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城中村是广州这座城市里最有生命力与活力的地方。
广州有着130余个城中村，数百万外来打工者栖居其中，其中很多人是大众生活里不可或缺的外卖小哥、早餐店主、保洁阿姨、送水工、商场营业员，还有摇滚歌手、艺术家……
往年春节，城中村的住客们大多会回到家乡，城中村也随之沉寂。但今年在政府“就地过年”的号召下，城中村里的故事仍在上演。
除夕前后，时代财经走访了广州石牌、大山、康乐、棠下，与城中村里的住客们聊了聊。
石牌的夜景，南面是繁华的珠江新城CBD。时代财经摄
石牌村：“风吹过石牌桥”
很多人是通过五条人乐队知道的石牌村。十多年前，阿茂和仁科离开故乡海丰县，来到广州，住进石牌。如今，这里的巷子依旧逼仄，仍住着形形色色的人——民工、“走鬼”、白领、电脑城员工、艺术家。
石牌村位于广州天河区中部，临近地铁3号线岗顶站，与高楼林立的珠江新城CBD仅一条马路之隔。在《广州日报》2020年2月的报道中，石牌村有3200多栋出租屋，6万多外来人口。
白天的石牌，周围是IT数码商圈、CBD、星级酒店。时代财经摄
“今年很多外省的人都不回家，要留在石牌过年。”做保洁工作的晴姐告诉时代财经，由于四川老家防控比较严格，她今年计划留在广州过年。
晴姐白天在紧挨石牌村北的百脑汇商场负责30层楼的保洁工作，夜晚回到石牌的出租屋休息，过去六年日日如此。这不是她第一次留在广州过年，但以往广州“一到过年就像是一座空城，没有什么吃的”。
晴姐认为今年广州的春节热闹一点。不过，她的新年心愿是睡个懒觉，“要睡个几天几夜才行。”
不止百脑汇，石牌北边与西边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电脑城。九十年代末，太平洋数码广场、百脑汇、颐高数码广场、天河电脑城相继开业，逐渐形成了“华南最大的IT数码商圈”。
“以前大家要买电脑、配电脑，首选就是来这边的电脑城。”在石牌西电脑城经营了21年电脑零售档口的梁姐对此深有感触，“2000年的时候，在这里组装一台电脑要1万块钱。那时候电脑城门前摆满了地摊，从电脑配件到收售二手货，卖什么的都有。”
石牌村内，夜色降临后越发热闹。时代财经摄
石牌IT数码商圈的形成得益于当时中国互联网的兴起和个人电脑的普及。然而电子商务的崛起和产业转移，已经让整个行业颓势渐显，再加之2020年的疫情，石牌电脑城的许多零售商户已经默默退场。
梁姐见证了石牌IT数码商圈的兴起，也经历了它的衰弱。“现在大家都从电商平台买电脑，已经很少有人来这边实体店了。”梁姐如今手上的客户大多是21年来积累的老客户，以公司订单居多，散客只能“看缘分”。
不过，梁姐看到，现在依然有年轻人来到石牌打拼。“很多读计算机、软件设计开发的年轻人会选择来这里历练学习。他们很多就住在石牌村里，白天在电脑城工作，晚上就近休息。”
“风吹过石牌桥/我的忧伤该跟谁讲/天空挂著一轮红月亮/我离开了梦幻丽莎发廊。”石牌村见证了电脑城的兴衰，但仍迎接着来广州逐梦的人。
大山村：“我没有靠山，只能往前冲”
年二十九晚8点多，广州番禺区大石大山村一家沐足店内，老板王欣正在帮一位女客人按脚，店内还有两位顾客在等候。
临近春节，沐足店没有以往热闹，店内只有王欣一人工作。“我让员工都放假了，大家在外打工都不容易，过年就那几天，让他们休息一下。”王欣今年不回家，她的沐足店在春节期间也照常营业。
大山村是广州有名的城中村之一，位于地铁3号线大石站附近，相传建于北宋建隆元年间（公元960年）。大山东涌贯穿大山村，居民们自古以来沿河而居。
准备迎接新年的大石村。时代财经摄
悠久的历史，加上生活、交通便利，大山村吸引了大量人口来此居住。据广州市人民政府网站信息，截至2020年5月25日，大山村有村民3266人，登记来穗人员5.8万人，辖区实际服务总人口超10万人。
大山村附近鳞次栉比地汇聚了很多沐足店、采耳馆、养生馆。仅在大石地铁站A出口出来的群贤路和建华路一带，就有十多家。
在大山村经营着一家沐足店的王欣，是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人，20岁那年来到广东进厂打工。2016年，王欣离开工厂，学习美容。三年前，王欣丈夫出了车祸，失去工作能力，家里所有重担落在她一人身上。为了供养家里三个孩子、四个老人，王欣决定自己做小本生意。
2019年末，王欣从湖南老乡处接手了这家沐足店。为了干好这行，她努力学习按摩推拿手法，“有时候累得两只手都抬不起来，但是想想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必须得努力工作。”除了沐足店，她还开了一家小吃店。
王欣的两家店2020年3月才正式开业，正好撞上了疫情，“刚开业就停业3个月，没有生意，还要倒付6个月的租金。”两个店面每月租金加起来将近4万元，去年王欣亏了近70万元。
“做生意真的很难”，她叹气道。
王欣的三个孩子原本和她一起生活在广州，但去年的亏损让她不得不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以节省开支。这是王欣三十多年来觉得最困难的时刻。
王欣的沐足店，春节期间正常营业。时代财经摄
今年春节，王欣选择留在广州，一来为了节省点交通费给孩子上学，二来想继续开店，“能挣一块是一块。”
“我现在就好像站在悬崖边，往后靠会倒下去，往前扑也会倒下去。我没有靠山，只能往前冲。”王欣说。
好在王欣的沐足店恢复营业后生意一直不错，她打算年后请人再装修一下店面。“从哪里跌倒，必须从哪里爬起来”，王欣相信困难很快就会过去。
康乐村：“如果回去，怕又出不来了”
大年三十当天，广州康乐村一如往年，看起来像一座空城，主干道上的店面，基本已全部歇业。但与往年不同的是，小街小巷里，不少纺织作坊仍开着灯，点缀着康乐的夜色。
康乐村的纺织作坊，点缀着康乐的夜色。时代财经摄
康乐村的作坊有大有小，大的占地上百平米，在规模上已堪比正规厂房，几十架缝纫机整齐排列成数列；小的作坊占地仅十来平米，地上杂乱无章地堆放着各种衣服跟针线。
康乐是湖北籍务工人员在广州的聚居点之一。走在康乐村东部的街道上，“武汉热干面”等湖北特色餐馆随处可见。一家潮汕餐馆的老板告诉时代财经，来自广东、广西的务工人员，大部分在过年前十天已陆陆续续回家了，留在康乐村过年的，大部分都是湖北人。
李姨夫妇在康乐村经营着一家小作坊。他们来自湖北孝感，来到广州康乐村已超过十年，儿子在武汉工作。往年，一家人都会回到孝感老家团聚，今年是李姨第一次留在广州过新年。
“今年不回去，主要是怕又出不来了。”李姨对时代财经感叹道。
2020年1月，与康乐的大部分同乡一样，李姨夫妇也回到老家过年。虽然武汉不断传来的消息让李姨感到不安，但她仍盘算着一过完年就返回广州。
没想到疫情严重起来，先是武汉封城，之后湖北“封省”，李姨连出村都出不了。
最让李姨心疼的，是她在康乐村的房租。李姨从二房东手里租来的一楼铺位，每个月需付约3500块的房租，再加上1000块水电费，半年下来“白交”了2万多块钱。
在政府的号召下，房东退还了一个月房租，但李姨通过二房东，拿到手的只有1000多块。
“再算上日常花销，去年大半年都白干了。”李姨叹息道。
除夕夜到了，李姨夫妇早早地在傍晚就收摊，开始准备年夜饭。只有两个人，李姨觉得年夜饭简单吃点就算了。
“不过，无论如何，鸡还是要买的。”李姨认真地说。
棠下村：鞭炮与“拜土地”的线香
棠下的新年是在鞭炮声中迎来的。大年三十晚上，零点刚过，棠下和棠东村各处就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鞭炮声。
棠下和棠东位于广州天河区东部，临近5号线科韵路站与21号线棠东站。根据广州市现行规定，天河区全区禁放烟花爆竹。但城中村就像是市政管理中的“飞地”，这里不少居民仍然习惯点燃鞭炮来辞旧迎新。
正月初一，棠下龙葵钟公祠门口，满地鞭炮留下的红纸。时代财经摄
正月初一一大早就在棠东丰乐路打扫卫生的陈伯告诉时代财经，这几天的鞭炮应该是居民们私下放的，不过很多人会自己打扫掉地上留下的鞭炮红纸。
新中国成立后，棠下一度是广州的“菜篮子”，承担整座城市的蔬菜供应。时至今日，棠下的农田早已在广州城市化进程中消失了，但如今的棠下却成了诸多外来打工者的“追梦地”。
根据官方统计，棠下和棠东两个特大城中村，平日里居住的外来人口达10万以上。大量的人口带来大量的商机，这里的街道无论日与夜都热闹非凡。
大年初一早上七点多，棠下村达善大街格外清静，平日里此刻应是拥挤的上班人流和香气四溢的早餐摊，这一天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个行人。这可能是达善大街一年里最安静的时刻。
大年初一的空气中没有了平日的油烟味，而是弥散着一种淡淡的檀香气和鞭炮燃烧后的烟味。路旁的墙角随处可见前一晚“拜土地”留下的线香和水果，宗祠大门也换上了新的春联。
作为城中村的棠下，也许是广州市区里年味最浓的地方之一。
与往年不同的是，尽管今年不少外来打工者依旧选择暂时离开棠下，回到老家与亲人一起过年，但也有很多人“就地过年”，留在棠下。
在达善大街上开了一家炸鸡店的许姐今年没有回河南老家过年。年前她告诉时代财经，打算腊月二十九关店休息几天，给自己放个假，不过还没想好哪天重新开张。
棠下村也是广州有名的“河南村”，河南人几乎包办了整个村的烩面馆、河南小吃店、二手回收生意等。今年很多河南老板都选择和家人留在广州过年。
正月初一早上，棠东丰乐路上早点摊正常营业。时代财经摄
留在棠下过年的小陈在正月初一遇上了“难题”，他和两个朋友出门吃早饭，却发现大部分的店铺都没开门。幸好棠东丰乐路上还有两三家早点摊正常营业，生意如平日一般热闹。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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