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陈婧发自东莞25岁的车缝工黄满(化名)决定跳槽。
21日下午他来到东莞长安镇沙头胜某制鞋厂门前等候。厂区大门口悬挂着“本厂长期招聘工人”的红色横幅。门口的长廊上站着十五六个来应聘的青年男女。人事科会在14：00把他们逐个叫进去面试。在黄满看来，大厂的吸引力是比较正规。黄满说他期望的薪水是1300元/月，按月结算工资，一周休息一天。
小作坊仍让人无法忍受
一年前黄满曾在长安镇厦边一家小厂做车缝工作。据黄满介绍，尽管有两个月工资达到了“很高”的1583元，但他绝不愿再忍受：每天工作从7：30持续到22：30，每月休息一天。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工厂半年才集中发一次工资，每月只发200元生活费。
在东莞，像黄满一样渴望进大厂的工人不在少数，东莞最大的制鞋企业——裕元厂雇用工人达到五六万。在某大厂工作了8年的方先生说：“这两年的变化非常大。”他介绍说：2005年开始，集体合同变成了个人合同——即每个人都与工厂签订合同。“而在以前，我们连合同什么样都没有见过。”
胜百吉制鞋厂王太平说：“如果不履行国际人权标准，国际品牌就不给我们订单，如果国际品牌不做好人权检查，NGO(非政府组织)就会找他们麻烦。”据了解，耐克(NIKE)、阿迪达斯(Adidas)、彪马(PUMA)曾因虐工事件遭到NGO的公开责难。
耐克劳工权利督察李丽(lily)肯定了上述说法。她的工作是来往于珠三角各地检查那些申请做耐克的代工厂和正在给耐克代工的企业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仍有大量的小工厂不符合要求，”李丽说，“有时让人感到压抑。”
在一些小工厂，四五十个工人在一个小车间里劳作，为了省电，老板关闭了通风设施，空气令人窒息。在大底车间(制作鞋底的部门)由于温度很高，即使冬天，壮小伙们也是挥汗如雨，皮革与汗水混合发出的味道异常难闻。
如果被劳工督察询问，那些工人的眼睛里会流露出惊慌不定的神色，回答时吞吞吐吐，内容却千篇一律。“显然被人威胁并统一了口径，”李丽说，“厂方出具报表通常也造假。”她表示这样的企业不可能获得国际品牌的订单。
高工资中的加班“水分”
根据《报告》，1995年珠三角劳工的月平均工资为380元，2003年上升到700多元，2006年抽样调查平均月工资达到893元(含加班费，不含食宿补贴)。
《第一财经日报》调查发现，很多东莞工人的月工资超过1000元，但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是加班费。
SAI(一个制定人权标准的国际机构)中国项目主管马英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由于加班严重超时，尽管工人的工资表面高于最低工资标准，但是如果按小时计算，他们的加班工资少得可怜。
东莞市劳动局副局长黄惠屏表示，虽然企业表面上大都执行了东莞574元最低工资标准，实际上企业逃避最低工资的方式更加隐蔽。主要体现在加班费的问题上：部分企业以计件工资为借口，提高劳动标准，造成工人工作量加大或被迫加班完成正常工作；有的基本工资达到要求，但加班费的计算基点低；有的表面上调高了工人基本工资，同时提高了伙食费用，增加工资扣除项目。
“企业主给员工下跪”传说
尽管工资提高，但由于工作强度太大，工人特别是女工的流动率非常高。目前，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出现用工不足情况，小厂的情况则更为严重。为了留住工人，一些企业主要求工人必须抵押身份证或者数百元现金作为保证，工人工资6个月或一年结算一次。尽管如此，还是无法阻止工人跳槽的欲望。
“每过半年，很多厂的劳动力都要重新换一次血。”李丽说，“2005年，虎门曾发生过企业主给工人下跪的事件。因为机器空转将使成本增加一倍。”
“每天工作14个小时，除了安排生产任务，干得最多的就是和银行应酬，想多搞点资金，”张老板说，“搞不到资金，工人的工资就要延迟发放，原材料也没法采购。”
张老板的厂很小，资金也有限。他没办法从国外直接拿到订单，只能从国内大企业手中接转手的订单。“通常转一次手，要剥去10%的利润”，他坦言，像他们这样做加工贸易的小企业，“如果不从劳动力身上想点办法，将无利可图”。
江门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为474元/月，但是张老板厂里的工人人均工资每月大约700多元。他对记者直白地表示：“说实话，最低工资标准一涨再涨，我能承受的最高限度是800元。”2006年7月1日,深圳特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将达到810元/月。而广东省新一轮的最低工资标准将于今年下半年出台。
像张老板这样的小企业主在珠三角非常普遍。根据《报告》，有46%的企业表示没有能力提高工资，其中79.3%属劳动密集型企业。
记者观察
企业淘汰加速
目前，珠三角企业在加工贸易中获得的平均利润在3%~5%左右。石油、铜等原材料价格上涨了数倍，同时土地和劳动力工资成本增加；另一方面，产品出口的价格几乎没有变动，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薄。
据记者调查，一双彪马出品的运动鞋在美国的平均售价约为75美元，中国厂方的售价大约是2.44美元，其中每生产一双鞋花在工人身上的所有成本是0.77美元。
“在加工贸易中，整个中国都在为国际巨头打工，但却处于利益分配的最末端。”广东社科院研究员丁力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如今，张老板的同行大部分开工不足，有的已经倒闭，而另一些人则频繁地前往广东落后的粤西和粤北，有的前往中国内陆和东南亚城市考察，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一块落脚的地方。
胜百吉制鞋厂半年前刚刚建成了新的厂房和职工宿舍，但是高级助理张水云表示很有可能会继续搬迁。她说：“成本上升与劳动力供给不足并存，企业的压力非常大。”裕元厂则从去年开始加大在越南和泰国的投资，并逐步将中国厂几百名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转移过去弥补当地劳动力素质不高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