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工厂招聘启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近日，重庆市沙坪坝区“民营企业招聘周”首场专场招聘会走进磁器口街道磁南街社区。有60家企业进场招聘，在1700余名求职者中，有502人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协议。
企业用扩音器喊话招人
为方便求职者就地就近找工作，2015年，重庆市沙坪坝区就业局在举办“民营企业招聘周”活动时，打破以往在区人力资源市场举办招聘会的单一招聘模式，首次将招聘会“开进”街镇、社区。专场招聘会举办前，沙坪坝区就业局通过实地走访辖区企业，联合磁器口街道，组织重庆庆铃铸造有限公司、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58同城、保利物业等53家企业进场招聘，提供物管、普工、服务员、营业员等工作岗位1500多个。
笔者在现场看到，各个招聘台前都摆放着统一制作的招聘海报，求职者有的忙着填写登记表，有的正在应聘，各个招聘台前都很热闹。用工企业招人也很急切，他们忙着向求职者介绍企业招聘条件。“招聘销售人员，月薪3000元，愿意干的过来填个表嘛！”一商贸公司招聘负责人正用扩音器喊话吸引求职者。
此次招聘会，招聘企业在工作经验、年龄等方面都降低了“门槛”，不少求职者都找到了自己满意的工作。家住磁器口古镇的戴强去年从重庆机电学校毕业后，由于没有工作经验，一直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招聘会上，他在一家物管公司找到了前台服务工作。不只是高校毕业生，不少社区居民、下岗职工、外来农民工也找到了自己满意的工作。“我找了一个多月的工作都没有着落，没想到今天能在这里找到满意的工作。”来自重庆市渝北区的农民工段炼告诉笔者，他以前在远祖桥地区的一家屠宰场当杂工，由于企业裁员，下岗后一直闲在家里没有事干。招聘现场，一所学校后勤管理服务中心招聘绿化工，包吃住月薪1800元，经过面试后，双方达成了意向。
除现场招聘外，招聘会现场还设立就业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等宣传服务台，发放就业、再就业等宣传资料1000余份。
如今的她，每天着正装上下班，坐在办公室与电脑为伴，月薪从1000多元涨到4000元，年底还有奖金拿，虽然没有城市户口，但她依然能享受吴江市民能够获得的医疗服务和未来可以预见的带薪产假、退休福利等，她俨然已将自己定位为城里人，“不可能再回去种地了，就算回河南，肯定也在城里找个公司上班。”
在江苏吴江，乔丛丛算不上是一个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传奇”，像她一样从底层做起的人还有很多。一套完善的政府培训和企业晋升机制为她的融入铺平了道路，同时也给众多与她情况类似的进城务工青年一个希望。
对于乔丛丛而言，“希望”很重要。2006年，她之所以选择离开工作了一年的那家珠海的工厂，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希望”，“在流水线上做操作工，一周工作6天，还要经常加班。工厂又偏僻，除了干活儿，啥都没有。”
哪怕面临回老家可能找不到工作的尴尬，她还是毅然决定离开这个“只能当一辈子操作工”的地方。
对工作环境和职业前景的看重，被80后、90后农民工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2010年各地两会召开之前开始，全国各地各级团组织集中公布了一系列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调查报告，其结果无一例外地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较老一辈农民工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对职业发展前景的看重。
回头再看，乔丛丛认为当年的选择是明智的。在老家待业一年后，她经小学同学介绍，背着行李来到朋友口中“更有希望”的吴江工厂，同样是电子厂，同样是做一线操作工。
3个月后，“希望”来了。厂区内外都贴满了基层管理干部的内部招聘启事，凡是工作满3个月的一线操作工都能参加面试。很多人都报了名，乔也不例外。“如果能当上生产线组长，一个人就能管理几十个人，工资会涨，还能参加管理培训。”乔丛丛说。
那次面试及后来跟进的培训，成为乔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关键转折点。她后来才知道，那次培训是吴江市职业培训指导中心免费为企业提供的培训服务，而她自己，则是吴江所有接受免费培训的上万名外来务工人员中的一个。
“培训老师觉得我表现不错，刚好我所在企业的新员工入职培训部门缺人，就推荐我去了。”从一线操作工转为新员工培训辅导员，工资其实没涨多少，从1000多元涨到2000元而已，但乔丛丛还有更长远的计划――当上辅导员以后，还能成为人力资源专员，再往上可以当训练企划师，之后是课长、副理、经理、主管，“晋升机制完善，有奔头。”
冲着未来光明的“奔头”，乔开始有意识地参加各种培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其中就包括校企合作的南京大学商务管理大专函授课程研修班，“每周六、日老师来厂里上课，3年花费7200元，拿到文凭后厂里报销一半。”
【关键词】学生维权；务工权利；假期兼职；勤工助学
据调查显示，在寒假放假前夕，平顶山市河南城建学院、平顶山学院、平顶山市质量工程学院、平顶山市卫生学校四所高等院校有近20%的学生选择了南下务工，学生工的此项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方用工荒的局面，使企业生产能够正常运行。但是有80%左右的学生举报在此期间遇到了中介乱收费、住宿饮食条件差、无法正常拿到工资、甚至受到人身伤害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侵害了学生的切身利益。本文将从学校管理控制、对中介机构的监督、社会制度的改革三个方面论述如何保护学生务工期间的利益，推动大学生教育的健康发展。
一、学校加强控制管理
（一）严禁学生私自中介机构在校招工
（二）学校尽可能的为学生提供安全可靠的务工信息
寒假放假期间，有不法分子冒充某某中介、某某公司在学校直接或间接招工，多数学生在并不了解对方详细底细的情况下，冒然相信招工信息，导致出现务工问题。学校可定期召开假期专场招聘会，对用工单位统一备案，若有不测，有据可依，把往年合作良好的用工单位推荐给学生，为学生安全务工保驾护航。
（三）加强学生务工普法维权知识教育，敢于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大学生现在已经是社会中数量较多的一个重要群体，然而，学生社会实践技能缺乏，法律知识淡薄，外出务工时仍处于弱势地位。校方可增加选修课程，加强对假期务工法律指导，讲解务工期间可能存在的侵权行为，运用合理合法的途径保护自己。
二、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管理监督
（一）严格控制对中介机构的审批管理
在寒假招工单位中，有些不法分子以大学生就业联盟、某大型中介公司的名义进行招工，其并不具有中介机构的合法执照，对招到的学生也不尽负责，学生在务工期间出现了问题，所谓的中介人员早已逃之夭夭。严格控制中介公司的质量与数量，发现非法中介严厉打击，绝不手软。
（二）打击中介侵害学生利益的行为
（三）规范中介机构的管理，增强中介机构的信誉度
三、社会制度的改革
就目前情况来看，大学生在寒假期间在工厂生产中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针对这样的一个庞大的群体，我国律法并没有明确的保护条文，学生的利益不能够得到全面的保障。
（一）将假期工纳入正规劳动者的范畴
（二）制定相应的地方法律，政府司法机关严厉执行
《劳动法》未明确指出学生假期工具体的保护措施，地方政府可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劳动法》等法律制定相应的适合地区发展、更好更有效保障假期工利益的法规，执行地方基本工资标准，健全员工维权体系，净化社会政治空气，树立良好执法形象。
四、结束语
成立于2007年的中联印业，作为包装行业的后起之秀，以高档彩箱、大展示箱为主打产品，是宁波地区包装行业应对经济颓势的一抹亮色。近日，我们采访了中联印业总经理朱金钟，请他为我们解读中联印业的逆势突围之道。
“只做出口大包装”
朱金钟介绍称，中联印业的产品定位很明确，主要为出口型企业提供大包装。目前，在中联印业的客户结构中，“出口型企业占到95%以上”。而所谓的“大包装”，是指为体积较大的商品提供的包装，如儿童自行车、空调、家用电器等。
“如果不去改变，迟早会‘混’不下去的”，迫于生存压力，朱金钟明白必须扭转经营方向。当时宁波很多企业需要大型彩箱，但当地没有能够生产这类产品的包装企业，大量加工订单不得不流向外地。尽管创办彩箱生产企业投资大、门槛高，朱金钟还是决定试一下，“既然有需要，市场应该不是问题。”于是，朱金钟购买了一台二手的四色印刷机，中联印业便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
然而，最初的经营还是给朱金钟泼了冷水，“整整三个月，没有一个订单”。因为客户对中联印业并不了解，有了活件仍习惯交给外地的企业。朱金钟没有气馁，一家家去谈，市场终于打开了，一年之后中联印业的年产值达到2000万元。
从被迫转型，到站稳市场，朱金钟完成了这一华丽的转身。不过，近几年受到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外贸出口形势十分严峻，也让中联印业感受到了市场的“风寒”。但中联印业的产品定位并没有改变，朱金钟称，包装企业的未来是走特色化的路子，“一提到哪家企业，客户能立马反应出来是做什么产品的，我们的特色就是做出口大包装”。对于目前出现的出口困境，朱金钟并没有过于担忧，“宁波的出口型企业都是当地人创办的，相对稳定，不像外资进驻的企业，一旦经济形势不好，立即抽资转战他处。”
朱金钟将中联印业目前的所处阶段定位于“快速增长期”。和许多处于快速增长阶段的包装企业一样，中联印业最为困扰的问题就是不断攀升的劳动力成本，“中联印业的这一成本几乎是以每年20%的速度在递增”，周围很多同行甚至已经将厂房转移到了印度等人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朱金钟坦言，“我不想到海外建厂”，那他会想到什么办法呢？
用设备提升实力
在中联印业的大门口，张贴着一则招聘启事，可见其求贤若渴。多种因素共同造就了目前招工难的局面，因此，朱金钟想到向先进设备借力，节省人力资源，解决用工问题。
在中联印业的生产车间，我们见识了海德堡速霸XL162五色机的风采。这是2008年加入海德堡胶印机家族的新成员，主要用于包装印刷和大型商务印刷等领域，被日本工业设计促进组织评选为2008年度的“红点设计奖”。朱金钟说，在他眼里，海德堡速霸XL162五色机更像是一件艺术品。
【事件回放】
2008年1月18日，某航空公司湖北分公司与年仅22岁的张某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法定退休年龄之日止。公司出资对张进行专业培训。2011年7月，张某突然向航空公司提出辞职申请。该航空公司认为张某提出的辞职原因及理由不充分，决定不同意其辞职。此后，双方协商数次，未能达成一致。30天后，张某再未上班。随后，该航空公司提讼，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递交辞职报告于30日后正式离职，其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航空公司要求张某赔偿培训费用的请求合情合理。另外，因双方签订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根据张某尚未履行的服务期限，核算张某应向某航空公司返还培训费154万余元。
【入选理由】
近年来，飞行员辞职事件层出不穷，天价赔偿一追再追。飞行员合法离职，却被判天价违约金。飞行员等受过专项培训的特殊岗位员工的离职问题，一直是非常典型的劳动争议案例。
【案件点评】
针对航空公司的人才流动问题，民航总局曾下发《关于规范飞行人员流动管理保证民航飞行队伍稳定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细化了对行人员流动的管理规定，但其中少数规定又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有所突破。因此，行规和法律之间的适用问题，一度颇受争议。
放下这些争议不谈，立法者在制定劳动法律法规时，对于特殊行业应当予以特别规定，否则就会使得处于特殊行业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这个事件中，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航空公司作为特殊行业，可以因为其管理部门下发的行规而维护自身权益，留住相应人才。而传统行业，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留住所需人才呢？笔者认为，违约金这种强硬的手段，只是企业最后的底线方式，通过薪酬激励、企业文化影响、职业生涯规划等方式，柔性留人，建立“心理契约”，才是留人的根本。
当然，实践中也不乏有员工利用立法的特殊保护，擅自违法离职或侵犯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的现象，尽管可能不会给企业带来损失，但是会严重影响企业内部管理。但是，目前的法律体系对此却没有强有力的制裁方式，因此，希望立法者能够充分考虑，真正保障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
二、上海，跨地区缴社保引争议
2012年4月，上海山间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近期给员工发了两份新的劳动合同，合同的用人单位是上海迪亚劳务输出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原来，该公司为了控制社会保险费成本，将部分员工通过迪亚东莞分公司派遣到该公司工作，这样一来，公司就可以在东莞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员工对此提出质疑。
涉及《社会保险法》实施以后如何合法有效控制社会保险成本的问题，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社会保险法》将社会保险的政策提升到了法律的层面，又将五大险种同时予以明确规定，使得各地不统一、各自为政的社会保险政策逐步趋同，这就使得很多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险成本明显提升，其中，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
以上海为例，上海原来针对非上海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有一个综合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员工无需缴费，所缴保险费很低，仅为上海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费的1/3左右。《社会保险法》实施后，上海市统一了社会保险险种，外来人员综合保险分五年逐步过渡到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这使得上海的很多用人单位社会保险成本成倍提高。
过高的保险成本，降低了企业的利润。于是，很多单位开始想方设法降低社会保险成本。本事件中，上海山间堂就选择了跨地区劳务派遣的方式。
《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对跨地区劳务派遣的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进行了规定，这说明，法律并不禁止跨地区劳务派遣。但对跨地区劳务派遣这一方式中的社会保险缴纳问题，《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均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这就给用人单位留下了可操作空间，不少用人单位选择了与在社会保险缴费比例低的城市注册的劳务派遣机构进行合作，由劳务派遣机构在当地缴纳社会保险，从而实现企业社会保险成本的降低。
因此，对于利用跨地区劳务派遣来控制社会保险成本这一方式，就目前的政策来看，是不违法的，但在使用时，用人单位应当慎重，要考虑好如何解决员工社会保险待遇享受的问题，有需要时，甚至得考虑通过商业保险作为补充。对于上海的用人单位来讲，在使用这一方式时更要慎重，毕竟上海的地方政策是反对这一方式的。
三、北京，性别歧视第一案
山西籍女大学生曹某在毕业找工作之际，在招聘网站看到了巨人教育的行政助理职位招聘启事，投递简历后她发现，对于该职位的描述中有一条“仅限男性”的条件。曹某称，她随后致电巨人教育进行询问，对方总机的一位女士拒绝帮她转到人力资源部，并答复称该职位只招男性，即使曹某各项条件都符合，也不会予以考虑。
曹某称被拒录后，于2012年7月11日向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提讼。同日，法院收下了材料，表示审查之后再决定是否立案。然而，据报道，直至9月4日，在超过法定期限后，海淀区法院依然未决定受理此案。
从《劳动法》到《就业促进法》，我国一直在强调就业平等，禁止就业歧视。但实践中，就业歧视现象却时有发生。就业歧视屡禁不止的原因有三：一是就业歧视本身具有隐蔽性，即不容易让人发现，导致其长期存在；二是用人单位因为工作需要或招聘者的个人喜好，存在不少随意录用现象或者苛刻录用情况，变相导致就业歧视的出现；其三劳动者维权意识的不强，遭遇就业歧视，选择忍气吞声或者认为本来就是自己不符合录用条件。
虽然就业歧视具有隐蔽性，发生法律风险的几率不高，但是，随着劳动者维权意识的提高，《就业促进法》允许劳动者直接以就业歧视提讼，用人单位在这方面的风险将会越来越大。有鉴于此，提醒用人单位：
第一，招聘条件的设定一定要明确合理，避免在招聘信息的录用条件中出现过多文字性的限制条件。一般来说，用人单位进行招聘时，应基于工作性质与需求，对工作岗位的录用条件进行设置，而不能随心所欲地设定与工作性质无关的招聘条件。
第二，依法使用优先录用条件。优先录用与就业歧视并不矛盾。优先录用，实际上也是考虑岗位性质及需要，同时，有些优先录用则是由于法律有明确规定，例如《上海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办法》第十六条规定：“被授予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的人员报考学校或者应聘就业时，在同等条件下，学校、单位应当优先录取、录用。”
综上，用人单位在招聘环节，必须养成高度的自律性，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定，杜绝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歧视。对于招聘条件或录用条件的设定，亦须谨慎，保证设定的条件与拟招聘岗位的工作性质有关，避免直接涉及求职者自然属性条件的出现，从而在招聘环节上把控企业的法律风险。
四、南京等地，摩托罗拉“裁员风波”
2012年8月12日，摩托罗拉向雇员宣布，将在全球裁员4000人，约占总职员的20%，并关闭全球94个分支部门中的1/3。
2012年8月，摩托罗拉中国区裁员进行。摩托罗拉北京中心，涉及软件设计、测试和维护、硬件设计等多个部门的约700名员工被裁；摩托罗拉南京中心，研发中心的员工几乎全部被列入裁员名单。
对此，摩托罗拉的员工反应强烈。先是摩托罗拉南京地区的员工抗议裁员，接着北京地区的员工也在公司门外进行抗议。
截至8月底，在签了离职协议之后的北京片区的员工开始办理交接工作。在基本解决了北京的裁员风波后，摩托开始重点处理南京事件。经过多次劳资双方的谈判，均未达成一致意见，南京的大多数员工仍然抱团拒绝签署离职协议。南京公司裁员陷入僵局。
世界经济不景气对企业造成了不利影响，不少企业走上了裁员之路。在如此背景下发生的知名企业裁员事件，值得所有企业反思。
由于摩托罗拉的名声在外，所以在摩托罗拉宣布全球裁员的时候，“裁员”这个词已经先入为主地影响了我们所有人。于是，大家无可避免地将之后涉及到的摩托罗拉在中国的减员操作统统理解为“经济性裁员”。而在中国，裁员是需要符合一系列流程的，所以大家认为摩托罗拉此次的“裁员”是违法的。
回顾摩托罗拉的减员操作，我们会发现，其实摩托罗拉选择了“先与员工协商解除，解除不成再走经济性裁员”这么一个减员思路，因此，摩托罗拉要求跟员工协商解除并不违法。其后的事实也说明，摩托罗拉并不是违法，只不过，由于大家的先入为主，将摩托罗拉一开始的协商解除也纳入到了“裁员”范畴，这才造成了很多人对摩托罗拉的指责。
既然摩托罗拉的操作并不违法，那么这次事件错在哪了呢？
应该不难发现，劳动者的维权方式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原来的个体维权向集体维权发展，且维权的手段日趋多样化、极端化。对此，用人单位也应当及时调整管理思路，走合法化管理、规范化管理、人性化管理之路，否则，类似群体性维权事件将无法避免。
另外有一个细节，也是用人单位需要注意的，在报道中，曾有媒体提及，员工称摩托罗拉的裁员方式为“暴力裁员”。经过分析发现，之所以会引起这样的反应，就在于摩托罗拉作为一个外资企业，此次在考虑整体方案时，忽视了中国人的本土习惯、本土文化，而是采用了一种比较简单直接的方式进行操作。这种方式，在西方国家或许可行，但在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中国，会被理解为粗暴、无礼。因此，也需要提醒用人单位，尤其是外资背景的用人单位，在处理员工关系问题时，一定要考虑到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否则，即使合法，也可能会引起不满，受到指责。
五、太原、郑州，
富士康员工大规模群殴及罢工事件
2012年9月23日深夜至24日凌晨，位于山西太原的富士康工厂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数千名员工殴打警卫，并对厂区的基础设施进行了破坏，持续至24日凌晨3点。
2012年10月6日，国外媒体称，富士康郑州因工作原因，几位产品质检员与工人产生争执，并最终升级为大规模肢体斗殴事件（质检员多次被打）。面对乱局，工厂管理部门未能及时出台有效对策，听任事件发展。最终导致工人罢工，工厂停产。
富士康的群殴和罢工事件，其所涉法律问题其实并不复杂。打架斗殴，轻则按《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重则涉嫌违法，按《刑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司内部则可按照公司的劳动纪律予以处理，给单位造成损失的，可以根据双方约定要求涉事员工赔偿损失。
虽然所涉法律问题不复杂，但是其后所涉及的管理问题，却值得我们所有用人单位去反思。根据报道，这两起事件中，所涉人员大多为85后、90后员工，而且两次事件的起因都是因为这些年轻人跟警卫、质检人员发生冲突所产生的。
唐翔千出生于无锡纺织世家，1953年在香港创业.先后开办布厂、染厂、纺织厂、针织厂、制衣厂，创立了庞大的纺织王国。他晚年“触电”，华丽转身.进入电子行业。2010年，在福布斯香港富豪榜上.唐翔千以66亿港元身家，排名第40位。
香港政务司前司长唐英年对父亲唐翔千如此评价：“父亲的嗜好第一是企业，第二是企业，第三还是企业。“
五洲布厂有麻烦了
在翔千眼里，创业这一关算是闯过来了，只要兢兢业业、坚持不懈，美好的未来已展现在自己面前。虽然厂子是租来的，但不管怎么说，那也是一份事业呀！他希望先把这件事做实，然后再把企业做强、做大。
但是，事与愿违。一日，周文轩匆匆跑来找他：
“翔千，五洲布厂有麻烦了。”
“是销售方面出了问题？”翔千顿时紧张起来。
“非也。”周文轩面有难色，“你也知道，五洲布厂原来那个老板是我的朋友，因为吃辛吃苦赚不了一个铜钱，差点儿把老本也赔光了，所以收手不干了。这些日子见你把厂子做得赚钱了，心眼儿又活了，托他表弟来寻我，希望把厂子收回去一一”
“岂有此理！天底下哪有这种事情？！太不讲道理了吧？！”翔千气得脸色煞白，真想发作骂娘，只是从小受到的儒家教育，让他在极端愤怒之下，依然保持了理智。
“还有回旋的余地吗？比方说，多付他一点租金。”
“他就是看我们赚了大钱，眼红了。你加他二三千――哪怕二三万元，也还是要收回去的。”周文轩一边说着，一边无奈地摇头。
想到这一层，翔千已然调整好了心态：“文轩，既然别无选择，那我们几个股东商量一下，拿出一个退出方案。还有，我可以退出五洲布厂，可我不想退出这个行业，否则，对自己、对妻儿、对唐氏家族，我都无法交代。”
分别时，翔千拉着周文轩的手，一字一句地说：“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工厂！”
送走周文轩，当办公室里只有一个人时，翔千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扑簌簌落满衣襟。他想起了父亲在日本人火烧无锡城时，依然守着那儿的工厂不离不弃，当时自己还不太理解，有点儿责怪父亲太不把自己的性命当回事了。现在想明白了，那些工厂、那份事业，已经成为父亲生命的一部分。毁掉了那份事业，对于他来说，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呢？
《圣经》里说，当上帝把一扇大门关上的时候，他会给你另外打开一扇窗。如今，那扇希望之窗在哪里呢？今后的人生之路该怎么走呢？……
这一夜，翔千辗转反侧，怎么也没办法入睡。
不久，翔千拿到了一笔补偿，彻彻底底退出了五洲布厂。
当初忙忙碌碌的时候，只盼着有机会歇上三五天，天天能够睡到自然醒。如今真的闲了下来，才发现这种日子真是寡淡无味。为排遣心中的郁闷，翔千去维多利亚公园、虎豹别墅等风景点游览，去百老汇等戏院看欧美影片，帮着淑圻侍弄些花花草草，但这些都提不起他半点兴趣。
李升伯，绍兴上虞人，年轻时赴美攻读纺织工程学，之后又到英、法、意、日等国考察。早年追随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张謇，担任南通大生纱厂总经理，将濒临破产的大型纺织厂经营得有声有色。李升伯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棉纺织实验馆”、第‘家纺织工业学校一一诚孚纺织专科学校（后改名为华东纺织工业学院、中国纺织大学、东华大学）。抗战胜利后，担任经纬纺织机械公司总经理。
1948年，李升伯移居香港。在此以前，经纬纺织机械公司向美国定购了一批价值260万美元的纺织机械工作母机，运抵香港后暂时存放仓库里。当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陈维稷，曾亲自前往香港，说服李升伯将这批巨型设备运回国内。不久，朝鲜战争爆发，西方国家一再威胁要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为了赶在制裁之前将机器抢运到内地，李升伯不惜一切代价，负债累累，以至于他在香港的几家纺织厂相继破产。
翔千在报上看到的，正是这几家工厂中的一家，为偿还债务，李升伯决定将其拍卖。这家纱厂，除了纺纱，也生产布匹，这次拍卖的是厂房以及200台八成新的机器。
翔千放下报纸，决定去纱厂踏勘一番。
老板欠了一屁股债
这家纱厂位于土瓜湾。土瓜湾在香港九龙城区的南部，红以北，马头围以南，以住宅区及轻型工业区为主，那里是启德机场所在地，曾经是香港交通最繁忙的地区之一，飞机不分昼夜从头顶呼啸而过，太子道上车流滚滚，人潮不断。说到土瓜湾，有一个地方不能不提，就是启德机场旁边的九龙寨城。这里是香港最有名的贫民窟，密密麻麻的楼房堆积在一起，破旧不堪，摇摇欲坠。走在如迷宫般的狭窄小巷里，到处是渗水的墙壁和臭气熏天的垃圾堆，昏暗的灯光下，时不时会撞上一个蹲在墙角处的海洛因瘾君子。由于九龙寨城属于“三不管”地区，中国政权不管、英国政府不管、香港警察不管，因而成为了杀人犯、犯、毒贩等各色逃犯的聚集地，各种地下食品加工厂、无照医生、非法移民等都聚集于此，妓院、赌场、斗狗场遍布寨城。1994年，九龙寨城被港府拆除，原址改建为公园。
翔千走进纱厂的时候，正值中午，车间里见不到几个工人，他们拿着碗筷，或坐或站地吃着午饭。厂房还算齐整，一排排的纺纱机和织布机也都拾掇得干干净净。
“请问这位师傅，这个厂子怎么啦？人都到哪儿去啦？”翔千走到近前，询问站在窗下的一位中年女工。
女工抬起头看了看翔千，继续扒拉着碗里的饭，淡淡地说：“都回家歇着了，没有生意。”
翔千细细打量着机器，说道：“这机器估摸着有八成新吧？这么闲着，不可惜吗？”
“是可惜啊，但有什么办法呢？老板欠了一屁股债，‘头寸’调不过来，‘人工’也付不出了。光机器好有什么用？纺出来的纱，织出来的布，总得有人去卖呀！债主催得紧，老板还债都顾不及，哪里还顾得上机器？我们工人都快两个月没支薪了，再这么下去，就怕白米饭都没得吃了！”那女工越说越来气，用手里的筷子敲打着碗沿，声音大了起来。
“阿芳，火气不要这么大嘛！老板待我们还算不错的。他不是说了吗，厂子拍卖成功了，不会欠我们一分一毫，所以我们留下帮他照看机器。”边上另一个女工拉了一下这个叫阿芳的衣角，打断了她的话，“但愿接盘的是一个好东家，能收留我们这些熟练工，让我们安安稳稳地讨口饭吃。”
翔千心里有底了：这家厂的条件并不差，有厂房、有机器、有工人，只是眼下缺资金、缺渠道、缺好的产品。
回到家，他立即给父亲写信，把接手纱厂的想法和盘托出，他需要父亲在资金、经验等各方面给予支持。不久，翔千收到回信，唐君远在信中写道：
翔千吾儿，欣闻汝愈挫愈勇，不愿言败，只求东山再起，复创基业，吾深为宽慰。资金方面，可找信昌洋行Gomersale解决；经验方面，虽鞭长莫及，然昔日吾之得力下属避险在港，汝可悉数用之。此事也当悉心求教于文轩世侄。凡事深思熟虑，万勿草率行事。切记！
知道翔千准备接盘李升伯的纱厂，唐君远着实高兴了一阵子。生意场上最需要的是一种韧劲，一种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做过老板的人都知道，企业不可能永远是春天，既有乘风破浪的时候，也有风急浪高以至于触礁翻船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多的是开顺风船时忘乎所以，遇到挫折就一蹶不振的人，撞得头破血流依然能一往无前的人，才是商场上真正的强者。成功和财富，也只青睐这些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的人，青睐这些认准目标锲而不舍的人。唐君远原来担心，作为一个富人家的孩子――尤其是百般宠爱的长子长孙――翔千一直养尊处优，吃好的，穿好的，耳朵里听到的也多是好话。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人，最有可能得“软骨病”，心灵脆弱得不行，碰到丁点事儿就手足无措、精神崩溃，趴在那里再也起不来了。现在，可以大致做一个判断了：翔千不是这种人。唐家的祖业后继有人了！
唐君远知道，现在翔干最需要的是资金，好在这方面自己已经预作安排。早在20年前，唐君远就与信昌洋行老板Gomersale交厚，Gomersale是英国纺织机器厂的中国，的是twedal&smalley和plat两个名牌。在中国纺织业崛起的1930年代，许多实业家如唐君远一样，都通过他购买英国机器。Gomersale跟唐家交情非同一般，上海沦陷时期，Gomersale因为来不及撤离，被日军抓捕投入大狱，遭到残酷虐待。唐君远不计生死，隔三差五携钱粮探视，想方设法疏通关系，终于使之获释。这份情谊，Gomersale铭记在心，视唐君远为恩人，当初翔千负笈英伦，Gomersale也帮了不少忙。鉴于与Gomersale的亲密关系，在其出狱之后，唐君远曾拿出一笔资金，买下了信昌洋行若干股份。
这笔钱现在派上用处了。唐君远与Gomersale沟通后，遂写信告诉翔千，可随时随地去信昌洋行取回股本，总金额折合港币约180万元。此外，他悄悄地联系上远走香江的那些老部下，希望他们出马助翔千一臂之力。
李升伯设下连环计
纱厂的拍卖如期举行，李升伯并未参加，全权委托他的律师出面操作。
对于拍卖，翔千并不陌生，何况香港拍卖行采取的是英式拍卖制度。英式拍卖是我们在公开场合所见到的最熟悉的拍卖方式，在整个拍卖过程中，根据卖方意愿，拍卖商会设定一个拍品的最低价，然后由众多竞拍者举牌喊价，或加价1000，或加价1万，由低往高依次递增，谁出价最高谁就是最后赢家。以这种方式拍卖，竞拍者很有可能会进入_个陷阱：因为你一口价他一口价而兴奋莫名，结果报出的价格远远超出心理预期。这种现象被业内称为“赢者诅咒”。
翔千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曾多次到拍卖行里观摩学习，那此起彼伏的叫价声，拍卖师一槌定音的吆喝声，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李升伯纱厂的拍卖，分成三个环节，第一批开拍的是200台布机，底价15万元。
随着拍卖师一声“开始”，有人举起了牌子：
“18万！”
“20万！”翔干惟恐机器落入他人之手，急忙举牌竟价。
“23万！”有人一下子加了3万元。
翔千不甘落后：“25万！”
“28万！”对方似乎志在必得。
“30万！”翔千不动声色，再次举起了牌子。
其他竞拍者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低下了头。
全场一下子安静下来，拍卖师看着众人高声喊道：
“30万一次，30万二次，30万三次――成交！”拍卖师重重地敲下了槌子。
然而，翔干很快发现，自己掉进了李升伯设下的陷阱。
当然，翔千也谈不上吃什么大亏，只是没有沾到什么便宜而已。对于这次拍卖，李升伯定下了最低目标和最高目标：最低目标是不要“流拍”。因为如果将拍品价格定得太高，那等于将接盘人拒之门外，这样的结局无疑是最糟糕的，对自己绝对是个悲剧――机器一天天在折旧，债务一天天在加码――多背一天债就要多付一天利息，最终，“利滚利”债务终会将自己压垮；李升伯给拍卖定下的最高目标，是以市场定价卖掉这批东西。在商场上，一个债台高筑的卖家，是没有多少议价能力的，买方一般会将价格一压再压，因为他们知道你别无选择，最后只能“三钿不值两钿”将东西“割肉”卖掉。李升伯希望自己不要成为刀俎上的鱼肉，不要输得太惨。鉴于这个最低目标和最高目标，所以三批拍品的价格，被他限定在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区间内。
拍卖的结果，固然无法使翔千志得意满，甚至因为吃了一个暗亏还有些许懊恼，但在走出拍卖大厅时，他已经释然了：150万元确乎贵了一些，但还是在预估范围内。何况，这钱并没有扔进维多利亚海湾，这些机器、这些厂房毕竟是自己的了！从此以后，自己的命运终于可以自己做主了！
想到这儿，翔干浓眉一扬，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像消防员那样四处“救火”
虽然可以从信昌洋行拿到180万现金，但翔千还是采用老办法：借力，伙同几个朋友一起组织董事会，每人都投入_些钱。翔千的投资额占股本百分之三十，担任这家厂的总经理。董事会还决定，换下原来的招牌，将厂名改为华侨纱厂。
生活中，梦想与现实的距离，总是那么遥远。当翔千雄心勃勃准备干出一番名堂时，突然发现自己陷进了可怕的事务堆，整天被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缠得分身乏术，苦不堪言。
虽然经过阿芳等几个女工的现身说法，华侨纱厂原来的工人陆陆续续地回来了，但是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大多被同行挖走了。翔千既要管销售又要管生产，只得没日没夜泡在厂里，像个消防员四处“救火”。
就在他累得快趴下的时候，转机出现了――父亲的老部下来了。
这天，一位相貌和善、举止沉稳的中年男子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一见翔干，便显得十分亲热：
“我是华叔，过去在你爸爸手下当差。不知你有没有印象，你三五岁的时候我去你家拜年，还抱过你呢！”这位华叔，一口纯正的上海话，一下子拉近了与翔千的距离。他知道华叔是父亲手下的爱将，精通纺织厂的管理，经常来家里与父亲商量事情。
“哦，华叔，你怎么也在香港？”此话刚一出口，翔干已想明白了，一定是父亲出面，请他助自己一臂之力。
翔千没有猜错，华叔确实接到了唐君远的亲笔信，之前，他已从报上看到了翔千买下新厂的消息，也知道翔千人才匮乏疲于奔命，决定听从唐君远的吩咐出手相助。
“像我这样从上海来香港的，还有好几个，有熟悉销售渠道的，有熟悉生产管理的，有熟悉财务会计的，我们一起商议过，上半辈子跟着你爸爸打江山，下半辈子就交给你少东家了。”华叔望着翔干，一脸诚恳。“再说，纺织这口饭已经吃了这么多年了，耳朵里没有了轰隆隆的织布机声音，我们的魂都快没了。”
华叔的出现，使翔千有一种“久旱逢甘霖”的感觉，先前笼罩在心上的那些烦恼，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上海电力学院，中国上海200090）
【摘要】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升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核心，需要从创新意识、逻辑思考能力、创新运用能力、学习创新能力等方面进行。结合大学生科创项目管理的实际经验，就科创项目的申报、立项、推进等全程管理以及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进行阐述，对大学生科创项目管理模式及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及其取得的成效进行了论述，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大学生创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质量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需要高等教育工作者付出极大的努力，深入研究新的高等教育环境下进行创新人才培养的方法和模式，建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创新创业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大学生主体意识强,对形式化的活动不感兴趣,具有主动参加活动的意识,但缺乏组织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迫切需要探索一套符合他们特点的培养和管理模式。
提高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动手实践能力是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国家和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教育部设立了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上海市设立有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高校也设立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使本科生有充分条件进行科创，接触最新的科研信息，并且可以随时提出自己的想法与教师交流，进行实验等实践活动，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科创项目为抓手，提升创新人才培养质量
1.1科创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
科创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大学生参与科创项目可以培养综合素质,激发创新欲望,提高其竞争力。在大学期间,经历一次科创研究,对自身的帮助和提高颇多:可以培养创新意识、独立意识、自主意识、合作意识和竞争意识。例如在选题立项时,学生要有敏锐的洞察能力、思考问题的能力和管理组织能力；在项目申请答辩过程中，要有应变能力、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在科创项目实施阶段,要具备实践能力、探索精神以及面对失败努力找出问题克服困难的锲而不舍精神。
另一方面，科创项目的组织、宣传、申报等工作，需要学校进行有效领导和组织，让大学生了解什么是科创，激发其科创的热情和创新点子和创新思维，让大学生在科创整个过程中一步一个脚印,谨慎、认真的去调研、实验、实践,高质量完成科创项目。同时较为完善的激励、绩效评估等机制,能够最大限度的调度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让他们有激情全身心的投入到大学生科创活动，为创新人才培养提供良好的保证。
1.2科创管理是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环节
完善的科创管理体制的建立,有利于项目的顺利实施,如通过绩效评估机制,对于好的科创成果,鼓励其参赛,通过参赛知道自身的不足，也可以通过参赛获奖提高自信程度，有利于项目的推进和团队精神的树立。项目管理易于量化考评,对项目人员、组织等进行绩效管理,对项目的成果进行评估,并给予一定的奖励。
大学生科创项目在学校以及各二级学院的带领下,设立专门的大学生科创机构和组织,如科创工作管理委员会、科创基金管理委员会、并有专门的科创指导教师队伍、评审专家队伍和学生科创志愿者服务组织,对大学生的科创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与监督，以便大学生科创更规范、更高效。
1.3全员全程全方位进行创新人才培养
科创项目的培育和执行，很多项目不是一下子列入国家级，而是经过校级、上海市级的培育，执行一年才进入国家级项目立项，这是非常合理的，也是对项目执行推动和激励的重要手段。这个阶段可以在大二大三，另一方面，要引导大四曾经做过科创的学生将经验通过团队、沙龙等多种形式传给低年级学生，以便科创团队不断延续，科创精神不断传承，需要教师和管理部分付出极大的努力，进行指导和管理。总之，创新人才培养是需要高校全员全程全方位进行的。
2利用校企两种资源进行创新人才培养
在电力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包括烟气排放造成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到电厂进行实地调研，测试烟气污染物排放水平，针对具体电厂生产实际，提出减少排放的措施，组织学生团队进行科创申请答辩立项，在实验室进行实验研究，同时将实验结果用于电厂烟气减排实际工作中，解决电厂环保达标问题，就是非常成功的科创案例，也是利用校企两种资源进行创新人才培养的范例。
3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及成效
通过科创项目进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运用矩阵式管理方式进行科创项目管理，推进包括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等在内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参加科创项目的人数和水平获得长足进步。我院从设立科创项目开始，10多年来一直以来非常重视科创工作和创新人才培养。2008年上海市开始设立科创基金项目，2008～2010年我校每年获得40项左右，2011年我校获得上海市科创基金超过160项，我院占到很大比例；2012-2014年我校获得国家级创新训练、创业训练与创业实践计划项目120余项，我院同样占了很大比例。
通过这些项目，学校、学院、教师对学生创新活动全程服务与管理，组织项目、组织参加各类学术竞赛，在国家“节能减排大赛”、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全国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上海市“科创杯”、“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等学术竞赛中屡获佳绩，并且，不少学生因此而获得国外知名高校的认可，录取为研究生，获得继续深造的机会。这对学生科创积极性的提高和学术氛围的创建均大有裨益。通过这些项目，使我校“学习工厂”、“创新实践基地”、“创新课堂”、“科创训练营”等创新人才培养理念与基地得到强化。我校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获得“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入选教育部首批“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教育部首批“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等。我校成为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单位，这些是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也是长期进行科创项目管理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的结晶。
4结语
创新人才培养是建立创新型国家极其重要的方面，以大学生科创为抓手，通过全员全程全方位进行科创活动的引导、指导和管理，充分利用校企两种资源进行大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逐步形成大学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取得一定成效。通过多年努力，承担的大学生科创项目越来越多，在科创项目的管理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方法方面不断探索，逐步形成单个项目全程推进和全部项目通盘管理相结合的矩阵式科创项目管理模式，并不断进行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获得国家教育部和上海市的支持，逐步形成一系列创新人才培养的平台。所培养人才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大幅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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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环保人士，请加入我们，来治理沙漠；如果你是国际主义者，请加入我们，为世界多添一片绿；如果你是爱国主义者，请加入我们，开发沙漠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如果你热爱家乡，请加入我们，把家乡的风沙挡在发源地；如果你是拜金主义者，也请加入我们，沙漠会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财富。”这是太阳生态技术发展公司贴出的招聘启事，总裁程文波希望用诗歌一样的语言，把各界人才召集到乌兰布和沙漠中来。
误打误撞进沙漠
原本主营生物柴油的太阳公司进入乌兰布和沙漠纯属误打误撞。提炼生物柴油的原材料主要以植物油为主，辅以动物油。当时能源产业一直发展得很好，位于北京大兴的炼油厂也不断壮大。但从2010年开始，由于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公司明显感觉到了成本上涨的压力。无奈之下，公司只得开始在北京周边自己种植油料作物，但受到地价限制，不可能大规模种植，迫不得已便决定进入地租便宜的内蒙古半沙漠地带。
然而，当上千亩地油沙果树苗好不容易种下去之后，太阳公司又遇到了新问题——缺水。原本在前期地下水水质检验时适合灌溉的水，在抽到第四天时变成了绿色，上千亩树苗一棵不剩，全部被烧死。原来这一地层属于高氢高氟地区，并不适合大规模打井灌溉。
正当公司迫切地寻找水源时，磴口县政府也在急迫地寻找愿意承担乌兰布和黄河分洪区建设工程的企业。黄河每年在冬季封冻和春季解冻时都会出现凌汛，由于封冻解冻引起的河水体量变化，裹挟着冰凌的河水常常决堤而出，对沿河两岸的省份造成巨大的洪汛灾害。国家在黄河中上游地区规划了五六个分洪区以解决黄河凌汛危害。
而在磴口县这样的贫困地区，水是生命之源，是发展农牧业，扭转经济形势的绝对支柱。同时，黄河在乌兰布和分洪区几字形转弯形成了地上河，最有利于分洪，磴口县政府无论如何都要留住黄河水。
私企的治沙路
为了得到充足的水源，公司一脚踏入了乌兰布和，然而沙漠的挑战远比他们想象得大！
乌兰布和黄河分洪区工程量巨大，包括一座234平方公里的水库、一道横跨黄河的百米长的防洪堤坝、一道宽158米、长6.5米的引水渠和四十多公里石砌的堤坝围堰。分洪区地处沙漠腹地，施工地点气候恶劣、环境艰苦，加上工期短，没有工程公司愿意承接这个工程。程文波感叹，“幸亏我们私营公司各方面经验都有，当初在大兴的工厂就是我们自己施工建造的。为了这个工程，我们自己组建了工程公司，除了百米堤坝招标了专业公司承建外，几乎所有的工程都是我的员工一力承担。”
程文波认为公司人力、技术都不成问题，最大的难题是资金。北京市政府因地铁建设支付给位于北京大兴区的炼油厂的拆迁费，再加上公司自有的流动资金，都一股脑投入到了乌兰布和分洪区项目上来。然而资金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公司之前的预计，除去建筑材料和人员吃住行费用及工资等之外，设计费、聘请监理公司的费用、购置大型建筑机械的费用也由公司支付。
而且，施工当中也常常出现始料不及的变数。在水库修建完成之后，才发现由于设计时对地形考虑不足，水库中间有一道高梁，蓄水到三分之一处就无法再进一步蓄水。水库不得已又要紧急返工，最高处挖掉了10到12米的高梁。
一来二去，公司的资金开始吃紧。到目前为止，前后已投入了3个亿的资金，基本上已倾尽公司所有。程文波对私营企业的融资环境颇多不满：“我们想从银行贷出点款来太难了。大国企不缺钱，银行还都上赶着给他们贷款。我们想干点事贷个款可真是不容易。”公司找过私人贷款公司，但利息太高，不是长久之计。程文波也曾找朋友拆借，“但是别人一听这么大工程，都说我是大忽悠，”他无奈地笑笑。
现在水库已开始蓄水，很多朋友劝他卖水赚钱回笼资金。分洪区附近有不少煤化工企业，水是绝对的紧俏资源。“我也找得到煤矿资源，也可以自己做煤化工，但这样的话分洪区就又变成一座化工城了。这和我的初衷不符，我希望建一片碧水蓝天。”
将环境事业进行到底
“现在我们那儿已经是世外桃源了。黄河水进到水库里，泥沙都沉淀了，水特别清亮。那个地方本来就风高云淡，蓝天白云倒映在水里很美。我们放养了一些鱼苗，也有自然鱼。鸟也来了，很多品种，叫不出名字。水库每年向沙漠侧渗6亿立方水，小环境会慢慢改变。我们承包了附近很多荒地，我相信很快能建成一个绿色园区。”一说起自己的绿色梦想，程文波就滔滔不绝。
当然，他坦承自己并不仅仅是热心于公益事业，吸引他扎根大沙漠的是可以预见的巨大利润。乌兰布和沙漠并非原生沙漠，而是古河套平原的一部分。由于过度放牧和气候干旱原因，渐渐形成了沙漠，近年几乎与相连的两大沙漠连成一片。
“既然不是原生沙漠，说明土壤结构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有水。现在我有水了！”程文波对于他的沙漠改造伟业深信不疑，“我们水库现在每年额定的分洪量是1.17亿立方米的水，如果凌汛期水量大还可以多分。这是什么概念？都说‘天下黄河富宁夏’，河套平原全靠引黄灌溉，1400万亩耕地都是漫灌，每亩耕地需要800立方米的水。根据我们的实验应用改良技术，减少蒸发，150到200方水我们就能养出一块可耕种土地。只要合理利用水资源，再造一个河套也不是什么神话！”
时至今日，太阳公司早已改变最初的目的——为自己的炼油厂生产原材料，而是要全面进入草原农业。公司承包了附近60万亩沙漠改造项目，第一批实验用的树苗已种植成功。其中4千亩种了油沙果，压榨油的品质远远好过预期，各种维生素的含量比橄榄油还要高。
黑莓是公司实验成功的另一种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由于营养丰富，适合酿酒，又比葡萄便于采摘保存，黑莓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按照目前实验阶段的产量计算，太阳公司每亩地能产出5,000到10,000元利润。比生物柴油产业的利润空间还要大。
除去经济作物和防沙林，60万亩地绝大部分用于种草。“中国有18亿亩耕地红线，但产出的粮食一半要去喂牲口。饲料制作环节现在又常出问题，弄得不敢吃肉。我们想恢复乌兰布和的草场，发展绿色畜牧业。”程文波介绍说。
他的设想是把大片草场分成小块，承包给愿意经营牧场的个人或公司，而太阳公司则变成一家草场管理企业，全权管理草场的行政，包括基建、运输、财务等，有点像个物业管理公司，只不过管理的物业是草原。
为了这个种植—畜牧—私人农场的产业链实现最大的盈利，公司在建水库、治沙漠、种草场的每个环节里都坚持一件事——绝对的环保绿色。
“自己的企业还欠着债，你却想放弃它去给别人打工？”
“就好比自己的孩子还嗷嗷待哺，你却想去帮别人养孩子？”
2013年3月，求职节目《非你莫属》现场，BOSS团咄咄逼人，求职者王用明竭力解释却又无力解脱，最终被BOSS团集体灭灯，未能获得职位，黯然离场。
尽管如此，这期被命名为《亿万富翁的破产求职》的节目已足够吸引眼球，放上网后，点击率高达数百万。王用明红了。
――这固然与他“到大企业去供职”的初衷不符，倒也算是意外之喜。江湖游荡多年的王用明似乎突然又充满了信心，准备重新创业了。
落毛的“凤凰”
王用明说，他不是亿万富翁，“那是节目组为吸引眼球加上去的”。不过，当年他经营的三岛服饰有限公司，不仅在北京有自己的工厂，而且商遍布全国三十多个省。最辉煌的时候，公司年销售额达到1个多亿――不是亿万富翁，也算是个千万富翁吧。
这是王用明对曾经的成功下的注脚。他口中的商业积累，指的是来北京之前，他在老家福建福清捣鼓美术培训班和舞厅的经历。据他自己说，当时舞厅生意很火爆，“挤垮了很多竞争对手，赚了十几万元。”
除了这些经商的经历，王用明认为他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他的创新精神――他把当红明星海报上的服装画下来，找厂家生产，然后卖出去，这在当时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里是独一无二的。当然，这种近似于抄袭的做法即便和真正的创新还有很大距离，倒也不失为一种草莽商人的精明。
不过，生意做大之后，王用明不再满足于只做批发，他想创立一个自己的品牌。
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就立刻招来周围反对的声音。事实上，当时王用明的确不具备做品牌的实力。2005年，生意刚转型的时候，王用明能拿出来的资金只有区区几百万元。这对于一个服装品牌的启动和运转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但顺风顺水惯了的王用明，仍是自信满满，踌躇满志，还计划好了用三岛在批发市场上挣到的钱，投资做品牌，一边做一边挣。
刚开始确实如他所想。三岛前前后后为新公司――北京第六日服饰有限公司贡献了2000万元，但接下来2006年、2007年连续两年的暖冬却让王用明的“品牌梦”遭遇了现实的寒流。当时三岛主打的棉服和羽绒服严重滞销，资金无法及时回笼，“压了两年的货，十几万件，亏了两三千万元。”
尽管如此，三岛的亏损并没有让王用明冷静下来重新思考他的品牌计划。“当时就想快速扩张，加盟的门槛也很低，一下子就做到了100多家，南到海口，北到哈尔滨，西到银川，哪儿都有。”场子铺太大，店铺业绩却都不好，资金链更是吃紧。
一边是张着嘴等补给的新公司，一边是陷入亏损的老企业，王用明最终还是撑不住了。2008年秋天，他卖掉了自己所有资产，包括位于北京亦庄的别墅和老家福清市东张镇的一块地皮。
一部分债主闻讯找上门来，一句“我是跟你做生意，你打什么公司欠条”，让王用明无言以对。“这些上门逼债的都打了个人欠条了，那些没逼你还债的，就更没理由不还了。”于是，王用明干脆也不申请破产了，甚至把公司债务都转成个人债务。此时他负债一千多万元，彻底从千万富翁变成了千万负翁。
寻找“伯乐”
一个人硬扛下所有债务，王用明实实在在是有些江湖大哥气质的。但眼看辛苦挣下的家业荡然无存，“那个时候，我一边跟别人说话，一边手却不停地晃动，无意识的，还是太焦虑了。”
公司再无力经营，焦虑的王用明决定放下老板架子，另谋出路，去给别人打工。
事实上，他这个想法不是公司破产之后才有的。早在2002年的时候，他就给自己的偶像李宁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希望加入李宁团队的愿望。那时王用明的服装生意蒸蒸日上，可他觉得自己公司只是个小庙，他想成就一番大事业，需要一个大平台。现在落草江湖了，他觉得自己正好可以试试。
有目标就有动力。王用明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看看求职网上有没有新职位。刚开始他广撒网，只要看到有服装企业招副总或者总监就申请，没几天功夫，就投出去两百多份简历，可没想到最后收到的面试邀请只有十来个――公司在外地的，他还不愿意去。
据说当时，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一家专门生产羽绒服的服装公司，有意给王用明提供一个总监职位，但因为王用明开出50万元年薪，对方顿时作罢。
至于其它的一些小公司，王月明说他只是“打打酱油”，那些公司他没一个中意，“我闻到这些企业腐朽的味道，就不想去了，因为没有火花。”
――火花是什么？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大企业大平台。
还好，2010年底，穷困潦倒的王用明最终等到了他想要的“机会”。
当时波司登计划开发一个四季服装品牌，来改变过去专攻羽绒服业务的单一局面。他们需要为这个计划招聘一名运营总监。
王用明在网络上看到这则招聘启事时，兴奋到了极点，立马点击了网页下方“申请职位”的按钮。可是当确认简历发送的小框框跳出来时，他又迟疑了。他想，自己一天公司没待过，简历拿不出手，又不能说你是老板，是老板更没人要――之前自己投出去的简历很多石沉大海，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之后不久，王用明又用同一份假简历去利郎应聘，结果可想而知。他无奈，“人家这些大公司的HR也不是吃素的，但要是凭真实简历，我可能连跟他们连聊天的机会都没有。”
不属于他的江湖
王用明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自信自己过去的成功，觉得现在不过英雄落草，不甘“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另一方面，在真正面对他心仪的平台时，他又底气不足。
这段日子应该是王用明最难的时候，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他生计维艰，债主不时上门逼债，更是让他焦头烂额。
“那会儿有债主请讨债公司上门要债，有一次来了两辆车，十来个人，我当时就跟他们说，我这小身板，你来两个人就够了，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又有一次要债公司找到他，他把自己的情况跟这些人说了，包括怎么破产、欠了多少钱、卖了房、卖了车，现在又没有工作。没想到要债的人竟然被他感动了，不仅没为难他，还帮他把债主约出来谈和解，王用明说，“这不是因为我口才好，而是因为我当时确实挺惨的。”
眼看着日子越来越糟糕，王用明终于坐不住了。2011年，通过朋友介绍，王用明认识了福建一家服装公司的老板，这家公司是做潮牌的，而王用明之前做品牌的时候试图走的，就是潮流路线。
可是当他看到这家公司的产品后，他感到很失望，“他们对潮牌的理解就是无花不成衣服。每件衣服上都是花，没有其他元素，这怎么行？”
王用明跟朋友一打听，果不其然，这家企业的业绩一直不是很理想。朋友见王用明对这家公司挺上心，就鼓动他说：“要不你给想想辙，弄好了对你自己也有好处。”
这么一说，王用明当晚回到家就忙乎起来，想要帮这家企业重新设计几套衣服，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潮牌。
没想到当他把自己的“作品”摆在这家公司老板面前时，对方只是称赞了几句，并没有采纳的意思。王用明一下子就急了，“你要不相信我，我们就试试，我先做一批货出来放在你的店里卖，如果卖得比你的好，你就用，给我20万元；如果没你的好，我拉走，一分不要你的。”
对方闻言还是摇了摇头，王用明没招了，只好说：“那我们就不谈钱了，你只管试。”就这样，王用明才终于揽下了这笔不挣钱的活。
有点戏剧性的是，因为这批货卖得好，王用明最后成了这家公司的战略顾问。但是越是往深了合作，王用明越觉得他和这个老板不是一路人。比如，王用明以前自己当老板的时候，没什么架子，喜欢和员工混在一起，但这个老板却总是高姿态，在身份上跟员工分得很清，他也看不惯王用明一来就跟手下打成一片的样子，所以干了三个月后，王用明说什么也不再留下来。
当然，这三个月的顾问生涯还是让他挣了40万元。他拿出一大部分用于还债，剩下一小部分用来维持生活。有了这笔收入，他就又不着急了。在这之后，他时不时还能找到一些顾问的活儿，比如2012年底，王用明给一家位于晋江的服装公司做顾问，他希望老板能按照他的想法规划店面布局，但这个老板只信LV，不信他，“最后要不就是他们不懂我，要不就是我看不上他们”，总之不能长久。直到踏上《非你莫属》的舞台，王用明才有了新的想法。
红和梦
聊起这次上《非你莫属》的经历时，王用明强烈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们应该关心我的能力，而不是我为什么找工作。当时台下有一个女孩都看不下去了，站起来让她们别再问这个问题了，要问就问点有用的。”
说完王用明吸了一口烟，想了想又补充道：“当然，这段最后没播。”
――他红了。红，不仅让他更有底气质疑这些他曾向往成为的大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更让他东山再起的梦蠢蠢欲动。
“他们都是我的镜子，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优势。”《非你莫属》求职失败后，王用明反倒决定放弃“帮助别人创造大品牌”的想法，好好经营自己的公司，“把它打造成国内的一线品牌”。
2013年5月，王用明通过小额贷款获得了200余万元资金，重启第六日运营。据说他这次再出发，得到了之前一些员工的响应和追随。这些人很多已经跟随他多年了，因为收入不稳定，他们严重缺乏安全感，有的人还患过轻度抑郁症，但没有人想离开。而设计师阿原甚至放弃了年薪30万元的工作，回到第六日。现在，他们七八个人挤在只有六十几平米的房子里。这个房子既是公司的仓库，也是他们的办公室、起居室。他们每天吃着盒饭，或者自己煮的面条，北京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冬天，他们洗澡就在大楼的布草间。淋浴当然是没有的，有的只是两个装满热水的暖水瓶。
除了这些员工，王用明身边还有一些特殊的合伙人。他认为之前做品牌失败，有一部分是因为盈利店还没打造好就搞快速加盟，所以现在他只做直营和联营。而所谓的联营，就是公司和合伙人各占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合伙人不仅能分红，还能和其他员工一样有工资收入。
现在第六日在北京做得最好的联营店，一个在活力东方，一个在四季青。这两个店的合伙人都是王用明之前的朋友。在跟王用明合作之前，他们分别是北京最著名的两大酒吧的中层管理人员和高级调酒师，年薪二三十万元。
当笔者问他们，为什么愿意跟王用明合作，他们的回答都很一致，他们都被王用明的梦想和再创业的勇气感动了，而且现在的店铺确实做得不错，2013年11月份，活力东方店的月销售额就已达到29万元。
――大概，中国人都是有着“梦想”、“英雄”、“东山再起”情结的吧。
据王用明说，第六日目前已在全国开设了近20家实体店，而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因为他采取了提高平效的做法。一方面店铺被合理规划后，能陈列更多的商品，另一方面，可以减小库存。此外，他还重新设计了店面形象，把大树搬进了店面，墙面全是彩色喷绘，以求吸引眼球。他甚至认为他现在的模式是国内最先进的，现在他最缺的是资金，如果资金充裕，他一定能把第六日做大做强，甚至可以去和国内一线品牌竞争。
但，归根结底，王用明所谓“自己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他更红了。
第二春？
“红”也是种资源，王用明觉得他的春天又来了。
采访当天，正好有人来找王用明谈合作。王用明告诉对方：“你在阿迪干了这么久，见过他的创始人吗？没有吧？现在是你人生第一次那么近地接触到一个品牌的创始人，你要抓住这个机会。”
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王用明还向笔者描绘了他的人生规划：他把他的创业人生分为五个七年，第一个七年能在北京立足；第二个七年转型；第三个七年会迎来一个高速的增长；第四个七年会到达人生的高峰；第五个七年开始寻找接班人。“要么就不做，要么就要做到最好，我王用明拒绝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