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电影《好东西》热映，宋佳饰演的王铁梅让大众看到了当代单亲妈妈的具体与多面性。她们维持着“雌雄同体、无所不能”的一面，也有与问题纠缠、跟现实碰撞，常常孤立无援、难以平衡的艰辛。这种艰辛应该被看见和分担。
“年底马上要报税了，报税的制度越来越严，离异的问题似乎没法再藏起来了，你们是怎么向单位说离异这件事的？”
群里每天都有各种类似的问题，如：如何给孩子过父亲节？孩子作文里“我的父亲”应该怎么写？学校要填表，父亲这一栏如何填？如何向耍无赖的前夫追讨抚养费？孩子想爸爸了，要怎么办？……独抚母亲在生活中遭遇的各种问题，很难用想象去寻找答案。如果不是身处其中，大部分人其实看不到独抚母亲这些细碎的需求。
独抚母亲常常需要面对巨大的心理压力，包括对未来的担忧、缺乏安全感、日常触发的焦虑等，源头可能是对孩子未来的担忧、对自身能力的怀疑，以及社会对单亲家庭的偏见和歧视。对于她们来说，任何细小的问题可能都会影响到她们每天的生活，令她们产生内耗。
像这样的独抚母亲社群，在大众所不知道之处存在着。几十个群里汇集了全国上万名独抚母亲，她们通过坦诚的交流，互相安慰和出谋划策，让彼此接纳自己最脆弱的一面，也看到了彼此的成长。
一千万个隐秘的独抚母亲
“一个母亲”公益组织全称是北京一个母亲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成立于2015年。主理人琥珀说，组织创设的初心是为独自抚养未成年孩子的妈妈做心理、法律、养育的支持，“在她们最难的阶段扶一把，帮助她们和孩子重新站起来”。
“独抚母亲”这个词是“一个母亲”自创的，而不是用常见的“单亲妈妈”。琥珀觉得，独自抚养是一个状态，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以婚姻为界限。比如，有的妈妈是婚内独抚，有的是丧偶独抚。
对于中国的独抚母亲现状，琥珀用“庞大却隐秘”一词来形容。
据我国民政部网站发布的《2023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全国依法办理离婚手续360.53万对。2001年至2019年，离婚人数从每年125万对上涨到了470万对。而根据《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4）》，我国单亲家庭数量2000年和2010年分别为2070万户和2396万户，增幅为15.7%。
由此推算，在2020年，全国的单亲妈妈家庭数量约有1940万户。而目前“一个母亲”的社群已经有1万多人，她们大多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等城市。琥珀说，近一年多有约4000人进入社群，其中离异占了60%，而丧偶在13%～15%之间，未婚则有5%，剩下大多数处于婚姻危机之中，也就是婚内独抚，还有少量独抚母亲是因为伴侣在服刑。
“一个母亲”在北京开展的心理支持小组。（图/受访者提供）
在琥珀看来，独抚母亲在刚开始独抚时，普遍对未来充满了担忧，毕竟从一个相对稳定的家庭结构进入到不稳定的个体状态，她们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能够带好孩子、应该如何一个人去带孩子。琥珀说：“你可以想象母亲一个人带孩子去医院，陪床的同时，还要完成自己的工作。这是一个缩影，就是独抚母亲每天都要面临类似的这种很细小的事情。”
对离婚有“耻感”，她们无法开口求助
在找到可以互相承托和安慰的社区之前，这些母亲们很多都是一座座孤岛。
她们往往会认为，离异意味着婚姻乃至人生的失败，这让许多刚刚开始独抚的女性，会努力隐藏“失败”的事实。她们不愿让身边的人知道自己独抚的身份，包括亲人、同事、朋友。
琥珀说，鼓励独抚妈妈在更大的范围发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们通常不太愿意讲诉自己的故事，对过去的经历抱有耻感。哪怕是一些在职场小有成就、经济相对稳定的女性，也依然在回避独抚的困境。当然，这也是非常正常的状态和需要经历的过程。
80后心理咨询师蒙蒙在2018年时离婚，拿到了儿子的抚养权。
离婚前，蒙蒙曾是湖北日报的记者，这是一份让她父亲引以为傲的工作。当时她与前夫分居、离婚、裸辞，开始学习心理学。原本同住在一起的父母很不理解她的选择，后来搬走了。蒙蒙从一个忙碌、规律的职场女性，突然变成了一个独自面对一切的全职独抚妈妈。
开始新生活的头两年，她的心理状态非常差，甚至患上过抑郁症，这也影响了孩子的心态。她在意识到问题后读了大量心理学的书籍，在与专业知识和自我的反复对话中找到了出路。
蒙蒙家中的书柜，放满了心理学类的书籍。（图/受访者提供）
蒙蒙说，在公开这个消息前后，她的生活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只是以前还有家长邀请一起带娃出去玩，后来就没了。而她的内心变得更为坦然了。
同时她也终于正式与当时还在读三年级的儿子谈论离婚这件事。她告诉孩子：“我和你爸爸原来很相爱，后来我们不相爱了。他有了新的爱人，我们就不再一起生活。”
孩子听完狠狠地哭了出来，蒙蒙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在那之前的两年里，蒙蒙几乎没见儿子哭过。孩子隐约知道父母之间发生了什么，但他一直在压抑着自己的情绪。能哭出来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件好事，离异家庭的孩子需要有个大人告诉他，父母分开不是他的错：“从那以后，我放松了，孩子也放松了。”
蒙蒙在家中进行独抚母亲心理咨询的公益直播。（图/受访者提供）
2021年，蒙蒙开始帮助全国范围，特别是武汉地区的独抚母亲进行心理疏导等工作。她成为“一个母亲”重建小组的带领人，陪伴与她处境相似的母亲进行心理疗愈和心理重建，包括如何探索愤怒情绪、如何面对未来的恐惧迷茫、如何缓解独自养育孩子的焦虑等。三年来，她已经在心理重建小组面对面帮助过80位母亲，以及与几百位线上求助的母亲进行对话。她对求助者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理解你的感受”。
虽然有共同的身份基础，但服务独抚母亲这个群体的难度可想而知。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很大，包括地域、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与孩子数量等因素。而这个群体也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她们的心理需求。
琥珀说，无论是什么背景，大多独抚母亲都有一个共性：最开始一两年内，她们都很需要心理支持，需要有能够理解自己的人。而蒙蒙在长期的咨询实践中，越发感觉团体支持对于独抚母亲来说非常重要，这是属于这一群体之间特有的情感连接：“独抚母亲当然也有闺蜜和亲人，但是她的闺蜜和亲人如果不是独自抚养，其实无法真正理解她们的感受。有的女性甚至因为离异而被亲人排挤唾骂、不被待见。因为我经历过，所以我才更加理解她们。”
负债百万的二孩独抚母亲，如何熬过独抚初期？
此外，琥珀在社群调研中发现，97%的独抚母亲表示抚养费金额没有发生过变更。这意味着十年前离婚定下的抚养费，到现在是一样的金额：“哪怕抛开通货膨胀不谈，从孩子本身的需求来说，随着年龄增长，孩子各方面的开销会变得越来越高。而这些经济压力往往是独抚母亲在承担。”
郑瑛是一名毕业于浙江理工大学的理学硕士，80后，在浙江玉环的某事业单位从事食品检测工作，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六年级，小儿子四年级。郑瑛在2016年离婚，但与前夫过了两年离婚不离家的生活。前夫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挪用了她的个人信用贷款和信用卡资金，导致她背负了大量债务。
2024年8月暑假，郑瑛带孩子去哈尔滨旅游留影。（图/受访者提供）
2018年，郑瑛的前夫因经济犯罪被判入狱，她被迫变成独自抚养孩子。郑瑛和前夫有共同承担的债务，前夫入狱后没了收入和财产，法院判决这些债务主要由她来偿还，她不但上了失信人员名单，工资卡也被法院冻结，每个月只能从中领取1500元作为生活费，这是她和两个儿子的日常开销。
面对突如其来的沉重负担，郑瑛只能白天工作，晚上再打一份工。她曾经在酒店当前台，连续上了一年夜班，也曾经在肯德基做零工，还当过培训机构的助教老师。这些兼职工作缓解了一些经济压力，但每份工作都非常辛苦，过程的煎熬可想而知，郑瑛甚至几次想要自杀。她意识到自己的状态后及时调整，转而向外界寻找帮助。
当郑瑛参加小组时发现还有那么多和自己一样的母亲时，非常惊讶。大家见面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原来你是独抚妈妈啊，真看不出来”。
郑瑛参加的“一个母亲”在台州开展的离婚后心理重建小组，最后一次活动后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玉环是台州的一个县级市，地方不大，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但郑瑛在参加独抚母亲的活动之前，并不知道自己周围有这么多面临相似困难的母亲。郑瑛觉得，能够公开自己的身份并参与到集体活动中，说出困境，敢于求助，是勇气的体现，也有具体的相互支持的力量。
郑瑛没有回避寻求外部帮助。她的前夫曾到她的工作单位闹过，有催债公司直接找到她，所以领导和同事都知道她的家庭情况。也许是出于体谅独抚母亲的不易，她在工作中经常受到关照。前夫闹得最凶的那段日子，郑瑛对领导说，如果哪天她突然没有来上班，就让领导帮忙报警或通知她的父母。
同时，她也非常坦诚地向孩子的老师说明家庭情况。在她看来，这样的沟通对于获得理解和支持是必要的。
郑瑛形容儿子们时，用的是专业上的术语。比如，大儿子成绩不理想，郑瑛形容他就像“怎么也对不准焦的显微镜下的样本”，模糊，令人焦虑。但郑瑛知道，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她决定支持儿子追求当厨师的兴趣。小儿子在音乐上的天赋，则像她过去实验中偶然发现的荧光蛋白，明亮而耀眼。从尤克里里到高音阮，再到琵琶，小儿子的每一次进步都让郑瑛感到无比欣慰。尽管经济紧张，但她还是尽力支持，不希望让孩子们的梦想早早破灭。
今年是她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第六年，这种生活让郑瑛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这场长久的对抗会分阶段地给出关于人生的答案，而最近的一个是，“还有五年，我就能把债务还清了。”
为独抚母亲发声，打破独抚母亲的耻感和偏见
琥珀的回应是，我们想解决的是这个群体心理层面的问题，通过提升妈妈的内在力量，发挥潜能，改变生活的状态，而不是单纯的物资捐赠。目前我国心理支持类的公益项目非常小众，专门为女性服务的公益项目更少，她了解的数量“可能不到20个”。心理辅导成效往往很难直接体现，也无法量化，尤其是当独抚母亲还做不到主动发声的时候，这就给项目传播提出更多的挑战。
根据琥珀的观察，很多独抚母亲刚进入社群，并不活跃甚至非常沉默，习惯于先观察，看看其他妈妈在聊什么、做什么。这是她们建立安全感和身份认同的一个过程。也许突然在某天凌晨，她开始求助了，会在群里问“有没有还没睡的妈妈”，此时总有一些人回应她。正是在无数次脆弱时刻有同类的陪伴，才不会让她们独自陷入漫长的负面情绪之中。
琥珀清楚，这份工作和心理咨询一样，是一个长期的、细致的陪伴，是一个互相解答彼此困惑的过程：“我们的工作很难显化，它对母亲的影响是一点一滴的。每个母亲都要面临从回避身份到逐渐接纳的这个过程。当她能够很自然地对朋友或邻居说出‘我是独自抚养孩子’时，我们的陪伴和赋能就在发生变化了。”
在琥珀看来，这个公益项目的目标不仅在于帮助独抚母亲解决实际问题，更在于推动社会对这一群体的理解和支持，通过全社会的努力，慢慢打破围绕独抚母亲的耻感和偏见，为独抚母亲群体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和资源：“每个独抚母亲都在很认真地生活，能够独自带好孩子本身就很不容易。就像王铁梅一样，独抚妈妈有脆弱的时候，但她也有充满力量的时候。有时候她们需要的帮助，仅仅是累了有人‘扶一把’，帮她们从蜷缩的姿态中舒缓起来，再站起来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