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八点，她结束两个小时的教学，又和孩子母亲沟通了一下孩子的学习情况，布置完作业后匆匆踏上返程。回到住的地方已是晚上十点多，从地铁站走回出租屋的那段路程，她对周遭环境和过路行人格外警惕。
陈嘉曾经是一名课外教育培训机构的从业者，收入可观。
但2021年7月24日，严厉打击课外培训的“双减”政策正式出台，要求现有的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且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失业后也要生活，有信任陈嘉的家长找到她，让她继续辅导自己的孩子，她也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走，在北京的每一天都要花钱，于是她开始偷偷做起私教，坐地铁奔波在北京的多个小区之间。
和陈嘉一样，90后男生张遥也在偷偷从事私教。他之前在教培机构工作了三年，最近也因“双减”而失业。
他一直都是教授中学语文，授课能力得到家长的认可。失业后，很多学生家长纷纷找他做家教，还会介绍自己亲戚朋友家的孩子来让张遥补课。
前不久，有朋友想介绍张遥去某知名互联网大厂做外包公关，他几乎没做考虑就拒绝了，还建议那位朋友也可以跟他一起出来做私教，“你有北大硕士学历，课时费（最高）可以要到上千元！”
不过张遥也知道，虽然现在的日子过得舒服，却非长久之计。
尤其国家还在不断出台政策明确打击各种校外学科培训，“不得在居民楼、酒店、咖啡馆等场所，开展‘一对多’‘一对一’等学科培训”“要求各地对隐形变异培训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
网络上也经常可见各种“顶风作案、补课被抓”“老师补课被踹门掐脖”新闻视频在疯狂流传。
“说不定哪天就被抓了。”张遥深知做私教是游走在灰色地带，只是他现在一时也无法转行，只能一边继续“耗着”一边准备着应对各种机会。
被打乱的人生
陈嘉是东北女生，大学毕业后没多久就赶上了新冠疫情暴发，被迫在家待了大半年，2020年通过面试来到北京的一所教培机构做老师。教学中，她自我评价“充分利用了东北人的幽默基因”，用过人的亲和力赢得了学生的喜欢和家长的信任。
“双减”之前，她对自己未来的短期规划是跳槽到类似于“猿辅导”等大型教育公司做老师，更长远的设想是回到东北老家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教培机构。但突如其来的“双减”打断了她的人生规划。没有更多技能，还要维持生活，她只好偷偷做了私教。
“有的家长比较自觉，会提前跟我说好家里只有母亲和孩子在家，父亲在外工作，一个成年男性都没有。”但毕竟是去陌生人的家中，而且自己从事的工作又多少“见不得光”，几乎每一次登门，她总是会绷紧神经，站在离门口最近的位置，确定环境安全才放松下来。
失业带来的改变不仅是安全感的降低，更有收入的锐减。因为学生数量少了，原来全天满课的状态变成现在零星的几个学生，热衷于买衣服的陈嘉也把原本的置装频率从一月两次降为一月一次。北京社保也已经断缴了，“五险全交齐的话是2600（一个月），太贵了。”
在东北老家的父母也听说了“双减”带来的影响，询问陈嘉的工作情况，对父母她选择报喜不报忧，含混地告诉他们“自己挺好的”。
同样面对父母忧虑询问的还有张遥。他也没有告诉父母自己失业的现状，他对父母说自己所在的公司是做素质培训的不涉及学科教育，不属于“双减”打击对象，所以经营得还不错。
张遥从事私教之所以收入还不错，在于他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教学方法论。比如教作文，他不会让学生死记硬背去生搬硬套所谓的“佳作”模板，而是先和学生一起痛骂包括现行的教材、作文范本等等，在发泄完之后鼓励学生放飞自我，“挖掘他们真正有表达欲、有真情实感的主题”；教阅读理解，他会先带着学生一起读武侠小说甚至网络文学，让学生爱上阅读之后再慢慢过渡到经典文本。
张遥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他知道有不少同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又没有他那么多的私教生源，只能在社会上漂着。
“我们（九零后）这个年龄的还好，有很多三四十岁的教培老教师，他们才是最惨的。他们要考公务员的话已经超龄了，要找其他工作的话也没有行业经验，而且已经不再年轻了，互联网也不会要他们，又拖家带口的，要养活孩子，这种情况的失业者，影响的是整个家庭”。
谢婉茹就是这样一个“最惨的”35岁教培失业者。某重点院校硕士毕业的她，在有了孩子后离开大城市回到老家——中部地区某三线城市，此后一直从事在线教育工作，每个月有上万元收入，也不会影响在家陪孩子，“那时日子过得很痛快，我真的很爱在线教育。”但2021年10月，她所供职的互联网教培机构“轻轻教育”倒闭，她被拖欠了两个月的工资、课时费，以及公司原本应该赔付的n+1赔偿金。
“轻轻教育”是2020年因疫情暴发而意外站在风口，乘势而起的在线教育公司之一。前身是在2014年家教O2O风潮中成立的“轻轻家教”，在2020年正式转型升级为“轻轻教育”，专注做全国中小学在线“一对一”辅导。
后来虽然建了新群，但是之前的上课记录和聊天记录已经没有了。“等于他通过这一波操作，把我们的上课记录全部清空。”
有些人想申请劳动仲裁，但需要去“轻轻教育”总部所在地上海，而且包括谢婉茹在内的“轻轻教育”旗下九成老师都是和第三方签的劳动合同，仲裁程序相当复杂，谢婉茹觉得希望渺茫，于是也签了这份协议，第二天收到了公司打来的1600元。“
公司说发不出钱来，但我那天看家长群统计出来，轻轻欠家长（预交的）课时费有23亿，欠我们老师工资是900多万，这能说是他们没钱吗？就是想白嫖我们吧！”
谢婉茹的爱人是位商人，新冠疫情之后生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经济状况不容乐观。谢婉茹失业后，家庭收入锐减，生活质量急剧下滑。家里的房子还在还贷，他们有沉重的经济负担。给孩子报的乐高班马上就要完课了，她还在犹豫，要不要给孩子停了这些兴趣班。“孩子虽然小，但也意识到家里没钱了，因为他想买的东西我跟他解释说现在爸爸妈妈手头紧张，我们暂时买不了。”
焦虑了几天后，谢婉茹开始寻找出路。现在，她一边在家乡的县城中学做代课老师，一边继续给之前的教培机构学生做私教，不过她收费很低，“都是给学生免费补了几节课后象征性收了点儿辛苦钱，因为他们家长是冲着我才跟轻轻续费的，现在机构跑路了，他们的钱也要不回来，所以我心里过不去。”
宋明远也是被“轻轻教育”拖欠工资的老师之一。2015年从一所名牌院校毕业后，他留在家乡这座发展迅猛的二线城市做在线教育老师。他觉得自己性格孤僻，适合这种不需要出门通勤和太多人打交道的工作，“人事关系简单，教好课就行，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事儿。”失业前，他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出去旅游。今年三四月份的份候还自驾去了西藏，“周一到周五白天白天的，然后周末找个酒店上课就行了。”他本来打算今年冬天去阿勒阿滑雪，因为失业，这个计划泡汤了。
宋明远的前同事们基本也都像他一样转私教了，“都挣扎在温饱线上”。最近，他们在群里商量去上海劳动仲裁的事情，以及如何申请失业补助。
但宋明远不打算去上海申请劳动仲裁，“最后一个月我见势不妙也就没好好上课，所以轻轻拖欠我的工资也不多”，最重要的是，他认为“个人没法告公司的，我认识的老师没有一个能把工资要到手的”。
焦虑的家长
这位母亲已经为孩子锁定了北京的一所王牌高中，陈嘉去上课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她数落孩子：“你已经上初中了，还考这点儿分，一共就200个名额，你考不上怎么办啊！你如果再不学习就给我出去！”
陈嘉从没见过这个孩子的父亲，“据说常年在外，我看过他爸爸的照片，应该是个老总或者知识分子，反正就类似这种，成功人士。”
同样在北京做家教的张遥觉得，他身边补课的家庭和“双减”前基本没有差别。他离开教培机构后，原先的家长都找到他要求继续补课，“没有丝毫的犹豫”。
“从大的层面来说，我们老师还有家长都理解这个政策是好的，何必让孩子们在应试上争得你死我活呢？但是又能如何呢？现在贫富分化这么剧烈，生活压力那么大，家长都不希望孩子被分流到技校当工人，以后在社会上被别人压迫，所以只能继续竞争。如果市面上没有教培机构了，家长会找我们做家教；即便家教也没有了，北京的这些家长会自己给孩子补课。”
在张遥看来，真正受到“双减”影响的，应该是十八线小县城里的孩子。他告诉记者一个他知道的真实的故事：在河南的某所县城中学有一个初二的孩子，之前通过在线教育机构上网课，也能接触到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的优质师资。“他自己学校里的师资水平是很差的，他马上就要中考了，之前上网课，他能够通过好老师感受那种解题技巧、思路和逻辑，这对他的帮助是巨大的。但现在这些都没有了。请一对一家教？请不起！”
在一所县中做代课老师的谢婉茹，看到家乡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后，觉得“双减”是很有必要的。比如她所在的学校每个班都配备了多媒体教学设备，但很多老教师不会使用也根本不想学，“我演示一个函数图像他们都会觉得特别新奇，觉得科技含量特别高。”每个月两三千的工资吸引不来好老师，县里稍微有点儿钱的家庭都让孩子去市里上高中了。
目前，这所县中的高考升学率每况愈下，学生大都是来自农村，谢婉茹觉得她的学生普遍“上进心不强，比较颓废”。但对这些孩子们来说，高考很可能是唯一的上升通道。
谢婉茹认为，大城市过度补课的风气让很多出身富裕但智商一般的学生，挤占了农村底层学子们上大学尤其是上好的大学的机会。“双减打击补课，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助于保证教育公平的。”
但问题是“鸡娃”从来不只是一二线城市的话题。在很多小城市或县城里，补课几乎丝毫没受到政策影响。谢婉茹所在县城的补习班还在正常运转，县城家长虽然消费不起“学而思培优”和“新东方素质教育课”，但会通过人情关系去找谢婉茹的同事们——公立学校的老师补课，因为他们是最懂考试的人。毕竟在县城，“提分”和“升学”才真正有市场。
渴望一份稳定的工作
从东北老家来到北京闯荡的陈嘉本来觉得父母那辈人过于追求稳定，但现在她也在考虑，要不要回老家考个教师编制。“感觉这个私教吧，短期内好好做也能赚到钱；但是长期来讲，总归不是特别稳定。最多做一年吧。”
她听说过有老师做私教会被家长恶意压价。前不久，有位北京的失业教培老师也在网上叙述了她的亲身遭遇：转做私教后到一户人家上门辅导40次，但不仅没有拿到当初许诺的8000元酬劳，还被家长威胁会去当地教委投诉她，老师也只能自认倒霉。因为这个行当目前属于被打击对象，一旦被投诉不仅拿不到一分钱，说不定还会面临教师资格证被撤销以及罚款。
但他的专业考公务员也没什么优势，“合适的岗位特别少，基本只能报那种三无的”，他已经预估到2022年报考公务员的人数会再创新高，因为他的同事们也都在备考。为了不再荒废一年他已经打算离开家乡这座蒸蒸日上的二线城市，去报考一个偏远地区的岗位。
平时，宋明远除了备课上课，就是看书做卷子备考公务员。但“有时也看不进去书”，他对教学生的热情远大于备考。年近而立，他妈妈不断地催他去相亲，“但没有稳定的工作咋相亲啊，跟人家见面后问你是干什么的，咋解释？”
年满35岁的谢婉茹已经失去了考公务员的资格。她认为自己总是很不走运，“你说早不双减晚不双减，非得赶上我35这年双减，要是去年就双减了我还能考个公务员。”她身边已经有同龄的同事开始备考博士，因为政策规定，应届博士毕业生的考公务员年龄限制可以放宽到40岁，如果一切顺利，她的同事还可以在40岁那年赢得一次“考公权”。
虽然已经工作了十年，但谢婉茹的工作经验基本都只在教培行业。她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做家教，毕业后先去了“学而思”，也和同学一起创业搞过补习班，最终在“轻轻教育”做了一名线上教培老师。
即便失业，谢婉茹也压根儿没想过离开教育行业。“我本身是学生物的，这个领域起薪特别低，对中年人来说不是个好行业。”
虽然给学生补课依旧有市场，但谢婉茹觉得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她打算把目前的几个学生带到明年高考结束就不再做了。“我觉得啊，国家既然要管这一块儿，说明这个行业已经日薄西山了，我觉得是当断则断，不断的话必受其乱，还是要找其他的路子。”
前不久，她给几所南方的私立学校投了简历，只有一所给了她面试的机会。她去了后发现，原来是因为一个老师休产假所以要招一个代课老师，“在我之前已经已经有六个人面试了，在我之后还有好几个。”最终这所学校没有选择她，“跟我说是因为我专业不太对口，而且没有线下带大班儿的经验，但也可能是他们觉得我35岁了又有孩子，所以找别的理由把我刷掉了。”
目前，谢琬茹的希望是能够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成为县中的正式在编老师。还好，这所学校的校长是她高中班主任，可以帮她“跑这个事情”。
但即便是正式老师的收入，和她之前动辄上万的月薪比，也是少得可怜。“公立老师的工资主要看工龄和职称，需要论资排辈。”谢婉茹已经准备好要跻身这个全新的赛道，因为这毕竟是一份“不会因为政策就瞬间失业的、稳定的工作”。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您当前使用的浏览器版本过低，导致网站不能正常访问，建议升级浏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