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过后，连接着鹭江村和康乐村的鹭江西街人群涌动。
这里是广州海珠区著名的制衣村。提着大号塑料袋的男女匆匆走过，载着几米高布料的三轮车穿插其间。说话声、协警吹哨声、鸣笛声、工厂机器的咔哒咔哒声，组成了一首混乱又不失和谐的交响曲。
进入这里，犹如掉进另一个空间。/摄影：钟智
最令外来人惊奇的景观，是主干道两旁长达1000多米的“招工长廊”。神情疲惫的厂老板们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举着用硬纸板、A4纸做成的招工牌，痴痴地等工人停下脚步前来询问。
为了抢工人，他们甚至开出了“月薪过万元、日薪700元”的条件。即便如此，招工仍旧困难。谁也说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老板要上街摆摊、被工人挑来挑去。
在这里，老板和工人看起来并不会有明显差别。
工人们厌倦了日复一日的流水线，转而当起了做二休五的临时工。面对招工若渴的老板，他们绝不放低要求，“便宜的不做、复杂的不做、长期的不做”。
厂老板们纷纷抱怨工人“太懒”，都是“被惯坏的”，“干一天拿一天工资，钱花完了再找事情做，没有责任心”。
每天都有一群临时工坐在康乐桥边唠嗑、等活儿。
有人说，广州康乐村的临时工，就是深圳三和大神的升级版。
逃离流水线
做二休五，工资日结
珠江南畔，鹭江地铁站下车，沿着新港西路往西，步行15分钟即可到传说中的广州“制衣村”康乐。
从一个不起眼的入口拐进去，即可看到连成一片的握手楼。这里是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居住的地方，是制衣村的“后勤处”。抬头往天上看，楼与楼之间只剩一条缝隙，一丝阳光从中溜出，与错综复杂的电线纠结在一起。
仿佛从白天进入黑夜。
黄斌的出租屋，就是这些握手楼的其中一间。房间里对着墙壁的窗户形同虚设，光进不来。去年双十一前，他在一间厂里做了大半个月，没日没夜地赶了一批货，赚了几千块之后，黄斌便继续过上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日子。
如今，康乐村里六七成的制衣工，都是像黄斌这样的临时工。
黄斌经常到“招工长廊”去晃悠，遇到合适的，就上前询价。“做整件吗？给多少？”黄斌熟练地挤到人群里层，接过老板手中的成衣抖了抖。老板边答边回了个手势，“5块，很简单的这个”。黄斌摇摇头，显然是未谈拢。
老板们手上一般都挂着要做的样衣给工人看。
黄斌心里有一杆秤。去年受疫情波及，制衣厂不敢“押单”，到了年末情况好转，工厂订单陡增。为了赶工，老板们开的工钱自然就上去了。日子一天天过去，黄斌并不放松要价，更不打算做固定的长工，“大不了就在家躺着”，这是做临时工的心理素质。
丽琴的车间有100多平米，最多的时候能容纳20个人同时工作。在康乐村，遍地都是丽琴家这样中小规模（以下）的厂子。老板并不舍得雇一个专门招工的人，“不自己招人谁招人”？
在丽琴的招工黑板上，有一行字格外突出：长工优先，夫妻优先，有单间。这里的老板们普遍偏好招夫妻工，“夫妻一起来工作的，稳定，不容易辞职”。开厂10年来，丽琴明显感觉招工越来越难、越来越贵。
“夫妻车位”应运而生。
事实上，近10年来，珠三角甚至是沿海地区的制造业，总因为“用工荒”而掀起争抢工人的大戏。去年，疫情原因，制造业的“用工荒”达到顶峰。
丽琴把这一切归结于工人们的懒惰。她摊开手上的一件森系的衬衫，“你看这么简单的衣服，一件8块钱都没人做”，长工招不到，就连临时工都不好招。
那天晚上，招不到工的丽琴回到车间，和丈夫还有其他5位工人一起通宵赶工。在康乐村，老板并不比临时工快活多少。丽琴夫妇从底层制衣工做起，好不容易存下一笔钱，在村里包下一个小作坊当老板，却发现比打工时更焦虑了。
这里的小老板们，流水线的每个程序几乎都会。
今年开春，丽琴的工厂终于迎来了大量订单，可“商家也都很精明，拼命压价。现在是旺季，就算现在有10个工人，搭上自己和丈夫，每个月28天不眠不休地干，扣去房租、水电、工钱，一个月可能就3万元的利润。可现在的康乐村，旺季的时长不到5个月。”
在康乐村这场招工大战中，似乎没有赢家。
好歹是个“手艺人”
2005年寒假，还在湖北监利老家上初三的黄斌决定辍学。
从广州赚到了第一桶金的裁缝老乡“衣锦还乡”，15岁的黄斌觉得他们“穿着时髦，连谈吐也不一样了”。春节过后，黄斌拿着家里人给的两百块钱，跟随老乡来到了广州康乐村。
一开始跟着师傅从学徒做起，没有工资，包住不包吃。脑子聪明、干活麻利的黄斌一年后成功进了康乐村的一家制衣厂。那时候，裁缝是一门手艺。进工厂，先考试，“老板给你一块布，看你能不能车一个圆，看你车的线整齐不整齐”。
参与高端的成衣定制，对黄斌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梦。/图源pexels
黄斌坚信手艺和奋斗的神话。走进康乐村，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衣服在制衣厂流水线齐刷刷运作的声音中诞生，他本能地想象自己也能靠双手创造点什么。
这也是整个康乐制衣村的神话。上世纪90年代，一群从海印桥底的布料小贩辗转来到中山大学南门对面摆地摊，把生意越做越大。著名的“中大布匹市场”逐渐成型。
从隔壁布匹市场载着布料回来的工人，坐在由两三米高的布匹堆成的座驾上，宛若游街的“国王”。
巅峰的时候，这里总共容纳着超过15万的外来务工人员。
2009年，做了几年衣服的丽琴夫妇向老家亲戚借了十几万块钱，也加入了康乐村的制衣大潮。丽琴还记得，村子里就像个不夜城，整夜灯火通明，特别是旺季时，大小车间里人和机器共谱财富之歌，“那时候听着机器的声音，就感觉到钱正在哗啦啦流进口袋”。
一开始，康乐制衣村货源多样、订单灵活，相比起大工厂的繁复庞杂，更具备竞争力。可正因为如此，这个制衣村也迟迟未能形成“工整”的流水线。在这里，多数工厂只负责按照打好板的样衣进行加工，技术和原创能力并没有跟上。
偌大的工厂里只有五六个人。
大批不稳定的订单，培养了大批临时工人。做完一批，下一批是自己不熟悉的工艺，只能重新进入临时工市场，继续找自己熟悉的活儿干。
这几年，随着工厂越来越多，房租随之水涨船高，制衣厂利润被摊薄。而“小作坊”的模式始终太过“简单粗暴”，康乐村的制衣业也很快显露疲态。
车间里年轻人很少。
近些年来，黄斌听说一些从前的工友转行做了外卖员。根据《中国新闻周刊》一篇报道，2020年上半年，美团与饿了么累计新增的超200万外卖骑手中，有近三成来自制造业工人。但他自己始终拉不下脸面，“好歹是个手艺人”。他的理想转行是做点小生意，可至今一点积蓄也没有。
最近几天，广州连绵的梅雨天来了，到处像粘着一层汗，挂在头顶的衣服怎么都晒不干。黄斌早已习惯了这种黏糊糊的生活。
日渐模糊的故乡
在康乐村待上整整一下午，再从里面出来，会有种恍惚的不真实感。
康乐村里的一切，小作坊、算命摊子、超大福彩店、三轮车、面包车，随处丢弃的布料、生活垃圾......混乱野蛮地搅作一团。站在一座厂房的四楼往东北方向望去，不远处，广州豪华CBD珠江新城靓丽的灯光犹如未来世界投来的惊鸿一瞥。
灯火通明的滨江路像是另一个世界。/图虫网
黄斌已经四五年没回过湖北老家了。提起家乡，他言语中透露着淡漠，“回去了人家抱孩子的抱孩子，谈事业的谈事业，我一个打工的人，什么都没有，故事也没有”。
黄斌脑海里，湖北老家的形状越来越模糊，反倒是这个城中村，到处都是湖北老家的痕迹。这里有各种湖北面食、湖北人开的菜市场，甚至是湖北的算命“半仙儿”。只要不太挑剔，出门右拐就可以用8块钱解决一顿饭，也能随便拉上几个湖北老乡唠嗑。
几百米长的街道，就有三四个算命摊。
广州、或者说这个制衣村，是目前唯一能包容下黄斌的地方。只是，要在这里真正安家，对黄斌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却不大可能。买房落户不用说，就连房租也贵了起来。黄斌租住的不见光的一室一厅，今年房租已经涨到了1400元。两年前，湖北老家父母也来到这里讨生活。尽管如此，他仍旧把住的地方称作“宿舍”，而不是“家里”。
厂老板丽琴夫妇也有这种感觉。当年，夫妇俩把10岁的儿子留在老家，考虑到在老家能上好的中学，在广州则希望不大。而六七年前，挣到第一桶金的他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策，把钱拿回家盖了房子。没想到这些年来，老家越来越萧条，而在广州，他们至今未置一地，“现在更不可能了”。
刚放学、从学校里解脱出来的孩子笑得很开心。
丽琴夫妇想着，能熬就再熬着吧，毕竟孩子还要上大学。
近几年，康乐村传来了整改的消息。“凤和鹭江村康乐村更新改造展示中心”的展厅里，呈现着未来蓝图——高楼林立、道路规整、现代感十足，却怎么都看不见制衣村现在的影子。早在2015年，广州政府就提出，这里将改造成国际创新谷，目标是做“广州的硅谷”。
傍晚，夕阳斜斜掠过这个庞杂的制衣村。从鹭江西街往外走，杂乱嘈杂的喇叭声逐渐远去。走到鹭江西街和新港西路交接的路口，一座AI创新产业园赫然出现在眼前。
整改的消息，黄斌早有耳闻，但他并不理会。新周刊记者问他：以后怎么办？会不会回湖北？他想都没想，“回去能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