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盈去年大学毕业，这一年半来，她在深圳做体制内的基层“临时工”，即编外岗位。
这样的工作对于海盈来说，也是临时的。她在等待“上岸”的机会，老家湖南，像广东这样与湖南相邻省份的体制内岗位，或者公立学校的教师岗，是她的上岸目标。
图源：深圳微时光
于海盈学的音乐专业，临毕业时，她考上了广东某市公立学校的教师岗位，因疫情等缘故，学校最终取消了录用通知。
毕业前，于海盈曾在亲戚的电商公司里上过班，当时正是销售旺季，她为了业绩忙得昏天暗地，整个旺季她的销售额超过10万美金，提成只有5000块（人民币），她觉得不公平，亲戚“PUA”她，“给你份工作就不错了，还说这么多”。后来她自己又找了一份实习工作，在广州，月薪3000元，不包吃住，没有五险一金，单休。
毕业后，于海盈考上了深圳某街道办的编外岗位，从此她再不打算去企业碰运气。在她看来，与累死累活、保障差的企业岗位相比，做编外还是挺不错的——五险一金严格按法规标准缴纳，每年有免费体检，工作日能吃食堂，即便哪天被辞退了，单位也会足额支付劳动赔偿，“相对很多企业，已经规范很多了”。
一、名校生与宝爸宝妈的选择
于海盈先后换过三份编外工作，她共事过的年轻人中，不少人跟她一样在等待“上岸”。考研或准备留学的占一小部分，更多的打算考公务员。这些年轻人中，不乏国内外名校毕业生，有些还是硕士。
还有另一部分年轻人，毕业后在企业里上过几年班，觉得“太压榨，没必要”，所以选择在政府机关、基层组织做编外工作。“像街道办、社区工作站这些基层单位，办公室文化都比较温和包容，同事们倾向于稳定，没有那么卷，也不像企业，有那么内斗什么的”，于海盈说。
于海盈一位前同事，在老家考公8年未能上岸，其后去国外留学拿了个硕士学位，毕业后进入深圳某街道办做了一个编外人员。年龄过了30岁，这名同事不再执着于考公，她愿意把编外工作作为长期职业。
临近35岁的刘潮华，在深圳某社区工作站做了将近五年的编外工作。进社区后，刘潮华参加过七八次公务员考试，目标都是粤北老家的岗位，其中有两次进入面试环节，可最终没有成功。现在他到了这个年龄，除了上班，还要顾家顾孩子，考公这事儿“基本上算是放弃了”。
刘潮华大学毕业后，在深圳的物流行业工作过几年。其后他回到粤北老家，开了家咖啡店，生意不见起色，投入的钱打了水漂。再回到深圳谋生时，他三十岁左右，又发现“深圳变得更卷了”。
在深圳，跟刚毕业的小年轻比，他的年龄在求职中已不占优势，他所学专业也没什么职场竞争力。偶然遇到基层编外岗位招募，他面试进入了社区工作站。
跟以前的公司比起来，刘潮华觉得社区工作的好处在于，不用再背业绩指标，也不用时刻绷紧失业那根弦，“在社区你认真做事情就好，只要不犯大错误，基本不会被炒鱿鱼。不像企业，今天还坐在这里，感觉明天业绩不达标，就得卷铺盖走人了”。
刘潮华入职以来，他工作的社区工作站，还没有主动辞退编外人员的情况。他有好几个同事，同样是编外人员，这两三年已经陆续退休。
社区工作，另一个吸引刘潮华的地方，就是对有孩子的员工非常友好。早上他要是带孩子去医院，跟社区一把手二把手请半天假，“领导是比较包容的，不会在这些事情上故意卡你”。“要是在企业，请一两次还好，请多了老板肯定会给你脸色看的”。
有些双职工家庭，孩子临时停课，或者放学后没有人照顾，同事暂时把孩子放在办公室里写作业，领导在这些事情上也十分照顾。
于海盈以前工作的办公室里，同事的两个女儿没人帮忙照料，放学后直接来到办公室里等妈妈，领导的孩子偶尔也会过来，几个小朋友凑在一起写作业或玩耍，“这在大多数企业，是很难想象的”。
二、编外工作者群像
刘潮华工作的社区工作站有三十多个人，其中9成左右为编外人员。同事当中，有正式编制的只有一把手一人。还有少部分年龄较大的同事，属于早期政策安置人员，如90年代转业的工程兵。
从他入职到现在，办公室里主动离职的同事只有三个，两个考公上岸，一个婚后回归家庭。
在深圳，不同的区，编外人员的待遇标准各不相同。市直机关与各区又不相同。市中心的两个区，待遇是最好的，像福田，应届生被录用后，每月到手工资有8000多元。不过，有些区的待遇非常低，收入“维持生活都成问题”。
刘潮华了解到，福田招录编外人员采取“熔断机制”——“报名人数再多，筛选后参加考试的人数，是按1:10标准来定，某个岗位招一个人，只会选10个候选人参加考试”。“要让所有报名者都参加考试，那安排考场、组织考试的成本太高了”。
刘潮华工作的社区工作站，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社区内40岁以上的同事占了一半，不少人在社区里工作了一二十年，这些同事“生活没有大的变动，应该会在社区熬到退休”。
刘潮华的办公室里，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一类是土生土长的深圳人，这当中很少人再追求考公上岸，“我遇到的在深圳出生长大，还在考公务员的就一个，其他的没有考虑这个，他们进社区做编外工作是可以接受的”。
另一类是来自外地的小年轻，十有八九会参加几次公务员考试。但现在竞争太激烈了，刘潮华到社区工作四年多，同事当中成功上岸的只有两个。其中一个是退伍军人，这一身份在公务员录取中，可以获得适当的加分，“他们考公很占优势”。也有同事像刘潮华这样，本来铆足劲头准备考公，最终没有考上，最后决定在社区长期工作下去。
刘潮华的同事中，进了社区工作站，就不再考虑去企业上班的人也有不少。“来社区上班的，大部分是文科生，也有少数是非技术专业的理科生，大家去企业求职，可选择的岗位中，收入一般都不会太高。在基层工作，跟之前的收入落差也不大”。刘潮华有个同事，原本在国企工作，因待遇太低，才考进了社区工作站。
况且社区工作站的工作环境，不像企业那样内卷，尤其是在公司上过几年班的人，来社区以后，感受到的差异就非常明显，“我们会调侃说，遭受过社会毒打，进来感觉可太好了”。
于海盈其中一份编外工作，遇上了所在区大规模清理编外人员的政策。不过，在她的观察中，“大部分编外岗位非常稳定，“只要进来，不犯什么错误，大部分都能续签（劳动合同）”。
于海盈共事过的同事中，“接近退休的姐姐”占了一定数量，年龄最大的出生于68年，“上到60后，下到00后，中流砥柱是80后”。
于海盈发现，基层组织看重工作人员的稳定性。她在某个街道办工作时，听到过领导的招聘倾向，“最好是30岁左右的男性，能加班”，“20岁出头的小年轻，进来都想考公，领导也担心国考、省考扎堆请假”。
“领导不会介意她离开职场多久了，她的基层工作经验很丰富，回去甚至还可以指导新人”，此外，她们“有孩子，有家庭”，也意味着更加稳定。
不过，基层领导对未生育女性，是介意的，“我在之前的办公室，也遇到入职不久就怀孕的同事，她一休产假，工作就得其他人分摊。领导最怕这种情况”。
三、忙碌、相对稳定，只能解决温饱
刘潮华工作、居住在不同的行政区，他发现，人口组成、区域经济生态不同，基层工作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像他工作的社区位于市中心，每年要应对一些检查工作，“如果是大鹏的社区，可能就不太需要”。
不同社区的工作重点，可能也会有所不同，刘潮华工作的社区，辖区大都是住宅区，附近有个社区，辖区内写字楼比较多，基层的日常工作内容与刘潮华的社区会有一定差异，“而且他们的工作人员中，年轻人会多一点”。
刘潮华发现，青壮年是社区工作的顶梁柱，加班多，最累、最复杂的工作，都是交给这一群人。“我是综合岗，我自己手头的工作，是同类岗位中最辛苦的”。
做组织员的同事，比刘潮华更辛苦，这个岗位涉及到党务，案头工作的繁重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因此组织员的离职率相对较高，但即便离职，他们大多会再找一个工作不太繁重的编外岗位。
基层工作特殊的一点在于，编外人员的数额是固定的。即便有编外人员离职，社区工作站也没有自行招人的权利，招聘由区组织部统一发布公告，考试，再分配到各个社区。
招人不像企业一样容易，这就导致基层工作者需要承担额外的工作。“社区工作站两个组织员，其中一人离职了，两个人的工作都要压在剩下那个人身上，只有招到新人，你额外的工作才能分出去”。如果有同事怀孕或者住院，需要长期休假，他的工作一般由别的同事分摊。去年，刘潮华有个同事因为生病，在家休养了几个月，他的工作就被几个同事共同分担了。
另外，一些周期性任务也会让同事们的工作异常忙碌，比如人口普查、经济普查。“有些时候特别忙，我们早上7点半就开始上班了。”
倘若社区工作站承担了额外的任务，区组织部会多招几个人，来完成这些额外的工作，等阶段性任务结束后，社区人员额度再恢复到原样。在刘潮华工作的社区，这些多招的工作人员，还没有被辞退的先例，同一个街道有十几个社区，其他社区如果人员离职，留出空余岗位，这些人可以轮岗过去。
“我们社区今年进行过一次轮岗，涉及到的同事，都接受了安排，大环境现在也不好，大家更想求稳。”刘潮华说。
编外工作的稳定性也在下降，2023年，国内多个省份开始启动编外人员清退工作，深圳也有部分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编外人员清退。
“在社区做编外人员，职业晋升空间很有限，收入肯定也很一般，只能说解决温饱问题”，刘潮华工作的地方，按“星级制”涨薪，工作人员积累5颗星，可以涨一级工资。大家通过年终考评获得星星，“优秀可以加五颗星，良好三颗星，合格两颗星，对于普通工作人员来说，拿到优秀和良好不是那么容易的”。
即便如此，刘潮华这七八年内不会考虑跳槽，“大环境不好，要回升也是个缓慢的过程，而且我还想要二胎，两个娃的家庭，肯定还得求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