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按照人社部在主题教育期间开展“人社青年攻一关”“人社青年献一策”活动和“做一周基层人社人”调研实践活动的安排，中国劳动保障报社组织青年干部深入基层、园区、企业、院校进行蹲点调查。本期刊发的是本报青年干部走近新生代农民工中外卖骑手，感受“骑行者”这一职业的酸甜苦辣，了解他们职业发展与未来期待的深度报道。
普陀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为骑手们过生日。
1画像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外卖等平台经济迅速扩张，颠覆了传统的雇佣和劳动模式，成为了越来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
初见张文强时，个头不高，黝黑的脸颊上能看到长期戴口罩的印子，长期的风吹日晒也让他的手臂颜色分明。1986年出生的他是一名退伍军人，2016年退伍后，他选择在山东老家做起外卖员。在老家送外卖的日子，虽然离家近，但因为单量较少，收入也不高。一年后，在积累了一定经验后，在别人介绍下，他选择来到上海送外卖。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光荣与力量--2022感动上海年度人物”……从事外卖工作7年来，靠着个人奋斗和吃苦耐劳的品质，他收获了很多奖章。而在他看来，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让客户满意，才是外卖骑手最好的奖章。
与张文强沉稳的性格不同，活泼是大家对饿了么小哥冷洪微的评价。“90后”的他从事外卖配送已经5年，现在他已经成长为站点里的“送单王”，一天跑200多单的记录，至今站点里没有人打破。“熟能生巧，不怕辛苦，多跑，单量自然就上去了。如果自己每天对单量设限，想要在单量上有突破自然不可能。”冷洪微说，他以前是做旅游民宿的，生意不好，看到外卖骑手行业不错，就干了起来。
“现在我日均送单量能有90单，辛苦归辛苦，但收获和付出是成正比的，现在每个月有近2万元的收入，这让我很满意。”冷洪微说。
跟冷洪微的想法一样，多年前，只有初中学历的河南小伙刘磊听别人介绍说送外卖挣钱，就辞去了老家厨师工作，跟着老乡一起来到广东深圳送起了外卖。去年春节，为了能够多挣点钱，在阖家团圆的日子，刘磊选择继续在深圳跑单挣钱。
在他住宿的地方，不到10平方米的屋子里住了4个人，都是同他相熟的老乡。“屋子里有厕所，我们轮流打扫，每个月每人800元租金，已经很便宜了。”刘磊说，有时候送外卖送得晚了，自己就在公园里或桥下凑活一晚，第二天继续赶“早场”。
2020年，刘磊跟着同学一起来到深圳，靠着朋友借他的4000块钱买了一辆电动车，正式成为一名骑手。而现在，靠着他的努力，他不仅帮助家里还完了外债，自己也攒下几万块钱。每天早晨7点开始上班，晚上10点多才下班，他的配送距离也一直是他们站点里前几名。
2选择
在采访中，努力挣钱是新生代农民工最初的愿望，在他们身上依然可以看出农民工最朴素的追求。虽然辛苦，但他们当中很多人非常热爱这份职业，每个人选择这份工作也有自身不一样的考虑。
在深入调查采访中，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外卖的职业选择原因也多有不同，“给家里还债”“小孩上学”“老人看病”……很多是出于家庭急需用钱这一原因。而外卖骑手日结的支付模式也正满足了很多骑手急需用钱的需求。“工资都是日结的，每天挣多少钱，第二天就能支付。”李立鹏说，这样的挣钱效率高，是很多人从事这份工作的原因。
2021年，在老家带孩子的田丹听说哥哥在上海送外卖每天收入能有三四百元时，她心动了。在亲戚介绍下，田丹从陕西汉中来到上海从事外卖骑手工作。
初到上海时，哥哥在前面送外卖，她就骑着电动车跟在后面学习经验。“刚开始以为很简单，没想到自己方向感差，导航看不懂，体力上也不如男性，送单量一直上不去。”田丹回忆说。为了提升送单量，不管大单小单，她从来不挑，只要有单，她就去送。日复一日地跑单，她不断积累经验，总结出不少送单技巧，送单量也跟着上来了。
2022年上海疫情封控期间，作为饿了么应急特需项目唯一的女骑手，田丹坚守开车配送物资两个月，全城义务配送儿童紧急药品数百单。“当时就觉得是本职工作，没有想那么多。”田丹笑着回忆说。今年4月，田丹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我已经两年多没有回家看过孩子了。这份职业虽然辛苦，但让我很有获得感。努力做好这份工作，也可以让自己的人生发光发热。”田丹动情地说。
而对于未来选择，采访中，他们中也较少人有离开的想法。“目前，没有什么规划，这个职业发展越来越好，权益保护也越来越多，离开后去干什么还没有想过。”李立鹏说。
当前，随着我国对新业态群体权益保护日益完善，外卖骑手从业环境也有了较大改善，而这也成为吸引更多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外卖配送行业的重要原因。
夏日炎炎，走进上海市普陀区新村路661号内，不少外卖骑手正在休息室里休息，这是上海市首个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洗衣房、篮球场、换电站、充电桩、休息室、社区食堂……各种服务设施一应俱全，专为外卖小哥、快递员、网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打造。
“我们通过将综合性服务平台体系建设在新就业群体‘家里面’，变‘走近’为‘走进’，沿着业务链条把党建工作渗透到线下站点中。”上海市普陀区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说，在政治功能方面，通过在配送站里建设党群服务站，新就业群体“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无微不至的党群服务；在业态发展方面，推动党群服务阵地的标准化建设，提升基层配送站点的规范化管理水平；在市域治理方面，通过联动各职能部门、各平台企业，为新入职的新就业群体打造“七个一”培训计划，推动外卖骑手熟练掌握参与社会治理的各项技能。
2021年7月，人社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平台责任、报酬、休息、职业伤害保障等多个焦点问题，为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构建起权益“防护网”。同年12月，人社部正式发布《网约配送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对网约配送员的工作内容和任职条件进行明确定义，并首次构建了网约配送员的等级划分，让骑手的职业发展路径更加明确清晰。
政府部门在加大保障力度同时，平台企业也正在努力提供良好环境。“我们通过强化保障，增强骑手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目前已经为骑手缴纳1亿多元职业伤害保障费用，推出‘蓝基金’年投入1200多万元，面向全行业外卖骑士及其亲属提供大病救助和助学金资助，至今已协助150多个骑士家庭渡过难关。”饿了么平台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们还联合人社等部门力量，打通骑手职业发展通道，举办各类培训活动，推出“点将计划”，不断提升骑手技能水平，完善骑手职业发展通道。
3希冀
在广东广州送外卖3年，1998年出生的万启铭已经开始畅想回家的生活。“在外面的日子还是太辛苦了，离家又远，我想攒点钱回去做个小生意。”万启铭说。但在工作生活中，万启铭发现，他身边的“80后”“90后”农民工都很少有再回农村的意愿，他们期望能够融入城市中，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让自己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
2014年来到上海后，宋增光就开始从事外卖配送，9年的职业生涯，让他从外卖骑手晋升为配送站点站长、培训专员，他也见证了外卖行业的高速发展。
“我是较早从事外卖行业的一批骑手，在上海工作这么多年，我和家人都慢慢喜欢上了上海，这里已经是我的‘第二乡’了。”宋增光坦言，自己已经不想再回老家了。
相比埋头赚钱、干完就走的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更希望能够留下来，融入城市当中。采访中，很多新生代农民工都表达了融入城市发展的心愿，从他们踏入城市那天起，就在为定居城市而努力。
采访调查中，外卖骑手既表达了融入城市发展的愿望，同时也对自身职业发展有着自己的思考。
“现在我对这份职业很满意，但我一直希望平台能够为我们缴纳社保费，这样才能增强我们对这份职业的认同，让更多人愿意从事这份工作。”冷洪微感慨地说。
“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激励，现在大城市的包容度越来越高，我们融入城市有了更多的机会。未来我也会去参加培训和考试，通过努力让自己在大城市扎根。”刘磊说，希望未来外卖配送员也能够有更好的发展环境，接受更多的技能教育培训，让自己也能留在深圳这样的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