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的话语逻辑、意识形态及反思纠偏
汝绪华，法学博士，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汪怀君，哲学博士，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2期
摘要
数字资本主义营造了民主、自由、多元、平等、开放等表象上“不言自明”的话语逻辑，塑造了数字化生存的生活意识形态、线上自由职业的工作意识形态、志趣相投的朋友圈社交意识形态、网购与移动支付的消费意识形态、网上冲浪的刷屏休闲娱乐意识形态以及网络民主政治参与的意识形态等样态，让公众沉迷、追捧、寄予美好想象。然而，其真相却是数字劳动的异化与剥削、算法控制、互联网霸权与网络主权侵犯以及技术乌托邦。思想界的反思、警示与严峻的现实，让人们逐渐从数字资本主义话语逻辑与意识形态营造的“假象”中醒悟过来。在压力与良知驱使下，企业界、科技界与社会层面纷纷采取措施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纠偏;同时，在数字劳工的抗议下，西方国家也开始行动，试图缓和数字资本主义引发的日益紧张的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
关键词
数字资本主义;话语逻辑;意识形态;数字劳动;高科技无产阶级;免费劳工
一、数字资本主义的话语逻辑与意识形态
数字资本主义的“祛魅”难就难在：它在创造一个又一个神话、一个又一个辉煌的同时，还创造了一整套迎合人们喜好的标签化的话语逻辑与话语叙事。人们痛恨不民主、不自由，它高扬民主自由大旗;人们痛恨不平等、不公正，它倡导平等、公正;人们痛恨僵化、封闭的科层制，它以开放、去中心化的扁平化面目示人。非但如此，它还塑造了渗透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意识形态样态，这些意识形态样态已经固化了数字化存在的人们的思维惯性、选择的“无意识”与行动的“路径依赖”。因此，厘清数字资本主义的话语逻辑与意识形态对于其“祛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一）数字资本主义的话语逻辑
1.海量新概念与名词的诞生
2.非同凡响的网络体验
因特网是向所有人自由开放的信息共享的世界，只要你有一个智能终端，它几乎没有门槛。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人们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一个虚拟的网名无拘无束地自由言说，宛如戴着面具的舞会，你看不到我，我见不着你。任何人都可以拉黑话不投机之人，与志趣相投者汇聚在“朋友圈”、“论坛”内倾心交流。任何人都可以与遥远异域的陌生人即时互动，仿佛尽在眼前的聊天。任何人都可以在亚马逊、eBay上网购，即使海购也不在话下。任何人都可以便捷地用Uber、Lyft、Hailo打车，简单到只需要下载一个APP。人们还惊讶地发现，原来也可以在家里线上办公。男与女、少与老、贫与富、官与民，与身份、地位无涉，人人平等，都可以自由地在网络上检索信息，畅所欲言。这个扁平化的、没有把关人的虚拟世界让人们品尝到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的滋味，给予人们渴望已久的想象的信息乌托邦。可以说，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们话语逻辑的形成直接来自这种非同凡响的网络体验。
3.知名人士的不吝赞美
美国电子边界基金会副董事长约翰·佩里·巴洛是网络空间独立的坚定拥趸，他发表了《网络空间独立宣言》，宣称：“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人人都可以进入这个世界,而不必考虑由种族、经济力、武力、出生地而来的特权或偏见……我们将在网络空间创造一种思维的文明，这种文明将比你们这些政府此前所创造的更为人道和公平。”[3]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MarkSlouka)提出了“网络民主”的概念，时至今日，网络民主确实为政治民主开辟了全新的领域。微软总裁比尔·盖茨也认为，利用因特网，各市场主体、个人都能平等地获取充分的信息，从而创造出人类第一个“完全竞争市场”[4]。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则热烈拥抱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化生存的确给了我们乐观的理由……数字化生存有四个强有力的特质，将会为其带来最后的胜利。这四个特质是，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5](P269)。这些言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们话语逻辑的形成。
（二）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1.数字化生存的生活意识形态
数字化生存的生活意识形态指的是现代社会中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生存意识形态。在数字化环境中，人们的思考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社交方式、娱乐方式都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它就在此地，就在此时。它几乎具备了遗传性，因为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5](P269-272)。玛丽·米克尔(MaryMeeker)发布的《2019年的因特网趋势报告》显示，全球因特网用户达到了38亿人，增长6%，渗透率超过了50%[10]。数字化生存正高速席卷全球。
2.线上自由职业的工作意识形态
.线上自由职业的工作意识形态指的是信息网络技术把人们从“办公室”、“流水线”解放出来，进而在家里智能终端上自由工作的认知观念。一方面，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进步，网络主播、在线网络写手、网约车司机、网络平台众包零工、数据标注员、在线教育、在线软件工程师、PGC(专业生成内容)等在线自由新职业越来越多样;另一方面，在线上自由职业工作意识形态的引导下，线上自由职业工作持续增加。根据全球自由职业平台Upwork和FreelancersUnion的一项联合研究，2019年美国有近6000万全职或兼职的自由职业者，占美国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以上[11]。而根据MBOPartners的研究，美国全职自由职业者超过1500万，其中五分之一的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12]。
3.志趣相投的朋友圈社交意识形态
志趣相投的朋友圈社交意识形态指的是互联互通的社交网络让人们更加便捷、任性地聚集于观点相同或近似的论坛、朋友圈、网络社区中的认知倾向与选择。以美国为例，左派经常浏览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MotherJones、DemocracyNow、Atlantic和VOX等消息源;右派则聚集在FOX、Bri-etbart、Bannon、NationalReview和WeeklyStandard等消息源。他们各自聚集在志趣相投的网站与论坛交流，没有兴趣浏览他者网站，更无兴致加入他者朋友圈与网络社区。
4.网购与移动支付的消费意识形态
网购与移动支付的消费意识形态指的是通过网络购物与移动支付来满足生活消费的消费观。无需费时费力地去实体商店，无需为找零而苦恼，方便、快捷、高效的购物网站，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丰富的商品品类，而且其简便的检索更容易让消费者找到中意的商品;付款也极为便捷，只需动动手指。亚马逊已经成长为全球最大网络购物电商平台，各大实体店也纷纷开通网上商店。人们依赖手机出行、导航、订餐、付款，一旦离开手机就会不知所措。这种网购与第三方支付的消费意识形态完全颠覆了大众的消费观。
5.网上冲浪的刷屏休闲娱乐意识形态
网上冲浪的刷屏休闲娱乐意识形态指的是人们通过在因特网上听歌、电竞、社交、浏览信息、刷抖音、发帖、回帖、网络创作等方式消遣娱乐的新型休闲观。获益于电脑、智能手机、智能网络电视、无线耳机、智能相机等多样化智能终端的发展，得益于脸书、推特、领英、Instagram、Snapchat等APP的功能强大，智能化休闲娱乐方式全面覆盖了大众的视听感官，满足了大众UGC(用户生成内容)、游戏改善、生活趣事展示与共享的欲望。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低头刷手机、耳朵插耳机”正成为大众最常见的休闲娱乐方式。
6.网络民主政治参与的意识形态
二、数字资本主义话语逻辑与意识形态的实质
“法兰克福学派的奠基人霍克海默……认为科学技术起着掩饰多种社会问题、转移人的不满和反抗情绪、阻挠人们选择新的生活方式、维护现有社会统治和导致社会堕落的意识形态作用”[14]。数字资本主义的话语逻辑及其塑造的多样化意识形态样态的确给予人们前所未有的民主、自由、多元、平等、开放的良善体验，“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8](P3)。然而，数字资本主义既未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也绝不是全人类的解放者，实际上，它们不但强化了资本主义的逻辑，而且极大拉大了社会各阶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数字资本主义话语逻辑及其塑造的意识形态让其真实面目隐藏在“表面的美好”之后，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与欺骗性，其背后的真相是：数字劳动异化、数字劳动剥削、算法控制、互联网霸权与网络主权侵犯、技术乌托邦。
（一）异化的数字劳动
数字资本主义未能让数字劳动跳出劳动异化的怪圈。数字劳动的异化主要包括4种类型：数字劳动生产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劳动关系异化以及人与人相异化。
1.数字劳动生产异化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固定的雇佣劳动关系被非固定的雇佣劳动关系所取代，办公室与流水线的物质劳动被“家里”智能终端的非物质劳动所替代，实物商品被数字商品所替换，但无论是网络冲浪者与玩工累积的数据信息还是网络主播、网络平台众包零工、数据标注员等数字劳工的数字产品，几乎都被数字科技平台免费或以极低的价格占有。数字商品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反过来数字劳工又被数字平台公司的智能算法“设计与控制”，成为进一步奴役他们的工具。因此，马克思说：“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15](P48)。
2.数字劳动本身的异化
数字劳动本身的异化具体表现为劳动的剥削性、强制性与异己性3方面。一是劳动过程的剥削性。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劳动是以数字资本家对数字劳工劳动的免费占用或低成本占有为主要特征的，其深度剥削性毋庸讳言。二是劳动过程的强制性。无论是利用APP黏住用户，还是通过制造工作的稀缺性、利用零工经济模式诱惑无业者或低收入者加入众包、网约车队伍中来，都是一种变相的强制劳动。三是劳动过程的异己性。手机控、游戏瘾让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反思异己化的、变相强制的数字劳动。
3.劳动关系异化
4.人与人相异化
“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15](P54)。数字劳动再生产了数字资本家与数字劳工的新型阶级关系，再生产出了富可敌国的数字科技巨头与工作、收入不稳定的数字劳工之间悬殊的两极分化。
（二）剥削的数字劳动
数字资本主义未能让数字劳动跳出剥削劳动的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指的是资本作为占支配地位的现代生产关系，其本性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资本不断增殖以及利润最大化。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
1.占有免费劳工的数字产品
2.对网络众包工的深度剥削
在因特网的助力下，共享经济与零工经济看似实现了“企业—员工”雇佣制度向“平台—个人”交易模式的转变，增加了工作的自由度与收入，实则不然。作为Uber、Lyft、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Mec-hanicalTurk)、维基百科、Clickworker等公司或项目的核心劳动力，这些众包工却被它们视作“独立承包商”而非雇员，因此，可以不必为他们提供社会福利和最低工资保障，而这些劳动者也失去任何组成工会与事实上的雇主谈判的能力。这使得很多以零工作为全职工作的不稳定就业者收入微薄。
3.循环剥削
（三）算法控制
人工智能与信息网络技术相结合，人们陷入算法控制与奴役的无形之网。算法控制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1.消费内容被控制
2.个体思考被控制
3.消费本身被操纵
“一些数据分析公司利用非法获取的大数据对受众心理进行精准测量与恶意利用，他们分析的是人的心理特征，而不是人口统计学特征，在固化受众认知图式的同时，也把他们变为可以利用的工具”[20]。政治数据分析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Analytica)就曾因利用非法获取的用户数据操纵美国大选选情、为支持英国脱欧的团体提供服务而声名狼藉。
4.人类情感被情感算法“劫持”
情感算法的精进，推动越来越聪明的人形机器人陆续问世，性爱机器人、保姆机器人、妻子机器人早已步入人类世界服务，更智能的情感机器人也在不断创造技术奇迹。2020年美国推出专为“在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上遇到困难的人们”特制、拥有12种性格设定的名为“和谐”的智能伴侣机器人。人机共存时代，人与机器的界限日益模糊，社会伦理与两性关系受到挑战。“智人统治世界，是因为只有智人能编织出互为主体的意义之网”[21]，如果情感机器人成为“主体”，情感算法“劫持”了人类情感，人类将如何自处
（四）互联网霸权与网络主权侵犯
因特网不是“无法无天”的无主之地，也不是和平美好的无边界的世界。
1.互联网霸权
作为高度发达的数字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国家非常重视网络安全立法。其中，美国的网络安全立法最早、数量最多、覆盖面最广，既有《网络信息安全法》《美国信息与通信促进法》等网络安全保障的法律，也有《爱国者法案》《强化网络安全法》等利用网络执行数据收集的法律，还包括《电子通信隐私法》《信息自由法》等制裁违反网络规范的法律。欧盟则出台了号称史上最严的数据保护法案——《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保护所有欧盟公民权益。然而，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却以反对“国家对网络实施监管”、维护“互联网开放性”为由屡屡拒签《国际电信规则》，实则是反对各国拥有对互联网的平等管理权，反对国际电信联盟监管国际互联网业务，维护美国的互联网霸权。
2.网络主权侵犯
（五）技术乌托邦
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人们对数字资本主义信心爆棚，幻想人工智能与网络信息技术可以创造人类美好的未来。然而，“只要跨国公司和工人、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不出现根本变化……而未来很可能是这个样子：控制权愈发集中，新技术只会沦为又一件统治工具，解放遥遥无期”[22](P29)。技术乌托邦的迷梦难掩国际数字资本强权对发展中国家赤裸裸的剥夺与精准打击。
1.国际产业链去“发展中国家化”
人工智能与网络信息技术对重复性工作的替代正在加速，2016年，美国白宫发布的《人工智能、自动化和经济》报告称，未来10年里，人类将有约一半的工作被机器人取代。这种状况对处于国际产业链中低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严峻，因为人工智能最有可能取代的恰恰是这些重复度较高的中低端产业链。
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将更为悬殊
发达国家掌握全球最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占据国际产业链的顶端，它们正在变得更为富有;在国际产业链去“发展中国家化”的趋势下，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往往是低端数据标注员等人工智能尚无法取代、单调枯燥、低收入的、几乎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将会变得更加贫穷。
3.精准打击发展中国家冒头的高科技产业，控制国际高科技产业链
为了维系美国的科技霸权，美国不惜滥用国家安全概念，甚至连市场竞争这块招牌也不要了，倾全力封杀华为，限期字节跳动把TikTok国际版出售给美企，力图采用打击中国代表性最高科技企业的方式打掉中国的产业升级与科技进步，将“中国制造2025”扼杀在成长阶段。
4.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将沦为“高科技无产阶级”
“经济学家正在担心‘职业两极化’的风险，也就是说中层技术的工作(例如制造业)正在消失……许多西方国家中层职业薪水的停滞都表现出自动化已经开始产生影响”[23]。2019年，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Institution)发布的报告也显示，受过良好教育，薪水更高的白领工人将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最大[24]。
三、对数字资本主义话语逻辑与意识形态的反思与抗争
哪里有剥削，哪里有不公正，哪里就有反抗。思想界的反思、警示与严峻的现实，让人们逐渐从数字资本主义话语逻辑与意识形态营造的“假象”中醒悟过来，在压力与良知驱使下，企业界、科技界与社会层面纷纷采取措施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纠偏;在数字劳工的抗议下，出于调和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的需要，西方国家也开始行动。
（一）思想界的反思与警示
思想家是时代的觉醒者与刺蛰大众的牛虻，他们鼓与呼，力图揭示时代的真相，并唤醒沉睡者。思想界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反思主要围绕其话语逻辑与意识形态展开，鉴于数字资本主义典型的政治经济学特征，相对集中于数字劳动的批判，为社会各界的觉醒、反思与抗争提供了丰富的“弹药”。
1.对“网络自由、民主、平等”等数字资本主义话语逻辑的反思与批评
媒体生态学学者尼尔·波兹曼有感于传统印刷术被电视取代，在《娱乐至死》一书中点出，信息媒介娱乐化之后，公众丧失了思考能力，被禁锢在所热爱的娱乐里“失去自由”，逐渐变成娱乐的附庸。凯斯·桑斯坦是网络信息民主批判研究的集大成者，在《信息乌托邦》一书中，他用“信息茧房”，描述了信息传播过程中网络群体的部落化与群体极化现象;在《网络共和国》一书中，他认为公众对信息的过滤与筛选容易使其走向非理性的民粹主义，网络民主的困境就在于此，主张通过协商民主的规制实现网络时代的民主价值。马歇尔·范·埃尔斯泰恩(MarshallVanAlstyne)和埃里克·布林约夫森(ErikBrynjolfsson)提出了网络巴尔干化(Cyber-balkanization)概念，用来喻指利益各异、四分五裂的网络群体。马修·辛德曼(MatthewHindman)则在《数字民主的迷思》一书中指出，网络民主、平等并非想象的那般美好，网络政治信息仍然遵循着“赢家通吃”模式被一小群精英与机构所创造和过滤。
2.对数字劳动的反思与揭示
一是数字劳动的定义的延伸。大卫·赫斯蒙德夫(DavidHesmondhalgh)将数字劳动界定为符号创造者的工作。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Fuchs)则从广义上把数字劳动界定为信息通信技术行业整个价值链上所涉及的各种劳动。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Mosco)和凯瑟琳·麦克切尔(CatherineMc-Kercher)也认同广义的概念，认为知识产品生产和传播链中的任何劳动都属于数字劳动。二是数字劳动形式的阐释，这是数字劳动研究最出彩的领域。达拉斯·史迈兹(DallasSmythe)提出的“受众商品”理念成为数字劳动最早的研究起点;毛里奇奥·拉扎拉托(MaurizioLazzarato)提出、经由迈克尔·哈特(Michael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Negri)完善了“非物质劳动”概念;蒂齐亚纳·特拉诺瓦(TizianaTerranova)在界定“数字劳工”概念时提出了“免费劳动”的观点;泰博·肖尔茨(TreborSch-olz)将因特网上的“玩乐”和“劳动”相连接，定义了“玩乐劳动”;阿莉·罗塞尔·霍奇柴尔德(ArlieRus-sellHochschild)独辟蹊径，提出了“情感劳动”的新理念;凯莉·贾瑞特(KylieJarrett)的“数字家庭主妇”的概念定位意味深长。这些新概念与新理念有力地揭示了数字劳动的异化与剥削真相。
3.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二）企业界与技术界的反思与抗争
企业界与技术界既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推动者，又是数字资本主义不公正体验最深的界别。或迫于外界舆论压力，或出于职业良知，它们纷纷试水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纠偏。
1.企业界的反思与抗争
为了节省成本，美国硅谷的很多科技公司使用临时工的规模逐渐接近甚至超过正式工，这些“影子员工(TVC)”与正式工的薪酬待遇相差甚远，根本无法享受令人艳羡的福利。以谷歌为例，它的临时工数量已经超过正式工，在临时工的抗议下，谷歌开始要求人力资源供应商为其美国的长期非正式雇员提供全面的医疗保险、15美元最低时薪以及12周产假福利，但医疗保健却要求在2022年之前开始实施。网络调查公司SurveyMonkey也开始为合同工提供员工福利，例如健康保险、休假和通勤。虽然目前只有很少的科技平台巨头为数字临时工提供社会福利与保障，且存在很多的不足，但这至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2.技术界的反思与抗争
（三）社会层面的反思与抗争
组建数字劳工工会联合抗争与推动平台合作主义运动是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层面抗争的两种有效手段。
1.组建数字劳工工会联合抗争
在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新型‘电子工人’在各国内部已经成功建立组织，比如1999年英国电信呼叫中心工人举行大罢工，加勒比海地区和巴西数据录入人员也成功实现工会化”[22](P121)。然而，随着“零工经济”、“共享经济”的崛起以及数字劳工类型的多样化，科技公司的众包平台已成功建立起了一整套体系，以将其员工结构原子化，高度分散化的数字劳工难以联合起来组建工会抗争。但是，在网络论坛等联系方式的帮助下，一些局域联合甚至跨国联合的斗争形式开始出现，洛杉矶的网约车司机组建了“网约车司机联盟”，遍布伦敦、班加罗尔、圣保罗、开普敦、旧金山等地的网约车开始联合起来针对Uber进行有组织的斗争[25]。数字劳工们已经意识到团结起来为法定权利和更高的薪资待遇而联合抗争的重要性。
2.平台合作主义的崛起
（四）国家的反思与行动
数字资本主义严重冲击了资本主义国家原有的财富分配机制，科技平台巨头富可敌国，巨量数字零工艰难度日;社会权力结构失衡，在某些方面，科技平台巨头的影响力甚至凌驾于国家之上。因此，近年来，为了缓和数字资本主义矛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思谋有效解决方案，并逐渐采取部分行动支持数字劳工的正当权益。
1.全民基本收入计划
2.国家介入与立法
四、结语
【参考文献】
[1](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杨立平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4]JensSchrter.TheInternetand“FrictionlessCapitalism”[J].TripleC,2012,10(2):302-312.
[5](美)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6]PennyPowers.ThePhilosophicalFoundationsofFoucaul-tianDiscourseAnalysis[J].CriticalApproachestoDiscou-rseAnalysisacrossDisciplines,2007,1(2):18-34.
[8](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9](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69.
[14]陈爱华.哈贝马斯科技伦理观述评——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解读[J].伦理学研究，2007，(3)：68-75.
[15](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6](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朱志焱，潘琪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370-374.
[18]TizianaTerranova.FreeLabor:ProducingCulturefortheDigitalEconomy[J].SocialText,2000,18(2):33-58.
[19](英)约翰·密尔.论自由[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40.
[20]汝绪华.假新闻泛滥与西方民主的整体性危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5)：141-151+160.
[21](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132.
[22](英)乌苏拉·胡斯.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M].任海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5]SaiEnglert,CallumCant,JamieWoodcock.DigitalWorkerism:Technology,Platforms,andtheCirculationofWorkers’Struggles[J].TripleC,2020,18(1):132-145.
[26]TreborScholz,NathanSchneider(Eds.).OurstoHackandtoOwn:TheRiseofPlatformCooperativism,aNewVisionfortheFutureofWorkandaFairerInternet[M].NewYork:ORBooks,2017.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