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河北定州的女学生，（美）西德尼·甘博
“那时的大学是为有钱、有势、有权的人家开办的，穷苦人家根本上不起大学。”
1931年11月12日，星期四，天气阴沉沉的，但不像下雪的样子。
这天是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休息一天。当时还在河北省女子蚕桑师范讲习所读书的张桂英，吃过早饭，翻了会儿教科书，九点钟就从北平安定门内琉璃寺胡同的学校出来，向西兵马司走去。
河北省委代表平杰三，负责重建北平市委，以私立华北学院学生的身份为掩护。
如今的北京琉璃寺胡同
华院成立于1922年，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创办并担任首任校长。最初设想是革除公立大学的弊端，满足更多年轻人读书的需要，以宽进严出为原则，但现实却是“社会贤达”兼职教授过多，又滥收学生，连桂英同志都吐槽：
“北平大学中最次的学校，这个学校光要学费、不管学生上课与否。”
可正是管理的宽松，为我们的地下工作提供了便利，北平地下党通过关系，买出来校徽，让同学们工作时佩戴，掩盖真实身份。平杰三同志就以该校学生身份，住在西兵马司的一所学生公寓里，做党的工作。当天去找平杰三，桂英也带了一枚，可以在发生意外时，应付一下。
这个小细节，保护了桂英在桑蚕女师的学籍，更保护了她刚刚组建的党支部和蚕桑女师其他党团员的安全。
私立华北学院（华北大学）大门
路上，桂英想到自己的求学之路，不禁唏嘘。一抬眼就看到万松老人塔，兵马司胡同不远。走过中央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往西走就到了平杰三同志的住所。
一敲街门，里面窜出来俩人，不由分说，堵着嘴就把桂英往里拽，然后迅速关门。桂英心想出事了，警察已经拿着手枪对着她，于是立即说：
“我敲错门了，我是找白小姐的。”
已经来不及了，敌人绳捆索绑，把桂英推到一个墙角，然后继续张网以待。好在当天，平杰三同志只约了桂英同志谈工作，所以直到天擦黑，除了他们俩，敌人一无所获。
五点来钟，一辆警车呼啸而来，把人抓到前门公安街的北平特别市公安局拘留所，分别羁押。
解放初期的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这是作为革命者的桂英，第一次入狱，监狱生活对于女学生出身的她，完全是煎熬。
睡得大通铺，每天人满为患，晚上挤得实在无法入睡。凌晨天还漆黑，就被叫起来坐着，晚上九点钟一声令下，就得躺下睡觉。每天两顿饭，每顿一人一个窝头，一碗白菜汤，汤里油、盐全没有。只要在拘留所住几个月，两腿软的走不了道，头发晕，眼发黑，真像是从地狱里出来的人。
此外还要皮肉受苦，虽然法官称桂英为“小孩儿”，桂英看起来瘦瘦小小，自报年龄“十六”，完全是个小姑娘，但敌人对她却毫不手软，皮鞭、木板等种种酷刑，都尽量安排。
华北学院首任校长蔡元培
法官们还“现身说法”：
“说实话吧？我们过去都是共产党，只是感到共产主义在中国行不通，我们才干不了，现在我们参加了国民党。你不要害怕，你年纪还小，你只要说了谁是共产党员，谁领导你，和你一块被抓那个领导谁，北平都有谁是共产党，共产党的组织在哪里。我们保证你没事，你要想工作，我们每月给你30元。”
当时北平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费平均只需要30元左右，小学教员月收入40块，国民党这个开价相当优渥了。
没多久，出卖平杰三的叛徒陈伯英，也来假惺惺地接关系，问还有没有关系需要接，他很坚定，还在坚持战斗。
华北学院校董事会董事长宋哲元
由于外面已有交代，所以敌人的阴谋并没有得逞。但由于陈伯英作为河北省委派到太原，临时整顿党组织的特派员，对平津和山西的情况非常掌握，造成多名领导同志被捕牺牲。其中一位就是曾任北平市委书记的任国桢同志，他的革命伴侣陈少敏同志，党内人称“陈大姐”。后来在天津从事地下工作时，就是桂英的直接领导，又一同被捕入狱，生死与共。
几次被捕和监狱生活，让年青的共产党员桂英，淬火成钢。
1933年底，刚刚出狱的桂英被调到冀鲁豫特委，担任机要秘书。
冀鲁豫特委的前身是直南特委，隶属于河北省委，即原来的顺直省委。所辖区域包括今天冀鲁豫三省交接的广大地区，其核心区域主要包括磁县、大名、南乐、清丰、濮阳、东明、长垣等县。
直南党组织活动区域图
这里在政治上处于混乱状态，各派系军阀不断拉锯，你方唱罢我登场。军阀势力主要集中于城市，其势力不能绝对控制广大的乡村地区，反动的触角难以纵深，基层政权多掌握在土豪劣绅手中。豪绅是军阀的地方包税人，在替军阀征收捐税时层层加码，长收短出，大肆贪污肥己，采用各种暴力方式强行收捐收税，造成大量农民的破产。
本属于人民群众用作再生产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或是充作军费，或是变成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的个人资产，社会再生产能力严重下降，经济生活受到严重侵害。
华北学院校旗、校徽
有两组数字很说明问题：
其一，地主和富农的人口占直南地区总人口的10%以下，而他们所占有的土地却在80%以上；
其二，地主、富农采取“麦二八、秋三七”的办法，对农民进行地租剥削。即麦收的80%归地主，20%归佃农；秋收的70%归地主，30%归佃农。
直南的很多地主又兼放高利贷，有的甚至印发纸币，利息一般是月息3分，后来又涨到4分、5分、8分，实行“子期”、“月银”，借洋1元，一天一个铜元利息，一个月为期，本利归还。如到期不还，就将利息变为本银，按原利率出息，这就是“驴打滚，利滚利”。债主怕穷人到时还不了债，就规定以房产地契为抵押，到期归还不了，房地产就归债主了，当地称之为“地保帐”。
华北学院学生会《华大》杂志编辑委员会全体摄影
夹在军阀与豪绅中间的地方政府，无暇、无力亦无心修建农田水利设施。造成人祸之外，天灾不断，此外还有土匪，资本家的剥削，帝国主义势力的文化渗透和经济掠夺，使人民群众苦不堪言，反抗的烈火在地下不断积蓄。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20年代初期，以磁县、邢台、隆平、大名为代表，直南各县的党组织纷纷建立。大革命前后，工人和农民斗争，更是风起云涌。1930年6月，根据形势发展，成立了中共顺直省直南特别区委员会（简称直南特委）。
回到冀鲁豫，这里是她的家乡，可她的父母亲，却被这里的土豪劣绅活活逼死，如今作为共产党员，重回家乡，要和同志们一起，与这里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桂英的心情百感交集。
北平华北大学校址平面图
在濮阳县城里，一个秘密交通站，桂英见到了组织部长王从吾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随后，从吾同志又派宣传部长王卓如同志通知桂英，到安阳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和秘书长王明同志接关系，并说接上关系后，要以夫妇名义住在一起，以便开展工作。
这其中有一条工作纪律，就是“单线联系”。
桂英来到濮阳，虽然知道特委书记是王子青，却并没有直接见面。接组织关系是一个人，安排工作是另一个人，然后具体开展工作又是一个人，此后桂英配合王明同志工作，和王子青、王从吾、王卓如同志，基本切断联系。
此王明非彼王明，他原名王兴让，河南磁县（今属河北）人，1910年出生，出身贫农家庭，1924年考取大名河北省立第七师范。
北京兵马司胡同
上篇提到过，当时大名一共三所名校：男七师、女五师，还有就是省立十一中。冀鲁豫地区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基本都出自这个范围。
在七师这所著名的红色学校里，王明1930年入团，当年转党，他的介绍人之一，就是我曾经介绍过的李尊荣同志。
革命者的一生，不断充满考验。日后的考验先不说，在大名七师临近毕业，学习成绩优秀，眼看就要拿到文凭，工作都找好了的王明，党组织突然通知，需要他脱下长衫，告别窗明几净的教室，深入煤矿，下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巷道，去搞工人运动。
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只要党的工作需要，王明和他的同志，从来不含糊，毅然放弃个人利益是真正革命者的必然选择。
大名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
只身来到峰峰矿区的西佐煤矿，王明和煤矿工人们打成一片，一起下煤窑，同吃、同住、同劳动，广交朋友。经过深入工作，工人的觉悟不断提高，大家紧密团结在王明同志周围。时机成熟后，王明领导了两次工人“大歇工”，把工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缩短到了8小时，日薪3角6分提高到了4角，还大为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强迫资方提供了必要的安全设施和善后待遇。
歇工斗争胜利后，涌现出的积极分子组成了党支部和工会，工人岗识字班、夜校和免费子弟学校也应运而生，党的工作在这里扎根发芽，群众愿意跟着共产党走，愿意跟着共产党去斗争，从西佐煤矿到峰峰矿区，工人群众被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后来他们又成为抗日斗争的坚实力量。
桂英来到冀鲁豫特委的时候，王明同志接任了已经牺牲的李尊荣同志的工作，主要工作任务是组织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对上级组织和下属人员接关系，对秘密工作安排各种掩护，收取各中心县委、区委的工作总结报告、密写、油印等。
1941年，提灯下井的磁县小矿工（来自光影记忆时光的头条号）
当时白色恐怖正浓，濮阳一带的冀鲁豫边区，虽然是三省交界的边沿地区，没有大城市那样森严，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方针是一样的。他们在农村加强了控制，搞了保甲制度：十户为一甲，五甲为一保，一家发现共产党，其余各家都要受到株连治罪。
这种形势下，为了应付恶劣环境，党的领导机关必须采取家庭化的形式出现，以此开展党的工作。地下党干部必须职业化，工作机关必须家庭化，你有一个正当职业，有个看起来正常的家庭，敌人才不会注意到你，单身男女，又没有正当职业，整天出出进进，敌人又不傻，普通老百姓，左邻右舍都会觉得你不正常！
形势需要，特委的主要领导都要找位女同志扮演“夫妻档”，桂英的女小老同学，此时也已经参加革命的尚其贵、张季梅同志，还有桂英的老领导，此时也调来的陈少敏大姐，都在尽职尽责，扮演各自角色。
1959年10月1日，陈少敏、邓颖超、帅孟奇、钱瑛（从左至右）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
特委秘书长王明同志的公开身份，是安阳火车站附近开“磁货”店的老板。磁州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金，多为民窑日用瓷，老百姓用的东西，所以销路广泛，俨然“北方瓷都”。磁县人卖瓷器的极多，车站附近更是“磁货”云集的地方，他是磁县人正合适。
王明同志的“家”，也就是特委秘书处的办公地点，在安阳东关附近的毛家庄。这里需要一位“女主人”看家，在革命词汇里叫“坐机关”，是地下工作的重要一环，既非常琐碎繁难又异常危险的工作。说琐碎，外地来接头的同志，需要招待吃喝，安排住宿，接通所需要的联系，掩护本地行动，送上新的征程；说危险，在白色恐怖下，既有敌特，更有叛徒，稍有差池，坐机关的同志首当其冲，没得跑！
所以，需要一位女同志，斗争经验丰富，更要对党绝对忠贞。
磁县彭城镇城门
最初，卓如同志交代工作给桂英时，21岁还没谈过恋爱的桂英，听说要以夫妇名义住在一起，不禁心跳加速，脸色羞红。
王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多大年龄了，家庭情况是个啥样？
桂英心有疑问，却不能说，党的地下工作有铁的纪律，任何人也不能询问相互情况。在那种随时可能被捕的恶劣环境下，这是一条防波堤，万一有一方，突遭抓捕，知道越少，自己和同志都越安全。
想通这个，桂英心里想：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党组织叫干啥就干啥好了。”
约好的日子，俩人在安阳火车站附近一家旅店门口“偶遇”。
抗战初期的安阳
为此，桂英也要早做准备。出去上学，后来在天津从事工运，她一直是直而短的女学生头，一袭蓝色的阳丹士林旗袍。如今扮演已婚农村妇女，为了适应农村环境，不“扎眼”，就必须处处注意细节。除了穿着打扮，头发也必须用假发“绾纂纂”。
一个小商人打扮的青年人来回走动，桂英觉得有可能是接头对象，赶紧左手拿出白色手帕，擦了三下汗。对方看到后，立刻右手摘下黑色礼帽，晃了三下。
车站距离毛家庄不远，很快就走到了，房东老大爷毛仲元是我们一位同志的亲戚。此前就打好招呼，这次又专门跑一趟，介绍托付一下，说是自己的七师老同学，知交朋友，在安阳做买卖的。最近生意比较忙，特意把“家里的”接来，准备生意在此好长做下去。
毛大爷是个老实人，一个劲表示会好好照顾。
为了演得像，这位初见面的同志，进院子就喊：“大嫂在家吗？”
桂英有点不适应，多少年后她还记得当时的感觉：
“我听到喊声，头嗡地涨了许多。没有照镜子，脸也不知道红成什么样子。我这个刚刚和王明接上关系的人，又根本不是真夫妻，真是‘大闺女应大嫂，心欲跳出脸发烧。’”
工作需要，实在不好意思，也得毫不犹豫迎头就上，桂英很泼辣自来熟地回答道：“在家咧，大兄弟快进家来吧！”
顺利应付了这个场面，毛大爷一家更加相信王明和桂英这对“夫妻”，“王大嫂”后来就成了桂英同志在当地的正式称谓。
不过百密一疏，桂英初来安阳，还是学生头临时改的，一时半会儿，头发长不长。此前又一直是城市生活，完全不会绾纂纂，接上去的假发髻，用发卡卡不紧，头油又大，不断往下滑，一天要卡多少次。结果就被房东家二儿媳发现了，好在我们的同志跟她老公公是亲戚，她又对桂英印象不错，就问在当面了，头发为啥总掉？
桂英脑子转得快，叹了口气，赶紧回答：
“母亲死的早，一直和爹爹在外边逃荒要饭糊口，得了病，生了头疮因没钱治疗，把头发都掉光了。新长出来的头发短，梳上去总往下掉……”
这话半真半假，想起去世的爹娘和他们的不幸遭遇，桂英吧嗒吧嗒直掉眼泪。这也是劳动人民家的善良女性，二嫂子非常同情，此后再无疑惑，有时还帮着桂英梳头，直到自己的头发长长了，这关就这样闯过去了。
王明、桂英租住的是毛家原来的牲口草房，条件非常简陋。地下工作没有浪漫，有的只无数同志们付出生命代价的是血的教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生活要跟身份相符。虽然他俩都是学生出身，在那个年代，也算是标准的大学生，但要求农民出身的小商人家庭人设，就必须尽量按照周围农民群众的习惯去生活，不能有丝毫特殊，半点马虎。
吃饭是难以下咽的窝窝头、酸浆饭，好久不洗澡更不用说，也不能刷牙，甚至上厕所都必须用砖块和土块。
既然演得像，就要假夫妻当真夫妻处，但共产党人有底线，也有纪律。
俩人的大床是房东两张小床并起来的，忙工作是忙工作，夜深人静开始刻印文件，忙得再晚，睡觉也得分床，早上再把床并到一起，被子也叠在一起。王明的衣服脏了桂英洗，破了桂英补，饭也是桂英做，做好后再端给王明吃。有时晚上做好饭，王明在外面跑工作，回不来，桂英就等着，听到声响就去门口接几趟。
桂英坐机关不容易，王明同志这个秘书长更不容易。
每天天不亮，吃过早饭就出去，没有在“家”呆过一天，风雨无阻。骑一辆破自行车，每天奔波二、三百里路，在清丰、南乐、濮阳、内黄、东明、长垣、磁县、安阳、武安、林县等县，传达布置特委工作，下发文件、征集党费。晚上很晚才回来，回家时衣服总是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有时候我们的同志不在，不仅收不到党费，而且连管饭的人也没有，只好饿着肚子跑回来。然后草草扒几口饭，就得忙着刻印文件。
骑自行车的民国北方青年
我们的党，当年被敌人叫做“穷党”，一方面我们为穷人谋福利，另一方面我们也的确穷得掉渣。脱产的职业革命者，完全依靠党费吃饭、办公、住房、穿衣和应付环境。还要救济一些家庭极其困难的同志。而当时的党员多数是农民、工人、教员等穷苦人，党员人数又少。由此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党的经费十分困难。
职业革命者，特别是在基层同志，不但生活条件完全谈不上，还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要饿着肚子坚持工作，有点其他收入，也必须投入到党的工作中去。
经济上没有固定充足的来援，穿衣取暖都成了大问题。特别是冬天，草房四处漏风，却根本生不起火炉子，逢年过节还要给房东、保甲长送礼，以跟小商人的形象相符。
由此，长期坐机关的桂英，小腿与双脚，没有一年冬天不长满冻疮的。
抗战初期的新乡汽车站
多少年后，桂英还记得有年春节，上面的经费断了很久，她和王明商量来去，还是要把仅剩的一点钱，买成肉给房东送礼。回到家，年夜饭只能凑合，还剩下一小把红黑杂豆，便用蒜臼捣了捣，做了两碗几乎清澈见底的稀汤充饥。饿得大年初一，在家睡了一天觉。就这样，还要笑容满面地对老乡说：
“昨晚吃得太好，肚子吃的有点不舒服，才躺了一天。”
王明的磁货店呢？没有收入贴补生活吗？
1934年，国民党河北邱县公安局
即便这么小心翼翼，还是出了事，这就是斗争，敌人坏，却绝不愚蠢。
1936年5月6日，王明同志被捕。
吃过早饭，天不亮就出门，王明还不忘每天的“保留节目”，嘱咐桂英：
“如果我晚上不回来，那就是被捕了。你要马上通知“家里（特委）”，还要赶紧搬‘家’！”
深夜，左盼右盼，王明都没有回来。意识到可能出了事，桂英艰难却坚决地做出决定，迅速销毁文件，收拾东西，然后找房东说家里出了事，老人病了，得赶紧走，就消失在夜幕中。
向特委报告后，结束了这段“感情生活”的桂英，组织上安排她到磁县南城村小学当教员，暂避风头，同时为特委提供固定的经费支持。每月12元工资，上缴9元，剩下的是生活费，吃饭穿衣都在其中。偶尔有紧急工作，需要跑一趟，也要自费解决。
1936年，山西汾阳的一所小学
有的仅剩下共产党员的党性和坚持，无数的桂英，坚守岗位，咬牙工作。一次给学生上体育课，桂英往下一蹲，裤子就破了，当时别说替换的，连缝补的补丁都没有，一切都交给了党，个人生活标准一降再降。
在这种情况下，桂英仍然时刻不忘自己的地下党员身份，每天以笑脸面对学生。青少年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她在孩子们身上看到了当年的自己，课上课下，进行抗日救国思想的宣传教育。使学生们认识到攘外安内、不抵抗，中国就没有希望，就要亡国灭种，唯有团结起来，跟日本侵略者斗争到底，才会胜利，才会有希望，青年学生只有参加抗日，投身革命，才有前途和出路。
冀鲁豫的革命者是不屈不挠的，他和她的坚持中，革命的种子已经在群众中深深扎根。在核心区域，1934年仅有支部30多个，党员百余人，可到了1935年底，已经发展到支部275个，党员2195人。这是党在冀鲁豫开展斗争最为宝贵的财富，也是日后动员人民群众进行八年抗战的核心力量，为冀鲁豫根据地的创建、坚持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期间，桂英得到了王明同志的消息，王明同志被敌人判了两年半，关押在安阳监狱。准备期满后，再送到开封“反省院”，这样就可以无限羁押。
组织上安排桂英以“妹妹”的名义探监，告诉王明同志：
“哥哥，咱‘娘’叫我来看看你，还叫你多保重身体，千万不要大意！”
尽管身体非常虚弱，遍体鳞伤，王明同志还是抓紧机会，偷偷写好了给特委的秘密报告，通过桂英传递出去。
民国初期北京监狱中的犯人，（美）西德尼甘博
但是阴谋诡计到了王明同志那里，被截断了。被捕前，他把随身携带的党的文件和密码，都撕碎嚼烂，吃进肚里。被捕后，面对酷刑和诱惑，不管到哪里，王明同志都是三个字：“不知道！”
洒泪告别王明同志，桂英继续战斗。
清末仿照日本修建，民国仍在使用的“京师第一监狱”
1939年冬，桂英同志在担任太行区冀西地委组织部长兼冀西专署秘书。一次到磁县抗日民主政府巡视工作，县长田裕民同志也是老党员，曾同属冀鲁豫特委领导，威望极高。桂英去南城小学当教员，还是老田托关系介绍的。老田给桂英倒了碗热水，还没来得及喝，一位年轻干部推门就进来了。
一开始桂英没注意，可是一听说话，太熟悉了，仔细一看，原来竟然是王明同志！
侵占安阳的日军
原来日军轰炸安阳后，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仓皇南逃，根本顾不上监狱。王明同志觉察不对劲，日军也还没来，迅速组织狱友越狱。他一边找党，一边讨饭，讨饭路上，还被国民党溃军抓了夫，又很快找机会逃出来，继续找党。
很快王明同志就发现新成立的“河北民军第十三游击支队”，尽管打着国民党“河北民军”的旗号，但却遮不住那股共产党人的特殊味道。七七事变后，田裕民等同志恢复了磁县的党组织，共产党员张锡珩同志则建立了一支合法的抗日武装，实际上由我党领导，后来改编为八路军。
当时在磁县，流行一句话，叫“要抗日，找老张！”
如此坚定抗日的，不是革命同志，也是革命同路人，王明同志参加到十三支队，后又到磁县人民游击队，此时正担任磁县路东区区长。
王明同志临时来县政府办事，竟然偶遇桂英，这让两人都欣喜不已，当年地下工作的战友，如今又成为抗日斗争中的战友。
田裕民同志也笑了，说虽然认识你们俩，可却不知道你们还有这出戏？真是小别胜新婚啊！
这句玩笑话，不禁让桂英和王明——两个年轻人的心头，泛起一阵涟漪。互相交代了安阳监狱一别后的情况，此时党的工作已经从秘密变为半公开，有些话是可以说了。到这时候，俩人才知道各自的历史。
说到当年假扮夫妻的心情，王明同志坦言：
“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不考虑个人的婚事才怪呢！但是那样的环境，每天只考虑如何完成党的工作，根本也不敢想这方面问题。”
1928年广州红花岗刑场，周文雍和陈铁军携手面对敌人的屠刀
这就是那时那党那人，是共产党人的高尚纯洁的革命情操，也是如今很多人，特别是作家、演员和年轻人不理解的方面。共产党人号称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具有“特殊性格”，难道你们就真没有正常人的七情六欲？没有七情六欲，那还是人吗？是真人吗？
对于这个问题，后来桂英同志是这样回答的：
“是啊，既然我们共产党人能在敌人的刑具、屠刀下，做到面不改色、气不发喘，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又何止不能男女之间虽在一起，在恶劣环境中，以钢的意志，来坚守党的铁的纪律呢？”
畅谈两年多的假夫妇生活，桂英和王明都认为，确实是对党性和个人的品德最严峻的考验。
龙华二十四烈士中，蔡博真和伍仲文，恽雨棠和李文，笑对屠刀的革命伴侣
王明同志也深有体会：
“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我们的意志，却是钢的意志！”
1939年底，经党组织批准，桂英和王明同志正式结婚，假夫妻成了真夫妻，同志情升华为爱情，他们既是爱人，也是同志，更是战友。
这年，张桂英同志27岁，王明同志29岁。
后记：我是怎么做基层革命史研究的？
本周开始写张桂英同志那篇的下篇。
上来先写句她的感触，吐槽当年的大学——
开封河南大学历史学院，当年我读研的地方
来展现她参加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改变旧世界，这也是旧世界，青少年满怀希望去读书，却读不起书的一个表象。
我原先是做纪录片出身的，作为历史学人，特别喜欢这种现实场景感，可惜没机会做了，否则这些革命者的斗争史，搞一搞，就是很好的纪录片。
于是问题来了，张桂英同志是去找平杰三同志时，在平杰三家门口，被特务抓捕的，这也是她第一次被捕。
北京东四牌楼
张桂英同志的回忆录说，是“1931年的一个冬日里的星期天”，似乎比较含糊。
在哪儿被抓的？
张桂英同志说是平杰三租住的学生公寓，可具体哪里，她没说，也没说当时她住哪儿？
可是既然要有场景感，我就必须搞清楚是几月几号，张桂英、平杰三分别住在哪里？
我已经知道，张桂英同志当时是河北省立蚕桑女子师范讲习所的学生，这样就可以查阅当年的教育公报，得出答案。
北京万松老人塔
但是平杰三同志住在哪里？
按理说应该住在他的掩护身份——私立华北大学附近的学生公寓里，或者住在鱼龙混杂的沙滩北河沿，北大附近的学生公寓里。
原本我是想这样写的，但是不能糊弄大家，也不能对不起我的史料学老师孔学先生，于是就得去找平杰三同志的回忆录。
平杰三同志是我老乡，当年他跟晁哲甫同志搞清丰抗日十人团的时候，还是我祖父的老领导，从这个角度，其实我挺熟悉他的，因此很多年前就买到他的回忆录和文集。
平杰三回忆录
但是我现在住的地方特别狭小，根本放不了这么多书，我有三四万册图书，必须分别存放在亲友家。幸好这本放在父母家，我还记得大致那个纸箱里，于是赶紧去翻找。
闷热潮湿的天气里，折腾一个多小时，终于扒出来平杰三同志的回忆录，还有几本《河北党史资料》、《冀南党史资料》、《河南党史资料》，这才查出来具体信息——
被捕日期是1931年11月12日，平杰三同志提供了关键信息，“那天是孙中山诞辰”，看来张桂英同志的记忆不准确，当天是星期四，不是周日。
不过情有可原，因为国民党“总理诞辰纪念日”，休假一天。都是休息日，难免记错了。
被捕地点在西兵马司。
雨后泥泞的北京遂安伯胡同，1919年，（美）西德尼·甘博
我不去写，这些普普通通的革命者，很少有人去写他们的英勇奋斗、壮烈牺牲，特别是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在革命中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吃什么饭，怎么通勤，恋爱吗？怎么处理感情问题……
好了，该去接孩子，顺便买点菜，准备晚饭了。
2024年7月19日下午17:23于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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