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之家，进餐时一人一案，案上置食盘、耳杯、卮、竹箸、魁等餐具，魁可作汤勺，也可以盛羹。寻常百姓，则相对简单，无筵席、案，餐具种类较少，以碗、钵为主，一器多用。
古时人们常以酱、豉、盐等佐料调味，调味品称为“染”。染置于架在炉上的杯中，合称“染器”；或多种调料置于多联罐中，使用方便。
西汉五联陶罐1952年长沙杜家山出土
盥洗器
秦汉时就餐虽已经用筷，仅喝羹时用，“羹之有菜者用筷”。其他食物多以手抓取，故沿用先秦时沃盥之礼，以匜、盘净手。
西汉漆盘长沙财专工地出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西汉“渔阳”漆盘1993年长沙望城坡出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汉漆盘1995年永州鹞子岭出土
储酒器
秦汉时期，湖南多以稻米冬天酿酒，春季饮用。汉时有君山酒、松醪酒、酃醁酒等享有盛名。根据马王堆汉墓遣策记载，温酒（一说为多次精酿之酒）储以锺，米酒、白酒储以钫。相对而言，储酒器比储食器更为精美，不仅有华丽昂贵的漆器，还有鎏金的铜器。
西汉陶壶1955年长沙白泥塘出土
深埋地下2100年之久的西汉凤鸟纹铜罐，内盛重达26公斤的美酒。
东汉铜壶
东汉猕猴纹铜壶
西汉铜钫1965年长沙树木岭出土
东汉青釉陶壶
东汉兽纹铜尊1956年长沙左家公山出土
西汉铜鋞1978年长沙杨家山出土
东汉禽兽纹铜扁壶1969年长沙废铜站采集
高27.7厘米、口径8.6厘米、腹径32厘、重2.6千克。
小口，束颈，扁腹，长方圈足,肩部饰兽面啣（同衔）环,环上尚存一周铜链,口缘、颈肩部、腹部各饰一周菱纹,肩腹之间一面饰孔雀、羽人、小龟,另一面饰"天马"两匹和羽人,腹满饰鱼鳞状排列的叶纹,纹饰刻划精细,线条流畅。这种鱼鳞状排列的叶纹，见于“天凤元年”铜簋上，此件扁壶的年代应在新莽至东汉早期。
该扁壶保存形制基本完整,装饰内容丰富,刻划线条精细,流畅,殊不多见。
东汉陶钘
饮酒时，将酒从储酒器装入瓶、壶、樽、奁等器中，再分入饮酒器中。其中带系扁壶、竹节形尊等可携带远行。
西汉“闵翁主家”铜奁1949年前长沙出土
酒器
温酒器和饮酒器。
温酒器
有鐎、锜等器型，三足，长柄，可在器下生火加热。锥，有流，原用于军中，“受一斗，昼炊饭食，夜击持行，名曰刁斗”。锜，无流，除铜质外，新出现陶瓷质地。
东汉陶锜1958年长沙烈士公园出土
东汉陶锜1959年长沙东塘出土
饮酒器
主要有铜、漆、陶、瓷、玉等不同质地的卮、杯、盏等。卮，既可盛酒，也可与耳杯配套使用，小卮还可直饮。展品中“大官”漆卮，应为长沙王赏赐泉陵侯府之物。耳杯，或作鹦鹉形，唐诗“汉代金吾千骑来，翡翠屠苏鹦鹉杯”即指此。
东汉鹦鹉陶杯1972年耒阳出土
东汉陶魁1958年长沙烈士塔出土
西汉漆耳杯1995年永州鹞子岭出土
滑石器见证生活
滑石模型器，为湖南地区汉墓的重要特征，皆为仿制现世生活中的各类器物，包括厨房用具、饮食器皿、室内陈设等等，反映了时人事死如生的丧葬习俗，是现实生活的见证。
滑石器展柜位于展厅中央。
西汉双鱼盘1973年常德东江出土
巧梳弄美妆
两汉时期男女皆重视梳妆，用具有梳篦、镜、镊、粉扑、胭脂、粉黛等，盛于多子奁。汉镜铸造精美，纹饰多兽面、博局等，新出现铭文镜、透光镜。佩饰包括头饰、耳饰、项饰、手饰、腰饰等，有的具有异域风格，反映了湖南与外来文化的交流。
西汉漆奁上金箔1973年长沙杨家山出土
汉神兽铭文铜镜（左上）、东汉龙纹玉佩东汉蟠螭纹鸡心玉佩（左下）、东汉水晶琉璃木珠串、玛瑙珠串（前排左一）、
汉蓝色琉璃珠（前排左二）、西汉玛瑙项链（前排左三）、东汉水晶珠串（前排右二）。
东汉镂空花金珠1959年长沙五里牌出土
西汉漆奁1995年永州鹞子岭出土
直径14.3厘米
该镜灰黑色，圆形，半球形钮，链珠纹钮座。缘为画文带二神捧日月和六神驾车等。主纹分四组作环绕对置式，每组端坐一神及两役兽，其中两组另有一神人。其外饰十三个方枚和十三个半圆相间环列，方枚中各有四字，合为：“吾作明竟（镜），幽柬三阳，周刻列记，万象，帛作禺，众神见容，天守四首，东王父西，王母仙人，三月三日，三公九卿，延年益寿，与师命长。”该镜采用高浮雕技法，纹饰精美，线条圆润流畅，铭文清晰、铸制高超。
东汉水晶琉璃木珠串1978年长沙杜家山出土
东汉玛瑙珠串1957年长沙仰天湖出土
东汉玛瑙珠串1978年长沙妹子山出土
4、多元文化交融的社会风尙
饭稻羹鱼的衍变
三国青瓷庖厨俑
2002年益阳梓山湖出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青瓷洗
晋四系罐李浩先生捐赠
晋饮食简
郴州苏仙桥出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共出土简900余支，为西晋惠帝时期桂阳都府档案，其中食物简记有猪、羊、酒脯、醇酱、盐等，反映了湘南山区居民的饮食习惯。
盛储器
魏晋时期，储食大量使用湘阴窑烧制的青瓷罐，文献称之为器、瓮等，《论衡》“酿酒于器”；，罐多四系，大器为六系，部分出土时还留有挑、提用的棕绳。大器多用于贮水、酒；矮小者用于贮酱菜等食品，魏晋沿用汉代“食之有器”习惯。
晋青瓷槅长沙出土
唐青瓷五星盘
瓮（罐）、壶、盏（杯）为唐代酒器三组合。
展厅局部
地面上用长沙东牌楼古城遗址切割的六朝青砖铺设一条路面。展厅一端有三块巨大的石构件。右侧自前向后依次为：长沙窑精品瓷器、长沙咸嘉湖唐墓、长沙金盆岭晋墓、安乡黄山刘弘墓。左侧自前向后依次为：花间一壶酒、竹下半碗茶。
安乡黄山刘弘墓
刘弘（236——306），西晋名将，曹魏镇北将军刘靖子，因军功封为镇南将军，爵号宣成公。王夫之评说：“晋侯江蒌以存中国之统，刘弘之力也。”墓中出土金银玉器数量较多，工艺精湛，反映乱世时期军功贵族掌握大量社会财富，生活极尽奢华。
玉樽
盛酒器，仿铜器造型，此樽器身呈筒形，深腹，下部有三个兽形足支撑，腹壁的装饰分为两组，上组有一对铺首衔环，其余则雕有螭虎、龙、仙人乘云等纹。下组纹饰又分以仙人和龙、虎与螭、龙和熊相对争斗三部，均刻有浅浮雕的神人及神兽形纹饰，线条流畅自如，优美飘逸，具有强烈的动感。为东汉玉雕的代表作。此期盛行讳迷信，流行神仙瑞兽图案。
“镇南将军章”“宣成公章”金印
按照礼制，只有太子及王侯等高级贵族才能享用龟纽金印。这两枚金印，证明墓主身份之高。“镇南将军章”官印不能随葬，只能仿制明器陪葬，故制作不如“宣成公章”精致。
长沙金盆岭晋墓（1958年发掘）
此墓为平面呈凸字形的砖室墓，砖上印有西晋“永宁二年五月十日作”的篆书。室内金属器皿被盗一空，仅存湘阴窑烧造的青瓷，包括各式俑、牛车、羊圈、谷仓等模型器，盘、桶等生活用具。众多骑马俑反映两晋时期中原衣冠南徙带入的骑马习俗。一些俑眉间有白毫相，说明佛教已传入湖南地区。
出行仪仗俑西晋时贵族出行多有仪仗。前有骑马的鼓吹乐队、具装甲骑开道，后有持盾或背有箭的士兵殿后，中间为墓主乘坐的牛车、鞍马，旁有男仆女婢随从。这些俑的身份多为部曲。魏晋时期部曲地位卑微化，亦兵亦农。骑马俑及鞍马上的单马镫，为国内最早的见证物。
青瓷牛车、青瓷侍女俑、青瓷鞍马和陶牛。
青瓷鞍马
马镫最初只有一个，用来上马，后来发展成一对，用来骑马。迄今所见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双马镫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制作于东晋十六国。最早的单马镫就是眼前这件啦，湖南长沙金盆岭西晋墓出土了一溜带单马镫的陶瓷马
青瓷持刀俑、持盾俑、持物俑
第一排：穿山甲、青瓷槅
第二排：青瓷对乐俑
第三排：青瓷羊、青瓷羊圈、青瓷跽坐俑
长沙咸嘉湖唐墓
此墓曾被盗，仅出土岳州窑青瓷，根据随葬品规格和数量，对照唐代礼制，墓主应为初唐刺史级官员。出土物反映墓主生前出行卤簿、生活起居及死后葬仪等方方面面，不仅包含诸多中原文化习俗，也有西域文化元素，体现了多元文化交融的大唐气象。
汉以后后妃、太子、王公大臣出行皆有卤簿，各有定制。唐制四品以上皆给卤簿。作为刺使级的墓主官达四品，死后可享鼓吹、旌旗、文武吏、车驾等共“六十事”随葬。牛车、鞍马为墓主座驾，正虚位以待。
男侍俑
持钵女俑
青瓷鸭1976年长沙咸嘉湖唐墓出土
高7厘米，长17.5厘米
鸭伏卧于长方形座板上。小脑袋，大眼睛，双翼伏贴于背，尾羽张开呈扇形且微微上翘，双腿弯曲伏卧，脚掌张开，脚蹼清晰，生动形象，神态很萌。灰白胎，较细腻，施青釉，釉面布满开片，玻璃质感强，胎釉结合较好，为典型岳州窑产品。之所以伏卧于座板是为了增强稳定性，这是代代窑工不断摸索得出的经验。
青瓷羊1976年长沙咸嘉湖唐墓出土
高12厘米，长11.8厘米
羊伏卧在长方形座板上。羊角卷曲耳伸张，双目圆睁嘴微闭，嘴上鼻孔清晰，下颌胡须一撮，脖粗体圆，短尾上翘，四肢弯曲伏卧，偶蹄。采用了先塑羊形，再线条刻划，最后褐彩点睛的手法将山羊塑造得写实到位，尤其是点睛之法将羊儿的温顺可爱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灰白胎，较细腻，施青釉，釉面布满开片，玻璃质感强，胎釉结合较好，为典型岳州窑产品。
青瓷灶
青瓷灯
双陆棋盘
双陆，又名提槊、长行，始于三国。清乾隆年间，民间多用双陆赌博而遭封杀，双陆由此失传。
围棋盘
《唐国史补》载“今之博戏，有长行最盛，围棋次于长行。”皇帝也多迷恋于此。唐翰林院专设棋待诏一职，宣宗时曾有过中日围棋巅峰对决，棋待诏顾师言与日本第一高手王子对奕取胜。
青瓷镇墓俑（右）、青瓷镇墓兽（中）、青瓷十二时神（左）
阴间守护神此即唐代文献中“四神”：当圹、当野为镇墓俑；祖明、地轴为镇墓兽，一兽面一人面。按唐制四神早期高不得过尺（30.7厘米），此俑高过56厘米，显然已越制，这种现象在当时较为普遍。陶瓷镇墓俑、镇墓兽的葬制源于北朝东部，传入湖南后，多改为瓷质，并饰以釉下褐彩。
高34.8厘米，座长21.9厘米，宽19.6厘米；高32.5厘米，座长20.2厘米，宽18.5厘米
用于镇守坟墓，往往成对出土，一为人面，一为兽面，首先出现于北朝，均为陶制，这对镇墓兽为瓷质，且饰以釉下褐彩，非常罕见。出土于湖南，说明隋大一统后中原文化对江南的影响。此镇墓兽捏制后雕刻而成，半蹲于底板之上，睚眦正视，象是蓄力以随时跃起扑向来犯者之势，人面者背有火焰式棕毛，双目圆睁，表情严肃，似是在警戒周围；兽面者，额生独角，双口吐舌，显得凶猛异常。通体施开片青釉，周身饰釉下褐色点彩，是唐代岳州窑的代表性作品。
镇墓兽是人们创造出来保护死者坟墓及亡灵的神兽，担负着辟邪驱魔，保护墓室不受侵扰的职责。本源于古代傅说中的方相神，又称方良或鬼魅，是山川精怪，有驱除邪恶的法力。后来又有添祿的意思，所謂“天之禄籍，长终汝身”，希望来世继续享受富贵荣华。春秋战国时“好巫”的楚人便常在死者的墓中放置木雕的镇墓兽，张口吐舌，头有鹿角，十分狰狞，有单头、双头、四头之别。汉代以来镇墓兽又融入了一些西域文化因素，为陶质镇墓兽取代，或狮身或兽身，并成对出现，一为人面，一为兽面，置于墓门两侧，这些镇墓兽多彩绘，盛唐时变为三彩，这种施加光怪陆离釉彩装饰，可能是增加镇墓兽的恐怖感。
青瓷十二时神
北朝时，始用十二时神（俗称生肖俑）随葬，以压胜避邪，唐代将其纳入葬制。此墓室两壁有12个长方形小龛，即十二时神随葬之处。
青瓷“千秋”、“万岁”俑
人首鸟身俑应该就是《抱朴子》《隋书王劭传》所说的“千秋”“万岁”。
白釉红绿彩写意纹壶
高22厘米口径10厘米底径11.8厘米
喇叭口，直颈，溜肩，腹部呈圆形，较丰满，弓形柄，九棱短流，大平底。
此件白釉红绿彩瓷壶器形较高大，釉色乳白，红绿彩呈色鲜艳、纯正，写意画面抽象、飘逸，其图案既像飘动的彩带又像起伏的山峰，虽是寥寥几笔，却把人们带入无尽的遐想空间。
红绿彩的着色剂为氧化铜，铜在氧化焰中呈绿色，在还原焰中呈红色。在一件瓷壶要同时烧制出红绿两色、且都要呈色纯正，其火候和窑温把握难道是很大的，因此它十分珍贵难得。
高19.5厘米口径9.8厘米底径10厘米
口残，长直颈，多棱短流，四瓣瓜棱深腹，平底。流下腹部用褐绿彩描绘花鸟纹，一只小鸟伫立花叶间，抬头凝思，神态活灵活现，花叶构图简洁，线条明快，色彩浓重。
褐绿彩花鸟瓷壶
高15.9厘米口径6.8厘米底径7.5厘米
喇叭口，长直颈，多棱短流，四瓣瓜棱深腹，平底。流下腹部用褐、绿彩绘一振翅欲飞的凤鸟，鸟头转尾卷，极具动感。整幅画面构图简洁生动，用笔精准，描绘出了凤鸟“皎皎鸾凤姿，飘飘神仙气”的优美体态。
“青釉褐绿彩“竹林七贤”诗文瓷罐长沙市博物馆藏
此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该罐工艺精良：罐体通体圆润，线条自然流畅，青釉为底再配以褐彩，给人沉静文雅之感。罐体大小适中，虽看似普通实则精致，而且釉色均匀比例适中，从罐口到罐底一体浑然而下，自然清新。罐体之上所绘图案清致高雅。在罐体的左侧，人物头戴高冠，似御风而踞，长裾直袍虽松垮宽大，却有不羁之感，这位就是竹林七贤中的啸歌之阮籍。而右侧所绘的人物，有高冠长衣，有慈眉善目飘洒长髯，有正襟危坐间稍显富贵，其画中雅中有俗，俗中带雅，人物比例适中，看后有令人有沉思之感。该罐体一侧的诗曰“须饮三杯万事休，眼前花拨四枝柔。不知酒是龙泉剑，吃入肠中别何愁。”在诗的右侧，题写着这样一款“七贤第一祖（组）”，由此可知，此罐应是一组中的一件，可是到了今日，只剩下这唯一的孤品了，可以想见其珍贵的程度。
青釉褐绿点彩山峦纹瓷壶
高22.8厘米口径7.8厘米底径14厘米
这件执壶，唇口，曲颈溜肩，腹部下重，前有管形流，后有执鋬。器身以褐、绿点彩绘重叠山峦。以圆图形相接，缀联组成多种图案的联珠纹，南北朝时期通过中亚传入西域和我国中原地区，成为隋唐时期盛行的丝织纹样的一种流派。反映了西亚文化对长沙窑的影响。褐、绿点彩组合纹饰是长沙窑极富创意和成功的装饰手法，色泽明艳，布局大气有致，显示出不同一般的艺术魅力。
青釉狮纹执壶
高22.3厘米口径10厘米底径11.2厘米
曲颈短流，流下绘一雄狮伏卧于地，狮为典型的中国狮的造型，鬃毛长垂，双目前视，以褐彩线条简单描绘，笔触生动，神态毕现，以狮为造型的图案在长沙窑瓷画中仅此一件。
通高20厘米、底径12厘米
胎色灰白，顶部有一个宝珠形状的提手，溜肩、圆腹、大平底。宝珠与肩部相接处有两个对称的圆形穿孔，肩部有“一”字形投钱孔。在扑满的腹部，有用褐彩竖排书写的6行、58字铭文：“潭州准造道林寺，募主施二千五百人，各捨钱一千文，写大藏经五千卷、经藏一函、舍利塔一函，藏满即略施同福，大中三年七月日，僧疏言白。福德藏。”
扑满是我国古代以泥烧制而成的贮钱罐，它有许多别称，如：悭囊、闷葫芦等。“扑满者，以土为器，以蓄钱；具有入窍而无出窍，满则扑之”，故名“扑满”。
自左至右：花间一壶酒、竹下半碗茶。
东晋青瓷方壶
2016年汉寿茶铺村出土汉寿县文物局藏
温酒器。龙首曲柄，柄端为龙头状，瞪目，口微张，颌下有须，浅折沿，口沿一侧有凹槽状流，一侧有方形鋬，腹部饰两道弦纹，三兽形蹄足，平底。
后排：三足炉、盘口瓶
六朝青瓷墨书“酒”字罐2012年长沙万达广场出土
唐青瓷盘口瓶
中晚唐酒具
唐青釉褐绿彩山水纹罐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青釉褐彩诗文执壶
高24.8厘米口径34厘米底径11.3厘米
小口，扁腹。肩腹各置两系，以系背绳。正面以绿彩绘七级佛塔，两边有树高耸入云，反映了“天下名山僧占尽”的盛况。
青瓷“绝上”执壶（右）
碾槽碾轮
隋褐釉印花瓷盒1957年长沙南门新生砖厂出土
高5.7厘米口径11厘米底径9.2厘米
盒由盒盖和身两部分组成，子母口扣合。盒身，短直颈，圆唇，直壁，平底微圜；盒盖，盖面平，直壁。胎色灰白，胎质较细腻。器表施褐釉不及底，釉面光亮，有细小开片。器表印花装饰，印花均以弦纹隔开，层次分明，繁而不乱，从盒盖到盒身，分别印一周半圆形、一周梅花、一周半圆形和一周小草与团花相间纹。此盒是隋代女子的化妆粉盒，花花草草的装饰纹样，符合女性温柔细腻的性别特征。这件褐釉印花瓷盒是湖南湘阴窑典型产品，其胎质胎色、釉质釉色、印花装饰无不体现了湘阴窑的特色。
唐青瓷茶盖罐1958年长沙赤岗冲出土
唐白釉绿彩渣斗益阳市文管所藏
青釉“张家茶坊，三文一平”执壶
唐青釉褐彩“岭上平看月”诗文碗台湾蒋剑文先生捐赠
高4.5厘米，口径14.4厘米
坦腹，通体施青釉，釉色稍泛黄，碗心釉下褐彩书写“岭上平看月，山头坐囗风。心中一片气，不与女人同”五言诗一首，表达出诗人高标独步的人格理想。
长沙窑执壶的重要特点就是以诗歌装饰。
青釉褐彩“蓬生麻中”题记壶
高18.3厘米底径11.2厘米
喇叭口，瓜棱腹，多棱短流，平底，流下褐彩书：“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此句见于荀子《劝学》篇，借喻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
青釉褐彩“一别行千里”诗文壶（左）
高25.1厘米口径11.1厘米底径13.3厘米
五言诗为：“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此诗是怀念诗。诗字迹清晰，以草书书成，笔意酣畅，一气呵成，顺势随形，挥洒自如。
长沙窑址出土。
长沙窑青釉褐彩诗文执壶
高19厘米
湖南省博三件国宝之一。执壶，樽酒之用。壶口沿外翻，粗颈短流，背部装有一执手。瓜棱形腹，平底。以诗歌为饰是长沙窑装饰的重要特征，以褐彩在流下腹部题写诗歌一首：“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哢春声。”四句诗文，用了八个春字，春水春池、春时春草、春人春酒、春鸟春声。诗里有水有风，有花有草，有鸟有人，有意有情。更是有静有动，好一片春意盎然。
这把执壶的诗书潇洒有致，苍劲有力，似乎顺着壶的形状流动的音符，富于装饰情趣。诗文里的春风和喜悦气都在，既有唐诗的浪漫，又有写实的劲道。人读之，生活的气息和美意都在里面。
青釉褐彩“君生我未生”诗文壶
高17.6厘米口径8.9厘米
喇叭口，长颈，圆肩，瓜棱腹，平底假圈足，曲柄。多棱短流下方以褐彩书“君生我未生，我生君以（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五言爱情诗一首，是描绘男女因相见恨晚而造成不能相守的遗憾，诗意缠绵悲哀，耐人寻味。
长沙窑是兴起于中晚唐的一个商业性瓷窑，窑址位于长沙市望城县铜官镇至石渚湖一带。中国史书上虽未见长沙窑的记载，在唐诗中却能觅其芳踪。唐代诗人李群玉（808—862）有诗《石渚》云：“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诗中的石渚窑就是长沙窑。长沙窑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我国第一座彩瓷窑；首创高温铜红釉；第一个引诗书画艺术装饰瓷器的窑口；第一批由中外文化共同孕育出的绚丽之窑。
窑实物模型。
瓷俑话服饰
六朝时期，南方服饰沿袭汉代，贵族褒衣博带，平民则穿便于劳作的上衣下裤。唐代服饰融合了诸多域外元素，汉代胡服并存，胡服成为时尚。由于这时期织物未能保存，可从出土的大量陶瓷俑知其大概。
南朝铜舞蹈俑1983年津市龙岗出土
舞蹈女子绾发，侧颈作仰望嘻笑状，上衣下裳，小袖短服，胡服特征明显。
唐仕女俑
唐白瓷粉盒
熨斗
绢帛制衣前需先煮熟、捣红酒，使其柔软，再熨平整。熨具形如北斗，故名。早期熨斗多为铜质，商朝时出现瓷质，斗地内露胎，放置烧燃的木炭，外底厚釉，釉面润泽。
唐青绿釉熨斗南朝青瓷熨斗
铜镜
受佛教影响，六朝铜镜出现佛像、莲花等纹饰；唐代铜镜较前代厚重，有金银平脱、螺钿镶嵌、涂釉、涂漆等新工艺，纹饰多寓意吉祥；流行西域题材的海兽葡萄、马球等新纹样，颇具大唐气象。
作为海上通商口岸广州与都城的连接通道，湖南地区深受域外文化影响，特别是中晚唐对外交流主要通道由西北陆路转向海道，湖南对外交流更为密切，日常用品及生活习俗打下了域外文化的烙印，与此同时，富有西域文化元素的长沙窑产品，也畅销海外诸多地区。
左侧是"黑石号"沉船打捞的长沙窑瓷器。
高22.2厘米，口径11.5厘米，底径15.8厘米
大口，圆唇外卷，短直颈，八棱形短流，三股曲柄，三股双系，筒形深腹，大平底。流及系下饰模印椰枣纹贴花，上涂褐色斑块。胎色米红，外施白色化妆土，没上化妆土的部分颜色青黄，形成鲜明对比。通体罩透明青釉不及底，釉面光亮如新，釉层薄、开细小片，釉色均匀，略有垂釉现象。器内轮制痕迹清楚，底足略修。模印处稍内凹，有窑裂。在窑址、遗址和墓葬中少有保存如此完整、釉面如此光亮的长沙窑瓷壶。
唐长沙窑瓷器
碗内刻的纹饰是具有艺术手法的阿拉伯文。
唐长沙窑青釉褐绿彩莲花纹碗
高5.1厘米，口径15厘米，足径5.7厘米
敞口，弧腹，圈足。胎色灰白，外施白色化妆土，罩透明青釉不及底，釉层开细片。口沿饰四块对称褐斑，碗内用褐绿双彩绘一朵盛开的重瓣莲花。器型规整，釉色光亮如新。此类形制的碗是长沙窑中的大宗产品，因为同出的一件相同形制的碗内书有“荼（茶）盏子”三字，可知其功能为饮茶所用的茶碗。唐代自开元初年，饮茶之风风靡全国，各地茶肆林立，茶道大行，茶叶成为进贡、赏赐、馈赠的佳品。“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田闾之间，嗜好尤切”，乃至到了“茶为食物，无异米盐”的地步。此碗外销目的地为中东阿拉伯地区，足见唐代茶文化影响之远。
唐长沙窑人物纹陶范
长9.6厘米，宽7.3厘米，厚2.2厘米
长方形，印面为阴纹人物纹，人物着官帽长衫，手持一长剑形器，坐于扶手椅上，应为武士形象，纹饰清晰，人物形态逼真，素胎无釉，胎呈灰黄色。其纹饰在长沙窑贴花器物中可见。陶范亦称印模，金属或陶瓷成型时用具，一般为陶质。模印贴花是长沙窑的装饰特色之一，其工艺是先将瓷泥填入印模，制成各类不同的装饰贴片，再将贴片取出粘贴在瓷器上，多见于壶的流下及两侧。
浓郁胡风展柜右侧
玻璃器自东周时传入中土后，战国至西汉时期长沙已成为玻璃器的制作中心，其后便失传。之后，玛瑙饰品、玻璃器皿等舶来品又陆续进入湖南地区，反映湖南与外经济交流之密切。
唐玻璃叉
唐贴花玻璃杯常德市三湘酒厂出土
胡人俑
岳州窑烧造大量的胡人俑，深目高鼻，蓄浓密胡须。其姿态各异，驾鹰、骑马、牵驼，反映胡人在中土之多。有的衣着已中土化，如持刀俑、蒿里俑。南方地区胡人俑以湖南出土居多，反映隋唐时期湖南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陆路中转站的重要性。
骆驼俑高18.5厘米，长17厘米；胡人俑高18厘米
胡人俑生动形象，深目高鼻，浓密的络腮胡，身着紧身翻领窄袖衣，右肩袒露，腰间系革带，带上挂有腰刀和扁壶，脚蹬长靴。该俑右手挽起，身体前倾，似在拽着骆驼前行。骆驼载着货物，温顺可爱，与北方出土的骆驼不同，北方塑造的骆驼高大奔放。唐墓中载货骆驼俑通常配有胡人俑，杜甫《寓目》：“胡儿掣骆驼”。骆驼与胡人的组合反映出我国与西亚各国各地区频繁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唐岳州窑架鹰胡人俑湖南省湘阴县出土
高32厘米
此俑立于方板上。头戴幞头，深目高鼻，浓密的络腮胡，穿圆领窄袖长袍，腰系带，脚穿靴，从长相和着装能清晰辨认出工艺家塑造的是一件唐代胡人俑。胡人俑头微侧向右边，左臂屈肘手上抬、架一鹰、鹰与主人目视同一方向，右手自然下垂。唐代岳州窑生产了不少胡人俑，有胡人牵骆驼，胡人牵马，胡人骑马，胡人架鹰，胡人立俑，胡人武士俑等，这些俑基本为青瓷制品，釉剥落程度不一，反应出湖南虽地处内陆也是唐代对外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地之一，这里来往着不同种族的胡商，经贸活动频繁。
高16.4厘米口径5.8厘米底径9.9厘米
小口，鼓腹。两系及流下分别饰以三块模印贴花的人物图案，流下为一女子袒胸披纱，纹褶飘逸流动，站于蒲团之上，扭动身体，婆娑起舞，应是唐代风行于全国的胡腾舞，右边一人吹笛，左边一人执物站立。这些纹饰均与西、南亚文化有关，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
“湘博”镇馆之宝、列入2013年国家第三批禁止出国出境展示文物。这是一件专为出口而设计的瓷壶。
文风初盛
简牍，是纸张普及前文字的主要载体。湖南地区发现了战国至西晋的大量简牍，内容有文书档案和各类文献。纸张取代简牍后，文化传播更为便捷。隋唐后不断增多的镇纸、砚台等文房用品，反映文化普及的推广。
三国—晋铁削刀长沙出土
削刀是简牍制作和书写的常用工具。书写时往往先将简牍以削刀作修整，或书写出错时，以削刀刮掉重写。
俑戴进贤冠，身着交领长袍，应为笔吏。中间置书案，案上放有笔架、长方形砚、小提箱。一人执笔在木牍上书写，另一人手执一板，上置简册，若有所语。手执毛笔及笔架上的两支笔，笔杆顶端皆呈尖状，也可作发簪，便于随时取用。
唐代及五代箕形砚
唐代长沙窑褐釉兽首箕形砚
高5厘米，长16厘米，宽11厘米
砚如箕形，兽首高昂，高眉隆鼻，双目圆睁，嘴下有雕刻的胡须，神采奕奕，兽身变化成砚台，前面较窄较低，后部较宽较高，形成箕形，底部有前低后高的四个兽足，兽首和砚的上、下边缘处施以褐釉，砚中心及底部露胎，胎色灰白，箕形石砚在唐代较为常见，器形似一前伏后蹲的卧狮，造型匠心独具，把动物的自然形态与器物的实用价值，巧妙地融合起来，和谐可爱。
砚起源于研磨器，目前已知最早的研磨器是距今7000-8000年的磁山、裴李岗文化时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此时是用来加工粮食的。到了距今5000-7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已经有了用来研磨颜料的研磨器—石研。商代以后，随着文字的出现，出现了颗粒状人工墨。此后，用于研墨的石研，用途专门化，成为早期的砚。虽然在“笔墨纸砚”的排次中位居殿军，但从某一方面来说，却居领衔地位，所谓“四宝”砚为首。该砚造型，仅见于长沙窑产品中，弥足珍贵。
砚底上端横刻“张师进记”四字，中间竖刻“长兴三年三月内将钱壹仟五佰文买之”。“张师进”应为砚主人或砚的制作者之名，“长兴”为五代后唐明宗李嗣源年号，长兴三年即公元932年。该砚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由其形制可见五代以至宋代抄手砚之端倪。
青瓷辟雍砚
唐狮、象形镇纸长沙窑址出土
宋刘子翚《书斋十歌.压纸狮子》载“镇浮须假重，刻石作狻猊（狮子形）。”大量镇纸的出现，反映当时书写载体由简牍变为纸本。
青釉褐绿彩双狮镇纸（第二排中）
高6.2厘米
镇纸以双狮为造型，双狮卧于一方形底座板上，头部朝向相反，双耳竖立，双眼炯炯有神，颈部均系有一带铃铛的颈圈，全身有刻划的毛发。虽为手工捏制而成，但神态非常逼真。
五代青瓷笔洗
唐青釉褐彩瓷洗1983年谭家坡窑址出
唐青釉褐彩葫芦瓶
砚滴唐长沙窑烧制
砚滴原名水注，号称文房“第五宝”，用来注水入砚，有流曰水注，无流为水丞。魏晋时期，蛙、免等动物形砚滴较为流行。唐长沙窑烧制许多水注。
唐青釉褐绿条彩纹水注
高9厘米口径3.5厘米底径5厘米
直口，小口流，柄残，鼓腹，小平底，盖扁平，捉手为圆锥状。通体施青釉，盖及器身满布褐、绿两色点缀色块，色彩交错，显得随意而简朴。长沙窑的条彩多以釉下褐绿彩为主，均成垂流状或浸漫状，手法为蘸彩流饰，流纹长短粗细随势，变化无定，有流动的美感，意趣天真自然。
唐青釉褐绿彩六鸟水盂
唐龙形提梁水注长沙陈家大山出土
六朝青瓷蟾形水滴
熏香燃灯、传情求子
瓷器自东汉后，开始进入生活方方面面，诸多器具出现瓷器化，瓷质熏炉、文房、枕、灯等逐渐占据主流，唐代新出现的瓷玩、摩诃罗等，折射出当时求子、育子的社会习俗。
杳霭香炉烟
六朝时期熏香较汉更为普及，佛事、道家斋仪等必焚香，日常生活也以熏香为时尚，室内香烟缭绕，贵族子弟无不“熏衣剃面”，成语“留香荀令”由此而来。南朝时熏炉流行带托盘的三足、四足，盖多透雕各种纹饰图案，顶立瑞兽。唐代香炉分有盖、无盖、行炉、座炉、吊炉等，器身呈豆形、球形或动物形等，装饰华丽，熏香成为唐诗中常咏题材。
唐五足铜炉
青瓷虎子溲器。
多出土于男性墓，或夫妻全葬墓男性一边，单置死者脚边，属男性专用。《西京杂记》：“汉朝以玉为虎子以为便器，使侍中持之，行幸以从。”
灯烛照明
六朝至唐代照明用具由青铜为主变向瓷器，按燃料不同分为烛台、油灯两类；烛台燃蜡，据《元和都县志》载邵阳贡黄蜡。烛台制作精美，装饰繁华，多用于祭祀、法事、婚庆等具有仪式感的场合。油灯用于日常照明，制作较为简单。长沙窑生产大量造型各异的烛台与油灯，其中有宋陆游提到的省油灯。
唐岳州窑青瓷莲花烛台蔡季襄先生捐赠
高17厘米口径5.4厘米足径13.5厘米
烛台整体造型可分为三层来观看，上层为托盘中央一粗直圆管，外壁四道宽凹弦纹；中层略呈葫芦形，下半球外壁贴塑三层覆莲瓣纹，层层叠叠，美观大方；下层为喇叭形高足承盘。胎色灰白，胎质较细腻。施青釉不及足，喇叭形足露胎，釉面光亮，玻璃质感强，有细小开片，是典型湖南岳州窑产品。烛台造型雅丽，匠心独具。烛台从上至下，由小渐大，稳重美观的同时也非常经济实用。蜡烛插在顶端的圆管内，蜡烛燃烧，蜡泪下流，流入承盘，双承盘设计，收集蜡泪，重复使用，经济环保。长沙咸嘉湖唐墓出土了两件与这件青瓷莲瓣烛台造型纹饰均十分相似的烛台。
青瓷褐绿彩羊形烛台
高13.2厘米
此烛台造型奇特，座的下半部如壶，有镂空壶门；上半部为一羊蹲伏于上，背立一烛插，饰褐绿斑彩。以羊造型既增加了美感，同时还有吉祥之意。
唐长沙窑麒麟送子烛台
摩诃罗、枕以寄情、动物瓷玩。
是长沙窑的重要种类。可系于脖上，或可吹奏，造型浑圆，神态栩栩如生，十分可爱。
大多用手捏制而成，造型千变万化，趣味十足。用途也不尽相同，比较常见的有雀鸟、猫头鹰、大象、乌龟、青蛙、兔子、小羊、小狗、狮子、猴、鸭、鱼、各种变形动物、各类人物等。
根据用途来决定它的形制，大概可分为三个类别：
一是哨类：以雀鸟、猫头鹰、象、兔、羊等为多，这类玩具均空腹，腹部一般钻有三个圆形小孔，造型生动有趣，犹如古埙，可吹奏许多乐曲。
第二类是玩具兼镇纸，这类是实心腹，在玩具底部都有一块方形或圆形底板，这类以狮、兽为多，既可做玩具陈设品、又可作镇纸之用。
第三类为普通玩具，其中包括狮、骆驼、象、马、骑马俑、兽头、女人头、男人头、戴笠俑、妇婴俑等。
工匠们极力刻划动物的活拨可爱之处，让天性活泼可爱的孩童产生共鸣，以赢得小孩的喜爱
高7.3厘米，长13厘米，宽8.1厘米
青釉、灰白胎，枕面和底座均成长方形，中一卧狮承托枕面。枕面为长方八角，两端是褐绿彩六边几何图案装饰，中间部分用褐彩书七言绝句一首:"日红衫子合罗裙，尽日看花不厌春，欲向妆台重注口，无那萧郎恼煞人。"。枕小巧玲珑、造型别致、装饰独特，为长沙窑瓷枕中的极品。
长沙窑青釉褐彩双鸾纹枕（后排左）
高8.8厘米，长13.5-16.5厘米，宽11厘米
青釉，灰胎。枕面呈梯形，稍内凹，枕心用褐彩绘双凤追逐嬉戏图案，一凤回眸，一凤随后。双鸾下褐彩书“贞明六年六月六日客何草”十一字，贞明六年是五代十国后梁的年号，即公元920年。枕正面边壁有一火炬形通气孔。底部胎上刻划“五月十五日何草”。从枕的胎、釉、彩和制作上看，这一时期的长沙窑产品质量已大不如从前，颓势明显。该枕是五代长沙窑瓷的断代标准器，对研究五代时期长沙窑的制作、装饰工艺有重大价值。
5、重心南移后的品质
生活宋代经济重心南移后，湖南文化、经济地位逐渐上升。在文人审美导向的影响下，人们更加追求生活的品质与情趣。作为茶酒重要产地的湖南，饮茶品酒的方式推陈出新，用具考究。随着棉纺织业的大力推广，元明时期棉布逐渐成为人们的主要衣料之一。明末南美作物的引入，改变了传统饮食结构，辣椒成为湘菜的主要特色，也演绎成湖南人的性格标签。
斗茶品酒
随着点茶的普及，宋代茶、酒具由唐时共用变为专器专用，成为湖南各窑口的大宗产品。为了满足斗茶的需要，茶具日趋考究；随着蒸馏法的推广，酒精度提高，酒具变为精致小巧，已经发现多批窖藏金银茶酒具。与此同时锡质茶酒具也颇为流行。
宋“喫茶去”茶碗
棋梓桥窑出土娄底娄星区文物管理所藏
宋汤瓶道县寨里窑出土
元瓜棱形花柄金杯
株洲攸县元代窖藏出土攸县博物馆藏
元青花人物故事玉壶春瓶
高30cm，口径8.4cm
1956年常德市出土
此瓶造型优美，撇口，细长颈，圆腹且下垂，圈足，形体秀美。饰釉下青花。内口沿绘如意头，圈足为卷草纹、腹部主纹为人物故事。中间头戴凤尾高冠、身着甲袍的武将正是蒙恬。后立武士双手握书有“蒙恬将军”的大旗。前一武士抓一跪着俘虏，另一武士似作汇报，人物间点缀以怪石、篱笆、芭蕉、竹叶、花草等，画面繁而不乱。此瓶为元代青花瓷中的精品。
人物的服饰如披肩、皮靴以及所用道具都具有元代风格。武士所举的旗子即《元史舆服》所载的火焰纹牙旗，此旗与元巽申《大驾卤薄图》上的牙旗相同，属典型的元代风格。军士兵所穿的戎服即蒙古人穿的一种民族服饰，即质孙服，样式为紧身窄袖的袍服，有交领和方领、长和短两种，长的至膝下，短的仅及膝。蒙恬所着的当是“辫线袄子”，或称“腰线袄子”，下摆宽大、折有密裥，腰部系以宽阔围腰，这种服饰是身份较高的军官才能穿用。蒙恬头上的翎子称为鹖冠。
两餐变三餐
宋以后饮食餐具愈发精致，且以瓷质为主，本地窑口与景德镇、龙泉窑产品并用，银质餐具也占有一席之地；明清时则流行青花瓷。随着粮食产量的提高，宋时部分地区一日两餐开始增至三餐，饮食追求色香味俱全。至清代湘菜发展成为独立菜系。
元花卉银盘
宋龙泉窑瓷碗1960年临湘陆城出土
宋唐家窑瓷碗
元青花双鱼莲花纹瓷盘1956年在常德桃源陬市收集。
高7.9厘米，口径45厘米，底径25厘米，重量4075克
该盘为元代景德镇窑产品，折沿，圈足，胎质致密洁白，胎骨厚重，形体巨大，釉面十分光亮，底部无釉呈火石红底。所绘之青花色彩艳丽而明快，其花纹从盘沿自盘心共有三组纹饰，每组纹饰之间用蓝色弦纹隔开。盘心绘游于莲池中的鲢鱼、鳜鱼各一游嬉于荷池水藻之中，鱼水之间还有缠枝莲花、叶及各色水草随水波而动，极具动感，此组图案为主题纹饰，象征“连年有余”；口沿绘海水式的云纹一圈，腹壁为缠枝牡丹七朵，外壁绘缠枝石榴一圈，均为装饰及辅助纹饰。这几层纹饰主宾协调，繁而不乱，且生动活泼。鱼藻图为是元代瓷器上流行的一种纹样，采用了传统的对称布局的形式来表现，画面线条活泼流畅，犹如一幅充满生机的水墨画，既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也有清新自然的美感。
元青花所用青料分为两种，一种为高锰低铁的国产青料，青花呈色青蓝偏灰黑，大多绘在卵白釉的小型器上，如高足杯、三足炉等，所绘之花纹简洁疏朗且构图简单、写意；另一种则为低锰高铁的进口青料，俗称“苏麻离青”，此青花呈色青翠沉着或靛青泛紫，发色浓重艳丽，在青料浓厚处还有黑色的小斑点，这一种铁锈疤痕，在此大盘上便处处可见这种标志性的“黑疵”，这种进口青料大多绘在青白釉的大型器上，所绘之花纹繁密丰富、构图层次分明而写实。湖南省博物馆收藏了两件元青花双鱼莲花纹大瓷盘均由进口青料绘制，是元青花瓷器中的精品。
炉瓶三事
香炉、香瓶和香盒，被称为“炉瓶三事”，为焚香必备之物，一般中间放置香炉，香炉两边各置香瓶、香盒。“瓶炉三事”这一词，首先是在《红楼梦》第五十三回。
所焚之香，并不是今天这样的成束的线香，而是香面或香条。故焚烧时必须要用铜箸与铜铲，箸瓶就是用来盛放箸铲的，香盒即是用作贮藏香面或香条的。
“宣德十年御赐大学士杨士奇”香炉
龙泉窑青釉鼎式炉
高18.4厘米，口径16厘米。
直口，短颈，溜肩，鼓腹，底部中心有圆形凸起，肩部贴塑两立耳、耳紧挨口沿，三蹄足。灰白胎、细腻坚质，通体施青釉、釉面无开片、釉质温润似美玉，三足底露胎、泛火石红。这件龙泉窑青釉鼎式炉器形规整，制作考究，为明代龙泉窑瓷中精品。
宋元花瓶
进入下一个展厅，展厅的一端放置三个展台，均为织品。
丝棉同服
宋代服饰整体简洁质朴，开始出现纽扣，女装较偏于拘谨保守。元代流行窄袖长袍，女装配以云户，腰部多衣褶。明代恢复汉人服饰体系，圆领，上衣拉长；女子常着短衫长裙，霞帔开始流行。五代时木棉传入湖南，元代设有木棉提举司，棉质服装开始流行。
怀化沅陵元墓是1985年8月在县城东郊城关镇双桥村发现的。该墓为竖穴土坑，方向正北，由墓坑、楠木彩绘套棺、石灰外椁和封土等部分组成，是一座夫妇合葬墓。
该墓内清理出了一大批罗、绮、锦、绣等精美织物和服饰，金银及玉饰等随葬品。其中的五彩丝绣被，金织棉被，花团锦簇、富丽堂皇。服饰中的圆领大袖袍，袜套裤等，都是近年来古代服饰研究中的新发现。
保存完好的男尸是元墓发掘中的一大收获。尸体身长178厘米，出土时保存完好，五官清秀，毛发尚存，肢体完整能活动，肌肤有弹性，没有任何腐败痕迹，尸体出土后，文物部门防止尸体腐败，采用静脉注射法向体内输入2000毫升防腐剂，结果发现古尸经600余年后仍然血管畅通无阻，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细白麻男长衫（湖南怀化市沅陵县元墓出土）
印金夹衣（1985年湖南岳阳市华容县元墓出土）
岳阳华容发掘元墓于1988年出土于华容原城关镇油厂内。该墓共出土随葬品116件，其中丝织品86件，金银首饰13件，纸币11张，漆粉盒、木梳、篦5件，铜镜1枚。根据墓中发现的丝织品、铜镜及元代纸钞推断，这具女尸生活在宋末元初，出土时，她已有700多岁。女尸出土时外形完整，毛发未脱，皮肤、肌肉等软组织均有弹性，四肢大小关节亦可活动。
黄色绫男式开裆连袜裤（湖南怀化市沅陵县元墓出土）
绣花荷包
明代服装
明夹帽平江明墓出土
明花卉纹绫弓鞋2008年平江明墓出土
明夹裤2008年平江明墓出土
6、从宗族社会到近代化
宗祠是古代宗法制的集中体现。宋时开始倡导建立家族祠堂，明清官府采取宽容态度，宗族势力逐渐强化，宗族村落构成社会基层的主要形态，官府对基层管理多借助宗族势力。鸦片战争后，岳阳、长沙开埠，打开了洋货入湘的大门，加上洋务运动的推行，湖南较早开始了近代化进程。
门外是人间朗朗乾坤，门内却是悠悠千年历史。凝视高高在上的斗拱、雕栋、檐柱、屋脊，观赏雕刻在房顶木梁、窗棂和门楣之上的细腻纤巧、精美绝伦的鸟兽花草和古代戏文图案，一股怀古之情就滋生在心头了。
“朱氏宗祠”的匾额保存的还是非常完好。木梁呈现的是一副双凤朝阳的场景。
背面
民居正中悬挂一块木质牌匾，上书四个大字“绩冠群英”，左端刻竖行小字“内弟杨盛岗顿首拜，皇清咸丰十年岁次庚申冬月吉旦”，下方刻椭圆形章“指日高升”和方形印章“孙继枮造”，右端刻“恭维唐府姊丈官印谟老大人嗣君荣升守御府”，边刻长方形篆书印章“连升三级”。
房屋建筑结构完整，风格古朴自然，门窗上的雕花十分精美，保存完好。走进屋内，香案、八仙桌、扶手椅、箱式木床等古旧家具分布于不同房屋内。杂屋内，木桶、木犁、竹编鱼篓、斗笠整齐摆放，厨房内甚至生着“火”，上方挂有“腊肉”，好似还在滴油……湖南农村的平常一景就这么活脱脱地展现在参观者眼前。
这栋民居来自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高椅乡，始建于清代嘉庆年间。2010年由于当地修建拦河筑坝，水坝上游民居需要拆除搬迁，湖南省博物馆将其中一组老宅征购，将其拆卸运回后在新博物馆内重新复原，即成为现在展出的会同古民居“唐家老屋”。除了建筑结构，包括屋内陈设，都是完整从当地搬来的，其中还加入了清末、民国和当代等不同时代的家具陈设、摆件，展现社会变迁对湖南民居的影响。
花窗
厅堂
洋风入湘
19、20世纪之交，岳阳、长沙相继开埠，水路、铁路、公路、电讯等交通运输方式的引入及大量的机制产品的输入，洋火、洋布、洋油、洋皂等带有“洋”字标签的日用品遍及城乡，固化的传统生活方式开始改变，尤其新学的兴起，极大冲击人们的思想观念，湖南成为追求革新、推动社会进步最不活跃的省份之一。
随着西式生活方式的渗透，洋货成为人们追求的时尚，电灯、沙发、洋钟、留声机、收音机等成为富贵人家的奢侈品，机器生产的洋钉、洋油、洋火、洋皂进入寻常百姓家，对民族传统手工业造成巨大冲击。
1897年成立的时务学堂开湖南近代教育先河。20世纪初，湖南“兴学热”和“留日热”独步一时，1904年占全国留日生的百分之十一；1909年各级小学堂达1113所，学生43310人；普通中学堂50余所，居全国第二。《湘学报》《湘报》是湖南最早的报刊，为湖南维新运动提供了舆论支持。1905年《湖南官报》更名为《长沙日报》，倡导发展经济，行销全省。报刊成为传播思想的新媒介。
1942年湖南大学校友录严正、黄公甫先生捐赠
毕业证书
第五部分《湘魂》
千百年来原住民的血性，历代移民的开拓精神，稻作农耕的协作互助，共同演绎出湖南人的性格特征，经屈贾忧乐文化的洗礼、书院的传承沉淀，孕育了湖南近代人才井喷的人文奇观。尤其近代以来的历次变革，多由湖南人首开风气、砥柱中流，彰显出以天下为己任、为苍生谋福祉、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
1、忧乐观的濡化
很多文化名人在湖南留下了足迹，如炎帝、舜帝、屈原，以及贾谊、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范仲淹……带来一次次精神洗礼。他们爱国忧民的精神，在三湘大地得到认同和传承。
炎帝、舜帝、屈原。
唐宋流寓文人
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秦观。上面一排是他们的画像，正面一排陈列柜里是他们的著作。
正中是长幅明祝允明草书岳阳楼记，左侧是线刻壁画“岳阳楼记”，右侧是名言名句。
明祝允明草书岳阳楼记
贾《新书》、柳宗元《吊屈原文》、屈原《离骚》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刘禹锡《陋室铭》
2、书院教育的传承
宋代官学普及，多数州县兴建学府，同时书院开始兴盛，全国四大书院，湖南居其二。周敦颐首创理学，胡安国父子开创湖湘学派，其所倡导的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精神，与屈贾的忧乐观相结合，通过书院教育的传承与推广，转化为湖湘士人的精神追求。
南岳候书院、长沙岳麓书院、通道恭城书院、吉首潕溪书院、醴陵渌江学院、汝城濂溪书院、凤凰三潭书院、湘乡东山书院
王夫之
浏阳文靖书院祭器
此套祭器现存共51件，为浏阳文靖书院所用，部分祭器刻有“大元大德”字样铭文。此次展出40多件。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久远最具确切纪年并成套的书院祭器，为研究湖南书院教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值得一提的是，文靖书院创办于宋，浏阳县令杨时曾于城南讲学，后人建书院以纪念。可惜的是文靖书院今已不复存在，只能从祭器感受学院当年的文化氛围。
浏阳祭孔古乐全套乐器
“浏阳古乐”是清道光年间至解放前夕，浏阳文庙祭祀孔子的专用古乐。它融乐、舞、歌、礼于一体，是我国民间现存最完整的古代祭孔仪式音乐遗产。但因历史原因，自1948年之后，浏阳古乐再没有出现在世人面前。
上世纪五十年代，政府为抢救浏阳古乐和古乐器，共征集到1000多件古乐器和舞器，组成了一套完整的祭孔古乐器。同时，还组织了音乐工作者翻译古乐谱15章。1965年，浏阳古乐的全套乐器被收藏在湖南省博物馆。2014年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
浏阳古乐舞分两种，其中一种是“文德舞”，舞生右手执翟，左手执龠，所以又名“翟龠舞”。
与常见的竹笛无二,只是吹奏时不需笛膜。
籥
是中国上古时期的一件关乎音律音阶的起源乃至华夏礼乐文明源头的神秘吹管乐器。其形制据汉代以降的历代文献记载，是一种如笛、似笛的"单管"乐器，是中国笛类乐器的先祖，其形制及吹法并未真正的失传，至今仍生生不息地活在民间。
笙
与我们想象的笙完全不一样！
瓷埙
匏
古代把制造乐器的材料，分为八种，即匏瓜、粘土、皮革、木块、石头、金属、丝线与竹子，称为八音。《乐记》中曾记载为：“土曰埙，竹曰管，革曰鼓、匏曰笙，丝曰弦，石曰磬、金曰钟、木曰柷。”
篪
是我国古代一种管乐器，是一种低音吹奏乐器。
凤箫
又名排箫，由来古远。因凤箫制不定，律吕不明，诸器失度，故它是诸乐之纲领，唐寮排箫之制均十六管，即六律六吕外，加半律半吕各二，共十六管因未审阴阳声调之别。谷士辨证谬误后，制出二十四管凤箫，即于十二律、吕之外，加倍律三、倍吕三、半律三、半吕三、合律吕为二十四管。
3、百折不挠的家国情怀
师夷长枝以制夷
清嘉庆、道光年间，为应对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寻求救国之道，以陶澍、魏源、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南士子，从经世济民，睁眼看顾世界，到洋务实践，开启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陶澍(1778-1839)，清代两江总督，清代经世派主要代表人物。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县小淹镇人。早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嘉庆进士。先后任监察御史，户部、吏部给事中，川东道，山西、福建布政使。道光年间，官至两江总督，兼江苏巡抚、两淮盐政。任内督办海运，剔除盐政积弊，兴修水利，设义仓以救荒年。积劳成疾，病逝于两江督署，赠太子太保衔，谥文毅。著有《印心石屋文抄》、《陶文毅公全集》等。
魏源《海国图志》（上排左）、御赐“印心石屋”狮钮水晶印（上排中）、“绥疆赐祜”双狮钮水晶印（上排右）、《登盱眙远眺作歌示兰卿》诗卷（下排）
1833年御赐“印心石屋”狮钮水晶印
魏源《海国图志》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历官兴化、高邮知州等职。魏源是嘉、道、威年间着名的经世派学者之一，他和龚自珍“齐名”,同为当时提倡“通经致用”的代表人物，时有“龚魏”之称。
《海国图志》是魏源受林则徐嘱托而编著的一部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
陶澍书对联、曾国藩木刻家书、曾国藩用过的松花石砚。
曾国藩家藏松花石砚，为松花石雕刻而成，近长方形，随形开堂、池，边作花枝形凸起，砚背有“以静为用，是以永年”和“康熙”，“御铭”两个方形印。砚嵌于两色澄泥制成的竹节形砚盒之中。制工精致，如果砚铭可靠的话，应当是皇宫中的物品。收藏于曾国藩家中，或许是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政权之后，清王朝赏赐给他的物品。
陶澍书对联
曾国藩(1811-1872年)，汉族，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毛泽东说：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曾国藩《行书“刚正翔实”横幅》
款识：迁史书详实作翔实，雪琹仁弟以刚直名于时，而治事殊极精详。书此诒之，国藩识。
钤印：曾国藩印（白文）涤生（朱文）
左宗棠用七弦琴（上）、曾国藩家用雕花琴案（下）
左宗棠遗折
左宗棠“湘上农人”石印
梁启超题跋的书牍。
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嗣同“崩霆七弦琴”（上排）、给夫人的信（前排右）
琴名“崩霆”二字下有“雷经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于琴，而无益于桐，谭嗣同作”的题款。龙池内侧有腹款："浏阳谭嗣同复生甫监制"、“霹雳琴第一光绪十六年庚寅仲秋”。
给夫人的信
"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幸体气尚好，精神极健，一切可以放心。此后太忙，万难常写家信，请勿挂念。"
当年陈天华所著的《猛回头》、《警世钟》
激励着无数志士仁人投身革命
“太息神州今去矣，劝君猛省莫徘徊”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阳夏血战用过的枪（后排）、1911年湘军步队独立第九标阳夏血战纪念章（后排左）、1916年黄兴逝世前夕致二姊黄杏生信（前排）。
1916年黄兴逝世前夕致二姊黄杏生信（前排）
共5页，宣纸，纸的纵向27cm，横向16cm。纸色旧，第一页略破损；5页均有折痕；纸边均有磨损，有少许污迹，但字迹完整。缺信封。行文从右至左毛笔直行书写，一至四页每页七行，第五页为八行。通篇无标点，共计502字。这是到目前为止所知的黄兴的最后一封家书。
黄兴(1874-1916年)，汉族，原名轸，改名兴，字克强，一字廑午，号庆午、竞武，曾用名李有庆、张守正、冈本、今村长藏。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高塘乡(今长沙县黄兴镇凉塘)人。
黄兴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先驱和领袖，以字克强闻名当时，与孙中山常被时人以"孙黄"并称。1916年10月31日，黄兴病故于上海。1917年移柩长沙，同年4月15日，受民国元老尊以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著作有《黄克强先生全集》、《黄兴集》、《黄兴未刊电稿》及《黄克强先生书翰墨绩》刊行。
1911年湘军步队独立第九标阳夏血战纪念章。
1911年，发生在武汉的“阳夏战争”被称为改变中国命运的100场战争之一。它是辛亥革命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历时40天。因战事发生在汉阳和汉口，故史称“阳夏战争”。11月27日，汉阳失守，黄兴于当晚从武昌乘船黯然离汉，但这一战役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有效的保卫了首义之区武昌和第一个革命政权，并为各省革命党人树立了一个英勇抗敌的典范。同时，阳夏战争使大量清军陷于武汉战场，有利于各省的起义，武昌起义后，湖南湘军首先响应宣布独立。不到一个月，全国13省市响应，纷纷宣由独立。
宋教仁(1882--1913)，字钝初，号渔父，湖南省常德市桃源人，中国"宪政之父"。1913年2月国会选举接近尾声，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1913年3月袁世凯惶恐不安，策划构陷宋教仁，未果之下，指使洪述祖派刺客在上海火车站将宋教仁暗杀。
孙中山题写悼诗: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中间是庄严的五星红旗，三面大屏幕轮流播放巨幅历史照片或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