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民法典》的颁布，我国立法由单行法时代进入法典化时代。为准确理解和实施好《民法典》，必须从单行法思维向法典化思维转化，具体包括从多中心思维转向基础性法律思维，从碎片化思维转向体系性思维，从分散思维转向统一思维，从并立思维转向融贯思维。法典化思维需要树立以《民法典》作为民商事法律部门中基础性法律的理念，准确把握《民法典》各项制度的价值取向和规范意旨。从体系化的视角观察《民法典》，还需要协调好《民法典》内部的关系以及《民法典》与单行法之间的关系，并将《民法典》的价值体系融贯于各项民事法律制度之中。
关键词：《民法典》;法律思维;法典化思维;融贯思维
作者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100872）。
《民法典》的颁布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动实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成果。《民法典》完善了我国民商事法律体系，形成了以《民法典》为中心的、具有内在价值一致性的、完整的制度规则体系；与此同时，由法到典客观上也需要转变法律思维方式。所谓法律思维(legalmind)，是“依循法律逻辑，以价值取向的思考、合理的论证，解释适用法律”的思维方式。法律思维可能是单行法思维，也可能是法典化思维。但是，法典化思维更有助于准确理解和运用法律规则解决纠纷，也是贯彻好、实施好、落实好《民法典》的关键。为此，在全面贯彻实施《民法典》过程中，亟须讨论以下问题：由法到典所形成的法典化思维究竟为何，这种思维在贯彻实施《民法典》中发挥何种功能，以及如何准确运用这种思维。
一、从多中心思维到基础性法律思维
法律依据其性质与地位可以分为根本性法律、基础性法律和一般性法律。在汉语中，“典”具有典则、典籍、典范的含义，都表达的是基础性的意义。在中国古代，所谓“典”，通常有“经典”“典范”“典籍”等含义，因此，凡是入典之律，位阶较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这就精辟地揭示了《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需要我们尽快形成以《民法典》作为民商事法律部门中基础性法律的法典化思维。
从法典化的历史可见，随着中世纪后期罗马法的复兴，自16世纪始，欧洲开始推进法典化运动，其目的在于结束法律渊源多元和混乱的局面。从普鲁士、法国和奥地利等国家的法典化经验来看，都致力于使法典成为法律渊源的中心。19世纪的法典化运动将法典中心主义推向了极致，法典曾经被奉为法律的唯一渊源，即尽可能通过民法典形成法律渊源的排他性（exclusiveness）。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减少其他法律渊源的数量，是历史上绝大多数法典的目标。例如，“在19世纪，民法典在法国一直被视为核心，法律的真正心脏”。但自20世纪以来，法典中心主义现象已经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缓和，许多国家都在法典之外制定了大量的单行法，判例法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此形成了意大利学者伊尔蒂（Irti）所说的“微系统”，导致了“去法典化”（decodification）现象的产生。当然，彻底去法典化只是某些学者极端的观点，民法典作为民法主要渊源的地位虽然受到单行法影响，但其基础性地位并没有被弱化，即使伊尔蒂也不得不承认，民法典依然是这些特别规范的制度前提。
在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曾经四次起草民法典，以建构民商法的基础性法律，但都没有成功。自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先后颁布了一大批单行法律，其中大量的都是民商事法律或者包含民商事法律规范的法律，这种单行法的立法模式也使许多法律人形成了单行法的思维定式。单行法思维不是把法律看作有机的、逻辑贯通的整体，而是将各个单行法视为自给自足的规则体系，由此形成了多元的、分散的、碎片化的思维方式。
《民法典》颁布后，由法到典的重大变化在于确立了《民法典》的基础性法律地位，这实际上也树立了《民法典》在整个民商事法律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彰显了《民法典》作为私法的基本法的地位。由法到典所带来观念上的改变之一，就是从多中心思维向基础性法律思维的转化。
其次，发挥《民法典》在统率民商事法律中的主导作用。在单行法时代，各个单行法的制度和规则自成体系，由于缺乏基础性法律的统率，不可能真正形成民商法体系。我国虽然一直秉持民商合一，但庞大的商事法律如公司、保险、破产、票据、海商等法律，其实一直是游离在民法部门之外的，在具体适用中，与民法是相互脱离的，从而使民商合一体系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种立法实践，而更多的是一种价值理念。随着《民法典》的颁布，一部基础性法律由此诞生，并可引领各个单行法，据此才真正形成了以《民法典》为统率的民商合一的法律体系。在《民法典》颁行后，充分发挥《民法典》统率各民商事法律的作用，其实就是要以《民法典》整合各个单行法，使整个民商事法律真正成为一个体系完整的统一整体。
二、从碎片化思维到体系性思维
法典化就是体系化，生活关系总是体现了一定的客观关联，法学的任务就是使这些关联变得清晰。法学通过将这些生活关系进行抽象和概括，最终形成法体系。“如同自然科学一样，法学也具有高度的系统性。从法律的一般材料中经过科学研究所得出的原则，用复杂的组合形成一个体系，以后一旦发现新的原则就归并到这个体系中去。”体系化思维本质上就是一种系统思维，或者说是系统论在法学上的运用。在康德看来，法恰恰是“某人的意思与他人的意思根据自由的普遍法则得以结合的诸条件之整体”。因此，法的有机体属性为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奠定了基础，在法律的适用中也必须从系统论出发，充分发挥体系的功能，才能实现法学的价值。
《民法典》的颁布促进了民商事法律的体系化，有助于实现民事立法规则体系（也称为外在体系）和内在价值体系的一致性、逻辑上的自足性以及内容上的全面性，形成在特定价值指导下的统一法律术语、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保持法律各部分内容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形成严谨的体系结构。就规则体系而言，《民法典》的颁布使得整个民商事法律形成一个有机的制度体系，这也为体系性思维提供了基本前提。诚如德国学者旺克所指出的，“适用某一法律规范，实际上就是适用整个法秩序”。如果要理解制度的内涵，就必须在体系之中进行，从制度与制度之间关系的角度予以把握。从碎片化思维转向体系化思维包含如下几层含义。
（一）体系观法
第一，概念的一致性，即法典所使用的法律概念是一以贯之的。尽管某一概念在不同的上下文语境中其表述可能存在差别，或者具有不同的指向，但是，从基本方面来看，其内容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确定的内核，同一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不存在相互冲突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的“相同概念同一解释”的规则。当然，在某些情形下，某些概念可能要作不同的解释，但是解释者应当对此提供充分的论证理由。例如，《民法典》多处使用了“利害关系人”的表述，但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存在一定的差别（如监护中的利害关系人与宣告死亡中的利害关系人的范围不同）。因此，如有正当理由，就不能对其作同一解释，而应当区别对待。消除法律概念使用的差异性，正是由法到典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第二，规范的一致性，即各个民事法律规范相互之间能够形成密切协调与相互衔接的关系，构成内部自洽的规范群和制度群。一方面，民法的规范群要逻辑自洽，相互衔接，功能互补，相互协调。例如，民法典所确认的各个请求权如物上请求权、债权请求权、人格权请求权、继承权请求权等形成了周密、严谨的制度安排，对民事权利的保护发挥了协调一致的作用。另一方面，按照德国学者施瓦布的看法，建立“一个协调的、按抽象程度逐级划分的概念系统”构成了法典化的基本前提。例如，以租赁合同为例，就合同关系、债、总则这些规范之间的内在逻辑看，其等级体系表现为：租赁合同—合同—法律行为的上下位阶体系。这种规范的位阶结构也充分彰显了民法典的形式合理性，保障了民事规范在适用上的整体效果。这种规范层级正是民法典所要追求的规范一致性的重要内容。
第三，制度的一致性，即民法的各项基本制度在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内在的一致性。在我国《民法典》的七编制体系中，形成了逻辑严谨的总分结构，这种结构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形式上的安排，更是一种近乎完美的法律规则设计，总则编通过采用提取公因式的方式，确认共同适用的规则，发挥兜底作用，而且为解释分则、解决分则的矛盾提供规则基础和价值基础。总则关于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的规定，实际上也宣示了《民法典》的基本价值，成为基础中的基础，具有“压舱石”的作用。《民法典》各分编就是总则编所构建的一般规则的具体展开，也是总则中一般规定的特殊规定，各编之间、各项制度之间形成了内在密切的逻辑关联，而这种体系化的总分结构也是准确找法、用法的基础。
（二）体系找法
第一个方面是典内找法。即从《民法典》中，按照体系的观念，寻找妥当的法律适用的规则。
二是要把握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在找法过程中需要把握法律规范的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例如，关于法定抵销规则的适用，《民法典》第569条规定的“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这些都属于积极要件；该条规定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则属于消极要件。只有在积极要件被充分满足，而消极要件没有被满足的情况下，法条才能被援引。这就必然要求在援引该法条时，不能仅考虑积极要件，还要考虑消极要件。消极要件常常表现为特别规范，其要优先于一般规则适用。通常情况下，抗辩事由常常成为一种消极要件，在积极要件满足的情况下，还要进一步考察是否存在否定积极要件的抗辩事由。
三是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规定的结合运用。在《民法典》颁布后，某一事实是否符合特定的构成要件，以及是否因此产生特定的法律效果，可能需要结合多个条款进行判断。例如，在侵害人格物造成精神损害的情况下，是否构成人格物可能需要结合《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关于新型人格利益的保护标准的规定来确定，但要判断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和法律效果，则需要结合侵权责任编第1183条第2款的规定予以确定。同样，原告基于被告构成侵权的事实，请求被告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这既要适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有关归责原则的规定（如《民法典》第1165、1166条），也应当考虑该法第1183条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第二个方面是典外找法。体系化的思考不应当囿于某一法律部门，而应当在多个法律部门内查找裁判依据。许多民事案件不仅涉及实体法，而且涉及程序法。民事案件不仅涉及侵权责任，也会涉及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从体系的角度搜寻法律规范，寻找最具有密切联系性的大前提。例如，根据《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的规定，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优先适用隐私权的规定，隐私权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这就涉及《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则。《民法典》中也通过大量的参照适用和引致条款联结了《民法典》和单行法之间的关系。
（三）体系释法
体系解释以“法律不会自相矛盾”的推定为基础，假定法律存在外在体系，立法者构建了合理的外在体系。正是因为假定法律存在外在体系，法律本身的章节安排、各个法律条文的排列等都是合乎理性的。体系解释要借助于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即立法者在构建规则体系时所运用的逻辑。反之，一旦法律体系内出现了“体系违反”，即出现了“规范矛盾”或“价值判断矛盾”，便可以借助于体系解释来排除这些矛盾。总之，体系化与法律解释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体系化为法律解释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法律解释也不断丰富和完善了法律体系。
（四）体系补法
三、从分散思维到统一思维
单行法思维是一种割裂、分散的思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单行法的立法模式造成的。一方面，单行法立法时常采取立法主体多元化方式，部门立法替代统一立法，法律渊源众多，规范适用紊乱。同时，由于单行法常常追求自成体系，容易造成法律之间可能发生冲突和矛盾。例如，许多单行法在民事责任规定上极不统一，有的仅规定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没有规定民事责任，而有的在民事责任规定中仅规定了损害赔偿，没有规定其他民事责任形式，这也导致实践中难以妥当运用民事责任方式。另一方面，单行法是在不同时期制定的，其所秉持的立法精神和理念是多元的，很难形成统一的民法基本价值。且各个单行法各自形成了一种微循环系统，互相并立、相互隔离，必然导致法律思维的分散。
由法到典，要求我们形成一种统一思维，把民商法部门视为一个在《民法典》统率下由众多的单行民商事法律所组成的统一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体。如果说体系思维注重从典内观法，那么统一思维则要将视野扩展到典外，环顾法典与单行法的内在关联。如何处理好《民法典》与单行法的关系，这就需要转化法律思维，由分散思维转变为统一思维。统一的含义意味着各个单行法要统一到《民法典》所确立的制度规则和价值理念上来，消除单行法之间相互隔离、相互冲突的现象，诚如卡纳里斯所说，“各种体系的共通之处仅在于，它们都追求‘统一（Einheit）’”。由此，统一思维要求将民事法律制度和规则统一到《民法典》基础性的法律制度上来。具体而言，统一思维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以统一思维处理好《民法典》与单行法之间的关系
法典作为形式理性的最高体现，是成文法最完备的形式。《民法典》归根结底只是成文法的一种，而成文法又只是法律渊源体系的一部分，《民法典》本身不应排斥其他的法律渊源。法典与单行法总是相伴而生，任何国家在编纂法典后，都会为解决新问题而颁布单行法，因此，法典并不具有终止单行法的功能。同时，《民法典》作为基础性法律，规定的是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基本规范，确定的是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基本规则，因而，聚焦于调整特别法律关系的民商事特别法同样不能被《民法典》所取代。这就需要妥当处理《民法典》与单行法之间的关系。
（二）以统一思维善用《民法典》的参照适用条款和引致条款
在运用统一思维处理《民法典》与单行法关系时，要善用《民法典》所规定的引致条款和参照适用条款，架起一座有效沟通《民法典》和单行法之间关联的桥梁，有效增强《民法典》和单行法之间的逻辑性和体系性。
一是参照适用条款。《民法典》的参照适用条款（据统计约27条）极大地增强了民法的体系性，不仅简化了法律条文的规定，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法律适用的规则，填补了法律适用的空白。参照适用条款沟通了《民法典》各编内部的关系，增进了《民法典》各编的体系性，同时也沟通了各编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强大的规范储备功能，增进了《民法典》整体的体系性。在《民法典》颁布后，参照适用条款已经开始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尤其应当看到，我国《民法典》不仅规定了典内参照适用规则，也规定了典外参照适用规则。例如，《民法典》第71条规定：“法人的清算程序和清算组职权，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公司法律的有关规定。”这就沟通了《民法典》和单行法的有机联系，因而需要以统一思维把握此类规范的准确适用。
二是引致条款。《民法典》第334、336、337条等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作出了“依照法律规定”“依照农村土地承包的法律规定办理”“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表述，表明这些条款都是引致到单行法的条款，连接《土地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这种统一思维模式在单行法时代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立法者不可能在某一个单行法中采用引致条款或参照适用条款去连接到另一部单行法。在《民法典》各章规范形成高度体系化的背景下，裁判者需要依据参照适用规范的指引，寻找其他各编中可能适用的规范。而在参照适用规范为概括式的规范时，裁判者还必须辨明哪些规范可以适用，哪些规范不能适用。这就要求裁判者必须具有法典化思维，整体上把握各编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待决案件法律关系的性质，从而准确进行法律适用。
（三）以统一思维消除《民法典》与单行法的矛盾
卢曼认为，法律的功能就在于确定规则、稳定预期、将行为模式制度化。而要实现法律的此种功能，就必须确保法律的统一，因为不具备统一性的法律规则将导致人们无法形成对法律的一致性印象，并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系统的稳定性。为避免这一现象，就要求我们从分散思维转向统一思维，消除《民法典》与单行法之间的矛盾。具体而言，法官在解释法律时首先应当推定法律体系是统一的，即使法律规定可能存在冲突，也应通过统一思维来消除矛盾。例如，关于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的规定，根据《民法典》第358条的规定，政府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提前收回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应当依据征收的规定进行补偿并退还相应的出让金。但对此《土地管理法》第58条第2款、《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0条、《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2条等规定并不一致，需要按照《民法典》的规定进行统一解释。
还应当看到，统一思维也有助于处理《民法典》与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此类关系不同于《民法典》与单行法之间的关系。后者是一般法与特别法之间的关系，而前者是上位法和下位法之间的关系。司法解释作为下位法，不能任意突破《民法典》的规定而创设新的规范。《民法典》颁行后，其体系建构工作已经完成，规范体系也已经形成，司法解释更应当回归其本位，严格遵循《立法法》第104条第1款的要求，这也意味着：第一，司法解释不应以体系建构为其重心，也不应随意创设新规范，而应针对法律条文在具体适用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作出规定，统一《民法典》实施后的法律适用标准。第二，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符合《民法典》的目的、原则和原意，不能与《民法典》相冲突，尤其是要注重把握外在和内在体系，以统一思维解释《民法典》。第三，司法解释要注意到《民法典》与单行法之间的关系，以法典化思维所要求的基础性、体系性、统一性和融贯性，对《民法典》与单行法之间规范的具体适用关系在司法解释中作出规定。
四、从并立思维到融贯思维
单行法思维不仅仅是一种碎片化的思维，而且是一种并立的、割裂的思维。这尤其表现在价值方面，各个单行法因自成体系，因而形成了自身所追求的价值体系，且因为单行法在不同时期制定，受不同时期立法目的的影响，也形成了价值分离现象。在《民法典》实施后，需要转换思维方式，从并立思维向融贯思维转化。
融贯思维主要是一种价值一致性的思维方式。如前所述，民法典体系包括形式体系（外在体系）和价值体系（内在体系）两方面，如果说外在体系是指《民法典》的各编以及各编的制度、规则体系，那么内在体系则是指贯穿于民法典的基本价值，包括民法的价值、原则等内容，即支配整个民法的基本原则以及这些原则之间的实质联系。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共同构成了民法典体系的双重辩证关系，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满足一部现代科学立法的民法典要求。
从广义上说，融贯思维也是体系性思维的组成部分，由此形成了规则融贯与价值融贯的区分，但在民法典中，两者相互衔接，互为表里。一方面，规则融贯建立在价值融贯的基础上，只有私法体系的价值理念具有融贯性，具体规则才能彼此协调，实现规则融贯。另一方面，私法体系的价值理念往往蕴含于具体规则之中，只有具体规则彼此融贯，才能从这些规则中解释出价值理念的融贯性。反之，如果我们将法律体系分为外在体系和内在体系之后，融贯思维则主要指的是价值的融贯。如果说规则融贯是体系思维的外在体现，而价值融贯则是体系思维的价值内核。正是因为价值体系的存在，才能使庞大的民法典规则始终具有“神不散”的灵魂，并形成了有机的整体，这也凸显了融贯思维的重要性。
融贯思维首先要求将整个民法看作基于一定的价值而形成的整体，同时也要求将《民法典》的价值贯穿于整个民商法部门之中。虽然基于调整对象的区别，民商法内部可以继续细化为不同的法律领域，但是这种人为的法律领域的划分绝不应以牺牲立法目的的一致性为代价，恰恰相反，民商法各领域均应贯彻经由《民法典》所统一的价值取向。在《民法典》所确立的各项价值中，首要的价值是保障私权，而《民法典》七编制始终以民事权利为“中心轴”，贯穿《民法典》始终，整个《民法典》就是由物权、合同债权、人格权、婚姻家庭中的权利（亲属权）、继承权以及对权利进行保护的法律即侵权责任编所构成。在七编制下，首先确认了各项基本的民事权利，最后规定了保护权利的侵权责任编，因此，我国《民法典》的整体框架思路是从“确权”到“救济”，始终以权利为中心来构建民法体系的。这表明，我国《民法典》本质上是一部权利法，《民法典》分编通过全面保障民事权利，全面体现和贯彻了法治的价值。这一价值不仅是观察《民法典》，而且也是观察整个民法的出发点。
融贯思维要求以人为本，以关爱人、保护人、爱护人为整个民法的基本理念。传统民法以“财产法”为核心，为了鼓励民事主体创造财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法以意思自治为核心，构建了完整的价值体系，这无疑在当今时代依然是整个民法的基本价值。但是，传统民法在价值层面又存在“重物轻人”的体系缺陷，人只是被作为“权利义务的归属点”，而现代民法逐渐转向以人为核心，民法可以被更准确地理解为“活着的人”的法、“想更好地活着的人”的法。我国《民法典》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在价值理念上不仅确立了保护弱势群体、维护个人人格尊严等人文关怀的理念，而且当人文关怀理念与私法自治价值发生冲突时，优先保护生命健康，优先维护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生命健康是最高的法益，毕竟财产是个人的，但人是属于社会的，而人身安全、人的尊严等涉及社会利益。为此，《民法典》用多个条款，宣示了生命、身体、健康的优先地位。只有秉持人文关怀理念，才能全面理解《民法典》的精髓，把握好、贯彻好、实施好《民法典》。
（一）以融贯思维准确解释《民法典》
在解释和适用《民法典》时，应当以《民法典》的融贯性作为重要的出发点。当法律适用者发现根据《民法典》的规则解决纠纷存在争议时，其所提出的最佳建构性解释方案应当是在最大程度上契合《民法典》的内在体系和外在体系，从而实现《民法典》的融贯性。就价值融贯而言，需要处理好不同价值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任何一种单独的价值都不是孤立的,必须与其他价值相互连接和配合,各种价值之间应当相辅相成、共同配合，形成一种“价值之网”，从而实现法秩序内部的价值融贯。《民法典》的基础性表现之一就是《民法典》所确立的价值的基础性，但并非意味着《民法典》所确立价值的单一性，为此要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要衔接好人格尊严与私法自治价值之间的关系，这两项价值都是《民法典》的基本价值。人格尊严保护为私法自治划定边界，以避免由此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密尔在《论自由》中将个人利益应受的限制概括为个人的行为应当以他人的利益为边界，他认为，“挥舞拳头的自由止于他人鼻尖”。在人格尊严和私法自治发生冲突的情形下，因为人格尊严更直接体现了对人的关爱，体现了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对个人人格全面发展的保护，它应当处于一种更优越的位置。我国《民法典》大量条款都体现了这样一种价值取向。因此，在解释、适用《民法典》时应当秉持此种价值取向。例如，《民法典》第1019条第2款规定肖像权与著作权冲突时优先保护肖像权，正是体现了这一优先规则。
第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阐释《民法典》的价值指引。《民法典》第1条开宗明义地指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民法典》的立法目的之一。《民法典》确认了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等基本原则，倡导全社会诚实守信、崇法尚德、互助互爱、和谐和睦，强化规则意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并贯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制定《民法典》的价值基础，也是准确理解与适用《民法典》的准则。
（二）以融贯思维查漏补缺、填补漏洞
卡纳里斯指出：“体系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因此表现出历史性的结构。”如果仅仅只是注重规则的融贯性，忽略价值的融贯，必然会出现大量的法律漏洞，缺乏价值体系，就犹如断了线的风筝，最多只不过是规范的聚合，属于缺乏灵魂的规范体系。以融贯思维填补漏洞，具体而言，一是要以融贯思维观察、适用《民法典》，识别和发现漏洞。当找法遇到困难时，可秉持融贯思维，探究立法价值和目的，采用目的解释等方法进而发现和识别法律漏洞。二是在确定法律漏洞之后，善用融贯思维填补漏洞。从方法论上看，缺乏价值体系，会使漏洞填补面临极大的障碍。例如，目的性限缩、目的性扩张等漏洞填补方法，都需要探求立法者所追求的目的，寻求规则背后的价值。仅仅依靠规范体系，可能会得出多元化的结论，而价值体系则可以发挥准确选择的作用。例如,《民法典》第185条没有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隐私、个人信息时此类人格利益能否受到该条保护的问题。笔者认为，这虽然构成法律漏洞，但从立法者强化对英雄烈士等人格利益、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目的来看，应当将该条扩张适用于对英雄烈士等的隐私。
（三）以融贯思维指导配套法律的制定，发展和完善民法
尽管《民法典》对私法体系作出了基础的、体系的和统一的规定，但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十分迅猛，我国将来还要针对特殊的专门领域制定单行法。就此而言，融贯思维不仅作用于《民法典》解释与适用，还进一步作用于单行法的制定。详言之，《民法典》确立了私法体系的基础性法律框架，后续的配套民事立法应当在这一框架中进一步填充细化。后续的立法不能违背《民法典》所预先设定的价值理念体系，在这个意义上，立法过程如同德沃金所说的“法律的连环”。就像数位作家分别续写连环小说一样，要在理解前一作者所设定的小说人物、情节和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续写下一章的内容。例如，《民法典》第1034—1039条对自然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作出了基础性和原则性规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过程就要受到《民法典》的约束，不得背离这些基础性和原则性规定所确立的价值理念。
“法与时转则治。”《民法典》颁布后，虽然民法规则已经基本完备，但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滞后性。针对此种滞后性，仅仅通过频繁地制定法律，不仅成本巨大，也会影响法律的稳定性，因此应当秉持融贯思维，依据民法的基本价值进行民法的“立改废释”工作，发展和完善民法，这也有利于避免新的制度、规则与民法的内在价值和制度发生冲突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