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家庭和家乡文化的孕育下，萌发了写作兴趣。
我出生在梅县松源镇，生父姓王退休前是一间大学的教师曾任学校教务处主任。我生活在文化之乡梅县松口古镇，养父姓梁退休前是个小学教师曾任镇中心小学的教导主任。在1977年以前的极左路线影响的社会年代里，因家庭成份和社会关系复杂而影响了我家庭成员们的生活。生父因我祖父是个归国华侨小商人，在建国前后家中培养了几位大学生，因为家庭成份高而影响子女们的工作。养父解放前他曾跟随本村人县长梁国才在县政府做职员，因为历史关系而影响他的工作。
我在小学阶段，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先后在生父、养父、外婆家的三间小学读书。
有关我父母离婚的事，父母各有话题。母亲只有小学文化，父亲读了大学后外祖母动员母亲离婚，原由是父亲读了大学后地位变了，人心也会变。后母是松源镇人，她小我生父10岁。1953年之前我父亲在小学任教时后母是我父亲的学生。1958年她在广州中专毕业后与我父亲结婚。父亲日后对到谈及他与母亲离婚的事，另有说法。
我8岁起在松口生活。那时母亲改嫁松口后在家务农。母亲人长得漂亮，人缘好，是个劳动能手村里的女强人，曾任生产队长。养父是个小学教师。养父与前妻离婚后两个女儿跟随养父生活，母亲与养父还生了一个儿子。全家六人相依为命生活在一起。我童年时的生活是缺衣少食，在那粮食缺乏的年代我们兄妹们挤在一张床睡觉，因争吃而吵架是常事。我姐姐还要背着弟弟到学校读书。那时母亲偏爱我，我常去外婆家。
我10岁那年，春节期间亲友给我5角钱压岁钱，我买了《杨金花夺帅印》《空中英雄》两本连环画。从那时起我开始收藏图书有一个小书橱，有些书是自己在假日时挑煤炭和砍柴卖挣钱买的，有些书是人家送的。我小学毕业那年，藏书达100本。
我的写作兴趣源自于写家信。我读三年级时开始与亲友通信。我祖父王汉良是个归国华侨，解放前曾在家乡松源圩开过一间“仁爱堂”药材店，他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他非常怜惜聪明好学的我。我每次写信给祖父都有回信，有时还会在信内夹钱给我。我姑姑王桂兰是蕉岭中学的生物教师，我也常写信给姑姑。姑姑回信时，会把我写的信修改后再寄回给我。因亲友们鼓励我写信，我对写作产生兴趣。为了要把信写好，我认真钻研写信技巧。
小学五年级时我就能写出叙事清楚、语句通顺、文笔流畅，约千字的家信。读小学6年级时，因为作文好，班主任梁章荣老师培养我为学习委员。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回忆
我读初中时正值读书无用论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时学校的教学秩序不正常。我在家乡附近的石泉坝中学读初中，该校由1958年创办至1991年合并到梅东中学，因诸多原因学校曾三次办高中，三次更换校名。
文物古迹属“四旧，发狂的红卫兵们把图书馆和私人藏的旧书，名人字画搜出来烧，寺庙神像被烧，村中祠堂的祖公像、功名匾被烧。我的家乡是个人文荟萃的客家山村，近百年间正式考上大学的达百人，这些人中有大学校长、教授、工程师、省级作家、省级书法家、市县级干部，其中当教师的人最多，红卫兵在这些“臭知识分子”家中搜出一万多本被喻为“毒品”书。搜出的书堆放在村中小学的一间教室里，开批判会的那天在操场上当众烧掉。那时红卫兵的所作所为，有个时髦的词汇是“革命行动”。
9月中旬，全国学校停课闹革命，大学生和中学生参加红卫兵组织，开始大串连。10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上北京串连的红卫兵。
我的姐姐在另一间中学读书，她是学校第一批上北京的红卫兵，他们回校后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她送我一枚毛泽东像章。在那时胸前能有一枚毛泽东像章挂的人是极少，我佩上毛泽东像章的那天，众多的人用羡慕的眼光投向我的胸前，使我怪不好意思，甚至有人出高价买我的像章。
大串联的回忆
1966年11月，全国大学生和中学生进入大串连高潮，在今天来说是“公款旅游”。我们这些农村“乡巴佬”们可顺此机会到大城市开眼界。
罢课闹革命期间，我在家看书和劳动
那时农村的学生与我一样，从小就学会劳动，靠勤工俭学读书，利用假日做工挣钱用。1967年，我的生活可谓是“半工半读”。我两天上山砍柴一次，墟日卖一担柴。当时我才17岁，人长得高，身体瘦，体重约90斤。好在三年的粮食困难时期已过，那时虽然油肉缺乏，饭还是吃得饱的。我上山砍柴能够挑80斤，卖一担柴约8角钱。挑一担80斤的木碳约6角钱。
我养父是个教师，我玩收音机得到他的支持。他说：学文科难成才不现实，学懂数理化走遍天下，男人要有一技之长，日后谋生容易。天生我才必有用，此话日后成为现实。日后我这个半桶水的电工还混过饭来吃。
我十天八天去一次学校看动向，听马路新闻。当时谣言多，传闻各地武斗的事。
1967年7月，武汉发生激烈的武斗，传闻死人很多。我养父有两个弟弟大学毕业，一个弟弟中专毕业。我家的二叔在武汉大学任教（二叔后为教授，他退休前是武汉大学的一个学院院长）。我祖父、祖母听后茶饭不思，每天挂念儿子的安危。我养父出谋略，发出电报“父病危速回”，二叔向领导请假，4天后他回到家中。他回到家看到祖父身体健康，才知电报的“奥秘”。二叔回家后有时住在家中，有时住在我养父学校里。他有时和我一起到河中摸“石螺”。在那食品稀缺的年代“石螺”是菜也可作粮食充饥。两个月后形势比较平静后，二叔才返回武汉。
老三届的中学生提前毕业
1968年春天，由于坏人乘机捣乱，各地红卫兵武斗逐步升级，死人很多，人心惶惶。当时大家关心的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目的是什么？运动将来如何收场？
夏天我出门到离家80里的隆文镇庐溪村做工2个月，工种是为我舅舅挑松香，工资是每天1元。在当时大学本科毕业的中学教师工资是56元，小学民办教师的工资是20元。我一个月能挣到约30元的工资，感到很知足。
7月中央下达停止武斗学生复课，狠狠打击捣乱社会秩序坏分子的命令。全国实行军管，城镇学校由工人阶级管理，工人宣传队进驻了学校。农村学校由贫下中农管理，即由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管理本村小学。
9月上旬，我接到学校通知学生回学校复课。9月中旬石泉坝中学造反派的几个坏头头和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被揪斗，这些人称为扰乱社会秩序的“牛鬼蛇神”。
10月中旬，我们这些老三届的初中、高中生提前毕业。那时有13％的初中毕业生可升高中，读高中的条件是要家庭成分好根正苗红的人，还要经过当地生产大队干部推荐的人才可读高中。我因家庭社会关系复杂，而被拒之学校门外。
我养父1968年秋因历史问题而被红卫兵揪斗，撤去了镇中心小学教导主任。原由是他1942年曾在惠阳县县政府任职员，那时本村人梁国才在在惠阳县任县长。
那时我与姐姐初中毕业后回家务农，妹妹读正好上初中，弟弟读小学。1970年姐姐出嫁到桃尧镇。1975年妹妹出嫁松口镇附近。
家里人看到我还迷恋读书，但又无能为力，亲友们都因我失学而惋惜。有时我挑柴到松口街卖，曾在路上看到自己初中的同班同学背着书包到松口中学读高中，我只好埋怨自己生活在一个社会关系复杂的家庭，而断送了自己的读书路。
我心里想，今后一辈子都会在农村做“下等农民”了，低落的情绪笼罩着我的思绪。我白天在农田里跟随农民们劳作，只有墟天才可到松口街卖柴。娱乐是晚上我在煤油灯下看与人借来的书。
我在“社会大学”里学谋生技能
1968年10月，我离开学校后步入社会。为了谋求生存，我在“社会大学”里学习谋生技能。
有时我路经隆文中学门口时，我会看学校的书报栏，这也是一种精神享受。9月，我自己安装的半导体四管来复式收音机被人盗走，我们曾向地方的治保主任报警，因证据不足而无下落。那时我们几个人住的是用树枝茅草搭的茅草房不安全，生活用具被盗是常事。舅舅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老高中生，曾读大学一年因学校生活艰苦而出来谋职业，当时割松香是一门收入高的工种每月可得100多元，相当那时两个中学教师的工资。他也是个聪明人，那样好赚钱就学那种手艺，年老时学他会看风水，这与他的文化素质有关。我与他相处半年发现他会看风水相理等书，我对这类知识不感兴趣，我无书看时也会看这些书。当时我们四人住在一起，我有空时煮菜饭。那时我的误乐是听收音机、吹口琴。姓张的工友自制一把二胡，我曾学拉二胡，因无兴趣技艺没进长。
我有三件事至今还记忆忧新。我把做工的钱17元买了2只铝皮水桶，至今还存在老家放杂物的房间里。用6元钱向坑美村姓罗的老乡买了一只进口德国铜质闹钟，闹钟有自弹琴功能。我把闹钟装拆数次而懂得机械时钟的原理。冬天我在松口中学的体育场学会了骑自行车，那时在修自行车的店里租用自行车1个小时2角钱。我在姓张的同事（后来他是我姐姐的丈夫）帮助下4个小时学会了骑自行车。
冬天，我曾去丙村镇横石村挑煤炭一个月，回到家半个月后过春节。
修电器自学高中文化
1970年，我在生产队劳动一年，工种是跟着老农民在农田里干话，每天记10分工资约三角钱。有时抽调到村中的第二水电站挑石头、扛石头，工分是15分。因为我曾出门做过工，生产队劳动报酬低，而不安心在生产队劳动。
1971年，我曾在大队糖厂做工。那时我跟一个姓温的师傅学过电工，温师傅是松口公社农机厂的电工，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家庭社会关系复杂而清退回家乡劳动改造。他是解放初期的大学生，原是江西赣州市一家工厂的电气工程师，会修理电动机和电子管收音机。我与他有交往，向他学了部分电工知识。
1971年，有一位是我初中的老师李建嵩，他转行到公社农机厂任干部，他毕业于广东教育学院会安装半导体收音机，我在学校时曾向他学习安装半导体收音机知识。他在农机厂期间他还请我吃午饭，至今我还不会忘记。日后几十年我与他有交往，关系密切。
我因为学修电器与家乡水电站的电工有交往。我经常到松口镇的电器修理店与修理收音机的李平阶、陈福根等人修理电器，看他们修理收音机是一种精神享受，只有我才能领会。
那时，还有一位叫李胜良老师，他是我初中时的老师，他曾读一年大学，因大学生活艰苦而到社会上谋生。他是学医的，不安心本职工作，有时地下行医寻钱改善生活。1971年他转行到镇农机厂。是他介绍我认识姓温的电工师傅。
1972年，我在大队糖厂做工一年。春夏秋期间糖厂没有甘榨煮糖，我们糖厂的工人们管理大队的果园，那时果园种的是沙田柚。
因为诸多原因，我喜欢的知识不被人认可，地方政府也没有招聘到水电站当工人。在国家改革开发后的1980年后，我学到的知识才被社会认可。
因为要看懂电器书刊，我自学了高中的数学、物理、化学知识。至今我还能阅看高中的化学书，化学元素周期表的105个化学元素的分子式还知道，高中三年级的《有机化学》知识还不会忘记。
回忆在龙岩做工时与文化人的交住
1973年春，我在梅县城北镇干才水库做工2个月。我是由生产大队的抽派人员，每个生产队两人。我们的工作是在水库工地挑泥沙，报酬是工分加补助。那时有两件事我还有印象。我与姓陈的屋主熟悉，且关系不错，我借他的自行车回家住了一个晚上。有一天工地放假，我借屋主的自行车到梅城的东教场看足球比赛，那时全国足球在梅城举行。晚上和下雨天，我与几个同乡在工地的简陋的宿舍里聊天，有一文化较高口好的同乡梁耿泰会讲故事，至今我还记得他当年讲的故事。
我与知识青年们曾“打斗聚”几次。所谓“打斗聚”是参与的人AA制出钱买食物。知青中有三男一女喜欢看书，他们的书我基本都借来看过。我发现有一位姓黄的知青在他书堆里有几本高中的教科书，这些书中有高中三年级的数学书《解析几何》。我曾好奇问他，这些理科知识对你目前的处境是否有用。他说半年前附近学校要聘他去任附设初中班老师，因为他父亲是资本家，大队干部以家庭成份不好而失去机遇。那时他的情绪低落，把在山村里劳动视为“变相劳改”。1985年，我探听到这个姓黄的知识青年在1978年考上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福州的一间中学任教。
曾理坑的村民热情好客，我姐夫姓张有一门理发手艺，免费为村民理发，为此他的人际关系好。当时我们住在一位姓李的老乡家中，交伙食费给他，食宿在他家，我们与李老乡和睦共处而留下良好印象。因受城市化的影响，原来有200多人的曾理坑，现在土地荒芜，村里人已迁到沿公路的村庄定居或到儿女们的城市住。善良的李老乡也许已去逝，他的儿女们也难于寻找。我还有旧地重游的念头，现在自己老了力不从心，留下文字作纪念吧！
回忆文化人梁兆标
1974年，我在任生产队仓库的保管员，工作是把仓库里的稻谷挑到水泥禾坪里晒干。那时有三个保管员，一个50岁老实的妇人是领导仓库钥匙由他保管，另一个是小于我4岁的男青年梁桂寿，他的父亲是商店退休人员梁兆标。
社会上的“精英人物”是我的老师
我在做“盲流”的3年里的生活可以说神仙、老虎、狗都做过，倍受人间之冷暖。我遇过贵人也遇过小人。我身无分文时到朋友、亲友家里“打饭皮”。攒了点钱的时候便慷慨地花掉。
那时我们梅县的年轻姑娘有好些人嫁到福建省粮食富足的山村给那里的男人做妻子。年轻的男人因为福建地方人少田多，当地人文化不高，而到那里谋生。有好些梅县的年轻男人被当地女人做丈夫，在妻子家生活养儿育女。
我是因家乡的粮食紧缺，家庭生活环境不好到福建流浪做苦工。那时的要求是只要有工做吃饱饭就满足了。我年纪虽然二十多还没有结婚成家，曾有在福建找个合适女人为妻到她家居住的意向，因为诸多原因没有实现。
有个时期，我跟随朋友在铁道线上做生意。我们从山区农民那里收购笋干、茶叶等山货，装在多层樟木箱里，运到厦门、福州去卖，住在家在城里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家中。我们把货销售后，买上手表等日用品再卖给山民们或换回山货。那时在福州1个樟木箱可卖50元，成本才12元。用箱套箱的办法一次可带3只樟木箱，内箱装茶叶等山货密封保管好。当然也还做过亏本生意。
我因为喜欢看书，而被人讥笑。做工的同事们笑我是个“书呆子”。
我与几个要好的朋友曾到永安城几次，晚上我们住在城里的低档旅店。白天狂街，有一次我在书店买了两本书《红楼梦研究》《反杜林论》。
我看了《红楼梦研究》后知道该书作者曹雪芹的简历和他生活的时代背景，知道了红楼梦这部书的内容博大精深，要读懂这部书需有高深文化知识。
有趣的是我在福建做工时，曾为朋友代写过恋爱信，我写的恋爱信成功率高。我把人家提供给我的材料，经精心编写成情意缠绵，诱惑力很强，能够打动姑娘心田的恋爱信。信写好了交给对方收取劳务费，事成之后再收取奖金。因为我的知识被人认可，从而进一步激发了我对写作的兴趣。
我在二十多岁时有写日记的习惯。我写日记不拘格式，把日记保存供日后查找资料有，我还保存下很多亲友信件。
离乡背井到异地它乡谋生，人际关系非常重要。他在福建的客家地方做工，均受到梁姓宗亲们和客家人的支持帮助。因为我看过地方史志和宗族文化方面的书，每到一个地方做工都会对当地人的语言、风俗、民情进行研究探索。从那时起，我开始对客家文化产生兴趣。
恢复高考圆了我的读书梦
在我离开学校的9年后的1977年，命运与我梦想同步。我们这些离开学校的社会青年，能够重返学校读书，参加考大学，我是其中一人。
1977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年，这年的10月政府下达文件，恢复大学招生考试，招生条件是不管家庭出身如何，以学分择优录取，年龄放宽至30岁，中专、大学招生条件以同等学历报考。那些1966年毕业的老高三学生均可参加考试。1977年12月，1978年7月，大学每届录取约30万人，其中有好些是做了父母的老三届的高中生和初中生，有些人终于园了大学梦，他们与年纪才17岁的应届高中生在同一座教室里读完了大学课程。
1977年10月至1979年7月的约两年间，我与同等学历高中肆业报名参加了大学升学考试。当时我家乡的仙溪小学是九年一贯制有高中的学校，校长温国权知道我曲折的求学历程而同情我，批准我报名参加考大学，填学历时是高中肄业，原由是我在学习修电器时自学部分高中教科书，能解高中的数学、物理试题，而受到温国权校长的赏识。这年12月，我参加高考，报考的是理科。1966年至1977年的11届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均可报考，没有毕业的高中生也可以同等学历“高中肄业报试。当时我家乡的松口中学教师利用星期六日和寒暑假为社会青年上课及发送高考复习资料。
那时我在离家乡约2公里生产队的山上割松香，搞副业向生产队交副业款。我在家里自学中学文化知识，星期六日和寒暑假到松口中学听老师授课。
1978年7月，我再次参加高考成绩离大学入围分数线较近。我决心参加下一年的高考，并得到家里人的支持。那时我养父极力支持我。我弟弟1978年高中毕业，1983年在镇水电站工作。弟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高中生，因为那时中学的教材被精简，学生劳动多，其实他没学到文化知识，他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他代替我割松香，把学过的教科书给我用。至今我还不会忘怀养父和弟弟在我人生低谷时期支持我的事业。
有时我还会专程请教任课老师，如教数学的谢君维老师是复职老师（1980年他调回原单位广西矿冶学院），我经常请教他，他鼓励我努力学习，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这一年是我人生最努力学习的一年，我的学习动机是想通过公平考试上大学读书，可脱离农村的苦难生活。
1979年7月我第三次参加高考落选，原因是试题要求高。
我在这两年中系统地学习了高中各门学科的文化知识。为我后来在教育部门工作奠定了基础。至今我还能够熟记高中各学科的知识，十年前我还能解高中三年级的数学习题，这以我当年刻苦学习有关。
后来我们经过统计，曾经在石泉坝中学毕业的学生，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几年间，考上中专、大专、本科的约40人。有一位姓黄的女同学1973年在石泉坝中学高中毕业，经过自己努力在松口中学读了3年补习班，1980年录取到湖南财经学院本科。
知识改变我的命运
知识改变我的命运。1980年秋我做生意失败，但在这年冬天我交了好运，我由一个农村青年成为一个人民教师。
1979年冬至1980年秋，我曾做卖台湾手表和卖木材的生意。我年幼时学会装拆机械时钟，把家中的闹钟进行装拆，懂得一些钟表原理。1979年我国沿海地区兴起卖台湾走私手表，潮汕地区的商人通过松口至潮州的商船，把走私手表拿到松口销售。我们帮助潮州商人把走私手表销售到蕉岭县、福建峰市等地。有时卖手表得不到现款，则换取银圆和木材（杉木）。1980年夏，我在蕉岭县用卖手表的钱换取一批木材销售到潮州，因受人诈骗而把本钱都亏掉了。为此我一时情绪低落。
1980年冬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1980年秋，教育部门有一股顶替风，凡合条件退休的老师或因历次运动处理回乡的教师，可安排一个子女到本单位任职，文化条件合格的任老师，文化程度低的做职员或到工厂做工人。那时我养父离退休年龄还差1岁，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秋，他在解放前曾在县政府做职员，因历史问题而被红卫兵揪斗打伤，他以身体不好为理由而提前退休。
那时弟弟可接我养父的教职。养父提出，我的文化知识比弟弟高，要由我去顶替他的教职。可说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从一个农村青年成了一个人民教师。在我人生的十字路口，养父无私心地把顶替名额给我。我要感恩养父。
我顶替养父的教师职务还有故事。那时要填学历，松口人民公社的民政干部何志孚对我说：“你曾经参加升大学考试，可写高中毕业。我填年龄时，与我的真实年龄小4岁，表上填写1954年生。
那时我们这些农村青年为了能够在政府部门有个稳定的工作，即“吃皇粮”而令人羡慕。我假年龄、假学历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出来在政府部门工作。几年后我妻子才知我假年龄的秘密。
回忆我读师范中专期间的几件事
1980年冬，我安排到教育部门，有了固定的工作，有了发挥自己知识的场所和继续读书的机会。
1981年秋，我曾在桃尧镇大美小学附中班任数学、物理科任。那时我任教的学校数学、物理教师奇缺，学校领导要我教初中二年级的数学、物理，原由是我曾参加考大学，其中数学科的成绩较好，还学过电工懂中学物理知识，是最合适的人选。
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创伤，教育界人才奇缺。政府通过函授、自学考试、脱产进修的途径提高在职教师的学历。
1984年秋我，从梅县教师进修学校（中专）毕业后，在梅县桃尧镇山区小学任教。
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有两次读高中的经历，其实我没有高中毕业证书，由1966至1980年毕业的高中、初中生的毕业文凭国家不认可。1980年之后毕业的各级学校的学生，国家才认可他们的毕业文凭。我被认可的文凭是1984年秋梅县教师进修学校（中专）毕业文凭。
我在梅县教师进修学校读书时，数学老师邓伟君（后任梅江区教师进休学校长），他是个无线电爱好者会安电子管收音机与我兴趣相投。那时我因参过加高考，曾系統地学习了高中的数学、物理、化学，其中数学科较好。我中专毕业后邓伟君老师曾经向校长曾东生建议把我留校工作，曾东生校长曾对我谈及此亊，因诸多原此事没办成。至今我还怀念关心学生重视人才的邓伟君老师。
语文老师梁迪凡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他的语文功底厚，是个受学生尊重的老师。2010年我退休后研究宗族文化撰写《梁氏人文》时曾采访梁迪凡老师，并把采访他的照片收入书中。梁迪凡教书认真负责，当时师范中专的语文教材超出目前高中的语文知识，有部分教材是现在大学语文一年级的知识。
师范中专的语文教材是从基础的小学的拼音、字型结构学起。这些知识对我从事语文教学作用大。我在松南中学工作时，边工作边学习，自学了大学历史和中文的教科书。梁迪凡传授给我的语文知识受益很大。
我在桃源小学任教二、三事
1984秋—1988年秋，我与妻子在桃尧镇桃源小学任教。我任教学科是四年级甲、乙两班的语文。当时学校有学生约400人，教师27人，该校是桃尧镇最大的一间学校，我与妻子是公职老师，那时的教师约有二分之一的人是民办教师。
我在这间学校任教期间有几件事值得记载：
1984年11月，我妻子由民办教师转为公职教师，妻子是桃尧镇人，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曾在家乡任大队会计。1975年秋在桃尧镇任民办教师。她曾参加梅县教师进修学校中师函授班的学习，进修学校由1980年在桃尧、隆文、松源三个镇举办的“中师函授班”，她是首届学员。1984年8月她毕业后参加“中师丞授班”的民办教师转正考试，桃尧镇有2个民办教师经考试合格转为公职老师，她是其中一个。
1985年9月10日是我国首届教师节，学校为老师分发有纪念品。
1987年10月，我小儿子在桃源小学出生。当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国家工作人员生两个孩子是受限制，那时夫妻可生二胎，但有条件，我是钻了政策的空子取得准生证。为此，2015年编写《桃源村志》小儿子捐款5000元给村志编写组，我是以梅县区地方志学会副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桃源村志》的编写工作并得有劳务费。
我的大学“文凭”
1988年秋，我与夫人由县教育局安排到家乡松口镇仼教，妻子安排在新民小学。我先安排在松口镇小学，后来安排到松南中学。
我在中学教书的二、三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松口地区的中学生人数众多，2003年之前我任教的松南中学曾与梅县第一职业中学联合办校，学生高中一年级在松南中学学文化课，高中二年后在第一职业中学学习专业技术课。那时中学教师缺向小学抽调部分教师到中学任教。
我在松南中学任教期间，学校领导安排我教历史学科兼学校文学社辅导老师。我还到附近中学的文学社讲课，传授写作知识。
教师的假日多，一年累计有5个月的节假日。我的生活圈子是教书、看书、采访、写作、参加有关会议，生活过得充实愉快。
热心人帮助我写作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写作成了我的第二职业。我买了电脑、打印机后，当教师的妻子用电脑帮我打字，有时承包他人的书稿的打字，通过写作改善了我家的生活。
2000年,黄火兴作家和梅县高级中学丘青老师介绍我加入梅州市作家协会。我经常拜访黄火兴作家，他指导我写作，送书给我。在他的引导下，开拓了我的知识视野，提高了写作技能。
2001年，客家学专家菊贤教授介绍我加入了“梅州市客家研究会”。
我出了书，还应邀请出席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原梅州市宣传部副部长胡希张作家、客家学专家世界客属文化名人谢永昌作家介绍我加入广东省作家协会，2009年我被吸收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几年前取消作家终身制后，我省每年能享受政府创作经费，脱产写作的只有五十多人。各级作家协会帮助作家创作、出书，作家出书靠自筹资金。据我所知，梅州的作家队伍中，国家级作家4人，省级作家60多人，市级作家500多人，出了书的约100人。这些出书的作家中约有一半不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都是通过写作兴趣自学成才而进入写书人的行列。
收集资料充实自己的知识
为了充实自己的知识，我收集了部分地方文史资料。
我利用节假日，到松口图书馆、剑英图书馆、嘉应学院图书馆翻阅资料，采访知情老人。我翻阅客家研究资料300多万字，做笔记约100万字。我通过开会和旅游曾到成都市、重庆市、武汉市、西安市、南宁市、北海市、钦州市、广州市、深圳市、中山市、厦门市、龙岩市、湛江市、肇庆市、泉州市、上杭县、武平县、固始县、宁化县等地，我到一个地方就会到书店或旧书摊买书。我把书籍资料分门别类做目录储存在电脑里。
我藏书约万本，报纸数万张。这些书刊分别放在三个地方。我两个儿子的房子各有一间给我放书，甚至大儿子的客厅里还有6个书橱放书。私人图书馆“伊氏书屋”存放书刊约2000本，这些书刊分放在6个书橱。新县城府前路的“客家文化旅游驿站”内有一书橱存放有我的书刊。梅城月亮湾邓一笑文物店存放我的书刊数百本。凡有第2本的书刊，我卖给藏书单位。如嘉应学院地方文献资料室、上杭县中国客家族谱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客家话节目梅州编辑部）。专卖旧书刊的梅州市友益书店曾与我买了客家文化书刊。我卖了约5000元客家文化书刊给嘉应学院地方文献资料室。
我任梅县政协委员期间的二、三事
1998—2003年，我曾任梅县第10届政协委员。那时全县有政协委员180余人，这些人来自社会各届人士，其中共产党员占40℅。依委员们的专长安排工作，如有华侨关系的安排在华侨委员会，我对地方文史有兴趣安排在“政协文史委员会”。
《家庭》是国内知名杂志，编辑看到我的工作名片是“梅县政协文史委员”以为我是个年老的文化人士，特邀请我参加讨论“老人立遗嘱有利还是有弊”，我的讨论稿被刊物刊出，我还得了稿酬。
撰写文史资料除了引用地方史去资料外，还要实采访当事人的家属。因为工作关系我认识了好些名人后裔，书出版后要送书或邮寄给他们。为了熟悉历史背景看了与人物有关的文史书刊，增长自己的知识。我通过政协委员的平台接触了好些文化人。
我还参加了由政协组织的考察活动。在我任职的5年间，我参加了到福建厦门、中山市孙中山故居、河源市东源县、梅州市平远县、蕉岭县、大埔等地的考察活动。我们到外地考察由当地的政协部门的领导接待并介绍情况，还会提供资料给我们。我的任务是撰写考察报告。
我参加了梅县政协组织到各乡镇的考察。其中到梅南镇一家台湾家属引进外资办农场的调查，我们参观了农场，农场种了很多果树，养有三百多头猪，经济效益好，我曾撰写一份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县对台办公室很重要，领导找我交谈并对报告进行充实修改。
县政协文史科的工作人员与我有交往。2016年撰写《梅县政协志》时，我还参与查核书中的部分资料。2017年秋，梅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写《梅州民俗活动精粹选编》（第21辑），县政协文史科的领导要收集撰写梅县各地有代表性的民俗活动，我还得有调查劳务费，书出后还得有稿酬，还任该书的特约编辑。
专家、教授引导我参加客家研究
引导我步入客家文化研究是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的房学嘉教授。20世纪90年代，我国兴起客家研究热潮。有客家人居住的地方成立了“客家联谊会”，有的大学成立了客家研究所。房学嘉、陈干华教授到松口进行“客家民俗田野调查”，我为客家研究所撰写了约5万字的客家田野调查资料。
1996年，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的房学嘉教授到松口考察客家人文。他要调查华侨之乡仙口村的梁姓渊源，由我做向导。我还陪同他到松口各个村庄调查姓氏文化。他曾住在我家几天，他白天调查，晚上整理调查资料，他严谨治学的精神令人钦佩。他鼓励我参与研究客家文化。我在他的帮助下增长了知识。他还指导我撰写学术论文。1999年10月，我被邀请出席“1999嘉应大学客家学研讨会”，参会论文是《客家民俗扛公王》。
我是通过客家研究认识华南理工大学客家研究所的谭元亨教授。
丘菊贤教授辅导我研究客家文化
我有幸在丘菊贤教授的晚年时与他交住，我跟随他编书写书，学到很多知识而受益终身。
目前的大学扩招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有些大学教授带十多个硕士研究生。丘菊贤教授是个论著丰硕是国内著名的客家学专家，依的资历他是可带博士研究生的。但是他退休后回家乡梅州参加编写地方文史书刊。
丘菊贤教授的主要论著是《中华都城要览》《国史自学备要》《汉魏洛阳史话》《客家纵论》《梅州客家研究大观》《梅州客家研究百年纪要》《史志文存》《韩素音研究文集》等15部书。他是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河南大学《史学月刊》出版社领导。1990年他退休后与妻子（河南大学讲师）儿子回家乡梅州市居住。他发挥余热研究地方历史，是《梅州市志》副主编。
丘教授退虽然退休后经常参加囯內各大学的学术研讨会。他还有写作任务，有些大专院校学术刊物向他约稿，他出书的钱是由地方政府和学校出资。
2004年成立梅县客家学研究会，丘菊贤教授任该会顾问。他捐书约200本和书橱一个，还捐款给研究会。
菊贤教授去世前的几年还坚持写书，他逝世后我与他的儿子联系，把他留下的书刊和手稿送给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收藏。
为专家学者提供写作资料
我的论文在客家学术研讨会上交流，认识了很多专家教授，向他们学到了许多知识。
松口是个客家人文资源丰富的地方，有很多专家教授前来松口考察客家人文。由1996年起，我曾为日本川岛文芳博士、台湾高怡萍博士、华南理工大学江金波教授、嘉应大学副校长谢友祥、李小燕硕士、宋德剑硕土、周建新博土，李春泰教授、张应斌教授、房学嘉教授、陈干华教授、肖文平教授、周云水博士、胡希张作家、人民日报记者江日辉等专家、学者、记者做导游。
2012年8月，广州中山大学人类系的8位师生到松口镇收集资料撰写毕业论文，他们住在松口镇政府，我还为他们介绍松口人文和提供写论文资料。带队的老师还付有劳务费给我。
2014年8月，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的肖文平教授要我陪同一位姓李的中国女留学生到松口考察，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系读书，为了要撰写博士论文而收集松口华侨文化资料。我陪同她到松口采访调查3天，还为她提供了文字资料。
我在二十年间先后为国内外的大专院校的老师、学生约50人提供文字资料，有些人还要带他到实地采访调查。
编写书刊宣传客家文化
自费出书，要书卖了才有稿酬。为此，自费出书的人要考虑书的销售。书出版后，除了向赞助人和文友送书外，剩下的书是拿到书店卖。
2002年，我与文友陈兴德编著的《客家松口山歌》印了2000本，嘉应大学文艺系的学生买了100多本，如今存书不多。
2011年我与梅江区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黄水泉合写的《老梅城轶事》印5000本，因梅城的“中国客家博物馆”由2010年起免费开放不收门票，馆內售书门市的客家文化书刊好卖，如今《老梅城轶事》库存不多，筹备再版。
我的书能够卖出，选题很重要。我能紧扣松口千年古镇和著名的山歌之乡这一主题，因为松口山歌的名气大，乡土民俗浓厚，是取不尽的写作源泉，所以我的书能够卖得出去。我的书有人看，这是对作者最大的鼓励，也促使我至今还保持着浓厚的写作兴趣的主要前提。
社会各届人士资助我写书
我的写作得到家乡父老乡亲的关怀和上级领导的重视。市、县、镇领导鼓励帮助我出书，乡贤资助我出书，我出书的钱大部分都是乡贤赞助的。2003年我的个人专著《客家乡情》出版，得到叶剑英基金会黄桂清大姐的资助。
因我对梁氏宗族文化有研究，参与编写《闽粵梁氏宗祠通览》，编著了《梁氏人文》。《梁氏人文》2010年出版，2014年再版，广东省梁氏文化研究会拨款给我出版《梁氏人文》，书出版后在开会时分发给各地宗亲。2010年我为兴宁市梁氏联谊会出版的《兴宁梁氏通览》写序言。2017年6月我受重庆北培澄江镇梁氏宗亲邀请，到该地考察梁氏宗族渊源，该系梁氏300年前由梅州市五华县迁重庆与我们是同一祖宗松冈公后裔，我为《重庆北培澄江镇梁氏族谱》写了序言。我以研究梁氏宗族文化为题材，曾撰写《我参加梁氏宗族文化研究二、三事》发表在《嘉应客家文化》等刊物。
宣传家乡文化
松口山歌协会的会刊《松口山歌简报》陈兴德是主编，我是责任编辑，会刊每年出一期，2003年创刊至今出版了23期，松口乡贤热心捐款出版会刊，无需政府拨钱。每学期松口中心小学的少年山歌班开学，我都为山歌班的学生授课，鼓励他们继承和发扬松口山歌。这些工作都是义务的。
2014年我参与梅州姓氏文化研究会会刊《梅州姓氏文化》的组稿和编辑工作，至2017年会刊出版6期，发至梅州各姓宗亲。
我妻子阅看书稿认真，她看到书稿中有怀疑的字词，便查阅工具书《词源》《词海》。2001年黄钰钊主编《松口古镇风情》期间，我参与该书编写，在定稿前的5天，妻子查出6个错别字，黄钰钊奖劢妻子600元，此事成为佳话。此后我参与编书时最后定稿都要妻子阅看一遍，阅稿后我会付劳务费给妻子。
我虽然写了几本书，但是大部分是以反映家乡民俗风情的书，其中有4本反映松口人文的书。松口文化博大精深，淸末民初的1900年前后就有松口籍人士撰写反映松口文化的书。我有幸参加《梅县松口镇志》编写工作，志书在2014年出版，现在还保存约500万字文字资料及部分照片存放在松口镇政府资料室。在近二十年间居住在广州的松口乡贤沈沧源、余焱昌退休后为家乡写书。沈沧源教授撰写了《古镇松口三部曲》等书，余焱昌撰写了《粤东松口》《松源河畔》。沈沧源教授把自已多年的写作手稿送给松口图书馆收藏，捐书约千本、书橱6个。松口图书馆特设“沈沧源图书专柜”供读者阅览。
退休后继续笔耕
2009年我从梅县松南中学退休，退休后受聘市、县文化单位继续笔耕。
2015年我为家乡人做了一件实事。这年我编写了出生地松源镇《梅县松源王氏人文（圆岭村儒林第家史）》，该书由我在深圳工作的堂弟王日凡出资印制，我是该书责任编辑。儒林的二世祖王绍曾于清嘉庆年间经商致富而建二层楼屋“儒林第”，该屋在250年里传后裔10世，至今海内外的后裔约150人。该书印500本分发各地宗亲，还送地方文史单位收藏。
2017年（1—12月）
〈梅县区松源区红色收藏资源丰富〉〈一个与中国“大人物”有交往的家庭〉入选《中国（梅州）首届红色收藏高峰论坛文集》，该会5月13日在梅州市召开，我参加了会议。〈孙中山思想与自身建设初探素〉入选《孙中山思想与民革自身建设研讨会论文集》该会12月13日在广州召开，我参加了会议。
我还参与编辑《梅州民俗活动精粹选编》（梅州文史第21辑，是该书的特邀编辑。我以梅县地方志学会副秘书长身份参与编写《桃源村志》，为该书补充资料和修文稿，10月该书出版。2016年8月参与梅县区党史研究室编写1950——2000年梅县中共党史资料汇编，应聘4个退休人员，我负责“文化大革命10年”的资料收集工作，2016年9月开始编书，2017年8月书稿完成。参加《梅县民间文艺》创刊号编辑。参加梅县文联主办的《梅苑》第72期编辑。参加《松口山歌》第22期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梁氏家族资料汇编》写序言（该书由重庆北培澄江梁氏家族会梁俊西编）。为《漂泊人生》写序言（该书由梅县松口铜琶村人谢理珂著）。我参与上述书刊的编写及修改工作得有劳务费。
2017年4月23日，我邀请出席嘉应学院图书馆开设的学术讲座，晚上7——9时在七楼学术演讲厅为本校师生讲授“松口民俗文化风情。图书馆罗铿老师帮助我做电子课件。这次学术讲座我得有劳务费。
2018年（1---12月）
退休后我一天的生活过程
下面是我一天的生活过程：
8时30分左右送孙儿到幼儿园。孙儿读书的幼儿园离我住宅钓200米。孙女读小学二年级，学校在我住宅旁边她不要人接送自己去学校。
9时，我有外出活动的习惯，我开一辆“四轮老人车”或摩托车到《客都旅游》杂志社办事或找朋友座叙。
我文友众多，大部分是有写作爱好的人。朋友可说是老同学、同乡、同事，因为我每上午有外出的习惯，与他们交往较多，我的礼物是把文化刊物送给他们。
晚饭后散步约30分钟。看电视一般是新闻节目约1个小时。一般情况下晚上11时睡觉。看电视的内容是国际、国内、梅州、梅县的新闻节目，不看电视连续剧节目。
与时俱进终身学习
进入21世纪，学校里学的知识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终身学习成为人们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更好地生活，必须继续学习新的知识和新的技能。
我受聘杂志社客家文化专栏编辑后，这个行业需要有广博的文史知识才能把本职工作做好。几年前我参与《梅州进士录》的资料收集工作，我在书店买来《中国历代官制》《科举史话》阅看。参与姓氏文化研究时，因旧时族谱的文是古文是没有标点的，我继续学习“古文断句”知识。我还阅看了《中国宗族史》《中国行政制度史》等书。
2014年我参加梅州市老年大学的学习，学科自选，不考试，不发毕业文凭。几年来我坚持每个星期听课一次。出于兴趣，我先后参加下列学科的学习。我的字写不好参加书法班一个学期的学习。我是梅州市旅游局《客都旅游》杂志的编辑，有时会陪同外国游客参观客家古民居，我的英语知识肤浅，为此我参加了英语班的一个学期的学习；我对日常生活英语对话有兴趣，特购“生活英语对话”影碟学习。我对摄影有兴趣，现是用数码照相机拍照片，为此学校开设摄影高级班；我参加了摄影高级班的学习，目的是学习在电脑上对照片进行制作修改。2015年梅州市老年大学成立“理论班”，因我从事写作编辑工作，被学校聘为理论班的学员，理论班的人员有8个，其中学校的领导成员3人。理论班任务是完成上级领导下达的科研论文撰写任务，研讨如何出版每年2期的校刊《秋韵》。我曾加撰写学术论文，并得有劳务费。我还参加2016年8月惠州市老年大学到梅州市老年大学的教学交流会议。2015年秋，我参加书法班组织到潮汕一日游的活动，撰写了《潮讪风情游》，该文发表在《客都旅游》杂志。2016年春，我把摄影高级班部分学员的摄影作品推荐到《客都旅游》梅州风光专栏刊出。
参加同学会活动
巫君祥是乙班的同学，年老长病在床，因家庭贫苦儿女们为他住医院经费而奔劳。同学会把2018年10月4日聚会时的捐款钱全部捐给巫君祥同学。巫君祥同学共收到同学捐款1万余元。
梁宗昌、廖礼远、梁达由老师曾在石泉坝中学任教，2018年12月21日我陪同他们到梅州农业学校参观。梁宗昌老师1965年毕业于梅州农业学校，他到读书时住的房间门口拍照留念。我们四人还在校园里拍照留念。梁宗昌、廖礼远是我初中时的老师。1966年秋梁宗昌老师是我的班主任，我与他交往数十年。
2019年1月5日我要到广西南宁参加《中国梁氏通书》再版会议，会议的用费由梅州市梁氏文化研究会支付。我路经广州，3日居住在韶关、佛山、广州的同学，在我住宅广州动物园附近的“嘉应学院驻广州招待所”的一家茶楼聚会，共叙同学情。
我的写作经验
我先后与梅州人民广播台电台主持人温丽丽合作录制客家民俗风情节目三十多个；中央电视4台、中央电视7台、香港凤凰电视台、台湾客家电视台、广东电视台、梅州电视台台等记者曾釆访我，采访专题是梅州客家民俗和梅县松口历史人文。
我曾应邀出席华南理工大学客家研究所、北部湾大学、龙岩学院、三明学院、贺州学院、赣南师范大学、嘉应学院、文化梅州学术研讨会、成都第七届客家学研讨会、西安第21届世界客属恳亲会暨客家学研讨会等学术研讨会29次，有24篇论文入选会议论文集。
2017年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嘉应学院图书馆开设读书讲座，我为师生们讲授“松口民俗”专题讲座。
以我所见：兴趣加勤奋，学以致用，边工作边学习，是我写作成功的经验。我认为：知识是钱买不到的，知识是经过自己刻苦学习后得到的。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社会上需要的是有学力（能力）的人，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机遇可帮助你的事业成功。这是我对写作取得点滴成绩的总结。
梁德新参加梅县区作家协会表彰会议(2019年6月9日摄)
结束语
目前在学术研讨会上写论文的大部分是专家、教授或有硕士、博士学历的人。我参加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时，对我的论文的称谓是：中学历史教师、杂志社编辑、作家。因为我所撑握的客家民俗知识是靠自学的。所以有时电视台釆访我在电视屏幕上播放时，我的称谓是“客家文化学者梁德新”。所谓学者，是对某个学科有研究的人，我至今还没有“学者职称证书”，在学术界是没有学者职称的评定机构。学术研究也容许专家、教授之外的人参加学术研讨会，这也是目前中国学术界百家争呜、兼容并包、唯才是举、尊重知识、爱护人才的体现。
人们评价我，衣着朴素，为人低调，对人和睦相处。此性格与我年幼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生活贫困，受人歧视的环境有关。而今我的家庭生活改善，衣食无忧，知足常乐，争取多领几年退休金。
我应珍惜社会给我荣誉和写作平台，继续学习充实自己的知识，为社会多做正能量的事。今后我还要继续挖掘家乡文化，再写几本反映梅州客家人文的书，把家乡宝贵的文化遗产流传给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