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们是小文和小古，我们住在重庆市渝中区枇杷山正街72号。这里是我们的家——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我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迎来了二十岁生日。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这二十年是成长的二十年，这二十年是奋进的二十年，这二十年是热血的二十年！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小文和小古将为大家展示“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系列宣传活动”，里面有历史回顾、成果介绍、数字展示、专家访谈、专家讲座、直播走进考古现场等内容，精彩纷呈，非常值得大家期待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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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就让我们从回顾来时的路开始吧！
继往开来，推进重庆文物考古和保护事业迈向新时代
白九江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今年是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成立二十周年、更名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八周年之际。回瞰来时路，展望未来时，总结既往经验，描绘未来愿景，是走稳、走实、走深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我院发展改革实践的客观需要。
一、重庆考古回顾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邹后曦先生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庆考古工作划分为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奠基期、六七十年代的调整期、改革开放的恢复期、直辖以来的发展期。这四期的划分充分展现了重庆考古的曲折发展之路。方刚、范鹏等对重庆近四十年、三峡后续考古也分别作过总结。在此，我愿不避重复累赘，再就重庆考古的历史作一简单回顾。
重庆考古具有起步早的特点。与中国考古工作走过的路一样，重庆考古是在外国探险者、博物学者介入下推动起步的，是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性的必然产物。从1876年美国人在重庆附近首次采集到石器，到1913年华西大学叶长青在三峡开展考古调查；从1921-1926年葛兰阶挖掘万州盐井沟化石，再到1925年纳尔逊在万县和宜昌之间采集2万余件标本，以及安特生在1920年代后期路过重庆和三峡所做的考察（其拍摄的老鼓楼照片成为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老鼓楼遗址唯一的民国影像佐证），这些在重庆以及同期在全国其他地方开展的考古调查和少量发掘工作，是重庆乃至全国考古的萌芽时代。尽管这些外国学者在中国的考古工作并不十分专业，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发现自己、认识自己的意识自觉，激发了中国人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社科理论研究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的热情。
重庆考古具有起点高的特点。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随着我国新文化运动的推进，大众科学意识的增强，一批留学生的回归，中国的文物考古工作逐渐转为以中国人自身为主的阶段。重庆的情况也不例外，尤其是抗战以来，重庆逐渐成为中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和历史研究学者聚焦的高地。在考古方面，以郭沫若、常任侠、卫聚贤等历史、考古学者为代表，在重庆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在渝中、江北、沙坪坝等地清理了一批汉墓，为重庆考古发掘开了生气，是重庆考古的幼苗时代。在文物考古研究方面，以卫聚贤为首的一批学者，着重研究了成都及重庆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和汉代文物，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开创了四川盆地上古文化、地域文化研究的新天地。在文物展示方面，卢作孚先生在北碚建立的峡区博物馆是重庆最早的博物馆，也是重庆本地人创建的第一家博物馆；此外，随着故宫博物院南迁部分文物和专家到达重庆，围绕故宫南迁文物和重庆出土汉代文物也开展了一些展览，促进了重庆文物博物馆事业的起步和发展。
重庆考古具有视野宽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重庆设立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并于1951年筹设西南博物院。1951-1955年，著名学者徐中舒先生、冯汉骥先生领导西南博物院开展了大量的文物考古工作。以考古为例，足迹遍及云贵川康渝地区。1950-1953年，重点开展了成渝铁路、宝成铁路、天成铁路沿线的考古调查和抢救发掘；1954、1955年，在广元昭化宝轮院、重庆巴县冬笋坝发掘大量战国至西汉初的船棺葬、土坑墓葬，在成都羊子山出土巨幅车马出行画像石，在云南昭通、鲁甸等地汉墓出土鎏金车马饰和陶俑等珍贵文物。西南博物院时期，重庆文物考古放眼川、康、滇、黔、渝，一大批历史、考古知名学者活跃在重庆，是重庆文物考古的高光时刻，也为川渝地区培育了一批文物考古后备人才。
巫山大溪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涪陵小田溪墓群出土的部分玉器
1997年6月19日，重庆召开全国文物系统支援三峡工程重庆库区文物保护工作会议，三峡文物保护正式拉开大幕
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检查玉溪坪遗址的考古发掘
二、重庆文物保护回顾
文物保护包括不可移动文物文物研究、勘察、设计、规划、施工、监理等，以及可移动文物的研究、修复和保护工作等。重庆文物保护大致走过了与文物考古相似的路径，同样具有起步早、起点高、视野宽的特点。
1940年，梁思成、刘敦桢、陈明达等中国营造学社成员考察大足北山、宝顶山及报恩寺等，大足石刻正式进入学术界的视野。1945年杨家骆、顾颉刚、马衡、傅振轮等15人组织大足石刻考察团考察大足石刻，大足石刻的研究、保护逐渐得到各界重视。1952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拨专款修建大足北山佛湾石刻保护长廊，并培修部分石刻造像。此后，围绕大足石刻、潼南大佛寺、涞滩二佛寺等开展了系列保护工程，特别是宝顶千手观音造像修缮工程、北山佛湾治水工程等影响大、成果多。
建筑遗产保护方面，2003年至2005年，完成了湖广会馆的修缮工程，这是重庆投入最大、规模最大的古建筑修缮工程，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近年来，重庆市又逐步开展了潼南独柏寺、渝中东华观、梁平双桂堂等古建筑的修缮，修缮质量得到很大提高。革命文物保护开展较早、较多。早在1955年，重庆就启动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大楼的修缮，1963年开展了白公馆、渣滓洞等的修缮，此后，开展了数十项革命文物保护工程。以2007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为契机，重庆将抗战文物的普查作为“三普”前期试点，对抗战文物全面挂牌保护，提升了一批抗战文物保护级别，实施了一批抗战文物保护工程，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走在了全国抗战文物保护的前列。
在彭水电站建设工程中，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就已经深入开展了地面文物调查，编制了保护规划，为龚滩古镇等文物异地搬迁做了大量前期工作。2008年，我院组建了文物队（2012年改名建筑遗产研究所），开始正式拓展地面文物保护工作，并首先完成了主城区旧城改造文物调查和保护规划编制。其后，我院实施了重庆抗战文物调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规划编制等，参与了全市革命文物保护规划编制、乡村遗产调查等工作，全面划定国保、市保“两线”，开展了潼南独柏寺、南岸法国水师兵营旧址等数十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勘察设计。在开展白帝城大遗址、天生城遗址保护利用设计基础上，2019年，我院又成立大遗址保护研究中心，进一步推进以宋元（蒙）山城遗址群为代表的遗址规划、保护方案设计，推动重庆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助推文旅融合工作。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专项规划
可移动文物保护方面，1930年，卢作孚在北碚东岳庙创建“峡区博物馆”，重庆可移动文物的收藏、保管、展示进入历史新阶段，但还称不上现代意义上的保护。1937年5月，首批故宫南迁文物运抵重庆，重庆成为故宫文物的最终的主要落脚地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庆的博物馆逐渐开展了一些馆藏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培养了一批书画、档案、金属文物等修复保护专业技术人员。上世纪80年代，重庆市博物馆修复人员创新使用玻璃钢修复青铜文物，较早使用硅橡胶对文物翻模。在文物保管环境上，重庆市博物馆开展的库房杀虫工作也颇有成效。
三峡文物保护工作启动后，考古修复成为重庆修复保护的重要任务。张光敏、王海阔等从室内修复转战三峡考古工地，以考古修复的方式，修复了上万件出土文物和标本，并有意识地培养了一批陶瓷器、金属器修复技术工人。2000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成立后，先后开展了四期师承制修复保护培训，该院（所）修复保护能力和队伍建设得到极大提高，成为重庆地区可移动文物保护的主力队伍。
文物修复保护师承制培养
2010年后，随着区县博物馆建设高潮的到来，区县文管所馆藏文物在重庆可移动文物修复保护中重要性日益增加，重庆市文化遗产院开展了大量区县金属文物、陶瓷文物、皮影文物的修复，并将业务工作延伸到湖北、湖南、四川等省。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点开展了区县书画、陶瓷文物等的修复，共同支援了区县博物馆建设。
2015年，重庆市文物局授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四家单位“考古发掘现场及出土文物保护”等四个重庆文化遗产保护科研基地。此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在馆藏有害生物防治、预防性保护方面重点发力，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从出土文物保护、科技保护修复方面重点发力，红岩联线、大足石刻研究院等分别在纸质文物、石质文物保护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
到2019年，重庆市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资质单位超60家，可移动文物修复保护设计、修复资质单位有5家。总体上看，我院在重庆不可移动文物勘察、设计和规划方面，具有人员结构最优、最全，在政策性保护项目、文物保护规划、大遗址保护等方面能力突出。可移动文物保护方面，我院在重庆地区优势明显，人员储备丰富，科技保护引领作用大，铁器保护、鎏金铜器保护、瓷器修复、预防性保护等较为突出，不仅在重庆地区出土文物保护中起到了主力军作用，还参与了不少周边省市的项目。
三、问题与不足
回顾百余年的重庆文物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我们既要看到巨大的进步和成绩，也要看到基于资源禀赋、客观条件和其它制约因素造成的问题和不足。
第一，总体来看，重庆文物考古和文物保护较全国先进地区存在一定滞后现象。这种滞后，主要体现在考古和保护理论水平的滞后、现代科学技术运用的滞后、文物保护意识和研究水平的落后三个方面。例如，在理论研究上，重庆文物保护和考古存在创新不足、消化不够、跟跑吃力的现象；在现代科学技术运用上，注重常用技术和实用科技，不注重探索和利用前沿技术；在实践操作上，部分存在勘察设计不到位，修缮、修复质量不高，过度修缮等问题。
第二，重庆文物考古和文物保护存在主体性不强的现象。重庆考古的萌芽和起步与外国学者、外地入渝学者的介入和带动有关，本地学者多起辅助和跟进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至1992年，重庆本地的学者虽然成长起来，但数量不多，支撑作用发挥不够。三峡文物保护时期，受本地专业机构组建较晚的影响，重庆考古人、文保人虽然发挥了主力军作用，但约三分之二的业务工作仍然是在全国各地专业机构和专家的支援下开展的，许多重大项目也是在他们的主持下实施的。近年来，重庆石窟寺保护掀起高潮，许多领域走在全国前列，但毋庸讳言，关键技术、重大项目等方面仍然依赖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国家队，依靠广州白云、中铁文保等社会文物保护机构。
第四，重庆文物考古和保护人才队伍建设薄弱。考古和文物保护是一项厚积薄发的事业，人才积淀和业务传承十分重要。上世纪五十年代西南博物院改为重庆市博物馆后，重庆考古和文保人才断档十分严重，仅有的部分人员整体上也存在专业化不够、影响力不足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这一情况有较大改善，但专业工作者数量仍然严重不足，间接影响了后来三峡文物保护主力军、骨干员作用的充分发挥。进入21世纪后，随着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的挂牌，以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红岩联线、大足石刻研究院等进一步加强馆藏文物保护和石质文物保护，重庆大学逐步加强了建筑遗产保护研究，一批文物保护社会企业的相继成立，重庆考古与文保人才的建设开始迈上新台阶，但结构调整和能力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四、进一步推进重庆文物考古和保护事业发展
酉阳何土司城遗址考古工地
考古CT检测仪
三是要抓好人才队伍建设。人才是干事创业的基础，人才兴、则事业兴。重庆文物考古和保护人才总体偏弱，特别是考古和修复保护队伍，由于受事业编制限制和待遇困扰，相较于其他考古大省、强省，人才数量、质量都存在一定差距。下一步，应采取多种形式的用人、引人方式，补齐人才队伍建设短板。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来说，既要坚持量质并举，也要也要注重内部挖潜。事业单位的人才建设、要符合事业单位管理的要求，重点在“培根铸魂”上下功夫。所谓的根，就是文物人要有文物胸怀、情怀，要有文物热情、热心，要有一颗文物事业心，这样才能长期坚持、坚守文物工作，才有可能做出大成就，干出突出的成绩。所谓的魂，就是文物人要有文化思想、历史思维、文物见识，这样的人做出来的工作才有深度、有质量。我们将尽量创造条件，建立平台，使我院的考古人、文保人尽快脱颖而出，成长为各自领域的能工巧匠和专家学者。
四是要推动协调发展。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文物考古和保护工作，理应适应时代要求，理顺基本建没考古机制，做好公众考古，规范考古单位出土文物保管、移交、利用，探索适合考古文保单位情况的文物创意、文物旅游融合路子。当前，基本建设考古既面临“前置”机遇，也面临“放管服”改革挑战，未来必然有市场化冲击的隐忧，我们要未雨绸缪，思考省、市级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发展方向、未来走向，及早做好应对，加快改革转型。公众考古既是面向社会公众的文保政策、知识的宣传和阐释，也是专业性信息向普及性、通俗性信息转化的过程，是文物考古知识的一种再生产、再转化，因此，我院应当高度重视，重点强化《重庆考古》等新媒体平台，建设专业与大众沟通的桥梁。考古和保护单位普遍不太重视文物标本的科学保管和管理，我院在这方面已经走在全国前列，下一步要结合虚拟考古体验馆、标本展示馆和考古书院等的建设，争取早日加挂重庆考古博物馆牌子，创造条件让文物活起来、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