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在历史长河中，一个人的一生更显得渺小，有人常以沧海之一粟来形容。沧海中没有粟有小沙粒，就是这些小沙粒聚集在一起，铺垫出金黄色美丽的沙滩。小沙粒在这里仰望世界风云，经受狂风暴雨，惊涛骇浪，它也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当后人赤着脚踏着它走向大海去学习游泳、躺在它身上沐浴阳光时，它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本人自我评价大半生，也许还有资格和大海中的小沙粒相比。
我活到第八十个年头了。在我的记忆中，我在农村刚上小学，“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本鬼子占了沈阳。1932年我再上小学时，我已成为“满洲国人”，当了14年亡国奴。我亲身经历了日本统治的“满洲国”，也一度在汉奸王揖唐“反共和平救中国”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所在地——北京当过“留学生”。经历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领教过国民党接收大员的“五子登科”。亲眼见到美国鬼子帮国民党打内战。过去讲有三朝元老，我不是元老，是三朝庶民。小小的庶民竟敢在白色恐怖下参加共产党，反对蒋秃头，并为国民党政府送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站岗。从年轻时喜欢读报，关心时事，至今一如既往，从未间断。这种习惯拓宽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知识。六、七十年的积累相当可观，假如我有记日记的习惯，当以车载。好在目前头脑清晰，往事历历在目，现在把这些回忆整理出来，供大家茶余饭后浏览，也算是一份历史见证吧！
1925年农历6月11日，我出生在沈阳西北郊25华里的造化屯。这个村子有二百多户人家，以郭、张、高三大姓为主，郭姓是大户。我本名叫郭俊忠。
我的祖父郭存信，在五个弟兄中排行老四，幼年因家中贫困，曾给人家放猪。到他的晚年，已完成从富农向地主的过渡，已是拥有三、四百亩地的地主，新盖的四间大瓦房，院墙高大，村里俗称“高墙子”郭家。为防土匪，院子的东南角和西北角有两座炮台。而其他四个弟兄的后代，除一家是中农外都是贫农。我父亲郭宝纯，继承了丰厚的家业，又有一番发展，放债吃利息，三年两头收购土地，自家耕种200多亩地，农忙时雇八、九个短工，有大牲畜四匹，大车两辆，其他土地出租，已成为全村首富，当地叫“大粮户”。“九·一八”后乡村不太平，我家搬到奉天城里，把自家经营的200多亩地、住房、车、马全部交给佃户去使用，打下的粮食对半分，这种形式当地叫“耪青的”。我家在城里租房住，靠地租生活，家中养了一辆马车，外出拉座，挣钱供家中零用。我大哥、二哥都赶过马车，我也要帮家里干零活，家中有牲畜，要铡草，喂马，家中生活富裕，但很节俭。
我小时淘气，不用心学习，学习好坏没有人过问，因为我父亲是典型的土包子地主，他不重视文化，在他的脑子里，“务农”是根本。母亲没文化，也就不懂什么是文化。所以本人幼年，可以用“粗野”来形容，这种积习，给我终生留下痕迹。沈阳北郊有条引水渠，是朝鲜人引浑河水种稻田的，小时经常到那儿去游泳。某年五月，尚有寒意，同学告诉我“来水啦”，我们就跑去游泳，跳入水中冰得头痛，手脚发麻，心里发慌，赶紧游到对岸，险些淹死。
1936年日伪的统治已巩固，家里又搬回乡下种地。
在日军进攻和利诱面前，东北的军政大员投敌者多达数十人。东边镇守使于芷山，投敌后任伪满军事部大臣；吉林省代主席，复辟狂熙洽，投敌后任宫内府大臣；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后立即掉过枪头，与日本兵并肩围攻抗日将领马占山，当了伪满皇帝的侍从武官长；东三省特别区司令长官张景惠，投敌后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从这个层面上看，腐朽的军阀政权，一帮鱼肉人民的贪官污吏，怎能抵抗日本的侵略？他们甘当汉奸，认贼作父，就毫不足奇了。我这个小小的子民当亡国奴的命运是在刼难逃的。
1932年“满洲国”成立了。日本人把满清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弄到东北当傀儡，名为满洲国的执政，年号定为大同元年。所以从小学一年起，我就是“满洲国人”，开始了亡国奴生涯。每天早晨的朝会要唱“国歌”，第一个国歌的开头是“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到大同三年溥仪登基做皇帝，年号改为康德元年，后来国歌又改为：“神光开宇宙，表里山河壮皇犹，帝德之隆，巍巍荡荡莫与俦……”。
所以我从小只知道自己是“满洲国”人，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因为大人不敢和孩子讲中国的事，怕孩子不懂事说出去，叫“反满抗日”有杀头之罪。这时我家已搬到城里，住在城北的工业区，上学的校名叫奉天省立第十二小学，三、四年级时搬进新校舍，校名也改为奉天市立惠工国民优级小学。新校舍“九·一八”前盖了一半，因“九·一八”中断，新校舍很漂亮，两层楼，有十四间教室，一个小礼堂，操场也很大，除了200米跑道外，还有很大空地。有时全市小学运动会在我们学校开，我是400米接力和木马的运动员，参加过全市比赛。
小学毕业后，由于成绩差，没有在城里考上中学。当时我大哥在沈阳县新城子伪满警察分驻所当所长(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长)。当地有个省立二年制的农业学校，他把我送到那儿去上学，这是1938年的事。1939年，日本人为推行奴化教育，改变了学制，将原来的初中、高中六年制，改为四年制，不分初中、高中，统称为“国民高等”学校，我们学校改名为新城子国民高等学校。国民高等学校均分别定性为工科、商科、农科，县里的中学一律是农科，减少基础课程，增加劳动课程。我所在的学校连中学必学的三角都撤消了，增加了农业泛论、林业、畜产、作物、园艺，还有实习。实习就是耪大地。学校有120亩地，所以每年春、夏、秋三季农忙时要撸锄杠，还要参加“勤劳奉仕”，这是日文的汉字，译成中文是义务劳动。有时到铁路旁去割蒿子，割完扛回来，学生要轮流掏茅房，用这些蒿子沤粪。这种所谓教育，不是为培养人才打基础，而是养成劳动奴隶。
当时“满洲国”的统治完全制度化了，名义上所有政府、学校的正职都是“满系人”，副职都是“日系人”。我们学校的校长姓王，为人不言不语，有职无权，外号“王老蔫”。副校长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通，叫澁谷虎之助。首席教员是日本人宫下，还有一位菊地，另一位是福原洋二，军事教官是日本人佐藤，是侵华战争退役伤兵，军阶准尉。全校一共八个班，每班三、四十人，总共不到三百名学生的学校竟有五名日本教员。
1942年我从国民高等学校毕业，原本想考吉林师道大学（即师范大学）史地系，想当教员，没考上，总想找机会越过山海关逃到关里去。有一次从报纸上看到大连日本宪兵队招考“宪补”到华北去当翻译，就是中国人通称的日本特务，我和一位姓卢的同学跑去报考，想经过这种途径逃出“满洲国”。到那儿才知道已招满了。如果真的考上，可能改变我一生的命运，文化大革命怎能说得清，你爱国想抗战，可是你为什么去当日本侵略军的翻译，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是一身冷汗。没有误入岐途，此乃本人一生第一幸事也，这种亡国奴的处境所产生的特殊思想没有亲身体验的人是难以理解的。
1942年在新城子国民高等学校实习作业
1942年冬在新城子国民高等学校连续发生两件很不寻常的事情。一是在季考时，我所在的班级发生了罢考，这是极其严重的事件。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对“满洲国”从各个方面加紧了统治，罢工、罢课是绝不允许发生的。罢考的科目是世界地理，教地理的先生姓张，五十多岁，他不懂日文，当时的地理教科书已是日文，外国地名都是日本字，他不认识，他借了我的一本中国出版的地图，按课文的进度讲。教科书和所讲的东西对不上，加以有的学生对世界地理没兴趣，不好好听课，所以这门课是糊里糊涂。考前几个闹事的学生出来，又是骂又是威胁，所以出现了全班交白卷事件。事件发生后一个多小时，两名日本宪兵来到校园里转了一圈，以后就再没有下文。现在看来，副校长澁谷先生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是他认定事件属于师生间的矛盾，不含有政治因素，才把日本宪兵打发走，否则抓人是无疑的。
这次罢考事件在政治上算平安过去了，张老师当即卷起行李回城里去了，带头闹事的几名学生被其他年轻的老师暴打一顿，全部开除。这件事对我的一生发生了影响。当时报考伪满大学有一种诠衡制度，即不够80分以上的毕业生不能报考大学，在校分数是录取的参考。我的总分在80以上，但我世界地理不及格，而我报考的却是吉林师大史地系，考了两次未被录取，使我走上北京读书之路，阴差阳错，给我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第二件事是骇人听闻的暴行。日本教官佐藤是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奴仆，他既是军事教官，也是“舍监”，管理宿舍生活。1942年我已四年级，我嗓门大，喊口令清楚，功课和日文都不错，被学校指定为大队长，负责全校集会、出操、走分列式喊口令。我住宿，所以还负责宿舍的早、晚点名，列队，假日学生回家请假等事情，我天天要多次向佐藤报告。一次星期天我回家了，星期一回来时，发现许多人的嘴巴子都肿了，我问是怎么回事，才知道是佐藤干的。原来星期天早晨，宿舍门前有一泡屎，被佐藤看见了。他把全体住宿生集合起来，问是谁拉的，他手持练柔道的竹剑，气势汹汹，哪个敢讲，他一怒之下命令学生列成两行，相对而立，互相打嘴巴。这种法西斯办法谁也没领教过，大家嘻皮笑脸地互相打着玩。佐藤急了，举起竹剑，劈头盖脑，从排头打起，把大家吓傻了，只好抡起胳膊打起来，结果每个人的脸都打肿了。
据曾在虎林修车厂司令部工作的日本士兵幸存者铃木正证实，来自华北及其他地区的大量战俘，经过虎林，被送往完达山虎头方面，从事修筑工事。劳工被塞满几十辆闷罐车，连续好几列。这些战俘修完工事之后，几乎无一人返回。这些劳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残酷的役使，非人的待遇，加上缺乏营养和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使劳工大批死亡。冬季便直接扔在草甸子，或弃尸荒野山林。尸体被野兽撕咬吞噬，惨不忍睹。另据原日军虎头国境警备队步兵第3中队长岛田丰作回忆说：“那些从山东运来的苦力，不堪忍受沉重的体力劳动，一些人企图逃往对岸(苏联)……他们尚未跑到河道中央便被打死。日军为修筑庞大的地下工事，强征中国劳工竟达百万人之多。日军为了保护军事机密，这些劳工最终的结局，不是被折磨致死，就是被秘密杀害，没有几个能回到自己的家园。”(摘录自《老年教育》杂志，2005年第4期)
奉天市同时考取留学生的有四个人，有郭树森、李春英，还有董某，他们三个人都是奉天第七国民高等毕业。我们到市警察署办了“出国”护照。凭护照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八月下旬，到北京“满洲国”大使馆报到。“满洲国”大使馆很阔气，地点在台基厂现在对外友协的院子里。大使馆主管文化的参事官杨某接待我们，具体办事的雇员，是北京的一位小姐。她向我们介绍了北京中学的情况，我们可以不经考试任选哪个中学，她介绍四中时引起我的注意。“四中原是满清的顺天中学堂，出国留学生预备校，校风朴实，功课上乘。”我们有五个人选择去第四中学，其中一人是铁岭市的王东明。大使馆的雇员领我们到四中去报到，我当时穿一身黄绿色伪满的学生服，戴一顶战斗帽。这样的穿戴和在北京的日本人一样，四中学生以奇异的眼光看待我们这些人。
1944年9月，我们来北京四中上学。有的同学对我们这些“满洲国人”另眼相看。有一次同学们登上讲台，随便装腔作势，发表讲演，我也登台表演一番，有位姓任的同学凑到我旁边和我讲：“你是满洲国人，我给你当翻译。”我一怒之下给了他一拳，我俩打起来，被同学拉开。解放后四中八十年校庆时，我们俩又碰到一起，他是部队的干部，我问他：“当时你是什么意思？”他说：“当时我是共产党员，上级指示要打击孤立你们。”多么英明的上级。
当时北京的学制尚未改，中学仍是三、三制，所以国民高等学校四年的毕业生，要在高二插班。北京的中学已有日文课，也出现了商业课。伪满中学的趋向，也在这里看出苗头。校长姓马，名字记不清了，外号“马猴”。他教商业，学生对这门课毫无兴趣，也毫无用途，这是日本奴化教育体制，受到学生抵制，学生经常‘刷’课，有时在黑板上画个大马猴，教室里空无一人。校长为了混饭吃坦然忍受这一切。教日文课的老师姓汪，外号“汪麻子”，日本留学生。此人善于处事，学生喜欢什么他来什么，上课侃大山，公开保证，每人80分以上。
我们到北京后没有住处，临时住在伪满大使馆宿舍，宿舍在中南海静谷园，最明显的标志是进大门的左侧有棵连理枝。时已深秋，中南海残荷败叶，一片凄凉，我和王东明二人住在静谷园的后院南房，是给日本人装修的房子，还没完工，没有窗户，只有日本式的草垫子炕。傍晚房檐下一团团的蚊子，真是蚊声如雷，我们都没有蚊帐，任凭蚊子肆虐。2001年，我陪同外地客人到中南海去参观，这里已面目皆非，原来平房已全部拆掉，变成绿地，我仔细辨别方向后，只能找出连理枝依然存在。2004年，是我们进京60周年，在广州的王东明，赠给我小诗一首，诗曰：
背井离乡进帝京，棲在南海破屋中。
飞蚊吮吸周身痒，秋雨袭来四面风。
院里歌声添烦恼，湖畔望侣叹萍踪。
重来旧地朱颜改，天翻地覆太阳升。
这首诗反映出我们当时的凄苦生活。
在四中读高二，简直是活受罪。功课差距太大，以英文论，高二的学生已订英文报看，我读的两册英文读本，至多是初一的水平，所以课本上的字都是生字，每天抱着字典查。教英文的老师是江西人，讲江西方言。我既不懂江西话，也听不懂英文。只好课下求教同学。在农业学校没学过三角，解析几何根本听不懂，大代数、物理还好一些，化学也没学过，好在日伪时期学校管理不严，老师为了糊口，不得罪学生，考试时左邻右舍抄一番了事。
第四中学真是名副其实的名牌学校，主要老师都是北京的头排交椅。教大代数的马文元，是北京的首席，解放后被山东大学聘为教授。物理老师张子谔，解放后为特级教师。化学老师刘伯忠，语文老师高去疾都是北京知名的教员。当时的教员可以同时在几个学校兼课，四中是公立学校，课时费少，但四中有名可以得名，然后再到私立学校兼课，再得实。教员跑来跑去，非常辛苦。
在四中苦读一年确实有很大长进。英文、数学、语文都有很大提高。同学间也互相有所了解。我和高三同学蔡福三很熟，我们谈过，他毕业后，我们一起去重庆。1945年暑假，我先回家听他的信。后来他考上北大农学院，我们没有走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正逢暑假，我在沈阳家中，目睹苏军进驻沈阳。
四中东北同乡欢送王校长、王先生（雨人）离校
左起第三人作者、第四人郭树森（郭新）
早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苏联统帅斯大林就对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讲过，“一旦德国最后垮台，那时就有可能把必要的支援部队调到西伯利亚来，然后我们就能联合起来打击日本。”
1945年2月4日至8日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和罗斯福秘密讨论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问题，斯大林提出出兵东北的条件。苏、美两国没和英国商量，2月11日斯大林和罗斯福却邀请丘吉尔在协议上签字。《雅尔塔协定》的主要内容如下：
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
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2、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的权益须予恢复，即：
a、萨哈林岛南部及邻近一些岛屿须交还苏联；
b、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
c、对沟通大连与外界联系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中苏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议尚需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大国首脑同意，苏联的这些要求须在日本被击溃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苏联方面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中苏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帮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
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
1945年2月11日
《雅尔塔协定》是在没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讨论和决定有关中国主权和权益问题。
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因脑溢血逝世，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他指使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协定内容通知蒋介石，并说罗、杜二人均已同意这些内容。当时蒋未作公开表态。
1945年8月14日，按照《雅尔塔协定》的内容，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雅尔塔协定》充分反映出，当时中国的国力及在所谓四强中的地位和半殖民地的处境。
1945年5月8日，德国统帅部无条件投降。同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德国柏林西南的波茨坦召开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会议开头，英国丘吉尔参加，期间英国保守党大选失败，丘吉尔下台，新任工党首相艾德礼参加最后几天会议。会议通过《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7月26日，美、英、中三国以共同宣言的形式公布这项公告。后来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时，也正式在公告上签字。日本铃木内阁在军部的压力下，公开表示对公告绝对置之不理，将把战争进行到底。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先后死亡71000余人，伤68000余人，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8月9日美国又向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这是美国拥有的最后一颗原子弹，造成35000人死亡，6万人受伤，5000人失踪。美国领导人很清楚，苏联即将对日作战，南北夹击，日本无力抗击，战争即将结束，为什么急于投原子弹杀害无辜平民，主要目的是要达到战后拥有原子弹的霸主地位。日本统治者清楚地知道已无力作战，硬是驱使百姓上战场，遭致二十多万人死伤在原子弹下。
苏联对日作战，准备很充分，从1945年2月起即从欧洲向西伯利亚运兵，驻扎在距国境较远的内地，防止暴露，成立了远东苏军总部，任命华西列夫斯基为总司令，集中陆军158万余人，260000余门火炮，5500辆坦克，5300余架飞机，670艘各型舰艇，分三个方面军从北、东、西三面向中国东北发动进攻。
而日本号称精锐的关东军，已抽调部分兵力去南洋和中国战场作战，新补充的兵员训练不足。加以日本政府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直到1945年6月22召开的御前会议还希望苏联以“中立国”身份，在日本和美、英间进行调停。苏联对日宣战，日本的幻想彻底破灭，受到沉重打击。日本在东北的兵力与苏联相差悬殊，只在边境地区依托工事顽抗，而苏军只用少数兵力围困抗击点，主要兵力以高速向东北平原挺进，迅速完成对东北主要城市包围，关东军司令部于1945年8月17日向苏军投降。苏军共毙、伤、俘日军68万余人，其中2个师团，12个旅团是不战而降，苏军彻底摧毁了关东军，解放了中国东北。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受到中国人的热情欢呼。(以上摘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编《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5年8月20日，苏联红军进驻沈阳，我目睹了苏军的重型坦克在沈阳大街上行进，两侧的楼房为之颤动。步兵使用50发的冲锋枪，有别于日本兵使用的又长又重的三八大盖。兵败如山倒，苏联的先遣部队，很少的几十人即接受成千上万的日军投降，显出胜利之师，威武之师的本色。
为配合苏联红军作战，1945年8月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六道命令，令聂荣臻部向察哈尔、绥远北行动，吕正操部向察哈尔、热河行动，张学思部向热河、辽宁进军，万毅部向辽宁，李运昌部向辽宁、吉林，以配合苏蒙军作战，接受日军投降。中共军队从苏军那里得到大批武器弹药，苏军撤退前，将七十万关东军的武器装备交给了中共军队，仅苏军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军移交给中共军队的武器就有：3700门火炮，600辆坦克，861架飞机()，1200挺机枪，680座各种军用仓库。另据八路军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回忆，沈阳苏军曾将日本关东军最大的武器仓库——沈阳南苏家屯仓库交给他们看管，这里的武器可以装备几十万人，他们先后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步枪两万多支，轻机枪一千挺，150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山炮，不但装备了自己的部队，还运一批弹药给山东(摘自《百年潮》2005年第二期)。从历史上分析，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使东北人民解放军得到迅速发展，使全国解放得以早日实现。
但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主要是苏联军队成员庞杂，纪律不严，给极少数坏分子以可乘之机。他们从营房里溜出来，抢劫、强奸妇女，我也亲身跑过“大鼻子”，即有苏军进村，大家都纷纷躲起来，尤其是年轻妇女。有的妇女为逃过这一劫，剃了光头，打扮成男人。苏军为维持纪律也公开采取极其严厉的措施，但这种违纪现象带有普遍性，给东北人留下很坏的印象，久久挥之不去。对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红军声誉造成极大的伤害。
另一件负面影响是，苏军拆运我国东北机器。
但苏联出兵东北后，开始对日本的资产全面占有，重点摧毁。所谓全面占有，就是把东北所有的日资产业宣布为红军的战利品，由红军全面接收。重点摧毁就是把最新、最好、最重要的机器设备拆运到苏联，满足自己的需要。
苏军占领东北城市后，苏方人员接管各工厂。在苏方技术人员指挥下，由日本的技术人员开始拆卸机器，分海陆两路运往苏联，直到1946年3月苏军撤出为止，一直在拆运。
苏联为什么如此野蛮地摧残东北工业呢？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向国民政府驻苏军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透露，苏联对东北的经济，“要求目的不在经济而在国防”。长期以来，斯大林对东北强大的工业体系有恐惧心理。用董彦平的话说，就是苏联对东北抱有“过份的安全感”。抗日期间，日本在东北对苏联进行两次军事挑衅。一次是哈桑湖事件；一次是诺门坎事件。斯大林对此不能不铭记在心。他认为，在靠近苏联力量薄弱的远东地区，保留中国东北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与工业生产基地，对苏联的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而苏军占领东北正是解除这一威胁的最好时机。所以日本一投降，驻东北苏军就有计划、有步骤对东北的工矿企业下手了。(摘自《炎黄春秋》2005年第3期)
日本投降，伪满政权垮台，汉奸、特务纷纷逃命，统治出现真空，由少数暴民开始抢劫散居的日本人，进而发展成为哄抢工厂、仓库，而苏军兵力不足，难以看管日本人留下的庞大的工厂、仓库。一度出现混乱，枪枝泛滥，治安情况很糟，不久苏军成立了卫戍司令部，沈阳也成立了市政府，混乱的情况略有改善。
日本无条件投降，残酷的血战停止了，但以美、苏为首的冷战开始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争夺东北的热战也开始了。国共当时在东北都不公开，日本十四年的暴政，使双方在东北都没有群众基础，争取群众的支持成为双方的重要课题。国民党在原来地下工作人员的基础上，成立辽宁省党部和沈阳市党部，利用东北人普遍存在的正统思想，拉拢了一些人入党，当时东北称之为“光复党”。国民党这种做法遭到有正义感人们的非议，认定这些“光复党”有些投机的成份。共产党也在发展组织，左右路线分明。国民党为了破坏共产党组织，成立了特工暗杀组织“铁血锄奸团”，专门杀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我们同院的黄某是小学教员，帮助共产党组建军队，夜间被“锄奸团”拖出去枪杀。沈阳成立了学联，并在苏军的支持下在旧城中心光陆电影院演出节目扩大影响，我去看了演出，但没有参与学联的活动，从同学处了解到，学联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非常激烈。1946年国民党军队进驻沈阳，共产党转为地下，学联就成为国民党的御用工具。
暑假已过，我本当回北平去上学，但山海关被美国占领，美、苏之间互不往来，火车不通，我们无法成行，只好在家静观形势的演变。
在1945年双十节时，我第一次见到八路军的队伍，那是“朝鲜义勇军”经东北回国，抗日时他们属于八路军的一个支队，装备整齐，纪律严明，博得人们的赞誉。一律是灰色土布大棉袄，讲汉语，住在我家里的是连长、指导员知道我在北平上学，他们对我很友好，因为他俩都在北平读过书，请我和他们一起吃饭，向我做宣传，送给我《论联合政府》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嘱咐我认真读。当时我的脑袋里装的是正统思想，我所期盼的是中央政府来接管东北，对这些非正统的军队，我是敬而远之。1946年2月，左盼右盼，中央军总算来了。因中长铁路由中苏共管，当时掌握在苏军手中，所以国军只好屈尊在京沈线皇姑屯车站下车。我满怀热情前往车站欢迎国军，国军的队伍是52军赵公武部，是湖南的杂牌军，天寒地冻，他们只穿棉袄没有大衣，个个有气无力，无精打采。我们在伪满看惯了日本兵、伪满军，服装笔挺，一个个气势汹汹，第一次见到这种胜利的无威之师，感到大失所望。
后来了解到国民党军队1945年冬急于向东北进军，缺乏耐寒装备，在营口登陆后，南方部队不耐北方奇寒，曾冻死冻伤一批人。
1947年5月20日，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
这次游行是有计划组织的。井然有序，向市民宣传反对内战。游行队伍很壮观，各大学都参加了，还有一些中学。队伍的先导是由复员青年军组成。他们穿着笔挺的哔叽军装，有的带着军功章、军阶、钢盔，威伍雄壮。队伍的两侧由壮汉手拉手组成的纠察队。边行进边喊口号，市民在两侧围观。游行队伍还组成许多小分队向市民宣传，国民党特务难以付庞大的游行队伍，他们临时雇用地痞流氓做打手。我目睹在西单菜市场前的宣传队，遭到由皮库胡同内冲出来的打手们的毒打。这些人凶恶残忍，抓住女同学的头发毒打，直到大队人赶过来，他们的赶紧溜走。
第四中学当天清晨就把校门加了锁，严禁学生参加，我是从北墙爬出来观看游行队伍从平安里直跟到西单。当时四中北墙外是垃圾山，和墙一边高，可以自由出入。
游行过后，全国学联正式宣布于1947年6月2日举行全国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反对内战。为做准备，大学生利用校友的关系到中学来串联，动员中学生参加。四中是个政治死角，校长田某和教务主任段某统治很严，吴希恒和我还有同乡郭树森(后化名郭新)商量，找校友回校教进步歌曲，让我和郭新动员高三的同学参加。5月22日下午，我和郭新动员了三十几位高三的同学，大学的校友来了十几人，我们在大礼堂学唱歌，由我原来的同班同学王某教歌。他们带来的歌片儿，有《怒吼吧黄河》、《游击队之歌》，还有《读书郎》等歌曲，我们正唱得高兴时，国民党内六分局的分局长带领由二、三十人组成的手枪队闯进礼堂，高喊举起手来，学生不知怎么回事，下意识地举起手来，警察把我们手中的歌片儿抢走，然后分局长下令把校外的学生都绑起来要带走，这时本班的同学王度拍桌高喊，要绑，把我们都绑走。学生和警察撕打起来，警察人不少，我们跑出去在前后院子里高喊“警察抓人啦”，正在上课的学生老师都围过来，被绑的学生都是刚毕业考上大学的好学生，老师都认识，引起全校师生抗议。这时我到校门、围墙去看一看，学校全被警察包围，墙上驾着机枪，如临大敌。
我姐夫龙潜本名龙振邦，是东大历史系二年级的学生，他曾在伪满奉天省卫生厅当过职员，日本投降后他下决心上大学。他是伪满国民高等学校毕业，没资格上大学，有人给他出主意，仿造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在校证明，进了东北临时大学补习班。1946年分配到东大历史系。他长我几岁，上过旧制初中，有爱国主义思想，我启蒙过程受到他的影响。解放前他在地下党员王襄忱的领导下参加解放斗争。历史系三年级学生姚凛去解放区，他为姚送行。很快我就和历史系的人混熟了，其中除个别人是国民党的混混外，其他同学都直言不满国民党，其中李维武在新疆住过盛世才的监狱，内心痛恨国民党，但表面上不谈政治，一天嘻嘻哈哈，别炳藩以后参加了共产党。另一位叫吴锡章，吴家是沈阳大户，但他的家境不算太好，他把《联共党史》，《列宁文选》公开摆在桌子上，无所顾忌。当时东北学生，没有领教过国民党特务的阴险，错误地认为大学里有学术自由。1947年暑假，我和吴锡章搬到汉卿北楼教室去住，有的学生在楼里大喊大叫：“我要去解放区了”。不久，吴也去了解放区。他文笔不错，解放后在丹东日报当编辑。
1947年，回沈阳后，除在东北大学校内活动，也在社会关系中开展解放斗争的宣传。小学同学柳家声（柳汗工）家是我经常落脚之处。我和柳家声从小就在一起，他和我三哥郭俊波是同班，我们又是前后院的近邻，相处如同一家人。他是伪满奉天工业大学毕业的，1947年他在中长铁路局工作。我的小学同班高兆森（高抗）和他住同院，我向他们介绍革命形势，教他们唱革命歌曲。因为大家都共同反对国民党暴政，又是亲密无间的好友，所以很自然地溶合在一起。他们要求参加革命到东北解放区去，我属于晋察冀城工部，与东北没直接关系。最后和他俩商定闯着走。当时柳新婚不久儿子刚刚出世，本人是家里的顶梁柱，微薄的工资是主要收入，走了家里吃饭都成问题，但他还是下决心投奔革命，他的夫人赵淑媛很支持他。1948年4月，柳和高一起去了东北解放区，他走后沈阳缺粮，穷困的老百姓已普遍吃豆腐渣，他家亦不例外。“革命”二字意味着要做出牺牲，付出代价，也能克服难以想像的困难。
国民党把入营的学生编成两个大队，大学大队在中正大学，中学大队在中山中学。大队下分若干个中队，设中队长、指导员。中队长是一般军官，负责列队训练。指导员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国民党政工人员。采用各校混合编队的方法，使学生间互不相识，难以形成统一的行动。
指导员找每个人个别谈话，内容包括：家庭情况、经历、爱好、政治倾向，是否已参加国民党。这种谈话方式遭到同学的共同抵制。
经过这次爆炸，有时自己想，我本应已是死过一次的人，侥幸活到今天，对死已无所畏惧。
国民党不只是把东北大学的师生运来北平，同时也把国立沈阳医科大学、在沈阳的长春大学、长白师范学院、辽宁艺专的师生也都运来北平，私立中正大学也来了，国民党在沈阳宣传在北平成立临大、临中，接纳东北学生，所以安东、热河、长春等地的中学生也从陆路来到北平，据估计，当时滞留北平的东北学生数以万计。大学好一点，吃、住还不算困难，中学生有的住在破庙的大殿里，实在无处可住的人就住在城墙洞里，吃饭靠北平社会局救济，每天不到一斤玉米面，有的有老师管，有的是自治管理。北平街头到处可见东北流亡学生，给社会治安也带来麻烦。国民党政府由各种利益集团组合而成，欺骗东北学生来京的人，并不负责在北平安置学生，北平市无故增加了巨大的财政、社会包袱，想千方百计地甩掉。1948年7月3日，北平市参议会通过了《救济东北来平学生决议案》，全文如下：
本会电请中央对已到平的东北学生，不论公私立学校，凡有确实学籍及身份证明者应请傅总司令设法予以严格军事训练，在训练期，予以士兵的衣食待遇，并切实考察其背景、身份、学历等项，确有学籍及思想纯正的学生，暂按其程度分发东北临大或各大学、中学借读，待东北稳定时，仍令其回籍读书。其身份不明、思想背谬者予以管训。学历不明者拨入军队入伍服兵役，期满退伍。
7月4日见报。这份决议给东北来平学生的安排是非常清楚的，当炮灰。被骗来平的东北学生本来就一肚子怒火，北平市参议会来个火上浇油。1948年7月5日，愤怒的东北学生五、六千人找到北平市参议会，要求撤销决议。参议会门前由警察列队把守，不准学生代表入内交涉，这时有人从楼上往学生队伍里扔下墨水瓶、破水杯、果皮，这种侮辱和挑衅，使学生无法忍受，队伍里发出了“冲进去”的喊声，学生们应声冲破了警察的人墙，进入市参议会，原来这里已空无一人。学生们余怒未消，砸了市参议会，并在参议会的门厅上用沥青写上“北平市土豪劣绅会”。这次请愿具有突发性、准备不足，我们也缺乏驾驭几千人队伍进行斗争的经验，事件带有很大的自发性。学生砸了参议会，但要求并未得到答复，临时决定到北长街找国民党政府的副总统李宗仁，李油腔滑调讲：“民意机关的事我也左右不了”。大家又决定到东交民巷一号许惠东议长家，找许去交涉，哪里知道这里已埋下杀机。许宅的墙内已堆上沙包，架起机枪，密集的警察真枪实弹地摆在那里，当学生往院里冲时，他们对空射击，枪弹密集，打得满地都是树叶，学生只好退出来，经反复谈判，无结果。傍晚，学生已一天没进水进食，决定撤回学校。
东北大学的队伍是由东交民巷往西，出台基厂往北，当我们进王府井南口时后边枪声大作，白天已听惯了枪声，认为已撤退不会发生冲突，队伍继续前进回到学校。军警已在全城戒严，才知道当时在东单广场的队伍，长白师范和临中的学生撤退时，国民党208师从装甲车上向学生的背后开枪，现场大乱。大屠杀之后，国民党封锁现场，抢走尸体，冲刷了血迹，所以当场究竟死了多少人，很难说出准确数。据事后反复核查，有多人证明当场被打死的为8人，伤百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五惨案”。惨案发生后，七月九日，华北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剿民，要活命”大游行。北平404位教授、讲师联合发表了《七五血案抗议书》。家乡沈阳各界人士五万多人举行了“七五血案”抗议游行和哀悼控诉大会，会上宣布成立“东北在沈学生抗议七五血案联合会和后援会”，愤怒吼声遍及全国。
群众要我们去组织、去宣传。当时，东北大学地下党的组织力量与突发的斗争形势很不相称。我们有党员十一、二人，中国进步青年同盟盟员一人，东北解放同盟社成员数人，组织关系在校外的党员几人，加在一起不到二十人。我们这些人面对的是像火山爆发似的群众怒潮，当时抗议屠杀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都是，群众怎样去组织，怎样去宣传？地下党领导人沈勃同志听取我们的汇报后提出，当前群众的情绪是要发泄愤怒，寄托哀思，所以要组织好控诉会和追悼会，校内设灵堂，悼念遇害同学。要组织群众，党组织本身要健全。东大迁来北平后，有的党员留在东北，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应重新组建支部。1948年8月，在北海公园一条小船上，沈勃同志宣布成立东北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韩光(韩复兴)，委员周克、吕英寰。吕英寰是我1948年5月发展的党员，尚在候补期。
继文化服务社之后，又成立了“七五”图书室。主要成员有白运泰、乔正仁、张善儒等人，主要活动方式是向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朝阳学院、青年会图书室挑选进步书籍，在室内陈列，供阅读并外借，定期归还。向同学募集图书、杂志，收集到许多禁书，如毛泽东写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在进步同学中秘密传阅。订购《世界知识》、《文汇报》、《文萃》等进步杂志。当时活跃于东大的五大社团，各自都联系一批基本群众，将近有四、五百人团结在他们周围。
崔天奇为本书作者八十寿辰作的诗
学弟：孙鹏越敬上
1988年10月21日”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6日，我们乘火车到达前门火车站，下车走到原日本大使馆，现团中央大院内与北平参加工作的人员汇合，到内二区参加接管政权工作。
在接管国民党的保公所之后，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权，在王爷佛堂一个大宅院里建立了内二区政府，相继建立街政府，任命我是第二街政府的街长，1949年9月，街政府与派出所合并，我又拿到公安部长兼北平市公安局长罗瑞卿任命我为北平市公安局内二分局第二派出所所长的委任状。我成为公安干部，直到文化大革命当“反革命”被关押到准监狱为止。
1949年9月，街政府与派出所合并，我当了第一代中国人民警察。当时北平市公安局，接管国民党警察局的建制，即内城七个分局，外城五个分局。我所在的派出所属内二分局，管界在西单一带。我是第二派出所的所长，至今我仍保存着罗瑞卿发给我的委任状，当时他是公安部长兼北平市公安局长。内二分局共有十五个派出所，其他十四个派出所长都是老区来的老干部。学生出身的派出所长只有我一个。派出所所在地在西皇城根，往西是灵境胡同，再往西就是西单北大街了。往东是府右街，中南海西门，属重点警卫地区。开国大典时，我这个小小的派出所长，参加了保卫开国大典的工作。当时阅兵有大量骑兵参加，按马的颜色组成方队，府右街是马队疏散路线，所以我也有幸“检阅”了解放军的骑兵，膘肥马壮，人更威武，颇是壮观。
1950年在内二分局任第二派出所所长
1992年，我要在北京举办全国老年羽毛球比赛，我给当时的市长陈希同写了封信，他批给副市长张百发，帮了我的大忙。陈当了市委书记，我已离休，再无来往。
西城区老干部局每年举行老干部联欢会，包括内二区、内四区和内七区的离休干部，我每年都参加。和老战友会面，畅谈已往，叙述当今，是很愉快的事。老人有一个特点，怀旧，所以很自然想起陈希同。我向许多人问过陈希同的近况，均不得要领。在我头脑里留下的陈希同，仍然是是年轻、进取、好学的“小陈”。他比我小几岁，四川人，个子也小，故名“小陈”。
1957年6月，开始“大鸣大放”，我已远离政治部，当时公安部有通知，技术部门只搞正面教育，不搞大鸣大放。我读读文件，看看报纸，照章理论一番，我成了反右的积极份子。
1957年8月，我被派出到北京关去工作，在公安局我是科员，在海关我是办事处副主任(副处级)。1969年海关让我到市委党校中级班学习，对这段思想作了认真总结。现在看来，从1953年到1957年大鸣大放，特别是在鸣放前夕，我对自己的处境很不满意，如果不是调离政治部而参加鸣放的话，根据本人直来直去的性格，很难不表露内心的不满。如果是那样，我有可能成为公安局的典型大右派。地下党员、支部负责人、大学生、地主出身。结论有可能是“极右分子”，“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已份子”双头衔。我爱人已是共产党员，已生有一女。为划清界线，只好走离婚一途，结局是妻离家散。政治部教育科我的同事H君定了右派之后，就弄成妻离家散的结局。到20世纪80年代才落实政策，一切无可挽回。回想起来，我真是太侥幸了。此吾生之四幸也。
批斗会之后第二天早晨，我们的科长S·F跳楼自杀了，很重要的原因与挂黑帮牌子有关。
S·F大学文化，1945年到解放区，工作兢兢业业，很有成绩，业务熟练，科长中资历最长，级别最高，平时一个人说话算数，受到如此奇耻大辱，想不通，自杀了。但我弄不明白，什么事情如此严重，非自杀不行呢？不久北京市公安局被宣布为“冯邢大特务集团”。冯是冯基平，继罗瑞卿之后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北京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时，已调至陕西省任省长。邢是邢相生，现任的公安局长。把好端端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说成是“大特务集团”，实在荒唐透顶。这一宣布后，我们处行政科科长L某吓傻了，他给冯基平当过警卫员。他不知所措，开始消毁文件。一个行政科长，手里有什么有价值的文件呢？他把文件撕碎后，塞到马桶里，用水冲。马桶堵塞了，被造反派发现，说他是私自销毁文件，对抗文化大革命，批斗一番。他回家后，在公共厕所里，抹脖子自杀了。人死了还不行，还要批判。批判L的大标语，从大门到进楼门，有一百米长。
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重要步骤，首先必须摧毁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怎么摧毁？砸烂“旧公检法”。怎么砸烂？指使它的御用工具“造反派”政法学院的“政法公社”到公安局去夺权，此举遭到公安干警的反对。但江青已是文革领导小组的重要成员，大权在握，他们指使听他们使唤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同意造反派夺权。公安局是半军事部门，要服从命令。政法公社在公安局夺权成功。他们有了权，竟驱使公安干警去打派仗，使社会没有执法部门，更加混乱。我所在的单位是技术侦察处，侦察当然就有侦察对象，是绝对保密的。大批造反派拥入，还有什么密可保呢？四人帮在搞乱公检法的同时，已经准备好一批忠于他们的军人对公安局施行军管。军管会进驻公安局后，首先把“大特务集团”的主要首领抓起来。进驻我们处的军代表，开门见山向处、科长们宣布：“你们是冯邢大特务集团的骨干，你们首先要交待你们自身的罪行，并认真揭发，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说军管会进门来就宣布处、科长是“反革命”。我们忠忠实实、辛辛苦苦干了十几年公安工作，一下子成了“反革命”，真是莫明其妙。
按军代表的指示，科、处长们搞了一段“交待罪行，揭发黑帮”的活动。期间我们处的正处长崔潮，已处于隔离审查的状态，不准他回家。他不服，和造反派吵起来。他一动肝火，骂了一句“江青臭婆娘算个什么东西，”当时谁敢说江青半个不字，骂江青就是天大的“现行反革命”，军管会对这群“黑帮”，找碴儿还找不着哪，你自己找上门来，还不抓你。崔和公安局的高级“囚犯”关押在秦城监狱，他总是骂个不休，吃了好多苦头，万幸他能熬到四人帮垮台，活着出来。崔所以敢骂江青，一、他在延安呆过了解江青；二、崔和市委书记刘仁、局长邢相生的关系均非同一般。他是一处之长，说一不二，无人敢和他顶撞，有时就是邢相生也要迁就他几分。造反派不让他回家，他火冒三丈，情绪难以控制，张嘴就骂出。
“揭发黑帮”的活动之后，紧张的生活稍缓解些。有几个不识时务的科长不甘寂寞，也要“造反”。我是其中一个，但我不是主角。我们共三个人，其中两个人是侦察处的底班熟悉业务，他(她)俩提出要批判侦察路线，我们三人成立了“经风雨”战斗组。成立公告刚贴出去，在军管会的授意下，由造反派出面“勒令”停止活动。这个“勒令”帮了我们，堵住了我们犯错误的途径，可谓好事一件。
公安局的大头头都抓起来了，关到秦城监狱。还有一大批“小黑帮”和“现行反革命”怎么办？1968年8月，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决定办“训练班”。“训练班”设在良乡一个劳改厂，周围有岗楼电网，有士兵看守。名曰训练班实际上是准监狱。以后公安人员给他起个美名曰：“良大”即良乡大学之意，因这里关押的都是公安局的骨干。其中关押公安局数位副局长，各处处长，绝大部分科长及所谓现行“反革命”共一千多人，本处科、处级干部共20人，在那里关押15人左右。加上各科的“现行反革命”共40多人。劳改厂很大，围墙里有大片农田，可供犯人劳改。监房是三层楼，门窗均有铁栏杆，每隔一段有铁栅栏门。住的房间比牢房大，对面木板炕，每室可容三十人左右。我们处的男士单独一室。训练班编有大队、中队、小队，小队设有小组长，组长是由造反派变成的“现行反革命”担任，另有两名军代表管理。
被关押的人群不准许与其他单位的人员串联。但关押一千多人，在一个大院子里，一个食堂吃饭，一起开会挨训，禁止来往是不可能的。
“黑帮”情况差不多，“现行”就各式各样都有。“现行”当中不乏响当当的造反派。文化大革命搞得人们神经紧张，最担心的是喊错口号，一般人跟着喊，不容易出错，在台上领着喊的造反派是最容易出错，因为他们心里总在嘀咕，千万不能喊错，神经非常紧张，越是紧张就越嘀咕，越嘀咕就更紧张，结果神经茫然失控，把口号喊个正相反。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个在台上大呼小叫的响当当的造反派，倾刻之间变成硬梆梆的“现行反革命”。按辩证唯物论的逻辑，这是无法理解的，因为没有量变质变的过程，其实仔细一想，反而是很简单，如前所述，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随着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这种产物也就永远消失了。
还有是胡写乱画，画出的“现行反革命”。一位侦察员闲着无事，在报纸上乱写，一会儿写毛主席万岁，一会儿又写打倒xxx。一张报纸上写了许多这样的口号。他用这张报纸包东西，寄给山东老家上学的妹妹。他妹妹把报纸寄回来，检举他哥哥写反动标语，因为打倒二字出现在毛主席的上边。侦察员有口难辩，字确是他不经意写的。要打倒最高统帅还不是“现行反革命”？
在良乡训练班，我们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公安局军管会请来了天堂河的劳动教养人员给我们演出，名曰“太阳照亮天堂河”。顾名思义是说文化大革命以前，天堂河是地狱没有太阳。很多北京人都知道，天堂河是北京女子劳动教养农场。在那里接受改造的，是违反治安条例的流氓、小偷、野妓。文化大革命，她们解放了，也见到了太阳，她们的太阳是谁？江青也许是她们心目中的太阳吧！军代表把这些人请来，教育首都的公安骨干。他们的用意是恶毒的，是对公安干警的人身污辱。但也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什么叫专政，什么叫政变，什么叫夺权，什么叫造反，什么叫“太阳照亮天堂河”？这种深刻、生动、污辱性的反面教育，我将牢记终生。
1969年12月，我从良乡“训练班”毕业了。军管会正式宣布，我们已不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干部要下放劳动，到农村去接受农民再教育，名称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已经是1972年底，我在平谷水泥厂呆了近两个月。我回城休息时，韩光告诉我说沈勃病了，约我一起去看看。当时沈已回到规划局负责全面工作，在我们谈话时，韩光指着我说一句：“这小子当过亡国奴，会日本话”。说来也巧，当时万里已恢复工作主管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工作停顿多年，消息闭塞，他指示规划局要建立情报组织，收集国外信息，正缺人。韩的一句话，沈立即通知人事部门，从平谷把我调到规划局，搞日文翻译。大家开玩笑叫我“周翻译官”，我47岁进规划局，到1988年离休，搞了16年的翻译工作。
规划局的翻译工作，设置在总体规划处下面，叫情报组。情报组的力量很强，都是外文的专业老手，俄文有四人，其中一人可兼译日文，一人可兼译英文，日文二人，英文三人，还有法文一人，情报组还兼管摄影组，有三人。
修改总图中第二项大议论是，北京搞不搞高层建筑。针对这个议题，我翻译了《世界代表性高层建筑》和《高层建筑的造价分析》，其中详细地谈及高层建筑的地质、结构、竖向交通、风压、风流、停车、临近交通等一系列问题，图文并茂，引起规划人员的兴趣。
为给区域规划提供参考，我翻译了《战后日本工业发展与石油化工的建设》，《日本十个新工业区的布局》等地区规划。在我参加扰民工业调查的同时，我翻译了污染和爆炸事故等资料，为清理扰民工业提供依据。
在情报组，本人除搞翻译外，还兼管摄影组工作。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在北京并赴唐山搞震害调查。我身兼双层任务，一拍照片，二为郑德鸿拍电影资料片作场记。回来后骆垠基搞冲洗，我完成影片的剪接和照片的整理，为规划局留下一部完整的唐山地区及北京的震害电影和照片资料。
1978年我调到交通处，任副处长主管公共交通、货运交通及交通调查。这是我从未接触过的业务。除了解本市的情况外，又翻译了大量的有关资料。
2、新加坡限制汽车发展，所以汽车数量增长缓慢。
⑴高额征汽车进口税，进口税为原价的一倍至三倍；
⑵高价牌照税（旧车换新车不征税）：高额的养路费，存车费，就是说一般人对买汽车是望而止步。新加坡是世界上第一个施行区域收费制的国家，小汽车进繁华区收费。新加坡的交通政策大大缓解了它的交通紧张状况。而21世纪的北京，却反其道而行之，发展小汽车，给贷款优惠。几万元，十几万元就可以买辆新车，后果是大量投资的三环、四环都堵车，胡同里停满车，到处是停车难，大量新手上路，交通事故频发，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人们高叫北京堵车，这样下去，谁有什么高招不堵车呢？
3、东京都箱崎立交桥与民航大楼和公共交通枢纽站，这是一座九层的立交桥，设计时利用立交桥的空间把民航大楼，停车场和公共交通都放在一起，它是去羽田机场的单轨车的起点，是长途、中途、公共汽车、去成田机场的航空专用巴士的综合枢纽，用竖向交通连起来，一地换乘，非常方便。而我们的公共交通则是山头林立，各干各的。长途站、公交站、地铁、城铁各自分头建，乘客提着大包、小箱，背着孩子奔波于站与站之间，苦不堪言。
4、日本的国营铁路，私营铁路和都营地铁
日本的铁路原为国营，现已改归私营，原东京都郊区有许多私营铁路，地铁是东京都经管，就是说东京的有轨交通由三家管。1986年我有机会到东京都、大阪、神户去参观，使我惊奇的是，你分不清，哪个是我们所称的铁路，哪个是地铁，哪家是郊区铁路，都在一个站台上车，在城内走地下，到郊区钻出来，在地铁站台上换乘新干线，到了大阪，再换地铁可到市内任何一点。有人说资本主义“唯利是图”，三家共同利益，结合在一起统一规划。这个利唯的不错吧！我们这是不唯利是图，唯权是图。以是否归我管为准则，公交、长途、各自设站，苦了老百姓。这种投资体制、管理体制，是否应当改一改呢？
6、高速公路。这几个字，今天没有任何人感到新鲜。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是高速公路，可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却鲜为人知。在中国只有津京唐高速公路在规划。高速公路据说开始建于德国，用于军备，继之美国大量修建，亚洲最早见于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省、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相继开始建设，均早于中国。为借鉴发展中国家建设高速路的经验，我将以上七国高速路的资料全部译出，并整理出台湾省的资料加以比较研究。发展中国家建高速公路有自己的特点，主要是资金不足，所以采用分期建设的办法。第一步是规划、设计，然后购地保证规划实施。建设时有时先建一侧，开始通车、收费，积累资金再建另一侧；有的是由高速路公司与国家签订合同，规定承包公司经营若干年后归国家所有；有的是国营的控股公司经营。意想不到的是，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高速路应运而生，总长度亦相当可观，并在继续发展。北京通往各地的高速路比比皆是，令人振奋。
9、市政厅的改建计划，随着通讯手段的不断进化，要求机关办公自动化，要求行政部门集中办公。行政部门集中办公始于加拿大多伦多，继之为比利时，日本随其后，原东京都政府分散办公，有些办公楼房陈旧，有的是租来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东京都仿效加拿大多伦多，决定在副都心（即城市的次中心）新宿建两栋五十层的高楼集中办公，把原有的厅舍改为市民集会场所和市政展示厅。我认为这一点值得我们参考，地方政府分散办公对群众是很不方便，加以设备、管理分散会造成很大浪费。
10、二十一世纪东京都规划，东京都这个特大城市怎样发展是值得我们参考的，我把它的规划全文逐条译出。
本人从政法部门转到城市规划部门，是个很大的转折。像我这样没有专长的“万金油”干部，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好在我还有自知之明，就是干一行就要爱一行、学一行、专一行、懂一行。我到规划部门学了许多知识，像照像，影片剪接，这本是专业人干的，我也能插一手，也算是完成任务，留下了产品。更使我没有想到的，当十四年亡国奴学来的本事，竟成为我后半生吃饭的手段，给我工作带来很大方便。我这个“翻译官”结合本身的业务需要，翻译了几十万字的资料，绝大部分已经打印存查，相当部份已在杂志上公开发表。
东北大学无论是在历史上，或是在学术上都有它的辉煌。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被撤消建制。通常称自己读过书的学校曰母校。母校被无端解散，学子怎会无动于衷呢！为推动恢复东北大学，我为之奋斗了十二年，东大终于恢复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件事，能为母校尽微薄之力，我深感荣幸。
一、东北大学创建
东北大学成立于1923年4月26日，当时东北主政的是张作霖，张大帅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但他很重视文化。东北文化水平低，东北的许多县长，重要干部，是由南方聘请来的。奉天省教育厅长谢荫苍是江苏人，1922年他向张作霖建议办大学。他讲：“西洋各国之所以号称文明，主要在于学术发达。欲求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治本之策，端赖兴办大学，培养专门人才。”张深以为然，即令奉天省省长王永江筹办大学。日本人得知此讯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公然向王永江提出“劝告”，称：“听说你们要办大学，那可是不容易呀！又费钱，又没人。你们要读工科，我们已有旅顺工科；你们要学医，我们早有南满医科大学；你们愿学文法科，也可以派留学生到帝国大学去上学，大日本政府将予优待，给予官费补助。你们何苦自不量力，自寻苦恼，而去自办大学呢？”张闻言，指示：“他们越是反对咱老张办大学，咱越是非办不可，要快办，要办好，出人才。”为保证办学经费充足，张作霖决定东北大学的校长由奉天省长兼任，第一任校长王永江，第二任校长刘尚清，第三任校长张学良。
二、张学良兼东大校长
1928年7月2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刘凤竹为副校长，统筹全校事宜。张学良任校长后，为振兴东北教育，办好东北大学，花费了很大心血。
(一)捐款扩建东大校舍，张学良将其父的遗产1000多万银元，作为振兴东北教育之用，在奉天兴办了同泽中学，同泽女中，在其家乡办了所海城同泽中学，在东三省各地试点兴办新民小学。而办好东北大学是其办学的重点，先后捐助300万银元，修建了汉卿南楼、汉卿北楼、图书馆、实验室，及当时远东最完善可容纳数万人的罗马式体育场，1929年第十四届华北运动会在此召开。东大的实习工厂铺有铁路，可以维修机车及大型机器，农学院有实验田三百多亩，及大型机械耕种设备。
(二)高薪聘教，当年国内荒乱，北平、南京均不安定，北平各校欠教授薪金、减薪；东北安定，教育经费充足，东北大学教授月薪360元，天津南开大学240元，北大、清华300元，许多关内知名学者联袂出关在东大任教。文法学院有：黄侃、章士钊、罗文干、邱昌渭、吴柳隅、李正刚；理工学院有：冯祖恂、刘仙洲、梁思成、林徽音、庄长恭、王董豪、张豫生；教育学院有：陈雪屏、郝更生、高梓、吴蕴瑞、宋君复。从常年办学经费上看，东北大学居全国之首，为150万银元，清华120万，北大90万。
(三)设体育专修科，招女生，张学良为雪“东亚病夫”之耻，决定在东北大学内设体育专修科，主任郝更生，知名教授吴蕴瑞(解放后上海体育学院院长)，宋君复(解放后北京体育学院副院长)，礼聘德国田经队队长卜起留在东北大学当教练，培养出一大批体育人才。中国知名的短跑名将刘长春即出自东大体育专修科。张学良掌校后立即批准，各系均开始招收女生。
(四)选派优秀学生公费出国深造。1929年7月从应届九个班的毕业生中选派第一名，公费出国留学，先后两批共派出十一人，“九·一八”事变后因经费短缺而中断。
东北大学虽然起步较晚，但由于当局重视，经费充足，设备先进、完善，教授阵容强大，因而短期内成为国内的一流大学。“九·一八”后流亡北平，校舍成为侵略军的兵营，体育场成为日军的马厩，东北最高学府遭受到奇耻大辱。
“九·一八”当晚在东北大学主持校务的是秘书长宁恩承，他是张学良校长的好朋友，辽宁新民县人，幼年家贫，七岁为“官”(猪倌)，偶得读书的机会，由小学到两级师范(与阎宝航是同学)，而后考入南开大学。当时奉天省选派一名去英国留学生学经济宁考取第一名。但为奉天省长兼东大校长王永江内定的人所顶替，后阎宝航与张学良谈及此事，张很是不平，立即派人赴南开大学请来宁恩承，派赴英国牛津大学经济系学习，毕业后在汇丰银行实习，是中国知名的银行家，担任过东北边业银行(东北的中央银行)襄理，掌管东北经济。张学良在东北大学人事上遇到难题，请他出山掌管东大。“九·一八”日本占领沈阳后，他最担心的是在校的三百多名女生，除沈阳有家、可投亲靠友者外，大部分人在校，东北大学已无安全保障，他在德国体育教练的帮助下，成功地把女生转移到小河沿盛京医科大学，那里是英国人的天下，日本人暂时还不敢造次。
宁恩承与张学良同是1901年生，与世纪同龄，宁3月16日生，张6月3日生，宁长张二个多月，很受张的尊重，宁百岁时写了《百年回首》，其中有在东大掌校的章节。东北大学的师生员工来平后，分住于彰仪门国货陈列馆，东城南兵马司原税务处官房和西直门里原陆军大学。东北大学于1931年10月18日在北平复课。
三、流亡与解体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大师生怀着国破家亡之痛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流浪燕市，他们眼看着华北又要沦亡，怎么会不成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急先锋呢？
1935年12月9日，平津学生举行要求抗日的“一二·九”大游行。这是平津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联合举行的。解放后在国家革命历史博物馆展示这段历史时，开始是以北大、清华大学的横标做代表展出。据老校友、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姜克夫学长对我们讲，经现代历史学家指出，这样展出与实际情况不符，实际情况是12月9日国民党关闭了城门，清华、燕京没进入城内，北大被围困，只有几十名同学冲出参加游行，真正与军警搏斗、夺取水龙头的是东大的纠察队，总指挥也是东大的，被捕学生最多也是东北大学。根据历史学家的意见改换以东北大学的横标为代表，体现历史真实。东北大学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1936年西安事变时，东大部分学生已迁入张学良为东大修建的西安新校舍，成为西北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去临潼请愿也是东大为先导。赴临潼请愿，引发出张学良将军的抗日誓言，为西安事变增添了催化剂。
1938年，东大沦落到四川三台，1946年复员沈阳，1948年又迁至北平。1949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大学委员会和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颁发的“对于在平东北各校学生处理办法的规定”，把东北大学彻底分解。为什么要拆散东北大学，我只能从东大教授赵希鼎那里得到一点线索，他讲：“1949年我们回到沈阳，住在中苏联谊社(现太原街辽宁旅社)，一位高级干部对我们讲，处理东北国统区的大学，我们是根据马列主义砸烂旧国家机器原则处理的”。天哪，这样大的原则，谁有什么话可说呢？就这样，从1949年起，到1993年恢复校名止，东北大学从高校林中消失了四十四年。
四、恢复东北大学
刘树勋学长来信
周克校友：
来信已悉，知东北大学北京校友会（即将）成立，我作为东大一期毕业生，在有生之年，能参加校友会活动，深感欣慰。特别是筹备委员会拟聘我为顾问，更为校友们对我的支持表示感谢。我作为一名校友，理当为校友会尽力工作，但我年迈体弱，恐难当重任，请您们慎重考虑选出更好人选，以便为校友会更好的工作。
祝好！
刘树勋
1985年3月18日
注：刘树勋学长1947年任东大校长
曹国卿学长来信
周克：
承蒙东北大学北京校友会筹委会聘我为顾问，毋限欣慰。愿随诸校友之后，对“四化”有所贡献，专此。顺颂：
春安！
曹国卿
1985年3月12日
注：曹国卿学长曾任东大法学院院长
白世昌学长来信
周克同志：
兹奉来函备感种切。我以衰朽残年之身，谬蒙东大北京校友筹备会拟聘为本会顾问，深感荣幸，欣然应聘，以酬愿望。肃此布复，并致敬礼！
校友白世昌
1985年3月4日
注：白世昌学长一期毕业，留学英国，法学硕士，曾任东大总务长、法学院长
陈克孚学长来信
周克学长惠鉴：
来函奉悉，东大（北京）校友会已经北京市委统战部同意成立，不胜欣愉之至。承蒙校友们拟聘我为校友会顾问。这种荣誉对我是极大鼓励，我愿为校友会献出余热，不过我已老态龙种，恐无力奋蹄前进，有负期许。专此。敬请：
春绥。
学弟：陈克孚谨上
注：陈克孚学长，东大一期毕业，留学英国。
金锡如学长来信
您好。东大北京校友会即将成立，其为欣慰。重庆校友会也在筹备中。我身在重庆，不常到京，且年已八十，就不再任顾问之职。
此致：
敬礼！
金锡如
3月14日
注：金锡如学长，东大一期毕业，留学美国，曾任东大工学院院长。
陶佩潜、何秀阁、靳铁铮等学长的来函。
陶佩潜学长来函
周克学长如晤：
新年收到你的来信非常高兴，并立即转告鹏越，在台校友新年仍聚会互贺，下月又要庆祝校庆，都是弟一人负责筹办，日常校友事务不少，婚丧喜庆不断，就是大家都老了，反而窗谊更浓，去年五月承郭维城、邱琴学长及吾兄设宴款待，实深铭感，却未奉函申谢，敬祈原宥、并请代向维城先生及邱学长致意问候，祝诸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暇时祈时惠好音，一俟有便，当再赴京拜会请益。
专此即颂大安。
学弟陶佩潜拜上
3月31日
何秀阁学长来函
周克学长先生台鉴：
鄙人系一九三四年工学院毕业的校友，今年六月间承居旧金山的陶鹏飞（张校长汉卿公的快婿）校友函告，谓大陆出版的东北大学校友通讯内容很丰富，不知尚有存余否？可否敬请分神惠寄乙册，特此专函奉达，并颂康绥
通信处：台湾台北市兴隆路二段130巷5—1号
学弟何秀阁敬上
1991年11月17日
靳铁铮学长来函：
周同学学长大鉴：
年后赐函拜悉，未克早日奉复至歉，知母校事承学长及诸方校友奔走，可能性日增远闻极为欢欣，更期能早日玉成实现。
学长多年来主持东大校友会事谊，今人感佩，三年前弟返回省亲，承学长光临茅舍，倍感荣庞，相会极觉难得，去冬舍弟铁城来美省亲，捎来“东北大学建校65周年纪念专刊”去年编印的“东北大学校友名录”及“北大学史稿”各一份，接之如获玉玺，至感珍贵，虽上春因等候接迎胞弟来美，未克前往参与母校校庆读此刊物亦稍慰遐思。
学长多多珍摄保重，校友会主掌得人，飞黄发展可以预期，暇时并望赐教，有何稚嘱必将尽力为之，不负重托，专此敬复顺问。
时安
学弟靳铁铮敬启
3月19日
1981年1月25日，在京校友首次聚会
1981年7月5日，东北大学在京校友在中山公园中山堂集会
1984年9月2日，东北大学北京校友会筹备委员会合影
东北大学复校活动，经过多方努力、多次向有关部门报告，1988年2月13日，国家教委正式函复顾卓新、吕东、郭维诚等同志，函曰：“大学恢复旧校名，不仅会在一些历史悠久的大中小学以及其它许多院校引起连锁反映，而且可能在学校内部，学校与学校之间引起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争论。……因此，不宜将东北工学院更名为东北大学。”这份批复对我们申请复校所提出的理由未做明确答复。因此，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复校活动。
1988年是东北大学建校65周年，这时全国各地已纷纷建立起东大校友会。由北京联合沈阳、长春等地校友会，在东北工学院举行了东北大学建校65周年大会。出版了纪念册和校友名录，名录中录入三千多名校友，包括台湾和海外的校友，出席会议的校友一千多人，有来自美国、加拿大、印尼、香港的校友参加，宁恩承先生以88岁高龄专程从美国赶来参加大会，并发表长篇讲演，论述科学兴国之路。于凤至夫人从美国委托专人带来贺词，大会再次通过要求恢复东北大学的建议。
在大陆校友活动的影响下，中国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1988年2月在华盛顿成立。董事会由张捷迁、李圣炎、路克难、潘玉璞组成。会长由张捷迁担任，副会长潘玉璞、梁豁然，秘书李圣炎，财务路克难，推举宁恩承先生为顾问。在美校友会成立后，与北京校友会信函不断，共同研究推动复校工作。（附张捷迁会长及路克难学长的来函：
张捷迁会长给北京校友会的信（节选）：
郭学长维城董事长
周克学长
东北大学北京校友会:
此次母校庆祝大会获得了成功，均热心校友和二位学长者辛勤工作所致，特代表本会校友向诸位致敬礼。
最近收到校友名录，十分好。今送去在美（校友会）最近资料，由路克难学长去北京之便转交。
专此祝：
健康长寿，校务如意
学弟：张捷迁
1988年5月15日
路克难的来信：
尊敬的周克校友：
您在1987年年末之际，曾以东北大学北京校友会名义寄来了贺年卡，我在1987年12月16日即作“回拜”，并附有其它两份文件，相信您定会有记忆。
我等居留在美国的东北大学校友们，在国内校友会和您的鼓励下，已在1988年2月27日组成了中国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选出张捷迁教授为会长，李圣炎博士为秘书，我被推任为司库，并已立即开始推行会务。
特此敬请：
龙年大吉！
旅美同胞同学路克难上
1988.3.3
潘玉璞副会长在美国、北京两地居住，距我家很近，我经常登门求教。
1988年宁老在沈阳参加东北大学建校65周年大会之后，提出由长春东北师大和沈阳东北工学院同时复名为长春东大和沈阳东大的联合复校方案，我认为这个方案很理想，但会增加复校的难度，乘郭维城理事长赴美参加《张学良全面自由研讨会》之机，本人写信给宁老和张捷迁会长，信中讲了三个问题，一、张学良的自由；二、庆祝张学良九十寿辰方案；三、复校问题，现将复校部分摘录如下。
给宁恩承秘书长和张捷迁会长的信的第三部分
宁恩承秘书长、张捷迁会长：
……
此事（指东大复校）近十年来经多方努力，颇有进展和成效。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怎样能尽快把牌子挂出来，先正名。有了法人地位再谈第二步、第三步。无名、无组织、无人，事情很难办。明复同志的意见和宁老的方案都很好，但实施的方法应分阶段。一下子搞出个联合大学难度太大，根据当前国内的形势，此事完全有搁浅的可能。
当前，国内因物价问题，风气问题，改革问题，吸住了领导者的主要精力，很难更多地顾及其他。因此，当前的复校方案以越简、越易、越好。
我意仍以辽宁省、冶金部的上报方案为主，促请教委重新考虑。争取正名之后再按明复同志意见和宁老的方案讨论联合，先易后难。否则可能既联不起来，也恢复不了。特别是涉及长春师大，它是全国五大重点师大之一，负责东北地区的师资培养，目前全国师资如此之缺，教委很难同意它改变性质。所以把包括师大的联合方案拿出来，显然会在教委处增加阻力，不利于复校，因此要暂时避开，这一点应请师大理解。这是实施步骤问题，绝不是排斥师大。
宁老主张成立复校促进会，集点资增加经济后盾，此乃促进复校之举，望能实现。
以上供各位恩师、学长参考。
学生周克敬上
1988年11月28日
同年12月12日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联合美国的学术团体召开了张学良将军全面自由研讨会及西安事变62周年纪念会，参加会议的都是知名学者和张将军旧部。北京校友会理事长郭维城应邀参加。十余名台湾记者参加了会议，美国和台湾的报纸做了广泛报道。引起台湾政坛的震撼。1989年2月在美校友会会长张捷迁拟组织“全美献寿团”，要去台湾为老校长张学良祝寿，引发出张学良将军的亲笔信：
捷迁弟大鉴：
来函奉悉，余何德何能致诸公对余浓厚友爱关怀，良何人斯，敢以言寿。此间亲友，已酝酿为我做寿，我已严词拒绝。你们诸位如一来，等于推波助浪，岂不是对我内外夹攻。避寿则不敢言，我只好“逃之夭夭”，离开台北。
良对诸位郑重恳求，千万千万不要万里奔波，虚此一行。我再郑重说一句，诸君若是来，也绝对见不着我们俩。良绝非是不通人情的人，诸公对我如此浓厚友爱，我十分了解，我也十分憾愧。诸位也能了解我的心情和处境，我已惯于静默安居，逍遥自在。
我年来老眼昏花，又提笔忘字，写信有些困难，如今亲笔作书，乃为示信。兹录近作二十字如下：“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良再郑重恳求一句，万里奔波，虚此一行，使我心中多么不安，诸位既然这样爱护我，自然也会体谅原宥我。天假以年，后会有期。
愿上帝祝福。
张学良手启
1989年3月18日
张捷迁学长多次往返于美国、台湾、北京、沈阳、长春之间，为恢复东北大学历尽艰辛。1990年参加了在台北举行的张学良将军90寿辰祝寿活动，拜谒老校长听取对复校的意见。
台北和沈阳为张学良将军举行隆重祝寿活动之后，张将军取得通信、会客和会见记者的自由，他在会见日本记者时表示十分关怀东北大学，并有回大陆的愿望。汉公的讲话对海内外校友以极大的鼓舞，中央领导也十分重视。
1991年2月，沈阳校友会副理事长温乃武（辽宁省办公厅副主任）来京，向杨拯民同志（时任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络委员会主任）汇报张家的房产等事，得悉有关张学良将军的情况，杨主任直接向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汇报。温乃武离京前和我讲复校之事应请杨主任支持。
1991年2月3日，我给杨主任写信：
周克给杨拯民主任的信
杨拯民同志：
您好：二日中午见到温乃武同志，得悉您重任在身。我是复校征求意见稿的拟稿人，很想聆听您的教见，望能赐与分秒。
关于恢复东北大学的建议，是我1981年首先提出的，已为此事奔走十余年。汉公办的教育事业，理当得到尊重。宁老几次来大陆为恢复东北大学奔波，对汉公捐款修建的东北大学的现状，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述之口笔。近两年，宁老也几度去台湾拜会汉公，二位老人是六十多年的挚友，无话不讲。据此推断，汉公对东北大学的现状，也会有所闻。在这样的情况下，汉公对日本记者讲：“建设东北大学是我自己拿的钱”，看来这些话颇值深思。
当今有英东游泳馆、兆龙饭店，但同样是捐款修建的纪念性建筑—汉卿南楼、汉卿北楼，上面的金字却被抹掉了，至今没有修复。
汉公最大的愿望是国家统一，人民富强。而他认为振兴国家的最好途径是办教育。他老人家的初衷今日依故，因而东北大学仍是他怀念的场所。他曾在那里和师生共享欢乐，在他捐款修建的体育场上，他曾绕场一周，参加过跳远，并在那里亲眼见到刘长春跑在日本人的前面，使他和国人扬眉吐气。
汉公已九十高龄，做为军事家，他已无兵可统；做为政治家，他已不耐案牍劳形。但是，他兴办的教育事业应是代代相传的，因而做汉公的工作，东北大学的份量是很重要的。他过去是校长，今天仍可作名誉校长，又不直接涉及政治，这是容易和乐于被接受的尊称。
十多年来，我在校友会服务，从组建到联系全国各地校友，以及与海外校友联系、组织全国性会议，本人均是主要筹备人之一。为汉公祝寿，也是我1988年给在美校友会会长张捷迁的信中提出的，并列出详细计划。我已离休，很愿为祖国和平统一献微薄之力。
谨此，祝您春节愉快阖家欢乐！
周克敬上
1991年2月3日
1991年4月，阎明复校友带来杨尚昆主席的意见——“张将军回来即复校”。复校活动出现根本转机。
1991年4月25日，为早日完成复校的愿望，由郭维城学长主持，在北京召开了复校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在美校友会会长张捷迁学长，他经台北来北京。有北京、长春、沈阳校友会的主要成员，东北师大校长黄启昌，东北东工学院副院长杨佩祯。还有北京海外校友联谊会秘书长唐奇。首先由张捷迁学长详细介绍张老校长的情况，转达了老校长对校友们的问候，还展示了老校长的多幅照片。到会人深受感动，更增深了恢复东北大学的信心。会议决定，以北京、沈阳、长春三个校友会的名义再次给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任和李鹏总理写报告，建议将东北工学院改名为沈阳东北大学、东北师大改名为长春东北大学，复校后请张学良先生当名誉校长。
应宁恩承先生之请张学良将军为东北大学重新写了校牌“东北大学，张学良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三十日”，1993年4月22日东北大学在沈阳东北工学院复名。
东北大学重新开始它蓬勃发展的历程，势头比任何时期更大，恭贺母校重新进入大学之林。
东北大学所以能够恢复，主要是张学良将军健在，并关心东北大学的存在，而且，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张学良将军有回大陆的愿望，中共中央很重视他的意愿和行程，所以及时做出决定，恢复东北大学。他是中国人民的“千古功臣”，没有这个条件，东北大学是难以恢复的。广大校友的及时努力，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宁恩承、张捷迁、郭维诚等校友的艰辛努力，功不可没。
原来的校址已列为国家重点文物，那里有幽美的哥德式工学院大楼，有以张学良将军命名的汉卿南楼、汉卿北楼、罗马式的体育场。教育要发展，幽美的校园理应充分发挥其历史价值，恢复其教学功能。历史悠久的校园为什么要改做他用？东大的沧桑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国家兴亡史，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校园和昭陵在一起，可打造成很好的旅游胜地，目前是办公地点，警卫站岗，群众不得入内。久而久之，这个全国重点文物又有谁知晓呢？作为东大的学子，是多么希望它恢复其教学功能，开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游胜地啊！
1949年，东北大学由北平返回东北的过程中被撤销建制。事隔29年后，1978年旅居美国的原东大秘书长（代行校长职务）宁恩承先生，重返北陵校园，并造访教育部领导，探索恢复东北大学的可能。
1980年，在东北工学院工作的苏士权学长，写信给中共辽宁省委，建议恢复东北大学。1981年1月，东大北京校友周克，在一次有20余人参加的校友聚会上，倡议恢复东北大学，并得到与会者热烈响应。
同年7月5日，东大在京校友89人，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后殿聚会。沈阳校友冯锐、杭州校友吴江、四川校友庞全富也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呈给国务院的“关于恢复东北大学校名的建议”。当年的各学院选出了联系人，建立了联系人会议，并公推韩光、周克为召集人。
在东北工学院工作的东大校友刘致信、关绍宗、苏士权，得悉北京校友开展复校活动的消息后，于1981年7月25日向东北工学院党委建议，将东北工学院改名为东北大学，得到了东北工学院党委的赞同。与此同时，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樊万清同志，多次来京找周克校友，希望北京校友支持东北师大复名为东北大学。
1981年8月，丘琴、周克二人前往沈阳、长春、哈尔滨和大连，向东北校友介绍了北京校友活动情况，联系各地校友。11月5日，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徐放校友，将“建议恢复东北大学校名”一文编入供中央领导人参阅的《情况汇编》第517期。12月1日，韩光、周克、沙青、吕英寰、贾宗智、纪民、于淑静、陈向远等，以东大校友院系联系人的名义，再次向胡耀邦、邓小平、邓颖超、乌兰夫等国家领导人反映恢复东北大学的意见。
1982年春，为开展海外校友的工作，由丘琴校友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东大海外校友工作座谈会，以便与加强海外校友联系。
1983年2月4日，东大校友院系联系人的代表又给廖承志同志写信，建议利用东北大学的名义，做些有益于祖国和平统一的事情。
1984年9月2日，为正式筹建东大北京校友会，在京校友在北京宗教事务处召开了第一次筹备委员会议。会议做出两项决定：一是明确分工，加速北京校友会的筹建工作；二是聘请金锡如、白世昌、陈克孚、曹国卿、刘树勋、廷懋、王之相、王西徵、关山复、李正文、曹靖华等11人为北京校友会顾问。
1984年9月16日，为了搞好东大北京校友会的成立大会，在京校友202人在北京欧美同学会俱乐部召开了预备大会。来自美国的校友李枝厚、潘玉璞参加了大会。在会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顾卓新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两位校友明确表示，恢复东北大学是应当的，也是可能的。给与会者很大鼓舞。会上还宣读了原东大秘书长周鲸文先生的来信，信中写到：“关于东大校友会及恢复东北大学我十分赞同，而且愿意竭立支持。”同年10月，在北京广化寺召开了第二次筹备委员会议。会议决定恢复《东北大学校友通讯》，以此作为联系校友、推动复校的有力工具。郭维城学长为《东北大学校友通讯》题写了刊头。该刊从1984年到1992年底，共出版了15期。
在会议的前一天，来自各地的校友们共同回顾了东大的历史沿革，并对复校的方案进行了热烈讨论。以樊万清书记为首的东北师大代表团（成员有李景隆、赵春元、王继少、宋绍英、吴伯威、汪玢玲、伊文成、王文卿、金健东、徐维良、杨虹等）和东北工学院杨佩祯副院长也参加了这次讨论，何永连学长率领的东北工学院工作组，先期到达北京为大会服务。
东大北京校友会正式成立后，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鞍山、锦州、天津、内蒙古、西安、兰州、四川、广州、上海等地，也相继成立了东大校友会（广西校友会已在北京之前成立）。河北、河南、甘肃、新疆、武汉等校友较少的地区，虽未建立校友会，但均与北京校友会建立了直接联系。此外，北京校友会还与东大旅台湾同学会，以及香港、海外校友建立了广泛联系，先后接待了台湾同学会会长陶佩潜、副会长孙鹏越和多位台港校友、旅美校友。
1988年1月15日，北京校友会以顾卓新、吕东、郭维城等校友的名义，为复校之事再次写报告给国家领导人及国家教委。建议在东北大学建校65周年之际，将东北工学院改名为东北大学。
1988年4月26日，在东北工学院召开的庆祝东北大学建校65周年暨张学良将军任校长60周年大会上，千余位校友通过了“恢复东北大学的建议”。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美国、加拿大、印尼、香港和全国各地的校友。88岁高龄的原东大秘书长宁恩承先生，不远万里前来参加大会，并热情致词。美国加州东北同乡会会长李文圃先生，还带来了于凤至夫人的亲笔贺词。参加大会还有东北师大党委书记樊万清、东北工学院党委书记费寿林、院长陆钟武、副院长杨佩祯。辽宁省统战部部长、沈阳市市长、全国高校海外校友连谊会唐奇秘书长等贵宾也出席了大会。
1988年12月10日，以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为主，会同东北文化教育基金会、全美华人协会、旅美华人各界联合会共同举办的“张学良全面自由研究会”在华盛顿举行。出席会议的人主要是美国的知名学者、张将军的旧部，东大北京校友会理事长郭维城应邀出席并发表讲演。12月12日，在美校友会又召开了“西安事变52周年纪念会”。这两次会议研究、论证了张学良将军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他为国家统一、抗日救国所作的贡献。台湾《联合报》等新闻媒体，派出10余名记者参加，并在台湾做了大量报道。
1990年6月1日，台湾各界在台北圆山饭店为张学良将军祝贺九十大寿，张捷迁、路克难夫妇应邀参加。在众多宾客中，老校长单独邀请张捷迁学长进行了叙谈。
1990年6月5日，由郭维城学长和中央统战部万绍芬副部长共同策划的“祝贺张学良将军90寿辰大会，”在沈阳辽宁宾馆举行。这项活动是以东北大学北京校友会、沈阳校友会、长春校友会、在美校友会、东北师范大学、东北工学院、张学良学术研究基金会、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八个团体与单位的名义举办的。出席会议的有张学良将军的四妹张怀卿、八弟张学铨及夫人马蕴兰、张学思的夫人谢雪萍等20余位张将军在大陆的亲属。
以吕正操为代表的东北军旧部百余人，辽宁省省委书记全树仁、省委李长春、沈阳市党、政、军各界代表、东北工学院、东北师大领导、各地东大校友会的代表，以及“西安事变”时中共代表团成员童小鹏、杜重远夫人侯御之的代表、高崇民之子高存信及夫人白竟凡、杨虎城将军之子杨拯民，共1200多人参加了大会。祝寿办公室还出版了张学良将军的画册、怀念张学良将军的诗集。
1991年初，沈阳校友会副理事长温乃武，在北京拜会了全国政协祖国统一委员会主任的杨拯民同志，得知有关张学良将军的一些近况，杨主任直接向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汇报。温副理事长在回沈阳前告诉周克校友，复校之事可寻求杨拯民主任的支持。不久以后，周克赴杨宅详细汇报了开展复校活动的情况。杨主任告知，杨尚昆主席很想看到正式报告。随后，郭维城学长结合新的形势，重新撰写了东大复校建议，并由杨拯民主任代呈给杨尚昆主席。
1991年4月，北京举行“纪念东北大学建校68周年大会”时，阎明复校友带来了杨尚昆主席“张将军回来即复校”的意见，给复校活动带来了重大转机。
1992年10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纪念东北大学建校70周年活动的筹备会。参加会议的有北京、沈阳、长春三个校友会和东北工学院、东北师大有关人员。会议商定了三件事：一是成立纪念东北大学建校70周年活动筹备委员会；二是以北京、沈阳、长春三个校友会和东北师大、东北工学院的名义，邀请汉卿校长回乡参加校庆；三是再次确定联合复校方案。会后将“复校方案”再次上报给了杨尚昆主席。
1992年11月30日，宁恩承秘书长由美国亲赴台北，并带回了汉卿校长书写的“东北大学”的校牌。
1993年3月8日，国家教委正式核准东北工学院复名为东北大学。复校后，杨佩祯副校长去美国会见张捷迁学长，请他亲赴台北，将恭请张学良先生担任东北大学名誉校长和名誉董事长的聘书面呈给老校长。
1993年4月22日，东北大学复校庆典在辽宁体育馆举行。根据张捷迁学长的建议，汉卿校长委托宁恩承秘书长，代表老校长参加了复校庆典及校牌揭幕仪式。
至此，历时12年的争取东北大学复校活动取得了令人欢欣的结局。
校庆八十周年有感
（一）
二三建校育幼苗二八逢春茁壮发
三一鼎盛遭劫难流浪他乡苦难堪
四六还乡犹未稳四八战乱再徙燕
四九解放被解体四十四载无容颜
八一京城倡复校校友赤心齐呼啸
九二汉公挥毫笔九三东大得复校
今逢盛世鸿图展孜孜角逐校林间
注：二三即1923年
二八：1928年张汉卿先生任校长
（二）
老汉今年七十八，耳不聋来眼不花，
心直口快嗓门大，天天还把羽球打。
七十年前国势弱，东洋魔鬼来侵略，
蒋家王朝不抵抗，东北三省拱手让。
七岁当了亡国娃，不知祖国是中华，
满洲国歌天天唱，九十度礼拜皇上。
日本帝国是亲邦，天照大神高无上，
一十六岁方觉醒，中华儿女知真情。
义愤填膺图反抗，拟投重庆蒋朝纲，
一九四五日寇降，蒋帮四六进沈阳。
五子登科疯狂抢，中国鼻子美国枪，
燕京苦寻真理狂，四七加入共产党。
星条帝国太狂妄，反苏反共掀波浪，
挑动内战帮老蒋，五湖三江目苍凉。
重返沈阳昭陵旁，校园之内如战场，
解放之后上了岗，除奸肃特卫民康。
十年文革太荒唐，牢狱之灾我亲尝，
一举粉碎四人帮，人们思想得解放。
东大已散没了娘，倡议复校集会忙，
联络海内和五洋，东大学子齐心肠。
汉公健在是福祥，挥笔泼墨非寻常，
九三东大重入世，高校林中再争强。
注：
一、1931年日寇侵略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学校每天朝会，要遥拜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行90度“最敬礼”。“亲邦”是伪满洲国对日本帝国的称呼。开始称“友邦”，以后改称“盟邦”，最后称“亲邦”。天照大神是日本至高无上的神。
二、1946年2月国民党军队进驻沈阳。五子登科指国民党接收大员在沦陷区抢位子，抢金子，抢房子，抢车子，抢汉奸的小老婆子，国民党的所谓王牌部队除人而外全部美式装备。
三、作者本名郭俊忠，沈阳造化屯人，1944年去北京第四中学读书，1947年在该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东北大学外文系俄文组，回沈阳北陵上学。1948年5月随校来北平，北平解放后，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
四、北京名称：日本占领时期称北京，1945年国民党接管后称北平，解放后仍称北平，1949年9月30日改称北京。
由于多年热心工作，市老年体协指派本人为市老年体协羽毛球委员会副主任、负责本会的经常事务，市羽协聘本人为副秘书长，本队及本人多次被市老年体协、市羽协评为先进单位，先进个人。更有意思的是，本人大半生兢兢业业工作，从未当过先进，打球，玩，玩出个全国先进来。1997年本人被评为全国老年体协的先进个人。
幸福有多种多样，我认为人逢盛世是最大的幸福，这个幸福让我赶上啦。我们都目睹了苏联亡党、亡国之痛，靠养老金过活的人，过着艰辛的苦日子。而我们的晚年则越过越好，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幸福吗？生活中最大的开支是住房，从粉碎四人帮之后，单位给我调过三次房：七十年代是一室半户70平方米，当时由小平房换成楼房很高兴。八十年代调到90平米，三室有个小厅，九十年代调到140平米，双厅、双卫。老两口唱“二人转”宽绰，安静，邻近大公园，环境也不错，朝向东南，通风良好，夏天一般不需开空调。优惠售与，产权归己，我有了自己的房子。1988年我离休时，养老金170元，到2005年，17年当中我的养老金提高26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相当可观。
1954年，本人29岁时结婚，我老伴张世英是军需厂的缝纫工人，工厂在东郊当时家住宣武区，骑车上班每天要跑三、四十里路，工作定额按秒计算，艰辛劳累，为人要强不甘后人，是生产能手。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艰苦条件下抚养两个孩子长大，退休后又看外孙女，含辛茹苦操持家务，对本人关心倍至，每次外出归来，热菜热饭已摆在桌子上，本人安享清福，对本人是莫大的支持，所以我能安心参加校友会和球队的义务活动，俗话说军功章夫妻各有一半，此话不假。1955年大女儿出生，1960年二女儿出世。按封建的说法，“人生在世，无后为大”。所谓“后”，指的是儿子。有多少女儿，嫁出去也改为他姓，只有儿子才能传宗接代。所以没有儿子继承家业叫“绝户”，老了就叫“老绝户”，是很难听的骂名。俗语说“祖上无德，断子绝孙”，连祖宗都要搭上去。当时计划生育宣传，以生两个孩子为宜，我接受宣传，照章办事，没有生儿子的念头，所以成为“老绝户”。这也许是我的福份，没有为儿子所拖累。
结婚后与老伴张世英
关于计划生育问题，在我结婚前中国已在大力宣传，我是派出所长，天天和群众打交道，也做过宣传，当时在中国城市的干部、工人中已很普及，可以说是人人皆知，医药店中免费供应计生用品，自己选拿。与我同龄的干部，除解放前已婚者外很少有多子女，当时只是宣传，全靠自觉，所以还有多子女的。有人说当时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提倡多养孩子，鼓励妈妈英雄，恐是误解。报上确实登过妈妈英雄，但讲的是苏联的事。批马确有此事，毛泽东同志讲过人多好办事，也是事实。但当时中国已在宣传计划生育也是事实。本人做过宣传，也是亲身受益者，可为历史做证。我的两个孩子，收入均高于我们，自己有房有车，所以也无人“啃老”。我们自身生活有余，也不需要她们孝敬什么，她们有车，有时到郊区转一转也算沾光吧！
旅游，观赏大自然，有助于开阔胸怀。工作期间，只能借出差机会，顺便游览。离休后，规划院每两年组织离休干部外出旅游。地点由我们自选，费用全部由单位开销。直到近年，因许多人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也不如以前，就不再组织了。我每年均参加全国老年羽毛球比赛和全球华人羽毛球比赛，这两项赛事由全国各地轮流举办，这也成为我外出旅游的好机会。外出打球，一般情况下，老伴与我同行，以免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冷清。多年来，南至海南、香港、澳门，西南的云南、贵州，西至青海，东至上海、厦门，北至沈阳、内蒙，都有机会转一转。2006年全球华人羽毛球比赛在马来西亚举行，我获得80岁男双亚军，又顺便到新加坡、泰国旅游，可称得上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了。
人，生不由己，但怎样死，应有权选择。现在我们没有这份权利。自己想办法死了叫“自杀”，名声很难听，给后人和亲属留下不良影响。
协助他人“自杀”，法律难容，叫“杀人”，是最大的犯罪。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写进了宪法。共产党把“三个代表”思想写进了党章，其中一条就是代表先进思想，既然是先进思想就理应制订先进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马大谋等人提倡，制订“安乐死法”，只有声音没有下文。三九健康纲要调查，有87.79%的网民赞成安乐死。这些先进的思想得不到宣扬，反对意见却见诸于报端。政法大学某教授认为：“目前，安乐死立法不成熟，是非常危险的选择，没有独立的权威医疗鉴定机构，给犯罪披上合法的外衣”。这种意见是荒唐的，没有的，可以建立，事在人为。杀人犯从古自今，办法多种多样，有的是绞尽脑汁，合法的，非法的手段，能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用。人不能因噎而废食，这只是用陈旧的思维反对安乐死立法的借口罢了。
中国有些先进的名人主张安乐死。邓颖超同志写过遗嘱。她说：“在我患病急救时，万勿采取抢救，以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免增加有关组织、医疗人员、有关同志的负担。我临死的时候，千万不要抢救，那时候抢救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延续那么一两天生命，搞得医生和病人都痛苦。我看报上说，美国有个安乐死医院，人老了，该办的事都办完了，就可以安静地没有痛苦的死去，我看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她未能实现她的遗嘱，1991年还是被做了“胃漏”手术。“停止抢救”？谁给她签字呢？这是与现行法律相抵触啊！（摘自2005年12月1日《法制文萃》）
巴金老人活了101岁，在他死的时候，身上緾满各种各样的仪器管子，电线、瓶子、注射器。1992年为了抢救他，医生要为他做切管手术，术后进食要靠鼻食，巴金坚决拒绝，最后被迫同意。当时他说：“从今天起，我为你们（指周围的人们）活着。”（摘自《凤凰周刊》2005年第31期）周围的人很显然是出于对老人的关爱，但这种关爱对临终的老人来说太残酷了。在人间受罪是为别人活着，是多么痛苦。想安然离去，身不由己。这种残酷的折磨，是人道主义？还是加刑于人？
目前我身体很好，但俗话说：“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餐”，说的是老年人朝不保夕。表面上看没什么问题，组织结构毕竟已老化了，有可能突然发病辞世，所以也要时刻准备后事。我主张人生在世要有幸福和愉快，病魔緾身，疼痛难忍，在人间活受罪，这样活还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主张应尊重人的意愿，给人以选择死的权利。我的老伴是回民，按现行政策，我可以按少数民族的习惯土葬。我认为这样会给后人留下麻烦，一堆土和一块石碑，后人要定期去扫墓。按目前青年人的生活方式，扫墓只能保持一代，以后会成为无人过问的荒冢，要此何用？火葬还有骨灰要处理，保存，也会给别人添麻烦。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与医学院签订协议，请他们代为处置，把遗弃的废物变成教学的工具，让青年学子增长知识，造福人类，岂不更好。
2002年4月4日，据参考消息报驻布鲁塞尔记者冯坚同志报道，从2002年4月1日起安乐死法在荷兰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安乐死法，这是荷兰人对人类做出的重大贡献，也是人权和唯物主义的巨大胜利。
安乐死在荷兰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1973年，一名医生给自己病入膏肓的母亲服用过量的吗啡止痛，导致母亲死亡。法院判他一个星期的徒刑，缓刑一年，采取宽容的态度。同年安乐死协会在各地成立。1981年，一家法院公布了帮助病人安乐死而不被起诉的条件。
1984年，荷兰最高法院认定，在满足明确的十个条件下，安乐死是可以接受的。同年某医生在久病緾身的老妇恳求下，对她实施安乐死，法院没有追究刑事责任。
1990年，荷兰政府成立了研究安乐死实践的学术委员会。
近年来荷兰实施安乐死的病例扶摇直上，荷兰有1400万人口，1990年，实施安乐死的病例为2700起，其中官方注册的仅484起，2000年官方注册的为2123起，十年增加四倍。
荷兰实施安乐死有严格规定。医生对垂危病人实施安乐死，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由患者本人深思熟虑后提出申请。
2、确认患者病情无望好转，且病人在经受病魔“令人无法忍受”的折磨。
3、向患者如实通报病情，及以后发展情况。
4、与患者协商并得出结论，认为安乐死是唯一的解脱办法。
5、一直看护病人的医生，就上述四条写出书面意见。
6、征得另一位“独立医生”的支持。
7、对病人实施规定的安乐死程序。
最激烈反对安乐死法的是什么人？是梵蒂冈罗马教廷，认为安乐死法违反人性尊严。荷兰所以能通过安乐死法，也是因为信教的人少，不足二分之一。
目前，世界上承认安乐死的国家和人数在增加，新的民意调查显示，75%的加拿大人支持安乐死。1992年，丹麦也认同安乐死，瑞典在严格条件下，医生可以对病人中断供氧。爱尔兰1996年6月，有了第一例“批准的死亡”。2002年3月22日，批准一名妇女安乐死。
我是多么期盼安乐死这个彻底唯物的、先进思想能得到法律认同。我下决心在有生之年将为促进安乐死立法而努力。
我的一生是幸运的，但有一件事情成了我一生中唯一的遗憾，那就是——始终未能见到老校长张学良将军。
在复校过程中我亲身感受到，张学良校长为办好东北大学、维护东大师生，费尽了心血，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国家的统一，做出巨大牺牲。敬仰之情由衷而生。
我一直梦想着能见到老校长一面，以便表达自己的深深仰慕之情。但我与老校长素不相识，又是无名小卒、毫无作为，此望实在太难实现。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请宁老帮忙是最佳捷径。宁老与老校长的关系非同一般，进张府不需通报可推门而入，只要宁老首肯，就乐观其成。
我与宁老经常有信函往来，每年宁老生日，我均发电祝贺（详见附件1）。宁老也很高兴，每每回信致意。1997年6月20日我致信宁老，恳请宁老帮忙。宁老未立即作复，9月4日我又发电催询，终求得宁老复信（详见附件2）。
但是，在临行前一周，旅行社忽然通知我，在我们这个团前边的一个赴美旅行团，有四人在美国失踪，所以美国大使馆已经停止了对该旅行社签证。就这样，偷渡者打破了我的美梦（详见附件4）。
本来，金锡如老学长为老校长写了一幅祝寿条幅，让我带去面呈。我去不成了，只好把金老的祝寿诗发给了宁老，请他代为转呈（详见附件5）。2000年宁老逝世，我发去唁电（详见附件6），面谒老校长之事成为终生遗憾。
附件1
周克给宁老的贺电
附件2
宁老给周克的复信
克弟英鉴：
六月廿日大札、九月四日传真，均已收悉。
汉公目前耳聋眼花，行动不便，屡说确已退休，不问世事，不和人往来。一荻夫人笃信宗教，除上帝外不与世人往还。对外，她是汉公的把门人，对来访客人一切说“不”，只能直闯而入，不能有任何预先约定。明年东大同学如拟来访，只好闯闯，试试，亦无法事前确定，大概可以见得着，但不敢确定。汉公见人，大多三言两语，已非当年的健谈者也。
我每年总是五月卅日到檀岛。同学们如能于五月底到达，自当欢聚。何日能见汉公，着无法预测。
东大赫校长已来檀岛两次，可往询之，能同行岂不更好，但来人以少为好。人多行动不便，会增许多麻烦。汉公住处只有两房一厅，没法接见许多人，已不是当年的大帅府了。
特此拜复，顺颂中秋节祺。
恩承拜
1999年9月10日
附件3
附件4
中青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周克夫妇未能按计划赴美的情况说明
附件5
金锡如学长为老校长写的祝寿诗
附件6
宁老逝世，周克发去的唁电
眼下在台湾岛上还有个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省内他们普选“总统”，直选立法委员，有立法院和中华民国宪法。他们收买了非洲、拉美二十几个小国承认，在联合国大会年年上演恢复台湾席位的闹剧。美国、日本的反动势力，利用台湾问题牵制我国。这是每个中国人的一块心病，精神受到威胁和压抑，期盼台湾问题能早日得到解决。
要解决一个问题，就必须了解问题的历史、现状并展望将来，提出切实可行的灵活策略，我们先看看台湾的历史情况。
1171年（南宋孝宗乾道七年），泉州知州汪大犹派水师警戒台湾、澎湖一带水域和陆地。1290年（元朝至元二十七年）元世祖降旨，设巡检司于澎湖，隶属福建同安府。自此，台、澎地区有了地方行政机构，征收赋税。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为防止倭冦（日本浪人）侵袭东南诸省，下令实行海禁。但在军事布署上，只防海岸不守海岛，并撤除了设在澎湖的巡检司，导致倭寇趁虚而入，侵占台湾，并以台、澎为基地，袭扰我沿海城乡。
公元1601年（明万历29年），大批倭寇在福建沿海烧杀抢劫，遭明军围歼，其残部逃回台湾。镇守浯屿（今金门）的明将福建都司沈有容率大军东渡逐除倭寇收复台湾，时为公元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
17世纪，号称海上霸王的荷兰侵略者侵占台湾。在厦门坚持反清复明的郑成功于1661年率部剿之，1662年（清康熙元年），荷兰侵略者投降，郑成功收复台湾。同年郑成功积劳成疾死于台湾。其子郑经继位，继续与清王朝对抗，清政府拟招抚郑经，郑提出按朝鲜例，以属国纳贡模式，清不允。
1681年郑经逝，其子郑克塽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向清政府投降。1684年，清政府在台湾设府、县，属福建布政使管辖，澎湖设厅。
满清政府1664年在北京建立政权，到1684年收复台湾统一中国，历经两代皇帝，历时四十年。日清战争，清战败，被迫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给日本，赔款2.3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收入，中华民族蒙受最大的耻辱。
同年日本占领军7万余人，40多艘战船，从台湾北部基隆登陆，顺利占领了台北，他们认为可一举占领全台湾。在南进中，从6月到11月，遭到清军和义军5万多人抵抗，一直陷入苦战，日军战死4800人，病殁受伤6000人，比日军在甲午战争中伤亡2647人多出几倍。日本明治天皇的堂弟北白川宫，明治天皇赐名他叫能久亲王，他率领一个近卫师在台湾登陆，北白死于义军之手。北白川宫被杀后，日军进行大报复，见当地人就斩杀，不论男女老少，抛尸河中，血流成河，估计有数千人被杀。日军占领台湾后，反抗日军的起义不断。1896年，即台湾被占的第二年，台湾成立兴中会分会，直接参加国民革命。1915年，台南人余清芳组织反日起义。1927年，蒋渭水等人成立台湾民众党，三年零七个月后遭到日本人查封，封令中指责台湾民众党“追慕中华民国，露骨地表现出民族反抗……”。1930年10月27日，由高山族领袖莫那鲁道组织的雾社起义震惊日本，台湾总督石冢英藏引咎辞职。抗战时期，台湾志士李友邦、张来华等1938年在大陆组建“台湾义勇队”，在中共周恩来和国民党将领黄绍雄支持下，投身抗日战争和台湾解放事业。（摘自2005年11月1日《参考消息》。）
“九·一八”日军侵占东北，“七七事变”后日军发动全面对华战争，但中国出于种种原因并未对日本宣战。直至1941年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中国才正式向日本宣战。宣战书中提出废除中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复台湾。1940年，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董必武、张澜联名向国民政府提议，废除《马关条约》。1942年，国民政府在重庆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收复台湾运动。1942年，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威尔基访问重庆，蒋介石向盟国提出被日本侵占的我国东北和台湾，战后应归还中国。同年宋美龄访美，罗斯福向她表明：台湾、东北和琉球群岛应归还中国。
1943年下半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已发生重大转折，反法西斯盟国胜利在望，大国首脑在商讨作战计划和战后的处理。11月18日，蒋介石夫妇及重要随行人员到达埃及首都开罗，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拟订了《开罗宣言》，宣言中明确规定，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台湾及澎湖归还中国。11月30日在德黑兰会议上，苏联统帅斯大林表示对《开罗宣言》“完全赞成”。12月1日，美国白宫正式将《开罗宣言》向全世界公布。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时，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现。（摘自2004年5月17日《环球时报》）。
中国代表修正《开罗宣言》
开罗会谈，中国政府随行人员中，有位海军中将叫杨宣诚。这个人少年去日本学海军，抗战时期负责日本方面的情报工作，是日本通。《开罗宣言》的文稿是美国拟订的。上面写的是“台湾应归还中国”。杨宣诚发现后认为不妥，他立即向负责外交的王宠惠反映，提出应补上澎湖列岛。王不以为然，认为：“澎湖是台湾的一部分，宣言中已说明台湾归还中国，那么澎湖自然包括在内了”。杨宣诚说：“不然，当年割让台湾与澎湖，两者并列，乃系日本方面提出的，我方代表李鸿章，正如阁下所言，认为澎湖包括在台湾之内。日本人坚持要写上澎湖，因恐俄国会出面要求割让或租借。如今在宣言中只写台湾不写出澎湖，与《马关条约》不合，战后日方也能借口不归还澎湖。”王宠惠听完此番话，恍然大悟。王宠惠立即将杨宣诚提出的问题报告给蒋介石。最后，美国方面对宣言的草稿进行修改，在定稿的《开罗宣言》中，关于日本战后归还所占中国领土的内容是这样表述的：“……使日本在中国所窃取的领土，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在宣言上，代表中国三军签字的：陆军上将商震，海军中将杨宣诚，空军中将周至柔。（摘自2004年9月6日《环球时报》）。
台湾光复
《开罗宣言》发表后，中国开始收复台湾的准备。1944年夏，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筹组了“台湾调查委员会”，行政院秘书长陈仪为主任委员。陈开始收集台湾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卫生等各方现状，草拟了《台湾接收计划纲要草案》，经蒋介石核准。陈仪还开办了各类专职训练班，学员从在职公务员和大、中学生中挑选，其中台籍人占相当比例，成为日后接收台湾的骨干。
现摘录“二·二八”事件的过程，供读者参考。
但也有多位明智的台湾人，反对打杀外省人，设立临时避难所，收容所保护外省人。台湾的工人对“二·二八”没有兴趣，多数人照常上班，大部分农民也没有参加“二·二八”。
3月3日，宪兵一营抵达基隆，3月8日第二十师主力在基隆登陆，全省戒严，台湾民众不懂戒严意味着什么，照常上街，被打死多人。
军队控制台湾后，国民党政府开始抓捕处决肇事者的首领。杀了多少人？有人说数以万计，官方称不超过一千人。郝柏村“对《“二·二八”纪念碑文》的一些看法”（联合报1997年7月2日）“……现“二·二八”事件补偿金，每案最高可达六百万元（合民币150万元），自民国八十四（1995年）十二月开始受理，至今年年底告一段落，目前正好有五百多件成立，每月虽仍有申请案，但预估难以超过一千件”。台湾于1995年3月15日完成立法，对“二·二八”事件受害者给予补偿。
至于“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也是角度不同各有说法，蒋介石把“二·二八”事件的原因归结于日本征兵和共产党的煽动。他说：“……唯最近竟有昔被日本征兵，调往南洋一带作战的台人，其中一部分为共产党员，乃藉此次专卖局取缔摊贩，乘机煽动，造成暴乱……”。蒋先生没有讲明，这些共产党是征兵前就是？还是共产党在日本军队中发展的？或是遣返回台后加入共产党？好像这三种情况都不存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台共是日共的分支，早被日本人肃清，再说日本军队中怎么会有中国共产党？长期受日军统治的军人，怎会一下子就成共产党？看来蒋先生的共产党煽动的说法很难立足。那么共产党参加没参加二二八事件？综合各方所述，参加了，但人数和影响范围有限。
吴克泰讲：“……日据时期的台共叫做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早已在三十年代初被日本警察彻底破坏，后来再也没有重建过。”“二·二八”时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都是非党人士。”彭孟缉谈：“……中国共产党事前并未策划，若由其策划，则今日的台湾亦赤化矣，共产党只是利用该事件而已”。
“二七部队”是红军吗？古瑞云《台中风雷》“……二七部队是一支地地道道的《红军》也可谓谢雪红的御林军”。……。另一资料李碧锵的访问记录：“黄金岛强烈反驳二七部队是由共产党组成的说法，……他们都受到日本反共教育的影响，不会有左倾思想。二七部队在埔里有几百人，按照周期列举的名单中，共党员只有几个人，只有几个人就说是一支红军，未免太誇大其辞了吧！”。
当时记者认为“二·二八”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说：“㈠主因：⑴台湾行政长官制的弊害，陈仪及其高级幕僚的画像，⑶贪风笼罩下的台湾政治，⑷全盘统制经济的错误，㈡远因：⑴日本奴化教育的遗毒，⑵生活习惯语言不同，⑶优越感与自豪心的对抗，⑷御用爪牙的复活，㈢近因：⑴台湾人从政的机会太少，⑵台湾人失业众多，⑶高山族同胞的愤懑，⑷各种物价高压。
建立“二·二八”纪念馆。1989年8月19日，(嘉义)这个全国第一个由官方核准的“二·二八”和平纪念碑落成。正式揭幕。戴国辉、叶芸芸《爱憎“二·二八”》文说：“……从碑文的总体脉络来判读，此纪念碑所纪念的只局限于台湾精英。众人皆知，“二·二八”事变的牺牲者不仅是所谓精英，更不限于台籍人士，难道非精英，非本省籍的鬼魂就不需要，不值得去吊念吗”。李敖先生在《你不知道的“二·二八”》序言中讲；“如今事涉本省人杀外省人，就轻描淡写或按不下表，事涉外省人杀本省人，就夸大其词或愈加愈多，这不但与真相不合，与历史不合，也不是公义和平之道，更不是消弥族群对立之道”（以上摘自《你不知道的二·二八》）。
1、谋和信使李次白
李次白，黄埔六期毕业，他的军事才能为黄埔军校教育长张治中所看中，本可官运亨通，奈其兄嫂为中共党员，其妹嫁给中共要员陈毅的胞兄陈孟熙，他和中共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社会关系。1946年下半年，他已预感国民党大势已去，决定弃戎经商，在台湾高雄开了一座《凯旋归》饭店。1949年5月3日，蒋经国召见李次白，蒋对李讲：“李先生，你和陈毅是至亲，我看可以与他们深谈，最低限度，希望不进攻台湾。”1950年李次白经香港到达上海，当时陈毅为华东军区司令员兼第三野战军司令员、上海市长。根据当时国民党军事劣势，正在筹划武力解放台湾。经陈孟熙引见，陈毅在家中热情接待了李次白。李表明来意后，陈明确回复李次白：“国共合作的话题，为时尚早，以后会有机会的。”陈毅的态度基本代表了当时中共高层领导对此问题的立场，李次白经过联系人将陈的谈话转告蒋经国，李谋和信使的任务到此结束。
一个月之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台湾问题复杂化、国际化。（摘自《人物》2002年第九期，苗生文）。
2、毛泽东、蒋介石抵制分裂中国内幕
1949年，蒋介石集团退守台湾，美国对其采取了“任其自生自灭”的政策。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对台湾的需要变得明显而迫切。6月27日杜鲁门总统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下令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
美国一意孤行，于1950年9月20日正式向联合国提出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遭到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的反对。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旨出：“台湾问题属中国内政，联合国无权讨论“。
在中国与台湾当局共同强烈反对下，联大投票表决暂缓讨论“台湾问题”。
1955年1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一江山岛，蒋介石惊慌起来，请求美国武力支援。美国趁火打刼，压蒋介石以“两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讨论台湾海峡“停火问题”。蒋介石则申言：“决不放弃收复大陆的神圣责任”，指责“台湾海峡停火”的提议，驳斥“两个中国”的主张，强调“大陆、台湾皆为中华民族的领土，不容割裂”。
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发言中讲：“中国政府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1958年金门炮战时，美军为国民党军队担任护航任务，9月7日进入我国宣布的十二海里的领海之内后，我军万炮齐发，美军调头就跑，美国政府立即宣布美蒋的《共同防御条约》不包括金门、马祖，逼蒋介石放弃。
针对美国“划峡而治”的险恶用心，蒋介石在10月1日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说：“金、马等沿海岛屿是台湾的屏障，金门防线的重要性没有改变。”
为粉碎美国“划峡而治”的阴谋，毛泽东决定将金门、马祖留给蒋军驻守。
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蒋介石与毛泽东有强烈的共识。(摘自《华人时刊》2003年第11期)
3、历史留下的遗憾
——解放后国共两党三次秘密和谈始末
1954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对台湾问题，由过去的“单纯靠武力解决”，改为立足武力，伺机彻底解放台湾和力争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平谈判的南京政府代表章士钊得知后激动不已，主动向周恩来总理请缨再愿为国共和平谈判效力。中共中央同意章的请求，并写信给蒋介石，由章士钊带往香港，通过关系转交。
中共中央给蒋的信中，倡导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办法：第一，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拨款予以补助；第三，台湾的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的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来看看。
蒋介石经过一年多的认真考虑，于1957年初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蒋决定派人往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人在海外选择，请许提名。最后选定宋宜山。
宋宜山是蒋介石的学生，曾任国党中央候补委员，宋宜山的弟弟宋希濂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被解放军俘虏后，关在战犯管理所，宋宜山去北京可以说是探亲。
1957年4月宋到达北京，第三天周总理在北京有名的饭店东兴楼会见了宋宜山，周总理谈到宋希濂时，说他是抗日名将，他在滇西通惠桥指挥的战役中重创日军，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还说今年是宋希濂50岁生日，让宋宜山去看看胞弟，使宋宜山深受感动。不久周总理安排宋宜山与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会谈，李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提出以下具体内容：
第一，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
第二，台湾可以作为中央管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权；
第三，台湾地区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士参与，而国民党可以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
第四，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回香港后，写了一篇1.5万字的报告，由许孝炎转交蒋介石。由于宋宜山的报告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成就颂扬过多，蒋介石看了大为不悦，认为宋宜山被“赤化”了。不久大陆开始反右派斗争，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未成熟，谈判到此中止。
在章士钊、宋宜山为和平统一奔波的同时，还有一位为和平统一而奔波于两岸的人，他是知名的文人曹聚仁。曹聚仁与两岸的高层有较深的交往。1956年7月他来到北京。16日下午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曹聚仁。陈毅、邵力子、张治中出席做陪，3个月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南海邀见了曹聚仁。毛泽东认为，对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还是可以肯定的，并表示了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想法。
毛泽东的一番话，使曹聚仁更加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共谈判的态度。曹回香港后，很快将他在大陆和中共领导人接触的情况，详细转告了台湾方面，并等候台湾的消息。
不久台湾传来指令，让曹再去大陆一趟，主要任务是委托他到浙江奉化，去看看蒋氏祖坟是否完好。
1957年5月，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陆，在北京呆了几天，便匆匆赶到奉化溪口镇，他住进了当年蒋介石回溪口时常住的妙高台。他游览了武岭、雪窦寺，并在蒋介石寓居过的丰镐房和蒋经国住过的文昌阁仔细看了很久，还代蒋氏父子到蒋母墓园扫墓，所到之处一一拍了照片。
曹回到香港后，即向蒋经国通报了大陆之行，并寄去照片。在另一信中曹聚仁谈了对国共重开谈判的看法。
台湾方面对国共谈判既不让曹聚仁撒手，也不作具体表态。这样一拖就是好几年。1965年夏天，当李宗仁回到大陆受到北京热烈欢迎的时候，蒋氏父子也展开了行动。经常往返于香港和台湾负责联络的使者王君通知曹聚仁，称蒋经国近期将亲临香港，接他去台湾商谈要事。
曹闻讯后，急忙直飞北京，与中共领导商讨了谈判的大纲要目，然后匆匆返回香港，等候蒋的到来。
一天，曹正在午睡，突然响起门铃响声，王君气喘吁吁地进来说：“经国来了，不方便上岸，在海上等你”。曹随王君出海，登上一艘大轮船，迎接他的是打扮成商人模样的蒋经国。
船停泊在一个偏僻小港，二人上岸登机飞往台中日月谭蒋介石官邸，第三天曹聚仁与二蒋秘密会谈，达成六点共识：
第一，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办公的汤沐邑。
第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
第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第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在台湾。
第五，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第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的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曹回港后立即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告知共产党。然而，当此事正在进行之时，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风浪波及台湾，蒋介石对重开国共谈判产生疑虑，国共和谈再次搁浅。
七十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中日关系改善，这些重大政治事件使台湾的处境急转直下，形势对中国共产党十分有利。因此，毛泽东、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曹聚仁已于1972年7月病逝，九十岁的章士钊再度请缨赴港，章老先生已靠轮椅代步，怎经得起长途跋涉？周恩来、毛泽东商议后，征得家属同意，1973年5月25日派专机送往香港，由于不适应香港的气候，再加年事已高，6月就一病不起，7月1日与世长辞。章士钊为完成中华民族统一的使命，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与国民党故旧的接触为国共重开和谈产生了较大影响。由于共产党多次建议和邀请，蒋介石动了重开谈判的念头，1975年春节期间，他将此任务交给了陈立夫，陈乃国民党元老，抗战时期主持过与共产党的谈判。陈接受任务后，以“总统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发出邀请毛泽东访台的信息。
然而，国共两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没能看到这种新局面。蒋介石于1975年4月5日去世，毛泽东也于1976年9月9日与世长辞。历史留下了遗憾。（摘自《国共谈判史纲》范小方、毛磊文）此文由《中国老年报》转载。
4、邓小平与蒋经国在两岸问题上趋近
1978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首次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代替过去的一贯措词：“解放台湾”。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海外客人时讲：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的对台九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一国两制。
1979年12月10日，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
1982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海外友人时讲：“你行你的三民主义，我实行我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制度和思想统一台湾，台湾也不可拿它的制度和思想来统一大陆，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谈合作，互相容纳。”（2004年12月31日《作家文摘》）
5、两岸密使沈诚
接到请柬的三天后，沈诚去请示蒋经国。蒋对沈诚此行，既不鼓励亦不禁止，并嘱咐沈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备一下。临行前蒋经国向沈交待一项任务，希望沈能到溪口去一趟，看看那边的情形，最好能拍摄一些照片。
1981年9月25日，沈踏上久别的故土。10月3日叶剑英约见沈诚，向沈诚解释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并委托沈诚向蒋经国转达中央希望和平解决台湾的诚意。
1986年夏天，沈诚写了一份数千字的“国是建议备忘录”，分别送给北京邓小平先生和台北的蒋经国先生。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六点：
第一，分析两岸两党对当前“国是”在观点上的异同；第二，双方意识形态的差距和互相执著；第三，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分歧；第四，如何在“国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标下，共同为和平共存、国家统一而努力奋斗；第五，国家一定要统一，手段必须和平；第六，实行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
对此，蒋经国十分谨慎，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邀见了沈诚，蒋经国主要求证这份“备忘录”是否已送到北京，以及北京方面有何反应。
1987年3月，北京再次邀请沈诚来京，沈离开台北前再次密见蒋经国。蒋表示：“在当前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的政策，对纯民间的接触、交流，采取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
沈诚到京后，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邀见了他，杨对沈讲：“我们党中央对于你提出的建议十分重视，并且领导们也决定一些具体步骤，所以请你来谈。兄弟骨肉没有什么不可解决的事，有问题大家坐下来谈，只要大家开诚布公地谈，总会消除一切隔膜的。”
当晚沈诚向蒋经国做了汇报，两天后，台湾传来消息，蒋经国同意：“两党对等谈判、中央层次的模式”。
3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决定，以杨尚昆的名义致函蒋经国，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举行和平谈判。
杨尚昆与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同学，他们起了俄国名字，杨尚昆叫沙荻克夫，蒋经国叫尼古拉，曾在一起学习革命理论，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归国后，蒋经国当了蒋家王朝的“皇太子”，目前都成为两岸的当政者，二人有过共同的生活与回忆，由杨尚昆给蒋经国写信还有一份情感在其中。信原文如下：
“蒋经国先生大鉴：近闻先生身体健朗，不胜欣慰！沈君数次来访，道及先生对于国家统一设想，昆等印象良深，祖国统一，民族振兴，诚我中华民族的崇高愿望，亦历史赋予国共两党之神圣使命，鉴此，我党主张通过两党平等谈判而谋其实现。今日沈君得悉先生高瞻远瞩，吾人深为赞叹！唯愿能早日付诸实施，使统一大业能在你我这一代人手中完成。为早日实现两方领导人的直接谈判计，昆谨代表中共中央，邀请贵党负责代表进行初步协商。望早日决断，书不尽意，临凝神驰，伫候佳音。
即颂时祈
杨尚昆
1987年3月25日”
1987年3月29日沈诚带着杨尚昆的信离开北京。两三天后到达台北。蒋经国通知早七点前赶到，这时秘书还没上班，可以密谈。
沈诚会见蒋经国时，蒋满脸笑容，握着沈诚的手讲：“则明（沈诚先生的号）弟，你辛苦了。”同时接过“密函”。这封信的初步效应是，蒋经国于7月14日宣布废除在台湾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
1987年12月7日，蒋经国约见沈诚，蒋告诉沈诚：“下一拨正式去北京的人选大概在月初的党中常会中作决定，那时你就可以作安排了。”国民党已着手准备派代表团访问大陆。
然而，就在台湾准备派代表团来北京谈判的时候，蒋经国于1988年1月13日去世。当天晚上，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常会，宣布李登辉继任“总统”职位。
同年1月21日，距蒋经国逝世仅一个星期之后，台湾“高等法院检查处”，以“意图非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的罪名将沈诚拘捕，移送台湾“高等法院”法办。
国共间的秘密交住就此结束。（摘自《新世纪周刊》2005年第18期旺达文，《作家文摘》转载，2005年5月31日）
台湾问题，表面上看是中国的内政，实际上远不止于此。朱镕基同志讲过：“缓解海峡两岸关系，应换两个字，改为缓解大洋两岸关系。”大洋彼岸是誰？是美国。是美国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形成的台湾问题，目前还在继续干涉。1950年当中国人民正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打到鸭绿江边，直指我国东北。美国总统杜鲁门，不顾国际信义，也不顾是美国白宫曾向全世界公布的《开罗宣言》，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把美国的第七舰队横陈于海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解放台湾。
1953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军委会议上重提解放台湾一事。1954年7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称：“对于台湾的任何侵犯将不得不越过第七舰队这道关。”1954年8月3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宣布，美国要用海空军“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同年12月2日，蒋介石与美国签署《共同防御条约》。20天后，美国向台湾海峡方向调集包括第七舰队在内的4艘航空母舰，并先后出动2000多架次飞机到大陈岛空域活动。
1958年炮击金门开始后，美国第七舰队再次向台湾海峡集结，并宣布为国民党到金门的船队护航。9月8日，当解放军万炮齐发向金门发起攻击时，担任护航任务的美国舰队，6个航母编队约200艘舰船，一炮未发退至公海。
1995年至1996年，台独分子李登辉访美，引发第三次台海危机。同期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和台湾附近举行四次军事演习。美国第七舰队航母“独立”号和“尼米兹”号战斗群游弋至台湾海峡附近，但在解放军演习期间，美国舰队始终没进入台湾海峡，而是停泊台湾以东100海里的海面上。当中国14艘核潜艇全部出动后，美国航母战斗群又后撤了100海里。看来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力量抱慎重的态度。因为中国的海空军虽然仍与美国有相当的差距，但毕竟不是1950年，1958年的的水平了。（以上摘录自《美太平洋舰队与中国的恩怨》，《作家文摘》2005年10月14日）
台湾问题的解决，涉及三大变数：一、美国政府政策；二、台湾地区政治力量的转化；三、中国政府的实力。
1、首先看看美国的对台策略
美国是霸权主义国家，企图以强大的军事力量独霸世界。台湾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它是中国东南的门户，控制着太平洋通往中东石油产地和去欧洲的通道。战略研究家通常称之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这样一个战略要地美国怎会轻易放手呢？
现在我们回顾历史，当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时，气势汹汹地讲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全部解放军。蒋先生和共产党打过20多年的交道，打了十年内战，并没有消灭解放军。为什么又大出狂言，原来有美国的强大后盾。当时的中国内战是美国出钱出枪（数十亿美元），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战争。还不止于此，美国军队还亲自为国民党打前站，当时国民党的军队在大后方，精锐之师在缅甸，是美国动用庞大的海、空军给运到北方打内战，美国军队占领了北平到山海关的铁路，为国民党军队开路，在华北与解放军军队直接发生过冲突。这般情景，今天我仍然历历在目。
1949年，美国见到蒋政权已彻底失败，曾希望与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留下外交人员希望接触。1949年10月6-8日，美国国务院召集大型会议，有官员、商人、学者参加。多数人认为：美国应当尊重国民党垮台的事实，承认新中国。国务卿艾奇逊表示：国务院愿意考虑承认的可能性。他说：“毛泽东不是苏联的傀儡，而且中国革命的胜利与苏联的关系很小，考虑到莫斯科对中国东北、西北的野心，少则6年多则12年，中苏关系一定破裂，而美国一旦撤出中国，大概需要22年才能在中国重新站稳脚跟。”
1949年底和1950年初，杜鲁门政府对台湾采取“撒手不管”政策，与此同时，艾奇逊向中国新政府暗示：美国有意考虑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由于苏联的影响，1949年11月，中国政府将美国驻沈阳领事华德和全体工作人员以“间谍”罪驱逐出境，1950年元旦刚过中国政府没收了美国在华领事馆的所有财产。1月14日艾奇逊只好申令美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馆的全体人员“打道回府”，1949年后中美建交的可能性擦肩而过。（摘自《畅销书摘》2006年第4期，郝雨凡文。原载《当年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作家文摘》2006年4月28日转载。）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志愿军在制空、制海，军事装备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把猖狂一时的美国军队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以南，美国只好坐下来谈判。
美国打不垮新中国，就采用孤立围困的政策，一再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支持西藏独立，台湾独立，新疆独立（东突厥斯坦分裂活动），支持中国的反对势力推翻政府的所谓‘民主运动’，攻击我们的所谓‘人权’问题，总之采用各种措施，目的只有一个，整垮新中国政府。
美国所有这一切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中华人民共和国像珠穆朗玛峰一样屹立在东方，美国别无选择只好与之打交道了。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美国从对抗苏联的战略需要出发与中国建交。建交后这三十多年当中，中美两国关系在磕磕撞撞中前进。中国改革开放后有大量美国企业登陆中国，中国的价廉物美的产品进入美国的每个家庭，中国拥有大量的美国债券，中国也是美国的大买主，经济上产生了互相依存的关系，形成中美两国向合作方向发展的基础。美国是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成性，对它不喜欢的政权，它要运用各种手段搞掉，军事入侵，政变颠覆，‘颜色革命’，支持分裂，经济制裁，无所不用其极。对中国也毫无例外，公然轰炸我们的大使馆，在我国的领空撞掉我国的战斗机，公开干涉我们的内政，美国政府重要官员经常出口不逊，以教训的口吻要求台海两方不要改变现状。现在美国政府更唱高调，2006年5月10日，美国主管亚洲事务的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公开言称：“台独意味战争，意味流血，台湾如果不断挑战美国既定“一个中国”政策底线，那台湾是一直在撞墙。”
美国当前对台的战略目标是，维持台湾的现状，实际上操控台湾的政局，牵制中国的崛起。世界上最大的麻烦制造者—美国，要经常用形形色色的小麻烦制造者叫嚷分裂中国，以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不管这些分裂分子披着哪个党派的外衣，有利于美国就用，就扶他上台。
陈水扁执政六年，全力以赴搞台独和去中国化活动，限制台商赴大陆投资，与大陆对抗，致使经济下滑，民不聊生。民进党的内部分崩离析，许多重要厂、商由支持泛绿转向支持泛蓝。民进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陈水扁政府民怨沸腾，丑闻不断，这样的政权已失掉民心，只有5.7%的支持率。美国政府对阿扁不服贴听话有所不满，在过境问题上有意给“扁儿”难堪。扁儿也不甘示弱，连不是“龟儿子”也骂出口。这种美扁演的双簧剧并不说明美国对台的基本战略有任何改变，美国在物色新的代理人，2008年台湾大选谁可能上台当“总统”？
在党内外的舆论面前，马英九不得不出来辩解说：“台独是台湾人民的选项，不是国民党的选项。”马英九访英之后紧接着去访美，许多新闻记者称：“马英九去美国接受面试，”接受“三堂会考”，考生受到较高规格接待。2006年3月22日，在华盛顿与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进行数小时会谈。23日会见了美国国防部主管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罗德曼。综合各方报道，马先生的施政纲领如下：
2005年10月14日，马英九答香港明报记者问，马的陈述如下：
A、我的基本理念，核心价值第一是捍卫“中华民国”，反对台独，但我也不接受大陆的一国两制，我主张以九二共识为基础，尽快恢复协商。我们一定要把这说清楚，九二共识“不止一个中国，还有各自表述。”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不需要宣布独立两次。2005年12月14日答复中央社记者时称：“台湾维持实质独立”，他也呼吁大陆领导人，应了解、尊重台湾的主体性，台湾人民要选自己的“总统”和政府，不愿见到大陆介入台湾的内政，更不愿意见到台湾与大陆有任何合作关系。
2005年12月26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台湾内外很多人都主张过的，主要是维持现状。”这句话里有个“外”字，指的是谁呢，马先生没明言，指的是谁？请读者自猜。
C、2006年2月10日，马英九在英国接受BBC中文网专访时表示：“国民党的政策立场，非常清楚，就是不能让两岸再发生武力冲突。追求两岸的和平、繁荣，民主是未来的重要目标，国民党执政后一定会朝这个方向走。”2005年12月24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讲过：“台湾如果想在两岸关系上取得主动权，需要采取三个步骤，即恢复两岸协商，签署和平协议，扩大经贸往来。”“如果国民党执政，一定在两年内实行三通。”
台湾“总统”由普选产生。台湾的历史家李敖先生讲：台湾的民主是假的，它受三大因素操控，即黑金政治、族群和宗教。台湾的群众长期在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下，对共产党新中国怀有成见。李登辉上台后，又搞两国论，陈水扁搞去中国化活动，叫嚷“一边一国”，搞人为的隔离，宣传信赖美国对抗大陆，使广大的台湾老百姓并不真正的了解新中国。但随着中国的开放，两岸人员交往的频繁，2005年连战做为国民党的主席来大陆作破冰之旅，2006年又搞了两岸经济论坛，群众的认识亦在逐渐转化，但群众有安于现状的心态，政治人物总想迎合这种需求。在台湾真正旗帜鲜明主张和平统一的政党和群众的力量尚未形成。群众还难以得到正确引导，左右大局还是泛绿和泛蓝。从目前的政情上看，泛蓝似乎在占上风，但台湾的政情深奥莫测，2004年选举时泛蓝也很看好，但“两枪”和美国的干预，立刻改变了局势。陈水扁的阴谋得逞，美国操控了台湾的政局。
马英九的施政纲领讲了许多，还会继续讲下去，核心内容是：把‘中华民国’的现状维持下去，目前不具备统一的条件，不接受一国两制。主张恢复两岸商谈，实行三通，两岸共同繁荣，加强防卫与美国结盟。前言后语，诸多矛盾，基本调子是30-50年内维持现状，迎合美国和民众。马先生能不能上台？上台后究竟会干些什么？恐怕连他自己也难以掌握，要受诸多因素制约，他要摸着走，我们要静观以待，听其言以观其行。
3、再看看一中国方面，台湾问题事关祖国统一，民族尊严，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把它放在头等大事上，均公开申明对台政策，谋求统一。在两蒋时期，几度秘密与大陆会谈，但阴差阳错，均在几乎达成协议时，因各种原因功亏一篑，留下历史遗憾。李登辉时期，虽在多方压力下达成“九二共识”，但李是台独分子的“刀把子”，搞“两国论”使两岸关系越来越僵。陈水扁不承认一个中国，使两岸会谈无法进行，把两岸关系搞到剑拔弩张的地步。2005年连战的破冰之旅和2006年的两岸经济论坛，虽然给两岸关系带来一线曙光，但他是在野党只代表群众的意愿不具有权威性。2005年国家通过“反分裂法”，给维护国家统一以法律武器。
与此同时，也要做好大陆人民的工作，据本人所接触的范围，有的人很重视祖国统一这件大事。但也有些人由于文化素质所限，对台湾的历史和现状并不十分了解和关心。我们要运用我们组织宣传的优势做好这些人的工作，出版普及台湾历史、现状的小册子，人手一册，使人人皆知。
我们也要与美国的友好人士一起，做好美国人的工作，这很重要，使美国有制衡鹰派的力量，要在美国宣传罗斯福总统、史迪威将军和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与中国人民共同抗日的历史，宣传中国人民保护美国抗日飞行员的事迹，在美国搞巡回展览。也要做好美国官员、议员的工作，请他们来看中国真实的情况，这样有助于减轻我们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阻力。
我们还要在全球做好工作，这是软实力的重要一环。俗语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们要在全球广交朋友，使真正拉开架式进行较量时，对手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这也是我们得以致胜的重要条件。但创造这些条件又和自身的综合国力与军事实力攸关，最后还是一句话要自强。
综合三方的企求，台湾方面抱着“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不触怒大陆，取得暂时偏安的局面，即不独、不统、不战保持接触，得到实惠。美国希望维持台湾的现状，使中国处于分裂的局面以制衡中国。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平崛起，把自己的经济搞上去，只要台湾当局不搞法理台独，对一个与大陆保持接触的台湾现状暂时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台湾有很大可能出现“维持现状，保持接触，短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局面。”
马英九对大陆的企求做了分析，他说：“现阶段而言，大陆有大陆的问题要解决，台湾问题对他们而言确实存在，但并不是最重要、最急迫问题，只要台湾不推动“法理台独”，中共显然不太介意台湾人民选自己的“总统”，照自己的制度运作。”
马英九目前高唱九二共识，但他把九二共识一刀砍成两段，一中一滑而过，强调“各表”。就是说你表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表我的“中华民国”互不隶属，马英九不搞台独，搞“民国独立”，仍不放弃分裂。马英九提出签和平协议，怎么签？和平协议不是临时停火，是有条件的，它涉及主权归属，一个中国的切实涵义，不把根本问题讲清楚，和平协议不是成为永远分裂的法律依据了吗？马先生的“和平协议”底稿什么样？马先生不赞成一国两制，但是不是台湾人民都不赞成呢？不见得，许多台商不是已经接受了一国两制，在大陆设厂，谋取丰厚利润吗？马先生主张三通，这是早就该办的事，陈水扁太“谦虚”了，有功不取留给别人。真的三通，台湾与大陆上上下下密切往来，有利于沟通，有利于台湾人民真正了解祖国，有利于主张和平统一的政党和群众健康成长，相信台湾人民会拥护祖国统一，共享伟大祖国的荣誉。在我有生之年有可能看到祖国统一，老朽期盼这一天，准备美酒为祖国统一干杯！！！
a、钓鱼岛
钓鱼岛面积为4.3平方公里，最高峰海拔364米。它和附近的黄尾岛、赤尾岛、南小岛、北小岛构成钓鱼列岛。总面积6.3平方公里，西南距我国台湾省基隆市102海里，西距我福建、浙江海岸174海里。在地质结构上，它处于我国东海大陆架南侧边缘，和台湾同属我国大陆自然延伸。早在明代永乐年间（公元1403年），我国就有关于钓鱼岛的记载。明朝名将胡宗宪出任抗倭寇总督，在他编纂的《筹海图篇》中，即标明钓鱼屿（即钓鱼岛）、黄毛山（即黄尾屿）、赤屿（即赤尾屿）为福建罗源县、宁德所属的沿海岛屿，在当时中国海防之内。到清代，钦差大臣黄叔璥巡视台湾时所著《台海使槎录》中，称钓鱼岛为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支，时为1722年。
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始图谋侵占我国钓鱼岛。1885年10月21日，外务卿井上馨给内务卿山县有朋的信就是证明。信上这样写道：“近时清国报章等刊载我政府拟占据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之传闻，对我抱有猜疑，且屡促清政府注意。此刻要公然建立国标，必遭清国疑忌。故当前宜限于实地调查及详细报告其港湾形状，有无可待日后开发之重要物产。而建国标及着手开发等，可待他日见机而作。”
10年之后机会来了，1894年底，清朝北洋舰队在中日甲午海战中为日本击败，日本胜券在握，于是乘机霸占了钓鱼列岛。1895年1月，日本以“阁议”的形式把钓鱼岛划归为冲绳管辖。同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割让台湾给日本，钓鱼岛被日方更名为“尖阁列岛”。
以上历史说明，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马关条约》之前强行霸占的，也是美国霸权主义者为重新武装日本，称霸世界，在中国领土上安下的暗雷。
关于钓鱼岛问题，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在30年前著书，明确指出：“钓鱼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他指出明治维新以前中、日的史料中，从未见过“尖阁列岛”这个名词。他引证日本仙台学者林子平在1785年所著的《三国通鉴图说》之附图，这份彩色地图把钓鱼岛与中国大陆共同标为粉红色，毫无疑问，林子平是把钓鱼岛视为中国领土。
1894年，日本在自己发动的甲午战争中已稳操胜券，因此天皇政府断然决定占有钓鱼列岛。这些论述与中国的论证是一致的。（摘自1996年10月23日《参考消息》）
b、琉球国的覆灭
1943年，美国曾想把琉球交给中国。
早在1942年宋美龄访问美国时，罗斯福总统就表明过把琉球还给中国。
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11月23日晚，蒋介石携王宠惠与罗斯福单独会谈。罗斯福对蒋介石说：“琉球群岛是许多岛屿组成的弧形群岛，日本当年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抢夺该群岛的，也应予剥夺。我考虑琉球群岛在地理位置上离贵国很近，历史上与贵国有很紧密的关系，贵国如想得到琉球群岛，可以交给贵国管理。”罗斯福这番话，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不知该如何回答，过了老半天，才对罗斯福说：“我觉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国标托管给中美共同管理为好。”罗斯福觉得蒋介石不想要琉球群岛，故未再往下说。11月25日，蒋介石与罗斯福再次会谈时，罗斯福说：“我反复考虑，琉球群岛在台湾的东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们东部的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你们得到了台湾，如不得到琉球，台湾也不安全。是不是与台湾、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你们管辖？”蒋介石在犹豫，罗斯福以为他没听清，又补充了句：“贵国要不要琉球，如想要，战争结束了，就将琉球群岛交给贵国。”蒋介石犹豫再三，最后回答说：“琉球的问题比较复杂，我还是那个意见，中美共同管理为好。”罗斯福明白了：蒋介石真不想要琉球群岛。蒋介石的态度让罗斯福感到不可思议。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改变了对中日两国的态度。开始扶植日本为其亚洲战略服务。美国在琉球问题上的立场，也发生重大改变。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的完全主权，1972年，美国将琉球诸岛交给日本。（摘自2005年7年月22日《环球时报》）
美日用冲绳牵制台海
自2005年10月底以来，冲绳民众不断抗议，要求关闭美军基地，而美日政府都不答应。为什么美日如此看重冲绳？一名日本自卫队官员的话代表了美日的想法：“战略上，谁控制了冲绳，谁就牵制了台海。”
冲绳县位于日本西南部，由49个有人居住的岛屿和若干无人岛组成。整个冲绳县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长约400公里。冲绳岛处于中国大陆、台海与日本本土的中间位置，日本视之为“西南的国门”。在第二次大战后期，美国为占领冲绳，曾与日军展开极为惨烈的战斗。二战后，美军建设成为重要军事基地，称之为美国“在太平洋的枢纽”。日本防卫厅2005年1月的数据显示，日本的88处美军基地，有36处在冲绳。位于冲绳西南部的嘉手纳空军基地，是美国在本土以外，具有快速反应作战能力的最大的空军基地，驻扎着美军第18航空联队等各种部队9000多人，此外，冲绳还一直是美军重要的前沿侦察基地，美军多种电子侦察机、反潜巡逻机经常从这里升空，执行侦察监视任务。
当年日本人是先据琉球（即冲绳），再找借口侵犯台湾。此外，冲绳也是掐住台湾北部航运的要冲，基隆港与中正机场的出海和航空线都在冲绳的掌握范围内，是日本盯着台湾的“桥头堡”。2005年2月，美日“2+2”安全磋商委员会议，公开把台海纳入美日的“共同战略目标”，从此之后，美日跟进了一些具体措施，搞“中国威协论”，制造中国军队入侵冲绳的假新闻，放言“只要有外来侵略，首先遭殃的就是冲绳。”他们这样狂吠的目的只有一个，贼喊捉贼，牵制台海。（摘自2006年1月4日《环球时报》）。
事物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当年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现在只能充当美国的小伙计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时，亚洲只有日本是独立的国家。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其他印度（包括现在的巴基斯坦、孟加拉）、锡兰（现名斯里兰卡）、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是英国的殖民地，越南、老挝、柬埔寨是法国的殖民地，泰国名义上是独立的国家，实际上是英、法势力的缓冲国，两家共管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是荷兰的殖民地，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日本入侵这些国家之后，美、英、法、荷军队败走，当地人民起反抗。日降后，英、法、荷、美殖民主义者又想恢复他们的殖民统治。经过艰苦反殖民主义战争，亚洲的国家均取得独立。二次大战后非洲国家也纷纷独立，帝国主义势力一落千丈。
当今世界，许多新兴国家在蓬勃发展，势头喜人。帝国主义和他们的代理人还不断发动局部的侵略战争，许多人民仍在苦难中挣扎。世界向什么方向发展？是单极世界还是多极世界？可能形成几大势力集团？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仍是人民关心的焦点，现将每天读报的资料略加分析，供读者参考。
1、美日同盟。
美国是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二次大战时，它与苏联、中国、英、法结盟在欧亚两大战场上作战，担当了反法西战争的重要角色。战后，在盟国中它是唯一本土没有遭到破坏的国家，成为世界上政治、经济、军事最强的帝国。它实施“马歇尔计划”贷款欧洲复兴，欧洲各国要仰仗美国的鼻息。日本在美军的占领下，恢复了经济并重新武装起来，美国帝国达到第一次极盛高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美国一强独霸世界，达到第二极盛时期。进入21世纪，侵略成性的美帝国已开始陷入伊拉克的泥潭而难以自拔。
挪威政治和社会学家约翰·加尔通预言：“美帝国主义在走下坡路，对美国言听计从的国家比以前少了，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我观察了这个帝国的世界影响，我认为它的日子屈指可数了，2020年这个帝国就将崩溃。”加尔通先生现年75岁，1980年他对苏联的前景做过预测——苏联解体，1993年曾获得甘地奖。
美帝国主义是否像加尔通先生所断言那样崩溃，我缺乏研究，不便轻易附和。但他所指的美帝国主义在走下坡路我有同感。由于世界各国的发展使美帝国主义不可能再有第三次高峰，它确实在走下坡路，所谓下坡路是相对的，不是它的经济、军事实力在下降，它的科技在衰落，而是说它的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在世界上相对地缩小。它到处树敌，是世界上最大的“麻烦制造者”，受到伙伴的反对。打起仗来力不从心。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坦言“在伊拉克战争的头三个星期里，也就是进军巴格达的过程中，美国的高科技武器占据上风，但接下来的三年真正战争中，却变得相当没用。”美国的世界战略是准备在世界上同时打两场规模战争。这是疯狂的好战言行。但美国也有较理智的声音，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讲：“不要将占据优势与无所不能混为一谈。”反映出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力不从心的实态。
美国每年有庞大的军费开支，2003年入侵伊拉克时美国的年度军费是4298亿美元，超过俄、英、法、德、日、印度、中国七国的军费总和。美国在140个国家有军事存在。伊拉克战争后每年追加预算，2005年达6000多亿美元，这是美国人民的沉重负担。美国在伊拉克死亡人数已超过3000人，这都是美国人民难以接受的。美国人民和议会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战争持不同意见的人越来越多，布什政府的威信在不断下降。
美日同盟，是控制与利用的联盟，美国既想控制日本防其东山再起，又想利用日本补充其力量不足，为美国分担一部分军费。日本则想抱着美国这条粗腿走向亚洲，走向世界，成为政治上有影响的军事强国，日本争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充分代表日本的幻想。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虽然名义上结束了幕府军阀的统治，但日本的新军阀以天皇做招牌，走上一条侵略、掠夺、再掠夺的军国主义道路。将日本民族推上可悲的逆境，也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时至今日一些军国主义的子孙们仍旧梦难醒，这些人不顾历史，不视现实，把日本捆在美国的战车上，想借他人之威走上大国之路，也实在有些可悲。亚洲已不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亚洲了，日本是旧梦难圆。
2、中俄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
中俄为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中亚的主要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除土库曼斯坦外均为上合的成员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的有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蒙古。中亚和俄国拥有丰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在世界上8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中，上合组织成员与观察员占有4席，很可能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核弹头。
上合组织正式宣布不是军事组织，但上海合作组织指出：“一旦发生威胁和平与稳定的紧急事态，成员国将立即协商共同采取应对措施。”开始带有战略色彩，将安全问题作为考虑范围。中俄联合举行军演，上合组织也组织反恐演习。上合组织成员和观察员当中的俄、哈、伊朗蕴酿成立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欧佩克。上合组织2005年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那召开的首脑会议上，呼吁美国从中亚撤军，而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的印度、巴基斯坦、蒙古、伊朗没有提出异议。
A、中俄战略伙伴的关系在加强
军事上的合作，欧美的尖端技术禁止向中国出口，美国、日本一再反对欧洲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只有俄国向中国供应较先进的武器，这对改善中国的军事装备发挥积极的作用。中俄解决了边界问题，领导人、议会各层次的交往频繁，共同受到美国和西方的压力，中俄两国的伙伴关系逐步加强。
B、俄国的石油、天然气供应方向向中国倾斜。俄国向东方输出石油的途径，首先通过火车向中国供应。俄新社莫斯科5月29日电，哈萨克斯坦——中国石油管道本月正式供油，中国每年从这条管道获得2000万吨石油。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石油，而油源的80%是经过马六甲海峡走海路运输，油轮当中只有10%是中国的，在运输路线与运输工具上存在极大的风险。中哈管道输油给中国增强了安全稳定的因素。与中哈石油管道并行的还有天然气管道。俄国由西伯利亚通往大庆的管道供油后，俄国和中亚的石油、天然气源源不断流入中国，俄国向中国的电力供应也会加大。上合组织形成货真价实的战略伙伴关系。
C、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向中亚和俄国输出，俄国和中亚人民得到实惠，改善生活。
D、泛亚铁路的核心地带。2006年4月12日，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理事会第62届年会在印尼闭幕，年会通过的泛亚铁路网今年11月由各国正式签字。计划在亚洲建四大走廊，除其中一条连结东南亚各国外，其余三条都经过俄国、中国、哈萨克斯坦、蒙古、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建成后朝鲜、韩国、印尼的货物经中国、俄罗斯、中亚到达波兰、芬兰和德国，而上合组织国家是核心地带，必经之路，这将给上合组织注入无穷的活力。
E、中俄印“三角战略”。这是俄国人首倡的，早在1998年12月，时任俄国总理的普里马科夫访问印度时，首次提出这项构思。他说：“全世界许多问题要取决于印度，中国和俄国的态度，如果能建立俄、中、印三角关系，那就太好了。”他主张俄、中、印团结一致，形成新的力量中心，与西方七国对话。2006年7月17日，作为八国峰会的压轴大戏，俄、中、印三国领导人会议正式举行。这是所有新事物中最引人注意的一项。国际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把中、印、俄和德、法一起，并列为世界上除美国之外的“主要的和积极的地缘战略棋手”。如今这些棋手开始出招了。三方讨论的主要议题：能源合作，经贸和反恐。这个三角同盟今天只是上了议题，尚未真正形成“团结一致的新的力量中心。”
俄国人的“三角战略”是从当前的世界政治格局出发的。俄罗斯远在沙皇时期是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沙皇的远东梦想，遭到新兴日本军阀的打击没有圆成。苏联时期日本也是苏联的宿敌。苏联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包括所谓兄弟国家）也经常反映出大国沙文主义。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接近崩溃边缘，寻求西方支持，西方则落井下石。美国千方百计的打压俄国，在原俄国的势力范围内格鲁吉亚、乌克兰搞“颜色革命”。欧盟和北约在俄国的抗议下，不断东扩。在东方与日本的领土问题矛盾尖锐，俄罗斯在亚洲寻求盟友是它必然的考虑。
中国在美日同盟的威胁下，也希望与俄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印度的心态则比较复杂：一、印度本身有其大国地位的雄心，与中、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会提高其大国地位；二，从苏联时期印度就与俄国建立起传统的友好关系；三，印度与美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过份与中、俄靠近影响与美国的关系，但也会增加与美国对话的筹码。
所以这个“三角战略”要看各方外交战略成果。在这方面俄国拥有丰富的能源，是一张扑克牌中的“joker”，据有很大的诱惑力。
3、东盟：
东南亚国家联盟由东南亚十个国家组成。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每个国家在国际上所能发挥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可是他们组织起来，就不是微不足道了，而是逐步成为亚洲新的权力中心。美、中、日、俄、印度实力较强的国家，必须与东盟处好关系，否则在东南亚地区就被边缘化。东盟巧妙地利用大国间的矛盾，最终把区域合作的领导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世界权力集团中，占有一席重要阵地。
大国角力成就东盟，东南亚原是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不能容忍任何一个大国在该地区发挥主导作用。美国放弃了运用霸权的手段干涉东盟的内政外交，转而以拉拢为主，借以抬高东盟的地位。
东南亚地区一直是日本的“经济后院”，经营已久。日本要想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必须得到东盟的支持，日本想遏制中国的发展也想请东盟帮忙。日本运用经济援助的手段，“巴结”拉拢东盟。然而日本的“经济牌”效果不佳，不论是在争常还是在东亚峰会，东盟并没有给日本以足够的面子，日本恶化中日关系也遭到东盟的批评。
俄罗斯与东南亚有不解之缘。苏联解体后，俄国国力大衰，不得不从越南撤走军事基地。但东南亚成为俄国重要军火出口市场，面对欧盟东扩的压力，俄国被迫把目光转向亚太，加入了东盟的10+1双边机制。
印度早就提出“东向政策”，积极介入东南亚的事务，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东盟地区论坛成员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议，顺理成章地进入东亚峰会会场。
东南亚是中国的重要周边地区，只有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才能保障中国的南部安全。防止有人在东南亚地区插手台湾问题和南沙争端，是中国关切的重大问题。中国在大国当中是最早认识到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中国一贯支持东盟发挥主导作用。中国用诚意取得东盟的信任，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第一个与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用实际行动赢得东盟的尊重，中国的作为有助于东盟提高国际地位。（以上引自《东盟正式成为权力中心》，《环球时报》2006年2月7日，作者：陆建人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
4、拉美左翼集团
拉丁美洲泛指中美洲与南美洲，历来是美国的“后院”。1823年12月2日，美国第五届总统詹姆斯·门罗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美国外交政策原则（史称《门罗宣言》）或“门罗主义”中，即“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在这个口号下，公然把拉丁美洲划为美国的势力范围。180多年来，在拉美问题上，美国把“门罗主义”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石，外人不得染指其后院的事务。美国曾不遗余力地干涉古巴、智利、巴拿马、格林纳达、尼加拉瓜等国的内政。如今美国眼睁睁看着巴西、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等国家的政权落入左派或中左派的手中，而无可奈何。
埃菲社哈瓦那2006年4月29日电，古、委、玻三国联手“抗美”，推动经贸一体化。三国领导人在哈瓦那签署两份协议，即玻利维亚加入2004年12月古、委两国签署的《拉美玻利瓦尔选择》组织，及由莫拉莱斯倡议的《人民贸易协定》。莫拉莱斯在签字议式上说：“我们用这两件武器击败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由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委内瑞拉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与美国倡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相对立。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卡斯特罗并肩，是反对美国“无能帝国”、“纸老虎”的旗手，他主张把犯有“种族灭绝罪的美国总统布什关押起来。”2006年5月，他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之一。
在美国的“后院”里如此叫骂美国总统，美国是难以容忍的。美国2006年5月15日宣布对委内瑞拉实行全面武器禁运。委内瑞拉毫不在意，宣布将购买100万支步枪，美国胆敢入侵委内瑞拉就打一场人民战争。[美联社莫斯科2006年7月22日电]俄国国防部长宣布：“俄国将向委内瑞拉提供30架苏—30战斗机和30架直升飞机。苏—30战斗机将代替美国的F16战机，俄国的战斗机将在美国的后院盘旋。”委内瑞拉是世界上第五产油大国，在油价高昂的情况下，有充足的财力。《泰晤士报》称查韦斯上台以来向拉美国家花了270亿美元，同时期美国对该地区只投入130亿美元。查韦斯替阿根廷还23亿国际债务，请85名尼加拉瓜人乘飞机到委国首都加拉加斯免费做白内障手术。查韦斯的慷慨也扩及到美欧，2005年冬天，委内瑞拉向美国部分地区居民提供廉价燃料。查韦斯希望南美国家建立统一强大的集团，并称已与古巴、玻利维亚结成了“正义轴心”。
5、欧盟
欧洲是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的发源地，欧洲的主要国家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凭借本身的航海优势和洋枪大炮，征服了世界，统治全球达两个世纪之久。他们疯狂地掠夺殖民，用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和白骨堆积起欧洲豪华的殿堂。20世纪后半页殖民地纷纷独立，他们失去过去的辉煌，为对抗社会主义的苏联，他们只好允许美国参与保护欧洲，成立“北大西洋公约”。保护欧洲的最高司令长官却是美国人。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几次争吵，要司令官换成欧洲人，这是实力的较量，终因欧洲与美国实力悬殊，美国人仍是欧洲的司令。
参加欧盟的有20多个国家，几乎涵盖欧洲大陆。他们有欧盟议会，共同市场，统一货币（欧元），只有英国保留使用英磅。拟定了欧盟宪法，虽在两国遭到否决，但不会就此停止。欧盟与美国共同控制着国际金融机构，世界贸易组织，控制着各种各样的专利与各种历史悠久的“名牌”，对后来者附加刻苛的条件，在国际上做不对等的贸易。欧盟的成员国大多数是发达国家，他们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相当的份额。欧盟成员中比较有影响的国家是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法、德明确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只有英国跟着美国跑，但英国首相布莱尔受到各方的指责越来越多，处境困难。从以上情况看，欧盟有共同利益，但在政治上很难说这是个整体，用同样语言说话。
6、非洲国家同盟
非洲国家的发展极不平衡，有的国家已进入正常发展轨道，有的国家处于军阀混战状态，时常发生种族屠杀，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但他们寻求民族独立是共同的，非盟在国际事务中还未充分发挥作用，但它毕竟是一个地区的政治力量。日本人争常最后的一颗钉子就是撞在非盟身上，显示出非盟的作用。从长远看，非洲地区是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它拥有丰富的资源，众多的人口，只要停止军阀混战，发展教育，有了人才，非洲地区会有长足发展。
7、阿拉伯联盟。
由阿拉伯国家组成，组织健全，有定期的外长、首脑会议，对事关阿拉伯的事务表明立场，全球的穆斯林人口近10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6，所以它有较大的影响。但阿盟各国之间由于宗教派系及不同利益的矛盾，帝国主义经常采取打、拉、收买的办法来分化瓦解阿拉伯国家统一力量的形成。
综观目前七大力量集团，目前势头最大的是美、日、英，但这三个国家是不得人心的国家，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帜，一方面吓唬本国的老百姓，使之支持侵略战争，负担军费增加和人员伤亡。对外国则盛气凌人，[法新社雅加达2006年6月6日电]印尼国防部长尤沃诺·苏达索诺直言不讳地警告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美国盛气凌人的反恐战争方针使得世界上很多人将美国的强权视为威胁。”美国反恐战争的后果是恐怖主义扩大化、本土化，英国伦敦的大爆炸，是英国人自身所为，与基地组织无关。加拿大警方也发现当地人准备搞恐怖袭击，也未发现有基地组织的背景。
日美军事同盟的前景，如前所述两个结局，如与中国发生战争，美、日是可悲的结局，日本则更惨，因为它本土会遭到袭击，日本的有识之士已尝到参拜战犯的苦果，在扭转重新走向军国主义道路的倾向，准备修复与中、韩的关系。我们应向日本有识之士直言相告，如果日本把自己捆在美国的战车上，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日本民族会比二战时期输得更惨。
英国的布莱尔已是四面楚歌的政权，英国今后是否跟在美国的屁股后头转，也存在很大变数。这个集团目前貌似强大，但在衰落之中。
上合集团的中国、印度发展势头都很猛，有人说21世纪是亚洲世纪，有一定根据。有人推论中国的经济总产值有可能在2020年赶上美国，这种数字的推论听听可以，难以为据。
中国在迅速和平崛起是人所公认的。不用说每年增长9%，就是5%也是相当可观了，因为基数越来越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军事力量也会加强，与美国的差距会逐步缩小，而且自研的武器是主导，因为就是伙伴的俄国也不把尖端技术卖给中国，这是国家利益所在。更重要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实践，会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认识，使“中国威胁论”找不到市场。中国的“非洲论坛”，“阿拉伯论坛”，“欧盟经济论坛”非常活跃，与拉美的各国已逐步接近加深了解15到20年后，根据中国的综合国力及在全球的影响，美国干涉中国的政策是否会有所调整，恐怕不会是一成不变的。
中、俄、印、巴四个拥有原子武器的大国能友好相处，美帝国主义绝不敢轻举妄动，与三国搞好关系，至关重要。这也是防止美国的冒险行动可能激起三次世界大战的有效途径。
拉美国家异军突起，美国‘后院’这把火看来是方兴未艾，越烧越旺，形成一个新的集团力量，这个集团中有中国的盟友，古巴和委内瑞拉。古巴由于美国多年封锁，发展中仍有许多困难，但它已不是孤立无援了。古、委、玻利维亚三国为核心的拉美左翼力量目前虽然尚未显示出国际地位，今后将会在国际上有其发言权。
东盟的显赫地位不会减弱。欧盟的地位随着新兴力量的突起，在世界的影响会相对减弱，但他们不论是“老欧洲”或是“新欧洲”，毕竟都是发达国家，仍会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其大集团的地位。但不论是欧盟还是美国，有一个新的难题在困扰他们，就是“移民问题”。这个问题已显露头角，法国和美国已突出的成为问题，由于人口下降劳力短缺，廉价劳力应运而起，这些劳力来自拉美和阿拉伯世界。开放，不得了，将会像拦河坝决口一样冲击一切。禁吧，劳力不足，生产难以维持，所以既不敢开，也不敢禁，在为难之中出现了“非法移民”。美国有1200万非法移民，非法移民中拉美人占78%，亚裔占13%，720万人有工作，占美国就业总人数的4.9%。这个问题给美国国会和总统造成了不大不小的难题，法国因此造成为期不短的騒乱。移民增加，美国竟出现了“国语”问题。说明美国传统的英语地位都受到新的挑战。
可见的一、二十年内非盟与阿盟的国际地位看不出会有多大变化。
结束语
“见闻”的初稿由本院姜红同志打印，反反复复改动她不厌其烦耐心服务，令人感佩。
“见闻”成稿后，请老同学王东明、李公绰、北大教授梁英明，沈阳校友会佟月冰帮助审稿，得到他（她）们的热情支持，他（她）们逐字推敲，付出辛勤的劳动，我由衷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