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一起聚焦宝鸡基层博物馆，寻找那些有故事的馆藏文物，感受宝鸡之“宝”的魅力。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宝鸡作为文物资源大市，截至目前，共有博物馆、纪念馆（含收藏文物的文化馆）36家，初步形成了以市级博物馆为主体，以县区博物馆为支撑，以非国有博物馆、社区博物馆、行业博物馆、其他博物馆等为补充的博物馆体系。
渭滨区博物馆：龙纹禁，彰显出周人戒酒的决心
俗话说“无酒不成席”，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人们习惯在佳节宴席上、推杯换盏间，以酒叙情谊。要知道，“小酌怡情，大饮伤身”的分寸把握，早在古代就有了。渭滨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西周1号铜禁（龙纹禁），就是倡导适度饮酒的代表性文物。
这件铜禁看起来犹如长方形的茶几，四面饰有精美的龙纹，是国家一级文物。渭滨区博物馆馆长王敬元向记者介绍说，这就是2012年6月出土于我市石鼓山墓地的青铜禁，是西周贵族用来警示自己的器物。铜禁长94.5厘米、宽45厘米、高20.5厘米，形似一个摆放酒器的长柜。贵族们在取酒杯时，看到青铜禁，想到商纣王的教训，就会提醒自己：切莫贪杯，贪杯误事，贪杯亡国。
商代晚期，嗜酒成风，到商纣王时期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很快，这种“酒池肉林”的奢靡生活，也导致了商王朝在牧野之战中彻底失败，武王成功克商。周人目睹了商王朝民怨沸腾、土崩瓦解的一切，他们把商的覆灭归咎于“纵酒失德”。吸取历史教训，“禁”的出现，也彰显出周人戒酒的决心。
“目前所见的西周青铜禁共三组，且全部出土于宝鸡地区，年代较早的是1901年出土的柉禁。铜禁的出土，为了解和讨论禁上所置器物，以及禁的用途，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考古学价值。”王敬元说，西周铜禁穿越千年的时光，依然闪耀着周人智慧的光芒，也时刻警示着我们严于律己、克制贪欲，传承周人清正廉洁的美德。（记者罗琴）
凤翔区博物馆：凤鸟衔环熏形器，战国文化研究的物证
“这件战国凤鸟衔环熏形器，它不仅是国家一级文物，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一段历史的见证……”5月14日，凤翔区博物馆工作人员正向游客介绍这件镇馆之宝背后的故事。
“这件文物于1995年在凤翔城关镇豆腐村出土，是由一位名叫方国强的少年在雍城遗址内偶然发现的。”凤翔区博物馆馆长董海兵向笔者娓娓道来，当时，方国强捡到宝贝的消息在村子里传开后，不少人找上门来，有人愿拿1万元买下这个铜器，有人说要给方家盖二层小楼房，只要铜器物交换。方国强的父亲因病去世，家中负债累累，母亲李喜凤独自拉扯着3个孩子，面对金钱的诱惑，母子二人始终没有动心，而是共同保护并上交了这件文物。后经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文物专家进行除锈修复，这件器物原来是一件精美的铜熏炉，专家命名为凤鸟衔环铜熏炉。后来，又有专家认为，器物没有打开过，不能下定论，由此又将其命名为凤鸟衔环熏形器。
凤鸟衔环熏形器通高35.5厘米，重3.7千克，造型独特，工艺精巧。它由覆斗形底座、空心多边形方柱和带衔环凤鸟的球形炉体三部分组成，整体采用了浇铸、编织、铆锻、镂空等多种工艺制成。凤鸟展翅飞翔，口中衔着圆环，与下方的球体相接，整个器物纹饰生动，展现了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卓越智慧。
董海兵说，这件文物的出土，不仅为研究战国时期的社会生活、文化习俗提供了重要物证，也展现了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卓越智慧。熏炉是古时用来熏香和取暖的炉子，而凤鸟衔环熏形器是熏香之器，属于战国时期贵族的生活用品，其独特的造型和精美的纹饰，体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繁荣与多样性。
凤翔文化学者肖逸说，作为一件熏香之器，凤鸟衔环熏形器不仅具有实用价值，更富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它体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繁荣与多样性，是研究战国时期社会生活、文化习俗的重要物证。（毛丽娜）
凤县博物馆：西汉樊氏印，携带巴蜀文化印记
“这件西汉樊氏印，1986年出土于凤县凤州镇梁鹿坪遗址一座夫妻合葬墓，为凤县博物馆馆藏三级文物。”5月15日，凤县博物馆馆长赵宝宏介绍了馆藏文物西汉樊氏印。这枚印形制奇特，它身上的巴蜀文化特征，使其颇具神秘感。据了解，应四川博物馆邀请，樊氏印等凤县博物馆馆藏巴蜀文化文物将赴成都参加蜀道文物特展。
细观这枚古印为青铜材质，印不大，通高3.7厘米，印面是长方形，长3.5厘米，宽2.8厘米。印纽是长方形筒状，中空。印面铸有阳文“樊氏”，这两个字至今清晰可辨，字形笔画犀利挺直，颇显大气，是难得的西汉篆刻精品。
印上的“樊氏”二字交代了墓主人的氏族信息，那墓主人与巴蜀有哪些关系呢？《后书汉》里面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可见，樊氏应为巴郡南郡蛮中的五姓之一，而钟离山则是五姓始聚居地和发祥地。后来，“巴氏”人务相立为廪君后，统一了樊、瞫、相、郑氏族，日渐形成历史上的“巴”方国部落。春秋战国时，巴国曾被楚、秦占据，直到秦汉统一。
墓主人应是当时居住于今川东地区的巴人，其先祖为五姓中的“樊氏”氏族。墓主人死后葬于巴蜀与关中之间，处于交通要冲的故道县，也就是今天的凤州。这枚铜制的樊氏印作为随葬品之一，和铜钱、铜甑、蒜头壶等物一起，陪伴着墓主人。除过西汉樊氏印，凤县博物馆还有战国铭文戈等多件具有巴蜀文化特征的文物。
今年5月18日是第48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赵宝宏说：“今年博物馆日，馆内将举办民间藏品工艺鉴赏、博物馆公益讲解、新媒体线上直播、拓印绘扇社教活动等，通过这些活动，让公众认识了解文物知识，激发大家对文物背后的文化产生兴趣。”（记者张琼）
扶风县博物馆：唐代东方海墓志，一位宦游者的履历
在扶风县博物馆，有这样一件藏品——“大唐故东方公墓志”，可谓是“唐代安史之乱时期一位官吏的变迁履历”，从中可以看出时局变动对当时人们的巨大影响。
先来说说“墓志”，它与墓碑不同，是魏晋以后古人放在墓里的、刻有墓主人生平事迹的石刻，也指墓志上的文字。
关于这方“大唐故东方公墓志”的发现，扶风县博物馆馆长汪玉堂介绍道：“2012年10月，扶风县上宋乡薛家村村民在取土时发现了唐代墓葬一座，我和同事赶到现场，发现墓葬破坏严重，经过清理仅发现墓志一合，保存较好。”
这合墓志为砂石质，正方形，由志盖、志石两部分组成，底边长宽均为70厘米、厚10厘米。志盖正中篆书镌刻
“大唐故东方公墓志铭”，正文阴刻楷书，共计468字。唐代墓志在扶风发现很少，这合墓志字数较多，文博人员对它进行了仔细研读，发现了“安史之乱”期间对下层官吏影响极大的重要事件。
志文一开始提到墓主人东方海的祖籍，又提到东方海的曾祖、父亲。志文称，东方海性格“外显和慧”，他年轻时在梁郡、宋州（今河南境内）做低级别的吏时，因为叛军的强迫而接受宋州柘城尉一事。东方海被迫接受伪封的官职，是他人生的一个污点。之所以把这种“变节”行为写在墓志中，与当时朝廷采取的免责措施有很大关系。
汪玉堂解释说，当时，在动乱中主政的唐肃宗为了拢结更多被迫从伪的官吏，宣布不追究种种原因在动乱中的叛节责任，为日后安定人心和平叛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后来，东方海极有可能参与了平叛且小有功劳，所以“功闻阙下”被重新授予官职，并几经变迁。细看东方海的职务变化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似乎官职越来越低，唯一比较合理的推测就是，早年动乱时期朝廷为应急而封的官职极可能只是个虚职，后来充任幕僚才是他实际的职务。东方海后期一直在陕西境内担任低级官吏，“太子左赞善大夫兼博州司马”一职，应该是他死后被追谥的官职。
志文后部叙述了东方海的家族情况以及不幸。东方海后来虽为追随皇室的小官员，但在远离故土的动乱之中难以自安，于公元767年病逝于梁州，享年54岁，还是因为动乱，死后26年才迁葬扶风。
我们从历史书上知道了“安史之乱”，但是从这合墓志上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人们在乱世中的沉浮。汪玉堂说：“东方海墓志铭的发现，为研究唐代官职名称和地域行政区划变化以及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记者麻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