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座博物馆，都有自己的性格。而博物馆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深藏着人类文化的一段故事。现在，这些文物静静地伫立在那里，诉说着它们所经历的陈年往事，见证着如今的岁月静好。
在博物馆里边走边看，你会不知不觉间就融入无边的历史长河……
自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至2020年，600岁的故宫，经历了历史的风霜雪雨。它曾是权力的象征，是具有“纪念碑性”的宏大建筑群；见证了帝制的终结后，它从帝王的宫苑变成人民的博物馆——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
如果没有宋徽宗，就没有今天的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清明上河图》。
如果没有以蒯福能、蒯祥父子为代表的建造者，就不会有“高敞壮丽”的明代紫禁城。
如果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没有在明代万历年间来到中国，西方世界就无从得知中国有座紫禁城。
利玛窦在中国生活近20年后，终于借进献自鸣钟的机会，进入紫禁城。他在札记中记录，他们进入一间大殿，“看上去足可容纳三万人，是一座壮丽的皇家建筑，大殿的另一端，有一个顶部高拱的房间，有五扇大门，通向皇帝的起居室。皇帝的宝座就在这个高拱着的圆顶的下面”。
如果庄士敦没有担任溥仪的老师，教溥仪英语、向他灌输西方文化，溥仪就不会过上西式生活。
当年，溥仪迷上骑自行车，为了骑车方便，他命人锯掉了从养心殿到御花园的所有门槛；他还把骑车变成了宫里的时髦活动，有皇后婉容留下的骑车照片为证。
如果退位后的溥仪和他身边的人没有巧立名目、以各种手段将宝物带出宫外，导致故宫的文物大规模流失，海内外就不会形成“流动的故宫”。
如果没有清代的灭亡，就没有今天的故宫博物院。
1914年10月，中国近代第一座国立博物馆——古物陈列所在武英殿正式开幕，紫禁城外朝开始对公众开放，首日即迎来2000余名观众。1925年10月10日下午2时，故宫博物院开幕式在神武门前举行。
正如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李煜瀛在1929年所说，“以前的故宫是皇家的私有物，但现在是全国的共有物，也是世界的公有物”。
如果没有马衡（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庄尚严、吴瀛、那志良、欧阳道达、梁廷炜和梁匡忠父子等故宫人及一大批工人、眷属的一路扶持，1933年南迁的13427箱又64包故宫博物院精品文物就不会在历时十多年、辗转数万里之后，神奇地没有一件遗失、没有一件损毁。
故宫人将之归因于“文物有灵”。
“我看过他们在异乡拍下的照片，生逢乱世，人若飘蓬，但看不出丝毫的仓皇疲惫，怅惘伤感。他们衣履简陋，表情里却蕴藏着无限的骄傲。”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在一次受访中这样说。
南迁故宫文物中的9000多箱曾存放在四川省乐山市安谷乡，今天，此处建有“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又称“战时故宫博物院”。
如果没有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举行、故宫文物占一半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欧洲人就没有机会“认同中国艺术之美”。
这是故宫博物院藏品第一次走出国门，向全世界集中展示。当时的欧洲，一说起“东方艺术”，言必称日本；此次展会之后，日本艺术在欧洲的地位被中国艺术取而代之。
如果没有《御香缥缈录》《宫女谈往录》等清宫回忆录，我们会对紫禁城的日常生活缺乏实感。正是通过这些在宫里生活过的人的讲述，我们才得以了解宫里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
正如祝勇所说，故宫600年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还包含了建筑史、思想史甚至日常生活史。相较于重大历史事件，其实日常生活才是历史的常态。
尤其是《末代皇帝》中那些讲究的场景、画面和美术，比如小皇帝仿佛被漫天的黄色门帘“吸”进去那一幕，为我们描述了教科书里找不到的历史图景——尽管它是虚构的，但符合历史真实。
再比如，电影中寂寞至极的太妃们通过小望远镜偷窥溥仪的一幕，很魔幻，但细想又觉得理当如此。这些影视剧共同形成了一个“影像故宫”。
故宫，当然是600年来最重要的中国文化符号之一，它太宏大、太丰富、太复杂了，因此有了“故宫学”这个提法。即便身在其中的研究员如祝勇，也不得不感慨：“故宫有墙，但故宫又是没有边际的。我们说什么，都是挂一漏万，我们怎么说，都如瞎子摸象。”
故宫是什么？它是一个大概念、一个超级大IP，其下又划分为众多子概念。
比如“地理故宫”——北京故宫有180多万件文物，台北故宫有近70万件文物，沈阳故宫有近10万件文物。而围绕文物的流转，又有“南京故宫”、“战时故宫”、“流动的故宫”等说法。
而影像故宫、文学故宫、动漫故宫、游戏故宫、虚拟故宫等等，则是“故宫”这个超级大IP所衍生的众多“故宫+”概念。
正因为故宫的庞杂，每个人眼中的故宫都有所不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传奇、一座迷宫，或者是借用卡尔维诺文学的表述——命运交叉的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