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兼职，有时候7天挣10万，有时候3天挣1.5万，包吃包住，现款现结，工作内容就在医院里躺着，可以刷刷手机看看书，还有护士姐姐过来量个血压、量个体重、抽一点点血等等，但是什么脏活累活都不用干。
动心吗，想来吗？
这个工作机会还不少，具体干啥呢？就是试药。
有时候一些神秘的项目，完成实验能赚18万，多少人的年薪远远到不了这个数。
《我不是药神》上映后，很多医药圈的大佬很抵制。
说导演只顾渲染情绪，忽视了真相——为什么这类药物这么贵？因为前期投入了的研发费用是天价，基本都是以亿甚至十亿为单位的，总是收不回本的话今后就没人研发了。
那这钱又花在什么上面了呢？
科学家们的工资是小头，大头是实验。
新出来一款药物，得在小白鼠身上做实验，在猪身上做实验，在猴子身上做实验。新冠以来的短短两年，全球实验用猴的价格从1.5万直接飙升到10万，成本可见一斑。
但是人和动物是不一样的，接下来给人做的就叫临床试验：
●I期：在健康人群中间进行毒性试验，确定多大量才是安全量；
●II期：在临床病人身上试验新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运气好的情况下，这个药品成功上了市，还有个四期临床回访考察用药情况，不过国内倒是不强制。
前三期在人身上做的临床试验，是绝对不能省去的步骤。
药品盒子和说明书上面的“用法用量”、“注意事项”、“不良反应”甚至“禁忌”等内容从何而来？就是靠临床试验得出的。
而试药人，就是做临床试验的这批人。
在中国，平均每天会有300多种新药问世，对试药人的需求非常大，开出的报酬也非常丰厚。
尽管这行业来钱快，但因为之前没有人吃过，不知道吃了之后对身体产生什么影响，风险不低。
一位叫何金虎的小伙子就对自己的试药经历非常后悔，“如果重来，不会选择试药”。
这钱挣得轻松，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频频参与试药，也不愿出去再找别的工作。
2010年8月，一次试药改变了他的一生。
打完针之后的十几秒，何金虎就感觉打针的部位非常疼。很快就出现了强烈的药物反应，口渴、心慌、头疼，脉搏甚至降到了每分钟40次。这样的临床反应，医生也束手无策，心电图上一直显示心律不齐，治疗三天，何金虎出院回家。
但是他的心脏再也不能恢复健康，始终觉得胸闷，胸口像是压了一块石头，更是完全不能做稍微剧烈一点的运动，试药生涯断送，工作也没法再找。
还有些人的后遗症，直接导致“没脸见人”。
江苏无锡的小伙子沈雨辰，是一名90后，因为文化水平不高，工资也低，就在一次偶然进入试药行业之后，感觉自己捡了个大便宜，频繁试药，2010年的一次试药，让他后悔了一生。
试药之后他高度面瘫，口不能闭眼不能动，从此口罩不离脸。身体皮肤也变得十分粗糙，还会在秋冬季节“蜕皮”，家里打扫卫生能扫除半簸箕的皮屑，体重也疯涨，从140斤飞速涨到200斤。
出现这样的事情之后，医药公司会治疗康复全包吗？并不。
因为试药者签署的仅仅是一摞厚厚的《知情书》，少则几十页多则上百页，基本没人细看。而他们在参与实验之前对于风险根本没有具体概念，也没人警告：
别说试药人自己，有记者暗访做试药中介，俗称药头，在培训的时候也被教育“药物疗效和安全性90%以上，绝对放心”。
出了什么事，试药人所在的医院会包抢救，但是如果留下后遗症，则有的会象征性给一点赔偿，有的甚至连赔偿都没有，因为试药人已经在《知情书》上面签了字。
最严重的情况，人没了，赔钱也不多：
这还是死者的丈夫打了4年官司之后才拿到的。
其实，早年的试药人，多数是科研人员和医学生。
当年屠呦呦研发青蒿素的时候，人体试服开始时，一起做研究的科学家们都报名参加，屠呦呦服用的量比别人多了一倍，她说自己服用更方便一些：
但剂量比别人高一倍，风险也就更高，屠呦呦之后得了中毒性肝炎。
现在，在一些高校尤其是医学高校校园里的布告栏上，经常会看到一些招募学生志愿“受试者”的启事，医学生们自己做这一行，报名也很踊跃。
但是这个人数毕竟有限，做样本数据根本就不够，所以还是需要面向社会招募有偿试药的人。
来参加试药的，多数是生活困苦急需用钱的底层，近些年，更是吸引了一众赌博破产或者疯狂剁手欠下网贷的年轻人：
这些长期试药的人，一旦某一次试的药对身体产生了不可逆的严重后果，就会再也通不过体检，以后也不能进行试药。
他们中的很多人，试药之前就是无业状态，不能试药又能干什么呢？转行当药头，介绍更多的人加入，赚取介绍费。
可谓是一日入圈就再也出不去了，跟着医药行业一起越做越大。
尽管很多药头以前就是试药人，但他们在当了药头之后，在利益面前，常常打破底线，毕竟他们的收入是靠拉人头赚取推荐费，单子少了挣得就少。
有药头直接教申请人作弊隐瞒自己的献血经历：
服药规定的漏洞他们也照钻不误，医院通行作法是，要求试药人试药3个月内不能继续试药。
这个规定其实让很多试药人也很不满：本来就缺钱来挣钱来了，还得等仨月，等的时候我吃啥啊。
于是药头们“好心地”递上了第二招——找不联网的医院试药。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还有更黑的操作。
在试药圈里有一个潜规则。
试药危险性公式：钱数÷天数=药物危险性。
通俗点说，日薪给得越高，背后说明药越危险，有些中介会建议试药人别做太贵的，肯定有伤害：
但是也有黑药头坑人的。
有些危险的药物，开出来的试药日薪非常高，吓退了试药者，迟迟招不够人。
最后，药头虚晃一枪，降价招募，钱给得少了之后，试药人反而觉得这个药应该挺安全的，很快就招满了，药头挣得反而越多了。
说这么多，大家可能要问，试药这行这么黑，怎么还任由其蓬勃发展？
凡事都有两面性，药品归根结底是用来治病救人的，药品的研发还是要继续的。
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吃了药给身体留下后遗症是会十分后悔，但对于一些病人来说则无关紧要——与其面对医生“宣判”的死期，面对无力支付的天价治疗费，不如试试实验阶段的新药，如老话所说“死马当活马医”。
而且，越来越多“奇迹”故事的报道，更是鼓励了病人选择这条路：
这就出现了，在临床试验中，一期试药健康人数量少，需要高薪招募，而人数更多的二期三期实验对象却人满为患，全是等着实验药物救命的病人。
尤其是治疗癌症等“重症”“绝症”的药物，不仅不缺病人，还得托人或者排队才能拿到试药的机会：
这还不算啥，为了活命，别说给报酬，也别说免费试用，更别说当小白鼠，有些癌症病人为了治病，狗药也愿意吃：
美国一个名为JoeTippens的老头儿曾在网络上和采访中自述，肺癌晚期治疗期间，在兽医的推荐下吃了两个月的芬苯达唑，肿瘤消失。
消息传到国内癌症患者圈，迅速炸开，很多患者一边化疗一边试吃。这款冷门兽药也突然热销，进口药一度连月涨价，国内有兽药商还把它包装成“抗癌套餐”。
虽然国内外专家对芬苯达唑治疗癌症的结论表示质疑，但是国内试吃芬苯达唑的癌症患者群，却越来越多，人数少则几百多则上千。
人到绝望的那一天嘛，为了活下去，什么都愿意一试。
全球的药企巨头，都集中在欧美，但是由于本国人均收入高，招募试药人的价格就高。
为了节约成本，他们更喜欢在其他国家寻找试药人。
但是，2003年的一件试药事故，让药企们在中国进行的试药受到了限制：
当时，一个美国病毒基因公司为自己的胸腺核蛋白制剂找了36名艾滋病患者参与试验，这批患者有很多来自一个地方——河南双庙村（著名的艾滋病村），然而，观察阶段就有7人死亡。
然后，监管发现这个药的临床试验从未经过批准，完全违法。
出了这么大的事故，管理自然加强了。
巧的是，2005年，印度放宽了药物试验限制，药企巨头们就又都跑印度去了。
从2005年到2010年，印度试药的人超过15万，最少有1730个试药人死亡。
在咱们国内，最近这几年这个行业又开始兴起了。
一方面是国内新药的研发提速了，2020年TOP10的上市药企一年研发投入已经272亿了，主要还都是仿制药，风险不大，这些投入中的相当比例都花在了试药上。
另外，互联网的发展，更是让信息无所不在。
电视剧里时不时出现的试药人，结局多是圆满而美好，风险被各种淡化：
《家有儿女》中，爸爸作为健康的人，去研究所参与试验，说是为科学做贡献。
这些，都容易让人都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试药就是个常规操作，没什么风险，同时还轻松来钱快，也就吸引了更多年轻人接受并涌入这个行业。很多大学生试药之后转头就回学校招募同学或者学弟学妹试药，变身药头。
命运早就偷偷在每个选择上标好了价格，只能祈祷，不要遇到让你后悔的那一款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