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看博物馆

“不到故宫，不算到台北。”人到台北，无论如何不能错过台北故宫博物院，博物院中的６０多万件文物来自北京故宫是宋元明清四代王朝的皇家收藏是中华５０００年文明之美的证物。他们由北京到上海到南京到贵州、四川再回到南京，最后跨越台湾海峡落在台北市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每件文物都历尽劫波。

１９６５年，台湾为这批国宝在台北设立博物院。除常设展览外，台北故宫每３个月或半年更新主题展览，轮流展示稀世珍宝。有人估算以这种方式要３０年才能展完所有藏品。如果大陆的观众无缘轮展中的宋徽宗的画、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那么常设展中的毛公鼎、翠玉白菜是你去了就能观赏到的，一件是镇馆之宝，一件是最受欢迎的玉雕，也算眼福不浅。

而翠玉白菜也远不是传说中的“真白菜大小”，只有一掌之长。但一块晶莹润泽的玉石，呈现牙白和翠绿两色，白的部分雕成层层相裹的菜帮，脉络隐现，淋漓饱满；翠的部分是自然翻卷的菜叶，生鲜柔软，仿佛散播着田野和露水的气息，令人一见就爱。而白菜上两只纤毫毕现的蝈蝈更让人叫绝。白菜谐音“百财”，也有清清白白的寓意；而蝈蝈因繁殖力强，被视为多子多孙的吉祥物。这棵白菜的内涵给了后人很大的解释空间。而它的来历也引人琢磨，它来自光绪皇帝瑾妃所居的永和宫，是盆景中的一部分，是陪嫁？是赏赐？有兴趣的人大费心思。

传闻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先生致函清政府、邀请中国参加首届奥运会的信件可能藏在台北故宫，记者在采访时询问台北故宫副院长钟柏亭先生，但他淡淡笑笑，称“没有见过”。

■博物馆之花

“茶馆乃人间乐土，尘世是唯一天堂”，这是台中市“春水堂”茶馆的对联。从台北南下，中途在台中市的“春水堂”喝杯茶是旅途中的享受，据说第一杯泡沫红茶和第一杯珍珠奶茶都诞生于此。台中市还有一个闻名全岛的博物馆——自然科学博物馆，１９８６年开馆，每年吸引３００万参观者，去年在台湾公立旅游单位中，到访人数最多。

台湾的兰花引起很多人对台湾植物的兴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那自然科学博物馆的植物园会令你如入宝山。在兰科植物区，你会与台湾原生的各种兰花“相看两不厌”，还能观赏世界各地的热带兰花，并通过园内的解说了解到，大多数兰花分布集中在热带，树木是附生兰的依托，热带雨林是兰花最好的家园。台湾野生兰花有３００种左右，有扎根土中的腐生兰，生于腐叶堆的地生兰，寄生倒地枯木的半地生兰，长在岩壁的石生兰和树上气生兰。它们平日朴素如草，但绽放之时却清丽绝尘，天香幽远，在中国文化中有“德芬芳者佩兰”的独尊地位。

科博馆植物园中的另一朵绝世之花是艳红鹿子百合，它是科博馆的馆花，是台湾四种原生百合之一，生长在台北县和基隆市的裸露岩石地带。因为对生栖地环境要求特殊，再加上人群无节制地滥采，艳红鹿子百合的野生种群急剧萎缩，濒临灭绝。

科博馆致力于台湾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艳红鹿子百合进入他们重点拯救的行列。研究人员摸索出组织培养、种子繁殖、鳞片繁殖三种方法，确保在人为环境下保存艳红鹿子百合的种源。他们还成功地人工栽培了这濒危之花，令参观者在科博馆的植物园里可以一赏它的芳姿。

科博馆的植物园还有台湾从北到南，从海岸区、珊瑚礁区到东部苏铁生态区和外岛兰屿的各类植物的展示。但在科博馆各展馆的商品部，夺人眼目的还是博物馆之花——艳红鹿子百合，它的花朵被印在各种纪念品上，成为人们到访科博馆的美丽记忆。

■三毛手迹

台湾作家三毛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曾经红遍大陆她的传奇人生和笔下故事深深印入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三毛离世后，浙江省舟山市将位于定海区小沙镇的三毛祖居修缮开放，展示三毛的生平及作品。

但是在台南市台湾文学馆采访时，身为老师的义务讲解员却主动谈到三毛。他问我：“喜欢三毛吗？”我答：“喜欢过。”他又问：“见过她的手稿吗？你猜会是什么样子？”想到作家的率性，我说：“一定潦草难认吧？”他有些神秘地笑笑：“我们这儿有她的手稿，你马上会看到。”结果出乎我的意料。在作家手稿展示区，我停在三毛的手稿前，是她的《约会》：

一直到了初中二年级有了“生理卫生”课之前，我都不知道小孩子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这个问题从小就问过母亲，她总是笑着说：“是垃圾箱里捡出来的呀”……

竖排的方格稿纸，每个字一笔一画，规规矩矩放在格中央，改动的地方并不太多，用规范的编辑符号勾出来。都说字如其人，透过手迹，可以感知写作者的严谨与投入。也许无论个性如何，当三毛面对她深爱的纸笔，便怀有一种虔敬之心？因为曾是她热情的读者，也是首次在台湾见到她的遗物，我在手迹前停留许久。

位于台南市的台湾文学馆开馆于２００３年，是台湾规模最大的文学博物馆。馆内除了台湾文学之父赖和的专题介绍外，也能见到鲁迅先生的大幅画像，还有沈雁冰、老舍等的作品。但记者注意到这些大师们与欧洲、俄国的文学家一道列为“世界文学”的范畴。如果大师们地下有知，不知情何以堪？文学馆即便是被迫承担“台独”的政治使命，以“乡土文学”抹杀两岸文学的一脉相承，也将背负背叛历史与文学的压力。关于台湾文学的“乡土”陈映真先生上个世纪７０年代就曾提出：“所谓‘台湾乡土文学史’，其实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