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与跨界：工作—家庭关系模式的变革

生育政策的长期推行和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极大地削弱了家庭的生养功能，改变了子女的养育行为；而业已形成的过度育儿之风，也让大城市青年人更难以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子女数的大幅度减少理应降低养育责任，但伴随生育数量的减少，对孩子质量的要求几何式升高——每个孩子都十分珍贵，不能有所闪失与懈怠，由此形成了严重的育儿焦虑心态。家庭责任的无限扩大，又是在女性全面参与社会劳动、而男性并未真正回归家庭、且社会劳动的要求日增的情境下发生的。一方面是传统的家庭功能削弱、家庭内部的支持降低但育儿要求提高；另一方面是职场需求的进一步提升，但社会并未给女性提供应有的支持。因此，加快建立和尽快完善家庭支持体系以及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缓解家庭（尤其是女性）的生养压力，是迫在眉睫的社会责任。与此同时，必须致力营造良好的育儿环境，培育理性的育儿观念，就像当年提倡“优生优育”一样，下大力气在保证孩子健康和接受良好教育的同时，消减当下的过度育儿这一浮躁之风和攀比之气，进而维持合理的工作—家庭边界，降低各自领域过度的角色要求，减轻彼此的张力，推动工作—家庭关系趋于平衡。本文转载自《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0期。

模式一：各自安好型。工作—家庭的平衡可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各自安好型（见图1），指工作与家庭的边界（比较）明晰（即边界跨越不明显），各自的责任比肩而立，互不相扰，亦不渗透和重叠。在该模式中，工作归工作，家庭归家庭，相互尊重对方领域的角色和职责要求，维持良好的边界关系，履行各自领域的责任，并在意念和行为上不轻易涉入对方领域或涉入不深，故不会导致个体在对方领域常规性的失责，也没有引发其他不良后果。

图3是工作—家庭平衡的另一种呈现形式。由于工作与家庭的不共时性、不共域性和不共情性，二者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难以避免，但随着各种有利条件的提供，其距离从d1缩短为d2，最后归至于零。当然，实际情况远比该图表示出来的要复杂得多，二者的关系演化轨迹难以呈现线性模式，而可能出现拉锯式的反复；也不会是各自都作出一半的让步，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一方让步更大，另一方让步较小，但无论是哪一方的让步，都不足以影响到对方领域的职责和当事人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