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好文学的人，多读过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喜欢美术的人，多读过傅雷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研究音乐的人，多读过傅雷写的《独一无二的莫扎特》。
琢磨教育的人，多读过傅雷写的《傅雷家书》。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这句话，既是傅雷的墓志铭，也是他一生的缩影。今年，是著名翻译家、学者傅雷逝世53周年。谨以此文，致敬傅雷。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01
唐代诗人崔颢写过一首《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此诗境界开阔、自然宏丽，被誉为唐人七律第一。数年后，诗仙李白游历至此。据说兴之所至，也欲赋诗一首。但读罢崔颢之诗后，李白搁笔而去：“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傅雷一生，翻译过33本名著。
02
1908年4月7日，傅雷诞生了。这一年，正赶上末代皇帝溥仪登基。这是巧合，也像宿命。傅雷4岁那年，父亲为乡绅陷害入狱，含冤未得昭雪，抑郁而死。其母为营救丈夫而四处奔走。以致无暇照料孩子，四死其三，只有傅雷一人侥幸生存下来。巨大的悲痛从心理上摧毁了母亲，致使她对傅雷存着一种病态期望：“希望他出人头地，为父亲沉冤昭雪。”她从此以一种极端方式督促傅雷学习。
小时候，傅雷有次逃学。那天晚上，傅雷已经睡沉了。母亲在亡夫灵前哭了一阵后，用包袱皮将傅雷缠捆起来拖出门外，她想把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扔进池塘。傅雷大喊，引来邻居，才得以获救。自那以后，傅雷再不敢逃学。有一次，傅雷在家念书时睡着了。忽然，他从烧灼的疼痛中惊醒，低头一看，母亲竟拿着蜡烛，让流下的蜡泪淌在自己肚子上。“我的童年只见愁容，不闻笑声。”在这种残酷方式下磨炼出来的傅雷，养成了为人做事极端刚烈认真的性格。
傅雷和妻子朱梅馥
傅雷的刚烈认真在亲朋圈无人不晓。从巴黎留学归来后，傅雷常与友人打桥牌，原本纯属娱乐，傅雷却极其认真。绝不以“技巧”欺瞒别人，以致他的牌别人都猜得一清二楚，结果往往就是十有九输。傅雷为此大发雷霆，认为自己愚蠢。但他又拒绝使用所谓的“技巧”，最后弄得牌局常常不欢而散。别人知他脾气，总不愿同他搭档，傅雷只好和妻子朱梅馥搭档。但几轮下来，傅雷就会气得“牌扔一地”。朱梅馥只好陪着笑脸给朋友道歉。久而久之，大家都不和他打牌了。
“他这个人做事，极其顶真。”
1920年代末，傅雷留学法国结识刘海粟
03
1931，刘海粟与傅雷留学归来。刘海粟担任上海美专校长后，立即邀请傅雷担任校办公室主任。一位北平画家受刘之邀来校任教，为树立威信，将自己的画挂在长廊上。傅雷见了，一瞪眼：“这些画不行，收掉！”刘海粟赶紧将画家介绍给傅雷认识，好个傅雷，一言未发就走开了。事后，刘海粟说傅雷：你怎么这样狂？傅雷一脸不屑：“此公没本领，只会抄书。”
傅家二子与刘海粟女儿英伦
同傅雷和刘海粟一起回国的还有张弦，张弦回来后担任上海美专西画科主任。张弦专心艺术，而刘海粟则忙于交际。学者荣宏君撰文谈过一次见闻：“刘一次周日叫张弦到家吃饭，却安排他临摹一幅画，自己却打麻将去了，中午回来，在张作品上署了自己的名字。第二天又让张弦临了一幅，又署了自己名字。”张弦工作繁忙，还得为刘海粟代笔。傅雷看不惯，常为张弦打抱不平。1933年，借母丧之机，傅雷提出辞职。后来傅雷在《傅雷自述》中说：“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故母亲一死即辞职。”
傅雷与画家刘抗
1936年8月，傅雷收到刘抗来信，得知张弦积劳成疾，不治而去。傅雷立即致信刘海粟：“把死讯在报上登一登，让其桃李得悉；筹备遗作展览会，设法替他卖掉些作品，所得款作为他遗孤的教育费……”信去后，石沉大海，傅雷火了。随后，他在张弦老同学筹办展会上，拍案大骂：“永不和刘海粟来往。”1939年2月，滕固担任国立艺专校长，“时北京与杭州二校合并，迁在昆明。”两派争斗不休，很多学生都是冲着学校免费而来。滕固倾慕傅雷之才，邀其担任教务主任。傅雷到后向他建议，若要办好学校：“一测试学生，二甄别教师，不合格者一律淘汰。”但因种种原因，滕固没有接受。作家施蛰存回忆，在雕塑家江小鹣新居，“他和滕固吵翻了。一怒之下，回了上海。”这就是刚直顶真的傅雷。
傅雷夫人与傅敏与傅聪
04
从国立艺专辞职后，傅雷回到上海。那时的上海，已被日本军队占领。抗战期间，傅雷给自己定下规矩：“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这是为了避免向日本宪兵点头行礼。从此，傅雷便闭门不出，埋首于翻译。新中国成立后，吴晗请钱钟书当说客，邀请傅雷到清华大学教法语，但傅雷拒绝了，他只想干他的翻译工作。傅雷内兄朱人秀说过这样一段话：“傅雷性格刚直，看不入眼的事，就要讲；看不惯的人，就合不来。他选择闭门译书为职业，恐怕就是这个原因。”好友杨绛也说：“傅雷满头棱角，脾气急躁，动不动会触犯人，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园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但正因如此，中国才有了一位伟大的翻译家。
在家闭门不出的傅雷，一边专注于翻译，一边专注于教育孩子。对两个儿子的教育，傅雷苛严之极。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吃饭，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人，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站着跟长辈说话时，要身体站直两手下垂，说话时决不能将手抄在衣服的口袋里。有一次，傅聪一事做得不对，傅雷抡起蚊香盘就猛地砸了过去。击中傅聪的鼻梁，顿时血流如注。傅聪鼻梁上，从此留下一道疤痕。两孩子在父亲面前，总是小心翼翼。只有当父亲出门后，才敢大声笑闹。
朱梅馥与傅聪
“我是你的舵工，责任最大。”傅雷曾对儿子傅聪这样说。如此严苛，是希望子有所成就。傅雷本想让儿子学画，但傅聪没兴趣。“傅聪3岁至4岁之间，站在小凳上，头刚好伸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他就安安静静地听着，久了也不会吵闹。”傅雷两口子就卖掉首饰，买回一家钢琴。“他7岁半，让他开始学钢琴的。”练琴枯燥，傅聪时不时就会偷懒，比如，一边弹奏一边偷看《水浒》。因此而屡遭傅雷修理：“爸爸打得我真痛啊。”1955年，傅聪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夺得了唯一的“玛祖卡”最佳奖。一举震惊世界乐坛，被誉为“钢琴诗人”。
傅聪练琴
这次比赛后，傅聪留学波兰。临行前，傅雷给他的叮嘱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从此，父子俩开始了漫长的书信交流。与儿子的通信，是从“认错”开始的。“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随后，傅雷便在信中教导傅聪为人做事。“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或者要有极高的修养，方能廓然无累，真正的解脱……”“凡是一天到晚闹技巧的，就是艺术工匠而不是艺术家。一个人跳不出这一关，一辈子也休想梦见艺术……”
1958年，傅雷划为右派政府接二连三催促傅聪回国，傅聪知道一回就必然难有宁日，一番思索后，从波兰逃去了英国。从此，父子俩再未谋面。1978年，傅雷夫妇自杀12年后，傅聪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邓小平在傅聪的信上批示：“傅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80年代初，傅聪才得以回国，并在中央音乐学院做了兼职教授。傅聪把父亲教导自己的信整理出版，这便是后来风行中国的《傅雷家书》。金庸这样评价《傅雷家书》：“是一位中国君子教他的孩子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一语道破傅雷教育儿子的基本精神。那天晚上，傅聪拿到《傅雷家书》后，无法入睡，他不酗酒，可那晚，他喝了整整一瓶。
傅雷家书手稿
05
1957年，风云突变。傅雷被指为亲美反苏急先锋、“中间路线”代言人。一位领导来沪后，示意上海右派太少。为填充名额，傅雷被加进了这个名单。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想保傅雷“过关”，暗示傅雷，检讨不妨将调子定高点。但傅雷却回答得斩钉截铁：“没有廉价的检讨。”见傅雷不肯低头，周又让其好友柯灵前去说服。但傅雷的回答依然斩钉截铁：“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1958年，傅雷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当时，在全国文化界，只有傅雷和巴金不拿国家工资，而靠稿费生活。但被划为右派后，傅雷不能出书了。但傅雷的翻译实在是太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舍，只有去请示中央宣传部。回复是：可以让傅雷继续译书，但必须改名。出版社总编室主任郑效洵，便去函跟傅雷商量。傅雷一口拒绝：“译著署个什么名字，本来无所谓。可是，因为我成了右派，要我改名，我不干！”出版社没辙，只好内部商定，一面请傅雷译书，支付稿酬。一面把译稿压下，待他“摘帽”后出版。
傅雷译稿
1961年9月，傅雷“被摘帽”。有关部门告诉他这个喜讯，让他有个承认错误的表态，一向顶真的傅雷竟不予理睬：“摘帽子是你们的事，和我没关系。”次子傅敏介绍当时的情状：“有些事，他(傅雷)非常讲逻辑，不光是骨气，是讲逻辑。因为如果去摘帽，就承认戴帽是对的，这是个原则问题，所以他说和我没关系。”傅雷就这么执拗得可爱。至此之后，傅雷更加闭门不出，除了翻译，他开始研习书法、收藏字画。并爱上了养花，在后院花园，他竟然培育出了50多种月季。
傅雷写给黄宾虹的信，书法功底可见一斑
06
不问世事，只求偏安一隅的傅雷，终究还是无法安然置身于事外。1966年,“文革”来袭。8月30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傅家。一番搜索后，在傅家阁楼找到一箱子。箱子里有一面嵌有蒋介石头像的小镜子，还有一页登有宋美龄相片的褪色画报。这便成了傅雷夫妇“反革命”的罪证。傅雷说：“这箱子是姑妈多年前托我保管的。别人寄存的东西，我家从来不动。”但红卫兵们哪会容你辩解。傅雷夫妇被拖跪在地上，然后就是4天3夜的连续批斗。1966年9月3日上午，保姆周秀娣发现，每天都会准时起床的傅雷，今天竟没起。等了一阵后，周秀娣去敲门，无人应。她推开门，发现傅雷夫妇已自缢而亡。
身后钢窗就是傅雷夫妇自尽之处
9月2日白天，朱梅馥对菊娣说：“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熙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她是希望自己死得干净体面一点。那天晚上，她还嘱咐菊娣：“明天小菜少买一点。”那天晚上，傅雷留下了最后一封家书。这封信是写给朱梅馥哥哥朱人秀的。“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傅雷遗书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儿媳，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梅馥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在即将了断自己生命的前夕，竟然还能如此地沉着冷静，一笔一画，事无巨细，为他人而想，即使这个社会亏欠了他们，他们也不愿亏欠任何人。人心之温厚，莫过于此了吧！那晚，夫妇俩将天蓝色土布床单撕成长条，然后搓成绞索，挂到落地窗钢架上。临行前，他俩还在地板上铺了一床棉被，惟恐木凳倒地会影响楼下保姆的睡眠。所谓优雅，有时不过是一床棉被的厚度。真人的自毁，好象揉碎了花朵，震撼的同时，还能嗅到色香。
07
9月4日，在北京的傅敏收到父母死讯电报，他只是发愣捏着信，竟然没哭：“我发现人很奇怪。悲到极点时，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傅聪知道父母死讯后，与弟弟反应近似，他似乎早已预料到了这个结局：“我父亲一开始就是烈士的典型，这就是他的命运。”那晚，演奏时，他对观众说：“今晚我演奏的节目，都是我父母所喜爱的。”
80年代中期，傅聪回京表演。有晚没演出，他坐在宾馆看电视。他看到戏里，一个孩子在四处寻找爸爸。突然悲从中来，嚎啕大哭。
事后，很多人问傅雷为何会自杀。
傅敏说了一段话：“傅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能违背自己的心灵，同样不能违反自己的逻辑，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所以他选择了死。”1935年12月9日，为反抗日寇侵华，蒋南翔执笔撰写了《告全国民众书》：“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文革”十年，也是如此吧！一心只求偏安一隅的傅雷，竟也寻不到“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那个年代里，一向以民主著称的作家舒芜开始“忏悔”，哲学大师冯友兰也不得不选择“投机”，周作人这位五四闯将也写下了肉麻吹捧的日记，就连敢与领袖拍桌子的梁漱溟也选择了委曲求全。但是，傅雷做不到。他性格之刚直，容不得说违心话。如同作家狄马所说：“傅雷是他自己精神世界的王。”后来，钱钟书先生这样评价：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两个人很重要，一个是“不宽恕”的鲁迅先生，一个就是“大爱”的傅雷先生。这个大爱，就是爱真实、爱真理。傅雷死后，他翻译上“一生的对手”施蛰存说：“只愿他的刚劲，永远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
1955年1月26日，傅雷在家书中告诉傅聪：“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2013年10月27日，傅聪傅敏将父母骨灰取出合葬，也在墓碑之上刻下了这句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1966年，这一年对傅雷夫妇来说，尤其艰难。他们对自己的生命，做出了决绝选择。
安定坊5号的家春秋
江苏路284弄安定坊的跟前如今新造了条地铁，从地铁口上来，这座小小入口的花园里弄就在手边，一拐进去，5号的黑色铁门就赫然在眼。总共是5幢18单元的联列式洋房，5号稍显不同，不仅装了大铁门，还有一块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的石牌贴在门边，寥寥几字，任你心照不宣。
出入铁门的人对门口逡巡的人都目光警觉，很快地把门一锁。听说，很多知情者想来参谒，有爬墙进来拍照的，居民很反感，反映道“这都是私人的房子啊”。确实，这房子在“文革”时“大换血”，他们都是70年代搬入的，没一个见过之前的男主人傅雷。
为了不让这房子抛头露面，极其讲究私密性的老上海人跟政府讨价还价，只能把“傅雷故居”的介绍牌贴在里面，于是你需要有机会走进铁门，凑上那座假三层、褐色粘卵石铺面的德式别墅，才看见一块失色的铜牌安在一根方柱挑空的门廊底下，因为门廊朝西洞开，檐下光照黯淡。
岐山居委会一个姓李的主任说，按傅雷的知名度，这房子该做成故居对外开放的。同个里弄里钱学森的故居就已经“谈好了”可参观。但傅雷的房子有点特殊。“毕竟对他两个儿子来说，这也是伤心地，人家也是有点忌讳的。”她这样说，带着点同情地揣测。江苏路、愚园路一带文风炽盛，1949年以后，这里是弄堂、棚户区和老洋房首尾相接、交杂分布，但在工人阶级的“掩映”下，傅雷、施蛰存、顾圣婴、杜重远、钱学森等在此撑出另一番世界。50年来，这一带的劳动群众对傅雷多少有点耳闻，并不因为他的翻译，而是夫妇俩的自缢和傅聪的“叛逃”，这在“文革”时都是典型的反面教材，也是最极端的悲剧。
1966年9月3日
如今的5号住着四户人家，1936年造的房子，一律朱漆木门，格局至今未动。房子L形站在小院西南角，方方正正、棱角分明，狭长的钢窗冷落地开在山墙上，让房子显得像碉楼。傅雷一家曾住的底楼如今大门紧闭，其实朝南的阳台外有个100平方米的大花园，1966年以前是傅家整个租了这宅子，花园就是独享的，所以抄家时花园里被掘地三尺的英国月季都是傅家协同里弄里的文化人精心研究嫁接的。1966年后，这花园随宅子变集体所有。
二楼的王炳贞1971年时住进来，如今89岁耳背得厉害，他记得当时四户人家都属三军，这房子是军产，跟我反复嘀咕着当年是“四人帮”指示三军复员缺住房，而这边是“自杀的自杀，坐牢的坐牢”，房子空出来……因为底楼有150平方米，慢慢演变成三家，终日鸡犬不宁，最后被一家独占，后来这家也另有住房，底楼被走马灯般地出租出去，现在底楼开了个私人会所，“做了饭店，吵得不行”。
50年暌违，回到1966年8月30日，傅家迎来最后的风声鹤唳。下午，区房管局先来搜家，晚上19点多离开。23点多，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来了，领头人是上音钢琴系教师、后升上音副院长的李名强，他曾是傅聪的琴友，50年代时他还是傅家的座上宾，常去他家听傅聪从波兰寄回来的音乐会唱片。进门就喝道：“傅雷，你的问题很严重！”“你混蛋！”傅雷回敬。抄家持续四天三夜，也让义无再辱的傅雷走上绝路。多年后，李名强曾在香港向媒体记者辩解：红卫兵把袖章给他戴上，“我能不去吗？谁会愿当反革命？”
抄家队离开时，傅雷和朱梅馥三晚没有合眼，花园被捣翻、地板被撬开，四周贴上大字报。即使陷入人生最后的绝境，夫妇俩以闭门隔绝的方式阻挡住来自外界的关切，8月30日深夜，好友周朝桢听见他家一片嘈杂声，屋里灯火通明，去敲了门，朱梅馥站在门前与他对视片刻，默默把门关上。31日，朱梅馥之弟朱人秀致电傅家，被朱梅馥换作陌生人的声音挂断……
9月2日晚上，傅雷、朱梅馥和保姆周菊娣照样三人对角坐在书房里，傅雷伏案写东西，“两个人还有商有量”，周菊娣事后这样告诉过朱家的人。晚上20点的时候，朱梅馥叫她早点休息去，“明天小菜少买点”。翌日早8点半，周菊娣一直没有等到主人的卧室门开，按照傅雷刻板的作息，他们是7点就起床的。一直到9点半，她在敲门无人应后紧张地推门而入，眼前的惨状轰然撞碎入傅家11年来的斯文印象。1985年，在报告文学作家叶永烈的回访后，当年是自缢还是服毒的谜团渐渐明朗。
按照《傅雷之死》的考证，长宁区派出所的户籍警左安民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人，看到“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他进门时劲儿太大，傅雷头上的绳子断裂，整个人掉在了藤椅上。他们的绳索是那年代才有的蓝格土布床单，撕成长条打个结，地上的棉花毯亦被后世称道为临死的优雅和尊严而流传不休，这是为了不在深更半夜惊扰外人。屋内台灯昏昏，暗示着发生在天亮前。
身后的钢窗就是傅雷夫妇的自谥处
可以想象，两人一个是穿着短裤汗衫、另一个穿着睡衣被车送走的，送他们最后一程的只是周菊娣的哭天抢地，这位45岁的浙江镇海农妇和傅先生、傅太太情如至亲，去谁家都没有在他们家干得那么长。因为傅雷是有争议的名人，当天车是开到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处进行尸检，在他的颈下发现了马蹄状索沟，傅雷在圈子里出了名的清高孤傲，死后的斯文体面便身不由己了，周菊娣念着他俩是光着脚上车的，翌日买了两双黑布软底鞋送到殡仪馆。
左安民在《傅雷之死》里有段自述：“当时，我管的地段，文化界的人很多，500多户中有200多户被抄家。一开始，遇上抄家，我就赶去查看有没有抄家证明，著名影星祝希娟也住在那地段。当一些中学的红卫兵抄她家的时候，我赶去了，一问，他们没有证明，我就不许他们抄。后来，抄家的越来越多，根本不跟派出所打招呼，社会上越来越乱，我也顾不上。”
“傅雷家，本来我以为不会有什么单位来抄家的，因为他不属于什么单位。上海音乐学院跟他们家没什么关系。他们的红卫兵来抄家，没跟我打招呼。所以一直到傅雷夫妇死了，我才知道。”
傅家本可逃过一劫，傅雷在1958年被划为“右派”后，彻底成了个无职无衔的自由派，靠人民文学出版社预支的翻译稿费养活一家四口。音乐学院的造访另有其因，那是因为傅雷写给上音钢琴系主任李翠珍的一封私人信件，后者是朱梅馥在晏摩氏女中的同学，后因丈夫在香港曾几度赴港团聚又不肯返沪，非常时期被划入特务，上音的红卫兵在抄家时发现傅雷一封信，信里劝说她返沪，于是一并有了特务之嫌。但以傅雷直如竹筒、口无遮拦的刚硬脾气，也许因李翠珍被抄家是偶然，但趋于决绝是特殊时期的必然。
傅雷
浦东图书馆展厅的傅雷手迹展陈列了傅雷从早期到1960年代的大量手迹，上海浦东傅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树华介绍，傅雷手稿墨迹展不仅展出了中心所藏的《傅雷家书》手迹长卷两种，还带来了傅雷的一批珍贵翻译手稿。根据傅雷手迹汇编的《傅雷编傅聪古诗词读本》《傅雷编牛恩德古诗词读本》《傅雷致刘抗函·傅雷致傅聪函》《傅雷家书手稿选萃》《傅雷手稿选萃》，以及《傅雷文集（五卷版）》《傅雷启思录》《傅雷家教》《傅雷翻译研究》等10部书籍也在展览开幕式上首发。
在上海浦东图书馆举办的《傅雷手稿墨迹纪念展》现场傅雷大概也未想过以书法名世。然而，随着大量手稿与手札的影印出版与展览，有必要重新看待与重视傅雷的书法。有着真正“赤子之心”从不以书法名世的傅雷先生的手迹切合了中国书法的正脉，其手札与手稿书法见出的性情人生对于重新看待中国书法的本质与本义也有着巨大的镜鉴与反思意义。
对于书法的“书”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说：“书者，如也。”清刘熙载《艺概·书概》进一步释曰：“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傅雷手札
傅雷书法所见出的性情与变迁之路，对于当下热衷于单纯在技法一途下功夫的书法家们，当是一面镜子，而那些热衷于书法社会活动与“杂技表演”的所谓书法“大师”“名家”们，则早已不可与之谈书法与人生了。
同时，他也是终其一生保持着对于人格自由的热爱与以身实践理解“自由”二字的人，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极其少见的，包括他与黄宾虹通信之间的微言大义，正有着一种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明转折发展巨大而深刻的思考。
傅雷手稿
对于笔墨，傅雷曾说：“笔墨之于画，譬诸细胞之于生物。无笔墨，即无画。”没有对于中国书法真正的理解与造诣，是不可能得出这一结论的，也不可能成为书画大家黄宾虹的最早知音，从书法“如其人，如其学”的角度看，傅雷的书法境界其实是极高的。所谓无意于书方得妙处，像傅雷这样以深厚宽博的学养进入书法，进而打通各科门类的，才正是中国书法的正脉——这也正是中国书法的本义所在。
真正的好的书法是向内的，且无意于书，在掌握一定的书法技法后，观其人，可知其书，而今之所谓书法界，尤其是一些组织或得大名者，热衷于各类活动与书法表演者，多向外，所求多在于名利之间，早堕末道或魔道！
从目前可见的傅雷早期手稿《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一直到辞世前的遗书，一笔一画，或行或草，或朝气蓬勃，或飘逸潇洒，或温情脉脉，或冷静，或无为，或无悲无喜，其间所见出的生命痕迹与人生态度，让人可以轻易读得出其傅雷为人的性情与本真之处，体会得出其间的至情、至美、至爱与至悲之处。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是傅雷先生可见的比较早期的手迹，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美专为教学所编的讲义，后又修改、整理，完稿时傅雷先生才20多岁，此书法用笔尚未成熟，仍有稚嫩处，然而不拘一格、直抒臆之势已明显，手稿的笔迹显得飘逸、洒脱，清朗，“二王”行书法度明显，似有圣教序与瘦金体影响，纤细而不羸弱，秀挺而富于弹力，用笔可见果断处，自信，一片朝气，这也显示留学归国后的傅雷作为文艺界新星的自信与隐约可见的锋芒。
颇有意思的是，傅雷留法时，一方面钟爱于希腊艺术与文艺复兴名家，另一方面，对于当年的印象派与马蒂斯等也极有会心处，而留学归来十年后，最终却对当时被认为“过时”的文人画家黄宾虹推崇备至，而另一位有着留法背景的徐悲鸿，轻视印象派与野兽派，大力推行写实传统，且因社会的变易，因缘际会，最终使得苏式的写实教育成为中国美术教育的范式流传至今，对中国画教育体系形成的巨大负面影响至今仍在。
目前可见的第一通傅雷致黄宾虹手札
1943年，35岁的傅雷开始与黄宾虹通信，目前可见的第一通傅致黄手札，记有：“宾虹老先生道席：八年前在海粟家曾接謦欬，每以未得畅领教益为憾。犹忆大作峨嵋写生十余横幅陈列美专，印象历历，至今未尝去怀。此岁常在舍戚默飞处，获悉先生论画高见，尤为心折。不独吾国古法赖以复光，即西洋近代画理亦可互相参证，不爽毫厘。所恨举世滔滔，乏人理会，更遑论见诸实行矣。……”书风流畅，具“二王”风格，圆熟而略带侧笔，是中期书法风格代表。此通手札无修改，一气呵成，或是初次致信宾翁，郑重其事，因之撰写草稿、修改并誊写完成。
回到傅雷先生的书法之中。
傅雷写给傅聪的信（局部）
1954年1月18日致傅聪手札无疑又是一件代表作品，在纪念傅雷先生辞世50周年的傅雷手迹展上有高仿本展示，此札尚遗存致黄宾虹手札的飘逸洒脱，但字体一片清润灵动，然而又可以感受到一种苦痛中的希望，清透处让我想起董其昌在灵岩山居时的一些行书墨迹，写此信时，傅聪去域外求学，对一位父亲来说，这是儿子对自己的超越，也意味着痛苦的分别。在这封手札中，有这样凝重的文字——“车一开动，大家都变成了泪人儿，呆呆的直立在月台上，等到冗长的列车全部出了站方始回身。沈伯伯再三劝慰我。但回家的三轮车上，个个人都止不住流泪。敏一直抽抽噎噎。昨天一夜我们都没睡好，时时刻刻的惊醒。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赎不了这种罪过！这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只是不敢向妈妈说。人生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远不得安宁！真的，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此信书风可见傅雷行书尺牍体胎息“二王”的特点（据杨绛生前回忆，傅雷和钱钟书一起谈书论道时，两人都有对书法的喜好，钱钟书忽发兴致用草书抄笔记，傅雷则临摹十七帖而遣兴），潇洒雅致，流畅老练，且有着一种生命的朝气——不知是否彼时作为钢琴精英的傅聪的精神气感染了他，抑或当时的社会给他的印象尚是一片朝气。
1956年，傅雷夫妇与傅聪
然而不过数年之后，傅雷的书风却转换为一种完全不同的气息。
这或许可以1958年前后为分界线，1958年之前的墨迹，其中一直有着一种昂扬的生活态度，对人生显然是积极的，但1958年为后则完全折向内去，更多往内心走，也更往高古本真一路走去，更见醇厚之处，有的近于无欲，更寂寞，然而却更有一种腴润肥厚中的孤傲态度。
而分析这一巨大变化的外在原因，与1957年开始反右扩大化不无关系，傅雷在1958年4月底被诬划为“右派分子”后，接受挚友翻译家周煦良教授选送的碑帖，以此养心摆脱苦闷。
傅敏先生在对笔者的对话中曾经回忆说：“（书风的变化）与他的经历有关，‘反右’后那个时期他就开始练魏碑，那时他的好友周煦良怕他郁闷想不开，就拿来许多碑帖，其中就有魏碑。所以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他的字就显得含蓄敦厚，这与他的心情有关。”
这一时期的书风与字体乍看有些肥了，敦厚，落墨丰腴，捺脚厚重，多有六朝及隋人写经之趣味，其中也有魏碑与简书的影响，尤多六朝风度，孤傲迥绝处及气息与周作人晚年书风相通，不过周瘦逸些，傅肥厚些，但共有的特点是全无俗韵，下笔即入六朝。
包括此时期的家书、手稿都有这一状态。尤其以1958年开始闭门翻译的《希腊的雕塑》手稿可为代表，此稿书法有隶简之味，表面高古敦厚，如老僧入定，一片静穆，然而骨子里却灵动飘逸异常。
这种灵动在其后的家书中愈见明显，也愈加进入傅雷书法的成熟时期，傅雷此时以一个父亲深沉的大爱，与儿子谈艺术谈人生，絮絮叨叨，初读甚至让局外人不甚其烦，然而真正读进去，与致黄宾虹札一样，其间正有着一种微言大义处，甚或极多见道之言，且深入浅出，从这一角度也可以理解《傅雷家书》出版35年来慰藉人心、极受欢迎的原因所在。
1961年4月，傅雷论书法提出“宁拙毋巧，宁厚毋薄，保持天真与本色，切忌搔首弄姿，故意取媚。”此言虽自傅山出，然而也正可以理解傅雷一直以来的人生与文艺取向。
傅雷夫妇遗书（局部）
而其晚期最重要的墨迹无疑非1966年《傅雷遗书》莫属，此书为致朱人秀札，是辞世前以毛笔书就，长达三页的遗书，一字未改，甚至连房租、手表、火葬费、给保姆的工资都交待得清清楚楚，从容而不失儒雅，冷静而极其哀痛，有一种孤高而大悲之极的境界，然而字字都是控诉，读之如读王羲之《丧乱帖》（现存日本），如见其人其心，行文之初是：“人秀：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此数行文字系手札初起，“人”字第一笔即有一股痛苦之气，表面尚正襟危坐，用笔已见纵逸之态，而写到“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一种勃郁不平之气顿起，与王羲之《丧乱帖》写到“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的字体突起变化相似，与傅雷家书的敦厚慈爱不同，也与沉潜于六朝隶意的书法不同，傅雷遗书似乎恢复了傅雷早期书法的一种清俊洒脱，有孤高之味，然而却更多沉郁，且全无尘俗气。
对比《丧乱帖》，读到最后，字仿佛不见了，有的只是王羲之其人：王羲之书此纸时，起初还算正襟危坐，但却笔笔可见沉郁，“之极”二字尤可见出笔力的沉郁转折，矫健，“极”字最后一笔简直是满纸豪气，只是面对“先墓再离荼毒”的现实，却又无法释怀，书至“号慕摧绝”的“摧”字时泪水已夺眶而出，笔画间也因之颠倒错乱，写至“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时，已是满面泪水、痛不欲生，落纸则出入顿挫，欲说还休，到“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时，肝肠已断，所见只是一位泣不成声几欲与受信人抱头痛哭的右军形象，字与字之间也终于模糊一切界限，归入草书的一片神机，家国之恨，人生大悲，在一点一画间让人可以一一触摸。
然而相比王羲之，傅雷到底是冷静而从容的，在那些关于记房租、家具、后事的交待中，傅雷点画间毫不错乱，镇定异常，然而其实越镇定，则越是大悲，愈冷静，则愈“痛贯心肝”——傅雷所痛，当然不是自己的小我，他是为一种文化理想的消逝而大悲！他的一笔一画，是在殉节于自己的理想！
换言之，这样的遗书见证的是从魏晋流传至今的风骨，也是一种隐喻，真实纪录着一个时代的大悲。
从书法中见出人格的角度来看，从傅雷先生面对巨大社会变化的决绝与性情来看，《傅雷遗书》列入近现代最值得珍视的书法杰作而毫无愧色！
（本文系2016年纪念傅雷先生辞世50周年国际论坛论文摘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