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史课件整理（5）第三章中日友好交往的第一次高潮——隋、唐时期一、圣德太子与遣隋使□圣德太子：日本古代的政治家、外交家。
593年被推古天皇立为太子，行摄政。
在职期间，制订“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初步确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的原则。
对外，则派出遣隋使和留学生、学向僧，努力吸取中国文化。
笃信佛教，修建法隆寺、四天王寺等，并著有《三经义疏》。
（一）向隋遣使的目的自隋文帝时代起延长至炀帝时代的多次对高句丽的战事，强烈冲击着与朝鲜半岛南部关系密切的倭王政权，促使大和国家的执政者改变前几代倭王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做法。
（1）学习隋朝的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与方法，以巩固大和国家的中央集权制度，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加强对人民群众的统治。
※王权加强和豪族反王权；苏我氏。
”（2）与隋朝建交，可对新罗施加压力，以挽回大和国家6世纪末以来在朝鲜半岛上军事失败的局面。
※加罗（任那日本府）（3）向隋朝学习佛教文化，可使国民做到扬善去恶；国家则会恶去刑息，实现太平。
※“三武灭佛”又称“三武之祸”，指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438年开始）、北周武帝灭佛（574年开始）、唐武宗灭佛（841-846年）这三次事件的合称。
这些在位者的谥号或庙号都带有个武字。
若加上后周世宗时的灭佛则合称为“三武一宗”。
以上在佛教史中称“三武”之厄。
110年以后，即公元955年，五代时期后周的周世宗又下诏废天下无敕额之寺院，毁铜像，收钟磬钹铎之类铸钱。
合周世宗，称“三武一宗”。
（二）圣德太子向隋四次遣使据中日史籍《隋书》、《日本书纪》记载，自公元600年至614年间，日本曾四次派使节到隋朝。
其间，隋朝使节去日本一次。
1、第一次遣隋使第一次遣隋使是在圣德太子第一次征讨新罗中派出的，时当推古天皇八年（隋开皇二十年，即600年）。
第三章中日友好交往的第一次高潮——隋、唐时期一、圣德太子与遣隋使□圣德太子：日本古代的政治家、外交家。
但这次遣隋使的情况，日本史书《日本书纪》上却没有记载。
当时隋王朝已完成统一中国大业，国富兵强。
据此情况，日本遣隋使来华当属可信。
2、第二次遣隋使在第一次遣隋使来华七年之后，即隋炀帝的大业三年（607年），日本派出了第二次遣隋使。
出发于该年农历七月秋，翌年四月返日。
”此时，隋炀帝力图扬威远藩，派遣使臣去招抚诸国，一时来隋朝贡者达三十余国。
小野妹子等适于此时抵隋都洛阳。
“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有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
”不料，这次遣隋使呈递的国书却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就是“国书事件”。
小野妹子呈递的国书是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为首句，作为问候语。
炀帝览后不悦，以为一个东夷小国，竟敢与隋分庭抗礼，而且措辞不逊，用词僭越。
于是，对负责外事接待的鸿胪寺卿交待：“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让下面的人替他挡驾。
今天看来，炀帝这一容忍大度的措置，对后来中日友好关系的长期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
608年农历四月，隋的答礼使裴世清等人到达筑紫（今北九州）时，圣德太子马上派人前往迎接；又命在难波（今大阪）建造迎宾馆。
六月十五日，隋使一行抵难波，即日，由餝船（“餝”意为银饰，“餝船”当系为银之船）三十五艘迎人新宾馆。
五十天之后，于八月三日进入日都。
天皇派人设仪仗、鸣鼓角迎接。
八月十二日入朝，圣德太子和诸王大臣出宫迎接。
一个月后，裴世清以“朝命既达，请即戒涂”，提出回国。
九月十一日，自难波启程回国之际，日朝廷第二次任命小野妹子为大使、吉士雄成为小使（即副使）、鞍作福利为通事，以及留学生、留学僧各四名，陪送隋使回国。
是为第三次遣隋使。
3、第三次遣隋使第三次遣使既是出于外交礼节上的考虑，更重要的目的则在于派遣留学生、学问僧赴隋留学，汲取先进文明，特别是引进佛法。
这次也是以后规模巨大的“遣唐使”的前奏，因此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第三次遣隋使所带的八名成员，其姓氏全部清楚。
其中留学生是“倭汉直福因（留学16年）、奈罗语译惠明（不详）”、高向汉人玄理（留学33年）、新汉人大国（不详）”四人，留学僧是“新汉人旻（25年）、南渊汉人请安（32年）、志贺汉人惠隐（32年）、新汉人广齐（16年）”四个）4、第四次遣隋使第四次遣隋使于推古天皇二十三年（隋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六月出发，以犬上御田耜、矢田部造为正副使。
犬上御田耜等翌年七月，偕同百济使者回国。
这次遣隋使只见于《日本书纪》，但语焉不详，而《隋书》则付诸阙如。
此次随来的留学生、留学僧有惠光、惠日、灵光、胜鸟养、惠云等。
不久，爆发了隋未农民大起义，隋炀帝客死江都（今扬州），618年隋亡。
而日本方面，负责派遣隋使的圣德太子也在三年后的推古天皇二十九年（621年）死去（一说622年）。
从此，开始进入了下一个“遣唐使”时代——古代中日交流大放异彩时代。
□遣隋使：日本派往中国隋朝的政府使节。
据《隋书》、《日本书纪》等史书记载，自公元600年至614年间，日本曾四次派使节到隋朝。
第二次607年、第三次608年的使节为小野妹子，第四次614年的使节为犬上御田锹。
据说第二、三次遣隋使呈递的国书是按与隋对等的格式书写的，曾触怒了隋炀帝。
第三次以后有高向玄理、南渊请安等留学生和学向僧随行，学习中国先进文化，回国后对日本文化的发展和大化革新作出了重大贡献。
遣隋使为遣唐使的先驱。
《旧唐书》中“倭国”、“日本”二传并立。
前者记述648年之前事，后者记述703年之后事。
（2）公元670年。
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
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日本的正史也有与之相应的历史记载:“(八年己巳)是岁,遣小锦中河内直鲸等使于大唐。
咸亨元年为日本天智天皇九年,亦即公元670年。
《新唐书》的记载虽有带有一个“稍”字,但其前提是“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故当年就将国名改为“日本”是可信的。
据此,“日本”这一国名是从公元670年开始启用的。
○覃启勋：《日本国名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总第241期)。
（3）712年至720年之间。
汪向荣在《中日关系文献论考》第121页谈到：712年成书的《古事记》仍称己国为“倭”；720年成书的《日本书纪》已称己国为“日本”。
（4）720年．《日本书纪》上首次出现“日本”字样，是该年确立日本国号的最有力证据。
（盛邦和：《透视日本人》，文汇出版社1997年，19-21页。
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
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
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
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
…后稍习夏音，因恶倭名，更号日本。
使者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
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
”北宋时编撰的《唐会要》云：“则天时自言，其国近日所出，故号日本国，盖恶其名不雅而改之。
”□第四条原因：（703年到中国的第七次遣唐使栗田真人已自称是日本国的使者）663年的白村江之战，严重损害了倭人在中国王朝心目中的形象，引起了中国王朝对倭人的怀疑。
故白村江之战后。
倭人决定放弃“倭国”国号而采用“日本”国号。
因更改国号存在难言的动机，故不好向中国方面解释。
（沈仁安：《日本起源考》，昆仑出版社2000年，370页。
这说明倭王的称号是由“王”到“大王”再至“大王天皇”不断发展的。
2、670年之后大化改新之后，日本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天武天皇继承了兄长天智天皇皇位之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建立起了律令制国家，故而把自己由大王提升为唯我独尊的皇帝，则在情理之中。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唐王朝，唐高宗上元二年（674年），即日本天武天皇三年，唐王朝尊高宗为“天皇”，尊皇后武后为“天后”。
中国出现了这一显赫的尊号，日本统治阶级在吸收、引进中国文化的同时，大有可能受到影响而以此为范例，也使用“天皇”一词。
（五）隋日交往中的“国书”问题1、事情的原委所谓“国书事件”,始于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
炀帝阅后十分生气。
608年，小野妹子和裴世清一起抵达日本后，先行晋京(飞鸟,今奈良县),上奏云:隋帝回致日皇的国书,途经百济时被人掠走,故无以呈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