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她经熟人介绍，从老家来到北京，进入松堂关怀医院工作。
由于工作性质特殊，李大姐需要24小时无间断地陪护在病人身边，每一秒都可能和「死亡」打照面。
我很难想象，一个人如何在如此压抑而沉闷的氛围中日复一日地工作？临终医院里的人们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而24小时过后，我深刻认识到自己对「衰老」和「死亡」的狭隘理解，也终于揭开了蒙在「临终关怀医院」上的黑色面纱——
或许，令人恐惧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我们对死亡的固有想象。
以下是我在松堂24小时的观察——
01.临终医院？真「晦气」吗？
凌晨4点，松堂关怀医院已经开启新的一天。
深秋清冷的天气、车辆寥寥的公路让这座位于北京五环外的医院更显寂静。
在三楼病房见到李大姐时，她刚整理好床铺。因为要全天候在病房内「待命」，所以松堂的护工没有单独的宿舍，而是和临终者同住。
他们遵循着「反常」的生物钟，在几乎不存在个人隐私空间的状态下生活。
但在决定当护工那刻，李大姐就做好了心理准备，这么多年来，也早就习以为常。
李大姐照顾杨奶奶
她目前看护着一对老夫妻——蔡爷爷和杨奶奶。每天早晨在打理自己前，李大姐需要先给老两口洗漱。
蔡爷爷74岁，5年前突发脑梗，幸好治疗及时，没有引发更严重的后果，但从那之后，他的右手就无法灵活使用，腿脚也越来越不利索。
杨奶奶在上半年意外摔倒，导致大腿胫骨粉碎性骨折，由于身体状况的限制，医生不建议立刻手术。
自此，奶奶的活动空间就被框定在一张单人床上，两位老人在家的生活也变成一团乱麻。
「没有子女照顾吗？」
有的。
两位老人的独生女蔡阿姨会定期上门探望他们，但她的小外孙女刚上幼儿园，需要人帮着带，蔡阿姨没有足够精力兼顾老人和小孩的生活。
家里也试着给老人请钟点工，但钟点工能做的事同样很有限，清洁完屋子、衣服、做完午饭就已经尽了这份工作的职责。
因此，吃了上顿没下顿、没人帮忙及时注射胰岛素的状况在两位老人的家中频频发生。
生活的失序在外貌上也有很大体现。
家庭无力承担繁重的看护工作，成为全家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李大姐陪蔡爷爷聊天
于是一个月多前，两位老人在女儿的陪伴下进入松堂关怀医院。不舍和纠结肯定会有，但这个选择至少能让老人体面地度过晚年。
其实，像蔡爷爷和杨奶奶这类生活很难自理，但神智清醒、没有重症，甚至有时还能借助轮椅活动的老人不是孤例，不过这类人群在医院也绝非多数，他们只占三成。
大多数临终者的情况更为复杂，年龄跨度也很广。
几个月前，李大姐曾照顾过一位40多岁的女性，刘女士（化名）。
刘女士是癌症患者，脑部长了难以摘除的肿瘤，早年间和丈夫离婚，有一个20来岁的孩子。她平时不爱讲话，但很清楚自己没有多少日子了，心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
某个夜里，刘女士突发高烧、离开了人世。因为走得匆忙，她没能见到孩子最后一面。
「和孩子好好告别」成了她在生命尽头未遂的心愿。
松堂关怀医院的某间病房
而在医院的一楼走廊深处，有一个清静的小房间，里面摆放着十张婴儿床。
这是松堂的婴幼儿病房，里面收治过的孩子最大不过三四岁，最小只有几个月。
很难想象，这么年幼的生命会和「临终者」这个称呼联系在一起。
走到房间最里侧，你会听见重重的呼吸。
发出声音的人是一个脑积水的小男孩，他的头相比普通小朋友膨大了几圈，这是脑积水的典型病征。
但如果你向他招手，或者和他讲话，他并不是毫无反应，他会摆动小手回应。
他是能感知到外界的鲜活生命，这一点和任何普通小朋友无异。
被送进松堂的孩子大多像他一样，天真、可爱，却有着难以治愈的先天缺陷。
朱朱也是，他刚出生几个月就被送到这里，现在已经一岁半了。
乍一看他和普通孩子没什么差别，但因为脑梗，他的脑袋始终只能倒向一边，随着年纪增长，这种状况会更严重、更明显。
他的本名其实不是朱朱，准确来说，朱朱没有名字，他在登记簿上的姓名是「王某之子」。
松堂关怀医院的婴幼儿房
早晨8点，医院后面开进一辆殡仪车。又一条生命即将完成告别仪式，去往另一个世界。
而这样的场景，在松堂太过平常。
李大姐仍在3楼病房里工作，走廊一侧的某间病房里，时不时会传来临终者疼痛的呻吟。
松堂这天的早晨，无疑是灰暗的。
衰老的不可阻抗，病痛和死亡的无差别攻击，让人喘不过气。
直到阳光点亮病房里的玫瑰假花，才显出一抹颜色。
02.看见TA姓名
「哥哥姐姐，你们要吃果丹皮吗？」
这是彬彬逢人就说的话。
她背着大挎包，包里放满「奇珍异宝」，随手就能掏出一个绿色系眼镜框搭配外套。
护士姐姐看见她，叫她进活动室玩。彬彬接过护士递来的话筒，在大家面前大大方方地唱着《同一首歌》，尽管她只会循环前四句。
唱歌之外，彬彬最大的爱好就是在医院里走来走去，和不同的人搭话，换不同的衣服。每天都能「日行两万步」。
她很快乐、也很纯真，生活得无忧无虑，和小朋友一样。
但其实她的生理年龄已经38岁。
彬彬在活动室外
彬彬11岁时，她的妈妈突然走失，而彬彬对世界的认知也从此停滞。
后来，爷爷奶奶一直照顾着彬彬。两位老人离世后，叔叔、婶婶又接过看护彬彬的接力棒，直到他们也开始心有余而力不足，才把彬彬送到松堂。
直到现在，叔叔、婶婶还是会经常来看彬彬，给她带零食、水果和新衣服，松堂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深知彬彬的喜好，时不时会送给她一些帽子和小配饰。
彬彬是精彩的，是被爱包围的。
在松堂的很多「临终者」也一样，他们有姓名、有个性，绝非一群苍白无望的行将就木之人。
中午12点，医院大堂举办了一场小小的生日会，生日会主角是89岁的武奶奶。她脸上的皱纹很引人注目，像「猫咪胡须」。
陪伴在武奶奶身边的是她的亲人，儿媳妇在现场掏出口琴，吹了一曲《祝你生日快乐》。围坐在武奶奶四周的，是她在松堂医院的三个好姐妹。
这「四朵金花」在院子里活动时，喜欢坐在一起聊天。不过，虽说是「聊天」，但其实大家的交流方式就是「各说各话」。
在她们的世界里，比回答更要紧的，是有一个舒适轻松的环境去表达自我。
「猫咪奶奶」武奶奶
分蛋糕时，一个奶奶行色匆匆地从大厅经过，她穿着一条红紫格子纹的裙子，端着洗脸盆快步往浴室赶。
她是花花，每天中午都要洗个澡才舒坦，问她今年几岁，她会回答「刚满18」。花花肚子很大，她总是一本正经地说里面装着宝宝，有时装了2个，有时装了5个。
「花花为什么这样说」是大家心里的一个谜。
这些可爱又独具特色的「人物小传」，松堂很多工作人员都知道。
即便是「已逝者」的故事，他们也如数家珍。
李大姐曾谈起她照顾的第一个病人，一位60岁的盲人孙大爷（化名），从没结过婚，也没有子女。
孙大爷心脏出了问题，送他来医院的人是单位的同事。
在松堂生活的三个月，他不想依赖导尿管，大小便会让人扶去卫生间。会自己去打饭，只是吃完后需要人帮忙刷碗。
他尽力维持独立和体面的生活，直到不得不卧床那天。
李大姐当时24岁，虽然有36岁的年龄差，但他俩沟通一直都很愉快。
当时松堂还在玉蜓桥附近，医院旁边有一个很大的鸟市。每当孙大爷说想出去溜达溜达，李大姐就会牵着他到那边去转悠，买点小零食。
最后，孙大爷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医院帮忙安排了后事。
医院凉亭
「挺心疼的，我总觉得他心里还憋着话没说。」
时隔多年，李大姐仍然记得那时的感受，「像失去朋友一样的心情」。
这种伤感并不会因为经历次数多而减淡。
护工、护士、医生、药师包括志愿者依然需要在一次次的讲述、宽慰和告解会中将负面情绪排解出去。
而「记住」，则是疏导完悲伤情绪后的重要命题。
在松堂，有一本志愿者整理的相册，里面的人物，都是曾在松堂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的临终者。
或许生者无法阻挡他人死亡的进程，但只要在脑海中留存关于「逝者」的记忆，他们就会成为生命长河中一颗始终闪烁的星星。
我们可以这样坚信。
03.关于死亡关于微光
下午15点，松堂院子里的喷泉，闪烁着波光。
还能活动的病人下楼到院子围坐在一起，听听音乐，做做保健操，和周围的人聊聊天，大爷们可以在院子里找护工大叔舒舒服服地剃个头。
临终者最常发生的问题之一，是感觉自己不被理解也没有人可依靠，会很孤独。
也是这时你会发现，在临终者之间，「死亡」呈现出复杂的「众生相」，而不是统一的可怖模样。
松堂下午集中活动
蔡爷爷很开心，跟伙伴们大谈邓丽君的一生。
聊历史、诉说他年轻时当采购员的经历，是他来到松堂后最重要的消遣之一。大家也很捧场，虽然听了很多次，但每次都还是能当成头一回来听。
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人生最后一段旅程，要高高兴兴地走完」。
对于死亡，蔡爷爷的态度很乐观。
陈奶奶也现身了。
松堂院墙上有一条标语是「我要活到120岁」，她是整个医院最接近目标的人。
她今年104岁，头发花白但腿脚依然好用，甚至还能帮80岁的老人推轮椅。
她已经活过了一整个世纪，对于「死亡」已经没有恐惧，只有坦然。
杨奶奶依然会难过，不是为「临终」难过，是为自己卧病在床，不能「体面地活」而难过。
她时常讲起小时候在上海的生活，唱点小曲儿，教大家说上海话，说着说着就潸然泪下。
李大姐会握着她的手宽慰说，「别难过，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杨奶奶总会回答，「这是开心的泪水」，幼年的时光是她记忆中的金子。
彬彬换了一条花裙子、一件小洋装外套，朱朱坐在婴儿车里，打量着周围的人。
对他们来说，「生命」「死亡」或许只是朦胧不清、难以理解的词汇，最重要的只有当下的快乐。
有两个大爷相谈甚欢，护士告诉我左边的大爷过去是在清华任教的老师，右边的大爷曾经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被救回后进入关怀医院，和「清华老师」成为挚友。
对于「死亡」，两位大爷或许有更为独到的理解和反思。
陈奶奶和朱朱的「世纪同框」
而对李大姐和松堂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份工作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他们逐渐认识到「死亡是一个自然发生、难以逆转的生命进程」。
这和我们长久以来，对死亡的既定叙事相悖。
我们的文化总是在排斥死亡、恐惧死亡，费尽心思在最先进的医疗技术中，寻找延长生命的更好方式，放弃治疗有时被看作是懦弱的选择。
哪怕代价是让老人、病人承受更多不必要的痛苦，让「生」的体验大打折扣。
正如阿图·葛文德医生在《最好的告别》中描述的那样——
恰恰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拒绝接受生命周期的限定性，以及衰老与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我们的末期病人才会成为无效治疗和精神照顾缺失的牺牲品。
但实际上对临终者而言，最重要的或许不是「强制逆转死亡的进程」，而是「尊重生命易逝」，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怀和照顾。
这也是松堂关怀医院贯穿始终的理念——
提高临终者的生命质量是延长生命的最好方法。
至少让生命最后一段旅途在爱、诗歌和温暖中度过。
那么，承认「生命有期限」「衰老和死亡不可避免」，对生者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想起某社交平台曾发起一个话题是#写给天堂的你的一封信#。
参与话题讨论的人们纷纷发布信件，去纪念亲人、爱人、友人，包括陪伴了自己一程的小动物们。
书信讲述着TA的一生，写信人和TA之间那些闪光的回忆，以及希望TA在天堂能开开心心，常来梦里看看……
好像在书写的过程中，那些没来得及说出的告别，都有了寄托和出口。
而由此衍生的，还有一批#天堂回信#，其中一封是匿名网友以小狗的口吻写给了伤心的主人，书信内容是——
亲爱的主人：
我是小狗
我很爱你
所以当我发现
你不爱自己的时候
我很难过
爱你的小狗
图源微博@小狗的口袋
所以，或许看见并走近「死亡」，并不是剥夺人们悲伤的权利，而是创造一个情绪的出口，提供相互疗愈的树洞。
不再执着于对生的无止尽追求，而是去思考死的坦然和生命最后一段旅程的体验感。
而当人们真正开始接受「死亡」，才能更好地珍惜「活着」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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