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6号初次见罗文德时，我以为，这是个没六便士但心里有月亮的故事。
朋友介绍他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在拍纪录片。罗文德个头不高，浓眉大眼，脖子上一根红绳挂支电子烟，在那捣鼓着三脚架上的手机。他本来用一台红米pro，这台iPhone是为了拍片分期付款刚买的。
2021年，北京。罗文德帮同学拍作业。/罗文德供图
在参加成人自考入读北电继续教育学院前，罗文德只有中学文凭。高一辍学后，他做过十几份工作，厨房水台、足疗男技师、游戏代练......他在北京住群租房，在浙江横店跑龙套，上海俏江南谋生计，为自己的精神困惑和意义危机找寄托。他羨慕毕赣通过作品获得“上游圈子”的认可，从而有资本青睐。在他看來，用其他方式挣钱并不比拍片更容易。
比起“没有六便士，但向往月亮”的钱和精神食粮的选择，这更是关于一个人如何自救的故事，而他还在这救的途中。
大专生“追梦北漂”
在这之前，罗文德曾有过两个拍摄计划，但都告吹。一个选题是拍他在北电继续学院的同学博群。一次学生作业展示中，博群出现在了许多其他同学的短片里。“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是一个寻找机会的人，也就是说，他很勇敢。”罗文德因此想拍他，并且他觉得“换做我我也会那样，我愿意被更多人看到”。第二个选题是拍导演们，设想呈现不同阶段的三个导演的生活。他曾在做剪辑、群演等工作中结识一些导演。
但到实际拍摄中，罗文德觉得博群只想他看到他想让别人看到的，敞开程度不够，也拍不了导演们的家人、工作单位、最多只能旁观他们谈项目，这“太无聊、太没劲了”。
自荐碰壁，罗文德比喻为就像在恋爱中“被拿捏”——并非对方故意不给机会，而是因跟别人相比，自己什么都没有，处在低位。他意识到自己没有选择权，“如果我是《舌尖上的中国》导演，那我想拍全中国任何一家餐馆，基本上不可能被拒绝吧？有那么一个东西背书（再来就容易）。但是我没有。别人能够接受跟我见面，跟我聊聊，都他X已经是了不起了。”
“所以无欲则刚很对，但你要去做事，就是有欲的。”罗文德很急，他想有部自己的作品，作为以后各种机会的敲门砖。也希望这部作品赶上参加B站的创投计划。
于是他换成了一个可执行性高的选题：《不上班的人》，并开始在网上找拍摄对象。
前文提到的那篇招募帖帮他找到了四个愿参加拍摄的网友。2021年11月初，创投项目截止日之前，罗文德制作出并投稿了这部纪录片。这部片子没有引起任何波澜，在平台播放量未超过500。罗文德说，“在意料之内。”他回头想想，纪录片中四个自由职业者，只有同他在横店就相识的磊子的故事饱满丰富。
“我承认自己不够好，但是我从没觉得我好不了。”罗文德说。《不上班人的人》拍摄对象之一石头，跟罗文德相处了一天后，当着他的面评价：“你是一个ego很大的人，但能做成事。”
罗文德曾受到《路边野餐》的导演毕赣经历的鼓舞。“一个小地方出来、不满30岁的导演获得了上游圈子的认可，靠这片儿拿奖。开始有资本青睐，开始有全套的上游阵容向他靠拢来开新戏。”罗文德写道。在他还是“追梦北漂”时，这是他的强心剂，他想自己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2016年，杭州。罗文德在给自己戏里的小角色配音。/罗文德供图
“一颗螺丝钉掉在地上”
王小帅2001年的电影《十七岁的单车》里，来京务工的少年阿贵非常爱惜快递公司发给员工的单车。公司说，当跑的快递单数足够多时，这辆车就属于他。阿贵甚至还在车上做记号。就在他要梦想成真时，被叫去送一单快递，送件老板没准时来，他只好等着，出来时车已不在。罗文德略为夸张地复述了这个故事，感叹“我X，车没了，太难受了。”
他有过阿贵一样的心情。2017年刚来北京工作时，他兼职做闪送骑手，跑一单最少12.5元，大概耗时三四十分钟，收入高时一天能有三四百元。骑手会抢单，因为在平台的服务分不高，罗文德能抢到的多是些不好跑的单。但只要有单，他就点。那天，他接单后发现自己送件送到了长安街上——京B号牌摩托车不允许在这里行驶。
“我不能被抓，我就跟那骑自行车的小孩一样的，我只能就一咬牙连续冲了两个卡，你知道吧？”冲了两个关卡后，罗文德骑摩托车拐进附近小区，把车停到车棚里，头盔放把手上，准备扫自行车继续送件。
但“走出去没多远，我担心头盔丢了，我就犹豫了一下”。他想到他的头盔价值700多块钱，在罗文德眼里，头盔“挺漂亮的”，就像那辆单车之于少年阿贵。罗文德折返，最后决定戴上大头盔骑共享单车。经过交警身边，“第一反应是，交警同志会不会觉得这人很傻X？我就害怕担心别人问我，然后我瞟了一眼……”尽管最终，“他们也没搭理”，但罗文德说，当时心里非常害怕、紧张。
他想起，在北京他有过很多类似时刻：狼狈、担忧，交杂着心酸、自卑、和敏感的自尊。
那次送件有惊无险。后来有次他骑摩托车被罚款，当时他录了个视频，视频里跟交警说话的他小心翼翼，随即笑着在镜头前感叹“一百块啊，朋友们，最重要的是三分儿。”
罗文德想要自由且富足的生活。但很多时候，他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个泥菩萨。他去拍那些不上班的人，拍完觉得大家也都是泥菩萨。
他多次提到自己听国际歌会哭，说着就唱起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见他两三次，有两次他在我面前背起了这首富士康跳楼工人留下的诗：
一颗螺丝钉掉在地上
在这个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轻轻一瞥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个相同的夜晚
一个人掉在地上
辍学、新生、电影——“罗文德的救赎”
罗文德回忆了几件童年的事，溯源自己为何缺乏安全感。
小学四年级前，父母在两广一带打工，罗文德轮流在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家住。在湖南张家界的山区，上学都得爬一小时山路。家里很穷，以至于有次在路边看到被咬了一口的苹果，因为太想吃，罗文德把它捡起来吃了。他说，他不记得自己那之前有吃过水果。受到的教育是不要吃别人的东西，不仅不会开口去要，别人给他也会拒绝。长大后的罗文德说，小时候太注重面子，现在他觉得，如果别人给他一个苹果，他会接过来说谢谢，为什么要拒绝呢？
罗文德印象里，自己不被老师、同学喜欢。小学教室后门处的玻璃窗碎了，大家指认是罗文德打碎的。奶奶被人通知后，从山里赶过来处理这件事。罗文德扯着奶奶袖子，叫她不要理会学校里的人，除此之外，他不知如何为自己辩解。他以为奶奶会相信他，为他辩护。最后，奶奶还是赔钱，从口袋里拿出来的全是一毛、一块的碎钱。模糊的童年记忆里，罗文德尤其记得这件事，他觉得自己的自尊心未得到呵护、内心没任何依靠。
听他讲述完，我说，也许奶奶内心相信你的，只是不想过多纠缠，就赔钱解决了——这个反应令罗文德失望。他觉得听者“好像离得好远，是站在第三方的视角去分析”，“第一反应难道不该是关心我有没被冤枉了吗？”
在张家界天门中学读书时，教室在三楼。课间，罗文德站在走廊往下望，他想过要不要跳。最后没跳，原因是“怕万一没死成太麻烦”。他想不到人生有什么意义，一度和两个同学逃学，跑到广西防城港。高一时，仅有的玩得要好的同学退学了，罗文德也想退学进入社会。
辍学后，罗文德去北京学过维修电脑、去长沙学过动漫，做的工作多达数十种：网吧做网管、厂里锁螺丝、厨房剁排骨、游戏当代练、餐厅端盘子、开过小店、做过导游……当时和堂哥在厨房做学徒做了九个月，起初只能做水台，月薪200元，最后两个月，罗文德才正式上砧板，做配菜的工作。每月800元，“可怜的数字”，他在当时的日志里写。
《肖申克的救赎》，这部讲述男主角安迪入狱后自我拯救重获自由的经典电影，令他对自由有了更具象的概念。看完他觉得自己也想成为电影男主角安迪那样的人。尽管他仍不知自己想做什么。
罗文德的知乎收藏夹里，有一个文件夹叫“育儿”，他觉得教育很重要，“我需要去了解这些东西，也给我自己的将来做预备”。还有个文件夹是“成长路上的困惑”，收藏了一个问题，关于“如何增加一个人的自信”。
2011年，苏州昆山。20出头的罗文德在一家电子厂打工。/罗文德供图
剪第二部片时，才有了人生第一台电脑
罗文德上网浏览问题逐渐比玩游戏和看电影多。那些基本的哲学问题：一个人该怎么生活？自己喜欢什么？想做什么？他都想过。
北京的前同事侯晓龙说，罗文德经常找他聊天，“太能聊了，老跟我聊哲学，我也听不懂。谁要不是闲出屁了，谁研究哲学啊。”
罗文德曾跟侯晓龙背过一句诗：“锁螺丝锁住了我的梦想，流水线流走了我的青春。”在流水线车间工作时，罗文德看到这句话，刹时感到和当初留下这话的人产生连接。
侯晓龙第一次听罗文德说完这句话时大为震撼，赞叹他“太牛了”“你不去写诗，白瞎了！”罗文德非常满意侯晓龙的反馈，他跟很多人都重复过这句话，侯晓龙的惊叹程度是深的，罗文德觉得从他的反应里，他感受到这句话的力量得到传递了。侯晓龙说：“罗文德和留下那句话的人共情了，而罗文德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跟他又共情了。”
2016年初，在尝试过太多锁螺丝式的工作后，罗文德决定去浙江横店实践演员梦。在这个东方好莱坞里，他尝试了剧组所有基础岗位。第一个活是“外围武行”，也就是武打替身。除了接群演的活，他还开始帮剧组码素材，按场次在电脑里理顺视频，帮别人干“白工”学习剪辑。罗文德很快意识到，比起做演员，做剪辑是更实际的一条路。
2016年，横店群演公会正式成立，当年每天就有近2000位群众演员活跃在数百个剧组之间。到2021年，横店累计注册在案的群演已超10万人，但直到2020年9月底，群众演员的收费标准才从100元10小时提到120元10小时，仍非常之低。
群租房租金按铺位区分，上铺月租730元，下铺750元。他第一年搬四次家，每次都是为了离工作更近点，从一个群租房换到另一个。群租房一个房间住着十几人，但并不热闹，室友之间交流很少，罗文德说：“大家都焦虑着、沉默着、什么都小心翼翼，因为都对自己感到不满意。”
2019年7月，罗文德彼时已经从群租房搬出来，住在朋友介绍的月租1700元的房子里。他入职一间相对较大的影视后期公司，就在那里认识的侯晓龙。他买了辆摩托车，有时载侯晓龙一起下班。但说起来，两人只共事了一周。
在那家公司，罗文德的工位在南区角落，公司给他配了台MacPro的电脑，月薪5000元。罗文德觉得自己基本没什么事干，只做“拎特效”的活，“这他X叫什么剪辑！”侯晓龙记得，当时罗文德经常睡觉、或者腿搭在桌上，后来领导甚至把他当成同一层级的人一起抽烟。
一周后，罗文德辞职了。侯晓龙说，“他比较像江湖侠客，哪待得不爽就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罗文德认为是，“一个地方没有你想要的东西，在那里干吗？”他觉得自己有明确目标，比如剪电影，而在这里，他看不到未来做自己想做的事的可能。
在五花八门的工作中，因剪辑结识的一位导演向罗文德提及北京电影学院的继续教育学院项目，罗文德才知道还可以参加成人高考再读大学。2019年12月，他收到北京电影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的通知书。“辍学13年了，老泪纵横”。罗文德如今想上学，想看专业院校如何教电影，更重要是，多认识人多点工作机会——按动机顺序排，这是第一位。
“特别想挣钱，希望我能干个啥”
北电继续教育学院的学习形式是业余制，学费10500元，分三次缴清。罗文德需要不断给自己找剪辑、跑剧组等活儿维持生计。
在学校里，罗文德认识了同学飞哥，他帮飞哥写电影对比辨析的期末作业。交换条件是，飞哥给他介绍工作机会，让他之后跟着一个剧组去东北做副导演助理的助理。
也是在这时候，罗文德决定将自己的目标从电影转向拍纪录片。原因很实际：比起拍电影需要多方资源，独立纪录片他能一个人做。
在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概念在1990年出现，学者王小鲁认为，这种出现有一个历史的必然，因为直到那时，外在环境和内在领域——人的内部世界的发展，才给出了这样一个契机。
第一次见罗文德时，他跟我讲他喜欢纪录片的真实和直接，也因受到过好的片子的启迪。不过我逐渐发现，拍纪录片也许并非罗文德最执着的事。他的第一选项永远是赚钱。他也不忌讳谈这个：“我特别想挣钱，我希望我能够干个啥，是不是导演，是不是搞创作，其实都可以往后放一放。”
2021年底，罗文德还没有从北电继续教育学院毕业，但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十几年。他的想法是，挣钱不见得比搞创作容易。他说，很多事他做不了，创作却能带来意外收获：“你可以凭着你的真诚跟敞开，它也有可能出好东西，但如果是说你去干别的事，你真诚敞开，你他X自己卖自己呢？”
做纪录片导演绝对不是一项能挣到钱的活儿。早在2015年，作者王昕就在《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生存状况研究》中指出，41%的独立纪录片导演仍旧处于较低收入水平（月收入5000元以下）。这篇调查写道，“面对一个职业却不能为其带来合理的回报，需要导演做其他工作支撑自己的生活这种尴尬的状况时，导演们无奈却习以为常，而在可预想到的未来，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发生太大改变。”
2022年，情况变得更糟糕：遑论纪录片，商业电影亦举步维艰，影视行业被认为进入寒冬。
“错的当然是我，你怪世界干嘛呀”
在这之前，他就很喜欢他的偶像“毛爷爷”说的一些话。罗文德又当场就念了起来：“我们需要外援，但是我们不依靠外援。（原文：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他。）”“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罗文德穿了一件红色卫衣，上面写着“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罗文德说，他倒不是对国际关系有什么见解和观点，但很喜欢这句话所表达的态度。
红色卫衣外是件蓝色外套，上面写着CCCP（俄语中苏联的缩写）以及苏联的标志，他特意买的。罗文德说，自己对社会主义有多少理解也说不出来，但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去进行社会主义尝试的国家。“我只知道这个国度是一群曾经有着理想主义，一群想要改变，不光是改变自己身边、甚至想要改变世界的人所创立的国度，他们辛辛苦苦探索自己的道路，最后他们失败了，但是他们值得被纪念。”
九月底曾有人找他做独立剪辑的活，应承下来后，他又拒绝了，因为“不想再生产娱乐垃圾”，想花更多精力做自己的抖音。他觉得他的抖音“有搞头”，有当地的火锅店商家主动联系，出价1000元让他做探店软广，罗文德说自己的底价是1500元，还要再洽谈。
在北京时，罗文德是看不上抖音的，觉得“太吵了”，“没营养”，但现在他有所改观，看得多了，发现上面也有好内容，且“意识到抖音牛逼”。他又分析起来：抖音能给流量，且用户下沉做得好，抖音机制做同城内容总能被身边人看到。
虽然在抖音涨粉比其他平台要易，但想依靠做内容获取商业价值绝非易事。罗文德说，他在做那些选题中，自己也会趁机了解各行业的事情，若有挣钱项目，也可以发现商机。他坚信，把内容做好了，不愁变现，而无论在什么样的大环境中，总有人靠做内容翻身，个人永远、且只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自己的选择。
他始终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错的当然是我，你怪世界干嘛呀？你自己对世界没有一个正确的基本认识，你改变不了世界，你只能改变你自己就好。”
2017年底，北京。刚来北京的大半年里，罗文德第三次搬家。/罗文德供图
人活着是种存在感
罗文德喜欢纪录片导演周浩和徐童，不欣赏胡波。他认为胡波是那类沉浸在自我表达、自我沉迷中的创作者，“没有服务意识”。在北京时，他说“人最大的价值就是实现其他人的价值。”所以，他想通过拍纪录片赚钱。赚到钱后，最想做的是帮助前女友实现愿望。
罗文德觉得那段恋爱是他人生重要的节点。他形容当时恋爱中的自己“像是一个怀了宝的孩子，四处去炫耀，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我对象的好”。
两人还在一起时，女生去打HPV疫苗。在表格上的紧急联系人处填了罗文德的名字。罗文德对这件事印象无比深刻，每次填紧急联系人，他永远填的都是“远在他方的我爸”，从不知道紧急联系人这一栏还可以填对象。原来还可以这样被信任，被需要。
罗文德认为：“只要你还活着，只要你还有意识，你就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生活压迫你。”但正是因为这样，人活的是一种存在感，是人与人的连接。那场恋爱令他对此有了更深体会。
不过高一那年他想过自杀，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现在他觉得“还有很多想要的东西呢，自杀属于提前离场”。现在他在张家界老家，边给车行兼职边做抖音，万一真做不好，他也有后路：至少他可以用北京电影学院的继续教育学校的文凭，去考一张导游证。（注：必须要大专以上才能考）“不愁饿死”。
虽然人生里有太多挫折和狼狈时刻，但他学着告诉自己，能感受到喜怒哀乐本身，已经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