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9年开始，上海、天津等地针对60岁以上的建筑业农民工发出了「清退令」。据媒体报道，今年2月，为了继续打工，一位64岁的老建筑工谎报年龄，办了假证。一大批超龄农民工流向了零工市场，像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一样，做起了「日结」。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3亿人，平均年龄41.7岁，50岁以上占比27.3%，将近8000万人。对这一数量庞大的群体而言，继续就业、退休与养老的困境，近在眼前。
超龄农民工群体也进入了王欧的视野。王欧是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的讲师，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劳工社会学。他来自江西省永丰县，上世纪90年代末，他的父母顺应打工潮南下广东，在流水线上、城中村里度过了十余年。2013年，在清华大学读博士时，王欧的目光聚焦在了熟悉的农民工群体上，他开始以社会学的视角，重新审视父母的打工生涯、城乡迁移的经历和其他农民工亲友的故事。
为什么在别人领退休金、颐养天年的时候，他们还要继续干活？「清退令」颁布的逻辑是什么？如何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超龄农民工，最终该往何处去？我们和王欧聊了聊，以下是他的讲述。
不退休，一辈子都要干活
我的老家在江西省永丰县，交通不便，没有火车站，到市里需要坐接近两个小时的大巴。小时候，家里一共五口人，我、弟弟、父母和患眼疾的奶奶，主要靠父母种地维生，有时父亲也会开拖拉机去工地上拉货，挣一些钱。
但稻谷始终难以支撑五个人的生活，当时农业税还没取消，我和弟弟得上学，一年光是两个人的学费就得上千块。家里的房子也只建了一层，红色的土坯房，春天潮湿，雨水会透过砖头渗进屋子里。
上世纪90年代，打工潮兴起，我的四个姨妈和表哥先后去了珠三角，在毛线厂织毛线，或是进电子厂装零件，收入翻了几番。我爸妈也按捺不住，跟着表哥到了深圳龙华的大浪街道，那里聚集着很多永丰人，织起了一片紧密的同乡网络。
到了深圳，我妈先是像大多数人一样进了厂，早晨六七点上工，晚上九十点回家。玩具厂、针织厂、小的五金作坊，她都待过。我爸自由懒散，不愿意被束缚在流水线上，跟着我表哥承包了几个工厂的废料处理，不忙的时候，就磴着安了喇叭的小三轮，走街串巷收二手物品。不久后，我妈也和我爸、表哥一起干起了废料处理的活。他们也不时到工厂、码头做临时搬运工，靠着繁重的体力付出，一次挣几百块钱。
当时父母的收入不太稳定，不过总体还不错，平均下来一年能有七八万。我们兄弟俩的学费解决了，家里的房子也陆续盖起了第二层、第三层。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他们在深圳的工作和生活是很边缘的，没有劳动合同，更谈不上什么社会保障。我印象很深的是，我爸爱和同乡们一起喝酒吃肉，长期喝那种很廉价的劣质白酒，大概在2010年左右得了痛风和胃病，但他没有医保，不敢去公立医院，就找了城中村里的一个赤脚医生，赤脚医生只会给他打抗生素、吃止痛药，把他的身体搞得越来越差。
正好那时深圳的地价上涨，很多工厂外迁到东莞等周边城市，收废料的活渐渐少了，我爸妈一起回了永丰。回家没多久，我爸又病倒了，脑出血，得做开颅手术。尽管在老家有新农合，可那时能报销的不多，压力全堆在我妈身上。
那几年老家引进了一些工业，我妈一边种地，一边进了一个浙江老板开的布厂“洗布”。布厂经营的是二手布，老板从国外运来一车一车的窗帘布、汽车布，然后用化学药品把它们溶解、褪色，晾干、重新上色后再利用。
在老家的工厂里，很少见到年轻的面孔。大多数工人的境遇都像我妈一样，五六十岁的农村人，孩子外出读书或打工，还没结婚生子，需要他们继续积累财富，为房子、彩礼或将来的其他开支做准备。老家年轻人中男多女少，这些年彩礼节节攀升，成为父母一代人的沉重负担。他们同时还面临其他的压力，比如家人的疾病等等。
这个群体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超龄农民工」。在他们的观念里，一辈子都要干活。以前是在农村干农活，现在外头的回报率更高，就到外面干活。50岁、60岁并不构成停止工作的门槛，只要还能动就会继续工作，直到干不动或者病倒的那一天为止。
一些人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到了年纪就退休养老不好吗？
最直接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农村传统的代际关系，年纪大的人往往一直在给下一代输送资源，而不是向下一代要资源。
再就是与当前的社保制度有关。像我父母这样的农民工，几乎都没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有的人会自己缴新农保。以江西为例，最低档一年300元，最高档一年6000元，绝大多数人交的是最低档，60岁后一个月只能领100多元。这样低的标准，如果不继续打工挣钱，怎么维持生计？
还有医疗保险，农村有新农合，费用每年都在涨，一年交360元，报销的比例是有限的。2014年，我爸第二次脑出血，进了ICU，自费花了十几万，家里的钱花光了，病没治好，人也去世了。
所以，与其说是超龄农民工自主选择了「不退休」，不如说是他们对子女的责任、对养老和对生病的隐忧，迫使他们在别人颐养天年的时候，继续不停工作。
封闭的劳动力市场，残酷的清退令
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明显地能感知到，整个劳动力市场对超龄农民工越来越封闭了，年纪越大，能找到的工作越少。
根据我这十年来的观察，在城市正规的用工市场，制造业的工厂不会要45岁以上的工人，服务业类似，他们只想要年轻人。更不用说送快递、送外卖——大多数五六十岁的农民工连手机都玩不来。有一种说法，保安、保洁、保姆是超龄农民工的出路，现在这些职业从业者的年龄的确也在慢慢变高。但无论是市政部门的环卫工人也好，平台雇佣的家政人员也好，但凡正规一点的部门，基本上年龄都要在60岁以下。
建筑行业基本上是分包制，甲方分给乙方，乙方分给次级乙方，次级乙方找大包工头，大包工头找小包工头，小包工头再从老家带农民工去，层层分包，一串带一串。他们基本上不签劳动合同，有学者研究过，全国各地建筑工人的合同平均签订率只有17.4%，最低的是郑州，只有6.8%。
不正规的用工制度，为超龄农民工敞开了一道口子。再加上建筑工的活又苦又脏、单一枯燥，生活半径局限在工地和板房，年轻的农民工大多不会选择这个行业，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都是四五十岁往上的工人。
2015年，我和同学跑了几十个北京的工地，做了快一年的调研。我们发现搞建筑的农民工，还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一是家里的经济压力都比较大，像我前面讲的那对四川夫妇，不只是背着儿子的房贷、彩礼，丈夫还是上门女婿，意味着他们还有四个老人需要赡养。负担重，所以更愿意选择繁重的、危险的、回报较高的工作。
随着上海、天津等地「清退令」的出台，建筑业的大门也对他们关闭了。「清退令」三个字看起来很刺眼，我研究了一些地方具体的条例，保障安全是最主要的考量，担心年纪大了容易出意外，造成工伤，甚至死亡。出发点或许是好的，但想要解决安全的问题，需要有更全面的配套建设。
在北京调研时，我参与过一起超龄农民工的工伤纠纷。那是一个60岁出头的河北老工友，当时他参与了门头沟一个四合院的改建，院子里搭了三层脚手架，他从第三层摔下来了，摔断了脊椎，被送到附近的医院抢救。包工头赶过来，把他转到了一家熟悉的私人医院，留下几千块钱就跑路了，不见人影。费用花完后，家人只好把他接回了河北老家。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碰到了这位老工友的儿子，带着他去找了公益律师。律师去工地取证、提起诉讼、找了劳动局，推动案子进入了法律程序。幸运的是，在法庭上，尽管没有合同，但根据包工头每天记的工分，法官认定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判了120万的赔付。到最后，老工友只拿到了50万，剩下的钱一直执行不下来。
这个案例里，其实可以看到，一起安全事故的预防、发生、事后的处理，有很多环节是更迫切、更有空间去改进的，比如建筑工地的规范管理、完善的合同与工伤保险、对用工方的约束等等。我认为，比起一刀切地把他们赶出建筑工地，压缩他们的就业空间，不如优先把其他的工作给做好，最起码的，放宽年龄的限制，给超龄的工人们也买上意外保险。
超龄农民工，往何处去
根据国家最新的统计数据，2021年50岁以上的农民工将近8000万，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未来的十年里，这8000万人将会逐渐步入60岁，他们的去处在哪里？
农民工最常见的流动轨迹是，从城市返回乡村。城里没活了，回家种地是退路。而现实情况是，很多工人老家的地被征用了。尤其前些年城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政策出来以后，大量远离城郊的农民也被征地，搬进楼房，离原来的耕地越来越远，失去了继续务农的条件。随着农业机械化、集约化的发展，也不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的投入，即便有地，回家没太多事可做，回报率也低。
还有一部分人，会去家乡的小城市或县城「过渡」。拿建筑业的工人举例，他们会到没有「清退令」的地方继续搞建筑，近些年，县城发展房地产，有很多新建的小区楼盘，会吸纳一部分超龄返乡的建筑工。像我妈之前在的县城工业园，有布厂、石灰厂、木材厂、制药厂，提供的大部分是流水线和苦力的岗位，也是超龄农民工常见的选择。
七八年前，我妈不再打工。我爸去世没多久，在上海郊区打工的弟弟结婚有了小孩，她跟着弟弟去了上海和浙江生活，帮忙带孩子。
我妈现在59岁了，在江西老家，她每年交360元的新农合、300块的新农保。等到60周岁，每个月能领到100多块的养老金。至于现在，除了家里几亩地每年有固定的农业补贴外，没有别的收入。
去年，我妈感染新冠后身体出了点问题，血压一下飙到180，把家里人都吓坏了。当时去了平湖的公立医院，虽然没有花很多钱，但全是自费。医院单子上我妈的身份和地址信息，还是让我难过，她在平湖生活多年，身份还是农民，地址还是老家那个村子。那次之后，我提出，和弟弟每个月给她攒个一两千块，作为她的养老钱。没想到我妈直接拒绝了，她还是保留着农村那种传统的观念，觉得自己还能动，没必要。
作为农民工的后代，我期许在超龄农民工还有余力的时候，城市的就业市场能对他们更加开放和包容，更下层的县乡一级，能有更多的产业去承接这部分劳动力。等到了「干不了」的那一天，他们能更有保障地度过老年生活，而不是只能依靠自己和孩子。这是我们整个社会都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