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北京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将找回的6件被盗物品发还给故宫博物院
逃脱的盗贼
王子宁是一个很有“混不吝”气质的人，退伍之后练过健美，学过国标，热爱旅游，而且一定是旁人难以去到的地方，比如几次开车去珠峰大本营和阿里，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的都是在藏区的照片。这些充满自我挑战的行走，无不暗合着潜藏的英雄情结，而这种自我期待，让他对失窃案更无法释怀。“错误的信息让我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从一开始，整个判断的方向就错了。”
故宫太大了。全部面积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也有15万平方米。开放区域集中在午门到神武门的中轴线建筑，再加上太和门两侧的武英殿、文华殿，北部的东西六宫，以及东北部的钟表馆和珍宝馆地区，其他都属于非开放区域。发现可疑人的东十三排岗亭，在九龙壁东侧，属于非开放区域。于是5月8日当晚的搜查，集中在非开放区域。因为中控室的反馈，已经排除了开放区域的异常，而且除了10米的外墙，故宫还有7.6米的内墙，这些内宫墙围合着各个建筑群，形成另一重保护，开放区域的建筑群，都有这样的内宫墙。如果这时候还选择翻内墙进入开放区域，无异于自投罗网，就算不触发警报，也会在第二天的例行开门检查中被发现，“肯定跑不掉”。
全部拉网式封锁搜查都在地面进行，没有上城墙。这是王子宁懊悔的另一个判断：“警察问我，要不要封城墙，我说不用。”集中在他手里的信息，指向的只是一个来意不明、深夜在故宫非开放区域里晃荡、被警卫发现后吓跑的可疑人。而且，东十三排警卫当时的讲述里，缺少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从头到尾没有说这个人手里拿着包，第二天发现失窃之后，调取全部的摄像头监控画面，才发现这个人手里有包”，王子宁“从头到尾也没往他已经偷到了东西上想”。
那个晚上的对峙，保卫处的人再说起来，真是各种感慨。每个人都难免会做角色互换的设想。王子宁的设想是，就算身上被扎几个口子，也要拼死扑倒这个人。但他也明白，设想没有意义，故宫这样有着各种传说的地方，漆黑的晚上，“那一瞬间的反应，真的难说”。王子宁唯一的庆幸，是老警卫发现了可疑人，“如果他没发现人，第二天却发现失窃，整个保卫处就真是更没法交代，更说不清了”。
故宫盗窃案作案过程三维模拟图
再回忆这个晚上，对于王子宁也是一种折磨。“我到故宫这些年，经历过四次失窃，前三次（注：窃贼分别是1980年的陈银华，1987年的韩吉林，以及同年的向德祥）我都是普通的工作人员，抓贼也轮不上我，自己在旁边激动，那三个贼也都抓到了。第四次，赶上了，我是总指挥，负责决策应对的人，结果，偏偏这一次，贼偷了东西还跑掉了。”他长叹，摇头，“那种感觉，不知道该怎么说”。
失守的斋宫
故宫的正常上班是8点。开放区域头一天关门落锁的各道宫门，要由故宫开放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一一检查后再打开。直到打开诚肃殿的大门，失窃景象才呈现出来：西侧的一组展柜一片凌乱，展柜和后殿墙之间用做背景的石膏板装饰墙破了一个大洞，殿墙北面的一块玻璃也破了。
正在斋宫和诚肃殿展出的，是香港两依藏博物馆的藏品，包括明清家具和上世纪的西式化妆盒，都属于香港人冯耀辉的私人珍藏。展览原定从4月29日到6月27日，刚开展一周。清查之后发现，9件西式化妆盒被盗。通宵的搜查，居然等来了这样的结果，韩培福和王子宁都蒙了。“我们自己也想不明白啊，贼到底是怎么进入诚肃殿的？又是怎么逃走的？警报系统为什么失灵？”所有的疑问，必须回到现场找答案。
斋宫和诚肃殿是相连的建筑群，在东六宫南边，与钟表馆相邻。在中轴线上的开放区域里，它们并不是常设的开放建筑。开放管理处处长檀文亭说：“斋宫偶然会用来布展，不过已经好几年没有使用过了。”从展览的人气上比较，斋宫毗邻中轴线，几乎是游客的必经之路，有天然的地理优势。但从展览设施和安保系统的硬件上来比较，修复之后的武英殿、文华殿和午门城楼展室，更适合布展。不管先天条件如何，只要布展，安保都是第一位的。斋宫展览的安保系统有两重，一种是故宫为整个建筑群提供的常设安全系统，一种是布展方为展柜做的安全系统。看起来，5月8日的晚上，两重系统都失灵了。
西耳房总闸断电，中控室的监控画面其实有报警反应，这个片区会因断电呈现出异常的颜色。抽丝剥茧地再查问下来，王子宁才知道，最大的失误就在中控室。5月8日晚上20点27分，中控室值班人员发现了断电报警，但他们的处理方式并不是迅速上报，而是先跟建福宫花园联系。在监控系统上，异常显示是一个大的片区，无法具体到特定的点，只有原址重建的建福宫花园，配置了有实时画面传输的监控系统，因为画面中断，可以迅速判断出具体位置。建福宫花园反馈回来的信息是断电，中控室这边就再没有警觉。
从断电的20点27分到警卫报告的22点30分左右，石柏魁在两个小时里完成了他的盗宝。他从西耳房的窗户爬出来，翻墙跳进诚肃殿后院，砸开大殿北面的一扇窗户爬进去，踢破挡在前面的背景墙，破坏展柜偷走展品，原路返回，从窗户爬出去，再次爬上院墙，借助高低错落相连的屋檐和宫墙，一路往北，跑到了北五所内墙的东北角，利用一根修缮工程遗留下来的电缆跳下来。他只在7.6米高的墙头留下了一个蹬踏的脚印，就顺着电缆荡到了地面，留下了一个比较重的落地痕迹。落地之后，石柏魁被神武门东侧的摄像头拍到了一次，说明他曾试图从神武门出去。神武门晚上有武警值守，他改变了主意，折回来往东边走，他没有选择有灯光的东筒子过道，而是继续往东走到尽头黑暗处，然后再往南，直到经过东十三排岗亭被警卫发现。摆脱警卫之后往南跑，在南三所的停车场，再次被摄像头拍到。
物证痕迹足以显示，石柏魁是事先躲在内墙范围里的，于是疑问回到了起点，他到底是怎么留在斋宫和诚肃殿里的？这也是檀文亭最关心的问题。故宫的内墙和外墙，不仅是开放区域和非开放区域的一种天然分隔，也是故宫里的一种权责划分，内墙外的区域和各处大门，由保卫处负责；内墙里的区域，由开放管理处负责，是檀文亭的范围。按照封门检查的要求，工作人员必须是拉网式排查，不留死角，看起来简单，却是需要日复一日耐心细致的工作。在檀文亭就任之前，上世纪80年代的三次失窃，窃贼全部是趁着工作人员的疏忽，藏在珍宝馆某个厕所的夹道里，躲过了封门检查。石柏魁究竟是躲在宫墙上的天沟里，西耳房和诚肃殿外墙那个直角夹道里，还是躲在西耳房里，他自己的供述也变来变去。虽然檀文亭至今也无法得到确凿答案，但他坦白承认，当天封门的工作人员，的确是有疏忽的地方。“其实留在墙上的脚印，看仔细一点，都是能发现的。”这位1979年就进入故宫工作的老处长，也忍不住叹气，“故宫最怕的就是封门雨。”
石柏魁有偷窃前科，通过西耳房里的指纹、摄像头拍下的画面，他很快就被锁定。58个小时之后，石柏魁在网吧被捕，也证明了在有效信息指引下，北京警方的行动力。可是最后三件展品只找回一件，按石柏魁的说法，他拿着这些东西去咨询，得知不值钱，一气之下扔了两件，就留了一件自己觉得好看的。这桩盗窃案里的种种巧合和悖论，韩培福和王子宁都想不通。“要说他是经验老到，一开始就奔着总闸去的，可他在展柜和西耳房却又到处留下了指纹，他是有前科的，通过指纹很快就能锁定，看这种低级错误，实在又像是误打误撞才进了机房的。”“费那么大劲儿地偷了东西，还冒死跑出去了，却又把东西丢了，算什么事。”
“巧，太巧了，都赶到一块了，就像一部电影。”这是王子宁的感叹。韩培福的感叹更复杂一些，按照排班表，5月8日晚上本来是他值班，因为受邀参加朋友家的喜宴，才跟王子宁换了班。他说：“我是山东人，石柏魁是山东人，本来该我的班，我又换了班，就这么巧，别人要是有什么想法，你说这个事情我怎么解释？只能身正不怕影子斜。”这话里有背景，故宫最离奇的失窃发生在1991年，大白天正中午，展室里的4枚古印就丢了。站殿人员只承认工作失误，擅离职守跟人聊天，最后还是悬案，留下的只有巧合和猜测，当天的站殿人员是平谷人，故宫里刚好又有一支平谷的施工队。
除了中控室的问题，斋宫安保系统里的一个致命伤也暴露出来，西耳房这样重要的机房，居然没有入侵报警装置。失窃之后，故宫请来的专家们一致指出了这个问题，也拿出了解决方案。10月1日，本刊记者实地踏访过工程中的斋宫和诚肃殿，石柏魁留在宫墙上的脚印依旧清晰可辨，补救工程基本完工，容易成为视觉盲点的直角夹道死角，也增设了新的防范措施，更便于封门检查。领路的是中控室的队长傅中胜，说起失窃案，也是长吁短叹，当晚不是他值班。当晚值班的三个人，两名正式员工留院查看一年，一名派遣制员工被直接开除。被开除的那个，是傅中胜亲自从面试的人里挑的：“老实孩子，19岁进来，5年一直不错，本来明年就能排上转正了。”
接踵的麻烦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
失窃的消息，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5月9日上午就知道了，他正在浙江大学出差，马上订了机票赶回来，这是他任期内遭遇的第一桩失窃案。上一位在任期内遭遇故宫失窃的院长是张忠培先生，他很清楚地记得，自己“1987年6月20日到任，7天左右就遭遇第一次失窃，接着是一场雷雨引发的大火，然后再接一次失窃”。接连意外让张忠培意识到，在故宫“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距离1991年的4枚古印窃案，20年来，故宫再无失窃。
“失窃是硬伤。”郑欣淼很明白，“暴露了我们的问题，故宫20年没有丢过东西了，确实是容易麻痹大意。”他能做的就是亡羊补牢，查清原因做出补救。一层层查下去，等到石柏魁归案，故宫方面也拿出了自己的惩戒措施，中控室、岗亭警卫和值班的副处长王子宁一干人等分别领了处分，王子宁记大过，扣半年津贴。
对于北京警方58小时的破案，故宫方面自然心存感激，想送一幅锦旗答谢，保卫处处长韩培福具体负责。锦旗怎么写？韩培福真没少费心思，还特意找几名同事集思广益。“这是要表达故宫的谢意，不能随随便便写。”一名同事联系了远在外地的岳父，一位当地知名的老书法家，老人家很认真地想了三副对子，依次短信发过来，被挑中的就是“撼祖国强盛，卫京都泰安”。从选定到交代订制，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撼”字有问题。5月13日下午，韩培福陪同分管副院长纪天斌赶去北京市公安局，“到那儿才知道，好多媒体都在等着呢”，“在小会议室搞了一个锦旗交接仪式，好多摄像机都在拍”。
故宫内部对错字的坦诚态度，和在大众传播界面上的表达并没能达成一致，这也是郑欣淼反思的地方。“我们院里当时确实是不对的，从一开始，就没有跟公众有一个良好的沟通。当时考虑的就是先了解清楚细节，可是办公室有同志已经对部分媒体说了没有错，最后调查结果出来，我们实事求是地公布了细节，结果给公众的感觉，反而变成了把责任推脱给底下的人。”郑欣淼开玩笑说，锦旗的故事只能写到回忆录里。“那位老书法家非常自责，觉得自己给故宫抹黑了，很诚恳地发短信来道歉。了解得越清楚，反而越觉得不能说得那么细了，说得太细，是不是大家又以为，故宫更加在推卸责任了？”郑欣淼说。
看到网上爆出来的建福宫会所入会申请表，郑欣淼也是一头雾水，他也意识到，这影响的不仅是故宫的外界形象，还有内部的信任，“必须赶紧查，把事情说清楚”。故宫博物院办公室下设专门的建福宫花园管理科，承担日常维护服务的则是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公司。最后查下来，问题在这家文化公司。这个公司承接下日常维护后，有了更多的想法，还接洽了香港的一些投资商，形成了建全球顶级富豪会所的构思，选择性地发出入会申请表就是他们的市场试水。会所还没有付诸实施，投资方内部就先起了纷争，网络上后来的关键爆料者，也属于与香港资方有利益纷争的局中人。文化公司的行为，已经完全违反了与故宫签订的协议。“协议写得很清楚，承接日常服务的公司不能擅自改变建福宫的用途，有重大方向性的调整是必须跟院里报告的。那个公司也承认了，愿意接受一切处罚。这个事情，我们自己也非常生气，真是所托非人。”
问题在于，这个既隐秘又公开的事情，故宫的领导层，从院级领导到直接监管的建福宫管理科，居然全部失察，仅用“所托非人”如何服众？郑欣淼也只能坦诚面对：“假如真是院里做的，要有人承办、要走程序、走公文的啊，院里谁做过这个决定？谁开过会？没有，从来没有。要真的做了，院里这么多领导，七八个院长，我能捂住？开全院大会，我也在会上说，如果大家对建福宫的事情还有意见，可以继续质疑，还可以向上反映。任何事情，我们都是不怕反映的，是坦荡的，但我们的确监管失察，这个是不能推卸的责任。”
对于外界揣度的故宫的生意经，郑欣淼也有些纳闷：“故宫是个全财政单位，收入和支出，每一分钱都是财政部给我核的，故宫没有擅自的钱。故宫每天的门票收入，都打入指定的财政部账户；经营都是如实上报的，所有的经营、服务收入，财政部都纳入经费预算。就在6月份，舆论沸沸扬扬的时候，审计署就在故宫，查我们的政府采购，文化部的系统里故宫是最大的单位，审计量够大，审计署也喜欢来查，连续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有问题，故宫的账目都是清楚的。”
从失窃到错字再到建福宫，故宫完全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连我订的《上海社科报》，那时候都在写‘故宫拙劣的三级跳’。”郑欣淼说，“错字的时候，故宫已经被误解了；到了建福宫花园，还真是底下私自搞的，结果说出来大家更不信了，觉得又是把责任往下推。我真的不怪舆论，假如我不是故宫的人，我看到这些，也会觉得，故宫肯定是不对的。”除了内容表达，还有姿态，郑欣淼说：“故宫不善于跟媒体打交道，过去都是媒体找我们，我们从来不去找媒体，有事情都是我们单方面宣布，媒体还要走后门来求我们，长期下来就养成了不好的习惯，给别人的回应，包括我们对外界说一些话，话太硬，作家韩少功就曾经批评故宫的表达像‘皇帝诏曰’，这确实是我们的问题，缺乏情感沟通。”
游客好奇地打量故宫未开放的区域
受损的瓷器
瓷器受损是事实，肇事者是一名科研人员和一台叫做“X射线能谱仪”的设备，就发生在苗建民一手建立起来的实验室。苗建民1986年进入故宫，一路靠自学成长，凭借研究成果在文物科技领域屡获殊荣，现在已经是故宫研究馆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他是典型的理工科做派，钟情实验室研究，面对采访拘谨腼腆，不掩饰电大学历，坦诚自学心路历程，喜悦而不自满，低调谦逊，对知识依旧保持渴望和敬畏。来故宫之前，苗建民在文化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先后在碳十四年代测定实验室和热释光年代实验室工作，到故宫之后，自然也被安排在实验室。
苗建民第一次接触到“X射线能谱仪”是在香港城市大学，这种方方正正的仪器，可以用来给古陶瓷完整器物做无损分析，对元素组成做定性和半定量分析，2005年故宫购买的型号更先进。苗建民说，每次检测，都严格遵循故宫的藏品规定，能亲手触碰藏品的只有各库房里有特定资质的专业人员，他们按程序把藏品拿来，放到仪器操作平台上，实验室人员只负责仪器操作，不能触碰藏品。对一件国家级藏品的检测，更是慎之又慎。
哭泣的操作员，2004年实验室筹建之初就在苗建民手下工作，是一名分析化学的研究生，也是年轻的业务骨干。实验室人手紧，最初只有3个人，现在也只有9个，每个人平均要负责管理两台设备。这名操作员去年主要操作的是另一种仪器——“X射线光谱仪”，但她同样懂得“X射线能谱仪”的操作。苗建民说：“购买设备的时候，第一批就派她到厂家专门去学习过。”今年换她来检测，也是实验室里的正常轮换。按照事先安排，陪同她一起完成检测的，是一直负责这台仪器、成功完成了去年所有检测的那名实验室人员。可是，当库房人员把瓷器平稳放置好之后，操作员在没有同事到场的情况下，自己启动仪器开始检测，然后就出事了。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个事情对苗建民的触动很大，实验室开了很多次会，“调整研究思路，完整器物的检测先不做了”。“文物损坏了，整个过程不可逆，这种损失我们无法弥补。”他本来可以置身事外，却主动请罚，扛下了作为实验室领导的处分。故宫文物管理处处长梁金生手里还有另一份账目，是历年来故宫各种文物的损毁情况，他的感叹是，“出事的大都是研究部门，都是真正想做些事情的人”。
2011年10月在故宫神武门隆重举办的“百年好合：胡焱荣翡翠艺术展”格外引人瞩目。此次翡翠展缘起自两岸故宫的交流合作，胡焱荣在展览开幕式上将两件展品捐赠给故宫，此举开创了故宫收藏当代翡翠艺术品的先例，也标志着故宫作为“博物馆”存在的一种新尝试（图为胡焱荣馆长陪同故宫前副院长李文儒一同参观展览）
藏品的真相
梁金生一家与故宫有据可查的就有五代渊源。清咸丰年间，他的曾曾祖父就在内务府如意馆就职，担任咸丰皇帝的宫廷画师，曾祖父后来担任宫廷画院如意馆的掌管。爷爷梁廷炜本来承袭祖业为宫廷作画，1925“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后，担任组长，负责清点清宫的公私物品。1931年为躲避战乱，故宫选择了一批珍贵文物南迁，梁廷炜和年仅14岁的儿子梁匡忠开始了长达18年的南迁生活。1949年梁廷炜接到密令，跟随国宝去了台湾，1972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去世。梁匡忠则留在南京故宫博物院，1953年返回北京故宫，梁金生是梁匡忠的第三个儿子，金生，就是生在金陵的意思。
梁金生在内蒙古插队11年，进入故宫已经31岁。“1979年国家刚刚拨了一笔款项用于故宫大修，故宫就从社会上招了50多名维修工，统一招考。”梁金生在工程队干了5年，参与库房维修建设，然后被调到保管部织绣组，后来再到总保管组，跟父亲成了同事。那时候故宫还没有地下库房，都是利用现有的地面宫殿、库房来存放文物。“先天密封条件非常差，门窗不严，风沙一过，满屋子尘土，天天打扫都没用。而那些‘原状陈列’、小范围开放的地方，就算走‘太空步’，脚一落，特别细的尘土就飞起来。”梁金生回忆，“地面不防潮，湿度大的时候地面都长毛。”故宫古器物部金石组的资深库房管理员方斌描述：“库房里后来配了专门的吸湿器，有半张桌子那么大，机器运转1个小时，300平方米的空间，能吸出两到三大桶水来。”
做库房维修的时候，梁金生就算能接触文物，也是“搬搬抬抬的事情”，“把要维修的库房搬空，东西挪到别处，修好了再搬回来”。到了保管组，他才有机会真正地跟文物打交道，第一次接触的，就是毓庆宫里成箱的织锦和布匹。“半人多高的大锡箱子，站在旁边手伸不到底，底下的布匹，要爬到箱子里，举着递出来一卷卷地打开，查验清楚是一段还是一匹，再封好放回去。”算起来，这其实是1949年之后的第二次藏品清理，梁金生身体力行地感受到了这项工作需要的无比耐心和细致。到了总保管组之后，梁金生定下了心思：“以我的年纪，再从事专项研究太难了，不如在这里踏踏实实地下笨工夫。”
藏品清理就是要摸清故宫的家底，这项浩繁的工程，从故宫博物院成立开始，一直在继续。郑欣淼到任之前，历史上的6次清点，3次在1949年之前，分别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接收点查，文物南迁之后的点查，以及北平沦陷期间的点查。1949年之后的3次，分别是1954至1965年，1978年至80年代末，和1991至2001年。每一次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历时10年左右。从皇宫变成博物院的故宫，不仅有历代帝王的珍藏，也是一个“家”，一个庞大的生活起居场所，有一应俱全的宫廷物资，和帝王后妃们的生活痕迹。这些东西如何归类？算文物还是非文物？观念一直在变。从2004到2010年底的第七次藏品清理，在文物概念上，有了最大的拓展，把故宫98万余件藏品的记录，提升到了最新的180万余件。
郑欣淼研究过故宫的历史，他带的第一个“故宫学”研究方向的博士，毕业论文就是故宫博物院的院史。他发现，“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一直在处理非文物的东西”。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清理，也就是1954年开始的那一轮，主旨是“清理文物，处理非文物，紧缩库房，建立专库”，从1954到1959年，主要是清理历史积压物品和建立文物库房，成立了处理非文物物资审查小组，政务院批示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以及北京故宫共同组成故宫博物院非文物物资处理委员会，先后共处理各种非文物物资“70万件又34万斤”。不同时期被当成非文物处理的种类各异，茶叶、皮件、貂皮，乾隆收藏的“假次画、宗教画”，乃至士兵甲胄都有。“前几年，周海婴先生还拍卖过鲁迅先生买的清宫茶叶。”现在看来，这是对待清宫藏品问题上走过的弯路，但回到特定的情境，这种“甩包袱”的做法，“不是个人问题，是时代民族问题”。
文物的观念在变化，历代故宫人对于故宫藏品的认知也在变化，但守护藏品的态度和原则始终如一，这种传承，梁金生最清楚。从1984年开始，他在“文物总管”的岗位上已经27年，成了故宫内部公认最熟悉所有藏品的人。梁金生说，故宫的藏品有两套账，一套是总保管组的总账，另一套是与总账相对应的各个库房的分类账。账目里，一种是“故”字号，这是1962年吴仲超院长任期那次文物清理建立下的故宫藏品账目；还有一种是“新”字号，这是1954年之后给新增文物建立的账目，最乱的是1949到1954年之间的文物，后来专门固定了一个“新”字号的字段。各个时期的账目都传承下来，梁金生特意搬出了60年代总账中的一本，16开大小的蓝布皮账本，全部是手写记录，蝇头小字，一行行清晰工整。这些账目是最原始的依据，每一次清查，新发现的文物新增号段，而原有的文物必须总账与分账、账目与物品逐一对应。
故宫的家底，就是靠这样必不可少的笨拙方法清点、记录并传承下来，直到引入电子化的信息记录系统。梁金生说，“每一套总账，国家文物局都是备案的，故宫不可能自己私自改动”，而且，任何的文物转移和调拨，账目上都必须记录，就算是因为人员交接问题，某个时期的分账出现偏差，“对比总账也一定能发现问题”。《故宫博物院藏品管理规定》的草稿，就是梁金生根据工作心得总结出来的。
让梁金生觉得最可笑的是关于那五件宋人书札的指控。网友爆料说，由故宫拍下的这五件文物后来重现拍卖场。故宫的文物征集，刚好也属于总保管组的权责范围，收纳新的藏品，是故宫博物院自我丰富的一种方式，通过藏品呈现出不断代的历史和文化。梁金生有写工作日志的习惯，他翻查出了当年的记录：“当时是徐邦达先生给院领导写信，希望故宫能够拍下这五件宋人书札，它们很有价值。院里讨论以后也决定参加拍卖会，但申请经费的时候，却因为数目太高没有得到批准，全部过程都有文件存档。”这件没有完成的拍卖之所以写进了年度工作总结报告里，属于工作失误，然后，被无限放大了。
失之交臂的这五件宋人书札，梁金生很惋惜。他回忆，从解放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故宫的文物征集一直很容易，“尤其是解放初期，物价稳定，博物馆也少，文物商店把整车整车的文物拉来故宫，送货上门，任由故宫挑选。‘文革’故宫关门期间，也还有好多东西送进来，1966年底，在北展搞的‘红卫兵成果展览’，展出之后全部送到了故宫，当然，这部分后来落实政策的时候全部退还回去了。可是‘文革’结束之后，落实政策的80年代，可能是大家都心有余悸吧，又是一个文物进入故宫的高潮”。转折在90年代中期，“拍卖公司出现之后，局面就变了。80年代我刚负责文物征集的时候，故宫每年给我的征集费用是1万元，到了90年代初期，是每年10万元，到了1995年，征集费预算已经到了1000万元，都是拍卖公司抬起来的”。
关于藏品的诸多爆料出处何在，郑欣淼和故宫内部很多人心知肚明，只是不愿说破。“利益之争哪里都有，故宫是个老单位，也是个有各种告状的地方，历史上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就被诬告盗宝，只是为什么出于私念，却要赔上整个故宫的名声？”
修缮后的建福宫（摄于2006年）
故宫的定位
郑欣淼就任之前，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职位已经空缺了11年。张忠培1991年卸任之后，一直没有任命新的院长。郑欣淼是陕西人，从地方干部做起，1992年调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继而担任青海省副省长，因为做眼睛手术必须离开高原，才到了文化系统，历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和文化部副部长，就此与文物结下渊源。2002年，故宫成为文化部直属单位，同年10月10日，郑欣淼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10米红墙里的天地，对时年55岁的郑欣淼来说，也是全新的开始。“故宫是个老单位，1925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从解放以来，总共16年没有院长（1952到1954年，1984到1987年，1992到2002年），实在千头万绪，我很有压力。也有人说，不能拿历史问题当借口，但故宫确实是个有历史问题的老单位，牵涉到方方面面，这个不是我能抹掉的。”他说。
上一任院长张忠培也有同样的感触，他是故宫院长职位空缺4年后的继任者，1987年6月20日正式就任。这位北大考古系毕业的高材生，在吉林大学任教30年，一手开创建立吉大的考古学科，只想站在考古学术前沿搞学问，对于故宫博物院院长的任命，心中虽然并不情愿，但也决心有所作为。保卫处副处长王子宁对这位老院长印象深刻：“夏天穿着大裤衩坐在门边搓着脚跟警卫聊天，朴素得像个农民，但是只要一谈起学术，完全换了一个人，是位令人真心钦佩的学者。”张忠培用学者眼光对故宫做了一个初步评估：“四大优势只剩了一个半——学术研究上已经远远落后于考古学术的发展，宫廷文物这一块没有地位，古建筑这一块好一点，优势领域就是保存的传世文物。”
这个院长该怎么当？故宫到底该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张忠培还记得，“全院开会讨论，说得最多的是管理传世文物的部门，古建部的人也发发言，宫廷部没人说话。专家们也有各种意见，提出故宫应该办成艺术博物馆。我的想法是，应该区分故宫和博物院，故宫有两块牌子，既是国宝，又是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那故宫的特色应该突出两方面，一个是传世藏品，一个是明清故宫，历代王朝缩影”。讨论没有结果，但张忠培想清楚了，“少说多做，先从规章制度建设开始，让各部处权责分明”。他从1988年开始故宫的奖金改革，希望“在不伤害任何人利益的前提下，实行按劳分配的竞争机制”。
张忠培还做了另一件硬碰硬的事情，重新做产权登记，收回故宫不同时期被划拨或者被其他单位使用的房屋。“我来的时候，故宫的房子有14个单位占着”，其中就包括端门地区。端门外1917年就被划拨给了历史博物馆，张忠培回忆：“在公安部门的主持下，1988年我跟当时的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坐下来谈，我们是北大考古系的同学，都是苏秉琦先生的弟子，我们达成了协议，端门地区的产权归故宫，但历史博物馆可以使用，继续租赁经营用以补贴开支，一直使用到他们盖好新馆。如果万一那时候福利还不行，也可以继续使用，但最终还是要归还给故宫的。”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后来合并成立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新馆2011年才竣工。张忠培定下的协议，终于在郑欣淼的任期得以实现，郑欣淼说：“今年4月30日签的字，11月端门所有的经营户必须退出，到时候天安门管委会将协助我们收回，具体怎么把端门利用起来，我们还在考虑，可以保证的是，游客再也不会看到那些闹心的历代太监宫女展了。”
郑欣淼比张忠培幸运得多，他赶上了故宫百年大修的历史机遇。工程计划长达20年，每年投资1个亿。上任之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与郑欣淼谈话，就特别指出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主持故宫大修。郑欣淼正式上任后不到一个月，故宫大修启动。作为初来乍到的“新故宫人”，他在千头万绪里开始了他的任期——维修方案怎样制定，招标工作如何进行，组织机构如何设定，任务如何计划分配，等等。除了古建修复本身的各种不确定性，还有社会上的各种争议之声。“背景也很复杂，当时不光故宫，颐和园、天坛都在修，一些国际组织在质疑中国的修复方法。其实，修的范围、进度都可以商量，争议关键是我们的方法和工艺对不对。”
郑欣淼选择的应对方式，与当年的张忠培很相似，埋头做事，不争辩。修复之后的武英殿和太和殿就是答卷。“武英殿我们经验还不够，更换琉璃瓦时新旧分开，所以新的那半看起来特别亮，批评我们的人也特别多，说故宫修得金碧辉煌像影视城，其实新的琉璃瓦都有火气，太亮，过两三年之后就好了。等到太和殿工程，我们就吸取了教训，8万多块琉璃瓦，全部拍照，每块瓦都编号记录，哪块需要换，哪块不需要，哪块只要上釉，哪块要连泥坯一起更换，一块块来处理。”关于故宫大修5年的阶段性成果，已经在2007年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得到了肯定。“22个国家的40多名专家，3个国际组织到太和殿现场考察，那些外国专家都明白了，东方的建筑是不一样的，材料不同，工艺不同，维修的方式肯定不同。”众口难调，关于故宫大修的争议当然还在，但郑欣淼和故宫的修复团队已经有了底气，“中国式的修复方法已经得到了国际的认同”。
主管经营的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曾经是国家文物局第一任博物馆司司长，他一直在思考博物馆文化，他觉得：“欧美国家，博物馆已经成为公众日常文化消费的一个部分，但我们的博物馆意识，远没有深入人心。”“中国以文保单位为依托的博物馆占了1/3，到底应该以什么眼光和理念，来传播这种以藏品为主的博物馆文化？如果大家说起故宫，都是经济换算，动辄是里面的什么东西值多少钱，其实应该由故宫来反思，你给公众提供了什么精神层面的东西？这是问题。”72万平方米的故宫，开放区域已经将近1/2，蜂拥而至的游客们兴趣点究竟在哪里？除了拍着故宫的门钉，激动万分地说终于看到了皇上住的地方，还有什么？那些已经被磨得锃亮的门钉，都是附庸传说和走马观花的印记。
10月2日，国庆游客最多的那一天，本刊记者再次到访故宫，上午9点半，整个中轴线上，已经水泄不通。而故宫陈列部精心布展的三个主题展览，武英殿的书画展、文华殿的瓷器展，以及午门城楼的兰亭展，却游人稀疏。这三个展室都免费开放，有凝练的主题，展示着诸多传世文物，还配备了现代化的展览解说和演示系统，就算对这些主题从不了解，也可以通过现场电子设备的辅助，开始一段中国传统文化之旅。可惜，这些稀疏的游人里，愿意静下心来欣赏的人更加少，许多人只是匆匆绕场一圈，无视禁止拍照的警示，拿着相机或者手机，趁着工作人员不备，偷偷按下快门，闪光灯此起彼伏，闪过那些传承百年千年的传世文物。午门兰亭展里的工作人员们，一上午都在重复同样的话——“请不要拍照！”从最初的客气克制，慢慢变得不耐烦和生硬，但他们的努力，旋即就被更多的闪光灯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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