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武汉商业的发展史，武商集团凭借在中国商界缔造的众多第一，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武商集团2004年5月编撰的《武商发展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把武商集团比喻成一条腾飞的巨龙，那么，毛冬声就是这条龙的‘睛’，也可以换句话说，是点睛的人。正如武商人一致认同的，武商20年的改革凝结着毛冬声的思想和智慧，武商20年的发展与毛冬声的历史贡献紧密联系在一起。”
毛冬声，是可以载入中国现代商业发展史册的人。1982年，他执掌武汉商场，以大胆的思路贷款改造老商场；1988年，武商率先改革实行股份制；1992年，武商股票在深交所正式挂牌交易，成为“湖北第一股”，也是深市第一只异地股票。
2004年8月，69岁的毛冬声辞任武商集团董事长。此时的武商总资产达34亿元，相当于在国家投资的基础上，赚回了350个“原武商”。
从甬商到楚商
“干则思变，不变不干”，即便毛冬声已离开武商集团14年，他的这句名言，不少武商员工依然能脱口而出。
“变”，贯穿毛冬声从商生涯的始终。
毛冬声的老家是宁波余姚，那里商业历史悠久，近代时期工商企业家辈出。穷则思变，大多数人的变都是被逼出来的。但在毛冬声看来，只要想干事就须思变。这与敢闯敢拼的甬商精神一脉相承，也与“敢为人先”的武汉精神不谋而合。
毛冬声生于1935年。8岁时，母亲病逝后，父亲带着哥哥来到武汉谋生。15岁时，毛冬声来汉投奔父兄。彼时的他恐怕没有想到，这座历史上的商业重镇，将成就他一生的事业。
那时，有个邻居在百货公司工作，便介绍他进去当实习生。不久，虚报年龄已满18岁的毛冬声，顺利通过武汉市百货公司招工考试。因为表现积极，他先后入团入党。1955年，20岁的毛冬声当上武汉市商业局团委书记。1957年，他因“不当言论”被打成右派，直到1979年才“摘帽”。
或是机缘注定，毛冬声被错打成“右派”时，赤着脚背水泥、扛砖参加友好商场（武汉商场的前称）的建设。这也成为他此后时常会提到的一段经历——“我一生没有离开过这里，这里一砖一瓦都有我的脚印……”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缓缓开启，毛冬声也迎来了人生的新机遇。1982年，毛冬声出任武汉商场总经理。
借美元改造老武商
解放大道是武汉市区最长的一条主干道，横贯汉口。
这条大道上的最繁华处，是闻名全国的武商摩尔城，它由武汉国际广场、武商广场、世贸广场三座大厦连为一体，被称为“武广商圈”。
36年前，毛冬声接手时，武汉商场是一副破败景象。
武汉商场创办于1959年，原叫“友好商场”，营业面积7400平方米。有资料显示，在计划经济年代，武汉全市所获国家分配的日用物资，至少10%要经武商售出。
毛冬声回忆，尽管那时候的武汉商场已经是武汉最大、也是全国十大百货商场之一，依然到处破破烂烂——灯光昏暗、地面凹凸不平。
实际上，当时的国有商场大都也是如此：规模不大，环境很差，货物堆积，灯光暗淡。习惯了“计划”的中国老百姓，到商场能买到东西就不错了，根本不会奢求什么“购物体验”。
1983年，武汉商场率先在全国商界“自我改造”。“武商要改造，就得营造现代商场的氛围，所以装修公司一定要具有前沿的思维”，在毛冬声的“蓝图”中，新武商不但有升降电梯、塑胶地板，还有咖啡厅、游乐厅和验光配镜等看起来跟百货没关系的玩意。毛冬声坦言，这些“洋玩意”都是从美工室订的海外画册上看的。
香港的一家装饰工程公司闻讯拿出了设计方案，预算120万美元。
在上世纪80年代初，“资本主义”仍然是敏感词。因为贷款的是美元，再加上装修用的是香港企业，毛冬声引发的风波可想而知。改造完工后，一个由两位市人大副主任带队的审查组进驻武商。查了两年，没查出什么问题。
1985年9月1日，新武汉商场开业。开业第一年，销售额从改造前的7000万元升至两亿元，贷款当年还清。150家大中型商企老总组团来汉考察，学习武商经验。此后数年,中国商界的改扩建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湖北第一股”
即便胆大如是，但当下“姓资姓社”等各种争论也让毛冬声战战兢兢。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些话让毛冬声心中的大石头落了地，他要加速带领武商上市。
此时的武商，历经3次增资扩股，总股本已达到1.4亿多元。在跑了证监会十余次，盖完100多个章后，1992年11月20日，“鄂武商A”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成为“湖北第一股”。
上市给武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当年筹集资金2.45亿元。有了资金支持的毛冬声，又要干大事了。
力排众议打造摩尔城
曾经多次出国考察的毛冬声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凡是人流量大的地方，必定是商场密布之地。毛冬声将此称为“扎堆”。依据“扎堆理论”，他要在繁华的航空路口再建几个大商场，打造摩尔式的购物中心。
如今的武汉，摩尔式的商业体星罗密布。而在当时，这绝对是一种未经验证的商业模式。不仅如此，此时的武汉已有16家大商场，在建的还有32家，有人认为武汉的商场已经趋于饱和。
“武商如果不建，就会被别人抛在后面”，毛冬声力排众议。
1996年9月，武汉广场正式开业，第一个月就实现赢利，20个月收回投资成本，并从那一年起，蝉联“中国单体百货经济效益第一”桂冠至今；1999年，投资7亿元兴建的世贸广场购物中心开业。空中连廊将3座大商场连为一体，打造了一个集购物、休闲、餐饮、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巨型经营综合体，总营业面积达20万平方米。至此，解放大道航空路口的这几栋大厦，组成武汉最大、最繁荣的中央购物区。武商集团终于从单体商场壮大为扎堆经营、错位发展的综合实体。
接着，武商又一举“吃掉”青山建二商场和亚贸广场，成立武商量贩分公司和家电分公司。此外，还将触角伸向邻近的襄樊、沙市等地。
在毛冬声的带领下，武商多年稳居武汉商业霸主地位。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武汉市委主要负责人在公开场合表态，“像毛冬声这样有特殊贡献和才能的人，可以不受年龄限制，一直做到自己干不动主动辞职为止”。直到2004年，毛冬声主动请辞，他正式和武商告别。
据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6月，武商总资产达34亿元，当年上半年销售额达21亿元，相当于在国家投资的基础上，赚回了350个原武商。
如今，毛冬声在东西湖金银湖畔一处住宅里悠闲度日。
“当时冒了很大的风险。改造完，领导来看，点点头，我的脑袋保住了。要是摇头，我就完了。”毛冬声如是形容自己在武商早期发展中，曾承担的压力和风险。
面对风险怎么办？“想吃螃蟹，就不能怕它的大钳子。”这句毛冬声常挂在嘴边的话，似乎是一种回答。（支点杂志2018年12月刊）
1992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他们中的佼佼者被称为“92派”。毛振华是“92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实，在这4年前，毛振华就有过一次“下海”经历，只是下的“海”是海南。他作为一名工作人员加入海南建省筹备组，独自完成了第一份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的初稿。
“1992年创业和我1988年去海南的感觉其实差不多，在个人性格层面，就是敢于放弃和迎接挑战。”往事历历在目，毛振华对支点财经记者谈起这段经历时，露出从容平和的微笑。
毛振华习惯了改变，他一次次走出“舒适区”，向未来挺进。他说，敢于放弃者，方能得永生。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的精神就是敢于放弃、勇于探索的精神。
毛振华进一步阐述，“首先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要处理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的关系、传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甚至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这是一场很复杂的拉锯和博弈，我们走过了比较漫长的历程。直到‘南方谈话’发表，提出发展市场经济，全国人民都很拥护，没人认为它是天方夜谭。”
南下，北上，创办“中国的穆迪”
1979年，年仅15岁的毛振华以湖北石首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他先后在湖北省统计局和省委政研室工作，由于工作踏实、文笔出色，被接连提拔。
1988年，经过8年的酝酿，海南岛从广东省划出，独立建省办经济特区。这一年，毛振华离开他工作生活9年的武汉，加入海南建省筹备组。
“那时从武汉到海南要30多个小时，先坐火车到湛江，再坐4个多小时的大巴到海安镇（现广东海安港），最后坐2个小时的轮渡到海口。上岸一看，发现这是一座连红绿灯都没有的城市，跟武汉差很远。”时隔30年，毛振华这样对支点财经记者描述这段经历，“从湖北去海南，在外人看来是很突然的。当时我只有24岁，风华正茂，在湖北省委政研室战略处工作，是最核心的部门，还结了婚分了房子，感觉自己（在湖北发展）也会不错的。”
也是在1988年，中国资本市场有大事发生。
尽管从1984年起，到1988年前后，发行股票和债券的中国企业并不在少数，但它们的初衷与日后的资本市场并没有太大关系。百姓眼中，股票和债券完全是新生事物，没几个人敢下水一试。
1988年，王波明和高西庆两位留美学生在美联储楼下有个约定：要在中国建立证券交易市场。随后，他们参与完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这是第一份系统阐述中国股票市场的建设性文本，规范的中国证券交易市场从此走向萌芽。
谈到这一次放弃与转变，毛振华坦言并不需要跳崖般的勇气。“引导我们下海的，是理想以及我们对企业的认识，大家都在寻找更能发挥才能的地方，这个方向可能就是做企业。因为企业是没有边界的，可以跨越国家、跨越文化、跨越产业，充满了想象力。我也不认为下海从商就是对过去的抛弃，应该说是一种能力的转换。”
至于要创办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一开始只有方向上的认识。
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是毛振华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他们经常在一起琢磨，有了一个共识：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有的企业，中国一定会有。“1992年宣布要搞市场经济以后，‘同样的竞赛规则’‘国际惯例’就成为当时的流行词。而我们不懂技术，只能去做一些现代服务业。”于是，他们相继创办了嘉德拍卖和中诚信。
“那时候从新闻里知道了美国有穆迪公司，对市场影响很大，觉得中国也应该有，可实际上并不知道信用评级具体是做什么的。当时去拿审批，最重要的解释就是‘国际惯例’，这放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并不是我们自己创办了中诚信，而是那个时代以及管审批的人跟我们一起创造了这家企业。”毛振华说。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中诚信虽然成立于1992年，但毛振华直到1993年才借上证券业研习班的机会，第一次正儿八经地拜访了同行业的标杆——美国标准普尔公司，开始了“率先模仿”。
放弃，是一场痛苦的再生
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草莽年代，任何一个念头都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行业。
“当时我们研究国际上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企业，发现这些企业基本都是专业性的公司，真正跨行业的、综合型的大公司少之又少。”毛振华从一开始就认定了中诚信要走专业化的路线。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中体量最庞大的市场，远远超过股市规模。投资人需要了解各种债券的风险，由此催生了评级市场。债（政府、金融机构和工商企业发行的债券）是评级业务的主要对象。
股份制公司是企业债的发债主体。但中诚信创立的1992年，中国的《股份公司暂行条例》《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才出台，10多年后，第一批民营股份制公司才逐渐走进资本市场。由于没有评级需求，中诚信成立的前14年，评级业务基本上没有利润。
1992年随着两大条例的出台，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及上市提上日程，中诚信当时成立了两个部门，一个是评级部，一个是股改部，后者从事的便是典型的投行业务。适时抓住机遇，中诚信承接了很多早期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顾问业务。在湖北，鄂武商、武汉中商、华新水泥等老牌企业的上市之路，都有中诚信的影子。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诚信是中国最早最成功的投行，投行业务利润不错，确实为公司的早期发展奠定了基础。”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初见成效，以及中国资本市场的逐步成型，信用评级的主营业务需求开始走向正常化，如果中诚信一边做投行业务，一边做评级业务，二者很容易有利益冲突，这既不专业也不合规。毛振华面临再一次的忍痛放弃。
“作为商人，对自身能力边界的探索欲望和对公司专业性的坚守之间，往往是存在矛盾的，必然意味着需要不断放弃。”毛振华说，“这时候如何取舍，便与公司的经营理念有关。你必须清楚自己想要做成一家怎样的企业，这门生意有没有一些限制性的要求，企业的野心和欲望有没有边界，你是否想要赢得尊重……这些问题事关价值观，值得所有企业反思。”
中诚信很快做出了选择：坚守创业初衷，放弃投行业务。
作为资本市场的第三方机构，中诚信必须确保中立客观。毛振华称对投行业务的放弃是一场“痛苦的再生”，也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这样的选择，但站在现在来回望，这个决定对公司的发展意义深远。
“当时很多做投行业务的员工都去了评级部门，现在评级部门的高管大部分都有投行背景，这是中诚信过去十几年稳步发展壮大的基础，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人才优势。”毛振华说，每个企业家都想把公司做大做强，尤其对那些已经发现机会和规律的人来说，放弃诱惑就更不容易。
2006年，中诚信与穆迪的合资酒会。
放弃，意味着另一种坚守
直到2005年，短期融资券的推出才使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真正起步，从那时起企业才开始大规模发行无担保的信用债券。也是在这一年，中诚信的评级业务首次实现盈利。这意味着，在一个被动成长的行业里倔强坚守的中诚信，守得云开见月明，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到2018年初，中诚信集团旗下从事信用评级业务的子公司中诚信国际出让部分股份，引入了高瓴资本、中信资本、红杉资本、三峡资本、博裕资本等知名机构投资者。公司估值相比2006年穆迪入股投资时溢价50倍以上，相对于1999年分拆注册时的2000万元资本金，更是上升了500倍。
“评级机构对资本市场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因为所有的金融活动都是经营风险，评级机构的作用就是发现风险，并将其作为金融产品的定价基础。风险识别、风险判定、风险分析这些都是评级机构干的活，是非常专业的。”毛振华说，坚守一个行业的真正意义在于，当这个行业成熟时我们的优势就出来了，所以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在这样一个既特殊又冷门的行业里，多年的坚守换来500倍的价值，完全符合商业逻辑。
做过投行、控股过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涉足过房地产……一路走来，中诚信把这些诱惑全都放弃了。如今，中诚信已是中国第一大、世界第四大的信用评级公司，承做了中国资本市场几乎全部金融产品评级的第一单，市场占有率约35%。
尽管评级业务估值过百亿元，但跟众多“独角兽”企业比起来，也才刚刚达到入门级。毛振华却心满意足：“我们公司看起来可能不是太大，但基本没有什么负债，主营业务做得很专业，也没有一味追求多元化经营。中诚信赢得了业内的尊重，也经得起风雨考验。”
截止到2017年底，中国债券市场已经是亚洲第二大、世界第三大债券市场，债券市场存量规模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40%发展至近90%。而这一指标美国为250%，日本为240%，这说明中国的债券市场依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作为中国内地综合排名第一的评级公司，中诚信的未来发展充满无限可能。
放弃还意味着另外一种坚守。在放弃不少投资业务和机会的同时，毛振华始终主张，公司要坚守主业、深耕信用产业，走专业化发展之路，不断完善信用产业链条。近年来，中诚信在征信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域不断发力，在丰富公司业务的同时，也为国家和社会的信用体系建设贡献者自己的力量。
征信体系建设不仅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基础，也是规范市场秩序，降低交易成本，激发市场活力和创新动力的重要工具。2005年中诚信征信公司设立。2014年中诚信征信成为国内首家获得企业征信业务经营备案资质的机构，2015年获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开展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革新，中诚信征信有限公司致力于将中诚信集团20多年来的信用风险管理经验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金融科技相结合，打造全方位的大数据风控和资产管理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基于“数据+规则+模型”三位一体的智能风控服务，服务覆盖贷前评估、贷中监控以及贷后资产管理在内的信贷全生命周期，实现信用评估的智能化与信用价值的扩大化。2017年，中诚信首倡“信用科技”理念，并成为首张中国个人征信牌照获得机构——百行征信的初始发起股东之一。
2015年12月，中诚信与国家发改委签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合作备忘录，成为国家发改委指定的全国首家信用体系建设领域的服务提供商。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不仅可以记录社会主体信用状况，揭示社会主体信用优劣，警示社会主体信用风险，并能整合全社会力量褒扬诚信，惩戒失信，充分调动市场力量净化环境、弘扬诚信文化。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过程中，中诚信凭借多年积累的信用管理服务经验，依靠优秀的管理咨询团队和强大的IT技术支撑体系，为区域政府、行业监管平台、企业个体提供全方位的信用体系建设方案设计与实施服务。受国家发改委委托，中诚信已成为医药卫生、建筑施工、军民融合等行业和领域的信用体系建设服务提供商，近年还承接了国家发改委“双十一”电商信用评价工作。
“控诉”亚布力管委会的深远意义
2007年，中诚信15周年，毛振华再度转身“上岸”，宣称自己职业商人的生涯要告一段落了，选择回归学术，专注于宏观经济的研究。那一年，中诚信已经有了一定的财务基础，评级业务也已经显示出了良好的前景。
今年5月，中诚信集团宣布将集团总部、社会信用大数据事业部总部等重要机构和部门的注册地迁往武汉，预计总体投资规模达数十亿元。
回归校园的毛振华笑称，“即便不能做一流的经济学家，也得是二流的经济学家”——这是谦虚的说法，事实上，他担任所长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季度推出的宏观经济报告和月度的分析报告，已成为决策层政策制定的参考。
2013年6月，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成立，毛振华出任院长。“我们这一代企业家，很多都是寒门弟子出身，能有现在的生活和成就，得益于教育，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受到更好的教育。”毛振华说。
2017年6月，毛振华捐赠5000万元与武汉大学共建的“振华楼”交付使用。揭幕仪式上播放了一段他在武汉大学求学的主题宣传片，当舞台的大屏上出现一张泛黄的纸笺，上面草就着数行诗句，他的眼睛湿润了。
“从橙红的光影里/从苏醒的树林里/我扛着简单的行李/顺着山的标志/走向这高大的梧桐，幽静的山林/走向这绿色的琉璃瓦，灰白的墙壁/顺着这通向藏书的台阶/一级又一级”——这首毛振华大学时代完成的诗歌，取名《我已然留在这里》。随后他从政、经商、回归校园，年少得志又历尽惊险，每一步都与波澜壮阔的历史紧紧裹挟。
“半隐退”的毛振华最近一次成为焦点人物，是在今年元旦节期间，他“控诉”黑龙江亚布力管委会的视频在网上大量转载，引发全社会关于“营商环境”的大讨论，很多感同身受的企业家纷纷力挺。“我敢于录那段视频，前提是对自己的安全完全有信心，如果放在以前，说不定被‘跨省’了。”毛振华说，新型政商关系的提出，让中国企业家正在迎来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时代。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继续看多中国、投资中国，我们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创造新的奇迹。
激荡四十年，迈步从头越。“中国市场经济征程堪比红军长征，是一幅波澜壮阔的伟大画卷，长征中有牺牲的、掉队的、病死的和叛变的，而在经济转型期，也有迷路的、倒下的、走岔的企业家们，我们不应该遗忘。”毛振华如此感慨。（支点杂志2018年12月刊）
凌晨两三点睡觉，八九点起床，洗漱、吃早点，工作，这是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后简称“九州通”）董事长刘宝林寻常一天的开始。
作为中国最大民营医药流通企业掌门人，刘宝林的创业史可以用“等待”一词形容——等待医药流通领域的开放，等待医改的不断深化。
医药行业是改革开放中推进难度颇大、过程也颇为曲折的领域，在等待过程中，刘宝林收获很多，期待也很多。
“红帽子”企业
改革开放初期，存在大量特殊企业：私人投资，但工商注册资料上却标注着集体或国有企业。它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红帽子”企业。
尤其在1999年之前，医药流通严格限制在国资领域，任何私营都必须以挂靠方式依附于国营机构。出生于1953年的刘宝林，也曾是其中一员。
在32岁之前，刘宝林事业进展并不顺利。
1969年，16岁的刘宝林被推选为老家湖北应城天鹅镇阁老村的“赤脚医生”。后来他到血防站工作，一个月工资仅37.5元。
靠这点工资养家，在当时也十分拮据。
1985年，32岁的刘宝林与4个股东通过“内部承包、上交提留”方式成立“应城天鹅镇医药批发部”，正式戴上“红帽子”，做起医药生意。
而“乘长途班车去购药”，也成为这一时期医药个体户的时代形象，刘宝林也不例外。为了给乡村诊所送药，他以“晴天自行车、雨天用肩挑”的方式在乡间奔走。
除了辛苦，刘宝林还要面对资金、销路和诚信等各类问题。
“外地人都认为湖北商人‘滑头’，不愿跟湖北人打交道。”刘宝林因此立下了“宁赔钱，要守信”的原则。每次去外省进货他都带着一箱现金，“结账都是蹲在地上数，一数就是一两个小时。”
由于刘宝林的药品卖价相较市面上其他同类药品更低，同时他力求药品价格、人员服务的标准统一，口碑迅速传开。1985-1987年，刘宝林成为了“万元户”。
不少创业者挣到的第一桶金普遍拿来买车、换行头、享受生活，而刘宝林并未恃“财”而骄，而是把钱滚动投入到事业之中。
那时的刘宝林，对未来商业版图已有个朴素的概念：要在全国各地租摊位，要扩展到全国，“一开始经商，那是为了谋生，后来就是为了干事业。”
1988年，刘宝林已赚到了第一个100万元。
摘下“帽子”，加速发展
1989年，刘宝林遇到了创业中的第一个重大打击——随着国家开始拉紧个体经营闸口，他的医药经营许可证五年有效期满换证无望，失去了经营资格。
当时刘宝林一度起了金盆洗手的念头，但真正闲下来，他又觉得日子太过平淡，总想做些事。
或许应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老话，刘宝林经过反复思考和多方打听，选择离开家乡，到海南创业，继续做老本行。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海南成立经济特区，政策相对宽松。彼时，涌入海南的追梦者中不乏潘石屹、冯仑等后来获得成功的巨贾，刘宝林也是其中之一。
改革开放给海南的氛围带来了深刻变化，政府办事效率大幅提升：当时工业厅、卫生厅、工商局流程走下来，拿到营业执照仅一个多月。
“如果在其他地方，即使能办理挂靠经营手续，整个流程至少需要大半年。”刘宝林说。
在成功拿到海南的医药经营许可证后，刘宝林逐步在全国各地布点，辐射范围日益扩张。
1999年底，国家开始鼓励医药经营企业实行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重组，允许民营经济通过改制和重组形式进入医药经营领域。
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依赖“红帽子”也能进入医药流通领域。
对政策动向十分敏锐的刘宝林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开放良机，他放弃了在海南的多年经营，毅然回到家乡湖北，把事业锁定在医药流通领域。
2000年1月28日，刘宝林与他人共同出资200万元，在武汉成立了九州通的前身——武汉均大储运公司，公司当年就实现销售收入4亿元。
“医药行业是改革开放最后放开的行业，1999年放开后，市场规模增长非常快，这也是九州通发展的重要背景。”刘宝林说。
不过，尽管市场开放，民营资本若想争抢“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这块医药领域的最大蛋糕，依然是件不易的事。
刘宝林避其锋芒，以基层医疗机构、民营医院、下游流通药企、药店诊所为销售对象，以低价、批量快速、现款交易的“九州通”模式迅速开拓市场。
2003年9月，公司名称变更为湖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并于同年10月8日正式更名为湖北九州通医药集团。
用技术打天下
“九州通”模式已然建立，但要同其他迅速跟进的同类企业竞争，更稳、准、狠的方法便是强抓技术。
尽管草根出生，但刘宝林非常清楚技术对医药物流的重要性。而追溯刘宝林的对技术重视的源头，要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这一幕让向来关心员工的刘宝林心疼不已。
于是他向一家IT公司提出需求：第一，要培训九州通的基层员工，让他们熟练掌握电脑技术；第二，电脑不能只关在机房，要安在员工办公桌上随时可用。
刘宝林那时对电脑技术并不精通，可他懂得技术要为业务、为实践服务的道理。让刘宝林欣喜的是，这家公司答应了刘宝林的要求。
当系统全面应用以后，公司效率得到提升，员工工作量大幅减少。
从2005年开始，刘宝林实地考察了日本东邦、美国Mckesson等世界一流物流企业，目标便是把国外先进物流理念、技术带到国内，并结合国情进行落地。
“我们很多重大创新都是和刘总一起讨论出来的，开会到凌晨是常有的事。”九州通医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青松对支点财经记者如是说。
2008年11月29日，九州通建成了国内首个采用全程自动化设备的医药物流中心——九州通北京现代医药物流中心。
2012年，九州通上海青浦现代医药物流中心上线，可存储3万多个品规、60万箱药品，支持年销售额100亿元，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医药物流中心。
武汉九州通东西湖物流中心（一期）于2014年9月8日上线，投资3.8亿元，是全球最大、亚洲最先进的单体医药物流中心。去年底，该中心被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联合评为全国十大“智能化仓储物流示范基地”之一。
到如今，九州通已成为全国医药流通企业中为数不多的进行现代物流技术自主研发与医药物流管理系统集成的企业之一。
模式、技术兼备的九州通，发展速度也十分可观。
从2010年上市到去年底，九州通资产规模增长近5倍、营收规模增长约2.5倍，去年公司营业收入达739.43亿元。
掀起“平价风暴”
对医药业界人士来说，九州通是他们竞相学习和模仿的对象，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九州通则是药品平价风暴的缔造者。
刘宝林生在农村，十几年的基层医疗机构工作经历，使他深深感到人们生病后的痛苦与无助。
特别在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时常发生，无钱看病，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倾家荡产，甚至出现无钱看病只能拖延至死的惨景。
因此，刘宝林创业之初，便定下了“服务好、价格低、质量优”的原则。这一点，也符合九州通所处领域的行业特征——其主要业务领域是市场竞争激烈的零售药店、民营医疗市场，只有“服务好、价格低、质量优”的企业才能脱颖而出。
刘宝林坦承，做平价药，利润较低，很多企业都坚持不下来，“九州通靠技术和服务，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率的模式，具备了卖平价药的基础和条件。”
2004年，上海几家平价药房在九州通强大配送体系的支持下，刮起了令上海各大药房大降价的风暴。
后来，上海市药监局领导出席上海九州通三周年庆典讲话中指出：九州通进入上海，丰富了上海医药市场供应的产品，降低了上海市场药价近20%，让上海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随后，九州通涉足的北京、广东、湖北、河南、新疆等地也多次引发药品降价风潮，为平抑当地药价虚高起到了一定作用。
西到新疆、北到辽宁，南到广东，东到福建——如今，九州通的省级子公司、地市级分公司和县级办事处的营销网络已经覆盖了全国大部分县级行政区域，是全国1万多家医药商业企业中覆盖范围最广的医药物流企业之一。
虽然公司业务范围基本遍及全国各地，但在业界，九州通高层们经常公开自嘲，“作为民营医药物流商的他们，‘泥腿子’起家，赚的是‘辛苦钱’。”
这并不夸张，相比房地产等行业，九州通利润率并不高。公司做大后，很多朋友找到刘宝林，希望一起合伙开发房产等，但刘宝林总是坚定回绝。
“那不是我想要的。”刘宝林说，不管外界诱惑多大，九州通都会固守执着，为老百姓提供更多平价药。
多点发力促产业发展
过去九州通一直依靠“快批”“快配”起家，主要销售对象为下游批发商、药店、民营医院、诊所等，快进快出，利润薄但周转快。
不过，对更大的二级及二级以上公立医疗市场，刘宝林一直没有放弃。2012年他便对媒体表示，随着医改推进，“这块会成为主要市场。”
2015年底，支点财经记者专访刘宝林时，他也表示“已针对公立医院纯销业务实行独立运营和规划，为其提供药品销售及配送服务。”
如今，这些话已然成为现实。
2018年上半年，九州通医疗机构渠道销售收入135.29亿元，二级及二级以上医院实现销售收入86.9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6.26亿元。
不过，上述业务也带来了困扰，如这类客户在药品流通链条上一直有着优势地位，因此账期普遍较长。
不过，即使九州通平均回款周期受这类客户的影响较以往增加，但总体上还是低于同行业公司应收账款的回款期。
到如今，公司主营业务已涵盖药品、医疗器械、中药材与中药饮片、食品、保健品等产品的批发，药品生产和研发以及增值服务、零售连锁业务。
目前，九州通经营目标是2018年主营业务收入较去年度增长不低于17%。而刘宝林心中的另一期待，则是医改更加深化，能围绕有利于降低老百姓药价、有利于调动医生积极性、有利于行业规范的目标，迈出更大的步伐。刘宝林坚信，规范化、市场化的经营模式将符合中国医药流通体制的改革方向及发展趋势，九州通的等待一定会成为现实。（支点杂志2018年12月刊）
10月10日，2018年胡润百富榜发布，闫大鹏、刘笑澜以20亿元身家，在湖北富豪榜里排名第20位。
闫大鹏是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科激光”）的创始人、副董事长兼总工程师。他于2007年创立的锐科激光，已在今年6月25日登陆深交所创业板。
创业那一年，他51岁；将锐科激光送上A股，他62岁。
留美十年成为“技术大牛”
1956年出生的闫大鹏是山东人，40岁时赴美留学后便留在了美国。
那时，他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家企业当研究员，学的是正在美国兴起的光纤激光器技术。这是继二氧化碳激光器和半导体激光器之后的第三代激光器——通过细如头发丝的光纤来释放激光能量。
与二氧化碳激光器相比，光纤激光器耗电低、体积小、电光转换效率高；与半导体激光器相比，光纤激光器光束质量好。不仅如此，光纤激光器的应用领域更加宽阔，可广泛应用于通信、医疗、汽车、航空和国防军工多领域的焊接和切割等，在世界范围内有着较大的市场前景。
闫大鹏出国学习的目的，就是要尽快掌握世界领先的新技术，“我从来都不敢休假，感恩节、圣诞节都是在实验室度过。”
然而，闫大鹏的学习期只有一年。通过这一年的学习，他对光纤激光器有了些了解，却还谈不上精通。闫大鹏思前想后，决定继续留在美国钻研技术。
留在美国的闫大鹏每天都在做同一件事，即在光纤激光器领域学技术、做研发。他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美国莱特州立大学担任研究员，后来又相继任职于美国知名激光企业Lasersharp公司和Nufern公司，从事光纤激光器、光纤放大器和光纤器件的研究。
在此期间，闫大鹏共获得了光纤激光器领域的3项美国专利，他也从不甚精通做到了业内技术大牛，并因此获得了美国杰出人才计划青睐，拿到了美国绿卡。
晃眼间，十年过去了。
很偶然的一天，闫大鹏发现自己在美国参与研发的光纤激光器产品，竟然被高价卖到了国内。这让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有技术，为何不回国助力激光产业发展呢？”
卖掉美国房子车子来汉创业
其实，在美国的闫大鹏也曾创过业。2003年，他和3个同事每人拿出5万美元，在一个教堂的地下室办起了公司，也是做光纤激光器。
“但是光纤激光器这行太烧钱，包括原材料都很贵，20万美元根本玩不起来。”闫大鹏回忆，“当年的小打小闹没有成气候。”
因此，闫大鹏的初次创业，以经营1年后宣告关闭结束。在美国的这次创业经历让闫大鹏意识到，真想做光纤激光器这一行，一个有应用背景和资源的合作伙伴必不可少，要先找到合作单位和一个广阔平台后再开始创业。
有了这个心的闫大鹏开始寻找机会。他注意到了“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创业发展洽谈会”（以下简称“华创会”）。于是，在闫大鹏离国十年后的2006年，他随海外高端人才代表团到武汉参加了华创会。当时，国内对光纤激光器仅工业方面的需求量每年就逾万台。国内的光纤激光器核心技术、元器件还处于实验室阶段，光纤激光器全部依赖进口。这些进口光纤激光器不仅价格昂贵，而且售后服务较差，国内激光龙头企业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科技”）也想改变这一尴尬现状，并在寻找一名领军人才。
了解到闫大鹏的经历后，华工科技立即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华工科技在外出差的董事长马新强还连夜赶回了武汉，后又追着他飞到了北京，与他长谈了一夜。被马新强的真诚打动，也看到了华工科技在资金、人才等方面的雄厚实力，闫大鹏当即同意合作。
回到美国后，闫大鹏辞去了在Nufern公司的工作，并卖了房子和车子，于2007年举家搬迁武汉。他借了一些钱凑足1020万元，再加上自己的技术入股，与华工科技合资创立了锐科激光的前身——武汉锐科光纤激光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专门研发、生产和销售光纤激光器。
在这家民企里，闫大鹏和华工科技各自持股50%。取名锐科激光，闫大鹏有自己的用意，他希望锐科激光能够“锐意进取、科技创新”，从而助力国内激光产业的发展。闫大鹏还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作为锐科激光的核心价值，折射的是对祖国沉甸甸的责任和浓浓的爱。在锐科激光的办公楼里，这几个大字十分醒目。
“这几乎是从零开始，但我对自己的技术有信心。”闫大鹏说，“而且我很幸运，一回国就赶上了国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好时机，特别是对光纤激光器产业发展重视有加，亦将之列入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重大项目。”
国内首台10000W光纤激光器
通过华工科技的牵线搭桥，闫大鹏相继拿到了“10W脉冲光纤激光器及其成套系统”，以及“高功率光纤激光器关键技术研究及25W脉冲光纤激光器产业化”等国家重大项目。无数个加班到深夜的日子后，10W、25W的光纤激光器终于被研发出来了。
不过，由于此前国内没有太多基础，闫大鹏带领团队研发出的产品还不够成熟，导致返修率较高。同时，因为国内没有形成完整的光纤激光器产业链，研发出来的光纤激光器涉及的多种零配件依然依赖进口，因而在价格上没有多少优势，以上种种造成了锐科激光的产品在当时的国内市场缺乏竞争力。
华工科技干脆当起了“冤大头”，拿出上千万元买下了锐科激光头两年90％的产品，边使用边反馈问题，帮助锐科激光完善产品。因为华工科技提供了“试错”平台，锐科激光的产品返修率逐步从10%降到了2%。
闫大鹏深知，要想将光纤激光器做大做强，还得带领行业联合形成“抱团效应”，建立一条百分之百的国产光纤激光器产业链。这是因为如果零配件依赖进口，产品的成本就降不下来。此外，一旦国外厂商不给中国企业供货，很有可能因为一个小小零配件的缺乏，逼停光纤激光器的整个生产线。
就这样，闫大鹏把光纤激光器各个零配件的生产厂家逐一落实到位，从而为国内培养了一批生产光纤激光器原材料的供应商。锐科激光也一举打破了国外企业长期垄断国内光纤激光器市场的尴尬状态。此前，用于打标的20W脉冲光纤激光器，美国品牌卖15万元/台。后来，锐科激光的同类产品仅需1.2万元，在性能上也能与之分庭抗礼，因此还拉低了进口产品的价格。
到2009年时，闫大鹏入选了中组部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锐科激光的年营业收入也有千万元并小有盈利，且能生产出10W到50W的脉冲光纤激光器，同时形成了100W到1000W更大功率的连续光纤激光器的生产能力。
不过，在1000W以上的高功率光纤激光器技术上，锐科激光仍显薄弱。众所周知，光纤激光器功率越高，在工作时就会更加高效和节能。
这时，闫大鹏看到了一条新闻——时任英国GSI公司激光部高级激光科学家、兼任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百人计划”研究员的李成，已掌握了功率超过1000W的光纤激光器技术。闫大鹏通过朋友找到了在英国定居的李成，邀请他来锐科激光参观并回国加盟锐科激光。和闫大鹏当时回国的心态一样，李成看好华工科技提供的市场和平台，也着急国内在高功率连续光纤激光器全部依赖进口的局面，他同意加入到锐科激光。
做着做着，闫大鹏和李成发现，1000W以上的高功率光纤激光器成本较高，这是因为一些高功率光纤激光器需要用大量的半导体耦合，因而在半导体成本上较高，且十分考验半导体封装技术。如果不能将成本降下来并将产品做好，怎么去和国外企业继续抢占市场？
事情因为闫大鹏于2011年陪李成去北京参加“千人计划”答辩时有了转机。在这里，他们遇上了另一位“千人计划”专家卢昆忠。卢昆忠曾在一家美国公司做通信半导体激光器研究，后来回国在某家国企工作，他所掌握的半导体及封装技术正是锐科激光所需要的。出于对闫大鹏和李成的信任，卢昆忠也加入到了锐科激光。
更为重要的是，2013年研发成功的10000W连续光纤激光器，标志着中国是继美国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掌握此技术的国家。也就是说，中国的光纤激光器自主研发能力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打破了国外企业在这方面的垄断。
锐科激光生产车间。
参与混改成就全球影响力
组成“三剑侠”的同期，闫大鹏还做了一件事，这也是锐科激光能够快速成长的原因之一。
2011年，央企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科工”）旗下，注册地位于武汉的中国航天三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三江”）注意到了锐科激光的发展，表达出了收购它将之变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意愿。
航天三江之所以有这个意愿，一方面是想通过光纤激光器来提升航天装备的制造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看好锐科激光，希望在光纤激光器产业上有所布局。
接不接受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下简称“混改”），最初闫大鹏心里也没有底。
混改早在1986年就已启动，当时国务院允许有条件的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相当于现今的混合所有制）。1999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又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目的是为了有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早期主要是指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改革，后来增加了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以及探索实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两种方式。
“能不能参与国企混改？”
“混改之后民企有没有自由？”
“企业能不能产生效益？”
这几个问题困扰着闫大鹏。想了很久他想明白了，“牵手”航天三江意味着站上更高的平台，因而能助力他更快地实现创业梦想。华工科技为了支持锐科激光的发展，更是忍痛割爱自愿退出做个小股东。于是，航天三江成了锐科激光的第一大股东。
“混改”之初确实有些摩擦。就拿招聘来说，民企体制灵活，引进人才随时都可进行。而国企招聘有额度限制。
好在，航天三江最终给锐科激光走了特别渠道，让它用人自由以满足发展需要。包括卢昆忠在内的国际一流技术人才，都是自由招聘的成果，也就有了一系列的创新产品。
不仅如此，航天三江还在生产、市场、产业等方面，给予锐科激光一些支持。在生产上，引入了航天工艺的管控、检测体系，按照航天科工“双归零”制度对产品质量进行考核，使得锐科激光的产品质量进一步得到提升；在市场上，介绍锐科激光为旗下湖北航天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所、武汉光谷航天三江激光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提供技术开发服务；在产业上，为了实现关键原材料的自给自足、降低公司生产成本，促进锐科激光收购了旗下武汉睿芯特种光纤有限责任公司85%的股权，这是一家主营光纤、特种光纤及光学和光电子元器件的企业。
慢慢地，锐科激光的名气在行业里越来越大，产品甚至出口到了美国、德国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也是节节攀升，去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9.52亿元、2.77亿元。
如今的锐科激光，绝大部分核心材料和元器件已经实现自主可控，并具有整机垂直集成能力。它也成为了国内生产大功率光纤激光器的龙头，也是继美国IPG之后，在全球有影响力的光纤激光器企业。
闫大鹏用“各得其所”描述了锐科激光混改后的溢出效应：“锐科激光得以快速成长，航天三江弥补了它在光纤激光器产业里的不足，事实证明这场混改是成功的，既保持了民企的活力，又有了国企的支持。”
一天不到实验室就浑身难受
今年，闫大鹏带领的锐科激光则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6月25日，锐科激光正式登陆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代码为300747。本次公开发行新股3200万股，发行价格为38.11元/股，募集资金12.2亿元，发行后总股本为1.28亿股。
至此，锐科激光的第一大股东航天三江和第二大股东闫大鹏，他们的持股比例分别为34%和10.61%。此外，闫大鹏妻子刘笑澜是锐科激光的总经理助理兼证券部部长，亦持有0.21%的股份。第三大股东为江苏新恒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34%。李成和卢昆忠的持股比例均为4.31%，并列为第四大股东。
数据显示，全球光纤激光器的销售额将由2018年的19.81亿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28.85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3.35%。其中，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如前所述，锐科激光虽已是全球有影响力的光纤激光器企业，但和美国IPG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拿国内市场来说，经过这11年的努力，锐科激光的客户数量有800多家，依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研发新品和扩建产能以提升竞争力，是锐科激光的选择。目前，锐科激光正在加快大功率光纤激光器的开发和扩产项目建设。
10月17日，锐科激光承担的“20kW光纤激光器及其核心器件研发项目”，已通过湖北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验收，不久后便能上市。
从“闫总”做回“闫教授”
企业家身份之外，闫大鹏还是“闫教授”——他目前在华中科技大学担任兼职教授，带了1个硕士和1个博士。
事实上，赴美留学时，闫大鹏真是个名副其实的教授。这得追溯到1985年，彼时刚从华东工程学院（后更名为南京理工大学）物理系硕士毕业的闫大鹏，由于成绩优秀得到了留校任教的机会，1990年又在这里取得了军用光学博士学位。
在华东工程学院物理系任教时，闫大鹏一直从事激光器方面的研究，他的科研能力开始得以展现，1991年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92年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和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在此期间，闫大鹏的晋升速度很快。1991年破格提升为副教授，1992年破格提升为教授，1993年成为博士生导师，1994年担任学校研究生部副主任。然后，在1996年得到了公派赴美留学的机会。按照与学校的约定，在美国待一年“镀镀金”回国，他就有了升职的资格。
秉着学有所成再报效祖国的心态，闫大鹏放弃了回校升职的机会，但将自己所学东西传授下去的理念一直都存在。当创业有了一定成绩时，他还选择了教书育人的途径。
当“闫总”后再次干回“老本行”，闫大鹏有了更接地气的授课方式。在他看来，除了理论知识的传授，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同样重要。他坚信，“纸上谈兵价值不大。”
为此，闫大鹏干脆把课堂搬到了锐科激光的一线，让学生亲自参与光纤激光器产品从研发到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到学期末时，学生能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出来，学习才有收获。”
“中国要成为制造强国，就要生产一些高科技的产品。”把“中国制造”的品牌打出去，闫大鹏说他会一直坚持下去。（支点杂志2018年12月刊）
10月9日，2018胡润中国富豪榜发布，62岁的劲牌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吴少勋以85亿元的财富名列湖北富豪第二。
如今更少为人提起的，是20年前劲牌酒厂掀起的那场“国企改制为民企”的改革，其引发的巨大思想碰撞，演化为湖北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深层思考。此后，围绕吴少勋个人的争议延续多年。
2017年，劲牌成功跻身白酒行业“百亿俱乐部”，销售额逾104亿元，纳税额逾28亿元。20年前，劲牌酒厂还是一个年产值不足8000万元、上缴税收740万元、员工人均负债2万元的县级国营企业。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哟”
吴少勋的低调，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近年来，他鲜于公开露面，即便是面对质疑、遭受委屈之时，也多是一种淡然处之的态度。
这种低调，或许是久处于风暴眼后的一种反应本能。
1956年，吴少勋出生于湖北大冶农村。父亲早逝，少时家贫，兄弟姐妹多。中学毕业后，吴少勋回家放牛。
1974年，吴少勋应征入伍，历任汽车班长、连团支部副书记等职务。
1980年，吴少勋转业到大冶纱厂工作，先后担任班长、车间主任、副厂长、厂长等职务。1987年，他来到大冶县御品酒厂（劲牌有限公司前身）任厂长兼党委书记。
彼时，酒厂非但没能抓住机遇获得高速发展，原有体制的弊端和企业管理的漏洞反而逐渐显露。工厂产值不足500万元，负债却高达700万元，仓库堆满了销不出去的酒。每产一瓶酒要亏损两角钱，只能通过政府补贴来实现盈亏平衡。企业举步维艰，人心浮动。
吴少勋一面四处考察、取经，改善企业管理，引进人才，一面开展市场调研，开发新产品。1989年，“中国劲酒”横空出世，这被视为劲牌公司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一份来自劲牌公司的数据显示，1997年，酒厂正式更名为“湖北劲牌酒业有限公司”，总产值较10年前增长了2088%，上缴税收增长852%。
“改制风波”
改革、改制，是劲牌公司发展史上绕不过去的关键词。也正是20年前的那场改制把吴少勋推上风口浪尖。
“劲牌风波”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风波？2017年7月，在大冶市举行的一场“思想解放大讨论辅导报告会”上，劲牌公司改制经历者、参与者，大冶市政协原主席黄治尧口述了那段历史。
1997年5月，酒厂实施第一次企业改制——股份合作制改革，实行全员持股。股改后的酒厂产权不明晰，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没有实现真正分离，“穿新鞋、走老路”。1997年底，公司负债4000万元，亏损500多万元。
黄治尧回忆，湖北省委组织市州县大型代表团到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温州等地参观学习，明确提出县域经济以民营为主。最终，大冶市委市政府决定，把劲牌酒厂的改革落脚点落到改变公有公营，实行民有民营的问题上——将酒厂卖给个人，改制为民营企业。
劲牌改制正式提上日程。卖给谁？员工意见出奇的统一。全厂千人大会上，无记名投票，９４％的员工同意吴少勋当选酒厂掌舵人。
吴少勋成功当选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第一件事就是精简人员。所有人员都要买断工龄，重新聘用上岗;科室负责人压缩１/3，充实生产第一线,酒厂员工从800人精简到600人。
由于政策透明、兑现到位，职工下岗、转岗实施顺利。自此，劲牌公司正式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登山论”
1998年，劲牌成功改为民营企业后，吴少勋开始在慈善方面下大力气。
吴少勋认为，扶贫先扶智，哪怕一丁点资助，也许能改变一个贫困生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劲牌阳光班”如今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84所高中，受惠学生19300余人，累计投入1.67亿元。
2016年1月，由劲牌公司投入1.13亿元捐建的大冶体育公园建成开放，迅速成为大冶市民休闲健身、运动娱乐的最佳选择。8个月后，劲牌出资1.75亿元捐建的黄石柯尔山白马山公园在磁湖之滨建成开放。
湖北省慈善总会公开的年度审计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劲牌有限公司仅通过湖北省慈善总会累计捐赠款物就达51899.79万元。2007年，“湖北慈善劲牌公益基金”设立，10余年间，劲牌酒业仅通过湖北慈善总会的捐赠总额已超过12亿元。
不论胡润慈善榜是否少算了捐赠数额，吴少勋“湖北首善”的身份亦毋庸置疑。
有人将吴少勋的慈善归因于他的“又红又专”——回报家乡，回报社会。红，是劲牌的一个明显标志。不仅劲酒的酒色是红的，在大冶，曾经劲牌公司的门楼乃至琉璃瓦都是红色。
吴少勋曾就企业管理提出的“生态论”也可解读为其慷慨慈善的另一种原因。他认为，企业发展要确保外部经济生态、社会生态、环境生态和内部人文生态的协调发展。
吴少勋喜欢跑步、爬山和游泳。他还提出过“跑道论”、“登山论”。“跑道论”是指企业发展是马拉松长跑，而非图一时之快的短跑。所以，劲牌不会搞“大跃进式”的发展。提前布局，耐心呵护，才是吴少勋的风格。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有很多企业都不存在了。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认为是发展和生存这个矛盾没有处理好。有的想通过增长、发展去解决和掩饰一些矛盾，结果适得其反。很多企业不是做小做死的，而是做大做死的。所以，度的掌握、增长欲望的控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和考验。”他如是说。（支点杂志2018年12月刊）
1999年成立至今，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后简称“居然之家”）已步入第19个年头。
这些年来，公司董事长汪林朋致力于成为行业标准制造者：从“先行赔付”到“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货”，从“明码标价”到拥抱新零售，他一直试图将传统卖场做出特色，快人一步。
截至2018年6月底，居然之家全国分店数量达到241家、营业面积超过1200万平方米、年销售额超过600亿元。这是一份不凡的成绩单。汪林朋说，他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赶上了好时代
在家装行业，1969年出生于湖北黄冈的汪林朋属于“半路出家”。
家装业与房地产业具有极强的关联性。1982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正式起步，家装也随之逐步进入产业化时代。
那时的汪林朋尚处于求学生涯之中，1991年，他大学毕业一年后被安排到商业部任科员，后转到国有企业成为高管，也一直未涉及家装领域。
1998年，对中国房地产行业来说是历史性的转折点，这一年，中国实行了近半个世纪的福利分房制度彻底终结。
汪林朋在机缘巧合之下，赶上了这波行业发展的重要节点——1999年，刚满30岁的他被调任至新成立的居然之家任总裁。
公开资料显示，居然之家前身是位名叫张雷的商人创办的居然装饰城。后来，张氏家族将其转让，公司也变身为国企。
彼时，刚开始富起来的人们在买下拥有自主产权的房子后，发现自己的家原来能装饰得那么赏心悦目。于是，家装行业迎来了真正爆发。
不过，那时的居然之家尚属于摊位制的家居建材集贸市场——家具厂商各守一处，叫卖声与烟火气交织成网。
虽然汪林朋是被动地到了这个相对嘈杂喧嚣的基层市场，但他没感到失望，而是认为自己真正走入市场竞争之中。
“在国有企业时，我对市场真的不明白，主要工作就是批条子、批资金、批计划指标。来到这里，发现这个两三万平方米的集贸市场，每天车水马龙，商户生意特别好。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市场、真正的买卖！”汪林朋说。
汪林朋以前一直觉得自己“社会地位还可以”，到这后才发现市场上租摊位的小老板开的车、住的房都比他好，反而显得自己“太土了”。
而且汪林朋的经营压力并没想象中那么大。因为房改后，中国房地产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什么都好卖，这行几乎不存在竞争。
“如果那时做企业失败了，特别是做房地产或家居卖场失败了，要么是水平太低，要不就是命不好，天生没有成功的命。所以我们不是在充分竞争的环境里发展起来的，是赶上了好时代。”汪林朋说。
2000年前后国企改制盛行，居然之家亦在2001年演变为混合所有制。后来发展过程中，汪林朋逐渐增加持股比例，逐渐成为董事长及实际控制人。
平衡“食物链”
如前文所言，对30岁时的汪林朋而言，“赶上了好时代”确实是个大实话，但想要在好时代脱颖而出，就不能满足于小富即安了。
刚进入居然之家的汪林朋很快就发现了痛点所在：所有卖场几乎都没品牌、没管理、没服务，消费者权利得不到保障。
“那时的家居市场赚钱太容易，只要你有办法圈块地，支个棚子，打出招商旗号，商户就会纷至沓来，市场按时收租金就行了。可问题在于，一旦产品出了问题，消费者在商户面前太弱势了。”汪林朋说。
消费者买的商品出了质量问题，商户愿意理就理，不愿意理就让消费者找厂家。一旦闹得不可开交，只要商户将执照、门头换下，就能轻易躲过责任。
实际上，商户和消费者的纠纷最终损害的是市场声誉。来到居然之家两年后，汪林朋的一个服务升级计划酝酿出炉。
好戏很快来了——“先行赔付”机制仅过了半年，某暖气品牌就捅了篓子。由于暖气片漏水，导致用户房子都被水泡了。
权威部门检测认定，该暖气片接口处焊接不合格，充水受压时容易爆裂，属于严重质量问题。当人们找厂商追索时，代理商已如过街老鼠般撤场消失，品牌生产厂家也闭门歇业。
面对1000多个受害家庭的怒火，北京13个销售该产品的家居市场慌了手脚，大部分卖场都撇清了跟商家的关系。但汪林朋做出惊人之举：“赔！全部赔！”
实际上，“先行赔付”本质就是将现代管理理念引入行业。此后其他同行争相模仿它，也促进了整个行业的升级转型。
后来汪林朋回顾这段岁月，精准说明了问题所在——在中国家居流通业的食物链中，卖场是地主，比商户强势，在消费过程中，商户又比消费者强势。因此，卖场出面帮消费者解决问题，就可以平衡食物链中的关系。
从2002年之后，居然之家生意越来越好，而在北京家居卖场，要是有哪家不实行“先行赔付”，谁就意味着被消费者抛弃。
“老实说，在资源方面，我们真没什么特别优势。但相比其他卖场，我们主要团队都是来自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们本身的眼光和管理的意识、服务的意识，可能要领先一些。”汪林朋如是说。
不怕顾客找麻烦
一次创新不难，难在持续创新。而对于想当领头羊的企业而言，当其确立的一个标准已成为共识时，就必须去确立新的标准。
从2004年开始，汪林朋在推出“先行赔付”基础上，再次叫响了“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货”的口号。
简单说，这就类似于如今“天猫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玩法：即便产品没有质量问题，只要消费者买后看着不顺眼、不喜欢，一个月内便可换可退。
2005年，汪林朋再立下新规：“多处购买，统一退换”。意思是在同一城市内，无论你从哪个店购买，不论买的是家具、建材还是家居用品，不论是不喜欢还是装修后剩的尾货，装上车集中拉到任一家店，就统一结算、退换。
彼时，居然之家北京四家店均在醒目位置设立了“统一退换货处”，专门等待着人们前来“找麻烦”。
“市场淘汰是个健康的过程，无品牌、无服务的企业慢慢退场，对肃清市场有利无害。居然之家不怕，我们和消费者站在一起。”汪林朋说。
2012年，居然之家在业内首创“明码实价”政策。标多少就卖多少，不允许商家随意打折，解决家居行业价格虚夸的毛病。
试行3个月后，居然之家销售额下降了20%以上。
经过多番调查，汪林朋发现销售额的下降是由于众多消费者习惯了过去的不透明定价机制，他们对居然之家的“明码实价”还抱有观望心态。
因此，汪林朋接连出台多项将“明码实价”落实到底的措施，多管齐下，从产品服务、企业管理两方面同时发力。
2012年底，“明码标价”战略让居然之家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20%。
与此同时，居然之家对入驻厂商建立了充分的话语权——符合各项标准，经审核后排队；不符合标准，你根本进不来；违反规矩者，则扫地出门。
不过，一些入驻厂商指责其“捆绑经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汪林朋不以为然，所谓“捆绑经营”在他看来只是卖场和经销商双方合作的门槛，“卖场甚至在以这种方式，去帮助市场筛选实力企业。”
从封杀“双11”，到“被阿里投资”
汪林朋也曾略微保守过：5年前，包括居然之家在内的众多家居卖场曾集体封杀天猫“双11”，要“联合防御天猫等电商平台的冲击”。
但随着近年新零售浪潮的袭来，汪林朋开始选择主动开放。
今年2月11日，居然之家启动了130亿元的首轮融资，阿里巴巴、泰康集团、云锋基金在内的16家机构联合参与了本次投资。
当天，心情颇佳的汪林朋穿上了“迎娶太太时穿过的”粉红西装。对首次融资便达130亿元的“壮举”，他表示“不是钱的事儿，而是整个系统的升级。”
其一是通过引进社会资本扩充企业实力，实现公司从个人治理向现代化治理的升级，将企业变成管理团队、全体员工的事业平台。
“没有公司治理的现代化，就不可能留得住优秀人才，企业文化、企业战略就不可能传承和持续。”汪林朋说。
其二就是要向“大数据驱动型”升级。
近年来尽管各个企业都瞄准“新零售”，但作为承托耐用消费品零售的家居平台，其改造的特殊性和复杂程度，用一万个“难”和“累”都不足以表达。
汪林朋坦言，居然之家过去并不真正知道顾客在哪里、商品处于何种状态。他期待的是通过与阿里的合作，实现线上线下高度融合。
不过居然之家多年没融资，一融就100多亿元，投资者能取得预期回报吗？
“就像两年前，我以超百倍的增值回报给初始股东一样，在不久的将来，我一定会给在座所有投资人带来超额回报。”汪林朋如此承诺。
阿里巴巴CEO张勇则表示，阿里和居然之家是同年创建，彼此共同看见了新零售重新定义家居行业的价值，将共同推动家居消费走向繁荣。
根据协议，阿里会协助居然之家卖场的全面数字化升级，基于双方会员系统打通和商品数字化，实现消费者选建材、买家具的体验升级。
今年6月的“天猫618理想生活狂欢季”中，居然之家北京区域加入“狂欢”，并以北京居然之家世纪金源店为试点，与天猫共同打造智慧门店。
彼时，居然之家在北京金源店设置了指挥中心，店面布置不变，但运营能力大幅提升，为消费者购物体验、商户经营决策和营销触达带来利好。
同时，双方还在客户引流、数据共享、供应链嫁接等方面实现合作。6月16-18日，北京地区居然之家销售额近11亿元，比2017年端午期间增长了216%。
这一合作几个月后的10月12日，居然之家和天猫将北京世纪金源店深度改造为“新零售数字化卖场”。
与普通门店相比，该店增添了不少“黑科技”。
譬如，消费者通过“装修试衣间”能查看装修风格设计，还能“一键迁移”自家户型。在30秒生成设计方案同时，连装修价格也一目了然。
据了解，“装修试衣间”将提供上万套户型装修选择，同时还会开放与设计师、装修公司的合作，将这一“家装新产物”覆盖至全国各大城市。
不仅如此，新零售还武装到世纪金源店的方方面面：一楼有智慧导购大屏，售后环节则嫁接了天猫无忧购的可视化、数字化能力。预计到2019年底，天猫和居然之家将完成全国300余个卖场的数字化改造。
在阿里及一系列战略投资者的赋能之下，汪林朋所期待的还不止如此，他表示，未来五年内居然之家将成为中国家居行业第一品牌。（支点杂志2018年12月刊）
“我是浪潮，告诉你什么是激情；
我是大海，告诉你什么是宽广；
我是白帆，告诉你什么是追求；
我是风暴，告诉你什么是力量。
我是地平线，告诉你什么是距离；
我是北斗星，告诉你什么是方向。
我是比天空还要湛蓝的海水，
我是比黄金还要灿烂的阳光，
我的前辈是七下西洋的郑和，
我的家园是万里无垠的海疆，
我的血管奔涌着长江黄河，
我的头颅高昂在喜马拉雅山上。
我是东方巨龙，告诉你什么是民族之魂；
我是和平使者，告诉你什么是礼仪之邦；
我是炎黄子孙，告诉你什么是同舟共济；
我是中国企业家，请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这本是“帆船迷”汪潮涌为航海创作的《中国水手之歌》，在今年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上，他把它改写成《中国企业家之歌》朗诵出来，让现场气氛变得有点嗨。
“40年前1978年，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在一个叫做湖北黄冈市蕲春县张塝镇瓢铺村的地方。那是刚刚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是当地一对目不识丁的农村夫妇的养子，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他们对我的期望是留在村里照顾他们，每年需要修水利的时候我能派上用场，学校放假了，我可以上水利工地修水库、修河堤、修农田、修梯田。”汪潮涌这样回忆自己40年前的人生，但现实并没有按这样的剧本走下去。
后来，他15岁考上华中科技大学，19岁攻读清华大学研究生，30岁坐上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副总裁兼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位置，34岁创立信中利资本……每一步都跟瓢铺村走得越来越远，却紧跟中国改革步伐。
从大别山深处走来
1965年，汪潮涌出生在湖北蕲春，父亲本是蕲春一中的老师，却因“臭老九”的身份遭到批判，未满1岁的汪潮涌只能被父母含泪送到伯父家中寄养。伯父家位于大别山深处，那里远离动乱，物质条件却极其艰苦，汪潮涌在那里一待就是十几年。
汪潮涌不到8岁就去五六十公里之外的大别山半腰修水库。“我第一次上水利工地是6岁，什么都不能干，就帮村民们打阵子、记工分，那时我刚刚学会识字和数数。冬天刺骨的寒风，早上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就得起来到水利工地上。当时革委会公社的干部说，那些弯弯曲曲的河流太占地方，要把它拉直，我们要把它变成农田，所以我们一到冬天就开始干弯弯曲曲的河流拉直的活儿。”这大概是汪潮涌对大别山最深刻的记忆。
好在蕲春是当地有名的武术之乡、中医之乡。一到农闲，伯父喜欢舞枪弄棒，汪潮涌就跟在后面比划虎形拳、南拳，他从小就明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并一生与运动结缘。
恢复高考后，汪潮涌的两个哥哥姐姐都考上了大学，他也得以在1978年跟父母、兄弟姐妹团聚。
“学霸体质”的他，很快便脱颖而出。1980年，年仅15岁的汪潮涌一举考上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工程系，成为当时华工校园里最年轻的大学生。当年，高考录取率仅为8%。
那时，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在华工社会科学部担任主任，管理学院治学严谨，汪潮涌所在的管理工程系课程繁重，一学期最多要修11门课。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在校报发表散文、现代诗，同时选修英语、法语、日语、俄语等四门外语，甚至“周末还跑去武大学德语”，有同学回忆“汪潮涌大二就尝试翻译哈佛商学院的《管理学原理》”。
1984年，汪潮涌考上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成为该院第一届MBA班的学生。而那时兼任清华管院院长的，正是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
“1985年，（后来的）朱总理在美国考察时争取到了一个留学生名额，我很幸运地被推举为留学人选。”汪潮涌回忆道，“他特别嘱咐让我学金融，我当时对金融的理解就是记记账而已，但他说金融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专业，对国家非常有用。”年轻的汪潮涌按当时外币兑换的上限兑了50美元，并把其中的20美元借给室友考托福，怀揣着剩下的30美元只身赴美。
也是在那一年，中国开始允许自费出国留学，“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那一年，李稻葵、胡祖六等人一同赴美，熊晓鸽在次年去了波士顿大学。
后来的一切证明，留学为汪潮涌开启了一扇门，一扇通往更广阔天地的大门。1987年，他顺利拿到了罗格斯大学商学院MBA学位，并经过十几轮严格的面试进入摩根大通纽约总部，成为第一批进入华尔街工作的中国留学生，开启了每周工作100小时的投行生活。
1990年，汪潮涌进入标准普尔纽约总部任职，从事资产证券化评级业务。
1993年，中国评级行业开创者毛振华，第一次带中诚信团队考察的国际评级公司便是标准普尔，牵线人正是汪潮涌。那一年的汪潮涌和毛振华都年仅二十八九岁，很难再去考证这两位来自湖北农村的青年，曾在怎样的机缘下相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时还尚未回国的华尔街才俊汪潮涌，命运已经开始跟国内的改革大潮紧紧相连。
从职业经理人到创业先锋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期间，专门就证券业说过一段话，认为证券和股市要坚决放开试，错了可以纠正。或许正是受这段话的刺激，中国股市开始呈现亢奋之势。
国内资本市场一活跃，华尔街马上就开始忙乎。首先觉醒的便是摩根士丹利，约翰·麦克在董事会上怒吼：“必须一个星期从华尔街到长城”，拥有漂亮履历的汪潮涌很快被猎头相中。1993年，汪潮涌以高级经理的身份来到香港，两年后，便升职为摩根士丹利亚洲副总裁兼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汪潮涌一下子就成了各地省市政府的红人。3年间，他直接参与和负责了财政部、中国银行、东方航空、大唐发电、北京控股等海外融资业务，融资总额达60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汪潮涌开创性地设计了东方航空纽约、香港两地上市，并让北京控股获得1260倍超额认购，他自己也一战成名。1995年，汪潮涌还作为摩根士丹利的一员参与日后赫赫有名的中金公司的筹备。
也是在1995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开始萌芽。杭州教师马云创办了中国黄页；丁磊辞去宁波体制内的工作，只身前往广州；张朝阳从硅谷回国创立了爱特信（搜狐前身）……华尔街青年汪潮涌的人生，也开始跟互联网浪潮发生着某种关联。
1997年底，汪潮涌偶遇清华师弟张朝阳。张朝阳创办的爱特信公司已将尼葛洛庞帝的17万美元花光，后来找朋友借的10万美元过桥贷款也所剩无几。
“师兄，能不能多少借点？”张朝阳已经快揭不开锅了。可时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副总裁、驻京首席代表的汪潮涌，起手都是上亿美元的投资，爱特信这种小项目根本拿不上台面。
汪潮涌灵机一动，决定拉着中华网的叶克勇以个人名义投资，一共投资25万美元。不过，此后叶克勇迟迟不签字。熊晓鸽一看有机会，马上联合英特尔公司、道琼斯、晨兴一起，给张朝阳送来220万美元。以当时的估值，25万美元能占搜狐5%的股份，2000年搜狐一上市，5%的股份就价值3000万美元。两年125倍，汪潮涌肠子都悔青了。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的刺激，让汪潮涌清醒地认识到“在摩根士丹利这样的跨国投资银行中，充其量也就是做到大中国区的负责人”。所以到了1998年，汪潮涌再也等不及了，他有了自己创业的念头。
汪潮涌记得，1995年9月在北京与股神巴菲特共进晚餐时，巴菲特说：“年轻人，相信中国，你就能获得巨大的盈利。”于是1999年，汪潮涌把之前投资的eBay、雅虎、Intel等互联网公司股票通通卖掉，筹集了1000万美元创立自己的公司，公司名字就叫“信中利”。
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就是后来被认为引发了一场高科技产业新高潮的一号提案。很难讲，信中利的创立是否受到这份提案的鼓舞。
总之，刚成立的信中利便准确地把目光对准了国内巨大的市场空白——进入快速发展期的民营企业们，尤其是科技企业。这一年，马云偕同“十八罗汉”注册了阿里巴巴，李国庆夫妇创办了当当网，陈天桥筹资50万元创立了盛大，梁建章、沈南鹏等人一起创立了携程，新浪网的王志东获得了2500万美金的风险投资。
2000年前后，汪潮涌跟其他“拓荒者”，开启了“中国创投元年”。
航海家的视野
彼时，世界范围内，互联网泡沫的余波未散，国外风险投资遭受重创。远在东方的中国，风险投资行业却作为一个朝阳行业冉冉升起。
美元基金方面，熊晓鸽所率领的IDG逐渐展露头角，把握住互联网泡沫的机会，投资了百度、携程网等后来知名的互联网项目，开始影响到日后风投乃至整个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而信中利在成立的一年内，就为12家高科技企业募集资金2亿多美元，包括北大青鸟、朗新、瑞星科技等。
2001年，汪潮涌才真正迎来投资事业的黄金期。互联网泡沫破灭后，搜狐遭抛售，股价一度下跌到1美元附近，汪潮涌坚信这是一家优秀的公司，并开始大量收购。2003年，纳斯达克复苏，两年间，汪潮涌收获了超过15倍的高额回报。
也是在2001年，本土创投开始进入“井喷”时期。这一年，深创投在阚治东的掌舵下迎来第一个“黄金时期”，阚治东曾设立过一个“三段式”的盈利模式，并为后来的本土创投机构所借鉴。根据清科的数据，到2004年，中国创投规模首次突破10亿美元，投资案例数量同比增加43%。汪潮涌在这一年抓住百度上市前的最后一轮融资机会，而后获利百倍之多。
2005年，随着大量外资的进入，中外创投共募集40亿美元资金。中国证监会也在2005年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这也就是载入中国资本历史的“股改全流通”。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创业板开通、险资开闸、双创浪潮……十几年来，许多创投基金都收获了成百上千倍的回报。
汪潮涌反而显得没有那么杀气腾腾，甚至有些“佛系”。
刚开始成立中国帆船队，就是喜欢，根本没有考虑过能不能赚钱，不过无心插柳柳成荫，此后的美帆会俱乐部会员迅速达到数百人，均是高净值企业家。“通过中国之队平台，我带大家一起去航海，认识了很多CEO”，汪潮涌说，不少企业家后来变成了信中利基金的出资人，投资也获得突破。
汪潮涌曾做过一个比喻，“互联网风险投资有如一个江湖，不妨把几个名人对号入座：南面是腾讯的马化腾；张朝阳家是西安的，是西毒；马云的地位就像王重阳，中神通，是盟主吧……可我，还是喜欢黄药师。”细细想来，他的做派确实有些神似，他的投资宛如飞花摘叶，弹指神通。
信中利创立的19年，共投资了中国超过200家创新科技型企业的发展，绝大多数属于民营企业，且有30多家跟湖北有关。目前在武汉，信中利已经投资布局了新零售领域的today便利店，高端制造领域的易瓦特，健康医疗领域的同济医药和奇致激光，高科技领域的沃亿生物和纳思科技等一批本地优秀的民营企业。并且将投资过的12家独角兽企业和一批具备独角兽潜力的企业引入武汉市场，包括蔚来汽车、居然之家、本来生活、神州鹰、九次方大数据、壹药网、思路迪、长江脉等。
“作为投资型企业家，我对改革开放40年的感想肯定不如实业型企业家那般丰富、丰满。”汪潮涌有些谦虚。
不过，当他回忆起12年前，他组建的第一支中国帆船队参加美洲杯帆船赛，组委会要求中国帆船队船体必须按照全球标准的复合材料制造，但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材料，“只好让我们外籍队员一公斤一公斤从欧洲往中国背，最后才在东莞的一个合资船厂做成了我们的船体。”言语间有些许辛酸。
“虽然在船上能看到海平线，可是你往前走，会发现海平线还在更远的前方，你还得往前走，没有止境的追求，永远得往前走。”汪潮涌对支点财经记者说。（支点杂志2018年12月刊）
2011年6月，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决定个人出资1亿元，捐建万林艺术博物馆，为武汉大学120周年校庆献礼。后来这笔捐款追加到1.2亿元，在万林艺术博物馆于2015年投入使用后，他又向博物馆捐赠了价值3000万元的艺术品。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巧合。
1988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任副总编辑的陈东升，决定效仿《财富》世界500强的排序方法，做一个中国500家大企业评价，第一年评出100家大企业，第二年开始评中国500强。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他的《我评出百家最大工业企业》。30年后，陈东升创办的泰康保险集团以240.58亿美元的营收，入围2018《财富》世界500强，位列第489名。
《人民日报》头版发表陈东升的《我评出百家最大工业企业》。
1979：与武大有关的日子
恢复高考后，1979年，陈东升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说到改革开放，我大学期间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教育改革。武汉大学的刘道玉校长作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搞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包括选修制、学分制，让武汉大学成为最令人神往的校园，很多北大、中科大的学生转学过来，当时我们觉得很骄傲。”陈东升说。
在武大求学期间，陈东升喜欢到珞珈山顶一览武大全景，也喜欢到湖边细看东湖白浪。“可能我有夸大，那时候觉得自己就像在哈佛、耶鲁或者在芝大上学一样，是那样一种学术氛围。”他有些动情。
刘道玉到武汉大学任职校长时，陈东升升入大三，作为教育改革的直接受益者，陈东升去哲学系选修了西方哲学史。“这改变了我整个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后来我成为一个非常激进的开放青年。”
可即便是思想解放的开放青年，在那个年代，也不会把从商作为自己职业的第一选择。
1983年的毕业季，陈东升跟几个关系要好的同学登上珞珈山顶，即将奔赴各地工作的他们各个踌躇满志，“站在山顶，我们都放空，志向很大。”
陈东升进入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国际贸易研究所发达国家研究室，从事国际贸易及宏观经济研究，后又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副总编。
年轻时的陈东升在日本街头。
1992：决定下海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87岁的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重要讲话，后被整理成“南方谈话”。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些提法给了僵硬思潮致命一击，在经济上也形成了空前的号召力。
据说，“92派”这个词是陈东升发明的。
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受“南方谈话”影响，1992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他们中的佼佼者同属于“92派”，陈东升是“92派”的领军人物。
陈东升回忆道：“在《管理世界》做中国企业500强评选，对我的人生有很大影响。”那时候，全社会有一个关于如何强国的大讨论——是应该科学报国，实业报国，还是教育报国？
他曾经把中国500强和世界500强对比，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世界经济总量的排序和它拥有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完全成正比。这给了他很大的启示：实业强国是根本，经济决定一切，没有一大批世界级的企业，中国的强盛就不存在。那时候的他已经意识到，中国会进入一个经济复兴的时代，办企业、开公司会成为一股巨大的经济浪潮。
就在这时，国家体改委出台了《股份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陈东升认为这两个文件是“中国企业发生真正变革的转折点”。
“当时想创立企业，可是不知道资本从哪儿来，有了这两个文件后，就可以去募集资金，可以去根据一种商业模式寻找投资人来投资。”他后来下海并先后创立三家公司，都是基于这两个文件。
“改革开放初期就有很多人去做生意，产生了很多‘万元户’，但那时候我们只会说这批人不错，很有勇气，但下海这件事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陈东升说，1992年下半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目标，才让创业开始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那一批下海的社会精英，“有很强的家国情怀在里面的，舍我其谁”。
1992年12月，陈东升写下第一份人寿保险公司创业企划书。
曾经：“创新就是率先模仿”
1993年5月，“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德拍卖”）正式成立，成为第一家全国性的股份制拍卖公司，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中”字头的拍卖公司。
“那个时候就是满腔热血，当时都没有拍卖的概念，除了在电视上看过，什么都不懂。今天请教这个，明天请教那个，还去香港把拍卖过程录下来，回来大家一起看。”陈东升提出了“创新就是率先模仿”的观点。
“当时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大多数的前沿学术创新、科技创新都在那，我觉得美国火的东西中国一定会火，于是就有了‘创新就是率先模仿’的想法。找最好的葫芦画瓢，找最好的商业模式来复制，成功的概率会大大提高。我那时候创办嘉德拍卖，对标的是苏富比，我和我弟弟创办宅急送，口号是要做中国的Fedex。做泰康保险的时候，左眼看友邦，右眼看平安。”陈东升对支点财经说。
那么“92派”的企业家们当时是如何选定创业行业的？“用市场经济的雷达去寻找市场盲点，抢占市场。”这是陈东升的另一句总结——用计划经济的余威去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
1990年，陈东升去日本访问。他看到日本满大街都写着“东京生命”“住友生命”“日本生命”“海上火灾”，觉得很奇怪，就问了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朋友。原来，“火灾”就是财产保险公司，“生命”就是人寿保险公司。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人寿保险可以做成这么大的生意。在研究“财富500强”时，他也发现其中有不少就是保险公司。陈东升当时就想，保险公司可以做成一个企业巨擘。
通过4年的申请，1996年8月，泰康人寿终于获准成为《保险法》颁布后的中国第一批股份制保险公司之一。
1996年，泰康人寿开业。
“我当时一听说有机会做人寿保险，马上跑到王府井新华书店，把只要有“保险”二字的书通通买下来，逢人便说我要办一家人寿保险公司，很多人觉得我是神经病。花了4年才拿下牌照，但我从没想过放弃。”陈东升认为，创业还需要一份憧憬和坚持，这很重要。
2007年，陈东升还是用“创新率先模仿”的方法论，去看看其他国家是怎么做养老产业的。他先后去了日本、台湾地区考察，觉得都不是他想要的。直到去了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中心养老社区，老年人活力、自信、快乐的生活，深深震撼了他，他决心把这个生活方式和商业模式带回中国。
10年来，“摸着石头过河”的泰康保险集团，从养老社区，到医养融合，再到打造“保险+医养+资管”闭环，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商业模式创新。
2016年7月，泰康保险集团以16.25亿元人民币控股13.52%，成为苏富比单一最大股东。从模仿者到并肩者，被彭博称为“一个中国企业家不忘初心的圆梦行动”。截至2017年底，泰康保险集团资产规模达7128.54亿，管理资产超1.2万亿，入围世界500强。
陈东升跟泰康养老社区的居民们在一起。
40年后再出发
“改革开放就是一个时代的巨浪，把所有的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少年，全都裹挟进来，历史就是这样前进的。创业创新的洪流浩浩荡荡，从来没有人能够阻挡。”今年3月，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陈东升的发言很是豪迈。
“泰康保险集团成立22年来，从一家传统的保险公司，走向一个多元的保险集团，把养老和医疗保险、医院和养老社区的建设结合起来，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的发展历程跟中国经济的改革进程也是吻合的，中国也开始从模仿创新，进入到一个自主创新的时代。”陈东升说，中国经济通过40年的高增长，跑马圈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进入了整合的时代，一个需要自主创新的时代，只有这样才能把企业做大，让经济更有竞争力，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
他总结，40年来，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从狂野到成熟、从躁动到平静、从赚钱到做社会公益，在进步，也在进化。从最早提出改革开放，到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到本世纪初加入WTO，再到现在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还特别出台了保护和弘扬企业家精神的文件。“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未来还要靠年青一代的企业家，把伟大故事继续演绎下去。”
在武汉，“百步亭”是一个地名，又不仅限于此。
这个居住着18万人的庞大社区，在武汉成为“安居”“和谐”社区的代名词，团年饭“万家宴”坚持开了18年，为武汉人津津乐道，并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首届“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的唯一社区等100多项国家级荣誉足以令它当得起湖北“第一社区”的称号。
百步亭社区的开创者，是现任湖北百步亭集团董事局主席茅永红，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百步亭社区党委书记。
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第一批民营企业家,茅永红在接受支点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改革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冒很大风险，甚至受到很大冲击。但是，中国必须改革，当今的中国必须继续深化改革。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为国家出点力、做点贡献，为社会发展起到一些推动作用，那么，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砸“铁饭碗”建首个合资公司
十几年前，要进入“百步亭”，需经过一个标志性的红色拱形立牌。如今，立牌上“百步亭花园欢迎您”和“中国人居环境范例社区”的字样，已颇有些年代感，而百步亭去往外界的道路早已四通八达。
百步亭由“白布蓬”的谐音得名。这里曾到处是鱼塘和沟渠，因地处近郊，梦想进城生活的人们，扯着“白布篷”在此经营熟食谋生。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百步亭都依然是“城市里的村庄”。
彼时，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遍大江南北，在武汉以南的武昌县，20多岁就当上县公路交通监理站站长的茅永红，心里也被吹得痒痒的。捧着“铁饭碗”的他思忖着“干一件大事”。
“改革开放后，国门打开了。我发现，海外有很多先进技术、人才可以引进来为我们所用”，茅永红告诉支点财经记者，当创业浪潮到来时，他想办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专门维修进口汽车。
这个想法萌生于在一起发生在他管辖公路段上的车祸：一辆进口新车被撞的变了形，老司机为此急得当街恸哭，茅永红四处帮忙联系修理厂时发现，武汉竟没有一家进口车修理厂。此时，前同事邓满林已成为一名港商，正回到老家寻找投资项目。二人一拍即合。
跟港资合作、修外国车，当时这在旁人看来，是想都不敢想的。文革期间，有海外关系就是“污点”，甚至可能被作为“反革命”判刑。
“我那时20多岁，铁了心要做成这件事”，茅永红告诉支点财经记者，刚好国家修铁路要征用家中老屋，补偿了2万元，他瞒着家人把准备盖房的这笔钱拿出来作为资金做可行性调研、跑办厂手续，“一家人睡了两年窝棚，我也因为做了‘亏心事’不敢回家，经常睡在船码头候船室、火车站候车厅。”
调查的结果坚定了他办厂的决心：湖北省进口的8万辆汽车，待修的就有1.5万辆。从此，茅永红开始了跑手续盖公章的漫漫旅途，从县里盖到市里，从市里盖到省里，从省里盖到中央，留下了一段为人熟知的“179个公章”的故事。
茅永红带着“遗书”去找时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任中林，后者曾在湖北任职多年，担任过湖北省委副书记。
这封“遗书”更像是他的自我剖白，其中写道：“我想办一个中外合资企业，目的是把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引进来……不是在为私利，而是想为改革开放做点事情。为了办公司，我把家里的钱全都骗出来了，如果办不成我也没脸回家。”
茅永红至今仍清楚记得任中林对他说的话——“虽然改革开放了，但很多文件尚配套不足，你放心，我们来把这个事情给你办成。”
1985年4月4日，在盖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最后一个公章后，茅永红终于领到编号为“001”的营业执照。“江夏进口汽车维修中心”也成为当时中南五省第一家合资进口汽车维修中心。
创“三制”遭误解出走海南
茅永红将英国、日本、荷兰的先进技术都引了进来，公司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企业。
接下来就是怎么管理的问题。办中外合资企业的关键就是要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在茅永红看来，这个难度不低于盖一百多个公章。
虽然改革多年，但一些不好的习气还存在着——捧着“铁饭碗”、吃着“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茅永红创新性地提出“三制”：工人合同制，能进能出；干部聘任制，能上能下；工资浮动制，能高能低。“办企业的目的，是要产生经济效益，不能养闲人。如果还按老模式，企业是赚不了钱的，那员工跟着你干什么？外商为什么要投资？”
聘请的工程师是香港人，一个月工资几千元。即使是普通员工，每月也有200多元工资，比当时国企的工资翻了好几倍。那时候，国家统一实行八级工资制，最高的是八级工，提干部也是有程序的，更不能说开除就开除。而茅永红第一个就把舅舅开除了。舅舅曾是国企的八级油漆工，修理厂开业后需要人手，他就过来帮忙，但他总有着“吃大锅饭”的想法。
这种提法在当时仍被很多人不理解，有人说茅永红是“搞资本主义”“搞自由化”。
“经营江夏进口汽车维修中心的8年，我受到各种误解并招来麻烦。”茅永红告诉支点财经记者，改革势必会牵扯到很多利益问题，他因此先后被抓过12次，每次抓进去审几天，就被放出来了。尽管省里一名主要领导严令“保护合法企业家”，茅永红最终还是选择了“出走”，去了海南，先后出任海南省经济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行政级别是正厅。
受邀回汉，“黑泥湖”上建“安居”
1988年，海南兴办经济特区，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在海南的那几年，让茅永红有一个重要的收获，他认为国家会拉动内需，而房地产市场必然启动。
1995年，湖北省领导对茅永红等一批企业家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回到家乡做贡献。
恰好，武汉市有块上千亩的荒地等待开发，茅永红看都没看，就接了下来。
此处正是百步亭。“我在现场一看，叫‘黑泥湖’真的是名副其实。遍地都是臭水沟、烂泥塘和垃圾堆，不仅乱，还很偏远，水电路都不通。真的可以说是当时武汉待开发的地方中最烂的。”茅永红说，两年里，先后有7家房地产开发商进驻百步亭，最后都退场了。
当年“盖179个公章”不服输的劲儿，让茅永红决心把这块“烂地”，做成武汉最文明、最和谐、最安全的地方。
别人放弃的项目，茅永红为什么敢接？他告诉支点财经记者，这里虽然位置相对偏僻、基础设施差，但地价比市中心便宜得多，正适合建设普通老百姓买得起的房子。他的公司名为“武汉安居公司”。
1997年，百步亭花园正式开工建设。1998年12月28日，百步亭一期正式交房，曾经的“黑泥湖”变身水电路全通的安居房。
茅永红又有了一个大胆的改革思路，突破传统的区-街-居委会管理型的行政体制，创办全国第一个新型社区。当时，国家行政序列里尚没有“社区”这个组织。茅永红派人到国外了解社区管理的先进经验，研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符合时代的基层治理模式。2003年10月，四部委联合下文，向全国推广百步亭经验。
依托社区地产投身文化产业
今年9月19日，“2018中国房地产品牌价值研究成果发布会暨第十五届中国房地产品牌发展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茅永红创办的湖北百步亭集团有限公司再次蝉联“中国中部房地产公司品牌价值TOP10”。
历经20余年发展，“社区地产”已然成为一种产业模式，百步亭集团作为这种产业模式的开拓者之一，将房地产开发产品由“住宅”定位为“社区”，把产业链拓展到社区服务，满足老百姓居住、生活服务、文化娱乐、医疗健康等全方位需求。如今的武汉百步亭社区，占地6平方公里，已建成住宅600万平方米，居住生活着18万人,在建住宅100万平方米。
这几年，茅永红带领百步亭集团积极参与国家经略海洋战略，投身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百步亭集团拥有《CCTV老故事》和《城市电视》2个电视频道，拍摄了220多部（集）电影和电视剧，电影《江城夏日》获5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全方位塑造百步亭品牌形象。
茅永红向支点财经记者坦言，这些年他确实历经许多挫折、艰辛，但他觉得这些创新都是值得的。改革开放30年时，他被评为“中国十大改革新闻人物”；新中国成立60年时，他作为全国“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先进模范人物，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观礼阅兵仪式。
“我们不能忘了邓小平同志当年提出改革的初衷，也不能忘了当初办社区的初衷——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茅永红说。（支点杂志2018年12月刊）
主题是“周黑鸭的一切都源于祖国的发展”，阐述了周黑鸭一直以来的成长离不开祖国的日益昌盛。
周富裕是周黑鸭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黑鸭”）的创始人。20多年前，他从菜市场摆摊卖酱鸭起步，逐步将周黑鸭发展成为了在全国拥有约1200家直营店，并在港交所上市、年营业收入超过32亿元的国际化企业。
可以说，周富裕带领周黑鸭成长的历程，是改革开放后白手起家民营企业家创业史的一个缩影。
单干因耍小聪明受挫
20岁之前，周富裕的人生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穷”。
这时，周富裕的大姐已在武汉摆摊卖酱鸭，他便决定投奔大姐学做生意。1994年，到了大姐的酱鸭摊后，周富裕每天凌晨3点就起床帮她卤鸭子，6点准时出门摆摊，下午就是买鸭、宰鸭、腌制，饿了就到街口的小商店花5角钱买两个干面包吃。
然而，大姐的酱鸭摊生意并不稳定，运气好时一天能卖10只鸭子，大部分天数却只能卖三四只。周富裕同时发现，街口一个温州老板开的酱鸭店生意超好，每天都能卖一两百只，这是为何？
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个温州老板没事就和附近的几家酒店老板打麻将，一来二去便成了“麻友”，然后就将酱鸭销给了他们。
“人家玩着就把钱给赚了，而且一天比我们十天赚的还多！”周富裕与大姐商量也往酒店送货。不过大姐并不赞成，“你认识酒店的人吗？人家凭什么要你的鸭子呢？”
姐弟俩争执不下，周富裕决定单干。
这是1995年，周富裕在大姐卤菜加工坊的旁边架起了炉子露天卤煮酱鸭。跟姐姐走零售的销售渠道不同，他选择了给酒店批发送货。他还学起温州老板，用打麻将的方式与酒店老板联络感情。
只是，周富裕学到了皮毛却没有学到本质，一心想要脱贫的周富裕犯了耍小聪明的错。当时他卤煮的酱鸭，在口感上比不上温州老板的酱鸭。于是，他便用温州老板的酱鸭当样品给酒店老板们品尝，实际送往酒店的却是自己卤煮的酱鸭。
“用骗取的手段不可能赢得长久的生意。”周富裕深刻体会到了这一道理，要想将酱鸭这一生意做成，还得在口感上下功夫，若想生意旺，好吃才是硬道理，而且口味要独特。
架起铁皮货柜开卖
于是，为了卤煮出好吃的酱鸭，周富裕开始频繁跑香料市场，请教香料老板关于各种香料的功效，还借了不少香料书籍查看研究，并买了数百只鸭反复试验。
几个月的探索之后，周富裕做出了自己的香料配方，气味确实很独特。因为在传统卤料里创新性地加了糖浆，有一种辣中带甜的味道，然而卤煮出的鸭子吃在口中不算惊艳。
会不会是鸭子本身的问题？几经试验周富裕发现，生长期较长的老鸭做成酱鸭口感更好，因为老鸭耐煮、入味，而且肉也紧致。好配方加上好原料重新卤煮之后，周富裕做的酱鸭出锅时是晶莹的巧克力色，在空气中暴露、氧化后自然变成黑色，口感则越吃越丰富，开始是酱香偏甜，越吃越麻辣，到最后舌头发麻却又停不下来。因为口味独特，周富裕给酱鸭取名“周记怪味鸭”。
1997年，武汉航空路电业菜市场，周富裕在这里支起了一个带玻璃罩子的铁皮货柜卖酱鸭，这被他称为是周黑鸭的开创之期。
不过，创业总是充满艰辛。最初并没有多少人买，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种酱鸭到底好不好吃。对于新出现的事物，如果没有引爆点较难吸引人尝试。更为艰难的是，这条街上陆续又来了3家竞争者，其中1家叫做“如意鸭”的生意十分火爆。
“如意鸭”的营销策略让周富裕见识了一把。开业第一天“如意鸭”便在周围四处发传单，并且表示因为新开业每只酱鸭只卖10元。这可比“周记怪味鸭”足足便宜了12元，也低于20多元的市场平均售价。让周富裕较为尴尬的是，等着买“如意鸭”的队伍常常排到了他的摊位前。周富裕想，“他们是哪里找的货源？一只鸭子竟然只卖10元？”
闲着也是闲着，有一天下午，周富裕决定在菜市场到处转转，这一转就发现了“新大陆”。那就是下午6点菜市场快散场时，还有很多被挑剩下的鸭子，如果全包下来一直只要6.6元。
年底结算时，周富裕的账面上有了1万多元。次年初，周富裕在武汉江大路菜市场开设了第二个摊点，还请了几个老乡来帮忙。
后来，生鸭涨了价，“周记怪味鸭”也调高了价，但因为好吃又积累了不少顾客，所以依然卖得不错，生意最好时一天能卖500多只。当时，周富裕还在汉口火车站旁边买了一块地，建起了一栋4层的楼房，供存储生鸭、卤煮酱鸭使用。
这一年周富裕赚了30多万元，他第一次感觉到了做生意的成就感。
走出飘飘然状态
这种成就感也让周富裕飘飘然了。
实现了在老家修一栋漂亮房子的梦想后，他迷上了当初用作生意途径的麻将，每天夜里搓到一两点，对生意很少过问，“2000年前后，我的生意还比较好，但当时没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整天吃喝玩乐。”
直到有一天，周富裕偶然从朋友那得知，有人在和他做同样的事情，却已经开了100多家连锁店了。这对他的触动很大，是继续这样享受下去，还是谋求新的发展？
与此同时，环境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因为“周记怪味鸭”的火爆，市面上出现了不少假冒摊点，对其生意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假冒得还不错的，截流了顾客；做得不好的，则流失了顾客。
不能坐以待毙。周富裕决定再次出发，并从做品牌着手。
将流动摊点做成固定店面，从菜市场走向商圈是第一步。2002年，周富裕在武汉广场（现更名为武商广场）旁边，开设了首家不足10平方米的“富裕怪味鸭店”。为了让产品更加丰富，周富裕还把酱鸭拆分成鸭翅膀、鸭脖、鸭掌等单独卖。
形象的提升和产品的丰富，一下就让周富裕的收入翻了好几倍。随后两年里，周富裕又在武汉开设了第二家门店。
第二年，周富裕还成立了公司，至此，一家叫做周黑鸭的民营企业正式诞生。只是，发展历程也不是一帆风顺。
为了实现企业的快速扩张，周富裕允许他的七大姑八大姨们做起了加盟。仅两个月就在南昌开出了11家加盟店，但品控问题很快出现。
那是周富裕一个远房表哥开的加盟店，一位顾客因为吃了这家店的鸭翅上吐下泻，给周黑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事件原因是这位远房表哥用了已经过期的酱料。
周富裕痛定思痛，选择了将加盟店全部高价收回，从此只做直营店。虽然发展会慢一点，但至少能严格把握品控。
周黑鸭门店。
不怕被亲戚拿刀威胁
公司化运营周黑鸭期间，也让周富裕意识到了另一个问题，企业要想做大必须走出“家族式思维”。
那时，公司虽然有44个人，但有一半都是亲戚。和周富裕一样，亲戚的文化水平都不算高，他感觉自己管理公司的难度越来越大，亲戚们也都不会管理，“做大生意我的脑袋瓜不行，肯定要请专业管理人才加入。”
然而，从家族式企业转向现代化企业，阻力一点也不小。
一些亲戚管理层听说周富裕要请“空降兵”时，纷纷跑到他的办公室表示不服气，“脑子烧坏了？花那么高工资请外人来管自己生意？用自己亲戚多可靠！”
同时，周富裕还引进了一批在零售行业有着丰富管理经验的职业经理人，现任周黑鸭执行董事兼CEO的郝立晓便是其中之一。在加入周黑鸭之前，他就职于武商集团。
职业经理人的加入，使得周黑鸭迈向了更高的台阶。
首先是产品生产更加标准化。2007年，周黑鸭在武汉建立了首家现代化工厂。在这里，生产流程被进一步细化，腌制、烤制、卤制等流程均被分解，包括卤水和调料的配置也都是标准化操作。1只鸭子从半成品到成品，共需8小时36道工序，从而保证味道和品质的持久稳定性。
其次是产品包装更加先进。为了让鸭产品更加卫生和方便，周黑鸭还从德国引进了MAP气调包装——主要通过降低包装内氧气、增加二氧化碳的方式，以抑制包装内产品细菌的生长，从而延长食品保质期；同时，这种包装不需要像真空包装那样使用高温处理，能够保持食品原有的味道。
再次是对品牌调性重新定位。以往周黑鸭的定位是餐桌食品，2010年实际调查时发现，顾客群体多是15岁至25岁的年轻人，他们更喜欢在休闲比如看电视时吃周黑鸭。因此，周黑鸭便将自己的定位从餐桌食品转向了休闲食品，并提出了“会娱乐更快乐”的口号。
在重新定位的基础上，周黑鸭还选择了年轻人更易接受的“娱乐化营销”方式：冠名王力宏演唱会、植入电影《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和《好命先生》等。
这些改变使得周黑鸭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2007年，周黑鸭的门店还只有10来家，营业收入不到1亿元。2016年11月11日在港交所上市时，它在武汉、北京、深圳等全国多个城市已有757家门店，年营业收入超过24亿元。
在以周富裕为代表的“周黑鸭人”看来，周黑鸭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祖国GDP稳定增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因为人们的收入越来越高，花在休闲食品上的钱也就越来越多。
想要打造百年企业
但对周富裕来说，他更希望上市后的周黑鸭能够成为百年企业，这是他在新时期的新梦想，“想要成为百年企业，就要坚守初心做好产品，并不断创新满足和引领消费者多变的需求。”
在这样的理念下，周富裕不断主导周黑鸭开发新品以提升产品组合，尤其专注于研发吸引年轻客户的创新及潮流产品，比如去年推出的小龙虾品牌“聚一虾”便是其中之一。在小龙虾出产季节里，周黑鸭会将来自湖北潜江的活虾清洗后，采用瞬时急冻技术，最大程度地保持其口感和营养价值，使得它们不逊色于鲜活虾柔软有弹性的口感，并让消费者在冬天吃小龙虾成为常态。
这些举措的成效已经初显。去年，周黑鸭实现营业收入32.49亿元，净利润7.62亿元，是周黑鸭历年来取得的最好业绩。10月10日，2018年胡润百富榜发布，周富裕与妻子唐建芳一起以65亿元的身家上榜。
不过，如果以更严苛的条件要求自己，周富裕依然面临压力。今年上半年，在全国有1196家门店的周黑鸭，其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15.97亿元和3.32亿元。单看这两项数据，周黑鸭取得的成绩还不错。若是同比来看，这是周黑鸭最近几年业绩首次出现下滑。去年同期，两者分别为16.18亿元和4.01亿元。
周富裕带领的周黑鸭再次迎来了挑战，这一次他将如何再次超越自己呢？相信接下来的故事更精彩。（支点杂志2018年12月刊）
从1993年算起，郑举选离开汉正街已经25个年头了。当年，他是这条街上的风云人物，走南闯北的生意人第一次来到汉正街，大多都会慕名来见识一下“盲侠”郑举选。
8月15日，在位于汉阳墨水湖畔的一处宁静宅院，这位耄耋老人接受了支点财经记者的专访。虽戴着墨镜，却掩盖不了他曾为商人的睿智和神采。除了和众多政府要员、经济学家握过手，他也被无数作家、记者采访过。或许如此，对于许多发生在40多年前的往事，他记忆犹新，甚至一些细节依然能脱口而出。
“盲侠”炼成
郑举选出生于1940年，幼时因一场天花，左眼失明，右眼微弱可视，后来右眼也渐渐失明。
尽管眼睛看不见，但郑举选看市场却出奇地准。他靠着收音机，了解周围的变化，寻找着商机。
汉正街曾有个“三镇市场”，主营小百货批发，郑举选的父亲就在此做生意，他从小耳濡目染。初中毕业后，因视力原因无法继续学业，郑举选子承父业，成为一名小商贩。
刚开始，也是卖些针头线脑的小玩意，但纵然是一样的货，郑举选的生意总要比别人好一些。
“做小生意哪有什么巧儿，就是不能等着生意上门。”郑举选说，上世纪60年代，国人以佩戴毛泽东像章为荣。为了能多卖货，他每逢周末就到黄鹤楼等景点找客户。随着销售渠道逐渐稳定，他又降低批发价以薄利多销。
那时候，大衣柜等家具开始流行，大量需要铰链（合页）。武汉的铰链厂家少，供不应求；而长沙这类企业多，供大于求。郑举选便从长沙进货到武汉来卖。每次进回十几箱铰链，还没等他走出火车站广场就销售一空。
尽管生意做得不错，但都是“偷偷摸摸”的。“这在当时就是投机倒把”，郑举选说，那时候武汉有个“打办”，专门打击投机倒把。曾有一个卖纸钱的商户，把赚的钱都糊进了墙皮里，还是被抄了出来。郑举选“投机倒把”的名声在外，加上他还有个三叔在海外，所以经常遭遇“突击检查”。除了货物和钱款被没收，他还时不时要进学习班。
1978年初的一天，郑举选家被抄出几万元库存货物，他因此入狱。“他们说我是武汉百货的总头子、汉正街百货的垄断者，买了谁的货，又卖给谁，都要我交待。当时有个政策，叫‘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我被定性为‘事情不大，态度不好’”。
因为不愿说出供货人，这一次，郑举选在牢房里待了18个月。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1979年6月30日，郑举选被释放出狱。他甘愿自己坐牢也不愿牵连他人的举动，也为他赢得“盲侠”的称号。
老客户们纷纷前来探望，劝他出山。郑举选却迟迟未动，“一是政策不明朗，二是没有本钱”。
政策很快就来了。1979年，武汉市政府决定恢复中断了汉正街数十年的自由商贸传统，重新开放小商品市场。
1979年底，武汉市工商局向首批103位汉正街个体户发放执照，郑举选成为其中之一。虽然只有15元本钱，但是他的小百货摊上始终货源充足，以往的客户主动送货让他卖，先货后款。
入股公司
1982年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的社论，同年10月16日，国家工商总局允许汉正街个体户批量销售国家计划产品，允许厂店挂钩，允许长途贩运，允许价格随行就市。
随着政策的松绑，郑举选的“无本生意”渐渐做得风生水起，经商的才华得以充分施展。
1983年，郑举选得知，武汉有家毛笔厂制笔后废弃的竹节堆积如山，他找来工人，把笔杆做成吹气球的竹哨。短短几个月，这种小竹哨就畅销全国，卖出几十万个。
郑举选说，是改革开放给了他做生意的机会，他因此格外珍惜。刚开始两年有优惠政策，在汉正街做生意不用交税，后来是凭个人报的营业额来交。他每年都是纳税最多的，管理费也比别人多交一点。他因此在汉正街创下四个第一——纳税第一、交管理费第一、捐款第一、购买国库券第一。
“那时候，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当上公司的董事长”，郑举选回忆，1984年的一天，家里挤满了来挑货的客户，老母亲突然在楼下大喊，“打办”的人来了，屋内顿时乱作一团，有人把钱扔进垃圾桶，有人直接夺门而出。
郑举选说，当时他每天数钱数到手软，不论对方怎么宣讲政策利好，他都铁了心不干。对方并不气馁，每天都会到郑举选家来，也不说话，就看他怎么做生意。店里总有个“公家人”站着，让郑举选多少有些不自在。“我当时想，可能就是要我出点钱吧”，他拿出5000元成为公司股东。郑举选没想到，他的个体户生涯会就此告一段落。
成就传奇
在友谊华侨的第一次股东大会上，郑举选被票选为董事会成员。在由街道办主任、百货公司经理等一群“有身份”的人组成的董事会中，只有初中文化的郑举选又被选为董事长。
公司开业当天，许多人慕名前来看汉正街第一个“盲人”董事长。“一切就像做梦一样”，回想当年，郑举选笑称自己压根就没想“懂事”，只是心想，这下终于可以安心做自己的生意去了。
80年代中期，西服领带成为时髦男青年们的最爱。友谊华侨总经理以2.7元每条的价格，向浙江一家工厂订购了两万条领带。而在此前，汉正街的其他商家就动了起来，大批领带涌进汉正街。友谊华侨贸易部还没收到货，领带的价格就跌到7毛一条，供货商眼看拿不回货款，赖在汉正街不肯走。
公司刚开业就陷入如此危机，大家把希望寄托在郑举选身上。郑举选找了以前江浙的合作伙伴做信誉担保，向供货商承诺，分期给付货款。“这件事以后我想通了，入股不是出点钱就行的，要干就要干好。”他把家里的生意交给爱人，正式就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尽管做生意看得准，但郑举选明白，管理公司他还是个外行。组建智囊团，是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他通过硚口司法局聘请律师做法律顾问，请武汉大学的教授担任经营顾问，又返聘财政局退休的工作人员为财务顾问。智囊团为公司制定了岗位责任制，各岗位的责任清清楚楚。这在当时的汉正街又一次引起轰动。
有了郑举选牵头，友谊华侨生意红红火火，以前的老客户都慕名跟了过来。不但补上了之前的大窟窿，公司还有了盈利。1986年春节，郑举选亲手将25%的分红发到每一位股东的手中。在此后的几年，股东们都能拿到丰厚的红利。
郑举选的名气越来越大，吸引国内外众多记者前来采访。面对法国记者“你到底赚了多少钱”的提问，郑举选回答，“我就是传说中那个汉正街的百万富翁，现在虽然还没达到这个程度，但我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好的政策，未来一定能够做到。”
无奈转身
“离开汉正街，多少是有些无奈的。但我亏欠孩子们的实在太多了”，郑举选告诉支点财经记者。
郑举选说，自从他当了“友谊华侨”的总经理，家里的生意就一落千丈，没多久就关门了。后来家里又连遭一系列变故：1986年，父亲去世；3年后，他的爱人突然离世，剩下老母亲和三个儿子无人照顾。
因为以前做生意经常被抄家，孩子们一直在动荡的环境中成长。自己坐过牢的经历，也让孩子们遭了许多白眼。郑举选感到愧疚，现在爱人也不在了，是他该撑起这个家的时候了。
他毅然离开了“友谊华侨”，开办了自己的新公司，取名“华侨友谊贸易有限公司”。或许是命运弄人，1992年至1993年，处于巅峰期的郑举选，选好门面投入巨资装修，准备大张旗鼓卖百货，却接连遭遇两次拆迁改造。
这两次造成的巨大损失，郑举选都自己认了。1996年起，他渐渐从汉正街撤了出来，“一是确实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做生意，二是我的身体一直不好，也想休息一下。”
多年后，郑举选又有过一次投资实业的行为，也以“看走眼”的结果告终。但他十年前果断买下的墨水湖畔这套宽宅大院，足以证明他眼光不错。
这里原本是所幼儿园，因生源少难以为继，郑举选得知开发商决定卖房，当即就买了下来。如今的郑举选每天四点半起床喝杯水，接着就用冷水搓脸，每天在屋里听着收音机最少走两个小时。这也是他79岁高龄，依然步履矫健、思维敏捷的秘诀。
前几年，郑举选在“新汉正街”——汉口北买了个门面，亲自挑选了一个绝佳的位置。“我看好那里未来的发展。这也是我对汉正街的一个念想吧。”郑举选说。
一座“郑举选铜像”至今矗立在汉正街。历史已经留在这里了。（支点杂志2018年12月刊）
10月10日，第七届武汉市市长质量奖揭晓，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德红外”）等4家企业获奖。
高德红外是国内规模最大、国际知名的以红外热成像技术为核心的光电系统和武器系统研制生产企业。董事长黄立是“华科男”，典型的技术派创业者。
上世纪90年代末，大批技术精英下海。36岁的黄立，怀揣30万元创业。经历19年发展，他创办的高德红外已成为一家市值88亿元的上市公司。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是黄立的口头禅，他始终相信，掌握核心技术是高德红外发展的最大动力。
下海创业
个人前途总是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在黄立看来，人生的第一次机遇，来自高考制度恢复。1980年，黄立考入华中工程院（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电信系。在校期间，他爱好兴趣广泛，还担任过学生会主席。
毕业后，黄立被分配到当时效益较好的湖北省电力实验研究所，成为一名工程师，一干就是10多年。
1999年，国家出台政策鼓励科技人员兼职、下海，大批技术精英从体制内走出来，黄立也加入了创业大军。同事们不解，好端端的“铁饭碗”不要，偏偏选择从商。
黄立向支点财经记者坦言，其实那时在电力系统日子过得还不错，工作稳定待遇好，自己也成长为中层干部。“但我总觉得，在生命最重要或者是最有能力的阶段，应该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改革开放的大潮给了我机会。”
黄立用积攒的30万元，创办了高德电气，这家公司是高德红外的前身。公司取名高德，源自英文GUIDE，意思是向导、领路者。
黄立回忆说，1999年前后这批下海的创业者，相比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一批人而言，更有理想，手上技术的含金量更高。
创业初期是艰辛的，公司什么都缺。30万元对高科技产品研发来说，简直杯水车薪。黄立只能一边做产品，一边卖产品，以此来积累资金。
一步步坚守，黄立坚信自己“一定会活得有价值”，心中时刻记着一句话“人生是张单程票，一辈子不能白活”。
狙击非典疫情
时机出现在2003年。当年“非典”疫情给各行各业带来较大冲击。
这一年，高德红外在行业内崭露头角，研发的红外测温设备一夜之间供不应求。
黄立向支点财经记者回忆，在2003年之前，高德红外在电力系统市场上积累资金后，转身进军红外热像探测市场。那时，红外探测器的核心技术被美国、法国等垄断。
黄立说，这种探测器一次只能从法国买几个到几十个不等，价格昂贵不说，办理许可证还需要通过法国三个政府部门，审批周期长达半年。
为了买到更多的关键器件，黄立请来法国一家红外探测器件生产企业的销售总裁。在武汉，经过双方谈判，黄立向法方一次性购买一千个器件。
2003年二月，产品到达武汉。此时，“非典”疫情正在蔓延。
黄立清晰记得，4月份，公司成为首都机场唯一的红外测温设备供应商。“把红外摄像机对着人群拍摄，哪怕是隔几百米，一秒钟之内都能测出谁的体温有异常。”
随后，高德红外的产品向全国铺开，在大部分机场、码头、火车站等重点区域使用，为全国建立非典疫情检测网络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年，高德的红外测温产品占有国内95%的市场。
但是，黄立心里明白，核心技术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上。“刚开始我们没有条件，只能想办法到国外买器件。如果人家不卖给你，公司可能就完蛋。”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美国不仅严格禁止对中国出口关键技术，还对法国施加压力，对高德红外实施了严厉制裁和产品技术封锁，直接导致高德红外无芯可用。
黄立痛下决心，要打破国外技术封锁，研发自主创新的红外芯片。
一个有故事的芯片
走进高德红外产品展示厅，在一台类似电视机的屏幕上，来宾可以看到自己的温度影像，即便是背着双肩包，也能看清。
支点财经记者在展厅里留意到，一片指甲大小的正方形芯片被放在显眼位置。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芯片。”讲到这里，黄立激动不已。2010年，高德红外在深交所成功上市后，他将募集到的资金全部用于研发，欲打造中国版“红外芯”。
研发团队没有想到，从全球搜集到的芯片信息难以“消化”，关键技术攻关困难重重。
公司内部质疑声不断。在芯片研发领域，国家投入很大，收效甚微。民企将巨额资金投入做芯片研发，极有可能血本无归。
但是，黄立深思熟虑后，还是下定决心不断投入，把完整的技术链条做下来，做出中国版“红外芯”。
2012年，当红外芯片的样品研发出来后，研发人员在封装测试环节再遇拦路虎。在陶瓷封装技术领域，国内一片空白，如何突破这项封锁的技术呢？研发团队找遍所有能找的资料，做了不少于1000次的试验，最终找对了“配方”。
前前后后，高德红外投入4.5亿元自主研发陶瓷封装技术。这项技术的突破，让高德红外成为全国唯一一家掌握陶瓷封装技术的企业，也成为国内唯一一家拥有自主红外芯片生产线的企业。
直到2017年，高德红外突破了数百项技术难题和数千项工艺难关，搭建起三条国内领先、国际先进且完全“自主可控”的红外探测器批产线。
“红外探测器不仅在民用领域有着巨大市场，还在军用领域有着广阔前景。”黄立说，“早些年，国家政策还不允许民营企业参与我军装备生产，高德红外便从军品出口做起，参与国际竞标。现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也能为强军梦想助力。”
“作为民营企业家，保持专注很重要。政府给了我们很多政策，但是我从未用于干其他的事情，多年来只干一件事——红外技术。技术创新是唯一的出路，每天都要保持着创新和努力的状态。”黄立如此感慨。
在今年9月举办的“创新发展生态赋能-2018中国创新发展创业生态论坛”上，黄立发表了《民营高科技企业创新发展感悟》的主题演讲。他说，民营企业的创新驱动发展，应把掌握核心技术摆在首位。
黄立认为，以创新驱动发展，拥有了核心技术，也就掌握了行业发展的命脉。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高科技企业，一定要有核心竞争力，一定要有与众不同的差异化核心竞争力，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宽的护城河或者是比较高的门槛，这样的企业才会长久无忧。
展望未来，黄立说，高德红外要成为红外平台的缔造者、红外上游产业技术提供商，而不仅是一家探测器生产商。（支点杂志2018年12月刊）
10月24日，全国工商联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卓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阎志入选该名单，这是对阎志及卓尔为国家和社会所作贡献的极大肯定。
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不断演进发展，卓尔从一个白手起家的初创型企业，成长为拥有一定规模的商业体，连续5年蝉联中国企业500强，创始人阎志也成为湖北民营企业的骄傲。11月1日，阎志还与全国40多名民营企业家代表一起，参加了由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
卓尔及阎志的成长史，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深入演进、市场主体不断成熟壮大的缩影，也折射出伟大时代塑造价值、成就梦想的巨大力量。
诗人“下海”
如果结合改革开放背景，卓尔的发展可以按不同的节点，划分为几个阶段：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赶潮初创期，2003年前后的进军实业阶段，2015年前后的互联网转型升级期。
阎志在创业之前做过记者、编辑，也是小有名气的诗人。是什么契机，让他决定下海创业？
阎志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当初下海创业是生存所迫。作为一名记者，收入有限，当时体制又在转轨，停止了福利分房。“一个年轻人，收入不高，又没有房子，在大城市谈朋友都是个困难事。”那时，一个很朴素的想法经常萦绕在“诗人阎志”心头：要生存，要发展，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价值。
上世纪90年代初，是一个火热的年代。在“南巡讲话”的影响下，“下海”成为当时出现频次最高的词之一。冯仑、朱新礼、潘石屹，以及湖北籍企业家陈东升、毛振华等，他们都是在1992年前后“下海”创业，被人们称为“92派”。
阎志也有“下海”的冲动。他对商业有着一种特别的冲动和爱好，也觉得自己有能力做好一个商业机构。
“下海”能做什么？之前，阎志曾在一家刊物当过编辑部主任，经常开展经营活动。后来做记者，接触的都是企业、企业家。
那年，阎志24岁。在他的案头上，翻得最多的书已不是诗集，而是一本名为《公司法解读》的书。
聚焦实业
卓尔不断成长的历程证明，改革开放的丰沃的土壤，成就了阎志，也成就了卓尔。正是改革开放尊重个人价值，培育了充满激情的企业家，也赋予了企业家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
自2001年起，阎志将触角延伸至生物、食品、教育、纺织等多个行业。但慢慢地，阎志发觉这种多元化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到2004年他开始逐步退出这些领域，觉得做企业还是得专注与聚焦。
专注什么？聚焦哪里？
在与这些企业接触的过程中，阎志注意到，相当部分企业对物业都有强烈的需求。能不能切入到产业地产投资领域？
改革开放再次激发了阎志的商业灵感。阎志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1999年至2009年的10年间，是中国城镇化率增长最快的时期，从30.89%迅速增长到46.59%。从全球经济发展历史看，在城镇化率不断提升的同时，产业转移的步伐也会加快。
“这意味着，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会梯度转移中西部地区。而位居中国经济地理天元之位的武汉，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交通枢纽地位，在中部崛起、武汉城市圈一体化战略的支撑下，公用物业在武汉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这是大势所趋。”阎志说，当别的企业在做住宅地产的时候，他则看好产业发展和商贸平台的发展前景。
2007年，卓尔正式转型实业，全力开发汉口北，目标是将拥有良好区位优势的汉口北打造成中国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中国最大的商品交易平台，“武汉是一个因商业而兴的城市，她有悠久的商业传统和良好的商业基础”。
能承接汉正街，是卓尔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但对这种机遇，阎志说，当年只是出于“宜商”考虑。
“我2007年开始做汉口北，那时还没有人预知汉正街要搬了。只是我看到了汉口北独特的区位优势，这里适合发展现代的、新型的商品集散地。”阎志说，在做汉口北的过程中，汉正街的问题出现了，需要升级，而此时的汉口北正好具备这样的承接能力，于是转移便顺理成章出现了。
拥抱互联网
2015年，是中国市场发生深刻变化的一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互联网全面重构了中国商业格局，实体商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特别是互联网与大数据、人工智能、VR等前沿技术的协同发展，对中国商业的影响和改变将更加巨大和彻底。
阎志意识到，卓尔又到了必须要改革的关键时刻，又到了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此次转型，是要全面拥抱互联网，“如果不能在互联网上找到自己的接口和空间，就要掉队和被淘汰”。
卓尔电商转型的目标，是要做中国做大的B2B电商平台。
多年来，卓尔拥有较大规模的线下实体商贸物流市场，汉口北和天津卓尔电商城总面积超过1000万平方米，是中国最大的批发市场体系，同时与中国各地主要批发市场建立并保持良好的沟通、合作关系。
三年来，卓尔的电商转型已然开花结果：卓尔购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线上线下集成批发交易平台，覆盖全国25个城市，入驻商户超28万户，进入中国电商第一方阵。当然，批发电商只是起点，随着卓尔对B2B的探索逐渐深入，卓尔购还将在迭代变化中被赋予全新的使命。
“智联”天下
为持续推进改革，近年来阎志两度更改上市公司名称，从“卓尔发展集团”到“卓尔集团”再到“卓尔智联”。卓尔的变化太快，以至于外界都有些看不清卓尔究竟要干什么。
对此，阎志向支点财经记者表示，实际上早在2007年，他就已经想清楚卓尔未来要走的路，就是物流与交易平台建设。其后多年的坚守与执着化为8个字：聚焦实业，做精主业。
什么才是卓尔的主业？卓尔旗下的公司众多，业态丰富，但若细心观察的话，无论是汉口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天津卓尔电商城等多家超大型商贸物流中心，还是以阳逻港、汉江新港为核心的港口板块，再或是专注为实体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的武汉众邦银行，卓尔所有的布局，批发市场、物流、仓储、港口、加工园区及信息、金融等，都是围绕现代物流和供应链服务展开的。
怎样才能做精主业？阎志认为，做一件事情必须要坚持，但总体方向一定要是对的。同时，坚持做的事要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这些年来，卓尔所有的动作，都是在想方设法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比如立足线下布局的港口、物流等，拥抱线上创建了以批发电商“卓尔购”、国际贸易平台“CIC”、农产品电商“中农网”、跨境电商平台“兰亭集势”、化工塑料交易平台“化塑汇”、黑色金属交易平台“卓钢链”、海鲜交易平台“海上鲜”等，以及建设智能物流平台“卓集送”、智能仓储平台“卓尔云仓”、供应链金融平台“卓尔金服”、跨境贸易平台“卓贸通”、世界商品智能交易中心（CIC）等，都是为了帮客户及中小企业提升交易的效率与质量。
如果说，此前因为卓尔特定的发展道路与探索方式，给了外界多元化的印象，那么现在“现代物流与供应链服务”，就是卓尔当前示于外界最清晰的标签。
公司的名称虽然几度变更，但阎志说，他和卓尔不会变的，是明确的定位与坚定的道路，变化的只是迭代创新与向前演进的方法。
感恩改革
“没有武汉就没有卓尔。”阎志多次强调，一个最好的企业是能和一个区域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的企业，“很有幸，我的创业地是在武汉，那个40年来一直坚持推进改革开放的大都市。”
阎志说，改革开放40年贯穿了他迄今全部的成长、生活历程，他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所以，在各种场合，他一再强调，做企业一定要有正义性，要时刻问一问自己，所做的项目有没有帮到这个区域发展，所提供的产品、服务有没有帮到你的客户，有没有帮到社会，“做企业不能简单因赚钱而赚钱，还要有自身的价值，这是最重要的。”
阎志喜欢简单，崇尚“大道至简”。在多个场合，阎志都强调，“我们对自己的定位要一句话说清楚。我们用最清晰简单的定位，告诉员工和客户我们是谁，也用最明晰的目标和责任来传递价值观。我们用简单的逻辑应对复杂的市场，往往更有定力与生命力。”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也是阎志这40年来的最大感悟。
11月8日，在湖北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座谈会上，阎志再次向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汇报了企业主业发展情况，得到高度肯定。他在发言中表示，卓尔企业要“守正做稳”“务实做精”“创新做优”，继续聚焦主业，做精主业，做优主业，成为真正领先全国、不可忽略的线上线下物流和供应链服务企业，成为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物流与供应链服务企业。
作为卓尔企业创始人，阎志年轻时就想当个诗人，后来觉得能开个书店就挺好。现在把企业办好，成为他的第一责任。因为一个企业家只有把企业办好了，才是尽到了最大的社会责任。他说，如果以后还能继续成为一个写作者和阅读者，这将是最幸福的。（支点杂志2018年12月刊）
谢俊明说，来武汉三十余载，做了三件事。
不久前，武汉亚心总医院在沌口开业迎诊，这被他认定为自己从商生涯的第四件事。
谢俊明，武汉亚洲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1986年从香港来汉投资，获誉首批扎根武汉的港商。汉港大厦、亚洲大酒店、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这些带着时代烙印的武汉地标都出自谢俊明之手。
在谢俊明位于亚洲心脏病医院的办公室里，支点财经记者聆听他与武汉的故事。讲述者虽从容淡定，倾听者却体会到了鏖战商场的惊心动魄。
“豪掷”30万结缘武汉
谢俊明的身上兼具多种地域性格和气质。
纯正的北方口音、清晰的逻辑、冷静的分析、爽朗的谈吐，似乎也印证了他的成长史：祖籍梅县、天津出生、香港成长、武汉创业。
当时，谢俊明就在广州的东方宾馆包了客房设立办事处，承接南来北往的生意。
谢俊明回忆，有位客户是武汉人，来自一家国企房地产公司。这家公司有个多种经营部，主要业务是房屋装修。之前这位客户一直在别处采购，后来知道真正的批发商是在东方宾馆，便直接找了过来。
这次合作非常愉快，两人成了朋友，对方还邀请谢俊明到武汉来看一看。
1985年，谢俊明乘坐的飞机在武汉南湖机场降落，他第一次踏足这块火热的土地。彼时的谢俊明绝没想到，接下来的行程对他的从商生涯具有重要意义。
原计划是待一天，后来因为买不到返程机票，唯一能买到的火车票也是两天后，归期不得不被迫延后。
谢俊明在朋友的带领下，遍尝武汉名小吃。在老通城饭店，正吃着豆皮，朋友有意无意聊起正筹办的一个鄂港合资企业。这是一家装饰公司，注册资金100多万元。然而，公司注册成功后，港方的资金迟迟没有进来，若继续这样，公司可能面临注销。
朋友开门见山，问谢俊明有没有兴趣。谢俊明说，当时即使是在广东，合资企业都是很少见的，“可做装饰、建材，仿佛为我量身定做一样。”
谢俊明有些动心，但又觉得只做装饰还不够，毕竟他现在的装饰业务已经做得很大了。他提出，如果可以做房地产就更好了，对方表示可以进一步沟通。
实际上，谢俊明这次来武汉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收钱，共计30万元货款。“如果我不回来了，这30万元你们就没收；如果我回来了，就作为注册资金的一部分。”
那时候，在武汉买一套房还不到2万元，这样的承诺足见谢俊明的决心。后来也便有了“谢俊明到武汉靠30万元起家”的说法。
然而，合作开始后仅3个月，武汉的公司就面临瘫痪。
此时，谢俊明已投入逾200万元。当时武汉的业务并不是他的重点，所以他没有投入过多的精力。他本人更多以香港公司为主业，只是从广州的办事处派了个人过来负责公司筹建。
200万元不是个小数目。谢俊明被父亲斥责“不靠谱”。作为世代从商家族的长子长孙，这样的结果让谢俊明也觉得颜面扫地。
把自己的未来交给武汉，谢俊明并不是一时冲动。一位“发小”在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工作。谢俊明问他，怎么看武汉的发展。
朋友让谢俊明打开中国地图，以武汉为中心点，画了几个圆圈。他发现，在1000公里到1500公里这个范围之内，都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武汉以后肯定是个不得了的地方。”1986年，谢俊明怀着这样的信念，第二次来到武汉。这一次，他决心扎根于此。
做生意要顺势而为
汉港大厦，是位于武汉黄石路的一栋高级综合楼，曾是武汉第一个商品房项目。投建之初，吸引众多外商投资方进入。因对项目看好，谢俊明几乎将全部身家投入其中。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为部分投资者撤资，谢俊明很犹豫。
撤，血本无归；不撤，或有生机。
谢俊明坚持了下来。结果，项目不但没死，还销售火爆，为谢俊明在武汉掘到第一桶金，“这是第一次让我尝到赚了千万元的感受”。
这样的顺势而为，随后贯穿谢俊明在汉的从商生涯。1993年，湖北省第一家四星级酒店——亚洲大酒店，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那时，武汉的酒店稀缺，特别是接纳境外人士入住的酒店。每当有香港朋友来武汉，谢俊明就忙着为他们定江汉饭店、晴川饭店、璇宫饭店。由于客房过于紧俏，客人们都是今天住这个酒店、明天又要被迫搬到另一个酒店。他说，为了能订到客房，他甚至跟每个酒店的前台都成了朋友。
这让他深刻感受到，武汉对于星级酒店的需求有多大。
“很多时候我首先考虑的，就是市场在哪里，需求在哪里，我能做到什么。而不是我想干什么。”谢俊明告诉支点财经记者，作为一个外来人，他能更清楚地看到武汉的未来需要什么。
1993年，亚洲大酒店开业。谢俊明用“万人空巷”形容当时招聘的火爆场景：300个岗位，6000多人应聘，多数都是名校毕业的大学生。酒店从开业那天起，就每天爆满，每间房900元的外汇券，还要加15%的服务费，一年的收入达1.2亿元。
这样红火的场景一直持续到1995年，这次大获成功催促着谢俊明开始筹划第二家“亚酒”。
新的酒店选址于当时的“外资企业一条街”，京汉大道单洞路路口，规模6万方，是第一家亚洲大酒店的两倍，规划为五星级酒店。
可是，酒店还在建设过程中，谢俊明就发现了问题。
“市场变化了，需求也变了”，谢俊明告诉支点财经记者，随着武汉的星级酒店越来越多，1996年起，入住率和房价都开始急速往下掉，即使600多元的房价，入住率也不足70%。建设新的酒店，原计划8年能收回投资，如果按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将会变得遥遥无期。
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医疗界的好友聊天时得知这个情况，向谢俊明建议，将酒店改建成医院。
“我想，改成医院可以啊，但是做什么医院呢？做综合医院，竞争太大，多个综合性大医院就在附近。所以，要做就只能做专科医院，做心脏病医院。”
谢俊明说，“港商谢俊明”要开心脏病医院的消息传出去后，很多人特别是业内人士都说他“发烧”“不清醒”，“不是专家，根本不懂医疗”。
这种指责并不是无端出现的。那时候，全武汉一年做心外科手术不到1000例、支架手术不到2000例。即使全部交由一家医院来做，也不足以维持这家医院运转。有人因此断言，谢俊明开心脏病医院，命运只有两种：3个月关门；被其他医院收购。
“他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这个市场究竟有多大。”谢俊明说，让他最终决定开心脏病医院的，是受到两件事触动。
当时，一位好友得了冠心病，要做搭桥手术。他去了武汉、北京的几个大医院，都被告知要排队，3个月以后才能手术。一天，朋友因感冒去医院就诊，突然心脏病发作，手还在口袋里掏药时就不行了。
可是，酒店改医院到底能不能行得通，尤其还是一家民营医院？
一位亲戚得知谢俊明要开医院的消息，告诉他自己在新加坡工作的那家医院就是酒店改造的。谢俊明慕名而去。这家医院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最初也是酒店，因为石油危机爆发，老板接受私人医生的建议改成医院。如今，已经发展到七八家分院。
在新加坡，医院总经理又推荐谢俊明去台湾，看看王永庆先生开办的长庚医院，这是当时东南亚最成功的非政府办的医院。在台湾，谢俊明与长庚医院院长长谈了整个下午。对方分析说，“台湾地区医疗界今天发生的事情，就是大陆医疗界明天会发生的事情。如果你能在大陆开一家这样的医院的话，一定会成功”。
回到武汉，谢俊明委托专业的调查公司调查中国心脏病医疗的需求。调查结果是，现有医院的治疗能力，远远满足不了心脏病、高血压病人的治疗需求。
1999年11月11日，亚洲心脏病医院正式开业。
自创民营医院管理体制
从医，被谢俊明认定为自己事业的终极目标，并形容这为“命运使然”。
亚洲心脏病医院建院之初，就有堪称“豪华”的专家团队。阜外医院原院长朱晓东、原北大医院心内科专家朱国英教授和原北京协和心脏病影像诊断专家朱杰敏，被誉为“三朱鼎力”专家团，他们各自带着得意门生，在亚心组建了70人左右、堪称当时国内心脏病治疗最顶级的医疗团队。
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晓东当时刚从阜外医院退休。为邀请朱晓东院士来武汉，谢俊明前往北京，二人长谈6个小时。朱晓东曾在澳洲、英国做访问学者。他告诉谢俊明，一直想创造一种新的医疗模式，院长只负责三件事，一是医疗团队的建设，二是保障医护质量，三是学术交流、吸收新的技术。其他管理运营全部由行政负责，实现医疗和经营分离。
谢俊明表示，这个想法与他不谋而合。他认为，做行政和管理层绝对不能干预医疗和护理的任何事情。
医疗方面的正误，也该由专家来判断。专业人干专业事，他将之命名为“董事长领导下的院长总经理责任制。”朱晓东答应了谢俊明的邀约，担任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的第一任院长至今。谢俊明坦承，时至今日，医疗和护理，在亚心都是绝对是独立的。绝对的权力，百分之百交给医生和护士。
“我是做酒店的，医院和酒店都是服务型行业，在管理上有相似之处：给被服务者提供安全、干净、卫生的服务；注重成本控制。如果酒店和医疗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应该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实际上，谢俊明培养出的一批优秀的酒店管理人才后来不少都进入亚心管理层。
描画亚心未来版图
19年来，亚心“躲”过了被预言的两种命运，自主选择了第三种命运。
2011年2月，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武汉市第七医院被亚心全面托管，并更名为亚心七医院。
如今的亚心医疗团队近600人，护理团队近1000人。年外科手术量排名全国前五，介入手术位列全国前十。
在谢俊明的办公室里，一幅“功德无量”的条幅印证了亚心多年来在医疗救济方面的善举。
在谢俊明看来，这是医者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他说，先心儿童如果治疗及时，绝大多数都能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他们将来会感恩并回报社会。
谢俊明对支点财经记者表示，他现在把医疗称为“医教”，除了开医院，还要做教学，培养人才，开展研发，采用新的技术。
“30多年前，我应该是作为一个外来者去看武汉的。30多年后的今天，我应该是作为一个武汉人，先看外部，再看武汉。”回顾创业历程，他感慨地说，“如果我真的是一个纯粹的武汉人，可能也会有很多顾虑。相反，作为外来者，我没有负担。很多时候，做企业就需要这种敢于直面失败的精神。”（支点杂志2018年12月刊）
赖春临自称是“草根”，她感慨道，改革开放给了草根更大的舞台和更多的机会。
“攒机”赚到第一桶金
1998年，一个特殊的年份。
这一年的春晚，歌手那英与王菲上台演唱《相约九八》，大江南北广为流行。作曲者肖白说，“它（这首歌）写的是人们内心对明天的渴望。”
这一年，美国《商业周刊》策划了一期专题报道，封面上印着醒目的大标题，“苹果又回来了！”
这一年，遭遇第一次创业失败之后，马云在北京寻找新的机会，B2B思路日渐清晰，他还想出网站域名“阿里巴巴”。
这一年7月，武汉步入炎热的夏季，赖春临从华中女子大学毕业后，去了广埠屯一家电脑租赁公司。
当时，台式机比较笨重，价格不菲，不少单位和家庭选择租赁电脑。工作不到两个月，已展示出销售才能的赖春临，被公司委以重任，派往郑州开拓市场。
赖春临回忆说，这是一段最充实、最快乐的时光。虽然不是创业，但是在开拓市场的过程中，她几乎遭遇了创业过程中要遇到的所有问题。
赖春临发现，卖掉一台电脑，可以赚取上千元的利润。对于这笔金额，她深有感触。高中时期，做教师的父亲患上尿毒症，一次透析就要花费1000元。当时她父亲每月教书的工资仅有300元。受家庭经济条件影响，父亲患病去世。
赖春临一心想要摆脱贫困的现状，她决定回武汉自己去卖电脑。当时，广埠屯电脑城一铺难求，她托人找关系租下15平方米的走廊，创业就这样起步了。从租赁电脑生意做起，没过多久，她开始做“攒机”业务。
攒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DIY组装机。当时品牌电脑价格昂贵，攒机可以少花很多钱。
个人电脑飞入寻常百姓家。赖春临赶上了好时候，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研发网吧“大脑”软件
2000年后，网吧成了互联网争抢的新战场。人们相约去网吧娱乐，成为一种时髦。
2001年11月，《传奇》网络游戏上线，红极一时。游戏爱好者大量涌进网吧，街机正逐步被淘汰。
《传奇》成就了陈天桥，他一路登顶中国首富，成为赖春临当年崇拜的偶像。“陈天桥对当时年轻人的影响很深，我在这股浪潮中更加坚定了创业到底的信心。”她说。
赖春临的电脑生意又迎来一波高峰，她将目标客户群锁定网吧。
“网管！网管！”、“别叫，先重启。”这是当时网吧里常听到的对话。
“我们经常会遇到网吧因为操作系统崩溃而暂停经营，或者因为电脑受到病毒攻击而中断运营。”赖春临说。
遇到这类突发问题怎么办？赖春临也没有想出周全的办法，她忙得焦头烂额。
赖春临向支点财经记者回忆：为了让客户满意，一起打拼的创业团队经常吃住都在网吧，手机24小时开机。一次半夜3点，她被用户叫醒，跑去帮忙查找问题。
2002年，网吧管理软件陆续上市，这解决了赖春临不少难题。她开始代理这些软件，进入网维软件领域。
网维软件是一种全新的业务，最初网吧业主并不接受，赖春临只能一家家跑。她带公司员工每天不分昼夜往武汉市各大网吧跑。“那时的我，既是老板也是业务员，既是研发也是客服，一个个网吧去游说，请他们免费试用。”赖春临回忆时称，这样的服务让试用过的网吧几乎都离不开他们，武汉市场打开了局面。
2015年12月31日，盛天网络成功登陆创业板，成为湖北互联网上市“第一股”。
守住“风口”
从卖电脑到代理网吧软件，再到自主研发，赖春临不断迈上新台阶。
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但它丝毫未影响中国互联网用户数的爆发。支点财经记者查阅资料了解到，这一年6月底，中国网民总数达2.93亿，首次超过美国，同时将近1亿网民选择在网吧上网，有经营牌照的网吧达到13.6万家。
赖春临十分清楚，中国每10家网吧中，就有一家装了“易游网吧管理平台”。手握1万多家网吧入口资源，变现的价值不可估量。
赖春临算过这样一笔账：手上1万家网吧，以每家网吧100台电脑、日均“翻台率”3.5计算，盛天拥有350万日均活跃用户。“我们看当今的互联网公司，基本上日均活跃用户过百万就可以盈利生存，过千万可支持起一家上市公司，过亿就是BAT那样的巨头了。”
国内创投圈早已盯上盛天网络。早在2008年，深创投武汉分公司总经理刘敏与赖春临有过接触。他做过盛天网络的立项、尽调，最后上了投委会。“9票赞成，差1票，错过了这个项目。”刘敏称，并不后悔，因为互联网行业从来都是以成败论英雄，在充分竞争的行业，只有第一名才有更好的存活空间。而盛天不是第一。
但这并不影响盛天网络的融资计划。
湖北互联网第一股
转型并非一帆风顺。2010年，赖春临内外受压。一是一起创业多年的创始高管离职；二是这一年，她的主要竞争对手——网顺科技成功上市。上市后的网顺科技，大肆并购扩张，并与盛天网络有过并购接触。
赖春临在办公室来回走动，吸着烟，思忖着如何把公司卖个好价钱，甚至把当年愿意收购的潜在买家都谈了一遍，后来谈的价格达到6亿元。
“难道就决定这么放弃了吗？想去周游世界吗？准备退休了吗？”赖春临问自己三个问题，答案当然都是“NO”。
“考虑好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就没放弃了，决定还是自己干。”赖春临坚定信念，死心踏地走资本化道路。
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当时，湖北互联网企业融资成功概率小，即便融资成功，也比北上广深同类项目估值要低几倍。差不多同一时期，不少创业者将项目迁出武汉。
盛天网络上市之路也是充满曲折。2015年7月的一场股灾让盛天网络上市充满变数，IPO暂缓发行。这期间公司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赖春临心情是失落的，但还要给团队打气。她说：“上市并不是公司经营的目的，更重要的还是把企业做好，打造持续稳健盈利的能力。”
好在，2015年的最后一天，盛天网络成功登陆A股。
赖春临说，没人告诉你怎么成功，甚至可能所有人都会反对，但你要坚守，顺势而为，找到自己的路。（支点杂志2018年12月刊）
因为小米上市，2018年雷军的曝光度比以往年份更高。也是因为上市，在新近公布的胡润富豪榜上，雷军以1100亿元的身家，成为湖北籍企业家中的“新晋首富”。
“谁不说咱家乡好”的雷军，正在与湖北发生越来越多的“强关联”。
2017年6月，小米迈出建设湖北总部的步伐，与武汉市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同年11月18日，小米、金山、顺为在光谷金融港举办入驻办公仪式。
今年6月，小米武汉总部正式揭牌。8月15日，在小米总部举行的小爱同学庆祝大会上，雷军鼓励北京员工转岗到武汉工作，将按照到武汉的落地人数分房子。
在胡润富豪榜发布的两天后，小米又爆出消息：员工“搬迁”到武汉后，工资待遇基本不变，公司会为员工提供15天酒店住宿补贴，除此以外，还有3万元的搬迁福利费，想要购房的员工也不受当地限购政策影响，可以马上获得购房资格。
不管外界如何评价小米搬迁，至少立志“一定要干些惊天动地的事情”的雷军，在创办小米这件事上是成功的。
雷军说：“小米的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红利，中国成了全球制造业的中心，而小米成长在中国也享受了中国制造中心带来的一切便利。”
从广埠屯到中关村
1969年12月，雷军出生于湖北仙桃市。“我从小就是好孩子、好学生，根红苗正。我们仙桃中学也还挺厉害的。6个班考了17个清华、北大，我高二的同桌上了北大，高三的同桌上了清华。”1987年高考时，由于好友填报了计算机专业，“为了日后和好友仍有共同语言”的雷军也选了同样的专业，考进武汉大学计算机系。此前，他曾用过苹果的老式电脑，但没想过自己的未来会跟电脑扯上关系。
雷军两年修完了大学四年的课程。他掌握了一些诀窍，譬如重要的课程，就上四分之一的课，不太重要的就只上八分之一。他认为计算机专业不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搞懂精髓之后，所有的东西都挺简单，“强调的是实践。”
“一本书、一个人改变了我一辈子，这使得我大一的时候，就想开一家世界一流的公司。”雷军曾这样说，这本书就是他在武汉大学图书馆看过的《硅谷之火》，“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本书，印得很粗糙，翻译也跟今天不太一样，但我看了激动得不行。”
该书第一版于1984年发行，讲述了截至当时的“本世纪唯一而数额最大的合法积累的财富”（风险投资商约翰·多尔语）的那些人的故事，其中包括盖茨、乔布斯的早年创业传奇。
读书之余，雷军最常去的地方叫“武汉电子一条街”（今广埠屯IT数码一条街），这条街被誉为武汉的“中关村”，有大大小小的电脑公司数百家，还有大批的IT创业者。
雷军闯荡广埠屯最初是为了“蹭电脑”。他认识电子一条街上的一个工程师，他们公司有很多样机和展示机，他就打着帮忙和兼职的幌子来接触电脑。由于雷军的电脑知识丰富，动手能力强，便渐渐成了这里的名人。
雷军还在广埠屯结识了后来的创业伙伴王全国。王全国毕业于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后并入武汉大学），后留校任教，他当时在一家校办的电脑公司负责技术支持。很快，这位比雷军高三级、长四岁的留校老师成了他最好的朋友。
大四时，雷军和王全国、李儒雄等人一起创办了三色公司，成为中国第一代的IT创业者。雷军说：“看起来我们的团队很强大，最多的时候有14个人，业务范畴也挺宽的，卖过电脑，做过仿制汉卡，甚至接过打字印刷的活。”但实际上，三色公司度日维艰，不要说公司运营，即使他们生活上也面临着等米下锅的局面。半年以后，三色公司决定散伙，清点公司资产时，雷军和王全国分到了一台286电脑和打印机，李儒雄分到了一台386电脑。
三色公司的失败显然改变了雷军的创业理念，多年以后，他表示对大学生创业模式不提倡不鼓励，“我们得考虑中国的国情，我们跟美国的国情真的差别很大，我们大学的教育其实素质和能力教育相对偏弱，这样出来创业的话，成功率是很低的，而且可能我们鼓励学生创业还耽误了他应该有的学业，有点得不补失。”
毕业后的1992年，应“WPS之父”求伯君的邀请，雷军以第6名员工的身份加入金山公司。随后WPS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办公软件市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学WPS是中国人掌握电脑的第一步。
在金山最辉煌的时候，微软带来了Windows，执拗的雷军带着抗衡微软的决心，连续开发了WPS2000、金山毒霸、金山词霸还有网游剑侠情缘等20多款软件和游戏。2007年，在雷军的带领下，金山公司成功在香港IPO。
在金山工作的16年里，雷军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一周7天无休，长期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跟学生时代一样，“勤奋”一直是他的标签。
成为天使投资人
当然，雷总并不擅长教人美妆和自拍，他倒是很会投资和教人创业。
1998年，29岁的雷军已经成为金山公司的总经理。而那一年，马化腾还在想要不要做个网络寻呼机，马云推销黄页的生意刚刚失败，李彦宏还没回国，刘强东刚在中关村卖电脑。又一个10年过去了。2007年，一手带领金山公司成功IPO的雷军决定辞职，在完成了一个学霸在大公司里的最强履历之后，他决定开始另一种修炼。
2010至2011年间，雷军先后参与成立小米公司和顺为资本，默默当起了天使投资人，他的成功学也慢慢开始浮出水面。
“雷军真正脱胎换骨的变化是他离开金山，出去做投资。在那之前，你可以说雷军还不太懂互联网，在那之后，雷军成了一个互联网专家。”周鸿祎曾这样评价，过去的雷军被金山的包袱拖住了。“我觉得他当年离开金山，也许不太开心，但这个挫折没有把他击倒，反而是给了他一个跳出来反观自己的机会。一旦把互联网的‘道’弄明白了，雷军过去这么多年积累的那些‘术’马上就会发挥作用。”
这种脱胎换骨，与其说是水准的提升，不如说是心态变化所致——雷军终于得以松弛下来，远离日常杂事，把自己的才能更多地注入到天使投资当中，并借此掌握了属于自己的一套常识——后来他口中的互联网思维七字诀：专注、极致、口碑、快。
其实早在2005年，他卖掉卓越网后有了现金，先后投了拉卡拉、多玩YY、乐淘网、凡客诚品等20多家公司。目前，顺为资本管理着三只合计17.5亿美元的美元基金和两只合计20亿元的人民币基金，投出了今日头条、快手、丁香园、美菜、51Talk、爱奇艺等多家独角兽企业。
雷军投过的很多企业，后来都成了“小米生态链”的一部分。
雷布斯本人
2008年12月10日雪夜，北京燕山酒店对面，酒廊咖啡馆，过着40岁生日的雷军有点低落。
“金山IPO之后，雷军很落寞，迷失了，每天早上起床不知道要干嘛。”在老部下黎万强的记忆里，金山共事7年，他从未见过雷军这个样子。“那是他的调整期。他开始刻意不要司机，每天背个包去徒步。他很不适应这种状态，说，我怎么成了退休老干部了。”
一个业内普遍的认识是：论勤奋，无人能出雷军其右，他才不会闲着。
2009年前后，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风口就是移动互联网，雷军所投资的欢聚时代、UC浏览器等，都享受着移动互联网的红利。在雷军看来，当时绝大多数创业公司都是基于软件的创新，而几乎没人触及到硬件领域。恰巧那几年，乔布斯推出的颠覆性的手机产品iPhone风靡全球，在中国，更出现了多款模仿苹果的山寨机。
“有没有可能做出一款基于移动互联网、软硬件一体化体验的手机呢？”自此，雷军萌生了再次创业的想法。2010年4月，雷军与几个合伙人一起创立了一家新公司：小米。
也不知是雷军的运气好，还是他抓住了他所说的“势”，2011年左右，中国智能手机市场除了高价的苹果、三星、摩托罗拉、LG等知名品牌外，售价较低的国产品牌大多缺乏竞争力。也就是说，当时的手机市场，要么是好用但价格太贵，要么是便宜但档次太低，而标榜“为发烧友而生”的小米，恰好切中了消费者想用好手机又不想出高价的“痛点”，一推出就火了。
2011年6月，小米首款智能手机小米1问世，当年出货量30万台。2012年，小米出货量猛增2296%至719万台，成为国产手机品牌的生力军。2013年，出货量又增长至1870万台。2013年9月，小米2销售突破了1000万台，成为第一个销量过千万台的国产手机品牌。根据IDC发布的数据，2014年，小米以6112万台的手机出货量，第一次摘得国内手机厂商桂冠，创造了神话。
小米也成了资本市场的香饽饽，在资本市场上的估值节节攀升：2010年2.5亿元、2011年10亿元、2012年40亿元、2013年100亿元、2014年450亿美金……估值纪录一次又一次被刷新。
小米的持续火爆和估值的爆炸式飙升，瞬间点燃了众多草根创业者一夜成名的梦想，雷军也被他们尊称为“雷布斯”。雷军的“互联网思维七字诀”更是被创业者奉为圣经。
小米也经历过2015-2016年的两年低潮期，雷军多次表示不需要“反思”，需要的是“补课”。补什么课？渠道曾是小米最大瓶颈之一，“小米线下渠道做晚了。今天传统零售和传统渠道依然是80%的市场，这是小米遇到的最大问题。”
说回公司搬迁，驱动因素绝不仅仅在于雷军对家乡的朴素感情。
有分析认为，上市之后的小米，如何能够保证财报数据的好看，这对承诺硬件利润不超过5%的小米来说，压力不小。而从产业结构来讲，武汉在制造业上的积累和投入，在新一线城市中位于前列，还被评为智能硬件领域第二家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小米总部落户武汉之后，小米的上百家生态链公司和公司部分主营业务也将迁往武汉。搬迁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一次接受采访时，雷军曾这样说：“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有无数次这样的机会，比如90年代去深圳炒股票，去海南岛炒地皮，比如一大堆，可惜我一个都没有捞着。”这当然是自我调侃。
一个懂得顺势而为的人，浪潮只会把他带到更远处。（支点杂志2018年1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