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外长举办读者见面会；回忆外交经历，称曾告诉秘书，面对日外交官无理发言“要先斗争”
【对话人物】
李肇星
男，73岁。外交官，曾任外交部部长等职，现任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素有平民外交家，诗人外交家之称。
我是无神论者，年轻20岁不大可能了。如果真实现，我觉得应该去祖国最需要你，而又能完成任务的地方。千万不要觉得当外交官就是每天说洋文，喝红酒。外交官要为祖国不怕牺牲。
——假如年轻20岁，最希望去什么外交岗位？李肇星做出上述回答
昨日，下午3时许，73岁的李肇星，近乎小跑着，从幕后走上讲台中央。这位前任外交部长，在首都图书馆举行读者见面会。大约一个月前，他的新书——《说不尽的外交》出版发行，这是李肇星首次触及外交题材。这位前任外长如何看待写作？50年的外交工作有哪些深刻的记忆。昨日，新京报记者和其他媒体一起，与李肇星进行了对话。
当“作家”
同事鼓励下写外交题材
新京报：刚才说到梦想，写作也是你的梦想吗？
李肇星：年轻时有很多，写作是其中一个，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还有吃饱饭，有白面、饺子吃。4岁多时在老家第一次看到八路军，做饭的战士看我流口水，给了我一个白面馒头，那是我记事起第一次吃到。这个梦想后来也实现了。
第一次看到卡车时想当汽车司机，这个梦想后来在非洲实现了。当时为了节省成本，驻外工作人员要会自己开，我的教练是外国女士，要求非常严，开累了双手没扶稳方向盘，她就朝我手上打；休息时脚没放在刹车上，也会踢我一脚。后来我开车特别优秀。
新京报：你有什么梦想还没实现的吗？
李肇星：上初中，我第一次看到火车，也想当火车司机。这个梦想到现在没实现，估计也没机会实现了。
挣稿费被认为干了坏事
新京报：你在新书里写过，年轻时还想当记者。
李肇星：上中学时读报，当时喜欢《中国青年报》，就想当记者，这个梦想算是实现了一半。
不过我做梦也没梦到自己以后会从事外交工作。
新京报：那你当初是如何走上外交岗位的？
李肇星：当时在北大西语系毕业时，本来报考了研究莎士比亚的研究生，考得还可以。外交部又在要人，当时受到一些观念影响，觉得读研究生没什么劲，就稀里糊涂地从事了外交工作。
忆外交
曾让秘书质问日外交官
记者：作为外交官，你曾是驻联合国代表。联合国日常工作是什么样的？
李肇星：联合国的会很多，白天开完晚上开。但那里开会相对自由。如果你不想听可以不听，如果你对代表发言不满可以起身离开。
很多会议也并非一把手必须到场，如果没有重要发言，二把手、三把手也可以坐到第一排。后来我发现，这样有利于班子团结，因为大家都想有机会坐到第一排。
新京报：是否会有争论？争论些什么？
李肇星：一次我在联合国大厦里准备去开会，一位三秘跑过来报告，说日本一名年轻外交官在会上胡说八道，称有的大国交会费很少，权力很大，还是常任理事国。日本交会费多，却不是。
我和这位年轻同事说，这也要先报告？你要先斗争，赶快跑回去，问他是谁让他胡说八道的。联合国建立在二战后的废墟上，是为了反对战争保卫和平建立起来的，有的国家对历史问题还没正确认识就想“提拔”自己，不可能。后来这位同事回去质问日本外交官，对方才承认无理。
“和美大使互相吹捧”
李肇星：驻联合国时，我与（美大使）奥尔布赖特女士有过很多接触。一次她问我，你们老说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国外交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我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让她先说。她很干脆地告诉我，美国的外交目标就两个词，领导权和伙伴关系。
她确实够朋友，虽然第一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也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却是实话。我告诉她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是两个词，和平和独立自主，她听了未必赞成但也觉得是实话。我们两个人互相“吹捧”一番，又回去开会。
记者：外交工作未必都是台前的风光。会有辛酸甚至危险吗？
当晚会上，我问谁愿意去，亚非司司长翟隽很激动地站起来，他认为我问是多余的，是不信任他：“这还要讨论吗？这是我的工作领域，我去。”我后来让他自己挑选营救小组成员，赶第二天最早的一班飞机去伊拉克，随后我们含泪告别。后来他们穿着防弹背心，成功救出了8名同胞。
记者：从外长任上退下来后，退休生活如何打算？
李肇星：我讲个故事。不久前我去格鲁吉亚，当地人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他们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当地一名农村妇女活了132岁零91天。在她130岁时，有记者问她长寿的秘诀，她回答：首先是家庭和睦，其次是经常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第三是和孩子一块学习。
新京报：很多人说你是诗人外交家，你认同吗？两者之间会有什么共同点？
李肇星：两者共同点应该是爱国，对国家没有感情，是写不出好的诗歌的，同样如果不爱国，外交工作也做不好。
■小贴士
当外交官看两本书
想从事外交工作的朋友，我觉得两本书应该看：第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有明确的规定，另一本是《联合国宪章》，联合国也没有权利干涉成员国的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