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余国藩先生出生于正值山河破碎的1938年，自幼随祖父生活和学习。1956年只身远渡重洋，入读位于加州帕萨迪纳的富勒神学院，三年后转入芝加哥大学神学院苦读六个寒暑，并在1969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70年，余国藩先生动笔翻译《西游记》，1978年升任正教授。余国藩先生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巴克人文学讲座教授，并为该校唯一由神学院、比较文学系、英文系、东亚系及社会思想委员近四十年。余国藩先生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及美国国家人文科学的院士，并荣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通信研究员。余国藩先生向以英译《西游记》（JourneytotheWest，四册）饮誉学界，此外还有《重读石头记》等各类论文。2015年5月12日，余国藩先生与世长辞。
一、引言
*查尔斯·珀西·斯诺（1905年10月15日－1980年7月1日），英国科学家，小说家。
精通拉丁语的人对“人文”的理解与常规不同。希腊人一般以为“人文”这个词是指“philanthropia＂，也就是“友善的精神”或“无差等的爱”。但是精通拉丁语者将希腊语中“paideia＂的力量赋予了“人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等艺术的教育与训练”。那认真追求并渴望这些知识的学者，我们可称之为“最完整的人”。因为万物之中，唯有人类会追求艺术的知识并接受训练。此“人文”之所以为“人”文也。
格利乌斯对瓦罗与西赛罗这两位哲学与修辞学家的激赏或许是罗马人以文化自傲的典型心态，不过他为“人文学科”所下的定义甚至获得了一位当代学者的部分认同。芝加哥大学已故的奎恩（RonaldCrane）教授认为，格利乌斯极力推崇“艺术的良善价值”是因为“对艺术又真诚热爱的学者最具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所代表的道德与智慧是人与禽兽最大的不同。”
在今天的学术界，这种说法尤为聚讼所在，因为我们也可以说科学所培育的“道德与智慧是人与禽兽最大的不同”，甚至还可能超过“人文知识”。尽管这种批评一针见血，在我看来，如需将科学与人文学进行对比以搜求异同，最重要、最有前途的方法仍然是正本清源，研究一下在西方文明史和同样崇高的西方教育史上，学科分野到底是如何流变的。因此本文拟重新探讨这种知识分类法最早的一大出处，亦即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BCE）的见解，并借其人谠论阐明本文的旨意。
二、文化差异
探索亚氏的哲学前，笔者必须在此提出“文化差异”这个有范围限制而我们也必须谨慎以对的观念。如果本文的阅读对象是只西方读者，那么除非是要比较研究东西文化，否则这种谨慎就非属必要。可既然我现在身处台湾，而台湾又是东亚文明史上不容质疑的一环，任何比较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研究都必须体认到一件事：直到最近两百年前，中华文化从未使用西方这种“人文/科学”的二分法来创设学校、开发课程或聘任教师。虽然四百年前，耶稣会会士就将一些西方教育中通行的科学和人文科目带到了中国，但是其影响实在有限。中华文化辉煌灿烂，也拥有最悠久而延绵不绝的教育史。不过，从远古时代以迄清末，中国发展出来的知识归纳或分类的方法，却与西方大相迳庭。
众所周知，在绝大部分前现代知识门类中，无论是学科性质，还是获得知识的方法，抑或是学以致用的途径，中国人的理解都与西方不同。且更有可论者。语言乃塑造并延续中国文化的工具，而中国的语言与印欧语系的拼音系统又迥然不同。中国语言及其分支对思想、情感及逻辑的影响，恐怕本文不能完整概括；但即使篇幅有限，也需要在重要的讨论点上提出这种影响的可能性，因为要检视人文学科与一般科学，语言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以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史料而论，早期的分类法似乎源自蒐集与传递载有语言、文字的材料，其内容多为关于政治事件与政治人物的历史或传说，《尚书》即属此类。这种类型的文字记载保存于各种制材中，包括甲骨（讽刺的是清末才挖掘出土）、金属、石材、竹简等天然物与发明制成的帛，还有最后出现的纸。历史主义的母题不断重复，扩展成各种文体：祭祀乐歌与民歌（《诗经》）、国家或诸侯国的纪事（《春秋》、《竹书纪年》），以及宫廷中预卜吉凶的方法（《易经》）。上述四种宫廷书记及抄写员执笔的书写，不久在周朝晚期又增加了第五种，即礼法规范（《礼记》）。这点相信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都耳熟能详。从西元前136年到西元1905年为止，上举《诗》《书》《礼》《春秋》与《易》一直被奉为五经，因据说获得孔夫子本人承认而地位崇高。用一位当今学者的话来说，“五经是科举考试的一部分，而科举是绝大多数人的入仕途径。”
*《尚书》书影
《尚书》记述历史的模式，后有司马迁继承并加以修改，在日后所有重要的史书坟典里不断沿用且日趋精细。在《史记》中，司马迁主要采用了新的体裁，有记载帝王家族的“本纪”、记载帝王年代的“年表”、记载世袭家族的“世家”、记载其他人的“列传”，此外太史公还特地添加了“八书”一类，收录了似乎是不相干的其他文类。这些有关典仪、音乐、天文、历法计算、律令宗教仪式、民生经济与治水的文本之所以与上述篇幅较长的类别能在结构上地位等同，是因为此一类文本对治乱干系重大。而随后出现的《汉书在文类分法上不但沿袭司马迁的作法，还增加了新的主题，例如“刑法”、“食货”、“五行”、“地志”及“艺文”等等。就像汉初奉“五经”为经典一样，在正史中扩展主题的目的乃在藉此为国家主义服务，强化宫廷权力且对其利益进行阐明与合法化。即使我们承认知识的定义及其作用本来就取决于历史、社会等因素，中国古代显然并非纯为知识而求知。
古代中国的文献浩如烟海，而如同上述管见，其中无数的实例确可解释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文化对理论与实用科学的了解与发展为何。现代学者李约瑟，指挥麾下一大群教育背景不同、出发点不同、动机不同的专家，用截然不同于中国古代的方法将文献资料整理编纂，以期完成一部中国科技通史。斯举亦伟矣。由此也可方便笔者将本文导向亚里士多德的论述。
三、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分类法则
*“柏拉图学园”又叫“阿加德米”（Academy）学园。今天的大学“学院”就是从“阿加德米”这个词来的。
中国传统教育与古代雅典教育的差异，乍看之下，或许有如公私之别，不过此点并非笔者此处的重点。柏拉图或许用自身的万贯家财资助所创学园，但是由其思想也可知他亟欲以教育来造福群众，虽然乃师，也就是柏拉图笔下的英雄苏格拉底（469-399BCE）终因知识份子的理想与公众的意见相冲突而牺牲。尽管雅典城的政治迫使巨星殒落，却从未减损希腊人对知识追寻的坚持不懈，即使牺牲个人幸福或群众和睦，也在所不惜。由这点看来，柏拉图的得意门生亚里士多德的背景与生平为他不断追求智慧而造福公众创设了最优异的条件。
我们如以数学知识的角度来看，“三角形”简单却必要的定义就是结合甲乙丙三边的形体，而各内角加起来还要等于180度，也就是一条直线。三角形的形状（不管是等腰、钝角、锐角还是不等边三角形）或材质（不论是木头或金属制成，或是直接画在羊皮纸上），都只是附属次要的特质。就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想要在毕加索的绘画与雕塑艺术中探讨三角形的意义，我们寻求知识的角度就得改变，必须将之放在西方艺术史的背景下。艺术家所雕绘的三角形，如此方可得知其然。以后面这项认识角度而言，三角形的形状与材质可就非常要紧了。因此，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任何物体或现象基本上可以是一种以上的知识的研究对象。探讨古希腊思想时所用的“科学”一词，并不等同于指现代的“自然”或“自然界”的科学，因为“science＂（科学）一字其实是拉丁文“scientia”的衍生字，而历史上也正以此拉丁字来翻译希腊字“epistêmê”，意指知识、了解或特殊的技能。我们偶尔也会拿“scientia”来迻译希腊文中动词“知道”的名词形“gignsk”。不过，亚里士多德所谈的知识或科学，仍认为知识是经合理推论而得的可靠信念（pisteuê），迥异于意见（doxa）或看法（hypolêpsei）。
亚里士多德将学科分成三大类：理论性（theoretikê）、实践性（pratikê）与创造性（poiêtikê）。第一类牵涉形上学、数学与物理学，条件是要有必要的（意即可实证或逻辑上无法反驳的）假说或主张。知识即是这类学科及其附属问题的目的。以牛顿的发现为例，一旦确认地心引力是那传奇的苹果坠下的原因，那么在物理学上探索该成因的目的就已达成——即使后人对地心引力的应用、使用及深入研究还可延续四个世纪，甚至更久。第二类的学科知识牵涉到政治与道德的学问，其目的是行动而非知识。实用学科之所以有不一样的目的，亚里士多德的论据颇值得玩味与回顾。
四、亚里士多德的洞见与引申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第三类知识是创造性学科。亚里士多德似乎认为作诗与裁鞋、制造桌子没什么两样，致使攻讦者讥讽之，以为他并没有辨明艺术（音乐、绘画、雕塑、跳舞与诗）与技艺的差异。这种抨击并不恰当。首先，这么想的不只亚里士多德；其实始自荷马，许多希腊艺术家和思想哲人都把诗与其他形式或种类的手工技艺归为同一类的“technê＂。这一希腊字常迻译为“艺术”或“技巧”。亚氏主张科学必须能解释一物体或现象形成的因由，而我们依其溯流求源的逻辑来看，诗与面包基本上极其类似，因为诗文与面包都不长在树上！种子落地可长成大树，石头却无法自成房屋。诗与面包因此都是人工发明、制作而成，而不是浑然天成。因此亚里士多德把“technê”解释为“运用推论的创造性能力”（hexismetalogoualêthouspoiêtikê）。
*卢浮宫藏亚里士多德头像
为了给“艺术”下定义，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模仿”或“拟现”（mimesis）的概念，而这更引起后人的误解与攻讦。笔者要提出的第三点是要强调，亚里士多德利用此一希腊字，使人工制品与自然生发物的区别更加泾渭分明。他的书清楚指出，“拟现”不是如奴隶般依样画葫芦。事实上，这是一项自然的活动，而人比动物又更喜爱、更擅长此一活动，尽管很久以前，我们就发现可以训练不同种类的灵长类动物（还有其他一些动物）模仿表演，甚至可以训练到维妙维肖的境界。亚里士多德回应恩师柏拉图的意见，认为人是在幼年时“藉由模仿开始学习”。例如一个小孩子可能会拿根棍子，做出金鸡独立的姿势，并用另一只手遮着额头往前看，跟妈妈说：“妈，你看，我是孙猴子！”若以亚里士多德的话来分析，这个小男孩以语言（模仿的材料或“质料因”）模仿了《西游记》的孙悟空的举止（模仿的对象，即“形式因”或模仿的根据物），方法是扮演孙悟空的角色（模仿方法，即“动力因”），为的是取悦当观众的妈妈（模仿的“目的因”）。
若笔者的理解正确，则由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类方法可知，人文学科并不等同于其他的学科，但同时仍有其不可分离的关联性，以下依据亚里士多德的分法与前提，以五点主张做为本文的结论。
（一）笔者认为，人文学科就是纯粹以人造物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而“科学（此处是以现代对科学的定义而言）在最简单的层次上乃是研究自然界而得的知识”。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研究人文学科就是研究仅专注于“创造”的艺术，比如考虑如何使可能存在之物变为必然存在之物，而这种存在的根源在於创造者而不是事物本身。这种以自然与人为来区别研究对象的分法，不但实用也深具启发性，可概括大部分的学科。至于亚里士多德之见的智慧，如何延伸至研究“可能存在之物”，本文结尾时将再做论述。
我们说研究对象及其知识（即诠释）有历史性，并非要以人文学科知识的“模棱两可”反衬出科学的“必然性”或“恒久性”。笔者虽是科学的门外汉，但倘若笔者说科学史主要就是一部以新发明与新知识的积累不断推翻旧知识的变动史，应该没有人反对。科学强调新知得不断取代旧知，而我们也难以想像现代物理学家会依据托勒密的天动说式的宇宙观或牛顿的力学另创一个新的宇宙论。自然科学汰旧换新的倾向则罕见于人文学科的知识，今日的学者仍然谨慎稽古，从中获益匪浅，像荷马的评注或王弼密密麻麻的疏注在在都证实了孔子如下之言的精妙：“温故而知新。”（《论语》2.11）
无论孔子所言之“新”是何物，肯定是无法单以科学所要求的精确标准来衡量的，所以人文学科的新知本质上不一定比旧知好。比较合理的说法是，新知识的评定标准应是独创的见解，是前无古人的推论，是重新导向的构思以及旧文献与资料的新诠。文献因有日积月累而与日俱增的本质，所以人文学科的知识具有历史性。孔子的名言点出旧知识至少是刺激新知不可或缺的要素。我们至少要懂一点过去的知识，才能在对照下证实新知识的诞生。但说来矛盾，这种历程却不必淘汰旧知识。附带一提︰此亦何以人文学者仍需图书馆大楼与图书资料也。储存资料用的微卷、光碟、晶片与缩影单片，还有用搜寻引擎筛滤这些日积月累的知识的方法，仍不可或缺。不过上述工具其实也仅能保存文字形式的知识，其他的艺术如音乐、绘画、雕塑还有舞蹈等，就无法以缩小的复制品来研究了。
（西方古代哲人）都喜欢探索“人”这种个体，例子可谓不胜枚举。他们尤其偏好从第一人称的角度来看人，也就是从“我”的角度观之。此外，他们同样也用代名词来表达类此“自我”的概念，运用“我”、“我们”、“每一个”，还有反身指涉的“自己”（heautos），或是加强语气用的“他自己”（autos）及（Plato,Laws959B3）“众人之自我”来表达。“Autos”若没有接名词时，在英文中有时候必须翻译成“自己”或“Self”；这个字偶尔与“hekastos”合用，于是产生了“每个自我”（eachself）的概念。
走笔至此，本文仅以略似——但非刻意的——“解构主义”的观点作结。这一结论甚至令笔者自己感到惊讶。既然已长篇累牍地探讨不同的知识分类方法，曲终奏雅，现在似应进一步厘清本文的论题：人文“学科”与“科学”其实还真难隔江而治，二分天下。
本文原译者系蔡淑菁（TsaiSu-ching），高文斌对原译进行了大幅度改译订正。由于篇幅有限，注释有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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