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圣芳济学校——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精英学校
一，洋泾浜天主堂院长苏念澄神父创办圣芳济书院
17世纪在华公教会充分认识到在华办学的重要性，江南耶稣会神父决定在上海再建立一所学堂，取名为圣芳济学堂。圣芳济书院是属于耶稣会的一所男子天主教中学，这所学校于1874年始建于法租界，位于洋泾浜圣若瑟教堂的围墙内。
“洋泾浜圣若瑟堂”亦即四川南路天主堂，是上海租界中最早的一座教堂。
圣芳济学堂最初“只有两小间房间”，地点在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和近洋泾浜天主堂的一个广场旁边，最初由洋泾浜圣若瑟堂苏念澄神父创办。
苏念澄神父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型会士
苏念澄（1824-1886），法国耶稣会士，1865年来华传教，驻上海洋泾浜天主堂，1866年任院长神父兼修会和教区总账房主管，所以这里因此成为耶稣会和江南教区的经济中心，后任土山湾教会印书馆馆长。由于初期学生中以侨民居多，因此更像是一所国际学校。
二，圣母小昆仲会渐成圣芳济书院办学主力
1893年主办教育事业的法国圣母小昆仲会的修士来到上海，他们来沪的主要目的就是接管已成立的圣芳济学校和中法学校。
曾任院长安修士
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接管圣芳济学校的，就有来自法国、爱尔兰、澳大利亚的教师修士13人。这样圣芳济学校渐渐由圣母小昆仲会主办，主母会1817年由法国神父巴纳创立，是天主教的一个著名修会，因以“天主之母马利亚”为“主保”而得名，又称“圣母小昆仲会”。
“圣母小昆仲会”以培养不升神父的修士,使之从事儿童教育和科学管理工作为宗旨。
他们通过在英国、法国、美国、澳大利亚和非洲的实践获得了成功，为使圣芳济学校成为最好的学校，特别选派很多精干会士来进行管理。该校学生可以信仰任何宗教，校方不会通过施加不适当的影响以改变学生的个人信仰，但要求最严格的是一定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在与学生的发展水平和中国的特殊情况相结合的条件下，学校的课程正在逐渐完善中，尽可能与英国的文法学校课程相同步。对体育和音乐也很重视，当时建立了技艺出众的学生管乐队和足球队。
1905年起，圣芳济学院每年派遣学生赴英国参加剑桥大学公开考试，取得优异成绩由此圣芳济学院在近代中国教育界名声鹊起。
三，视野宽敞、景致优雅的新校舍
参与建设的马历耀辅理修士出生于波尔尼克，在二十岁那年加入耶稣会，成为一名辅理修士。他于1863年2月12日到达中国，当时他33岁。
马历耀首先被派往直隶地区，1865年11月，他被调往江南土山湾，开始了三十多年为传教区服务的职业生涯。
马历耀修士有杰出的建筑设计与监理特长，在土山湾他除创立了土山湾那些名扬世界的工场，另一方面他主持了整个传教区内无数住院、校舍、教堂的建筑工程。圣芳济学院新校舍也是他参与建设的项目之一。
这里不仅有宽敞的操场供学生使用，还有一个大约收藏有一千五百卷古代和现代文学书籍的图书室，学生们可以自由进出。
1884年，上海道道台邵友濂特地赠给圣芳济学院一座从西洋进口的机械钟，大钟总共花费了八百个银元。
邵友濂（1841－1901年），字筱春（字小村，一字攸枝），浙江余姚人，清代政治家、外交家，曾任台湾巡抚
大钟来自于法国萨尔特省的马耶市，钟面直径一米余，前后两面，安置于新建大楼的三角屋顶上，成为周边地区的地标性建筑。圣芳济学校的钟声也成为了当地特有的风景。
四，精英教育理念，使圣芳济学校成为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学校
圣芳济办学，其教育思想始终体现包容、开放的理念，同时管理上又极其严格，学生毕业后深受社会欢迎，学生数量增加，急需扩大规模。
1934年，借着圣芳济学院隆重举行建校六十周年大庆的机会，为扩建分校发起募捐，用于建造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福煦坊新校舍。
当时社会名流纷纷响应，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财政总长宋子文、监察院长于右任、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上海华商领袖陆伯鸿，民国富商虞恰卿，南京市长石瑛，上海市长吴铁城等社会名人纷纷题词。
时任校长巴思道修士
1939年，圣芳济学校迁入福煦路新址，改名为“圣芳济中学”，专收中国学生，南浔路原校址定名“圣芳济中学分校”，主要招收外国学生。因学费昂贵，学生大多为家境比较富裕的官宦子弟。学校的管理层为了照顾经济压力较大的学生，经常会根据学生家庭状况做出一些减免调整。据统计，有三分之一的人得到了减免学费的待遇，更有三分之一学生作为慈善生被接收，还有三分之一被免除了寄宿费用。
圣芳济学校办学采取精英教育制度，办学质量高，学生不仅拥有较高的艺术、科学素养，还有较高的身体素质，所以民国时期的圣芳济学校成为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学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