓地青铜器开展的研究显示其铅同位素数据特征支持张吉总结的西周末至春秋中期的演变模式，即由使用中原地区的A类矿料到兼用A类矿料与汉淮地区B类矿料分组，作者在此基础上还对各组矿料的铅同位素进行了细化。此外，该研究揭示出锡含量与墓葬等级正向关系。
成分分析是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最基本的方法。迄今，我国学者已应用了多种检测手段来获取了大量有关古代青铜器的成分数据。林俊伶等人强调了青铜器成分分析数据评估的重要性，并利用10种青铜标样，对中国16家实验室的成分分析数据进行评估研究，发现Cu、Sn、Fe、Ni含量测定的精确性与重复性较好，但Pb、Sb、Bi、Ag、Zn、Co、As、Mn、Al、Cd元素的评估结果不理想。作者认为，有必要通过标准物质的检测结果来明确分析仪器的误差范围，以便在开展对比研究前进行数据再校正。这些尝试为建立青铜制品成分分析的测试标准提供了重要参照。
相较于铜冶金考古，2023年铁冶金考古成果十分有限，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围绕判断炒钢与块炼铁开展的研究。张昕瑞等对新疆托里县那仁苏墓地两件铁刀进行了科技分析，根据检测到的铁纹石、镍纹石、合纹石以及副矿物陨磷铁镍石判定两件铁刀均为陨铁制品。考虑到两个墓葬的形制、随葬器物与阿凡纳谢沃文化遗存相近，碳十四测年校正可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作者认为这两件铁刀为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陨铁制品。张周瑜则以模拟实验为主，结合古文献、考古资料、铁质文物分析等，针对地炉炒钢工艺进行研究，对炒钢过程的脱碳行为、夹杂物类别及其形成过程、成渣过程进行阐述，总结了炒钢制品的夹杂物类型及其特征，并给出不同钢铁技术的理论判定依据。卢欣彤等人系统梳理了非金属夹杂物分析在国内外铁冶金考古中的应用，针对铁质文物夹杂物的表征方法进行归纳，并进一步总结了非金属夹杂物在铁质文物工艺判定及其产地溯源问题上的应用情况。此外，河南郑韩故城仓城铸铁遗址出土陶范的研究，则确定了范面上红色层的显色成分为赤铁矿，黑色层的显色成分为炭黑，且黑色层叠压于红色层之上，两种表面层的使用是为了便于脱模。
2023年，多个矿冶遗址田野工作与实验室检测成果陆续刊布。比如，山东邹城市邾国故城遗冶铸区2019年度发掘资料的发表、湖北黄石市阳新县金盆垴遗址调查资料与炉渣测试结果的公布，安徽南陵县大工山南麓七星河流域10处先秦时期的矿冶遗址调查概况的总结等。类似的工作还有广东罗定船步铁炉村古代冶金遗址、黑龙江阿城易小岭地区西川冶铁遗址等。
陶瓷考古
按照研究时段，本年度陶瓷科技考古的研究可划分为史前至前秦和历史时期两个部分。史前至先秦时期遗址出土陶器的科技考古研究包含了以下地区与遗址，分别是湖北宜昌中堡岛遗址、叶家山遗址、杨家湾遗址、关庙山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蓝田新街、辽宁阜新地区两个遗址（贾家沟西和塔尺营子）、山东丹徒遗址、邾国遗址、河南偃师商城遗址、安阳殷墟遗址、山西侯马遗址、宁夏姚河源遗址、福建葫芦山遗址与猫耳山遗址、昙石山遗址等。分析技术以无损或微损技术为主，进行主量、微量成分分析，显微结构与物相分析、烧成温度测试等为主。这些研究发现，史前至先秦时期，陶器的选材制作方面有两个特点。第一，本地材料制作。例如陆青玉等对山东丹徒遗址大汶口晚期（公元前4100-2600年）至龙山晚期（公元前2600-1900年）陶器的研究表明，大多数陶器都是就地取材来进行生产，且在不同阶段，即使陶器形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其胎体的原料配方依然存在连续性。第二，外部输入。例如，贺黎民等对陕西石峁遗址陶鹰的成分开展对比分析后发现，陶鹰所用原料与本地所收集土壤样本呈现出了显著差异，这说明其原料可能来自石峁附近的其他生产单位，制作完成后输入至此。
此外，也有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陶器的技术细节、不同时期技术变动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探究。比如，高雅云将陶片印痕法应用于福建昙石山遗址陶土孱和料的研究，认为水稻稃壳的残损状态表明当时的人类对脱壳后的副产品进行加工再利用以充当陶土孱和料的情形。Goren等对辽宁阜新两个不同时期遗址出土陶器的对比研究揭示了狩猎-采集的半定居社会和后来定居的粟作农业社会不同的陶器生产技术和使用的器物组合，这种“不同”产生的原因可能就是食物获取与加工方式的改变。
不同于以上史前至先秦侧重陶器研究，随着瓷器的大量生产，对于历史时期陶瓷制品的研究涉猎的样品种类更为丰富。2023年发表的关于历史时期陶瓷制品的研究，时段从汉代至清代，样品包括彩绘陶、釉陶等陶器以及白瓷、青瓷、彩瓷等。白瓷起源，包括青瓷向白瓷的转变一直是瓷器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本年度，多位学者从两个时段的两个地区的产品进行了分析与研究。一是北朝至隋代初年的河北邢窑，二是隋唐时期的洛阳。这些研究共同揭示了白瓷的起源历程。北朝时期，中国北方的窑工在青瓷的基础之上，通过有意识地降低呈色剂含量来提高白度，创造性生产出了早期白瓷，但是这类器物的生产非常短暂。隋朝初年，高铝低铁低钛的黏土被特意选用来制作胎体，提升胎色白度。尤其是长石和石英的引入使得白瓷更为精致。隋唐时期，白瓷在北方大量生产，虽然地区之间产品质量有所差异，例如洛阳地区的白瓷不如邢窑白瓷精致，但产量的增加满足了各阶层的消费者的需求。除了起源问题，白瓷在各地各时期的生产和使用也有研究发表，例如广西北部湾英罗窑唐代白瓷、四川广元窑唐宋时期白瓷、辽宁辽阳冮官屯窑址辽金时期白瓷、山西河津固镇瓷窑金代白瓷等。
青瓷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对之前学界发表较少的窑口产品的工艺研究，例如广东曾边窑、雷州窑、广西雅子冲窑、河南汝窑、陕西耀州窑等，时段集中在唐宋时期。二是基于实验室考古，对特殊青釉进行模拟制备研究，以探究其配方、烧成技术和呈色机理，模拟对象为青釉乳浊釉、龙泉窑粉青、梅子青釉、越窑秘色瓷等。同样，模拟制备也被应用于彩瓷的研究，例如CaO/MgO对黄兔毫釉毫纹的影响研究、高温褐彩瓷的施彩工艺研究等。彩瓷方面，对于考古出土遗物的研究也有所进展。唐代长沙窑铜红釉和红绿彩瓷样品的呈色元素分布与机制、元代河南鹤壁前嘴及崔村沟窑钧瓷的呈色机制、明清时期景德镇瑶里和海南澄迈、儋州青花瓷的材料与工艺，也见诸多篇论文。
玉石器与玻璃器研究
新疆出土的汉晋时期部分特殊器型玻璃制品与域外相似玻璃制品对比（1.山普拉墓地出土绞胎玻璃珠；2.古印度Bara遗址出土绞胎玻璃珠残片；3.营盘墓地M45出土人面纹玻璃珠；4.泰国空统遗址出土人面纹玻璃珠；5.扎滚鲁克墓地M49出土磨面纹玻璃杯；6.营盘墓地M9出土磨面纹玻璃杯；7.黑海北岸切尔尼霍夫文化磨面纹玻璃杯)
其他
颜料科技分析
古代的颜料使用非常普遍。2023年度，学术界围绕各类建筑、壁画等开展了颜料和制作工艺分析，重现了五彩斑斓的古代社会。代表性研究案例包括甘肃敦煌莫高窟北魏壁画、天水麦积山131号窟壁画、永靖炳灵寺171窟大佛发髻彩绘颜料与制作工艺的研究，以及陕西西安雁塔区新发现元墓中壁画、西安南郊唐墓壁画、靖边唐杨会墓石棺、甘肃天祝县慕容智墓葬壁画、内蒙古多伦县清代山西会馆壁画颜料与制作工艺的研究。综合以上的研究结果可知，壁画、彩塑的白色底色层所用颜料有方解石、石膏、滑石、蛇纹石等，红色颜料多使用铅丹、朱砂、铁红，铅白与炭黑通常被用作白色与黑色颜料使用，绿色颜料为石绿，蓝色颜料为石青和靛蓝。多位学者在黑色颜料中检测到了氧化铜，学者推测它可能是蓝铜矿等含铜矿物的次生矿。为了增强附着力，有些颜料使用过程中还加入了动物胶等生物制品进行调和。
颜料不仅体现了古人的艺术追求，一些颜料的使用也蕴含着技术、物品与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例如，张文元等综合敦煌莫高窟第257、259窟的时代与壁画彩塑的颜料组合推测，第259窟的颜料使用承自北凉、多为就地取材，而时代略晚的第257窟所用原料大大丰富。其中，第257窟中青金石、朱砂两种颜料的出现可能是受到了巴米扬与克孜尔石窟的影响，这一工艺随后在莫高窟等丝绸之路沿线石窟中得以传承。
盐业考古
王青对有关古代煮盐活动的考古遗存与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梳理，探讨了东南沿海古代竹盘煮盐的问题。竹盘是以竹篾编制成盘状，盘外涂以蜃泥、草拌泥等作为保护层，盘中加卤水，煮烧之后获取粗盐。王青认为，竹盘煮盐至少可追溯至东晋时期，主要流行于钱塘江迤南的沿海地区，直至清代晒盐兴起时仍有存续。王青结合元代文献《熬波图》，从操作链的角度把古代的制盐工艺总结为四大环节，即团城建设、摊场建设、淋卤环节、煮盐环节。随后，作者辑证了南河崖、双王城、大左庄、军粮、九母丘、尹家窝铺等商周至元明时期遗址与盐业生产有关的考古遗存，并梳理了盐业生产各工艺环节由粗陋简略至精密系统的发展过程。
纺织品
王丹对距今2600-2400年新疆吉尔赞喀勒墓地出土的毛织物残片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些织物中除了有常见的羊毛织物外，还发现了骆驼毛织物和羊毛与骆驼毛混织或混纺的织物。目前所知，新疆吐鲁番、蒙古等地也曾发现过使用战国至东汉时期骆驼纤维的毛布和毛毡，但吉尔赞喀诺墓地无论是出土数量如此之多、年代如此之早，实属罕见。宋会宇等对新疆尼雅一号墓地出土的短靿毡靴的材质及染色颜料进行了分析检测。红外光谱与显微形貌分析显示，靴面红色织物及内衬毛毡为动物毛纤维外，其余靿口织物、绣线、缝线等纤维与蚕丝蛋白的特征一致。研究者采用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对红、黄、蓝、绿四种颜色的颜料进行了分析，认为红色织物可能与茜草染色有关，黄色可能使用了黄檗与含有木犀草素的荩草染色，靛蓝则是蓝色织物的主要染色剂，绿色可能是黄檗和靛蓝套染所得。
光谱技术
针对文物表面文字褪色、模糊不清的问题，王诗涵等利用高光谱图像的空间信息与光谱技术，尝试对山西云冈石窟第38窟雕像表面文字进行了分析，得到了字迹增强图像。此项工作为从文物表面提取文字信息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