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西9号”最近在朋友圈中看到研究生同学发出一条水滴筹募捐帖，帖中详述家里老人生病，历经月余治疗，花费超过了30万元，但医生告知还需准备25万元，不得以进行募捐。
但“车西9号”却持怀疑态度。因为同学毕业之后在银行工作，他推测，年薪超过50万元，即使已花费30万元，这25万元应该也不差，或许因朋友都知他经济条件不错，所以捐款与转发都不热情，“他好多天了，还没凑到一半。”6月22日，“车西9号”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
“肥仔不肥”也有些许愤怒。也是6月22日这天，她发现8天之前，晒出3只劳力士手表的朋友在另一筹款产品上发起筹款，数额15万元。她对本报记者感慨：“并不是说戴劳力士的人就一定十分富有，但经济能力也应该不差，没有规定每个人都必须帮助他，但希望他是真的需要帮助的，而不是在消费我们的同情心。”
这正是水滴筹等互联网筹款平台身陷舆论漩涡的一个缩影。记者调查发现，在水滴筹使用假疾病材料也能发起募捐，这背后还存在劝募、募捐材料代写链条。而在水滴公司的产品中，水滴互助、水滴保需要依赖水滴筹来输送流量。
假病历可发起筹款
这些提供二维码者，充当着审核第一步，但是存在“劝募”情形。
在发起筹款及提现的整个环节中，最为重要的是病情证明材料和身份证信息，前者需要提供患者诊断证明、患者病案首页、出入院证明、医疗票据、检查报告等至少两项材料的照片。
记者获悉有一个环节涉及资产披露，在用户进行提现前，需要完成勾选车产、房产、个人医疗保障、家庭年收入等信息。而李鸿却称，“增信你全都可以随便写。”“别人不举报就没事，也没人会没事举报你。”同时，李鸿否认平台将查询募捐者家庭储蓄情况，“你这担心完全多余了，触犯你隐私了。”
记者发现，淘宝上多位商家可为客户定制诊断证明、检查报告、化验单、病历、发票等。一位商家出价单张300元，均为高仿，如果需要10万元级高仿发票，仅票据照片，就需支付1500元。7月2日23时，记者分别向其购得诊断证明、检查报告、1.5万元的发票等3张材料，15个小时之后，记者便拿到了材料照片。
7月3日傍晚，记者通过虚假疾病证明材料顺利在水滴筹上发起了众筹。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虚假材料可以在发起时通过审核并进行筹款，但是水滴筹并非完全不进行审核，似乎侧重于后期。
据记者体验，在发起筹款过程中，需要用户填写发起者与患者的身份证号。记者随意填写时，界面提示，“患者的姓名或身份证号错误”，而在填写真实身份信息后，才进入发起审核阶段。
此外，申请提现前，也存在重要审核一环。核心要求是提供患者的手持身份证照片、银行卡号及患者病情证明。水滴筹的审核员王某告诉本报记者，他们是机器审核和人工审核结合。“如果患者信息没有问题，其实是系统审核的，如果看不清，这边是人工来审核的。”在记者希望提现填写完各环节之后，水滴筹方面对记者发出的照片真实性提出质疑。
7月5日下午，水滴筹工作人员与记者取得联系，记者亮明身份后，对方表示将以短信指导记者对筹到的95元“原路退款给您所有的捐款人”，并表示在核实资料时，发现资料存在问题，链接现已被停止，不能转发、筹款，界面被屏蔽。未透露公司如何发现问题。
对于为何在筹款前及筹款初期严格审核，水滴筹公关人员回复记者表示，因为很多患者在发起筹款前并不能收集到完整材料，“为了更高效地帮助患者解决‘救急难’的问题，防止贻误最佳治疗周期。”平台要求提供身份信息和医疗证明信息，在经审核后，可发起筹款。
避免“因病致贫”的难题
“不可能因为一个筹款的人，就跑到当地去查。”大可表示，作为创业企业，与有关部门进行数据打通也是困难之事，这些均在客观上形成平台审核难度。
不过，于斌认为，审核其实并不难，企业和具体的医疗机构、职能部门联系沟通，只是会耽误一些人力物力成本。在于斌看来，水滴公司旗下众筹、互助产品本身正面临很大的监管缺失争议，典型的案例就是“滥用爱心”“滥用众筹”等，此前某德云社相声演员名下有房有车却筹款惹来的争议就是此类。
在5月6日时，水滴筹回应德云社职员募捐之事也提到“关于水滴筹平台规则，当前车产、房产、存款等家庭经济情况普遍缺乏合法有效的核实途径。”
除了上述原因，本报记者获知，水滴筹坚持避免“因病致贫”的理念，也在现实之中给这家公司出了一道难题。
水滴筹创始人沈鹏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称，水滴筹平台目前的主流服务对象是“本身就治不起病的基层贫苦人民”，这部分人占到90%；其次是有产家庭，但是因病致贫。
这种防止“因病致贫”的理念，落到现实中，可能会成为存有私心者保护资产，甚至借机敛财的借口。
在大可眼中，“真正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家庭”才应当作为公司初心。人们“先把房子卖了”仍不够治病时，再去筹款是大可认同的行为。
“水滴筹有一个诟病就是这些互助平台对于求助者的真实信息不完善。”“平台摸不清求助者的真实财产的情况，就会出现并不富裕的大众去帮一个可能比自身过得好的人转发捐款这种很奇怪的情况。”西安交通大学医学生丁新华说。
尽管水滴筹的审核机制受到争议，但外界并不否认其存在的社会价值。
丁新华认为重病救助是任重道远之事，目前，能够得到救助的仍只是众多缺钱看病家庭中的一小部分，“我见过更多的是没有钱，也不会使用或者不了解如何使用网上求助平台的家庭，在权衡利弊之后放弃治疗。”她说。
“到底该帮助谁”是否真的无解？“车西9号”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水滴筹作为互联网平台，不做太多审核，是因考虑到流量这个商业化因素。
流量反哺保险、互助业务
水滴公司的商业化模式，呈塔状，共三层，主打三四五线等“下沉市场”。其中，水滴筹产品位于底层，水滴互助、水滴保分别位于二层和顶层，后两者的流量基础很大程度依赖于水滴筹。
水滴筹被规划为公益产品，主要承担用户推广任务，公司不收取手续费，人们捐了多少，筹款者就能收到多少。
大可告诉记者，水滴筹运营人员不少来自美团，在平台成立之初，水滴筹曾考虑过线上推广，但是效果不理想，因此初期很看重地推方式。“水滴的知名度差不多就是这些人推广起来的，特别是省会和三四线城市。”大可说，这些人常驻各大医院发传单，在上面筹过款的一些人，也会进行人际口碑的宣传。
同时，平台的线上品牌效应也顺势建立，当病人家庭通过志愿者介绍发起募捐后，在线上通过朋友圈的不断转发，实现社交传播，水滴筹知名度打开，之后形成线上、线下的合力推广，水滴筹流量不断积累。
2019年3月，沈鹏在36氪2019WISE风向大会上演讲表示，水滴公司线下基层工作人员已经扩大至300多个片区经理，1.6万多个志愿者，覆盖了中国400-500个城市，76%的筹款用户来自于三四五线城市，72%的捐款用户来自于三四五线城市。
其中，水滴保险商城是互联网保险经纪业务，持保险经纪牌照，主要向低线城市用户提供低价保险产品，钱耳朵财富学院首席分析师郭聪慧对记者比喻道，“水滴保，本质是一家保险超市，里面出售签约公司的保险产品。”而水滴互助是大病互助平台。
沈鹏曾表示，“公益筹款也是一个很好的商业场景，你给一个刚为白血病患者捐助的年轻人推荐一个抗癌或者白血病的保险，这个转化率也很高。”
“水滴公司的商业变现模式很简单，就是通过水滴筹、水滴互助等公益互助类产品聚集高黏性的用户和流量，然后再通过水滴保等商业业务板块进行变现。”于斌说。
而据调查了解，水滴公司两大商业化业务存在市场机遇。
杨傲然曾在美国一家专注于投资金融科技产品的投行工作，经手一些保险科技初创公司的融资并购。现在在一家对冲基金任职，身份是“数据科学家”。
杨傲然对本报记者表示，金融科技领域内当前实际最火的是保险类。资本对于该市场经历了从最初的怀疑，到发现创业者跑出了模式，低线市场也大，从而被吸引进来。现在，有市场、有模式、有资本，“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未来几年，可能会有更多创业者、资方入场，并发生收购、并购，留下几家大公司，并有BAT背景。
同时，记者注意到，银保监会官网披露的2018年数据显示，险种方面，健康险保单在2018年增长最快，32.01亿件,同比增长417.28%。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教授则对《中国经营报》记者提到，从2016年出现以来，百万医疗险快速发展。截至2018年底，已经覆盖了四千多万人次。
公开信息显示，水滴保险商城产品主要有百万医疗险、老年医疗险、百万意外险、重疾医疗险等。
而对于市场热卖的百万医疗险，他解释其中逻辑，“为什么保险公司敢收几百块钱，就敢卖几百万的额度，因为一般情况下，人们住个院是花不到一万块钱的。”赵子龙说，百万医疗险一般有1万元左右的免赔额。在传统保险公司，百万医疗险一般不能单独购买，需在买大病保险时附加该险。
不过，这类保险由于也能帮助人们应对重病风险，赵子龙认为总体上，利大于弊。
水滴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水滴互助业务总经理胡尧曾指出，用户充值进平台的钱款称之为“预充值”，资金进入平台后，由水滴互助委托的银行账户存管，这些钱实际上仍属于用户自己。
记者发现，水滴互助被纳入公司商业板块，而在公司官方消息中，却鲜少提及水滴互助究竟如何赚钱。
水滴互助受谁监管
记者采访获悉，水滴互助具有创新性，但同时也游走于监管边缘。
水滴互助能够从公众处获取资金，但其目前既非保险产品，也非经纪业务。
根据记者了解，银保监会针对保险公司监管成熟细致，资金用途及比例进行了明确规定。对于水滴保这类互联网保险经纪业务也存在一定监管，在《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保险公司中介渠道业务管理的通知》中第十三条就要求：保险公司与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进行合作的，应当由总公司统一管理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合作业务的接入、签约，明确各省级分公司归口管理部门，加强业务合法合规性考核管理。
朱俊生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网络互助计划与保险存在很大差别。网络互助计划发挥了一些保障的功能，与保险有相似之处，但不具备开发、设计、销售保险产品，并进行核保、核赔等功能。
杨傲然告诉记者，在国外，与互助计划概念接近的相互保险公司在20世纪初已出现，在美国市场份额曾达到30%左右。当前，仍然是美国重要的保险形式之一。美国也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法律制度，对相互保险公司的架构、治理、投票及各种经营关系具有明确规定。杨傲然认为，“中国正在经历着美国几十年前对相互保险法律和制度的探索之路。”据记者了解，在国内，互助计划是否就是相互保险，业界未达成一致。
朱俊生肯定了网络互助计划的作用。“特别是为尚没有商业保险的群体提供了保障，在某种程度上会与保险产品形成竞争关系，但这种竞争将有利于促进保险业效率的提升。”朱俊生指出，在保险科技背景下，保险业可以从网络互助计划借鉴销售模式如何创新，产品设计如何更具保障性及如何更具普惠性等。
与此同时，互助类产品的风险，同样存在。
杨傲然认为互助类产品具有资金风险、经营风险及道德风险等三大风险。
对于资金风险，他表示，由于国内互助计划未详细披露是否存在资金池，存放于何地，有多少偿付能力。“很难知道钱用在什么地方。”杨傲然举例，共享单车ofo要求用户交押金，最后却出现押金难退，资金去向成疑。
关于经营风险，杨傲然表示，由于“存款管理没有公开，审计也没有透明。”并不能排除经营的不稳定性。由于互助产品非保险产品，若项目停止或公司倒闭，这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法规来保护消费者。
郭聪慧同样对记者提及经营风险，“互助计划，不是产品，是一种互助协议。没准什么时候就停了，或者改政策，就像开始是相互保，后来变成相互宝。”不过她认为互助类产品的爆雷可能性较小，风险主要在于项目停止，用户失去保障。而由于不是保险，用户的钱进入公司账户后，“不受强烈约束”。
值得注意的是，杨傲然提到，由于流程、合同及法律规定透明，当出现纠纷时，用户面向传统保险公司具有一定话语权，而在互助计划之下，话语权更偏向于平台。
朱俊生对记者指出：“由于不是持牌机构，目前不受银保监会监管。”他表示，判断网络互助计划的风险，需要看产品的具体设计，包括有没有资金池、事前交费还是事后交费等。“现在的网络互助计划大都不设资金池，往往是事后分摊，因此资金的风险基本可控。”朱俊生如是表示：
“但随着国内网络互助计划不断发展，确实有必要明确监管。在没有明确监管主体和监管规则前，可以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确定一些基本的网络互助原则，以防范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计划可能面临的一些风险。”朱俊生说。
在杨傲然看来，法律保障和流程透明化是防范互助产品出现风险的举措。此外，公司自身运营较为重要。如何去甄别会员情况真假，如何去收取手续费及佣金、如何管理项目，更多是运营上的问题。
“在未来的监管中，要在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可能是监管部门需要认真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朱俊生倡议道。
大可至今对一个工作细节印象深刻：在水滴公司，任何人都没有独立的办公室，包括沈鹏在内，都是在开放工位上办公，他认为，“可能是时刻要有危机感。”
如今，对于渴望疾驰的水滴公司来说，要想持续发展，执行上的关键词是什么？面对这个问题，大可在停顿几秒后，回复四个字“不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