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名片金冲及，1930年12月生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著名辛亥革命史、民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金冲及近影。王斯敏摄
一大早，84岁的金冲及准时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虽然10年前他以74岁高龄离开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岗位，但每周仍要来室里两天，办公兼治学。
在不少研讨会和学术活动上，大家常遇见这位笑容可掬的慈祥长者。他不仅仔细倾听与会者的发言，还乐于用上海口音很浓的普通话向大家报告自己的心得，每次都讲得眉飞色舞，而听者则是掌声雷动。
科班出身的历史迷
少年时代的金冲及对历史可谓情有独钟。他清楚地记得，上小学时，自己有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的“历史小丛书”，薄薄的，每一本讲一个历史故事。他常常看得入了迷，至今还能说出许多书名：《威灵顿大败拿破仑》《墨索里尼进军罗马》……
16岁时，金冲及对历史的痴迷有增无减。高考填报志愿，成绩优异的他决心选择历史专业。亲友和同学得知后，纷纷说他傻——当时历史系毕业生很难找到饭碗，更不要说什么荣华富贵了。
没有什么阻挡得了他的决心。北京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史地系、金陵大学历史系、东吴大学化工系，金冲及一口气在四个志愿里填了三个历史系。考试结果，除了北大，其他三所大学都给他寄来了录取通知书，他选择了复旦大学史地系。虽然当时与北大失之交臂，但数十年后，金冲及却成了北大的兼职教授，带出四个博士研究生，也算圆了青年时期的北大梦。
1947年秋，金冲及如愿进入复旦大学史地系。那时候，生活书店的“读者之家”是他最爱去的地方。捧本书坐在僻静的角落，往往一读就是一整天。“眼看着国家和社会的状况一天天坏下去，我急切地寻找着解决的办法。邹韬奋的书给了我很多启发，他思想进步、文笔好，作品非常适合年轻人阅读。”金冲及又陆续读了艾思奇、胡绳、华岗等学者的一些著述。当《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油印本悄悄流传时，他出于好奇找来阅读，谁料一读便再也放不下。“我被深深打动了。突然间觉得心明眼亮，本来乱糟糟的脑子一下子变得井井有条……”阅读、思考、观照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他头脑中渐渐扎下根来。
时局很快动荡起来，金冲及再也无法安心读书了。国民党政府独裁腐败，特务横行，整个社会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各地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受到当局的残酷镇压。面对此情此景，一个有正义感、有血性的年轻人怎能不闻不问、埋头读书？“如果国家和民族没有前途，什么个人理想和出路都谈不上。”金冲及决定：走出书斋去！投身到火热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接受革命的洗礼。
1948年1月，金冲及参加了复旦学生支持“同济大学抗议校方大批开除同学而进京请愿”活动，在现场目睹了反动军警对学生的残酷镇压：“我亲眼看到，国民党军警的马队冲进四平路上密集的学生群内，用马刀乱砍……”他深感痛心，义愤填膺，不久，便秘密加入了梦寐以求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这年8月底，作为一名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他果真陷入险境了。
日子在抗争和盼望中过去，终于喜迎新中国诞生。1951年，金冲及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先后担任学校团委书记、教学科学部副主任等职。就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令他毕生钦佩不已的人——时任校党委书记杨西光。
“杨西光在复旦的日子里，我同他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的培养和教育使我终生受用。”杨西光在复旦大学当了七年党委书记，不久又兼任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有人曾问他，你那么多事，怎么忙得过来？他回答：“我在复旦有两个人，虽然各有自己的工作岗位，但一切服从我的工作需要：一个是季宝卿（后成为杨西光夫人），一个是金冲及。”
“我主要是做文字方面的工作。每年他只有大年初一放我一天假，年初二就一定把我叫到他家去，布置工作。有一次，他把我叫到他宿舍去起草一个报告，交待完了说：你到我卧室旁的小房间去写，什么时候写完了就什么时候叫醒我。我写到下半夜两三点钟，写好后马上叫他。他‘啪’地一下就从床上跳下来，脸都不洗就戴上眼镜审阅修改文稿。这种严格训练对我实在很有好处。”几十年前的事，至今历历在目。
在复旦的头两年，金冲及的主要精力都花在繁重的行政工作和组织活动上。杂事很多，他却做得卖力，时常在一千多人的礼堂里作动员报告，“连话筒都没有，全凭嗓子喊”。“革命工作，总是要以组织安排为重，不能光想着个人的喜好。”正是这个质朴无华的信条，让金冲及毫无怨言地坚持了下来。
机遇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不久，学校鼓励有条件的党政干部在系里兼课，“双肩挑”。于是，从1953年起，金冲及走上讲台，讲授中国近代史。先是给新闻系讲，以后给历史系讲，一讲就是十几年，1960年起又带了5个研究生，算是“副业生产”。他也因此一度成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学工作量最大的教师。
“改一行，爱一行”
“有的同志喜欢感叹：我都四十、五十啦，似乎没有多少可干的了，显得很沧桑。我常常对他们说，人生治学，五十岁也许才刚开场。”金冲及说自己“一辈子改行改大了”，从学校行政工作到大学教师，再到文物出版社，等到最后一次改行进入中央文献研究室时，已经五十岁了。
在复旦大学工作14年后，1965年，金冲及奉调至文化部，在政策研究室工作。他说，那时候思想倒真是有些矛盾：一心想搞专业研究，自然不想进机关工作，而离开上海到北京也并不适应。但，组织观念还是占了上风，他选择了服从。
1968年1月的一天，一辆汽车停在了文化部宿舍门口。下来几个人，把一头雾水的金冲及架上车、送到火车上，押回复旦学生宿舍关押起来。这一关，就是整整一年。
“当时复旦的造反派说找我‘外调’，直到12月才把我押回北京，同时带去一份材料。后来才知道，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学生中的一个军统特务（当时已判无期徒刑）凭空捏造，说我在1948年被告发是地下党员后就成为特务组织‘学运小组’成员。”
“那些年不但不能随便同别人讲话，甚至连书也看不成，一拿起书就有人来训斥：‘怎么，没事了？不考虑考虑问题？’这大概是我人生中最为苦闷的一段日子了。”说起那段往事，一向乐观的金冲及深深地叹了口气。
幸好一位赏识他的老领导伸出援手。1972年冬，金冲及被调到文物出版社，先是当副总编辑，后来担任总编辑。
“对文物一窍不通，怎么办呢？”金冲及开始“补课”，从最基础的学起。
“人们常说要当小学生，我是用幼儿园‘看图识字’的办法来学习的。刚接触青铜器时，连同为三条腿的鼎和鬲也分不清，就找些图片看，在心里猜，再对说明，才搞明白它们的区别：鼎的腿是实心的，鬲的腿是空心的……”为了辨识文物，他经常去博物馆看实物，也跟着到考古发掘现场去看，学了不少东西。
1983年初，一纸调令又将金冲及调往中央文献研究室，这时他53岁。
好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有汗牛充栋的档案可以查阅，53岁的金冲及仿佛找回了在学校时一头扎进图书馆书库的感觉。他如饥似渴，开始了对党史的学习和研究。
“或许正是不断进入新的领域带来的广泛涉猎令我眼界比较开阔，思维比较活跃。”对于不断“改行”，金冲及有自己的看法，“人生不但要读书，也要有社会阅历和实际工作经验。阅历和经验同样有利于历史研究。因为历史本身就是由人的生活组成的。”
“成果几乎都出在8小时之外”
金冲及当时倾注心力最多的辛亥革命研究则开始于一场研讨会。1961年，他和好友胡绳武一起到武汉参加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那时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极少，“复旦不算闭塞，但我们还是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回来后，就决心共同写一部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
到1963年，第一卷已经写完，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但当时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只好搁置下来，没想到这一搁就是18年。
1961—1991，整整30年，需要怎样的毅力与坚守！“确实很苦。当时有的同事好心劝我没事就不用来上班，专心在家写作。我坚决不肯，只能自己下了狠心，咬紧牙关，走不到爬也得爬到，到60岁时终于完成了。”
唐山大地震的第二天，北京暴雨倾盆，地震棚还没有盖起来，大家只能顶着一块塑料布在空地上闲呆着。金冲及觉得反正干不了别的，就找出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埋头阅读起来，结果成了当时“一景”。“家里人现在还时常拿那时候的情景笑话我。”他微笑着告诉记者。
“史学工作者要有‘史德’”
75岁生日的第二天，金冲及把稿纸铺在写字台上，落下了《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的第一个字。寒来暑往三载有余，一部近120万字的巨著终于问世。这部书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一直写到2000年新世纪钟声敲响。问世一年，这部著作便发行8万多套，在史学界引起轰动。
“为什么到了这个年龄还要做这样一件自讨苦吃的事情？”对此类好心的疑问，金冲及认真作答：“几十年来多次工作岗位和任务的变动，使我的研究范围恰恰包括从清朝末年到改革开放这一百多年，有机会接触到比较多的原始资料。过去做的多是专题研究，而对中国来说，20世纪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综合起来写一部纲要性的书，既是对这段历史的总结与思考，也算是‘当代人研究当代史’的一种尝试吧。”
中国古代素有隔代修史的传统，既是为了减少各种忌讳和干预，也利于保持他者眼光和情感中立。“当代人没法写当代史”的说法自金冲及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之初就屡屡听人提及。
他对此有不同看法。当代人治当代史固然有其“时代局限性”，却也有后人无法达到的便利条件，何况后人也有他们的局限性。正如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指出的，看一百张不同角度拍的凯旋门照片，不如到实地站5分钟更能使人了解它。自己在20世纪生活超过70年，亲历和亲见过许多事，为什么不能写？金冲及从不讳言写历史时常会流露出自己的情感，但他反对因情感而丧失理性，甚至歪曲、改变历史事实——“史学工作者要有‘史德’”。
早在复旦大学学习时，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胡厚宣、陈守实、蒋天枢、唐弢等一批名教授潜移默化的熏陶，使金冲及在心中对怎样才算是做学问树起了一种无形的标尺。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时时牢记老师们的教诲，决不敢轻易拿出不够格的成果来。
在他看来，研究历史没有捷径。有的人不愿意钻研那些看似乏味枯燥的史料，却勇于抛出一些标新立异的理论，这样的人走不远。倒不如沉下心来，在对浩繁史料的研读中，努力弄清事实是怎么回事，得出站得住脚的结论。《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一书是他82岁时出版的。书中尽可能多角度地考察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包括充分使用蒋介石日记和台湾出版的大量历史资料。主编《周恩来传》时，他不仅使用大量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原始档案，而且先后访问过100多位同周总理有过比较多直接接触的人。每次访问前，他一定要作好充分的准备，不仅要了解现有文字记载中还有哪些重要问题没有说到或存在疑问，做到心中有数，更要针对被访问人的身份、背景，提出问题，把史实弄清楚。
“老金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党性和科学性密切结合起来，尽可能穷尽有关史料，非常严谨，而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对他研究当代史也有促进作用。”沙健孙告诉记者。
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作风，使他的著作多次获得重要奖项。《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分别获得第一届和第三届国家图书奖；《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获得第二届政府图书奖，并被读者投票选入2010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辛亥革命史稿》获得孙中山基金会颁发的中国大陆1949—1993年孙中山学术研究优秀成果学术著作一等奖……
除担任过文物出版社总编辑、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等职务外，金冲及先后兼任过中国史学会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成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等职务。“头衔挺多，不过，我的本职就是一名史学工作者”。
记者问他：历史为什么那么吸引你？“读历史，可以‘看’到古往今来那些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和最具智慧才干的历史人物，那有多大的吸引力！”一说起这些，他明显兴奋起来。
“这可能就是治学的一种境界吧。老金把这些从事研究工作的宝贵经验和方法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使我们从阅看枯燥档案这件基础性而又不可或缺的事情中，也能享受到一种快乐。”由金冲及手把手带出来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廖心文告诉记者。
“前几年有些朋友推测《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是我的封笔之作。我想，到了我这样的年纪，虽然再做长期的、很大的计划不太现实了，但的确还可以再做一些事情。”窗外的阳光照了进来，老人的笑容愈发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