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对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深入渗透，基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在国内外迅速兴起。短短数年内，即时出行、即时送餐、互联网家政服务、按需软件开发、在线劳动众包等新兴行业就已发展成为经济的重要新生力量。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2016年进行的调查表明，在过去一年中约8%的美国成年人曾通过某种在线零工平台取得收入。在中国，据滴滴出行发布的报告，2017年有超过2100万人曾作为司机在滴滴出行平台上提供叫车服务。美团研究院2018年发布的报告也显示，2018年有270多万人曾作为送餐员为美团外卖送餐。
零工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巨大成功在社会上和学界中催生了这样一种主流观点：基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既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微型企业家”，运用知识和网络“实现个人理想中的职业成功以及个人生活成功”；也使得企业可以根据用工需求购买工人劳动，降低用工成本、提高企业效率。总之，基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是一种运用新技术的新型灵活用工方式，可以实现劳资双赢。那么，零工经济究竟是怎样一种经济形式？哪些工作领域属于零工经济的范畴？零工经济产生的背景是什么？零工经济是如何运行的？它对不同类劳动者的影响如何，是否真的能带来劳资双赢？
我们的分析表明，零工经济是在数字平台推动的新一轮标准化和模块化过程促进下，资本弹性积累模式的最新发展，是数字时代包买商和计件工资的再现。未经规制的零工经济为一些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大的市场需求，但也使得风险和成本被更容易地转嫁给劳动者。只有考虑多方利益对零工经济进行规制和引导，才能使应用新技术的零工经济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一、零工经济：定义、类型与兴起背景
要对零工经济及其影响进行分析，首先需要对其定义、类型与兴起背景等基础概念进行考察，以明确所讨论的对象及其特征。
（一）零工经济的定义
对于零工经济的定义与范畴，学界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有学者认为，零工经济是以具有大量临时雇员和少数长期雇员的影子公司为特征的经济形式。也有学者根据“零工”一词具有的“临时工作”涵义，将零工经济定义为“演进到能够支持这种独立工作形式（即临时工作）的公司和商业体系”。还有许多学者在研究时没有作出定义，对零工经济的类型与范畴进行了直接的界定和举例。但学者们通常都认为在线叫车平台Uber、外卖平台Deliveroo和微型工作平台AmazonMechanicalTurk（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网站，简称MTurk），是零工经济的典型代表。
当下新经济形式较以往临时工作和零工工作的不同之处，实际上在于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平台对于供求的大规模匹配和劳动的高效率组织。过去的零工劳动者往往由企业、家庭或个人临时雇用，组织十分松散且规模通常很小。例如，过去打车服务的规模通常限制在城市的边界之内，有意乘车的顾客需要在道路旁等待空载出租车的经过。只有在能够广泛采集和匹配信息的数字平台兴起之后，企业借助数字平台进行大规模的供求即时匹配，并高效率地组织数量众多的“独立承包商”进行零工劳动，才真正形成了一种大规模、高度组织化的经济形式，导致了以Uber、Deliveroo、MTurk为代表的大型跨地区零工工作中介和组织平台的崛起。因此，我们将零工经济定义为数量众多的劳动者作为“独立承包商”，通过数字平台企业的中介和组织自主提供计件工作的经济形式。
（二）零工经济的主要类型
基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众包（Crowdsourcing）经济和按需服务（On-demandService）经济。这两种形式是沿着资本追求弹性积累的两个不同方向发展而来的。
（三）零工经济兴起的技术-社会背景
自1970年代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形成的标准雇佣关系（StandardEmploymentRelationship）逐渐走向解体，资本主义社会正经历又一次“大转型”。以美国为例，到1995年美国临时就业人口达到六百余万，占总就业人口的比率达4.9%；选择非正规就业关系的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9.8%，其中所占份额最大的“独立承包商”就占据了总就业人口的6.7%。到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2005年，美国临时就业人口为总就业人口的4.1%，选择非正规就业关系的人口则上升到总就业人口的10.7%。
这种标准雇佣关系的解体，是基于大规模生产的组织化资本主义解体、基于灵活专业化的弹性积累兴起的一个侧面。为了应对1970年代以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加快的技术变革速率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竞争，资本主义企业开始从大规模生产转向大规模定制，迫切寻求资本的弹性积累。这开启了一系列“企业瘦身、流程再造、业务重组和归核化”的努力。在劳资关系层面，这种努力就表现为尽量减少实际雇佣的劳动力，采用各种替代性安排补充非核心的劳动力使用需要。早在1984年，英国管理学家Atkinson就提出了“弹性企业（FlexibleFirm）”模型，将企业使用的劳动力按照对核心业务的重要程度分解为核心劳动力（雇员）、第一级边缘劳动力（自雇者）和第二级边缘劳动力（短期合同工、兼职工等）。核心劳动力的使用追求功能弹性，边缘劳动力的使用追求数量弹性。在数字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信息传播广度、速度和效率大幅提升的今天，零工经济就是在数字平台推动的新一轮标准化和模块化过程促进下，利用数字技术的杠杆将数量弹性发挥到新高度的经济形式，是数字时代包买商和计件工资制度的再现。
二、控制与效率：零工经济的运行机制
零工经济平台并非简单地提供信息匹配中介。相反，平台积极地制定有利于自身扩张和利润赚取的规则体系。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三类机制是：通过劳动者独立承包商地位的认定进行雇主法律责任的规避；通过平台算法与直接数据、用户的反馈数据进行低成本、高效率的管理和监督；通过控制劳动者的直接劳动过程及其结果进一步促进自身的资本积累。
（一）借助“独立承包商”认定规避雇主法定责任
在美国，劳动法和就业法等一系列法律规定，雇员有权获得最低工资、加班费、休假、各类保险、组织和集体谈判的权利等一系列法定的福利和保护。在中国，劳动者也有权获得各项社会保险和福利、休假、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等一系列法定福利和保护。但零工经济平台通常要求劳动者承认自己为独立承包商，从而拒绝保障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提供各类保险、对劳动者的劳动资料进行补偿。在这种情况下，平台无需为劳动者支付工资，就可以从用户为服务支付的费用中抽成，或向劳动者和消费者收取会员费作为平台收入。这意味着零工经济平台本身可以极端灵活地按照每一个需求提供服务，不用进行任何工资和劳动资料成本的预付和补偿。
在借助“独立承包商”认定规避雇主法定责任后，零工经济平台就可以无风险地从零工劳动者和消费者的交易金额中抽成或收取会员费。目前不论是众包平台还是按需服务平台，占据稳定的行业份额后所收取的平台费率普遍都在20%及以上。其中，MTurk收取劳动者和消费者交易金额（包含奖金）的20%（在所使用的劳动者人数高于10人时为40%）作为平台使用费用，Uber抽取交易金额的25%作为平台使用费用。家政服务平台Care.com则向消费者收取每月约23英镑的会员费。这使得零工经济平台企业以极少的雇员薪酬和福利支出取得了惊人的营业收入。有研究利用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估计，通过将员工界定为独立承包商而非雇员，美国的在线平台公司能够节省高达30%的劳动力成本。
在借助“独立承包商”认定规避雇主法定责任的基础上，零工经济平台还通过以下两个机制取得资本积累的效率：基于平台数据的算法自动管理与用户评分和评价机制。
（三）通过控制直接劳动过程及其结果进一步促进积累
零工经济平台通常只是作为数字中介从服务购买者向劳动者支付的费用中抽成。为了进一步促进自身的资本积累效率，它需要扩大通过平台达成的交易数量。由于零工经济平台上的劳动力供给通常大于需求，扩大通过平台达成的交易数量的努力，就表现为扩大消费者对于所交易服务的需求、提高其对该平台的使用意愿，并且保证有足够的劳动者在平台上工作的努力。为达成以上目的，除对双方进行差异性补贴外，零工经济平台通常通过一系列机制设置对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及其结果进行干预和控制。
三、零工经济对各类劳动者的影响：灵活性与不稳定化
零工经济作为数字时代的包买商经济，通过基于高效算法所构建的零工经济平台，实现了对于按需劳动的大规模众包或即时匹配。这极大地降低了进行各类工作所需的信息、技能、资格等类型的门槛，为一些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灵活工作机会和更大的市场需求。但是，对于占据多数的低技能全职零工劳动者而言，“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是这种高度灵活性的代价”。在激烈的“逐底竞争（RacetoTheBottom）”中，低技能全职零工劳动者不得不进行自我规训，主动选择工作和生活间界限的模糊和越来越强的自我剥削，日益陷入不稳定化（Precarious）的生存困境。
（一）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兼职劳动者：灵活性和收入提高
对于许多具有较高专业技能的劳动者（例如在线商务顾问、在线法律顾问等），数字平台的信息传播和匹配效率显然增加了他们通过专业技能赚取收入的可能。例如，零工经济不仅给传统的独立商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提供了更大的市场需求，也为医生或程序员等全职工作者创造了类似于私人医生和家庭医生、按需软件开发等收入较为丰厚的工作选择。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调查，在线零工经济参与者中从事专业和商业服务（ProfessionalandBusinessServices）、教育和健康服务业（EducationalandHealthServices）的比例达47%。另一项调查则显示，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全职独立工作者从2011年的约1.9万人上升到2018年的3.3万人。
（二）低技能全职零工劳动者：工作不稳定化与去灵活化
依赖于零工经济平台的低技能全职劳动者，则面临工作的日益不稳定化和灵活工作的“去灵活化”。这主要体现在劳动收入的不稳定性、工作日程（Workschedule）的全职性和不稳定性两个方面。
（三）社会保障（SocialProtection）机制和双向制约机制的缺乏
正如美国国家就业法项目副主任所言，“尽管不同平台之间可能存在许多差异，但是有一点无疑是相同的：它们都尽力将风险转嫁给执行服务的劳动者，同时将财富集中到运营平台的企业所有者手里”。
四、结语
随着零工经济给劳动者带来的后果逐渐显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已出现一系列诉讼、激烈的争论和深刻的反思。但不可否认的是，零工经济借助数字平台进行的劳动大规模社会化组织，为社会提供了许多便利，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借助数字平台进行劳动组织的零工经济，可能成为未来社会劳动组织方式的先声。我们需要做的是破除萦绕在基于数字零工经济之上的“灵活用工”“劳资双赢”的光环，正面应对零工经济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与冲突。在全面考察零工经济对劳动者的影响后，综合考虑劳资双方利益，对方兴未艾的零工经济进行引导和规制，才能真正实现劳资双赢。
作者：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吴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