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起初是反抗传统散文的“新散文”干将；其后，他转身做起纪录片，主创历史纪录片多部，为《辛亥》、《1405，郑和下西洋》、《利玛窦：岩中花树》等大型纪录片做总撰稿。2011年，他进入故宫，成为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的一员。
无论是写古建筑还是故宫珍品，祝勇的写作始终围绕历史背后的人事细细展开。继《故宫的风花雪月》之后，他即将推出新作《故宫的隐秘角落》，继续身处历史现场、潜心文化散文的探索。
今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90年，祝勇的部分新作品也将一一面世。借此机会，羊城晚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故宫也是人生活的地方，只不过居民是一些特殊的人
羊城晚报：最近出版的《故宫记》中收录了你关于中国古建筑的散文，你在序言中写道：“建筑不只是建筑本身，更是大地上生长出的精神植物。”凸显建筑的精神内涵，这好像是你写作中一以贯之的风格？
祝勇：每看到一幢古建筑，我的心里都会升起一种异样的感情。我会想到曾经在里面住过人，在里面流过的岁月。在我心里，建筑是时光的容器，也是情感的容器，不论是像故宫这样恢弘壮丽的皇家建筑，还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场，都是这样。
我生长在东北沈阳的一幢日式小洋楼里，小小的三层楼，住了几户人家。进门后，是窄窄的木制楼梯，小时候，我常在那陡陡的木楼梯上爬来爬去。很多年后回到沈阳，我很想再去看看那座小洋楼，重新踏上木楼梯。但遗憾的是，那座小洋楼连同周围的一片民国建筑，都早已被铲平了，原地盖起一座高楼。我的心里空荡荡的，好像自己的回忆之路都被铲断了，我变成了一个来路不明的人。所以我很理解写过《城南旧事》的林海音不愿意再回北京的那种感受——城墙都被拆了，还回来干什么呢？
人们常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话被说滥了，但我仍然觉得它很准确。因为建筑会煽动起一个人的感情，是每个人内心的一部分。有一次与作家宁肯谈西藏，他说布达拉宫像架在高山顶上的一台钢琴，这话一下就触动了我，没有比这更凝炼的表达了。
羊城晚报：所以你笔下的故宫也是充满人情的。
祝勇：对，故宫也一样。它威严、壮丽，让人望而生畏，但它也是人生活的地方，只不过它的居民是一些特殊的人而已。无论皇帝、嫔妃，还是太监、宫女，他们也都是人，会喘气，有情感，所以我写作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把历史人物当人看。他们在宫殿里经历过一遍遍的春秋，人世的沧桑、国家的兴灭，都被建筑所见证。所谓“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所谓“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或许只有面对浩大的宫殿，才能真正理解这样的喟叹。所以，对建筑的书写与研究，不仅仅是建筑学的事，也是历史学、文学的事，因为建筑的内涵太丰富、太复杂，它牵动历史，牵动情感。
阿房宫未央宫大明宫都不存在了，所幸我能守着一个紫禁城
祝勇：《故宫的风花雪月》这本书中涉及的艺术品都是经典性的，像王羲之《兰亭序》、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这些艺术珍品不过是我透视历史的一个“视窗”，从那一扇扇美轮美奂的窗子望出去，我看到的是各种历史事件中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看到个人与时代的纠结以及复杂的人性。
一切历史，归根结底都是人的历史，建筑史、艺术史都不例外。像我书中写到的王羲之、顾闳中、张择端、宋徽宗、倪瓒、唐寅等，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仅仅是他们的作品。他们留在纸页上的传奇，但它们仅仅是作为他们人生和命运的结果出现的，他们的人生与情感过程隐匿在时光中，我们看不见了。因此，我要用自己的书写，填补这缺失的部分，当然，要有根据，要从众多的史料和研究中寻找蛛丝马迹。
羊城晚报：2011年你进入故宫，成为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的一员，故宫学是一门怎样的学问？
祝勇：故宫学就是以故宫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这个概念是由我们前任院长郑欣淼先生在2003年提出的。但故宫学的研究不是从2003年才开始的，早在1924年溥仪出宫以后，特别是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后，北京学术界就开始对故宫(紫禁城)的研究了。
故宫学的研究范围大致可分为六个方面：紫禁城宫殿建筑群，文物典藏，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明清档案，清宫典籍，故宫博物院的历史。我个人感兴趣的是其中的第一、二、六项，即故宫的建筑历史、文物(主要是书画)，还有故宫博物院自1925年至今的历史。
没想到，故宫文创产品的销售收入已经超过门票
祝勇：这正说明了转换表达方式的重要性。“说什么”很重要，但有时“怎么说”更重要。同样的内容，表达方式不同，效果大不一样。中国的博物馆，历来喜欢板着脸，一副教训人的模样，拒人于千里之外，老百姓自然也不会去亲近它。我们有那么多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老百姓不爱看，又能去教育谁呢？中国博物馆与西方的差距，一是研究水平的差距，一是普及方式的差距。像《达芬奇密码》、《博物馆奇妙夜》这些好莱坞电影，实际上是对法国卢浮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最好的宣传和普及。
单霁翔院长曾说过，此前推出“雍正萌萌哒”系列图片，让威严的皇帝比起剪刀手，曾担心被批“亵渎历史”，没想到赢得赞声一片，这让我们的团队有了底气。
羊城晚报：进入故宫博物院后，在写作上你有何新计划？
再过10年，2025年故宫博物院将迎来建院一百周年，那时我还没有退休，希望届时我会完成这个计划，作为给故宫的百岁生日礼物。
文人论史、编剧写戏都必须追求学科素养
羊城晚报：从广义上来说，你以故宫为题材的写作，也能够囊括到你的“历史写作”中吗？如何将“文学”和“历史”相结合的书写方式才最恰切？
祝勇：刚才说到故宫博物院成立90年来，出现了许多学术大家，为故宫学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但是对故宫文化的表述应该有多种方式，学术只是其中的一种。
我写了很多年文学作品，博士专业念的是艺术学，我一直在寻找属于我自己的表达方式，就是前面说过的“综合写作”，不仅试图打通历史与文学，而且试图打通文字和影像，比如纪录片。我希望这种表达方式是贴合故宫也贴近读者的。对于读者和游客来说，故宫是个神秘的存在，他们渴望了解故宫，了解建筑和文物背后的历史沧桑，却看不懂那些艰深的学术论文。因此，对故宫历史和文化的表述，需要转换方式，当然，这种转换是以专业性为基础的，不能戏说，在我看来，所有戏说都是胡说。
羊城晚报：总有人对文人论史有偏见，认为浮华缥缈，缺乏扎实基本功，靠文采掩盖不够牢靠的底子，你怎么看待这样的声音？
祝勇：其实文人论史也需要一定专业性，也需要像历史学家一样长期沉潜史料，这样才可能有新发现。也许是找到新线索，也可能是从新的角度对旧有线索进行重新认识，就像在《故宫的风花雪月》中，我写了一些故宫收藏的古代书画经典。对于它们，发现新的线索几乎已不可能，我的写作重点就放在重新阐释上，以文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见解，同样会产生悬念。总之，文人写历史，不能外行，也不能人云亦云，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不是“歪批三国”，专业性是基础。
羊城晚报：你曾经为不少大型纪录片担任总撰稿，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还会有关于纪录片的工作计划吗？是否会有关于故宫的纪录片出来？
祝勇：今年将有一部26集历史纪录片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叫《历史的拐点》，其中关于甲午战争的部分，我们专门去了日本搜集史料和进行拍摄。今后我将要写的关于故宫的作品，都会以纪录片的形式表现出来。
祝勇，作家、学者、艺术学博士，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驻校艺术家。已出版主要作品有：《血朝廷》、《纸天堂》、《辛亥年》、《故宫的风花雪月》等。曾主创历史纪录片多部，代表作：《辛亥》。先后荣获中国电视星光奖、金鹰奖等诸多影视奖项。
祝勇眼中的故宫
和故宫朝夕相处，对我来说，它已经成了一个生命体，我能体会到它的呼吸、节律，乃至情感。我的工作地点，在故宫西北角，也就是西北角楼下的一个两进四合院内，那些曾经是紫禁城的城隍庙，“文革”时“破四旧”，把庙里的城隍像砸了，现在成了故宫研究院的所在地。
假如是在春天，我离开研究院时，锁上古旧木门，然后沿着红墙，从英华殿、寿安宫、寿康宫、慈宁花园的西墙外，一路北走。还没走到武英殿和西华门，在慈宁花园和武英殿之间、原来属于内务府的那片空场上，向东望去，就会看见三大殿侧面、金色的戗脊上，夕阳的余晖无比明亮。我想很少有人会在这样的时刻、从这样的角度去看三大殿，心里会升起无限的幸福感。
假如是在冬天，天黑得早，我下班还是走那条路，却是要穿过黑暗中的宫殿了。若站在相同的位置上看三大殿的侧面，我会看到“庄严的三大殿就如一个纵向排列的舰队，依次沉入暮色的底部”——这是我今年将要出版的《故宫的隐秘角落》序言里写的话。花开花落、燕去燕来，我的生命，和宫殿的寒暑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历史书写者的幸福。阿房宫、未央宫、大明宫都不存在了，所幸，我能守着一个紫禁城，它带给我无限的表达冲动，也给我无限的灵感。我觉得我不只是在研究故宫，在我心里，故宫是一个饱经忧患的生命，我在用自己的心，体会它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