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甲骨文“礼”字，包括两个象形的部分，下边的“豆”表示盛放祭品的容器，上边的“曲”表示在器皿中有两串玉器。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神权巫术主宰社会，这个字形象地说明了“礼”事神致福的原意以及玉器用于祭祀天地神鬼的礼仪功能。玉的硬度远高于一般岩石，加工费力耗时，只有拥有权威的人才能够支配大量人力为他们制作数量众多、精美贵重的玉器，因此，玉器也是权力、地位和财富的标志。
新石器新石器时代后期红山文化
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塔拉出土
高26厘米
玉龙由墨绿色的岫岩玉雕琢而成，周身光洁，头部长吻修目，鬣鬃飞扬，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
新石器时代很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类似龙形的遗存，或为蚌塑，或为彩绘，或为雕塑。关于龙的原型，研究者们提出过各种假说，如蛇、鳄鱼、蜥蜴、鱼、鲵、马、牛、猪、鹿、熊、虎、蚕、蛴螬、松树、云、闪电等等。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和妇好墓出土的玉龙都显示，龙是一种巨头、有角、大口、曲身的神兽。新石器时代最符合这些特征的文物应属红山文化中的这种蜷体玉龙，安徽含山凌家滩、湖北天门肖家屋脊也都有类似的玉龙形象，它们有可能是龙的原始形态。
关于龙的起源说法不一，有蜥蜴说，鳄鱼说，至于龙首则有来自马首、牛首或猪首之说。这件玉龙是中国已发现的时代较早的龙的形象之一，从其首部特征看，吻部较长，鼻部前突，并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2个并排的鼻孔，似有猪首特征。这件玉龙用黑绿色玉制成，琢磨精细，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卷龙
辽宁朝阳牛河梁出土
高7.2厘米、宽5.2厘米
卷龙是红山文化标志玉器之一。龙身圆形，额头隆起，吻部前凸。除头顶的三角形大耳，大眼睛以及吻部的多道皱纹由比较简洁的线刻划外，光素无纹饰。首尾之间有横向窄缺口，或连或断，或为一道不明显的划纹。颈背部对穿一小孔，可穿系佩挂。在红山文化大墓中，卷龙多位于墓主的身躯上面，可能穿绳佩于胸前，应是当时的一种礼仪用玉和宗教用器。
红山文化墓葬中往往有成批的玉器出土，这些玉器一般个体都较小，且有穿孔，被认为是佩饰，其中各种动物类的玉饰雕琢尤为精细，如玉龟、鱼形石坠、玉鸟、双龙首玉璜等。
高5.9、宽4.8厘米
卷龙是红山文化标志玉器之一。在红山文化大墓中，卷龙多位于墓主的身躯上面，可能穿绳佩于胸前，应是当时的一种礼仪用玉和宗教用器。
1985年吉林农安左家山出土
高4.4厘米、宽3.8厘米
神面形佩
新石器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年—前2900年）
高11厘米、宽4.7厘米
神面形玉佩是红山文化标志玉器之一。此玉佩双面均有纹饰。正中用粗阴线刻神面纹，内凹式圆眼，五组长齿，左右两端卷曲成勾云形角状，为神化了的兽面形式。顶部钻三孔。
长4.7厘米、宽1.7厘米、高1.5厘米
新石器红山文化
长6.5厘米，宽4.1厘米
此璧扁平，上窄下宽，中部皆有圆孔，两侧联处雕对称窄缺口，边沿有刃，顶部有圆形穿孔用于悬挂或佩带。联璧除双联外，也见三联的形式，不过迄今仅在红山和凌家滩等文化中发现，为数很少。联璧的制作工艺虽不及圆形玉璧复杂，但琢磨非常精细，应是当时使用的特殊礼仪用器。
宽8.3厘米、高8.2厘米
璧是中国传统玉礼器之一，多为圆形。红山文化除少量圆形璧外，还独有外廓和中心孔为圆角方形或四角为直角的方璧，一般中间厚，四周薄，通体素面无纹，边缘打磨如刃状。除中心大孔外，璧边缘通常还钻有1-3个小孔。
1986年征集
高14.8厘米
此箍形玉器以青色玉料制成，呈椭圆中空的筒状。顶部较大，作斜口形式。底部略小，口部平直。器壁较薄，口部边缘尤显锋利。
箍形玉器过去多为传世品，因用途不明一度被称为“玉护臂”或“马蹄形器”等。考古发现证明此类玉器只在红山文化的中心大墓或高等级墓葬中存在。它们多位于男性墓主的头部下方，有的器物口部还有两个小孔可以系绳或插发笄，由此确认是人们用来固定发式的发箍。箍形玉器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使用时可将头发束在一起套在筒状的箍内并挽成发髻，再戴在头上作为玉冠饰物。
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纷纷显露出一批以代表王权、神权等特殊用途为特征的玉质礼器。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更以数量惊人的玉器被称为“远古玉器中心”。遗址的大型积石冢内，通常以一座大墓为中心，周围附葬小墓。大墓随葬众多精美的玉器，上部封土积石成坛。墓地附近还有专门用于祭祀的女神庙建筑等，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与森严等级特权的礼仪场所。精美的玉石礼器诞生在这个阶段，其拥有者必然是这个群体中享有崇高社会地位的权贵阶层，而造型精美的箍形玉器等饰物正是证明他们身份地位的最明显标志。近年在红山文化墓葬主人的头骨旁发现有这类器物，虽往往还伴随其它玉器，但仍可确认它是用于固定发式的发箍。这种发箍的使用者，当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新石器新石器时代后期良渚文化
1958年征集
高49.7厘米
这件玉琮由墨玉制成，内圆外方，上大下小，中有穿孔，共19节，是目前国内所见最高的玉琮。玉琮四边的兽面纹已经高度符号化，近顶端阴刻有日月纹图案，器身局部残留有制作时的切割痕迹。
玉琮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最重要的一种礼器。典型的玉琮往往在四角雕刻兽面纹，在四边正中刻神人兽面纹。规整的造型、细腻的雕琢与威严的神像，使得玉琮具有一种庄重、神秘、肃穆之气。对玉琮用途的猜测目前不下20多种。一些学者认为，琮是一种沟通天地的法器，上大和内圆象征天，下小和外方象征地，外表的神人兽面纹象征当时巫术活动情况。
这件玉琮阴刻的日月纹图案是大汶口文化大口陶尊上的代表性徽号，两个区域文化的象征性因素融为一体，最直观地体现了良渚文化与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交流与融合。1987年和1989年发掘的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发现了单纯的大汶口文化墓葬与受良渚文化影响的大汶口文化墓葬共存的现象，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两种文化的交流与冲突。
神面纹琮
新石器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前2200年）
宽7.3厘米、高4.7厘米
琮是良渚文化最具特征的玉器之一，集宗教、装饰、仪礼和权力于一体，是礼器的核心。在良渚文化的大墓中，琮作为重要的随葬品与璧、钺等玉器成套组合。良渚文化琮分圆形或内圆外方形，单节或多节等不同形式。外部凸面上一般雕饰形态各异的对称兽形神面纹，刻划手法以阴线为主，辅以浅浮雕，呈现出立体纹、地纹和装饰纹于一体的“三层花”效果。纹饰以手工直接雕刻，细密规整。
新石器良渚文化
1972年浙江余杭钟介出土
高5厘米、面长7.5厘米、射径7.7厘米、孔径6厘米
礼器
1987年浙江省余杭县瑶山7号墓出土
高4.4厘米
《周礼》上说：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琮是一种宗教用具。学者认为，玉琮的功能远远超出了祭祀土地。玉琮通过很小的体积，把中国上古时期的世界观包括在其中。琮的内圆外方表示天和地，中间的穿孔表示天地之间的沟通。从孔中穿过的棍子就是天地柱，即天梯。在绝大部分琮上有动物图像，表示巫师通过天地柱在动物的协助下沟通天地。因此，可以说玉琮是中国古代世界观和通天行为的很好的象征物。7号墓的主人拥有精美的玉琮，说明他是具有巫师职能的人。
佩饰物
1987年浙江省余杭县瑶山9号墓出土
长3.3-12厘米
新石器时代晚期，贫富分化日益扩大，富有的人习惯用各种玉饰装扮自己。瑶山7号墓出土的这组锥形玉饰即是当时的装饰品。锥形玉饰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常见的人体装饰品，原始人或把它垂挂在头发上，或把它戴在颈项上，或把它佩在腰间。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镯。
直径6.7厘米
此器为圆筒形，通体精磨抛光，边缘未进行磨圆处理，基本保持切割后形成的棱角。良渚文化玉镯形器较多，出土时通常位于人前臂手腕处，有的外壁还雕琢有平行斜向凸棱或兽面纹等。
1957年浙江余杭钟介出土
高3.4厘米、长5.7厘米、厚0.4厘米
此器平面呈倒梯形，顶部中央凹缺，内有椭圆形穿孔和尖凸，底部榫状，带圆形销孔。通常认为，其原应与梳齿构成组合器。有素面、刻划和透雕等多种，主题是神人形象。在瑶山墓地，每座墓都出土这种梳背，而且每墓只有一件，多位于墓主的头部，因此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当时首领的冠饰。
1984年浙江余杭钟介出土
直径17.6厘米、孔径5.2厘米
璧是良渚文化最有特征的玉器之一，在大墓中经常与琮、钺等构成固定的玉器组合。《尔雅·释器》载：“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这里的“肉”与“好”分别指代玉器的实体与中心孔。良渚文化的玉璧多为规整的圆形，中心孔径小于器体，在璧类器物中比较典型。除了礼器功能外，璧还是权力、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良渚文化的反山墓地，大墓内玉璧最多可达数十件，它们与其他玉器分置于墓主身上不同部位，玉器功能十分强化，显然形成了系统的使用制度。
1988年浙江余杭长命出土
直径20.5厘米，厚0.9厘米
这件玉璧造型圆整，纹理斑斓，中心穿孔较小，器身残留切割痕迹。
玉璧是良渚文化礼器中的代表性玉器。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璧可分为两类：一类玉质细密，色彩纯净，制作工整，通体抛光，工艺十分考究，随葬时置于墓主人胸部，应该属于礼玉之列。另一类玉质稍逊，多数纹彩斑斓，制作粗糙，璧形不圆整，甚至有破损，加工时打磨不彻底，玉璧表面留有明显的切割痕迹，也没做抛光处理，随葬时置于墓主人脚下方，有学者认为此类玉璧是财富的象征。
1987年浙江省余杭县反山出土
长7.1厘米
良渚文化以精美的玉器著称，常见的玉器种类有珠、管、坠、玦、璜、瑗、镯、璧、琮等，这些玉器多出于墓葬。根据《周礼》中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璧琮以敛尸”之说，考古学家把这类墓葬称为“玉敛葬”。这件玉饰制作得相当精致、完美，代表了当时玉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1986年浙江省余杭县反山出土
长10.3厘米
1987年浙江省余杭县瑶山8号墓出土
长16.3厘米、宽13厘米
使用玉钺时，利用钺身的穿孔捆绑木柄。发掘时发现已朽的木柄痕迹，柄长80厘米，柄上端装有玉钺冠饰，柄下端装有玉钺端饰。玉钺身、木钺柄、玉钺冠饰和端饰组成了完整的玉钺形态。另外，在本钺柄的一侧还发现两个小玉琮，当为玉钺的挂饰。据文献记载：周武王伐商纣王时，周武王手持一把大钺指挥军队进攻。钺在中国古代是一种权杖性的兵器。瑶山7号墓的主人，当是拥有一定军权的特殊人物。
冠饰
高4.8厘米、宽8.5厘米
这件玉饰有三个叉，左右两叉各刻有头戴羽冠的神人形象，中叉有竖向直孔一个，出土时中叉紧连一根长玉管。山形玉饰的出土位置在死者的头部，且与成组的锥形玉饰相邻或叠压。7号墓的主人拥有玉钺和玉琮，是一位集军事权力和宗教权力于一身的显贵人物，他把山形玉饰戴在头上显示他与众不同的尊贵地位。
1955年湖北天门罗家柏岭出土
长2厘米、宽1.5厘米、厚0.3厘米
玉饰呈白色，扁平长方形。头戴平顶冠，冠下雕一人面，宽鼻方脸，大耳，耳下有环形饰物，颈部呈宽带状。头冠与颈部正中各有一小孔。
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凤形佩，1955年湖北天门罗家柏岭出土。
新石器石家河文化（距今约4700～4400年）
1955年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罗家柏岭遗址出土
最大径4.9厘米、厚0.6～0.7厘米
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鸟首璜形饰，1955年湖北天门罗家柏岭出土。
残长7厘米、最宽2.2厘米、厚0.7厘米
此器身呈长弧形，一端保留完好，鸟首饰勾云形冠饰，圆眼，突鼻，喙向下勾卷，面部有勾云纹，颈部有两组凸弦状棱。鸟首之冠、喙和颈部等都进行了抽像化的艺术处理，表现出神鸟特征和器物本身非比寻常的价值。另一端残断无存。商周以后的玉器中，动物形像作为璜形器两端装饰的组合形式得到普遍应用。
新石器石家河文化
宽2.6厘米、高1.8厘米
此器扁方形，正面雕刻虎的面部。五官用减地法凸出，再以浅细阴刻线勾勒出轮廓，凹洞式耳孔，鼻翼两侧刻划胡须，底边有宽阔的口部。虎头两侧横穿圆形孔，可系佩。虎头是石家河文化玉器的代表器形之一，面部威严，反映出浓厚的宗教气息。
新石器新石器时代后期大汶口文化
1959年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出土
长19.1厘米，刃宽10.3厘米
此玉铲呈梯形。方柄直刃，刃略宽于柄，柄部正中有一个对钻的圆孔。铲身通体细致抛光，刃口双面磨制。玉铲器身扁薄，形制规整，表面经过抛光，十分光滑。穿孔整齐，可能是用木棒、竹管加沙蘸水钻成。这种精美的玉铲不可能真正作为生产工具来使用，可能是为了代表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甚至还有宗教上的意义。
玉铲出土于大汶口文化的一座贵族墓中，是所发现的最精美的玉器实物之一。它选料考究，制作精细，且无使用痕迹，当为墓主生前珍爱之物或为了随葬而专门制作的高等级陪葬品。
大汶口文化的玉器种类多为生产工具和装饰品，既不像晚期的良渚文化充斥大量以琮、璧等为代表的玉礼器，微雕纹饰繁缛细致，也不像大体同时期的红山文化多动物形玉器、勾云形玉佩等变化多端的特殊器形。该文化把贵重的玉器材料制成了工具等，以别具一格的形式彰显玉器理念。铲作为工具由来已久，从新石器早期以来就陆续出现并不断发展演变。在石器里，铲是纯粹的工具。大汶口人将稀有的玉质材料加工成本为普通工具的铲并用于人们死后陪葬，表明当时全社会对于生产劳动的重视程度之高。玉铲不同于其他普通材质的器类，能够陪葬如此高规格玉器的人也只是少数，显示出墓主身份非同一般。从精致程度和用途综合推断，此玉铲实际充当了礼器的功能。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鞍形饰，1974年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
此器平顶鞍形，顶部一侧有穿孔。外壁光滑，内壁粗涩，底脚平齐。出土于墓葬内，同出有玉钏和玉锥形器等和大批陶、骨器等。
1974年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
高4.8厘米、宽3.5厘米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钺。
长15.9厘米、宽11.3厘米
此器光素无纹饰，边缘平直，刃部双面磨制，背部有对钻大小两穿孔，用于固定柄。钺由斧转化而来，成为一种专用兵器，并成为力量与霸主地位的象征。良渚文化贵族墓葬中曾经出土了比较完整的漆绘柄石钺，钺被嵌在描绘精致的漆木柄上，置于墓主身旁，显示了这种兵器的真实用途。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兽面纹琮。
宽8.4厘米、高3.6厘米
此器为内圆外方的柱体，短射，分上下两节，每节一组兽面纹。兽面的冠状饰位于两节中部，鼻、眼等纹饰则刻划在冠的上下，从而形成上下相背的兽面形象。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三牙璧。
直径9.5厘米
此器圆形，中部有大圆孔。身扁薄，中部弧状凸起，边缘磨薄近刃状。外缘凸出三个齿牙，三牙多同向，只有其中一个方向相背。牙璧以三牙居多，此外还可见到二牙、五牙等形态的实物。墓葬内多位于墓主胸部，当为佩饰一类的物品。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环形饰
山东五莲丹土出土
直径9.5厘米、内孔径5.5厘米
此器圆环形，通体光润。环外缘有V字或介字形凸齿，形如冠状，类似牙璧的造型。
新石器
直径3.5厘米
此器扁圆环状，中部有小圆孔，一侧有窄缺口。最早的玉玦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兴隆洼文化墓葬内，出土时位于人头骨的两侧，且缺口向上，应是耳环一类的装饰品。在新石器时代的玉制品中，玦分布相对广泛，各地多有出土，用途也以耳饰为主。
夏
长11.9厘米、宽10.1厘米
此器薄，背部有圆孔，两侧边各有七个齿栏。刃部为折线形三连刃式，中部平，两侧斜。钺由大型石斧演变而来，而玉钺则发展成为象征军事统帅权的礼器。在夏代的礼仪玉器中，存在突出玉兵的现象，兵器占据了重要地位。此种钺属于夏代创新型玉器，为龙山时期所不见，并为商代玉器制作工艺所承继。
夏二里头文化
1974年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出土
长11.3厘米、刃宽7厘米
器呈长方形，弧刃，顶端有一圆穿，两侧装饰齿牙。
在中国上古时期，钺作为一种礼仪用器，用以象征军事统帅权。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封周文王为西伯，赐他“弓矢斧钺，使得征伐”。又如《史记·周本纪》在描绘周武王指挥牧野之战时，“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钺作为军事统帅权的象征，在出土材料中也得到佐证。“虢季子白”青铜盘是西周时期的重器之一，器内壁铸铭文：“赐用钺，用征蛮方。”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一柄青铜钺上铸有铭文：“作兹军斧，以警厥众。”可见直至战国时期，钺始终用以象征军事统帅权。成书于汉代的《淮南子·兵略训》记载，君主在授命于将军时，需“亲操钺，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持斧，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这种操钺授命仪式显然有其历史渊源。
在商代甲骨文中，“王”字刻作“”、“”，即是“钺”的象形。商王不仅是当时最高行政长官，也是最高军事统帅。由此，从“王”字演变中也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钺”的象征意义。
【妇好墓出土玉器】妇好是商第23王武丁的配偶，拥有较高军权，主持祭祀活动。其墓出土随葬器物近2000件，其中玉器达755件。这些玉器除祭祀、仪仗用器外，主要是供玩赏的小型动物玉雕和装饰品，多为和田玉，也有少许岫岩玉和独山玉。玉雕显示了当时对玉料的选择、开料和琢磨技术已具相当水平，是商代玉器的代表。兽面纹斧。
兽面纹玉斧
商武丁时期（前1300-1046年）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妇好墓出土
长10.2厘米、宽4.8厘米、厚2.1厘米
此器长方扁圆体，两侧雕兽面纹，宽吻、大口，密斜线眉、臣字大眼，如意形鼻，头部有卷云形耳，两侧有内扣的前肢。斧柄部有榫，正中有圆穿孔。刃端弧形，刃口锋利，无使用痕迹。玉斧依据石制品的基本形式，并在中部凸起的花纹部位完全采用仿铜器制法，风格与同时期青铜纹饰完全相同，显然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
兽面纹刀。
商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长9.3厘米、宽4.4厘米
此器刃部平直，双面磨制，背部有两孔。两面纹饰完全相同，以双阴线刻兽面纹，大鼻、臣字眼、双卷云耳，吻部位于刀背处，角抵于刃部。纹饰精美，刀身不见使用痕迹,显然属仪仗用器。除这种双孔刀外，同墓也见带柄玉刀，有的刀身上还带有类似钺、璋的脊齿，刻有龙形纹饰等。
高9.3厘米、射径4.7厘米、内孔径4.3厘米
此器方形柱体，中心呈圆筒状，方柱四角两侧面均阴刻粗细不同的纵向弦纹，圆筒上下两端阴刻多道平行弦纹。商周时期的琮，基本保留新石器以来内圆外方的传统形制，但数量较少，并多为单节琮，器表多光素无纹，装饰简化，与同时期图案繁缛、造型复杂的玉器种类形成鲜明的反差，表明此时人们的审美取向和加工重点正在朝着新的趋势转变。墓主妇好是商第23王武丁的配偶，拥有较高军权，主持祭祀活动。其墓出土遗物1600余件，其中玉器达755件。这些玉器除祭祀、仪仗用器外，主要是供玩赏的小型动物玉雕和装饰品，多为和田玉，也有少许岫岩玉和独山玉。玉雕显示了当时对玉料的选择、开料和琢磨技术已具相当水平，并进一步掌握了钻孔、细磨和抛光等工艺，是商代玉雕的代表。
长26厘米、宽1.4厘米
此器为长条柱体，粗端有一穿，穿内残留朱砂，尖端双面磨制，形似凿。锥形玉器在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和良渚文化都有发现，磨制精致，有的尾端呈榫状，并加钻孔等，确切用途尚待考证。
凤鸟形双援戈
长11.5厘米、宽3.5厘米、厚0.4厘米
此器片雕，两面纹饰相同。内为凤鸟形，头有角，角从脑后垂至背部并向上弯卷。胸前挺，双翅并拢后收。尾分为大小两支，各向上下卷曲。鸟身饰直线或曲折线的翎羽纹及卷云纹。援为一大一小两支，均弧形，中央有脊，两侧带刃。大援根部外侧有扉棱，脊上有穿孔。援虽然是戈的刃部，但体量远不及内，并正处于鸟首的顶部，实际上充当了鸟的冠状翎羽，装饰作用明显，显然其作用不在兵器本身而在于强化鸟的威仪。双援戈除凤鸟形外，也见龙形，但数量均较少。
商商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1953年河南省安阳市大司空村出土
长3.1厘米
中国至迟在距今4000-5000年前就已经开始养蚕，浙江省钱山漾遗址就有蚕茧发现。到了3000多年前的商代，养蚕技术已完全成熟。甲骨文中已有蚕、桑、丝、帛的记载。在出土的商代器物中，有不少是由丝织品包裹着的，比如与玉蚕同一遗址出土的商代铜片上，就留有丝织品的痕迹。
商蜀
1986年四川省广汉县三星堆出土
长39.5厘米、宽7.8厘米
璋一般由援(锋刃)、栏(作成扉牙状的绳索系痕部分)、内(木柄镶装部分)组成。器物形态当源自戈、钺、戚一类兵器。此件玉璋质地松软，为青玉。器表因水浸或烧灼，其中一部分呈墨黑色。上下栏位置相对地作出4个束绳齿痕，栏上有一穿孔，内为长方形。援上端器背微弯折直向豁口刃尖，凸弧状下援。璋最早见于二里头文化遗址。此件器物为祭祀坑中遗物，当与某些宗教礼神活动有关。其形制也颇近似于中原所出的同类器物，表明了蜀文化与商文化的互相接近和交往。
1955年河南郑州白家庄出土
通长38.2、援长28、援宽8.2厘米
此器长援短内，带锋利的刃。援端呈尖锋状，中部有脊，与内交接处阴刻四组弦纹，上下栏略外凸。内长方形，前部正中钻圆形孔。戈是商周时期主要的兵器，但玉戈体薄易脆，有兵器之形，无实战功能,应属于仪仗器之列。玉戈完全仿照铜兵造型，制作规整，通体光亮，在工艺美感上又远超金属兵器。
商商后期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
通长27.8厘米，援长15.8厘米，穿径0.5厘米
玉援呈青黄色，长条状，通体抛光。前锋尖锐，有上、下刃与中脊，援末端嵌入青铜体之中，近末端处有一圆穿。与玉援相接青铜体前段为长方形，上以绿松石嵌作饕餮纹。有上、下阑，阑后有柲槽，槽内残存朽木痕迹。青铜内后段作鸟形，歧冠，“臣”字状目，钩喙，卷尾，通体嵌绿松石。此器制作精致，应为礼器。器上使用的镶嵌绿松石工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从中可见两者铸造工艺的传承。
商商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盛食器
高12.5厘米、口径20.5厘米、壁厚1-1.6厘米
此簋为绿色，平口方唇，腹部微鼓，圈足略外撇。同出土的还有一件白玉簋，侈口圆唇，下腹微鼓，圈足直矮。二件玉簋与琮、圭、璧、环、瑗、玦、盘等礼器共出175件，以璜为数最多，共73件，环次之，共24件。这与《考工记》中记载的玉礼器基本相符，除璋外，已基本齐全。“礼玉”专指璧、琮、圭、璋、璜、琥这6种玉器，也可称为“六瑞”。妇好墓出土玉礼器，对研究周代玉礼器的渊源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装饰品
1976年河南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
高7厘米
玉人呈黄褐色，圆雕。跪坐，腰左侧插一宽柄器。同出玉、石人物雕像和人头像共10余件。通过这些雕像可看出殷人服饰，一种为交领，窄口长袖，衣下缘至踝，腰束宽带，衣上有云纹。另一种为后领较高，长袖窄口，衣下缘至臀部，衣上有云纹。蔽厀多为长条形，有的中腰较窄，有的上窄下宽，都系于腹上，下缘垂至于膝。冠有圆箍状、圆箍前加一卷状饰，以及高冠或稍低的冠等多种形式。从中可以了解殷人的衣、冠和殷代不同阶层的人物形象。
高冠凤鸟佩（2件）
商武丁时期
长9.9厘米、宽2.7厘米、厚0.3厘米
此器两件，形式基本相同，双面雕，纹饰一致。凤站立状，头顶高冠，冠刻勾云纹，边缘出脊齿。凤尾分双叉，粗腿带爪。形式古拙，体型粗壮，尤其是尾羽与粗足的配合，与同墓出土的玉鴞造型十分相近，不过凤首的长羽冠又与普通的玉鸟不同，显然被赋予了神话色彩。凤为商人崇拜的神鸟，玉凤佩应是商王室贵族佩带之物，用以祈求神灵的护佑。
高12厘米、宽4.4厘米
此器双面雕刻侧面人像，蹲踞状，昂首，头顶高耸边缘有脊齿的凤形羽冠。臣字大眼，长方形大耳，阔鼻，张口，颌略向前凸。手臂弯曲，握拳于胸前。足下有榫，有圆孔。周身饰勾云纹。《诗经·商颂》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玉人冠部形式与同墓出土的玉凤的装饰与造型完全相同，说明其已不是一般的玉人形象，应是人鸟合体的崇拜物。
直径5.9厘米、孔径2.3厘米、厚0.4厘米
此器圆环形，中部为大圆孔，一侧有窄缺口，顶部有小圆孔用于穿缀。龙首尾相望，顶有角，张口露齿，臣字形眼，尾尖向外翻卷。身阴刻双线重环纹及云纹等图案，背部雕成齿脊状。妇好墓出土玉玦数件，基本属于蜷体玉龙的形式，承袭了新石器红山文化等早期玉龙的造型传统，但器身不如早期丰满，扁片状，纹饰多为线条勾勒的重环纹、雷纹和云纹等，龙角都贴伏在头部，一般不刻龙足，代表商代晚期玉龙的基本特征。
高5.8厘米（大像），高2.5厘米（小像）
两头像均为圆雕，颈部有深圆孔，可插嵌固定。大像长颈，脑后扁平，头顶由半圈阴刻线纹表示头发，凸眉，高鼻，眼窝深陷，口微闭，圆饼形耳。小像方脸平顶，顶正中有深孔，阴刻一圈盖发。阔鼻，眉骨凸起，粗眉大眼，口微张。除人头像外，妇好墓还出土多个玉人形象，但为站立或跪坐造型，说明与这种用于插嵌的人头像用法存在差别。
高8、宽4.2厘米
器圆雕鴞形，站立状，头部有双角相连，正中钻一个圆孔。大勾喙，斜伸前方并向胸内弯卷。双翅紧贴于背部，正中雕刻脊齿，双腿及宽尾支撑身躯，双足粗壮并雕出四爪。双阴线雕刻纹饰，腹、翅饰翎羽纹，全身饰勾云纹。鴞面的喙部被极度夸张，粗腿和大尾羽也别具特色，形象十分威猛。商代的玉凤，凤首多加羽冠装饰构成神鸟形象，而凤身则与同时期的玉鴞形态近似。
高5.6厘米，长8.1厘米
器玉质呈墨绿色，间有褐色沁斑。圆雕玉龙，龙首微昂，双角后伏，“臣”字状目，眼珠突起，鼻部微凸，张口露齿。龙身于右侧盘曲，尾尖内卷，两短足前屈，各有四趾。中脊饰扉棱，身、尾饰双线阴勾菱形纹、鳞纹，左足外侧饰云纹。
此外，商代玉龙还有一种片状的蟠龙造型，首尾相对，与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中的玉龙相同。
龙是商代造型艺术中最重要的母题，习见于青铜器、玉器、骨角器的装饰中，仅妇好墓即出土9件玉龙。而且在龙的刻画中，眼部多作“臣”字状，身、尾多饰鳞纹、菱形纹，中脊以扉棱表现。这些程式化的纹样，既反映了商代艺术的成熟，又是时人对于龙的诠释。
长13.8厘米、宽3.2厘米、厚0.8厘米
黄褐色，镂空雕刻。形状为侧首回身状，头似公鸡，头顶有齿脊状冠。圆眼，尖喙，胸部向外凸起，与尾连成弧线形。短翅长尾，尾翎分开两叉。爪卧胸下，背中间有一突，突中有一小圆孔，可佩带。翅膀上雕刻四条阳线以饰翎纹。造型优美，线条流畅，制作精细。
在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及二里头文化玉石器雕刻中，也使用阳线表现主题，其中一种做法是将纹样周围的地面剔除，通过减地使其成为浅浮雕，此玉凤翅上雕琢的羽翎纹即是采用这一技法。而对于冠、翅、尾翎部位的虚实处理则反映出商代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镂空、钻孔技术。整器雕琢精细，光泽闪烁，显示了出色的抛光技术。此外，这件玉凤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中玉凤的造型、雕琢工艺极为相似。
长5.3、宽1.4厘米
虎作匍匐状，伏耳，下颌抵地，四肢粗壮，尾硕大几乎与身等宽。虎号称百兽之君，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开始被人神化。仰韶文化墓地内发现了用蚌堆砌的龙、虎造型，说明虎和龙一样成为人们崇拜的神兽。商代妇好墓中出土八件玉虎，造型工艺繁简不一，但都刻意表现虎的威猛。殷墟大型虎纹石磬，风格与此虎颇接近，侧卧，头部硕大，张口露齿，上下尖齿很长，头顶还有一个角状的装饰，威猛之气赫然而生。
长7、宽1.6、厚0.3厘米
此器弧形，扁圆梭状，鱼身刻两排大块鳞纹至尾部，鳍以阴刻斜线表示。尾分双叉，尾端平齐，略向外撇。鱼形佩饰在商周时期是应用比较广泛的玉器之一，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就有鱼化龙，龙变鱼等龙鱼互变的传说。周代大墓里存在以数十条玉鱼分布在棺椁之间及附近的摆放方式，表明人们对于此类佩饰的重视。
长5.7厘米、宽1厘米
此器为鱼形，周身光素，圆眼、短吻，线形口，短尾，尾末端不分叉。鱼鳍以阴线刻短斜线。商代玉鱼很多，在出土动物形玉饰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多直身鱼，少量为弯身鱼，有的作成刻刀，体形长短不一。
1953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出土
长7.8厘米、宽3厘米、厚0.2厘米
此器为扁平片雕，呈伏卧状，头部有冠状饰，长角向上勾卷，喙部镂空，宽尾下垂。《诗经·商颂》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句，传说，商人的始祖母简狄吞食玄鸟之卵而生下商的祖先契，所以商人崇拜鸟，鸟形佩在商代玉器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长5.4厘米、宽2.6厘米
此器身扁圆，头、身、腹、翅部位齐全。肢前屈，翅后伸，口尖突、尾圆钝，前后分段，体型肥硕。口部有小孔，胸部对称饰卷云纹。此蝉体型、双翼较长，商代玉蝉中还有体型双翼较短的形式，如藁城台西和滕州前掌大出土的玉蝉，尾部较尖，翅收于尾部，整器近三角形。新干大洋洲出土的玉蝉头与身分界明显，短翅只及腹部的一半。这些情况表明当时的玉蝉在各地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
1976年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
长7.3厘米、宽5.4厘米、厚0.6厘米
此器为片雕，左右对称。蛙伏卧，前肢外伸，后肢内屈。宽头、方目、肥身、短尾。背部以双线刻对称云纹，双目间有一圆孔，可系佩。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彩绘和雕塑中蛙形象就已出现，玉雕蛙则最早见于良渚文化。有学者认为蛙象征多产，先民用以祈求生育繁衍。也有认为，蛙与农事有关，被用来祈雨祷水。此件玉蛙尚存有未退化的尾部，处于由蝌蚪向成蛙转变的过程，以此为佩可能带有祈求新生的含义。
长8.5厘米、宽4.3厘米、厚0.6厘米
此器为片雕，双面琢刻，纹饰相同。鹅双足并拢站立状，曲颈，宽翅肥身，颈部雕刻羽毛纹，鹅身与翅膀饰勾云纹及翎羽纹。足部穿一圆孔，下部有榫，可用于插嵌。鹅是禽类玉器的代表，妇好墓出土多件，同出的还有鹤、鸽、鹦鹉等。
商武丁时期（前1300-前1046年）
高3.1厘米、长14厘米、宽1.9厘米
玉质为深绿色，上有黄色沁，立体圆雕呈虎形，作伏卧状。方形头，头顶双角后伏，“臣”字形眼，张口露齿，背呈弧形，中部下凹，臀部隆起，四肢前屈，尾长下垂，尾尖上卷。器身饰卷云纹，尾饰竹节纹。
玉琥在殷墟妇好墓中共出土8件，其中圆雕4件，片雕4件。《说文》：“琥，发兵瑞玉，为虎文。”古代文献把它与璧、琮、璜、圭、璋一起，列为“六瑞”之一。《周礼》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用玉与天地四方及鬼神沟通，使玉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此件玉琥造型生动，纹饰精美，既威严又活泼可爱，写实性强，器身上无孔，应为陈设器。
商代早期蝙蝠。
长5.6厘米、宽2.5厘米
此器正面为带冠兽面，以阴刻线刻划，突吻、细眉、圆眼、立耳、悬垂状大鼻。两侧为向后波浪状伸展的翅膀，至末端折收。全器抓取蝙蝠展翅时的动作加以夸张，又以兽面来神化动物原有的面部特征，两侧的翅膀也像是兽面张开的双耳，极具神秘色彩。
高3.4厘米、长2厘米、宽1.7厘米
此器为圆雕，为熊抱膝蹲坐状。昂头，吻前伸，鼻微隆，双耳直立。以粗阴线雕琢出臀部和前后肢，并刻出足趾等。熊颈背部有两个上下对穿的小孔，臀下部也有圆孔，内有朱砂痕。动物形玉雕是商代装饰玉器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玉器的传统品类之一。玉雕通过展现动物的自然属性，体现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依存深刻的文化内涵。
高12.5厘米、肩宽4.4厘米、厚1厘米
玉人为淡灰色，裸体，作站立状，一面为男性，一面为女性。这是一件浮雕式的人像，大概是表现出某种神像。商代玉雕花纹一般是先雕出极浅的“毛边”阴线，再沿浅线反复雕琢，直到线条流畅为止。在玉器上雕琢阳纹，特别是浅浮雕，难度较大，但从这件玉人上不难看出，商后期的玉雕艺人已达到了较高的技术水平。
西周晚期（约前8世纪）
1956－1957年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1820号墓出土
全长54厘米，玉管形饰长2～2.7厘米，红玛瑙珠径0.5～0.8厘米
西周
长8.4、宽1.3厘米
此器直身鱼形，鱼口宽短，中部有一个透钻的小孔。圆眼，眼球隐起。颈下部内凹。无鳞纹，鳍均为短斜阴刻线。短尾分叉，略向上下撇，尾端较平直。西周的墓葬中出土玉鱼较多，一部分是佩饰，另一部分是明器。佩饰多较精致，明器则质地差，刀法简陋。
长10、宽2.2、厚0.5厘米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1957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
长4.6、宽2.6、最厚0.4厘米
此器扁平，表面抛光，正面镂雕S形双首共身龙，背面光素无纹。龙首分位于左上和右下角，斜向对称。龙角顶部有突脊，形如冠状。吻部上卷，下颌及长舌向后勾卷。龙角、突脊、吻部卷曲处和足等突出处沿器身的上下两缘形成脊齿状。器身周边雕刻细阴线纹轮廓线，中部纵贯双阴线纹与两端龙眼相连。此器应是组玉佩中的组件之一，其左右两侧与背部各有两个对穿孔，横向贯通龙身，可与其他玉饰穿缀。此造型开战国S形玉龙佩之先河。
长4.5、宽2.7厘米
此器双面片雕，造型稍异，但均为兔卧状，腿前伸，长耳后伏，尾尖上翘，硕臀，圆眼，吻部穿一透孔，乖巧可爱。兔形玉佩最早见于商代，以妇好墓出土最为典型。商代玉兔的耳也略向后抿，但做奔跑状，眼圆睁、腿部摆动、尾部翘起，灵活中透出机敏，动感很强。
长4.2、宽3.7、最厚0.2-0.3厘米
此器扁平片状，双面雕刻，纹饰相同。龙身蛇形，卷成弯钩状，首尾相望，留有大缺口。口大张，吻部向上勾卷，下颌及舌向颈下勾曲成卷云状。顶部起尖脊，角向前弯卷。龙身边缘随器形雕琢单阴线轮廓线，近尾部处加饰横断弧线将龙身分为两部分，前后段中部雕刻双线勾云纹。饰件造型优美别致，首、角、身、尾各部位虽短小，但简约古拙，既带有新石器以来的玉卷龙造型传统，又将本时代流行技术加以运用，从而创新出特殊的玉龙形象。
长6.2、宽4厘米
鸟首有冠状突起，沿颈部向后舒展，末端向上翻卷。尾分两支，长尾向后伸展末端翘起，短尾向前弯卷直抵下腹。圆眼、钩喙、宽尖翅、粗短足，形态古拙，立体感强。在喙、冠末和短尾羽三个弯卷处钻三个透孔，胸部转角处也有一个穿孔，这四个孔可以将鸟形饰加以固定。鸟身纹饰线条基本为比较单一的直线或曲线，但胸部则雕刻比较特殊的卷云纹。玉鸟形象简化，图案与青铜器上的鸟纹具有一定共性，与殷墟出土的商晚期玉鸟形态也很接近，但图案更加生动流畅。
长7.2、宽1.9、厚0.2厘米
此器单面雕琢单组人纹。人随器形躬身侧立，臂前曲，头部位于璜端，长发后披，纹丝不乱。
直径12.5厘米、孔径5.1厘米、厚0.2厘米
此器圆形，中部有圆孔，背面光素无纹，正面雕刻两组人、龙合体共身图案，饰眼目纹、勾云纹和弧线纹等。周代玉饰中人、龙合体题材多有应用，可能是受当时“以佩象德”风尚的影响，将现实与神话中的两个对象予以组合，从而诞生出人龙共处，合体或联体等奇异造型。通常将这类玉器称作璧，本书依照《尔雅·释器》“肉（器体）倍好（穿孔）谓之璧”的定义定名。
西周周穆王时期
1954年陕西长安普渡村长思墓出土
高7.2厘米，宽3.8厘米，厚0.4厘米
器玉质呈青色，间有黑色沁斑。整器为梯形，上刻一凤鸟。凤鸟昂首挺胸，作站立状，圆眼、钩喙，长尾随器势而向上卷曲、垂落，恰到自然。足踏云纹,补白适中。整器线条疏密得当，显示了制作者的匠心独具。图纹刻划流畅，线条刚劲有力。在雕琢中，“勾”、“彻”并用，即采用细阴线与斜坡式粗阴线相结合的技法以刻画同一主题，造成强烈的感光反差，愈显主题花纹轮廓清晰，突出了西周时期的雕刻特色。
宽5.3、高8.2厘米
此器内圆外方，形状不甚规整，射孔内壁略呈拱形，外壁磨制不圆正，部分孔壁与方形外壁相重合，器表无装饰纹。良渚文化的琮上多有构图复杂的神人兽面形象，一节至多节不等。商代玉琮较为简练，妇好墓出土有弦纹和蝉纹琮。周代玉琮多为一节式，节较长，多光素无纹，少量饰有凤纹、兽面纹等雕刻纹样，但图案均较简化，显示出一种退化的装饰作风。
西周（约前11世纪）
1959年河南省洛阳市东郊墓出土
高7.3厘米、宽2.5厘米、厚1.3厘米
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张家坡出土
长3.2厘米、宽1.5厘米、高1.5厘米
玉质碧绿色，圆雕。玉兔四肢弯曲呈蹲伏状，双圆眼向外凸起，长角向后伏，形状如磨菇形，角下有双耳，嘴大张，口部琢一圆孔直通到尾部，孔两面钻成，孔径达0.6厘米。背部起脊，短尾，臀部肥硕，刻出四肢及爪部轮廓，身体只刻出两道区分肢体肌肉的弧线纹。玉质光润。
玉雕兔最早见于商代，殷墟妇好墓就出土过玉兔。周代雕刻的玉兔有立体圆雕，也有片雕，形状有站立式，也有卧伏式等。周代玉工能抓住兔的基本特征，准确雕刻出兔的形态，具有立体感，没有过多的纹饰雕刻，给人一种朴实粗犷的艺术美感。周代早期玉兔，多光素无纹，雕琢精细，造型生动，十分可爱。该玉兔头顶长角，很别致，是周代动物玉雕中的精品。
春秋（前770-前476年）
1957年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出土
直径3.7厘米、孔径1.2厘米、厚0.4厘米
长9.4、宽2.8厘米
此器双面雕，纹饰相同，用隐起方法雕琢四条变形虬龙，身体蜷曲，互相缠绕。沿龙身走向阴刻双道平行线，内填短斜线。玉饰的上、下两条长边均琢出齿脊，沿器身纵向穿一透孔，可以穿线佩带。齿边形器是春秋时期特有的一种装饰品，其齿脊特征不但在齿边形器上有所表现，在玉璜、玉璧等上都有应用，尤其在璜上表现最为普遍。
春秋
长5、宽3厘米
此器单面片雕龙形图案。龙蟠成镂空涡状，头侧视，圆眼，吻前突，有足。龙身以双阴线手法雕刻勾云纹，对龙形进一步塑造，虽然器身扁平，但图案的立体感却显著增强。
战国
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墓出土
长7.7、宽3.3、厚0.4厘米
此器双面透雕，扁平璜形，由联体双龙和兽首纹组成。两端为龙首，回首相望，拱身联体。吻部与角分别向前后伸展，口部形成圆形镂空。兽首位于龙身拱起的空裆处，仰置，口抵龙腰，双角和頾须与龙身相连。此器作用相当于珩。
长9.4、宽2.5厘米
此器璜形，双面透雕。两端为龙头，口镂空，似卷云状，上颌有獠牙，下颚露成排牙齿，唇上各有一孔。龙身满布乳丁纹，排列规整，每三个乳丁由一条阴刻线相连，象征成片的鳞甲。璜下部镂雕花蕾纹，枝蔓向两边伸展至龙头下。珩顶正中有一孔。珩为组佩上部横向的玉，是组佩的骨架，珩底部的钻孔与镂空处应为悬挂功能而设。拱式造型可承受较大的重力，二或三孔利于保持组佩的均衡与对称，各部件密切相联构成完整的佩饰组合。
1951年河南辉县赵固村出土
高3.5、长10.9、厚0.6厘米
龙作回首屈身状，双面雕刻，遍体以隐起手法雕饰勾云纹，立体感极强。龙身中部偏上钻一个透孔，颈部钻两透孔，可以穿缀，应为组佩的饰件之一。龙身以单卷或双卷云纹装饰，吻、颚、耳等器官及鳞甲等也依卷云形进行刻画，形式简约，颇具动感。
直径6厘米
此器环形，纹理鲜亮，加工规整，磨制光润。瑗面呈斜削状，边缘扁薄，近孔处较厚，环体内、外边缘部分均以倒棱方式进行磨制。
长20厘米
此器由大小不同的玛瑙珠、琉璃珠、玉珠、绿松石管、玉管及蚕形和蝉形玉饰穿缀而成，为墓主佩带之物。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虢国墓地内出土多件串饰，其特点是讲究不同组件之间的排列次序和不同材质之间的搭配与组合，突出色彩方面的对比，个体虽小巧，但与组玉佩一样都能达到彰显身份的目的。
战国早期（前475-前376年）
1955年河南省洛阳市中州路1316号墓出土
大玛瑙环直径5.5厘米、小玛瑙环直径3厘米、玉环直径3.6厘米、夔龙长7.1厘米
战国中期龙形佩，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墓出土。
云纹龙形玉佩
长10厘米，宽5.3厘米
碧玉，半透明。龙有独角，上吻长于下吻；身下两足，前肢似由鳍演化而来，足以浅雕线条分趾，后足似鳍较小，肢足不分；尾分叉。龙体饰勾连云纹代表鳞，呈回首弓身状，这种造型是战国中期玉龙的常见姿态。
战国中期
卧蚕纹璜
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
长13，宽3.2厘米
此器呈扇面形，周边有对称的脊齿，一般于中部和两端各穿一孔，少量只在中部钻一个小孔，供系佩。边缘刻阴线轮廓，内饰卧蚕纹。卧蚕纹因器形略有差异，有的是以减地法使蚕纹凸起，也有用粗阴线勾勒反衬出蚕纹形象的。这些手法的应用，表明战国时期璜形器及其图案装饰的制作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加工水平。
战国龙首纹璜，1950年河南辉县固围村一号墓祭祀坑出土。
长9.6、宽2.1、厚0.4厘米
此器双面对称雕刻。两端为龙首，龙头有楔形角，扁圆形眼。吻前突并向上卷曲，下颌低垂，舌内卷。龙首及玉璜周边以阴线纹刻出轮廓线，器身雕刻密集的谷纹。顶部正中钻一小孔，可供系佩。
1957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
长7.3厘米、宽2.3厘米、厚0.3厘米
此器单面雕阴线刻双龙合体纹。双龙首分别位于器端，左上而右下，呈斜向对称、回首相向状。龙长吻、向后翘卷，大口长舌，舌下垂至器缘。方形眼，长眉。龙角有所不同，各钻一圆孔。龙身盘卷成S形，中部向左右各有一个凸起。
1951年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
高14.8厘米、宽5.4厘米、厚0.4厘米
此器呈尖首长方形，表面光润无纹饰。圭为重要的礼器，多为尖首状，也有平首或凸首造型，它不仅用于礼天地四方，也象征着身份等级，多用于祭祀和丧葬等活动。
1954年河南洛阳出土
长2.8厘米
玉质白色，略带褐色斑点。龙体为扁形，头长独角，圆眼，张口，口朝下，长吻较长并上翘；兽身拱起，尾尖上扬微卷，足前伸，似前进状。
1957年河南洛阳西郊小屯村出土
高2.6、长1.8、宽0.9厘米；高2.6、长1.8、宽0.9厘米；
战国中期绞丝纹瑗。
直径7.5、孔径5.8、厚0.8厘米
此器圆环形，断面呈椭圆形。两面纹饰相同，均以斜阴线琢刻相互不交叉的粗线绞丝纹。绞丝纹又称绳纹、扭丝纹等，因其纹线阴阳相间，形如扭曲的束丝而得名。最早的绞丝纹玉器实物见于良渚文化玉镯，镯内侧光直无纹，外围呈半圆，雕琢绳纹，属于半绞丝纹的形式。春秋战国时期是绳纹玉的鼎盛时期，均为贵族使用，绳纹较细密，呈360度斜向绞圈，是真正的绞丝纹玉器。
直径6.5、内孔径4.2厘米
此器扁薄圆环形，两面纹饰相同，局部残留朱砂痕迹。瑗的内外边缘分别有阴刻同心圆，两圆之间雕琢勾连云纹。云纹均匀细密，在瑗面上分三层排列。为组佩重要饰件之一。
战国中期（前375-前276年）
佩饰
长8.9厘米，宽3.4厘米，厚0.3厘米
玉质白色泛黄，有褐色沁斑，半透明。主体由双龙和牛首组成。龙体弯曲阴线雕刻网纹及卷云纹为鳞，呈回首状，头有尖角，上吻长于下吻并上卷，身下一足前伸握拳，肢体明显。两龙中央是一牛首。
长6.2、宽3.8、厚0.4厘米
器片状，镂雕，两面纹饰相同，器表残存朱砂痕迹。中部雕刻一只蟠成圆环形的螭，背脊正中有宽带纹，内填饰阴线纹。螭拦腰咬住一裸人，并一爪抓臂，一爪抓腿，似乎正在将人吞噬。在螭的左右，分别镂雕一个人首蛇身的神人形象。在商代晚期的青铜器上有类似的虎食人形象，被食之人与本器相同，神态安祥，毫无惊惧和挣扎之状，应该与当时的宗教神话有关。
1950年河南辉县固围村大墓出土
长9.4厘米，宽2.1厘米
玉质呈黄绿色，间有白斑。璜体扁平，呈弧形，饰有谷粒纹，两端雕琢成龙首。这种形制的龙又被称为并逢龙。
战国魏（前375－前276年）
佩饰品
1950－1951年河南省辉县固围村一号墓祭坑出土
长20.5厘米，宽4.8厘米
这件玉璜由七块和阗青白玉和两个鎏金青铜兽首衔接而成，中间五块玉以铜片穿连，青铜片从五块玉中穿出后，左右两端各装饰鎏金青铜兽首，两只兽首分别衔着透雕的椭圆形玉，青铜片与玉衔接吻合严密，至今毫无松动。这件玉璜集阴刻、浮雕、镂空、接榫、碾磨等多种工艺于一身，尤其用若干节玉片配合金属衔接，制作难度极大，代表了当时玉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璜是一种圆弧形玉器，目前所知最早的璜出土于浙江余姚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遗址。除用作日常佩饰外，璜具有重要的礼仪功用。《周礼》就将玉璜与玉琮、玉璧、玉圭、玉璋、玉琥称为“礼天地四方”的礼器。春秋战国时期，玉被赋予了很多文化内涵，《礼记·玉藻》云：“君子于玉比德焉。”王公贵族皆以佩玉为时尚。在考古发掘的墓葬中，玉璜多发现于人的胸腹部，往往是一组玉佩中的主要佩件。
战国魏（前475－前221年）
1951年河南省辉县固围村五号墓出土
长18.7厘米、宽4.9厘米
带钩呈琵琶形。中部凸起，呈弧状，底部为银托。钩首为兽首，青玉雕刻，兽首用细线刻画出圆眼、长鼻和长嘴喙，喙两侧有数道横线纹。额头正中有一花蕾纹，上斜刻小方格纹，有角。面为包金组成的浮雕兽面，两侧盘绕两条夔龙，倒向勾端，合为一首。与两侧夔龙方向相反，又蟠绕着两只凤鸟纹。脊背正中，均匀嵌入三块白玉玦，玦面刻有卧蚕纹。前、后两玉玦的中心孔各嵌入一个琉璃珠。玉玦色呈青白色，刻纹较为精细。整个带钩把金属铸造工艺和琢玉工艺结合起来，堪称中国古代最华美的带钩。
1950年至195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辉县琉璃阁、固围村一带进行过三次发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一批战国时代的大墓及其附属的车马坑，此件制作精美的带钩就出于固围村5号墓中。当时的发掘者认为此墓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墓葬，长期以来学术界也持此观点。近年有学者提出疑问，指出此处墓地很可能是赵国墓地。
汉
头饰
长13厘米、宽1.8厘米
钗是一种妇女最常见的头饰，用以插定发髻，因其分作两股，形似叉，以金玉制成，故名钗。此钗钗首方折，钗股圆润，白玉素面，造型质朴无华。
汉西汉
1956年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出土
西丰县西岔沟墓葬出土的大量玛瑙、碧色玉石、绿色石、白色石、各色玻璃质的管状珠、圆形珠、瓜棱形珠、扁方、长方形或菱形的石佩，构成了当时所称东胡部族所特有的装饰风格。
殓服
1973年河北省定县八角廊村40号汉墓出土
长182厘米
在汉代，人们深信玉能使尸体不朽，一些贵族死后常穿上一种形似甲胄的王制殓服，这种玉衣用各种形状的玉片和金属丝编缀而成。西汉玉衣使用制度未留下明确记载，编缀玉衣的缕线质料的等级规定不明。已发现的西汉玉衣既有金缕、银缕或铜缕，还可以用丝缕。东汉玉衣使用制度明确，规定皇帝玉衣用金缕，诸侯王、列侯、贵人及公主用银缕，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曹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玉衣被禁用。这件金缕玉衣共用玉1203片，金丝2567克，墓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死于公元前55年。此墓曾在盗掘中被火烧过，这件玉衣是受过焚烧后的劫余之物，但色泽却更为缤纷。
此玉柙分为头罩、脸盖、上衣前片和后片、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和左右脚套等部分,共用玉片1203片,金丝约2567克,系分片连缀而成。玉柙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是著名的河北满城汉墓墓主刘胜的后代,死于公元前55年。
玉柙，又称玉衣、玉匣，系全部用玉片制成，玉片之间用金丝、银丝、铜丝或丝缕编缀。由于编缀玉片的质料不同，所以将它们分别称为金缕玉柙、银缕玉柙、铜缕玉柙和丝缕玉柙,其中丝缕玉柙迄今仅出土于广东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中。西汉时期，玉柙初行，还没有根据死者生前地位的高低，确定严格的等级。东汉时期,玉柙明确分为金缕、银缕和铜缕三个等级,确立了分级使用的制度。根据这项制度,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柙,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柙，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柙。
汉西汉(前206-8年)
直径26.3厘米
先秦时，壁、琮、璋、璜等物被称为祭玉和瑞玉，用于祭祖和朝觐等礼仪。到汉代，祭玉和瑞玉的使用已渐趋衰落。不过璧在燎（烧柴祭天）和沉（沉壁祭川）这样的大祭祀中仍被使用，用于随葬的也不少，有的放在死者的胸部和背部，有的放在棺椁中间，还有的镶嵌在棺外作为装饰。这件碧玉谷纹壁，谷纹细若“粟文”，由排列有序的同形颗粒组成，外缘饰以一圈图案化的夔龙纹，质地坚硬，晶莹悦目，代表了汉代石器工艺的水平。
隋
盛水器
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出土
高4.1厘米、口径5.6厘米、底径2.9厘米
此杯由上等的和田玉雕琢而成，敞口，口沿镶金带一周，深腹，假留足，平底，通体光洁无纹饰。其柔和的玉质、凝练的造型使得这件玉器虽小却显得高贵典骓、气宇不凡，成为隋代玉器的一件代表作品。
两汉时期是我国玉器生产的盛期，然而自东汉灭亡后，从魏晋至隋唐，玉器发展走入了低谷，在这个时期出土的玉器为数甚微。但是，就在这少数的几件玉器中，可以发现我国的玉器生产已逐步完成了从礼器开始向日用器皿的过渡。这件白玉杯便明显摆脱了汉代玉器制作程式的束缚，向着写实与实用的方向发展，已经是非常生活化的器物了。
当时这种镶金边的器物很少见，但随着瓷器的发展，碗类由于采用“复烧”，碗口无法施釉，均为芒口，为美化器口的不足，因而有时用贵金属来镶边，后来发展到口沿施釉的也用金属镶边来美化，更收提高价值之效。这件白玉杯镶上金边，不仅显得更加精致、富贵，也包含了“金玉满堂”的寓意。
唐
长15.5厘米，宽12.3厘米，高5厘米
器为四瓣花形，中间椭圆。外撇式圈足，与托贯通。抛光精致。东晋、南朝时，江南地区出现较精细的饮茶法，敬茶逐渐成为上层社会的一种待客礼仪，茶具也随之从饮食器中分离出来，出现了许多新器形。盏托在唐代很流行，以瓷器为主，也有做成金银器等材质的。
长6、宽1.7、高1.9厘米
器为长方形龙首，巨目宽眉，长吻张口，双耳后抿，双长角，角端向上翻卷。嘴角处有一穿孔，鬣、须等细部以阴刻线表现。
唐（618-907年）
高5厘米、长7.8厘米、宽3.2厘米
【俗世珍宝饰玉】板块。唐代花卉纹梳背。
20世纪50年代陕西省西安市唐墓出土
海棠花梳背
头饰梳妆用具
长12.3厘米、宽4.6厘米
整体由梳背及梳牙两部分嵌接而成。梳背玉质薄平，一端钻孔，下部平直，磨出内棱，用以嵌入梳槽。双面刻海棠花束，线条简劲，构图饱满，为唐代雕花艺术的流行风貌。唐代的梳子除梳理之外，还用来插固发髻，以为装饰，故梳背常为玉质并饰雕花。
宋
长5.9厘米，宽3.7厘米
此器扁平体，双面雕。孔雀凹点眼，衔绣球正欲飞翔。翅膀用两排竖阴线雕刻，间以横线相隔。花尾上翘，尾根部上下并列两个钻孔，应为嵌接其他材质的簪体之用。
长5.8、宽2.7厘米
唐代飞天一般身体扭转，胸以上部位做正面造型。宋代以后飞天多俯身，面向前飞行。这件飞天是典型的宋代风格，身体平展而略有起伏，通过宽窄不同的阴刻线刻划的衣纹及镂空飘带将云中飞行的动感表现地自然流畅。
宋（960-1279年）
冠高7.4厘米、长10.6厘米、宽7.4厘米
长6.9、宽5厘米
器双面雕。龙身粗壮，向上高高翻卷与前爪形成环形，间以寥寥数刀刻云纹连接。通体鳞纹，爪部雕刻有细密的锯齿纹，张口吐舌，上唇上卷，眼为长菱形，角及长鬣向后飞扬。
长6.9、宽3.9厘米
器双面镂空雕刻一枝莲，由叶、果实和花组成。折枝花是宋金时期玉雕工艺的创新题材，花枝交错、翻转掩映，形成多层次和立体的效果。从器型看，此可能是簪首，底部嵌于金银材质的簪体。
宋金（1115-1234年）
1973年黑龙江省绥滨县中兴金墓出土
全长37.7厘米、银盒径8.4厘米、长方形金饰长5.9
高9.5厘米、底径2.4厘米
辽金时期
长3.4厘米，高2.2厘米
器凹部凸起一钮，有穿孔，可佩戴。羊距骨俗称羊拐，东北地区沿用满语发音叫嘎拉哈，是北方常见的儿童玩具。以此为造型做成的玉佩，反映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
辽金人物山子。
宽12.5厘米，高9.6厘米
器双面采用多层镂雕、透雕技法，管钻痕迹明显。正面雕刻主题纹饰：一男子在山石树林间骑马前行，迎面有人拱手相迎，后跟随从。黄褐色玉皮被巧作成柞树金黄色的树叶，表现秋山景象。背面雕刻双鹿纹和灵芝纹等。山石、鹿、人物是辽金时期“秋山”题材常用的组合，表现了人与动物在山林间的和谐相处。
高5.9厘米
器采用多层镂雕的技法单面雕刻鹿、柞树、洞石、灵芝等。鹿膘肥体壮，大角，正悠然觅食。柞树双面雕刻，叶缘形如锯齿，叶脉用阴刻线表示。鹿、柞树叶、灵芝纹用金黄色玉皮表示，树干、山石纹用玉的白色部分映衬，呈现出美丽的秋山景色。
金元时期
宽5.4厘米，高3.4厘米
据说辽代曾虎患横行，使百姓不得安生。景宗皇帝率人降服了老虎，使虎从此遇见景宗便服服帖帖得伏卧身傍。器取材于这一传说。景宗戴冠，穿窄袖长袍，安坐于洞石旁，身旁伏卧一只温顺的老虎。老虎因利用了原有的玉皮而呈现出斑斓的毛色。底有插孔。
辽金鹘啄鹅饰件。
长8.3、宽7.6厘米
器以圆环为托高浮雕、镂雕鹘捉天鹅图案。天鹅体形肥硕，曲颈仰天悲鸣，正在拼命挣扎。鹘身形虽小，但勇猛矫健，双爪有力地抓住天鹅头部，短喙锐利地伸向鹅的颅顶。这种只雕刻鹘、鹅，没有花草杂饰的造型是早期春水玉特征，圆环托至元也演变为椭圆形。
元金元时期
宽6.8、高5.9厘米
一只体形健硕的虎伏卧于山石柞树旁，双目圆睁，尾巴高高翘起，皮毛用排列有序且弯曲的长三角形表示。柞树树叶宽大，用阴刻线表现树叶茎脉。山石上方刻有灵芝纹。采用巧作技法使虎、柞树和灵芝纹用黄褐色玉皮雕刻，山石用青白色玉雕刻。
元
长8.5厘米，宽4.7厘米
器表浮雕、透雕鹘啄天鹅的“春水”图案，周边饰联珠纹。带环是带饰的一部分，侧面有横向矩形孔，可穿带，下面有椭圆形扁环，用于悬挂饰物，又称蹀躞带环，盛行于金元时期。
桃形銙:长5.8、宽5.4厘米，方形銙:长6.8、宽5.9厘米，钅宅（chá）尾:长10.7、宽6厘米
狮蛮纹即胡人戏狮纹，早在宋代就出现在官员的带銙上，代表品级尊卑。后使用范围渐渐扩大，元明时的戏曲和小说里常常提到“狮蛮带”。这几件带饰采用留边剔地的雕琢方法浮雕人物与狮子，神态各异，但又相互呼应。桃形和方形的为銙。钅宅尾为长方形，左右两端一边平直，一边弧形。双钅宅尾带自宋代渐流行。
元(1271-1368年)
1955年安徽省安庆市棋盘山范文虎墓出土
通长84厘米，玉銙：长7厘米、宽6.9厘米、厚0.8厘米，铊尾：长14.5厘米、宽7厘米、厚0.8厘米
长4.5、宽3.8厘米
器中心部隆起，倭角，内面利用黄褐色玉皮凸雕两金龟，其中一只口吐灵芝状祥云。在中国传统纹饰中，龟、灵芝都是长寿的象征。背面有鼻穿孔。
明
高7.2厘米，口径8厘米，足径4.5厘米
1956年周庆歧先生捐捐赠
杯为青色玉料，呈青灰色，局部有酱色沁斑。直口，深腹，圈足。内壁光素无纹，外壁口沿处饰云带纹一周；外壁立体圆雕两螭龙为器耳，螭龙无角，头及双臂攀于杯沿，身弯曲成弓形，双腿蹬住杯壁，长尾状系蔓藤绕在杯腹。这种以螭为耳的玉杯明代多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明代兽面纹双螭耳gui（左部白匕，右部几又）。此器仿古青铜器造型。紫檀盖为清代后配，上嵌元代白玉雕龙穿花帽顶为钮。
通高17.5厘米、口径13.3厘米、底径9.4厘米
青玉质，局部有褐色沁纹。侈口，束颈，鼓腹下垂，矮圈足，附盖。双兽吞耳，颈部阴琢夔龙纹，两侧各凸雕一兽面纹和两组戟形，腹部琢回纹地隐起兽面纹和卷云纹。
明代崇古尚古之风盛行，仿古玉器的造型和图案装饰多以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为蓝本，结合玉料自身的特点，精心琢制而成，如玉觚、玉爵、玉卣、玉壶、玉尊、玉鼎等。此件簋式炉原为清宫旧藏，为明代仿商周时期的青铜簋而作，清代配以紫檀盖，并嵌上元代镂雕龙纹炉顶，整体造型古朴典雅、厚重，用作陈设。
1957年于十三陵定陵出土
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
1958年江西省南城县长塘街洪门水库益庄王朱厚烨墓出土
铊尾：长13厘米、宽4.4厘米，长方形带板：长6～9.8厘米、宽4.1～4.4厘米，小长条形带板：长4.3厘米、宽1.7厘米，桃形带板：长4厘米、宽4厘米
白玉，带板一套共计20块。长方形铊尾2块，长方形带板8块，小长条形带板4块，桃形带板6块。均为双层透雕。长方形铊尾、长方形带板均透雕龙纹及云纹，底纹为钱纹、“卍”字纹及花卉纹。桃形带板透雕龙纹，小长条形带板雕云纹。龙纹均侧面龙，双角、双圆眼，卷云形鼻上翘，有胡须，张口露齿，下颏有胡须，发向后飘浮，龙身瘦长，满饰鳞纹。尾端分岔成卷云式，在卷云中央有细小的尾毛纹。四肢较长，腿胫部大都有密集的阴刻线，表示茸茸细毛。爪为圆球形，即风车爪，四爪。从纹饰雕刻技法上看，为嘉靖时期作品。带板背面均有成对的小孔。
明代，缀连玉的革带是系于袍服外边的饰物。为官场礼服上的佩饰，代表身份地位。
清代莲藕形笔架。
清
高5.3厘米，长16厘米，宽5厘米
器雕成莲藕形，上镂空浮雕莲叶、莲花、莲蕾及莲蓬。器下随形配紫檀座，座刻梅花纹。原为清宫旧藏。
清代螭衔灵芝双耳洗。
通高9.8，口径16.6厘米
文房水具。器平底，四足，口沿处两侧各镂空雕刻螭衔灵芝云纹耳，耳下套一活环。器内底凸雕芦苇、莲荷纹。外壁浅浮雕莲荷、芦苇、飞鸟和水波纹。由莲花、莲叶组成的“青莲”谐音“清廉”，象征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品质；“一柄”莲花与“一品”谐音，此器纹饰寓意“一品清廉”。原为清宫旧藏。
高8厘米，长18.6厘米，宽12厘米
器葫芦形，双椭圆形口，内掏空，做贮水、洗笔之用。外壁透雕、高浮雕葫芦枝蔓和蝙蝠，枝蔓延伸至器底。葫芦因果实多、枝蔓缠绕绵长，深受古人喜爱。《诗经·大雅·绵》以“绵绵瓜瓞”祝颂生民兴旺，子孙昌盛。并且葫芦谐音“福禄”。原为清宫旧藏。
明代兽形水注。
高5.5厘米，长13厘米，宽6.9厘米
水注亦称砚滴，是研墨时的注水用具，造型丰富，多动物形。此器做圆雕兽状，趴伏，眉粗，大眼，阔鼻，张口露舌，有耳，有双角，双叉尾。腹中空贮水，背有口，有盖。盖内雕一圆柱形空心水柱，以便伸入腹内后能将水带出，滴于砚中。盖钮为一小兽，上也有滴水用小孔。为清宫旧藏。
高6.8厘米，口径、底径均为13.3厘米
这是痕都斯坦送给清政府的礼物。它是由数块青玉和白玉宝石组合镶嵌而成。痕都斯坦地处今印度西北部及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东部一带。那里盛产玉石，玉雕工业发达。清朝乾隆皇帝平定新疆天山南北路叛乱后，痕都斯坦玉器大量东传，乾隆对这类异国风格的艺术品十分喜爱，大量收藏，并为之赋诗撰文。
1958年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定陵出土
通长11.2厘米，最宽处5.3厘米
此簪运用镶嵌、花丝等复杂工艺，将簪头装饰得极为华丽。簪头的中间镶嵌一尊白玉佛像，佛像面部清秀、五官清晰，呈站姿，身着宽袍长衣，衣纹分明，左臂弯曲挎雕斜方格纹的包袱一件。佛像头戴鎏金宝冠，冠顶有一尊鎏金坐佛，宝冠两侧有宝缯飘逸。佛像周围则是椭圆形银质花丝工艺的佛光背托，两侧有银质花丝工艺的梵文，玉佛脚踩仰覆莲花座，莲花座下的底托上镶嵌红宝石3块、蓝宝石2块，这些宝石也应是当年海外诸国送来的贡品。
这件簪子上用了大量的花丝工艺，花丝是以金、银做原料，拔成细丝，编结成型。若把各种珍珠宝石装饰在花丝织品上，则是花丝镶嵌，往往还有“点翠”，我馆藏有一件定陵出土的凤冠就是这几种工艺的运用。在定陵出土了大量的簪饰品，这种银鎏金、红蓝宝石镶嵌的工艺风格应该在明代万历年间风靡一时。
杯：高5.5厘米，口径5.9厘米，足径3.3厘米；盘：长18.7厘米，宽14.6厘米
此套器物为一杯一盘。杯为菊瓣形口，圈足，两侧透雕菊花形耳。杯身从上至下共三层菊瓣，上下18瓣，中间16瓣，双耳菊花为12瓣。托盘为长方形，浮雕有鹭鸶、荷花叶、螃蟹纹及水波纹，盘中心有圆形杯托，用于置放玉杯。
鹭鸶又称白鹭，中国古代也称丝禽，是一种非常美丽的水鸟，唐代大诗人杜牧著有《鹭鸶》一首赞美之：雪衣雪发青玉嘴，群捕鱼儿溪影中。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晓风。鹭鸶纹是明代玉器中常用纹饰，与莲花搭配寓意科举连中。此套杯盘造型精美，纹饰雕刻逼真，寓意吉祥，为明时玉器精品。
长9.3厘米宽7.9厘米
此件玉饰为青白玉质，玉质光润，镂空透雕，饰有大雁和芦苇，为明代“春水玉”，但在雕刻手法上极力模仿元代的琢玉技艺。琢玉刀法粗犷，层次分明，以镂雕表现芦苇、水草，天鹅则是用浮雕的方法雕刻。工匠将天鹅羽毛雕刻得十分精细，天鹅的腮部刻一道弯曲的阴线，以表示雁颊的丰满，一条芦苇从大雁颈部绕过，繁密的芦苇、莲叶布满大雁周围，层次感和立体效果很强。元、明时期的春水玉中，海东青开始较少出现，并且多数比较注重单面雕刻，风格粗犷、简洁。
通高7.2厘米
1956年周庆歧先生捐赠
青玉质地，立体圆雕。玉杯为直口弧腹，圈足。内壁光素无纹饰，外壁两侧分别琢一立体圆雕的螭龙为耳，螭龙前爪攀附与杯口沿处，后爪蹬与杯壁，长尾盘绕与杯腹，形体流畅，生动自然。口沿饰锦地涡纹一周，腹部满饰回纹，腹下部饰云带纹一周，圈足饰回纹一周。
玉杯为日常生活用具，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明代玉杯雕刻极精，种类繁多，常见的主要有双耳杯、单耳杯、桃形杯、把杯等。此杯整体造型圆润流畅，雕刻精致，螭的动与杯的静，相得益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明代玉杯中的典型器，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长4.9厘米，宽3.9厘米
此白玉诗句人物牌，两面纹饰，正面上部雕对首夔龙纹，下部开光内以减地法浮雕一人依山石而坐，手中握一酒杯似正独酌自饮，前有芭蕉树空中有流云拂过。玉牌背面上部刻两条夔龙头部相背，下部开光内以减地法凸刻：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下属“子冈”篆书款。
此玉佩所刻画内容为“太白醉酒图”，所配诗文则是杜甫《饮中八仙》：“礼拜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醉酒图是明清玉器上常见的题材，清代这一题材的玉器作品达到高峰，雕刻更是细腻传神。
子冈，即陆子冈，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苏州著名的玉雕工匠。明代时有北京、扬州和苏州三大琢玉中心，其中以苏州尤为突出，而苏州又以陆子冈最为出名。他的作品被人称为“子冈玉”，他的玉雕技艺被称为“吴中绝技”，不仅被达官贵人所追求，更是名闻朝野。“子冈佩”由于深得文人雅士喜爱，所以后期的仿制品非常多，尤其在乾隆一朝仿制了大量的“子冈”款玉佩。此件白玉诗句人物佩，玉质白润，刻工精细，是清代子冈佩的上品。原为清宫旧藏。
高12.6厘米
作者：1960年周德蕴先生捐
翡翠料，呈深绿色，质地苍润。中心部位是一茄形小瓶，四周透雕蔬果枝蔓，线条卷舒自然，在枝叶间可见两颗新长出的嫩茄、三串葡萄，三只轻灵的小鸟，振翅欲扑的蚱蜢，蝉及松鼠，一幅颇具生气的菜园小景。瓶口内壁有一凸稜，疑原有插入的瓶盖，惜盖失。
该瓶雕工精湛、构图复杂细腻，属清代玉雕的佳作。
清代梅纹盖瓶。
清（1636－1911年）
通高28厘米、口径7.5厘米、底径7.5厘米
白玉质，器呈长扁圆形。子母口，短颈，溜肩，长扁腹，腹部下敛，平底，附盖，盖顶为圆形钮。瓶体光素无纹饰，瓶身一侧镂雕一颗粗干梅树，老干新发的枝干、枝叶及梅花环抱缠绕于瓶体。
此器原为清宫旧藏，玉质纯净，白泽光亮，造型大方而纹饰奇巧，独出心裁，做工精致，采用镂雕、浮雕等雕琢技法，是一件精美的清宫陈设器。此器以梅花作主要装饰纹样，梅于老干上发新枝，并能御寒开花，象征不老不衰；梅花瓣为五，象征着“福、禄、寿、喜、财”。故明清时期梅花纹样是最喜闻乐见的传统吉祥纹样之一。
高16、长10、宽5厘米
1960年周德蕴先生捐捐赠
器呈深蓝色，通体巧雕重山峻岭，山石高耸，松柏树木，亭台楼阁，陡峭台阶和山间溪水。一面山下有一农妇在前行走，一男子牵一耕牛紧随其后，似正在耕地，半山腰，一樵夫身挑一担柴正在山中行走。另一面一老者独坐山中正在垂钓，山顶亭中有一书生在刻苦读书。渔樵耕读图为古代玉雕传统题材，在清代玉器中运用极为广泛。青金石是一种很名贵的玉石，主要产于阿富汗和智利，阿富汗青金石是清代应用的主要品种，色泽为蓝色，靛蓝色是纯深蓝色中最优秀品种，有的还带有金星。此图生动地再现了人们日常生活，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为清代雕塑艺术中之精品。
通长13.6厘米，通宽4.9厘米
带扣，玉料青色，半透明，有褐色沁斑，整体为长方形。扣首为一略呈图案化的龙头，直发有角；扣面透雕一口衔灵芝的螭龙；扣的方孔与扣首相合，扣面饰两朵云纹及一独角螭龙。
高14.5、长28厘米
青玉，玉料呈青白色，局部有黄赭色斑浸。正面及背面雕刻层峦叠嶂的山峰，山势高远。重叠的山峰中雕有松树、房屋及亭台楼阁，在玉山正面山石上，阴刻隶书御制万松山房诗：“万松春晓坐山房，雨后山峰濯翠光。因迥为高步入古，受宜得趣意延凉。闲听倚#涛翻鬣，极眺铺阡浪摆芒。讵事游山欣惬赏，为民额手庆宜吻。”清代玉山子题材很多，图案纹饰多为自然景色，山水楼阁，人物故事，文人聚会，仙人游等，是极具艺术价值的陈设品。此器雕工细腻，层次分明，为清代玉山中之佳作。
通高9.9、口径9厘米
1956年李丰年先生捐捐赠
炉体扁圆。器身锦地兽面纹，器肩双蜻蜒伴花，对称环耳，盖纽高起，上有双螭虎缠绕，盖周勾云纹。底足作三乳丁。玉质晶莹温润，造型规整。此器为薰炉形，焚檀香，盖无孔，用时撤盖，不用时为精美陈设品。
通高14.7厘米、口径7.6厘米、底径6.7厘米
清（1644-1911年）
陈设品
高6.7厘米、最长23.5厘米、最宽15.6厘米
清代的玉雕工艺非常出色。清代宫廷设造办处，下设玉作，专门招揽全国名匠从事皇家玉器的雕琢。民间碾玉作坊，以北京、扬州、苏州、大理为著。当时玉雕的原料有白、青、碧、黄、翠玉等，常见器物有瓶、壶、碗、洗、花插等，还有各种动物及巨型山子等。这件青玉双联洗，是由两个四角洗的各一角相联为一整体，其余六角上各雕蜻蜓一只，每只蜻蜓衔玉环一只，造型简洁端庄而别致。
高15、长15.6、宽3.6厘米
器为二鱼龙，身下刻寿山福海纹。大鱼龙仰头，大张口，中空，可插花，下颔部阴刻篆书“乾隆年制”四字款。明代玉花插多为灵芝、玉兰等造型，厚重，纹饰简练，很少出现枝杈，清代玉花插造型更为复杂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