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在广州时期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前期研究多表达为初创而已，而广州东山柏园史语所对中国人文科学的贡献绝非“初创”两字可以概括的。
一、兼职与专职
1927年6月9日决定成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7月4日国民政府公布大学院组织法。10月1日蔡元培被任为大学院院长。11月20日，中央研究院举行筹备会议，通过组织条例，推举蔡元培先生兼任院长，本年先设立理化实业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地质研究所、观象台四个研究机构，推举了各所筹备委员。
1928年4月10日，国民政府修改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改“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4月23日特任蔡元培为院长。8月17日，蔡元培呈大学院院长等多职务辞呈，于10月3日为专任院长，同日委任蒋梦麟先生为大学院院长，10月23日大学院改为教育部。10月31日，国民政府公布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直属民国政府。（引自1967年台北出版《蔡元培自述》、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蔡元培全集》）
1929年1月22日，史语所秘书代行所长职务的傅斯年复罗常培公函：“莘田先生教席：惠诺改任研究员事，无任感荷。又承示下个人工作计划及韵书研究工作计划两件，奉读之下，不胜钦佩。已交赵元任阅过，一切同意。从此韵书整理，粤语研究必借先生以光本所也。”（引自《傅斯年遗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1929年1月30日蔡元培致函傅斯年：“孟真吾兄大鉴：承寄历史语言研究所各种刊物，想见勇猛精进，良堪欣慰。惟研究所已迁出中大，而刊物上却见有中山大学字样，或是发稿时尚未脱离中大也。”
上述文字可以看到，从10月3日起，蔡元培不再兼职，而是专职的领导，领导带头要专职，也就是现在的话说不能业余炒更，公务员不能兼任协会等组织职务而领取报酬。1928年10月3日顾颉刚先生在做什么呢？《日记》记载，在家里为第49期的刊载《春秋经》写案语言，然后到了文明路学校。容肇祖则来了两次帮助同事买船票，他于晚上备课，后到丁山家、罗常培家串门。10月6日星期六，容肇祖夫妇邀请顾颉刚夫妇到家晚饭，一起到双门底买书，到西关“中山戏院”看电影《柳暗花明》。10月13日星期六，顾颉刚先到傅斯年春园路寓所，未遇到，接着到文明路学校，送讲义送档案，回东山家中，见到了傅斯年、容肇祖、罗常培等同事，并一起吃饭。
图为从大院看柏园入口背面，拍摄于2022年2月28日。
同在学校供职的罗常培先生在1929年1月辞去中山大学教职，成为专职研究员。日后在音韵学、少数民族语言、方言调查方面做出了许多开创性工作。1929年10月18日写毕于北平的《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实际在广州完成的，在1929年4月28日完成的《声韵同然集残稿跋》中罗常培做了说明，“今年春，余方董理明季耶稣会士利玛窦金尼阁等所用罗马字标音，粗得条贯。”“因复志其梗概，略论反切之流变，著之篇末”。此文具有开拓性。新中国成立后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并任首任所长。
中山大学文科教授和史语所的创建者和学术主力许多来自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开始提出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固有文化。研究部设语言文字学组、文学组、史学及考古组、哲学组和美术音乐组。中山大学文科教授许多是厦门大学转移过来的，这一历史少为人所及，丁山先生就是其中一位。1926年10月10日厦门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林语堂出任国语系主任和筹备国学研究院，主导教授身兼两职，后来在广州建立史语所的顾颉刚、容肇祖、罗常培和丁山均曾在厦门大学任教并在国学研究院从事研究。广州东山史语所最早的参与者余永梁、杨筠如也来自厦门大学，1926年9月受聘集美学校国学专门部，该部于1927年与厦门大学合办。（引自《集美学校百年校史》）陈嘉庚先生企业因经营困难经费拮据，1927年2月11日陈嘉庚电告厦门大学停办国学研究院及文科。（引自2021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厦门大学中文系系史》）
1928年丁山由鲁迅介绍进入中山大学，《四十自序》中写：”到在粤两年，使余学问上激起变化，而渐入史学研究者，则受顾颉刚先生影响最深。”1929年至1932年进入史语所专任研究员三年，在史语所工作负责“文字组”。1929年5月16日丁山致函傅斯年，述及《经籍大辞典》辞典之事自去年12月19日开始工作，帮助抄写的有谭舜卿、黄蔼如和李华海，（引自苏同炳著《手植桢楠已成荫——傅斯年与中研院史语所》，台北：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
图为柏园东西座联体入口的柱式，拍摄于2022年2月28日。
二、斯文的钱
1928年7月至1929年6月史语所预算，全年合计9255元，房租占5%、购置费占50%，薪津占34.1%。1928年10月左右开始领薪者的是傅斯年、陈寅恪、刘半农、常惠、李家瑞、刘天华、李半农、朱芳圃、黄淬伯等，董作宾是1928年下半年开始领薪，史国禄是1928年6月开始领薪，余永梁1928年8月开始领薪，为余永梁准备赴巴黎川资800元。傅斯年月薪四百元，最低薪水员工月薪20元。（引自苏同炳著《手植桢楠已成荫——傅斯年与中研院史语所》，台北：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
1929年1月9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1期刊登辛树帜先生赠本校鸟百只校闻并刊登辛先生来函摘录：“弟自今年上期，曾组织一大队，赴广西之猺山，从事生物采集；计两月中，得标本近五百余件，都数千种，现在整理研究中。俟他日完成，当将所作报告，寄上请教也。猺山，广西省政府视为化外；其中猺人，共分五种，俱住打猎处之山中，从未与界接洽，保存寄异之风俗颇多，故此地不仅为生物家之乐园，亦研究人类学者所应注意之地也；。兹特寄上前次在罗香猺中所摄之照片数张赠兄，望兄纳！又曾嘱弟之助教任国荣君（此君对两广鸟类，有颇精细之研究；且善射猎，亦吾国生物界不可多得人才也。此地现有鸟学名著，价近百元，供彼研究。）将猺山鸟类赠送贵校百只，凡四十余种；望兄收得后，（另另理科主任致贵校之函，）示知！此次弟在猺山，共猎鸟六千余，破西人在吾国采鸟之记录，因弟有剥鸟之技人六人，皆久经训练者也。此地孟真颉刚诸兄，嘱念及吾兄，特告。忙中草此，不尽欲言。此上，敬叩公安（弟树帜顿首十九日”
没有语史所就没有史语所，没有中山大学就没有跨学科参与获得田野调查的最新进展，杨先生似乎有过河拆桥之嫌，对实际情况不了解，傅斯年是唯一可以与上级领导通消息的，当官的坐在办公室琢磨南蛮那帮小子是如何蒙骗领导的。顾颉刚辛辛苦苦计划写作署名在傅前，筹备完一无是处；辛树帜开先河之举但暗中却没有好评。
从始自终，研究所就需要钱，顾颉刚要300元费用自己支配，傅斯年与蔡元培的信札多处讲钱，1928年5月5月5日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三位筹备员致蔡元培、杨杏佛报告四月初三收到三千元，提出预算每年十二万元，若月一万尚感觉此困难，月五千难成事。史语所发掘和调查是与传统的“国学院”是有区别的。1928年4月2日傅斯年拟邀请胡适来广州讲学，傅斯年致函中主动讲钱，拟送来往川资四百元，每月照此间教员最高薪数大洋四百元（或毫洋五百）。杨杏佛是总干事，复史语所的信大部分由他具体负责。11月尾的信谈的是10月的钱，已经是“冻过水”。
陈寅恪从进入史语所到在香港沦陷时求助傅斯年，几乎信信求金，斯文的钱啊！1928年9月傅斯年致函陈寅恪谈整理清内阁资料之余，开始谈研究所补助退还部分清华教学工作量的薪俸，从北平开始工作之日补。1942年8月14日，傅斯年复陈寅恪报销旅费问题、加薪问题、能否不到李庄留桂林领专职研究员薪金问题，均是经济学的问题。
傅斯年在1930年8月4日致电留在广州善后租住柏园旁边恤孤直街的会计肖纶徽，电报内容依然是与史国禄的钱：“付史究若干，函中各项外另付否？年”。傅斯年也发电报史国禄，开始是由庄泽宣转，根据1930年7月30日电报上史国禄地址在东山Pak-tsi路16号。杨总干事也着急，抱怨辛树帜在广西用钱，机构改革又刚开始，大学院领导为蒋先生，又改为教育部，机构改革都不知道明天的钱在哪里。
顾颉刚在任国荣的《猺山两月观察记》跋语中，言及辛树帜、任国荣等生物系师生于1928年5月至7月在广西瑶山开展生物学标本采集的同时，晚上又举行语言学、人类学的调查。此次调查得到动植物标本二万余件。
由钱引出猜疑问，杨总干事暗中抱怨辛树帜乱花钱，将来的成绩中山大学和史语所难分清。毛主席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老同事辛先生可是大气的人，弃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不当进入大学当教授，1932年最早支援大西北成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1939年4月改为西北农学院。1945年再建兰州大学任校长，理工男比文科男提早研究人类学、民族学，“辛苦辛苦，独树一帜”，为史语所开人类学、民族学先河。清华校报同天报道辛先生赠鸟和关于猺山的调查，同版刊载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12月30日关于中央研究院性质和内容谈话采访，在谈到各所进行的概况时，居然将语史所形容为“分立于广州北平河南各地”，按照蔡元培1928年12月26日致冯玉详的函是拟在河南设彰德办公处，“挖掘地层，籍便考古”。客观表达应该为，在广州的史语所在河南彭彰和北平设两分处。分管财务的上级领导不清楚野外考察、考古现场和办公室的区别，野外考察的补贴估计没办法通过审批。幸好根据杨先生的看法，史语所成绩不算最差，杨先生认为史语所至其时完成计划的十分之五六，气象和地质两部完成了十分之八九，物理化学工程三所完成十分之二三。
图为从街道上所看到的柏园，拍摄于2022年2月28日。
三、男儿自当强
《顾颉刚日记》10月21日写道：“写定生信。看《猺山两月视察记》。功甫来。到叔傥处，未遇。元胎夫妇，其妹来，与履安艮男同出。仲琴偕其次子来。作《猺山调查专号》跋语，未毕。仲琴来，同到孟真处开会，讨论中央研究院事，并看房。”
1930年1月15日傅斯年致函黄际遇，函中谓“中山大学同人待弟之钱疋，思之弥深，下次至汴，必作一系统演讲耳。”信中的中山大学学人此时可以有两层理解，一是昔日傅斯年供职广州的中山大学，一是黄际遇任校务主任、校长的河南中山大学，即1930年由1923年建立的中州大学改名为河南大学。黄际遇为广东澄海人，1926年时42岁的黄际遇就进入时为广东大学刚改名的中山大学任教，全能全才，傅斯年面对的是一位真正的高人。黄际遇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美国芝加哥大学留过学，担任过天津高等工业学校教授、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主任、武昌师范大学数学系主任、河南中州大学数理学系主任等多所大学教职，1935年回粤中山大学继续任教，辛树帜为其门生。离开广州后，傅斯年遇到瓶颈依然需要广东中山大学的前辈解决问题啊，关于河南政府与中央研究院“解决安阳殷墟发掘办法”最后是黄际遇以河南省教育厅长身份参与制定的。黄际遇对殷墟发掘的贡献已经没有人念及了。
由于黄际遇等的协调，河南大学可以派学生参与殷墟的挖掘实习，石璋如和李燿（尹达）就是河南大学第一批实习生1931年参加发掘，在1932年毕业进入史语所，成长为考古学界大家。1937年12月6日刘燿在一篇未完成的“日照两城镇陶器报告中最后一段写到：“别了，这相伴七年的考古事业！”刘燿在抗日战争中赴延安，改名为尹达。1928年12月18日董作宾致函傅斯年，函告与李济决定明春开始工作，推介郭宝钧为本所助理员，拟在一个月内将报告呈上。郭宝钧受聘未成，谅必傅斯年先生此时后悔莫及。此后郭先生才受聘成为董作宾的重要助手。董作宾也推荐了尹达、石璋如进行史语所。郭宝钧1931年又参加辛村发掘，根据现场笔记发表了《濬县辛村古残墓之清理》于《集刊》。
男儿自当强，辛树帜先生爱才，1930年送杨成志赴法国巴黎大学人类学院留学，学习人类学获得“人类科学”证书，1933年获得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学位。1935年返国后在中山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杨成志、黄际遇和容肇祖一起辗转多地坚持烽火育人，在粤北坪石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指导研究生，培养了一批像梁钊韬等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乃至数学、天文学的精英。容肇祖于1942年度中山大学研究院历史学部兼职指导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史语所东山柏园第一块招牌书写者顾颉刚由沪至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辛树帜再任西北农学院院长。容肇祖在1952年至1956年在北京文教委员会文物组任研究员，1956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所任教授。罗常培于1950年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所长，1958年去世。1949年冬杨成志进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区域略图》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简表》，1952年参与创办了中央民族大学兼文物室主任。
1928年10月21日在傅斯年家中参加会议的包括傅斯年、顾颉刚、丁山、商承祚、罗庸、罗常培、容肇祖、余永梁、黄仲琴9位中山大学教师，是当之无愧真正的史语所奠基人。当年参加史语所正式迁址前一天会议的先生们，不少早逝，惜英年离开人间的数位，余永梁1930年精神失常，终生未愈，1951年病终。黄仲琴1942年病逝于香港。丁山1932年离开史语所，最后的职位在山东大学任教，惜1952年早逝。1927年进入中山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的罗庸参加10月21日会议，1931年罗庸（罗膺中）离开广州到了浙江大学任教，罗先生出版的《习坎庸言》著作就是取罗先生书斋号“习坎斋”题为书名。1949年与梁漱溟等在缙云山顶闭关静修。1950年4月前离开云南大学，1950年在病逝前被聘为北京历史博物院院长。时罗先生在梁漱溟先生创办的勉仁中学任教。
四、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贡献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设立，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创办密不可分，更是与广州特殊的地理位置联系海外便利，得益于孙中山先生为这座城市注入革命创新、包容开放的基因而奠定的社会人文氛围，广州方能够成为中国现代人文科学的发源地。
回顾历史，近百年前学术前辈探索中国人文科学学科建立，为中华民族复兴立学术救国，广州时期的史语所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探索了一种以大学为依托建立国家研究机构的人才资源和学术成果双赢的学术研究模式，研学相长而师生共学，非一人之功。
（二）利用广州地理优势和人文环境，吸引海外学子回归报效国家展示爱国情怀，世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直接运用至中国文化研究。
（三）打破了非北大、清华国学为正统的落后思维模式，博揽众采培养人才，为中国人文科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而摆脱近亲繁殖的局面。
（四）走出书斋开创了野外调查的新局面，培养了刻苦勤劳的学术风气。
（五）在中国现代人文科学流域的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首次产生数量和质量如此集中的研究成果。
（六）确定了维持近百年的学术研究领域、方向，革新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思维，坚持中国文化研究西人能为之事国人当然应该可为而不被替代。
（七）开启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动，为中国文化遗产的延续采取切实可行的整理行动。
（八）中华文化多民族的特质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学术研究领域。
完稿于2022年6月11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附录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一
广西猺歌记音
赵元任著
出版于北平历史语言研究所
出版期民国十九年
定价一元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四
厦门音系
罗常培著
定价二元
厦门音系，罗常培著。罗先生在他的叙论中说道，“厦门话是中国方言里很重要的一种语系。它的领域，往广义里说，上自闽南，下至于潮汕，琼崖，台湾，菲律宾，新加坡，以及南洋群岛，大约有一千二百万乃至一千五百万人能操这种方言。但是在这个大的方言区里，各地的方言当然还是大同小异，不能完全一致。其中比较最流行，最普遍的只有现在厦门跟鼓浪屿一般人所说的话算是具有这种资格。本篇研究的范围，暂以后面这种狭义的厦门话为限。”至于厦门音系的特征，罗先生在自序上说得很清楚，“至于厦音特征，窥见古今流变者：声母则有舌头无舌上，有重音无轻音，有齿头无正齿，全浊多混于全清，次浊半转为全浊；韵母则宕通相混，梗会无别，豪算而同歌，侯侈而入模，骑蚁存支部之故音，鼻韵为对转之津渡；凡此种种，均著于篇。若夫语性之探讨，词丛语法之完成，既非音系所赅，姑以俟诸异日。”（方）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四分，出版于北平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期民国十九年，定价三分八角四分九角，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四号115。
南粤古驿道是历史上中原汉人入粤和岭南商贸活动的主要路径，就像活力奔腾的动脉，源源不断地将物流、人流、文化在其中往来输送。南粤古驿道由港口而内地，由内地而岭南，由岭南而海外，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形成了广东多民族民系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彰显了海外侨胞深厚家国情怀的归根纽带，是我省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