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沧县大留保住村(今属高川乡)做了45年会计，一摞摞账本都装在一个老式的大木柜里。虽然老伴一直劝我把这些东西扔掉，可我一直舍不得。一次，老伴把它们都搬到院子里，喊来了收破烂的老头，恰巧我一步赶到，我的宝贝才没有被卖掉，不然我会后悔一辈子。
今年春天家里搞装修，装修的师傅说，这么漂亮的房子摆着这么一个黑不溜秋的家伙实在不搭调，把木柜抬出去吧。于是，我就想着给它们安排一个新家。木柜子里一摞摞的账本有的用蓝色的包袱皮包着，有的用纤维绳子捆着，我把它们一一搬了出来，轻轻掸去上面的尘土。重新看着这一摞摞账本，我百感交集，尘封的岁月像家乡的老戏一折折地展现开来。
青涩年华
记得1954年国家号召农村组织互助组，1955年号召组织农业合作社。开始是初级社，把土地集中起来，不到几个月就解散了。1956年，又号召组织高级社。
初级社是一个自然村一个社，高级社就是几个自然村一个社。土地集中归公，由集体统一耕种；牲畜全部归公，由集体统一喂养；大型农具，如大车、耠子、耧、犁、耙统统归公，集中统一使用。我们大留保住村属于东八村联村社。各村基本独立干活，全社统一核算。我记事时，每村有队长、会计若干人。队长每天负责安排近百名劳力的农活，并领着人们一天分几个时段去干形形色色的农活。晚上回来，由队长根据各个人的具体劳动情况、任务的轻重、质量的好坏，经过评议，记合适的工分，年底决算分红。
我的父亲马宝利在联村社当财务股长，每天去王码头联村社上班。当时以每村为一个生产单位，但没有分配管理的权利，也享受不到什么特权。1957年，我在马连坦完小毕业，没有上初中就回家务农了。我当时只有14岁，为了多挣工分，每天也去地里跟着干活。冬天跟着人们到村西的坑里去抬坑泥，说是可以做肥料。两人一副抬筐，抬几十趟才能挣一分工，抬一天累得浑身散了架一般。因为当时没有农业机械，生产能力有限。一切农活都靠人力劳作，生产效率就低。有一天晚上，在西洼用水车浇麦子，三个人一组，有看畦口子的、有挡埝的、有赶驴拉水车的。那天特别冷，水车车上来的水流到阳沟里就冻成了冰。一层层越冻越高，最后水也流不到地里。后来，我们冻得实在受不了，干脆把水车链子落下来，不浇了。把驴拴到一边，我们拉着空水车转圈取暖，还到树行子里扒些树枝子点火取暖。当时人们的心气不是为了劳动，而是不干不行，一切为了应付领导检查。
我上小学时的学校是土改时收缴的一户富农的房子，开始是村公所，后来改成学校。中间的接山墙给扒了，架上了根老榆木，底下支了根柱子，这样两间屋通开，能容纳30个孩子。前面墙上挂了一块木板，涂上墨汁就是黑板。北面墙上都挖了槽子，南面垒了土墩，找了一些木板，也有从农户弄来的几块门板做桌面，一头嵌进墙上的槽子，一头搭在坯垒的土台子上。凳子各式各样，有三条腿的，也有方凳、蒲团，因为桌面不高，有的孩子就蹲着写字。开始全村就一个老师，是上级派来的，叫高宣栋。班里有20几个学生，是个大复式班，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在一个教室。村子里有一个专门管理学校的干部叫“教委”，学校有事找教委办。学习课程很单纯，小学生主要学习语文、数学，偶尔学学唱歌、画画。孩子们几乎不上体育课，因为没有操场，没有球篮，所以孩子们课下打尜尜、挤旮旯、打趴、骨碌模子、投老鸹窝……一切游戏都是因陋就简，就地取材。
1955年，我考上了马连坦完小，那里条件有所改善。每天吃过早饭，我用一块白布把书本和作业本、练习本包好，再带上中午吃的干粮、咸菜，用小手帕包好，学校负责蒸热。在学校一待就是一天，大家学得很带劲。五、六年级的课程也比较正规，课程有语文、数学、自然、地理、历史、珠算、音乐、体育、美术等。只可惜由于家庭条件限制，我没能继续上下去。
完小毕业后，我回家干了半年活。可能是普及小学教育的需要，各村都要成立民办小学。于是，1958年我在村子里当了半耕半读教师。一名只有15岁、小学毕业的孩子居然成了一名教师，听起来有点滑稽，可是在那个年月，一个村子也没有几个上完完小的，很多人家写信都找我。由于生计所迫，我教了没有半年就走了。
1958年开始“大跃进”。那时人民公社讲究“一大二公三平调”。所谓“大”，就是将原来一二百户的合作社合并成四五千户以至一两万户的人民公社。一般是几个乡一社。我们高川乡当时就属于崔尔庄大公社。所谓“公”，就是将几十上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的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原来的各个合作社(合并后叫大队或小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滋生严重的平均主义，并且常常因为分配不平均而产生矛盾。同时，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也都被收归社有。所谓“调”，就是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每年冬天，人民公社都组织轰轰烈烈的打砖井、搞水利活动。很多人觉得忙活一年得不到什么，纷纷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还未脱尽青涩的我就和同村的赵明月一同去了新疆，投奔我有一个在新疆的堂叔。但到了兰州往西没有火车，举目无亲的我们就在兰州待了下来，打了几天散工，在一个建筑公司当了工人，每月工资45元。毕竟年纪还小，心不沉稳，到l961年春天又跑回了家。
艰涩的青春
1961年，从兰州回家后，经人介绍我与妻子贺淑芬结婚。当时我19岁，她18岁。1961年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严重的时候，一切操办都很简单。我们两个人只见了一次面，一个月后便举行了所谓的婚礼。没有新房子，没有照相，没有添置家具，只是母亲用全家攒下的布票给我媳妇做了一件褂子，给我们添置了一床新被。接我媳妇用的还是老牛车，上面扎了席棚，两面贴了大红喜字。
三年困难时期，每人每年发给1.8尺布票，人们再凭布票买布。可以想象1。8尺布能做什么呢，顶多过年的时候人们做双新鞋。所以人们多是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家里孩子多的都是老大的衣服穿小了老二、老三接着穿，直到没有衣服样子了再拆了打夹子做鞋。即便新媳妇也没有两件像样的衣服，只有结婚当天或者走亲去才拾掇得整齐点。一般人家有事或者走亲跟人借衣服是常事。
因为布票太少，一到冬天，家家户户的妇女都纺线、织布。自己织的粗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结实。我们家的纺车是我自己做的，虽然不精致，可是媳妇用得很上手。她先把弹好的棉花搓成棉条，然后用纺车纺成棉线，接着把线穗子上的线落在落子上、上拐子、上面浆，再落到落子上，最后牵线、提经、镶箸、上织布机，这是经线，再把纬线穿在梭子上，手脚并用可以织布了。
1958年，村子里只有赵木林有一辆破自行车。车轮的好几根辐条子都折了，用铁丝绑着，前后胎也都缠了绳子。村子里的人用肩膀挑东西、用小推车推觉得很满足。有的推着胶轮小车去天津海堡做小买卖。20世纪60年代姑娘出嫁跟婆家要“三转一响”，其中就有自行车(其它指手表、缝纫机、收音机)，可见当时一辆自行车多么稀罕。我那时候，根本用不上自行车，更别提汽车，能用胶轮大车接媳妇就不错了。
那时，大家还在吃集体食堂，自己一点粮食也没有。在食堂，社员们吃的只有像刷锅水一样的高粱粥和一些地瓜干。有时农活太累，还分一些地瓜干煎饼或黑窝窝头。菜，当时只有辣菜疙瘩、胡萝卜缨子腌制的咸菜。能吃一顿盐水煮白菜萝卜和少量粉条，就算改善了生活。每当开饭时，社员们排队去食堂打饭。经常的主食是把棉花籽在石碾子上轧碎掺上点粮食面，吃得时候硌牙。1961年5月食堂散了，社员们直接从大队上领粮食回家做饭。每天每人2两8钱4，也就是每天不到3两粮食。
那年是典型的“瓜莱代”时光，坑里长着一层笮菜(一种水草)，人们拼命地争抢、捞取，代食品有南瓜、白菜、萝卜、胡萝卜……人们还发明了一种连猪都不吃、却有着美名的东西——淀粉。淀粉就是把豆秸、玉米轴用碾子轧碎，然后再过箩筛出细面，再像做豆腐似的用水泡过，然后过布包，过滤出的汁水放进缸里沉淀，那种沉淀物就叫淀粉。
因为我父亲在村子里是干部，又赶上我结婚，集体就照顾。婚宴上喝的是父亲托人买的几斤散装酒，吃的是小米绿豆饭。记忆中那是我人生中吃的最美的一顿饭。婚后又吃了几个月的食堂，食堂就散了。各家从队上分了一点粮食，每人每天几两口粮。当时，我家人口多，有爷爷、父母和我们弟兄七个，还有两个妹妹。全家l2口人早上熬粥就用一桶半水。每天一锅干的(主食)也就是在坑里捞些笮菜洗净后掺上点面子贴锅捧子。还有就是把棉花籽在石头碾子上一轧就蒸着吃。那时盐也不随便买，一些人由于营养不良得了浮肿。
那时自由市场上，凡是能吃的东西就特别贵。说是麦子5元钱一斤，很小的馒头l元钱l个。不过有价无市，集市上从来没有看到卖的。胡萝卜l元1斤，白菜1元1斤半。那时国家供给的煤炭是1分钱l斤，棒子面是l角钱l斤，面粉是1角5分1斤。集市上一搂粗的榆木梁不过5元钱，一身估衣卖不了5毛钱，一只鸡可以卖到几十元，而一头牛却无人问津，因为牛不许宰杀。人们手里无钱，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吃的东西。
1961年的春天，刚开春就没有吃的，母亲和人们一块到高川集上买来米糠，再掺上干菜蒸窝头吃，填饱了肚子就行。可大便的时候就困难了，干燥、憋肚，说什么也拉不下来。
到了l962年，情况有了好转。农村实行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分配形式，只要多干活多挣工分就能多分粮食。而且农村允许农民有5％的自留地，可以开一些闲散地，自己自主种一些蔬菜之类了，农民的饥饿状况有所改变。不过，大集体管理下的土地还是低产。每人每天的粮食计划大都满足不了8两毛粮，常常还要吃返销粮，由国家给颁发粮证。粮食紧张的状况大约持续到l980年，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才彻底改变了粮食短缺的状况。
1963年，因为全家人口太多，父母把我和妻子分出来单过。因为没房，只好找村干部要了牲口棚院里的两间小东配房。小屋很矮，人在炕上都站不直身子。我的妻子很勤快、很节俭，能吃苦，父母把我们分出来，只给了两个碗两双筷子，4斤黑豆面和结婚时做的那床被子。虽然吃不饱，每天也要三出工。那时她在棉花房上班，每天晚上干半宿活，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做饭。那时连买盐的钱也没有，她经常去娘家要点咸菜。后来我们陆续添了4个女儿2个儿子。一家子8口人每天除了生产队挣工分之外，一早一晚也是拼命地干。妻子怀孕期间也舍不得耽误挣工分，一直到生孩子才歇几天，孩子一过十二晌，就又什么活都干。妻子自己还喂养着几只羊、两头猪，那时人都没有粮食吃，用什么喂猪羊呢，全凭一早一晚或者在生产队干活的间隙挖地里的菜棵子。晚上，妻子也没有睡过囫囵觉，针线活都是晚上做。那时买不起缝纫机，衣服鞋袜都靠妻子一针一线地缝制，晚上点着一盏煤油灯，要么纺线，要么纳鞋底缝补衣服，总要一直到深夜。妻子在队里干活也是一把好手，人们都说她是铁人。
与算盘相伴的日子
1964年春天，我做了大队会计。原来的会计卢培治担任党支部书记，陶金升为生产队大队长。我连初中门都没有进，不会打算盘，记账的格式、方法一窍不通。老会计就鼓励我，手把手地教我打算盘。当时使用的传票记账都是卢会计一点一点教的。
1956年合作化时，我们村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下设两个生产组，一组组长是赵连芝，二组组长是赵明起，人们都称组长为队长。到1960年并为一个生产大队。大队由支部书记、生产大队长、大队会计、记工员、现金保管员、仓库保管员组成。下层组织由带领社员干活的队长、民兵连长、妇女主任、团支书组成。支部书记、大队长、会计被称作“三大要员”。除了三大要员之外，其余干部都是误工补工(因公没有参加劳动同样计分)、定额补贴的方法。三大要员工分高于一般社员。
当时的工作状态是一年四季人们有活干。因为饲养员一年四季挣工分，别人没活干心中不平，队里只好一年四季安排活。可是，农闲时又实在没有什么活，就造成了出工不出力。生产队长每天早上打铃后，开始派活，根据不同的季节或者是不同的天气安排社员不同的活计，譬如春季要拉粪、耕地、播种，夏季要锄草、洒药，秋季收割、打场，冬季挖坑泥沤肥、拔棉花杆子。平时，生产队长还要安排年幼的放牛放羊、看树行子，年长的看青、看场、铡草喂牲口。有时还根据需要组织社员出河工等等。每天上工前生产队长总要和生产队几个较有威信的社员就一天所要做的活计进行分派，生产队长再根据队里男女老幼的不同情况进行派活。社员所做活计的粗细，工分的多少，不论你是否满意，这个时候是生产队长一个人说了算。队里的技术活就是赶大车、耕地、播种，闲的没活做的派去用筐头背土垫道，一天三出工、四出工(有时晚上也干活，如秋后剥玉米皮)。另外，农户还要往生产队交青草，交农家肥，都按工分与农户结账。后来实行了“小包工”即某块地的活干完了给记满分，干不完扣分。这种办法很有激励作用，社员们都喜欢干包工活。
我任大队会计每天忙得很，整天跟算盘珠子和票据、表格打交道。麦季还好点，比较单纯。只是预分口粮，分配核算比较轻松。可是一到秋后，一直忙到结算完了也就快过年了。每天主要工作就是分东西，粮食、红薯，人们的口粮要分，玉米秸、高粱茬，只要不能做饲草的东西，有利用价值的都要分。每一次分配都是按人劳比例，所以每一次分粮食都要核算制表，再一户户分到各户。完场后就做决算的准备工作。首先把各家各户的工分汇总起来，包括出工工分、交肥分、交草分、社务工、确定照顾对象和出工数，完了之后再汇总粮食分配汇总表。玉米、大豆、谷子、高粱每一种粮食都要单独汇总。各类粮食都要作价，玉米1角钱一斤，小麦1.2角一斤，加上棉花卖枣卖梨的钱核算总收入，按上级要求制定分配方案，按照先国家再集体后个人的分配原则。国家要征收农业税，集体要留足种子、饲料，剩余部分社员们分配。社员分配部分按照总用工确定工值，具体到户要扣去夏季预分和秋季预分，一共是两个决算。一个是实物结算，也就是按人劳比例分配的粮食、柴禾之类的东西；第二是现金决算，现金结算是按劳分配的，有工分才有钱。往往人们提前预支，到时候也分不到现金，能有几十块钱进家的是好的了。
我觉得当会计实在是太累了，主张划分成三个生产队。划分生产队后，每个队都会有会计，那样我一个人干的活可以分给三个人干。其实也不仅仅是为自己着想，也是当时的民心所向。锅越大，做的饭越难吃呀。
为了尽快把大队分开，我找了几个好管事的社员坐下来共同商量分队问题。当时支部书记卢培治在医院照顾病重的父亲，分队的事情由我主持。按照户数、村民在村子的居住位置分成三个生产队，集体财产：果树、土地、农具、牲畜、库存的生产资料分成三份，由代表抓阉的方法分到三个生产队。大队成员也用抓阄的方法进入各个队，卢培治去了二队，我去了三队，刘宝瑞在一队。通过社员推选，产生了各生产队长和会计。分队后，各个队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工作效率提高了很多，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有了很大改变。
发展集体副业
20世纪60年代上级倡导以副养农、以副促农，村党支部研究决定搞些副业。开始做纸捻儿，村子里跑业务的不多，销路不太好，改做鞭炮。鞭炮可以就地销售，不用愁销路，着实红火了几年。只是这种副业风险大，整天提心吊胆，做了两年就散了。
接下来我们又开始做五金。当时，尚官屯的李玉斌、小留保住的王彦敖等人在外地进了部分铁料，请技术人员做了钳子、夹板等工具。由村子里的能人马宝山、马炳军、赵培枝、卢培站、赵建芳等人做起了套螺丝的副业。当时找要螺丝的客户不难，难得是进铁料、买扳牙和螺丝锥。后来赵彦香当了业务员生意越做越大，效益越来越高。l969年村子里办了电，打了一个机井组(深、中、浅三眼机井)，村子的大队部也翻建成6间的房子。1975年村子由一个大队分成三个生产队，有的做五金，有的制作鞭炮，有的捞草纸，村子里的副业搞得红红火火。1978年，一小队存鞭炮的仓库炸了，四间土房炸成一片废墟，还烧伤了几个人。二小队在轧药时，也发生了爆炸、起火，有一个村民在试两响时把右眼球炸伤摘除了，落下了终身残疾，这种副业虽然赚钱，但出了几次事故，人们再也不做鞭炮了，都把目光转向做五金。一直到实行联产承包，村子里才没有了集体企业。
记忆疤痕
洪水l963年8月上旬，海河流域突发特大洪水，势如猛虎奔腾咆哮，由西而东卷着一米多深的水头闯入县境。老滹沱河在高川村东开了口子，我们村首先被淹，一地快到口的好庄稼全都泡了汤。村民住的都是土房子，只有四五层的砖基，随后都泡倒了。正是庄稼接近成熟的季节，停雨时社员们就凫水去削高粱穗，捆成个子，系在腰上凫水拉回来，晾晒在已经坍塌的房顶上。阎辛庄在我们村北一里地，由于地势低洼，房子全倒了，老人妇女和孩子都通过亲戚、朋友安排在我们村暂住。十几天过去了，洪水开始回落，谷子、春红薯都已经变质有臭味了。国家没有忘记我们，为了解决社员群众吃饭问题，县委、政府紧急组织动员县直各部门烙大饼，捐献各种食品，协调机场飞机空投到灾区，同时派出多名采购员分赴全国各地采购代食品救济灾民，如东北的甜菜渣、天津的豆腐渣、广西的木薯粉、浙江的小萝卜等等整车皮的调进，供应灾民。那年靠吃国家救济度过了灾荒，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也在那年农历九月初九降生了。
房子是家的标志。合作化时期，我家住着祖辈上留下的几间土坯房，村子里有几家好房子是砖包皮的。l956年村子里打井没有砖用，又把砖拆下来打井用了，所以全村几乎看不见砖房。1963年房子都泡倒了，人们依然用土坯盖房子，只有墙基是砖砌成的宽宽的槽子，里面填满砖头瓦块。我们家只有三间房子，后来因为在天津铁路工作的哥哥，在部队当兵的三弟相继结婚，房子显得紧张，1970年又盖了新砖房。大队给每盖房户分了200斤苇子，300斤秫秸。大队还统一组织了盖房班子，专门给村子里的无房户盖房。大队给记工分，农户盖房的土坯都是人抬车推运回来，20块土坯记一分工。盖房户没有条件管饭，到秋后决算时，苇子款、秫秸款、房价一律并入秋后决算分红，那年我盖房连工带料98元。我们夫妻两个人拼命挣工分，三年才把缺粮款还清。
地震l966年3月8日下午，人们正在地里干活，突然感觉大地猛烈的晃动，有人惊呼闹地震了，然后转身往家跑。街上一片混乱，村子里赵彦楼的土坯房子率先倒了，紧接着又有几处房子在猛烈的晃动中土崩瓦解。后来的日子里又闹了几次余震，人们吓坏了，纷纷在院子里搭了窝棚住。震后人们知道我们这里不过受到波及，真正受灾严重的是邢台，震级达到6.8级。
（马炳芳，沧县高川乡大留保住村原会计；沈培岗，沧县高川乡前高龙华小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