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专家聂崇正讲述重新发现清朝宫廷画的故事，揭开文物鉴定之面纱
“文物鉴定的过程，很难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那是一种感觉，说得神秘点叫‘望气’“。
文物鉴定，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一种矜贵的手艺，连接历史和现实的，就是专家们的眼睛。
徐邦达、启功、朱家溍、刘九庵、耿宝昌等鉴别专家的名字，成就了关于故宫文物的众多佳话。而聂崇正等年轻一辈身上，正传承着这种风雅的生活。
1938年生于上海，1965年起供职北京故宫博物院。长期从事中国古代绘画研究工作，重点研究清代的宫廷绘画。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故宫的东北角，宁寿宫花园的最北端。在尘封了近百年后，乾隆时期最奢华的宫廷建筑倦勤斋重新打开了大门。
2004年5月，美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捐资210万美元，用于修复这个建筑。这次修复被看成是正在进行的故宫大修的样板工程。
紫禁城最豪华的是乾隆时期，而倦勤斋被则认为是乾隆时期最奢侈的建筑。清内务府档案记载：此斋建时曾耗时5年、耗银143.4万余两。
210万美元总捐助中的一半用在了斋内29块“通景画”画绢上，这种画绢的手法来自于欧洲教堂的天顶画和全景画———一种与中国传统艺术毫无瓜葛的环境艺术。在当年的宫廷内外，贴有“通景画”的建筑并不止倦勤斋一处，但保存至今的却只有倦勤斋一处。
这一国宝画绢是20多年前偶然发现的。时任故宫古书画部研究员的聂崇正受宫廷组同事之托，查看倦勤斋的内檐装饰，“结果我大吃一惊，”没想到在紫禁城城圈之内，还保存着这样观念前卫的西洋画法。
倦勤斋内
惊艳西洋立体幻觉
聂崇正忘不了那天来自四面和天顶的空间幻觉。
倦勤斋西四间室内北墙上的图画，画的是一处宫殿景致，院落中有树石、花草，还有一段斑竹搭成的透空隔断墙，隔断墙的中间有一个圆圆的月亮门，月亮门外的庭院中有两只丹顶鹤。斑竹的隔断墙画得非常精致具体，每根竹竿都中间色浅，并画出高光，极富立体感。“宫殿建筑采用焦点透视画法，深达感和层次感都很强，站在画前似乎能产生穿越圆圆的月亮门走入花园的感觉。”
最富神奇妙趣的是顶棚上的画。整个顶棚画满了一座藤萝架，架上爬满了藤萝，并盛开着蓝色的花朵。透过藤萝架和枝干花叶，从空隙中能见到蓝蓝的天空，这一切都是画上去的。观者如果站在戏台前面的某一点抬头向顶棚望去，其中藤萝架上的一个花朵，正好悬在头顶上，呈透视状。而站在这个中心花朵下面向戏台方向看去，那些藤萝架上的花朵似乎是朵朵下垂的模样，造成一种奇妙的立体视错觉。
“将绘画置于建筑物天顶部位的做法，运用全景画并在画中加入焦点透视的画法力图表现立体感和深远感，明显都是受欧洲教堂内的宗教画形式的影响，尽管倦勤斋内的画幅只画自然景物而没有涉及宗教内容。”聂崇正做出了这样的直觉判断。
聂崇正开始翻查清宫内务府档案：乾隆七年（1742年）五月二十五，“画样人卢鉴、姚文翰奉命帮助郎世宁画咸福宫藤萝架”，同年六月初二“建福宫敬胜斋西四间内，照半亩园糊绢，著郎世宁画藤萝”。在紫禁城之外，也有类似的作品。乾隆十五年（1750年）八月初一，皇帝命令“西洋人为盘山行宫引胜轩连棚顶满画四面通景”。
“三门干部”中
也有另类专家
“在故宫工作年头长些的，几乎都可以做鉴定，但是除了真假之外，还要能说出点别的来。”聂崇正不愿称自己为文物鉴定专家，琢磨一件作品的时代特征，与前后时代和同期作品的横向纵向比较才是他工作的重点。
聂崇正，67岁，头发微白，有班车不坐，戴着迷彩帽，背着双肩书包，骑着自行车在故宫和家门之间穿梭。1998年从“古书画组行走”（趣称）退下来之后，被返聘到研究室工作。研究室里的老先生不少，只有他会用电脑。
1965年8月，聂崇正和后来分别成为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宫廷部主任的杨新、单国强一起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毕业，分配到故宫工作。从家门直接进学校门再进机关门，聂崇正这样的“三门干部”在故宫为数不少。
“我在故宫的经历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10年全部搞政治运动了，不务正业；‘文革’之后到现在一直钻研业务，算是走回正途。”聂崇正说。
“如今在故宫里，人人都可以称自己为文物鉴定专家。”聂崇正说了句大实话，因为文物鉴定在大学里既没有专业课，在故宫这样的事业单位也没有职务序列，甚至在故宫的业务部门中，也没有专门设置文物鉴定部门和鉴定专家。
“据说东华门的一个看大门的，也对外宣称自己是文物鉴定专家。”聂崇正有些调侃地说。即使徐邦达这样的书画鉴定大师，也只能用简单的两句话概括“搞鉴定的”需要具备的条件：一是要看得多，二是要记性好。调皮的学生后来在两个条件后又加了一条：活得要长。
在故宫“国家级鉴定专家”的班底中，当今高端书画收藏圈内流传着这样的共识：徐邦达看（鉴定，收藏圈内行话）明清、杨仁凯看宋元、启功和傅熹年看古代法书碑帖又各最具权威。
“欧风东渐”
重估清朝宫廷画
偶然中蕴涵着必然：聂崇正对倦勤斋通景画的发现，得益于他中西方美术史的谙熟，以及对康乾盛世时“欧风东渐”绘画艺术风格的深入研究。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故宫开始对清代宫廷绘画进行清理，聂崇正从这时起开始与一直不为人所乐道的清宫画“摩擦生热”。
当时故宫的业务部主任杨伯达发现，宫内有大量清代的宫廷绘画，但是从未做过记录和整理。于是古书画部的全部研究人员倾巢出动，正式开始对这批绘画作品清点家底。
当时每幅画都需要配一张卡片，每件文物也需要编一个文物号，这样“定位”之后，就开始给作品“分级”。书画作品从高到低共分一、二、三3个等级，每一级中又分甲、乙两个档次。
书画作品的分级有一个惯例：元朝以前的都算一级品；元朝以后的根据其代表性来判断，重要画家的代表作品算一级品，重要画家的一般作品算二级品，一般画家的作品算三级品。
杨伯达在清点这些画作的过程中，把很多二级品提升为一级，让美术史中几乎忽略不计的清朝宫廷绘画拥有了自己的位置。过去书画界认为宫廷绘画匠气，不像文人写意水墨那样活泼率真，宫廷绘画长期不受重视。
参与清点的聂崇正也发现，这些宫廷绘画作品很有特色，是记录当时人和事的纪实绘画，在照相机还没有诞生的年代，作为研究素材很有价值。《万树园赐宴图》记录了蒙古王公贵族百态，《马术图》则是乾隆皇帝观看八旗子弟马术竞赛的写真。
课堂上所学的中西方美术史和宫廷实物相印证，聂崇正敏锐地捕捉到了康乾盛世时“欧风东渐”。
十七、十八世纪，清朝的宫廷内有若干名欧洲传教士画家供职其中。清廷绘画出现了“中西合璧”的新气象，欧洲的铜版画、油画也通过他们传进了宫廷。
聂崇正随手翻开一本这一时期的宫廷画画册，“画一只瓷瓶，运用高光画出立体图的效果，并运用油画材质，这在过去的宫廷画和文人画中是从未出现过的”。
聂崇正将档案和实物相结合的研究成果结集成《清代宫廷绘画》大型画册出版，文物出版社增加了3次印刷，在美术史研究学者和清宫戏拍摄者中大热。
凭“望气”
鉴别郎世宁画作
在一幅清代乾隆时期皇贵妃的油画半身像的鉴定中，聂崇正就用上了这段“欧风东渐”的掌故。
皇贵妃，就是皇后下面地位最高的妃子。“当时海外拍卖市场不太认这件作品，认为油画是欧洲画种，在中国出现也是晚近的事情，两三百年前的宫廷内怎么会有油画出现？”聂崇正回忆。
这幅画是香港苏富比公司从法国一个贵族家庭征集来的，他们的祖先是清末八国联军进京时法国军队的司令胡雷将军。最后在几乎没有人竞争的情况下，这个收藏家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了这幅珍贵的作品。
“文物鉴定的过程，很难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那是一种感觉，说得神秘点叫‘望气’，够不够明朝、清朝的气息，一看就看得出来。“聂崇正说。
文物鉴定人
要敢于说“不”
“文物鉴定专家只要一口咬定了，就不再轻易改口，这是行业内众人皆知的秘密。但徐邦达老先生就曾经否定自己，质疑自己曾经鉴定过的作品。”聂崇正认为：是否敢于挑战权威，或者否定自己，是衡量一个鉴定专家品质的要素。
聂崇正也曾经挑战过权威。
2002年，拍卖市场上出现了四卷《康熙南巡图》的白描稿本。每卷的题签是不同的人所写，引首则都是徐世昌所书：“王石谷画康熙南巡图稿”。现定为第一卷的画上有黄宾虹的跋文，末句“壬申四月获观于大风堂中，黄山黄宾虹题”。
“从题签、跋文、引首中可以知道，这四卷画当时是张大千的藏品。”聂崇正说。定为第四卷的画上还有袁励准的跋文。此外，四卷中其他的题跋者还有溥儒、陈宝琚杨僧若、汪荣宝、陈时立等十余人，所有的题跋者都认定这四卷画均为《康熙南巡图》的稿本。
聂崇正认为：四卷稿本从画法看，很明显地存在着风格的差异。其中两卷画得较为细致，人物、景致着墨较多，似乎是正图之前的定稿；而另外两卷，则用笔非常粗放简率，几近于速写，人物、马匹等仅仅勾画出大概的轮廓和形状。画面中有的地方还留下了不少修改的痕迹，或许是最初的原始图稿。聂崇正判断，这四卷作品并非是一套，而应当分属于两组不同的作品。
得出这个结论后，稿本的内容和作者也就产生了新的疑问：除了已确定的《康熙南巡图》的稿本作者王翚之外，另两幅作品是谁所做，所画何事呢？聂崇正摊开四幅稿本仔细观摩，发现画中的建筑物，如石桥、城墙等处，已经带有明显的透视因素，与《康熙南巡图》的正本有差异，也即与画家王翚的画风有差异，因此再次大胆判断：图中的画法要晚于康熙时。
将稿本的出处彻底推翻之后，聂崇正再次细细研查，发现画中某些地域特征或画上极少的注明文字，于是下了最后判断：这四卷白描图中，有两卷是《乾隆南巡图》的画稿，另两卷是《万寿图》的画稿，均与《康熙南巡图》无涉。而既然与《康熙南巡图》无涉，也就与画家王翚无涉。
“但其中两卷到底是乾隆皇帝的《万寿图》或是皇太后的《万寿图》，当时还不能确定。”聂崇正想到查询乾隆皇帝的生辰。
“经查乾隆皇帝的生日是阴历的八月十三，皇太后的生日在阴历十一月份，而画中绘有冬日人群在冰面上行走嬉戏的场景，看来这套《万寿图》卷可以肯定是为乾隆皇帝的母亲崇庆皇太后祝寿的无疑。”
例解书画鉴定
1.画作题款
真迹上题款书法非隶、非楷、非行、非草，正是石涛书法的特点；造本的模仿缺乏石涛的书写笔形。
2.整体水准
造本中心用大面积空白与画面整体不协调；石涛真迹构图精巧，体现了他独创的三叠两段布局法。
3.用笔风格
石涛笔法多用线皴，一波三折，富有韵律；造本用线呆板，没有石涛的笔意。
鉴宝档案
故宫近十年重要鉴定个案
宋代张先《十咏图卷》是故宫迄今收购价最高的画作，图为该画局部。
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局部，此画经文物专家鉴定后，故宫以600余万元人民币购入。
傅熹年、徐邦达、朱家溍三位文物大家（从左至右）现场鉴定隋人书《出师颂》。
宋代张先《十咏图卷》
张先的绘画作品，仅此一幅，这件作品的文献价值一直受到前人的重视。溥仪曾以赏溥杰的名义将画盗出宫廷，有50年不知下落。
1995年，在北京一个拍卖会中此画再度露面。故宫博物院徐邦达、启功、刘九庵等专家鉴定后认定其为真迹，认为它所记载的文化活动是珍贵的资料。
随后，故宫以1800万元竞价将此画购回，使这件国宝找到了它应有的归宿。
明代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
《富春山居图》世传是黄公望画作之冠，明代万历年间受损，焚为两段。明代“吴门画派”奠基人沈周的临作基本上保留了原作被毁以前的面貌，故这幅作品除具有本身的艺术价值之外，还具有重现黄氏原作的重要意义。
1995年，此画出现在拍卖市常故宫文物专家对画做了鉴定，发现用笔方圆兼顾，刚柔并济，既有对原作形神兼似的临摹，又流露出沈周自己个人的特色，尾纸还有姚绶、董其昌、吴宽诸家的题跋，认定其为真迹。故宫博物院遂以600余万元购得此画。
清代石涛《高呼与可图卷》
徐邦达认为，《高呼与可图卷》是“清初四画僧”之一石涛作品中既精又少的作品之一，非常难得。
徐邦达最早看见此画是在1987年，认定其为真迹，且为高头长卷，保存之完好十分罕见。一个天津收藏家开价三万美元，要价太高故宫无法收藏。
1995年秋季，此画出现在北京一拍卖会上，徐邦达面见高层领导，请求帮助故宫收藏此画，最终以国家拨款的方式成功收购了《高呼与可图卷》，出价人民币400余万元。
隋人书《出师颂》
此本在清乾隆时收入内府，民国十余年间被溥仪盗出，后流落民间没有音信，直到2003年春天，在嘉德拍卖公司的古籍善本专场拍卖会上浮出水面。
当年6月19日，故宫博物院专门请徐邦达、启功、朱家溍、傅熹年、杨新、单国强六位书画鉴定专家对《出师颂》进行了鉴定。
徐邦达先生第一个发言，认为这是一件隋人作品，而且流传有序。专家的意见基本一致：这件墨迹最早可以追到隋朝，书法艺术价值高，确是名家所写，认为是索靖的作品只是后人推测。几位专家都在整理意见上签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