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问香港年轻人将来想干什么，都说当律师、医生，或者进大公司、做金融。现在他们告诉我，想做艺术、考古或文物修复。
最近，一场“中华文明溯源”特别展览，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成了整个大湾区的明星场馆。
约5000年前的红山玉龙、4000年前的玉琮，吸引着无数游客到访这座坐落维多利亚港旁的“新故宫”。
从2022年7月3日正式向公众开放到今天，香港故宫馆已接待游客近280万人次，其中非香港本地观众高达70%。
这座经典金红故宫配色的现代化建筑，连带整个超高人气的西九文化区，成了赴港游客必打卡的新去处。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说，他曾经问过许多内地游客：在内地有那么多历史悠久的博物馆，为什么会专程来看香港故宫馆？
“有些东西在北京都看不到”，这样的回答颇出乎他的意料。
到底是谁在香港故宫馆门外排队？这座建筑为整座城市带来了哪些机遇？它对于大湾区又有怎样的价值？
借着这次吴志华馆长来上海的机会，带着这些问题，外滩君与他进行了一番深入交流。有些观察和答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吴志华，资深博物馆专家、历史学家与艺术行政人员，投身博物馆策划及管理工作逾三十年。曾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副署长，负责管理该署的文化机构。
以下来自吴志华馆长的讲述：
开馆两年近280万人次
70%来自香港之外
最近在香港故宫馆展出的《中国银行（香港）呈献：中华文明溯源》特别展览，很受本地观众欢迎，因为之前能在香港看到这么大规模中国古代文明展览的机会不多。
内地观众可能对这类文物已经习以为常，各地的博物院都有几千年的东西，但香港这方面比较匮乏，而且这么全面和完整地介绍中华文明的起源，内地也不多见。
我们做这个展览的中心课题，就是中华文明究竟有多悠久。我记得在三四年前，我们在自己博物馆里写“中华5000年”之类的表达时，也有些外国专家提出异议，因为在外国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我们的文明只有3000多年。
这个展览里的很多文物都来自5000年前，红山文化中晚期的玉龙，这么精致的做工，不是“文明”是什么？
我们尤其想让学生观众来看，大家光读教科书还是不够，要来通过这些文物近距离看到古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这和香港之前的文博场所的观众组成是很不一样的，以前是海外加内地占30%，本港观众占70%，真是很大的变化。
我有过疑惑：北京有故宫博物院、也有各省市博物馆，都是这么好的博物馆，为什么要特地跑到香港来看？
观众们告诉我：你们有些文物在北京都看不到。
可能是故宫太大，大家找不到展出文物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他们来看的不单单是一件件的文物，还有整个呈现故宫文化的博物馆，这是一个整体的参观体验，享受这个空间独特的感觉，可能和内地的博物馆不太一样。
2016年公布这个项目的时候，人们觉得，不过就是在香港建一个展示故宫藏品的场所。然而，当香港故宫馆开幕后后，大家才真正感受到它的独特魅力与不同之处。
羡慕上博“带猫进馆”
两地有相近的城市气质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如今达到的影响力，超越了一家“地方博物馆”。这样的影响力包括国际也包括对内地观众，我们能明显感受到观众群正在变化。
大家都知道香港旅游不便宜，游客当然要精打细算，只有觉得值得来，才愿意花这个钱。如果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好，一定会批评你。
卡地亚展最近在上海博物馆，之前一站就是在香港故宫馆。还有很火爆的三星堆大展，也是先在香港展出。以及之前英国国家美术馆的“从波提切利到梵高”，同样是上博和香港各一站。
这三个展览在香港都做得很成功，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如果一个博物馆的定位合适，能满足我们观众群的需要，就能带动整个城市的文化艺术吸引力。
以上海为例，上海过去是一个商业城市，经过过去20多年的发展，上海有一流的博物馆，除了上博还有大量优秀博物馆、美术馆、当代艺术馆。
可是人们觉还想要更多，现在消费力强了，个个展览排队火爆。古埃及展也是这样，150元票价都抢不到票。
上海和香港这两个地方，如今在城市气质上的确越来越接近了，这其中有几个原因。
这两座城市的历史DNA很接近，都是受到外国殖民影响很深的城市，但两地的发展节奏各有不同，上海更早和内地同步，香港则一直要到1997年才回归祖国。
两座城市都有庞大的观众市场，同时我们的专业人员视野都比较开放，善于创新，对市场的敏感度很高。
甚至前不久的“古埃及文明大展”，上博还能带猫进去，我看了都觉得哇很大胆，我们会考虑更多因素，不太敢这样。
有这样相近的城市性格和文博视野，那合作的空间就很大。我觉得亚洲发展文化产业，例如上海、香港、东京和首尔等就更容易形成默契，未来我们会多寻求一些城市间的互动。
现在有了大湾区的概念，这对于香港故宫馆有特别的意义。
世界上的湾区都有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开放。纽约和旧金山都在湾区，上海在地理概念上也是湾区，这些城市都有开放的性格。
这样的湾区城市，经济发展都很快，民众富起来后就对文化有需求。
如今大湾区的构建，对香港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有高铁把我们连接起来。
比如香港和作为设计之都、创意之都的深圳对接，和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广州对接，大湾区在整体上就有了现代和传统、国际和本土的交织。
不把博物馆本身当艺术品
给予观众更多尊重
现在新的博物馆和美术馆，都倾向于找国际建筑大师来设计。
他们会把建筑当做艺术品来做，注重自我表达。如果这样一座外国设计师的漂亮建筑放在香港是否合适？又如何体现在地性？
更重要的是，博物馆是功能性建筑，对于这些名气很大的设计师来说，他未必会把我们的实际需求和观众体验放在首位。
我们最后为香港故宫馆选择的设计师是严迅奇，他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他很了解香港的人文历史，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艺术家，擅长平衡建筑的艺术性与功能性。
现在呈现出现代性很强的香港故宫馆，其中也有大量传统元素，在空间观感上，它和整个城市景观有连接。
我们互相讨论了很多，严迅奇充分了解博物馆的需求，比如放文物的展厅不能有自然光，有些公共空间则可以有自然光照进来。
有些要求很细，哪块地面是用木地板还是地毯，这里的墙面必须垂直，因为如果是斜面那展柜就没法放了，等等。
香港故宫馆的座位很多，以前的博物馆里都不敢设太多坐的地方，就是怕观众坐下来吃东西不肯走，甚至会睡觉。但我们馆里基本不存在这种现象。
观众能感受到你给他们的尊重，他们也会尊重你。而且现在观众的文明水平提高很多，不只是香港。
贫穷区转型艺术热土
香港年轻人有了新志向
我在西九龙出生长大，现在又回到了位于西九文化区的香港故宫馆工作，这对我个人来说当然有特别的情感。
上个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讲课，就提到了我小时候的故事。当时西九龙是很穷的地方，有很多船坞停着小船，我们家就是住在这种小船上。
我爸爸妈妈没有受过教育，现在想想我的成长过程是挺奇妙的，那时候很难想象父母都不会写字，家里又这么穷，孩子却能变成知识分子。
这是香港奇妙的地方，社会是开放的，如果你努力就能向上发展，找到自己的事业。
西九龙经历过贫穷，我个人也经历过贫穷，这对我们有一个好处，是明白了如何让文化艺术面向广大普通民众，不要限于精英化、受过高等教育的小部分观众，经济条件有限的人群也有观赏的权利。
西九文化区现在有艺术公园、自由空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M+和戏曲中心，曾经贫穷的区域变成了文化艺术中心，这和我个人的发展经历很类似，从一个穷孩子变成文化工作者。
我感恩在那个年代能找到这样的机会。现在需要思考的就是，我们作为文化机构，该如何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提供这样的机会，如何开拓年轻人的眼界，鼓励他们超越自我。
我们经常与年轻观众进行互动，积极组织各种活动，鼓励大量年轻人参与其中。例如“香港故宫学生文化大使”计划，每年会吸纳100多位文化大使，为他们提供文物修复工作坊、实地考察、博物馆导赏讲解培训等活动，加深他们对文物及博物馆专业的认识和兴趣
其中有很多大学生，会就此更深入了解博物馆工作的专业知识，成为文博事业的未来人才。
我观察到香港的年轻人，和内地年轻人一样开始慢慢对文化艺术感兴趣，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孩子都进入博物馆工作。
以前问香港年轻人未来的职业，都是说律师、医生，或者进大公司、做金融。现在很多人告诉我他们想做艺术、想做考古或文物修复。
这几年，很多香港孩子到北京大学念考古，我们都知道学考古是很辛苦的，大量的田野考察工作，可他们会觉得这很有意义，这也和国家现在对考古工作越来越重视有关。
博物馆学每年都在变
为香港培养更多跨界人才
1981年，我18岁，第一次坐火车到北京看故宫，这对于那个年代的香港大学生来说是很震撼的。北京好大，大到令我当时有点不习惯，满街男男女女都是蓝色衣服。
以前看故宫都是从书上看，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份历史摆在眼前，那么宏伟的建筑，一个个实实在在的文物，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香港故宫馆是我人生的第三份工作，第二份是在政府文化部门任职。另外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当客座教授，之前教过10年的博物馆学，现在工作忙了，只能做一些不定期的讲座。
教博物馆学其实很辛苦，因为每一年博物馆界的变化都很大，我需要每年更新，所以过去10年讲课内容串在一起看会发现很大变化。
我了解过欧美和澳大利亚大学的博物馆学课程，会把博物馆专业细分成不同领域，收藏、展览、教育、管理等等特定的体系。
这几年我发现，他们的课程因应社会需要出现一些转变，比如博物馆如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共荣、去殖民地化、社会福祉等等。另外有一些新议题则是集中在博物馆与观众的关系。
最后我提出博物馆3.0新典范的说法，包括跨界化、市场化、产业化、年轻化、科技化和同化等新趋势。
科技化是香港故宫馆目前的重点。其中多媒体在展览中的运用比较成功，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些多媒体内容，为香港多培养一些科技与文化结合的人才，未来还有针对展览的人工智能的开发。
跨界化也很重要。香港故宫馆和大学、表演艺术团体、旅游机构等不同行业的团体都有合作，把我们的展览内容、讲座直播接入某些第三方的app和网络平台等等。
对博物馆来说，这已经不再是原本狭隘的以卖票为主的市场概念，而是要考量整体文化消费的市场营运，以及开拓新的产业机会。
比如看今天有多少人在线看了这场演讲，听到第几分钟时候退出，大家对哪些内容感兴趣，这些都对了解我们的观众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