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南宋是绍兴城市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南宋皇帝曾一度驻跸于此，为时一年零八个月之久。统治者还将越州改为绍兴府，“绍兴”作为这个城市的名称就此开始。这里是南宋皇陵（时称“攒宫”）的所在地，高宗等6个皇帝及众多的皇后归葬于此，人称“南宋六陵”，这使绍兴与中央政府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而紧密的政治关系。南宋统治者一直将其视为陪都。作为浙东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绍兴的地位明显要高出其他各府。在此背景下，绍兴城市的厢坊建置、街衢布局、河渠分布等大体定局，并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突飞猛进的发展，对日后绍兴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作者简介：徐吉军，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浙江理工大学兼职教授，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省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
南宋时期，是绍兴城市史上承前启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绍兴的经济、文化和城市建设等都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对日后绍兴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南宋短期驻跸绍兴
次年，宋高宗改年号为绍兴（是年即为绍兴元年，1131），以示“绍继中兴”。同时，为了纪念最艰难危险的日子在越州站稳脚跟，以守臣陈汝锡有请，又升越州为绍兴府，“冠以纪元”。从此，这个城市以“绍兴”为名称的历史开始。此后，尽管朝廷于绍兴二年初离开绍兴迁都杭州，但在南宋统治者眼中一直视绍兴为陪都，其地位明显要高出其他各府。绍兴六年，朝廷规定首都临安以外的全国大邑四十处，绍兴的山阴、诸暨名列其中。
南宋统治者还把皇室陵墓建在绍兴府城东南三十五里稽北丘陵的宝山，叫作攒宫，意思是待收复中原后再归葬旧京园陵。“是时高宗皇帝方驻跸会稽，江淮之间日事征战，昭慈之丧未能归祔，始为殡厝，盖用权宜，将以愤激三军之心，不绝中原之望也。”在整个南宋时期，这里前后葬有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六个皇帝及其后妃，人称“南宋六陵”。
南宋朝廷还在绍兴城内设立了众多中央派驻机构，派驻有大批政府官员和一定数量的赵氏宗室成员，以及数百名军士，管理皇陵和赵氏宗室等事务。如宗正司就管理赵氏宗室的事务。由于衙门繁多，驻军多，“参议、机宜、抚干，旧无廨舍，皆僦居于市”。一度因营房“废坏久不葺，军兵皆僦居于外。嘉定十六年，守汪纲葺旧，外添创屋一千余间，尽括军兵迁入营垒。于是军制稍严整矣”。
正因为南宋王朝曾一度定都于绍兴，此后这里又是南宋王陵所在地，在城内设有一些中央政府的派驻机构，将其定为两浙东路的政治中心，故此绍兴府在全国的地位明显要高于除都城临安外的其他州府。有鉴于绍兴有着与一般府州城不同的特殊政治地位，后人往往把绍兴称作是南宋的陪都。
城市建设的快速推进
随着南宋绍兴人口的迅速增多和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可以说是一日千里，成就斐然。越王勾践筑小城时，为三里七步；范蠡筑大城，城周达到了二十多里。到隋朝时，杨素在原城址的基础上扩展，筑罗城和子城，罗城城周四十五里，子城十里，已经达到当时大城市的规模了。自此以后，绍兴城市规模不断扩展。到北宋时，因浙东运河的影响，绍兴城市建筑的分布扩展到府山东北方向，并沿运河向西北方延伸，导致城市形态出现城南半部以集中官衙、官学、官绅宅舍和部分寺观为主，城北半部以分布仓场、库务、馆驿、客邸、市场为主的功能分异。以居民住宅区为例，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绍兴城内的街坊名称，据当时编纂的《越州图经》所载，属于会稽县的有二十坊，属于山阴县的有十二坊，总共三十二坊。到了南宋中叶，在城北以府河上的清道桥南、北市为核心，沿府河东西两侧展开的商业中心形成，市场繁华。嘉泰年间，绍兴府城内的厢坊建置骤然扩大。为了加强城市管理，嘉定十七年（1224），绍兴知府汪纲对府城的街区进行了重新规划与调整，将城区划分为五厢九十六坊，是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的三倍。这充分表明，绍兴城市的范围已经较北宋有了进一步的扩大。
根据《宝庆会稽续志》卷一《坊巷》记载，在绍兴全城五厢九十六坊中，会稽县界设第一、二厢，山阴县界设第三、四、五厢。具体情况为：
第一厢分二十一坊，即：外竹园坊、里竹园坊、晋昌坊、元真坊、外钟离坊、里钟离坊、静林坊、甘露坊、外梧柏坊、里梧柏坊、杏花坊、亲仁坊、目连坊、季童坊、义井坊、新路坊、小新坊、都亭坊、法济坊、孝义坊、礼禋坊。
第二厢分一十九坊，即：棚楼坊、花行坊、日池坊、月池坊、照水坊、小德政坊、宝幢坊、广陵坊、石灰坊、朴木坊、乐义坊、永福坊、押队坊、诸善坊、上党坊、义井坊、祥符坊、詹状元坊、莫状元坊。
第三厢分三十一坊，即：西河坊、小驿坊、南市坊、富民坊、华严坊、铁钉坊、蕙兰坊、德惠坊、大市门坊、治平坊、甲子坊、开元坊、南观仁坊、狮子坊、云西坊、菩提坊、耀灵坊、植利坊、采家坊、柴场坊、京兆坊、天井坊、水沟坊、大新坊、河南坊、施水坊、船场坊、府桥坊、桐木坊、槿木坊、爱民坊。
第四厢分二十坊，即：贤良坊、火珠坊、少微坊、板桥坊、北市坊、瓦市坊、双桥坊、水澄坊、新河坊、大路坊、石灰坊、锦麟坊、武勋坊、书锦坊、迎恩坊、草貌坊、笔飞坊、斜桥坊、戒珠坊、王状元坊。
第五厢分五坊，即：教德坊、卧龙坊、车水坊、显应坊、秦望坊。
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一书中，列举有宋代143个城市的城郭周回数值，并据此统计全国城市的城郭平均规模约为周回7.64里。其中，南宋境内部分州府城市的城郭周回情况是（所列数据单位为里）：
临安70，平江府42，常州27.1，镇江府26.1，静江府（桂州）25，绍兴府24.7，建康府25.1，湖州24，泉州23.8，潭州22，吉州20.6，庐州20，福州20，台州18，温州18，扬州17.5，广州15.3，庆元府（明州）14，容州13.9，泗州13.3，建昌军13，赣州13，江阴军13，嘉兴府12，严州（建德府）12，饶州12，衢州11.3，瑞州（筠州）11.1，泰州10.8，宁国府（宣州）10.5，南安军10.4，隆兴府10.2，抚州10，和州10，安庆府（舒州）9.5，横州9.5，袁州9.2，泸州9.1，江州9，潮州8.5，徽州7.1，信州7.1，邕州7，寿春府（寿州）6.9，叙州6.7，汀州5.7，郁林州1.5，梧州1.4，连州0.9，永州0.9。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绍兴城墙内城区的空间范围在全国50个城市中位居第6位，居全国前列，在当时无疑已是一个中等偏上的城市。绍兴二十七年，王十朋在府城卧龙山山顶俯览全城时，绍兴已经是“鳞鳞万户”的繁华大都市，“钟鸣鼎食，邸第相望，舟车往来，烟水相接”。为此，王十朋发出了“栋宇峥嵘，舟车旁午。壮百雉之巍垣，镇六州而开府”的感叹。陆游更是自豪地说：“今天下巨镇，惟金陵与会稽耳，荆、扬、梁、益、潭、广，皆莫敢望也。”
需要说明的是，南宋时的绍兴还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东方水城。城内外水网密布，桥梁众多。据当时的方志记载，绍兴府境内有238座桥，其中府城99座，会稽县33座，山阴县28座。其时重建或维修的桥梁有以下10多座，即府桥、拜王桥、西双桥、水澄桥、大善桥、县桥、清道桥、鹅鸭桥、木瓜桥、章家桥、里木桥。这些桥梁建筑有的非常考究，上面往往建有供行人休息的亭、屋，桥墩和栏杆上雕凿有非常精美细致的装饰图案。如嘉定年间修建的府桥，“旧以砖甃，不能坚久。守汪纲乃命更造，尽易以石阑干，华表加饰雘焉。桥既宽广，翕然成市，遂为雄观。距府前百许步，曰莲华桥，修亦如之，其他以次缮完，如拜王桥”。
当政者非常重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据文献记载，绍兴府城的街道原来多为泥路，“遇雨泥淖几于没膝，往来病之”。嘉定十四年到十七年间，地方官员在府城内进行了一次有史以来的大规模城市建设，除了把罗城和水陆城门做了一番修缮外，还对城内道路、河渠、桥梁等也都做了一番新的规划和全面整治。“计置工石，所至缮砌。浚治其湮塞，整齐其嵌崎，除泚陌之秽污，复河渠之便利，道涂、堤岸以至桥梁，靡不加葺。”其中，“府桥至轩亭及南北两市，由府前至镇夷军门，贤良坊至府桥，水澄坊至鲤鱼桥，沿河夹岸迤逦增筑，暨大小路、迎恩门内外至鸿（一作虹）桥，牵汇坦夷如砥，井里嘉叹”；又以“斜桥坊路乃台、明往来之冲也，每遇雨，苦于泥泞。纲复命伐石甃砌，二州往来者甚便之”。“新其华表，重揭匾榜，凡九十六所。”从此以后，绍兴城市的厢坊建置、街衢布局、河渠分布等大体定局，直至民国时期都没有大的变化。
都市经济的繁荣
南宋时期，绍兴的都市经济非常繁荣，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手工业
南宋绍兴的酿酒业、造纸业、丝绸纺织业、雕版印刷业、制盐业、造船业等皆称盛于世。
南宋绍兴出产的名酒有竹叶青、瑞露酒、蓬莱春等，特别是美酒“蓬莱春”，深受时人青睐，可以说是当时绍兴酒的翘楚。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载：
寿皇忽问王丞相淮及执政，近日曾得李彦颖信否？臣等方得李彦颖书，绍兴新造蓬莱春酒甚佳，各厅送三十樽。寿皇曰：“此间思堂春不好，宰执郄不敢受。”嘉定以来有珠玉之贡，闻此可愧矣！
这就是说，绍兴出产的蓬莱春，其质量要超过三省激赏库所产的名酒思春堂（一作思堂春，又名碧香思春堂）。另据清人梁章钜《浪迹三谈》所云，此酒即今之绍兴酒。由此可见，今日的绍兴酒在南宋就已经定型，只是名称不同罢了。另外，绍兴还出产葡萄酒。王十朋《葡萄》一诗对此有非常明确的说明：“珠帐临檐挂，龙须满架抽。也知堪酿酒，不要博凉州。”
绍兴的丝绸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据史载，早在北宋时，绍兴“事机织，纱绫缯帛岁出不啻百万”，几占整个浙东路的一半。至南宋，精美绝伦的越州尼罗寺绫“名著天下”，据庄绰《鸡肋编》卷上载：“越州尼皆善织，谓之寺绫者，乃北方隔织耳，名著天下。”施宿《嘉泰会稽志》则载：“近时翻出新制，如万寿藤、七宝火齐珠、双凤绶带，纹皆隐起，而肤理尤莹洁精致。”绍兴府诸暨县机户所产的绢，颇为时人所爱，《嘉泰会稽志》云：“绢，旧总称吴绢。今出于诸暨者，曰花山，曰同山，曰板桥。其轻匀最宜春服。邦人珍之。或贩鬻，颇至杭而止，以故声价亦不远也。”同府剡县机户所产的强口布，更是名扬四方，“商人贩妇往往竞取，以与吴人为市”。此外，绍兴出产的丝织品还有越地贡花纱、自编绫、轻交棱绫、轻容生縠、吴绢、十样绫、大花绫、编文纱花罗。
竹纸质量的提高、成本的下降和生产量的扩大，极大地促进了绍兴地区印刷业生产的发展。乾道初，洪适知绍兴时，也在会稽大刻张九成的经解，并镂刻其父《松漠纪闻》。乾道四年（1168），徐蒇提举浙东常平，于会稽刊吴棫《韵补》。淳熙六年（1179），李彥颖知绍兴时，增刊《隶续》五卷。淳熙九年，朱熹在会稽印刻了吕祖谦所定《古易》。绍熙元年（1190），洪迈任两浙东路安抚使，知绍兴府府事，于蓬莱阁开雕《万首唐人绝句》。绍熙二年，两浙东路茶盐司黄唐刊《毛诗正义》《礼记正义》。庆元六年，沈作宾守绍兴，刊《春秋左传正义》。嘉定十六、十七年间，汪纲知绍兴府时又刊《万首唐人绝句》《吴越春秋》《越绝书》《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医说》。绍定二年（1229），赵汝譢在会稽郡斋刊《乐善录》。此外，王信守会稽时，刊印鲍彪《鲍氏国策》。
绍兴的制盐业也较发达，这里的验卤技术在宋代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当时的“会稽亭户煎盐法”，明确记载了当地使用石莲验卤法：
盐，会稽亭户煎盐法：以海潮沃沙，暴日中，日将夕刮碱，聚而苫之。明日又沃而暴之，如是五六日，乃淋碱取卤，然后试以莲子，每用竹筒一枚，长二寸，取老硬石莲五枚纳卤筒中，一二莲浮或俱不浮，则卤薄不堪用，谓之退卤。莲子取其浮而直，若三莲浮，则卤将成；四五莲浮，则卤成可用，谓之足莲卤，或谓之头卤。然石莲试以卤，取最后升者为足莲，足莲乃可验卤，有无足莲者，必借人已验莲卤。较莲之轻重为之，然后为审（原注：闽中之法以鸡子、桃仁试之，卤味重即正浮在上，卤薄则二物侧浮，与此相类）。
郭正忠评价说：“宋代海滨验卤技术的进步，主要反映在石莲验卤法的普及与改善方面。从北宋初的十枚莲子‘半浮半收盐’标准，到南宋初的十枚莲子取七浮的‘七分卤’，是淮东验卤规格的重大改进。南宋初浙东越州用五枚‘老硬’‘足莲’，以四、五枚直浮者为‘足卤’，其浓度标准又更高些，至宋元之交浙西采用‘莲管汲卤试’检，几乎已达到古代验卤技术的顶峰。”这是一个公允的评价。
商业
绍兴商业繁华，是当时著名的商业都会。城内外商贾云集，店铺遍布，百物汇聚。特别是酒肆林立，正如陆游《上元雨》诗所说：“城中酒垆千百所，不忧不售惟忧雨。今年上元灯满城，曲巷深坊闹歌舞。”
绍兴不仅市场数目多，而且相当繁荣。《嘉泰会稽志》对绍兴府城东南两里的开元寺灯市的盛况作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描述：
开元寺在府东南二里一百七十步节度使董昌故第，后唐长兴元年吴越武肃王建，奏以开元复为大善寺，而以此为开元寺。盖处一州之中，四旁远近适均，重闳广殿，修廊杰阁，大钟重数千斤，声闻浙江之滨。佛大士应真之像，皆雄峙工致，冠绝它刹。岁正月几望为灯市，傍十数郡及海外商估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山积云委，眩耀人目；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士大夫以为可配成都药市。
由此可见，每逢正月十五元宵节，开元寺都要举办大型灯会，由是吸引了大批来自各地的商人，连部分海外舶商也慕名前来，交易极为兴盛。又，斜桥市市上有许多客邸，供往来客商休息，“四明舟楫往来所集”。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当地的商税收入有了大幅度增长。据《嘉泰会稽志》载，嘉泰元年，绍兴府府城“都税务祖额五万四千八百三贯二百一十四文，递年六万二千二百五十六贯九百五十九文”。相当于北宋熙宁十年（1077）在城税额28916贯92文的2.2倍。府商税祖额105767.792贯，递年额105312.014贯，是熙宁十年两浙路商税收入的八分之一。从这个纵向对比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南宋绍兴府商税收入较北宋时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见表1、表2）。
浙东之郡，会稽为大。出会稽城西门，循漕渠行八里，有佛刹曰法云禅寺。寺居钱塘、会稽之冲，凡东之士大夫仕于朝与调官者，试于礼部者，莫不由寺而西，饯往迎来，常相属也。富商大贾，捩舵挂席，夹以大橹，明珠大贝、翠羽瑟瑟之宝，重载而往者，无虚日也。
叶底榴花蹙绛缯，街头初卖苑池冰。
世间各自有时节，萧艾着冠称道陵。
诗中有注曰：“会稽不藏冰，卖者皆自行在来。”“泉州葛布好造汗衫”，当时绍兴人制作衣服的葛布，便“出自闽贾”。
除浙东运河外，绍兴与外部的联系还有陆路交通。《嘉泰会稽志》载，会稽县的陆路“东路来自上虞县界，经县界九十三里，西入山阴县界；南路来自嵊县界，经县界一百六十里，北至海岸，过海入嘉兴府界；东南路来自嵊县界，经县界一百七十里，西入山阴县界；西南路来自山阴县界，经县界一百五十里，东北入上虞县界。”这些道路的交通设施也颇为完备，沿途有官设的驿站和递铺，如绍兴府城卧龙山之左有蓬莱馆，“舟车既届，必有次舍焉，而实一州佳观也”。子城西门、迎恩门、东五云门设有亭，府城东三十五里有上马亭，以供往来官员住宿停歇。沿途还有不少民间开设的旅店，可供往来客旅住宿和饮食，十分方便。
农副业
绍兴的农副业生产也获得了显著的发展。水稻作为当地的主要粮食，品种大幅度增加。据《嘉泰会稽志》记载，到南宋中期，绍兴府山阴、会稽两县所种植的水稻品种有56种之多，早、中、晚和籼、粳、糯一应俱全。其中，粳籼稻品种数40种，糯稻品种数16种。“黄籼”跻身于宋代四大良种之列，与“江山早”这个品种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还在栽种。水稻的亩产量也较全国平均水平要高。淳熙九年，朱熹赴绍兴府赈灾，称绍兴府共辖八县，“除余姚、上虞外，今将田亩计其岁入。六县为田度二百万亩，每亩出米二石”。南宋后期高斯得说，浙西湖州、苏州等地，“其熟也，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与此相对应，据有关学者研究，北宋时全国水稻的平均亩产约为谷1.5石。
大、小二麦有7个品种：“大麦立夏前熟，新谷未登，民屑麦作饭，赖以济饭”。“晚大麦，种长而子多，与小麦齐熟”；“六稜麦，曰中蚤麦”；“红粘糯麦，堪作酒。”“小麦，小满前熟。”品种有：蚤白麦，松蒲麦，秃芒如松房；娜麦，穗如大麦，而米则小麦也。“荞麦，七月种，九月熟，然畏霜。得霜则枯，秋无霜，则荞大熟……麦垄间下荞子，麦苗未长而荞已刈。是岁霜晚，荞熟，民赖以济。”在上述这些品种中，其所产荞麦享有盛名，陆游屡有诗咏其乡荞麦面麻油饼之美味可口：“城南城北如铺雪，原野家家种荞麦。霜晴收敛少在家……胡麻压油油更香，油新饼美争先尝。”由此可见，新荞麦面饼、小磨油煎饼等，是南宋绍兴人的传统美食。
豆类品种多达20余种，其中许多品种流传至今。“会稽所产，其植者曰乌豆、白豆、青豆、褐豆、赤豆、菉豆、赤小豆、白小豆、五月乌豆、碗豆、七月豆（一名毛豆）；三收豆（黑豆之小者，《广志》云重小豆，一岁三熟是也）。其蔓生曰羊角豆、白扁豆，黑者曰白眼豆（一名鹊豆，言斑駮似鹊），紫花者结实而芽紫，曰紫眼豆，皆一种尔。其荚可蒸食。蚕豆、江豆，刀鞘豆，荚长尺余，豆颗大于棋子。”
南宋中期前，油菜在绍兴仍未推广栽培，故施宿《嘉泰会稽志》称：“今浙西种芜菁者浸多，临安亦盛，唯越土不宜。”但到了南宋后期，已在绍兴种植。陆游有诗云：“往日芜菁不到吴，如今幽圃手亲锄。”
绍兴盛产名茶，《嘉泰会稽志》载：“日铸岭在会稽县东南五十五里，岭下有僧寺，名资寿，其阳坡名油车，朝暮常有日，产茶绝奇，故谓之日铸。”日铸茶是宋代顶级名茶之一，被时人推为“江南第一”。陈师道《后山谈丛》曰：“茶，洪之双井、越之日注；登、莱鳆鱼；明、越江瑶柱；莫能相先后而强为之第者，皆胜心耳。”73会稽县兰亭之北还由此形成了“茶市”。
水果生产同样如此。会稽的杨梅名闻天下，并作为贡品，或运输到都城临安销售。陆游《项里观杨梅》诗便对此作了说明：
山前五月杨梅市，溪上千年项羽祠。
小伞轻舆不辞远，年年来及贡梅时。
山中户户作梅忙，火齐骊珠入帝乡。
细织筠笼相映发，华清虚说荔枝筐。
人们纷纷以杨梅作为礼品，馈赠亲朋好友。如朱翌《谢惠杨梅》诗：
杭州金氏越州楞，撒火飞星五月春。
百果若重推贡士，风流应不下平津。
原盛产于西北的葡萄，在绍兴已有种植。《嘉泰会稽志》称：“葡萄盛于西北，会稽有浆水、马脑二种，味亦佳。”楼钥《潇自剡州寄水晶葡萄》有诗赞云：“马乳从他堆满盘，未如清嚼水晶寒。固知一县葡萄熟，不用劳人数问安。”
绍兴又是樱桃的重要产地。绍兴初年，来自中原的陈与义在食用了绍兴所产樱桃后，专门作了一首名叫《樱桃》的诗，对此种水果极为赞赏。诗云：
四月江南黄鸟肥，樱桃满市灿朝晖。
赤瑛盘里虽殊遇，何似筠笼相发挥。
当时，临安城中出售的樱桃就来自绍兴。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就载：“董宋臣，始为小黄门，稍进东头供奉官。极善逢迎。如樱桃宴，即于樱桃未出时，遣人往越州买得百颗，奏曰：‘请赏樱桃!’”
在此氛围下，绍兴出现了众多的专业种植户，花卉种植就是其中的一种。而且，由此还出现了走街串巷的“卖花翁”。陆游就有“君不见会稽城南卖花翁，以花为粮如蜜蜂”的诗句。在山阴县农村，芡实（俗称鸡头）大量种植，“有一户种及十八里者”，当属于大规模的专业种植户。会稽出产的药材，也运往都城临安销售。施宿《嘉泰会稽志》云：
紫石英……今诸暨枫桥山间，每雷雨后民竞往采之。然必祠神而后入山。盖用谢敷故事。但土豪为垄断，民得石多归之。它人未易得也。自此至婺女，地产紫石英甚多，但不如诸暨之莹洁有光彩尔。都下及吴中药肆所卖紫石英，皆此石也。
绍兴的养鱼业非常发达，已经产业化，数十亩大小的鱼塘密布各地，放养鱼苗数以万计，年收益数十至数百缗不等。这对于大户人家而言，仅为副业，以卖鱼收入交纳赋税而已。《嘉泰会稽志》载：“会稽、诸暨以南，大家多凿池养鱼为业。每春初，江州有贩鱼苗者，买放池中，辄以万计。方为鱼苗时，饲以粉；稍大，饲以糠糟；久则饲以草。明年卖以输田赋，至数十百缗。其间多鳙、鲢、鲤、鲩、青鱼而已。池有仅数十亩者。旁筑亭榭临之，水光浩渺，鸥鹭图片之属自至。植以莲芡菰蒲、拒霜，如图画然，过者为之踌躇。”因为距离都城较近，这些地区所产水产品都运销到临安城。当然，除淡水养殖外，绍兴还有规模不大的渔钓专业村。如《嘉泰会稽志》载：山阴县有“海山，多桑、竹；下有居民三四十户，以渔钓为业”。
会稽的养羊、养牛等行业在南宋也兴起。据《嘉泰会稽志》记载：“会稽往岁贩羊临安，渡浙江，置羊艎版下。羊啮船茹，舟漏而沉溺者甚众，至今人以为戒。”当时人们往往牛羊同牧，但羊比牛娇而难养：“先羊后牛者，羊性畏露，晚出而早归，常先于牛。”时人认为：“牛之为物病，则耳燥，安则温润而泽，故古之视牛者以耳。”由于绍兴城中居住着许多北方移民，因此养奶牛的也非常多，所产牛奶质量较高。《嘉泰会稽志》就载：“今南方亦皆作，而会稽者尤佳，会稽诸邑又推诸暨为冠。盖吴中酥虽绝多，大抵味淡不可与会稽班也。”另据文献所载，绍兴元年“车驾在会稽。时庶事草创，有旨禁私屠牛甚严，而卫卒往往犯禁”。即这些来自西北、嗜食牛肉的皇帝亲信卫士，仍不忘其在家乡的口腹之享，不惜违法冒禁。
此外，鸡、鸭、猪等的养殖更是普遍。如山阴县的金家畯：“小市孤村鸡喔喔，断山幽谷雨潇潇。”
文化教育的发达
南宋时，绍兴还是全国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其基础教育相当普及。据《嘉泰会稽志》卷一《风俗》称：“今之风俗，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诵之声，比屋相闻。”
这里创办有朝廷所建的科举应试之所——贡院。绍兴在南宋以前一直无贡院，每遇科举，即借僧舍为试所。孝宗乾道四、五年间，史浩知绍兴府，得到一块高朗干燥之地。乾道六年，蒋芾继任，欲将此地建成贡院，但尚未来得及动工，即离任为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到乾道九年时，知府钱端礼于城西北隅鲤鱼桥和锦鳞桥之间首创贡院，“始克成之”。“其时举人比今仅及其半”。嘉定十五年，知府汪纲又对贡院进行了整葺和扩建，增屋三十间，“视庭下地虽稍广，遇雨则泥泞不能容足，又命凿石加甃，坦然如砥，士子便之。院前待试地，亦计工石填砌，为永久利云”。从此以后，绍兴考试阅卷有厅，誊书糊名有舍，膳食住宿有房。
绍兴府的官学相当发达。庆历四年（1044），诏天下皆立学。景祐中，李照始议创建。至嘉祐中，方成。隆兴二年（1164），吴芾重修，周绾为记。嘉定十六年，汪纲又加以增葺。其时府学颇具规模，州学职事也更加完备。理宗景定三年（1262），绍兴府学设职事六员，以贡士充其选，“规矩必繇正、录，钱粮必繇直学，纠禅专纠正之责，而出纳之吝司计实习之”。各县学也为时人所称。据《嘉泰会稽志》卷一《学校》记载，“至今天下县亦多有学，而会稽诸邑为盛。”会稽和山阴虽为附郭县，都有各自独立的县学。如山阴县学，嘉定十六年令赵汝駉重修，郡捐缗钱三十万以助其费，陈耆卿作记。
绍兴的市镇同样为周边乡村民间教育的中心。陆游在诗中对当地活跃的民间教育情况有不少生动描述，如其《野步至近村》云：“耳目康宁手足轻，村墟草市遍经行。《孝经》章里观初学，麦饭香中喜太平。”表明当地草市已普遍设有小学。《秋日郊居》云：“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并解释说：“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冬学是农闲时节开展的教育活动，适应农村生产的特点。此外，一些寺院道观也有办学的现象，如绍兴城内的戒珠寺，“为士子肄业之地，常十余人”。
书院有著名的稽山书院和和靖书院。稽山书院位于山阴县卧龙山西冈，淳熙八年，理学家朱熹提举两浙，政事之余暇，曾到稽山书院讲学。
园林建设在当时蓬勃兴起，特别是私家园林尤然。时人陈鹄在《西塘集耆旧续闻》一书中载道：“南渡初，南班宗子，寓居会稽为近属，士子最盛，园亭甲于浙东，一时坐客皆骚人墨客。”是时，绍兴的别业园林星罗棋布。单就陆家言，陆游祖父陆佃在会稽陶山有修竹院，父亲陆宰在山阴侯山有小隐山园。而其中位于城内木莲桥洋河弄的沈氏园，池台极盛。绍兴二十一年春，陆游曾以春日出游，与前妻唐琬邂逅于沈氏园。唐琬为陆游初娶的妻子，夫妻两人极其恩爱，但因为唐琬不讨陆游母亲喜欢，约在绍兴十六年被迫离婚，改嫁赵士程，陆游亦只好另娶。这次偶然相遇，陆游感慨万千，题有《钗头凤》词一阕，其词曰：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以此遥忆早先夫妻之琴瑟生活。这首千古绝唱，不知倾倒了多少痴情男女。庆元二年，年已六十八的陆游重游沈园，又作了一绝：“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鉴湖经六朝、唐代、五代吴越国等的不断经营与开发，也已成为绍兴城外的一大胜景。陆游在《思故山》一诗中赞美道：“千金不须买画图，听我长歌歌镜湖。湖山奇丽说不尽，且复为子陈吾庐。柳姑庙前鱼作市，道士庄畔菱为租。一弯画桥出林薄，两岸红蓼连菰蒲。陂南陂北鸦阵黑，舍西舍东枫叶赤。正当九月十月时，放翁艇子无时出。船头一束书，船后一壶酒。新钓紫鳜鱼，旋洗白莲藕。从渠贵人食万钱，放翁痴腹常便便。莫归稚子迎我笑，遥指一抹西村烟。”镜湖以荷花知名于时。每当农历六七月间，镜湖满湖荷莲。《嘉泰会稽志》卷一七载：
山阴荷最盛，其别名曰大红荷、小红荷、绯荷、白莲、青莲、黄莲、千叶红莲，……出偏门至三山多白莲，出三江门至梅山多红莲。夏夜香风率一二十里不绝，非尘境也……越人谓六七月间藕最佳，谓之花下藕，又特出罗文，在禹庙前。
陆游一向对荷花存有好感，并推崇之至。绍熙三年，他在镜湖写有《荷花》诗二首，“风露青冥水面凉，旋移野艇受清香”，为荷花之清香而陶醉。他自己曾于孝宗乾道元年卜筑山阴三山别业，在镜湖之阳；又于淳熙十二年卜筑会稽石帆别业，在镜湖之阴。
绍兴宗教发达，据《嘉泰会稽志》统计，共有寺院342所。其中，府城有寺院庵27所，道观4所，祠庙14所。当然，这些寺院道观等在南宋也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发展过程。法云禅寺因“居钱塘、会稽之冲”，“以近官道”而遭“建炎庚戌胡虏之祸”，“首废于火，一瓦不遗”。南宋初年，宋高宗率领大队人马“驻跸会稽”时，也是命令军队入驻寺院道观，以致“城内名蓝悉屯兵卫”,寺院僧人被迫移住到城外寺院。社会稳定后，绍兴的宗教也走上发展的道路。如：“宝山证慈院，在县东七十二里曹娥镇曹娥庙之旁。米礼部芾书额‘证慈’，本陆左丞‘宝山功德院’名。后以昭慈圣献皇后攒宫改院名‘泰宁’，而徙额于此。”宋宁宗嘉定十七年，知府汪纲重修了城隍显宁庙，“于祠之西别创佛室、斋堂，寮舍、厨湢无不备具，俾常居以供香火”。一些佛教信徒也捐资佛教副业。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三月乙巳，有承节郎、河东薛纯一到绍兴府，“自言生长太平，蒙被德泽，念亡益县官，不胜慺慺报国之心，愿以家所有山阴田千一百亩、岁为米千三百石有奇，入大能仁禅寺，祝两宫圣寿”。此捐献数量之大，连安抚使、直龙图阁、权发遣绍兴府事丘崈都感到吃惊，连忙将此事上报尚书户部，最终得到了朝廷同意。
由于绍兴文化教育非常发达，因此人才辈出。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即为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书卷甚足”，才气超逸，《宝庆会稽续志》卷五《人物》载其“熟识先朝典故沿革、人物出处”，当时便以“力学有闻”而为朝廷所知，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他自称“六十年间万首诗”，被时人誉为“自过江后一人”。词坛名家王沂孙（1233—1293），会稽人，传世有《碧山乐府》，或名《花外集》，存词六十四首，大半是咏物词。高观国（生卒年不详），山阴人，一生未仕，身世无考，词笔婉丽清新，词风与史达祖相似。张炎将其与“秦少游、姜白石、史邦卿、吴梦窗”并提，亦称其“格调不凡，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自成一家”。今存《竹屋痴语》一卷。另外，史铸撰《百菊集谱》，共录宋人著录的菊花200余品，是关于菊花品种、种植栽培、故事典实、诗词文赋的集大成之作。
社会生活
南宋时期，绍兴的社会生活与临安、苏州、庆元（今浙江宁波）、成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泉州、福州等城市一样，也是丰富多彩的。
在绍兴人的民间信仰中，许多佛教的菩萨都得到了崇拜，认为只要时常敬奉神佛，念诵佛经、佛的名号，或在佛像前许愿，就会获得保佑，得到善报福报。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念经成为时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会稽士人范之纲，居于城中，壮岁下世。有两子，能谨畏治生，日以给足。其母早夜焚香，敬祷天地百神，且诵经五十过。凡十余年，未尝少辍。”“钱唐旧有长老，名重喜，会稽人。少以捕鱼为生业，而日诵观世音菩萨不少休。”
祭祖是元旦最重要的大事。每逢大事或重要节日，都要举行祭祖活动，以示孝顺。在这一天，绍兴人要举行隆重的家祭或墓祭。祭祖一般在家中进行，届时有展先像之俗。其时，家家户户在堂屋中悬挂祖先画像，具香烛、茶果糕点等，家长肃衣冠，率全家老少依次祭拜。
祭大禹风俗，以绍兴最为盛行。《嘉泰会稽志》卷一三《节序》载：“三月五日，俗传禹生之日。禹庙游人最盛，无贫富贵贱，倾城俱出。士民皆乘画舫，丹雘鲜明，酒樽食具甚盛，宾主列坐，前设歌舞，小民尤相矜尚，虽非富饶，亦终岁储蓄以为下湖之行。”
其地的节日活动基本与各地一致。以端午斗力之俗为例，范成大《吴郡志》卷二《风俗》载：“江南之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宣城、毗郡、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皆同。”重五日，绍兴同样有在家中挂张天师像等习俗，以祈求得家中平安和幸福。如《嘉泰会稽志》卷一三《节序》载：“重五日，户户皆以土偶张天师置门额上，或以虎或以艾束作人形，而以土作天师头，竹作剑，木作印。”七月七日的乞巧节，绍兴流行巧竿之俗。《嘉泰会稽志》卷一三《节序》载：“七夕立长竿于中庭，上设莲花，谓之巧竿，以酒果饼饵祭牛女，盖乞巧也。”又，九月九日为重阳节，该节日的主要内容有爬山登高、赏菊、吃重阳糕等。但在绍兴，民间流行食栗粽等俗。如《嘉泰会稽志》卷一三《节序》载：“重九亦相约登高，佩萸泛菊，不甚食糕，而多食栗粽，亦以相馈然。”
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如在重九日，绍兴“俗忌不相过，必有丧者乃往哭其灵几，且致祭焉，不知其所始也”。此外，绍兴还有独具特色的观荷节。《嘉泰会稽志》卷一三《节序》载：“五月六日观荷花，亦乘画舫，多集于梅山本觉寺；同时又游容山项里六峰，观杨梅。”
绍兴人重情，每当亲朋好友远行或来绍兴，他们总是要迎送。《嘉泰会稽志》对此作了详细记载：“《吴越春秋》有越人相送之辞，曰行行各努力。盖自古风俗笃厚，重于离别如此。今西出迎恩门，则临安路，有接待院，有吕氏庄，皆将迎之地。院侧竹台，因古城遗址，巨竹森茂。庄亦有亭榭花木，可以置酒。昔时山阴尉廨门外临运河，亦有亭，今废矣。远则有法云寺，柯桥馆灵秘院，皆其所也。东出五云门，则明州路，有会稽尉廨前亭子。石佛院西南出常禧门，一名偏门。婺州路则有小隐山园，其亭榭山林别见，远则有兰亭、天章寺。正南出稽山门，台州路，则有告成观、大禹寺，皆禹庙也。亦别见西门、东门，皆舟行。南门、西南门皆陆行，惟北门曰三江门，并海路绝。会稽之俗，笃厚交亲，迎则叙间阔，送则惜暌异，觞豆迭进，往往竟日。余樽剩炙淋漓狼藉，舟车结束惨有行色。至于僮仆铃下挽舟，将车之人罗拜于前，则亦犒以酒食，勉往者以勤悴，劳归者之良苦，恩意曲尽，观者太息，亦风俗之厚也。”
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府城中设有瓦舍勾栏。光宗朝，创始于北宋熙丰元祐孔三传的诸宫调，盛行于江浙一带，女艺人洪惠英等驰名会稽。山阴一带庙会，还常有演剧活动，所演戏曲当为宋杂剧或南戏。陆游在《剑南诗稿》的吟唱中曾对家乡的娱乐活动有不少具体描述。如其《镜湖女》：“湖中居人事舟楫，家家以舟作生业。女儿妆面花样红，小伞翻翻乱荷叶。日莫归来月色新，菱歌缥缈泛烟津。到家更约西邻女，明日湖桥看赛神。”《初夏闲居》：“高城薄暮闻吹角，小市丰年有戏场。”《书喜》：“酒坊饮客朝成市，佛庙村伶夜作场。”《幽居岁暮》：“巷北观神社，村东看戏场。”《出游》：“云烟古寺闻僧梵，灯火长桥见戏场。”《行饭至湖上》：“此身只合都无事，时向湖桥看戏场”。这些都反映了当地草市活跃的演艺活动。而《夜投山家》：“夜行山步鼓冬冬，小市优场炬火红。唤起少年巴蜀梦，宕渠山寺看蚕丛。”诗中前两句是讲山村小市的演出场景，后两句则回想起作者早年在蜀中看演出的情况。
民政和慈善事业也有可赞之处。当时城里生活困难人家，其生活得到了官府的有力救助，社会上已经形成了收养和赈济相结合的救助体制。如绍兴元年，绍兴府奉旨对城内的乞丐和流浪人员进行大规模收养，并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这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绍兴府通判朱璞向朝廷上奏言：
绍兴府街市乞丐稍多，被旨令依去年例日下赈济。今乞委都监抄札五厢界应管无依倚、流移、病患之人，发入养济院，仍差本府医官二员看治，童行二名，煎煮汤药，照管粥食。将病患人拘籍，累及一千人已上，至来年三月一日，死不及二分，给度牒一通；及五百人已上，死不及二分，支钱五十贯；二百人已上，死不及二分，支钱二十贯，并令童行分给。所有医官医治过病患人痊愈分数，比类支给。若满一千人，死不及一分，特与推恩。如有死亡之人，欲依去年例，委会稽、山阴县尉各于城外踏逐空闲官民地埋葬，仍委官逐日点检，无令暴露。
由此可见，绍兴府城中的乞丐在养济院中得到了很好的赡养。有“医官二名看治，童行名煎煮汤药，照管粥食”，可以说相当的周到细致。
绍兴府对居养院同样重视。孤寡老人的养济标准一般为日支米一升、钱十文省。居养院“为屋三十间”，其救助条件相当完备：“初，遇寒惟给纸衣及薪。久之冬为火室给炭，夏为凉棚。什器饰以金漆，茵被悉用毡帛。妇人、小儿置女使及乳母。”为了保证他们的生活，居养院的经费也是充分保障，划拨甚至优先于兵费，“有司先给居养、安济等用度，而兵食顾在其后”。
绍兴府的公墓设置较为完备。漏泽园在城南郊外，系北宋后期所设。两宋之际虽经战乱，但仍得到较好维护，而且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规模也不断扩大。绍兴元年十二月十四日，通判绍兴府朱璞言：“绍兴府……如有死亡之人，欲依去年例，委会稽、山阴县尉，各于城外踏逐空闲官地埋葬，仍委踏逐官点检，无令暴露。其养济院及外处方到未曾入院病患死亡之人，去年召到僧宗华收殓，雇人出城掩瘗，令县尉监视，置历拘籍。每及百人，次第保明申朝廷，给降度牒。”诏每掩瘗及二百人，与给度牒一道，余依所乞。守臣翟汝文命山阴县收集四郊无主尸骸入园，所葬者数以千计。庆元元年，提举浙东常平使李大性在绍兴府城外又增置义冢两处，分别位于城外会稽县界镇坞和山阴县界洄涌塘傍。采取男女分葬的方法，“男女以辨，缭以周墙，封其四围，画图传籍，备录分藏，闾里、姓名次第刻著，申命缁黄。”《嘉泰会稽志》卷一三载有当时任会稽县尉徐次铎所撰《记》文，对义冢设置过程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其略云：
越之流风，凡民有丧，即议侨寄，棺柩所积，夙号墓园。连岁不登，继以疠疫，而民不免于死亡。公奉命东来，一意全活，饥者振之以粟，病者起之以药，死者遗之以棺。荒政举行，毕力无倦。复有意于埋胔掩骼之举，命次铎走近郊，枚数寄棺，凡三千余。下令申饬晓告，使人人知有送死之义，且曰其有徇浮图火化者，助之缗钱，姑从其私，乃若无力归藏者，请于官给所费。规画已定，复命次铎度地，得二所，其一镇坞，广四十亩；又其一洄涌塘傍，十余亩。由是义冢之规立矣。两隅分峙，男女以辨，缭以周墙，封其四围，画图传籍，备录分藏，闾里、姓名次第刻著，申命缁黄。以视墓室丘封广列，尚为后图，庶几有以继于此也。自庆元改元夏，迄于冬十月，野处之棺为覆藏者凡千二百九十有三。据籍有考，至是泽及枯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