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台北故宫博物院网站OpenData专区也开放了7万多张的馆藏图像供公众下载。为纪念罗塞塔石碑（RosettaStone）出土218周年，大英博物馆在线上发布了由228张高清图片组成的3D模型，观众可进行旋转、缩放，多方位观看石碑细节；此外，大英博物馆还上传了200余件展品的3D照片。
近年来，全球博物馆开放资源与数字化策略进展迅速，2016年，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提供展览图片的下载；美国国家美术馆（NationalGalleryofArt）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RijksmuseumAmsterdam）早已将馆藏资源数字化并提供高清图片下载。
这一切的源头可以归结到谷歌（Google）。自2013年起，谷歌推出谷歌文化学院计划（GoogleArts&Culture），通过与上百家博物馆与档案馆的合作，可以让用户在线上浏览海量的馆藏高清图片。而在中国国内，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在APP上的全景展览，到百度百科与国博、云冈石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及其他数十家博物馆合作的数字博物馆计划，博物馆的数字化发展已经到达可观的程度。从全景地图到VR、AR技术，也让数字博物馆的可能性更加丰富。今年5月被热传的线上兵马俑展览，在无数个手机屏幕的方寸之间大放异彩，200亿像素和360度全景可以让人看清每一个陶俑身上的每一个细节，这样的展览甚至有着实体展厅无法相比的优势。
博物馆数字化是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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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拥抱这场博物馆数字化的浪潮。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的新晋馆长特里斯特拉姆·亨特（TristramHunt）近期出乎意料地对博物馆数字化进行批判。在今年5月威尔士的文学艺术节（HayFestival）上，亨特针对博物馆数字化和英国脱欧后伦敦博物馆行业发展的言论被《泰晤士报》刊登—在这篇名为《博物馆是数字时代的世外桃源》（Museumvisitorsseekrefugefromdigitalworld）的报道中，亨特表示：“各博物馆都在重新反思数字化热，实际上，数字化耗资不菲，但是对公众的价值很小。”
他同时提到了深陷经济危机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认为大都会正是因为在数字化方面投入过多，而使得其他项目的费用不足：“博物馆界对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藏品数字化上投入的巨额资金争议颇多，因为这意味着这些预算是从馆内其他方面挪过来的。”此外，亨特也认为，参观博物馆的体验与数字化是相悖的。他指出，当人们来到博物馆里参观的时候，是不愿意拿出手机来的，“很多时候，人们参观博物馆就是为了远离网络媒体。”此外，V&A的导览APP下载量和使用率并不高。
《纽约时报》邀请了包括艺术家村上隆、艺术史学家宰纳卜·巴哈尼（ZainabBahrani）和社会学教授沙龙·祖克宁（SharonZukin）等10位艺术界名人提出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走出眼前危机的建议，他们的建议中并没有认为大都会的危机与数字化有关，反而觉得博物馆在数字化上应该更进一步。嘻哈音乐人、2012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驻馆艺术家DJSpooky表示：“我认为博物馆也应该使用AR技术。你可以在一幅画前面举起你的手机，得到一些与作品有关的信息。可以让艺术家自己讲解自己的作品。或者用waze带你逛博物馆，甚至是合成猫王的声音为你导览。大都会的藏品犹如万花筒一般，就看他们要如何玩转这些藏品了。另外，大都会应该多多更新他们的APP。我们生活在一个未完成的世界中，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
藏品数字化的成本与复杂度取决于馆藏的规模。伦敦国家美术馆（theNationalGallery）仅藏有2300幅画作，因此它们的数字化工程相对来说比较直截了当。但对于数量更多、种类更复杂的馆藏来说，这项工作则加倍艰巨。美国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Institution）组织内有19所博物馆，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1.54亿门类丰富的藏品。其中的1000万件的信息已上传网络—这可以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在这个领域，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国立博物馆（Rijksmuseum）走在了前面。其创立于2012年的网络工作室（Rijksstudio）复制了100万藏品中的60.2万件，且所有图片均可自由下载并不限制商业用途。荷兰国立博物馆另外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并不避讳公开其数字化工程的成本：每年大约有150万欧元的支出，这还不包含网站的日常维护与运营所需要的花销。
▲著名设计品牌DroogDesign工作室以荷兰国立博物馆所藏的17世纪油画《花朵与静物》创作的纹身作品，图片来源：Rijksmuseum
至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它实际上一直走在数字化的前沿。博物馆多达120万件的藏品都已列于网站上，其中的47.5万件还附带了图片，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免费资源库。编制电子图录的工程也在进行中，大概每年都会增加8万张图片。博物馆的一位女发言人表示：“目前我们并无计划对这些藏品数字化工程的项目进行变动。”况且，亨特也并非对数字化持完全反对的态度，他认为数字化应该有其侧重，“让教师能够更容易地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示博物馆藏品”。
至于亨特认为数字化会影响访客的观展体验，看上去似乎正确，不过并没有证据证明其观点。实际上，就在2016至2017年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访客人次达到700万人次，打破了历年纪录。这说明即便博物馆做了大量的数字化工作，人们更愿意在实体空间里进行参观。
新的观者·新的创作
因此比起重新考虑馆藏数字化的价值所在，相反地博物馆机构们争先恐后地打通着针对各自馆藏的数字渠道，这一举动可以说明，在数码时代，似乎人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参观者不仅仅出现在博物馆展厅里，也存在于网络中。在网络时代，越来越多为移动智能设备、社交媒体而创作的艺术作品出现了。人们用Instagram-friendly（社交媒体友好度）和Selfie-friendly（自拍友好度）来概括这种现象。画家们有意识地在正方形画布上创作，因为这样更符合Instagram的上传；装置艺术家开始在作品中留下几处格外适合自拍的部分；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SanFranciscoMuseumofModernArt）将会重新装修一个适合游客自拍的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