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律师之死：卷进精英律所，然后无处可逃
一位青年律师自杀了。
我们姑且称他为“小杰”。小杰今年27岁，这是他步入这个行业的第二年。根据互联网上流传的信息，我们可以拼凑出他生前的经历：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辅修法学双学位，随后在清华大学取得法律硕士学位。2020年毕业后，小杰成为一名律师，从事非诉讼业务。转折点发生在今年八月底，小杰被就职的律所开除，理由是违反保密规定。几天以后，同事们发现小杰失联；再然后，就传来了他的死讯。
而“熬过去”这件事，最简单也最难。
小杰去世的第二天，前同事王磊接到了消息，“真的不敢相信”。
小杰“被开除”的来龙去脉变得至关重要。根据王磊的讲述，为了业务信息保密，D所要求所有员工使用AWS虚拟系统存储资料。被开除前，小杰接到了一份紧急工作，由于系统上传、下载数据步骤较为繁琐，且操作常有卡顿，为使团队能按时完成工作，他将部分资料以网盘形式传给了项目组的其他成员。这一行为得到了senior（指导新人律师的资深律师，二者间通常无直接行政管理关系）的默许。
项目结束后，D所的管理合伙人得知了此事，认为小杰“违反了所里的保密规定”，决定开除他。整个过程充满人情与制度的博弈，负责该项目的合伙人曾多次为小杰求情。但最终，管理层认为，“纪律大于一切”，小杰因工作过失被辞退——按照劳动法规定，过失辞退无需赔偿n+1，这次失误也被永久地记录在小杰的工作履历里。
王磊回忆，被开除后，小杰身边的朋友都感觉他“明显消沉了起来”，常常陷入自我怀疑。在他看来，这次挫折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小杰。
但还有更多压力与崩溃，值得去追溯。
小杰工作过的D所，是一家以高起薪、高强度著称的“精品所”——在业内，律所的等级呈金字塔分布，最顶级的律所被称为“红圈所”，包括金杜、君合、方达等八家律所；次一级为“精品所”，小杰曾就职的D所便是其中之一；在金字塔底，还有数不胜数的“普通所”。
通常来讲，律师的薪资也按金字塔型排布。但D所是个例外，在这里，律师的起薪能够达到30000元/月——大于等于红圈所的薪资水准。常人难以忍受的工作压力，也成为高薪的代价。
更深层的压力，来自律所的纪律与规定。
许多默认的、无法反抗的规定出现了：周六必须上班打卡；鼓励加班到晚9点之后；不“鼓励”律师跨组吃午饭，因为“对工作效率的提高毫无益处”；在D所总部，甚至有领导一度住在律所办公室对面的公寓，用望远镜“观望”所内的工作情况。
当“不人性化”被无限合理化时，工作失误便成为难以被容忍的事情，律师们总要为此付出各种代价。刘栩记得有一次，因为给客户的非正式文件里有一个笔误，senior将他叫进办公室骂了整整两小时，说他“不配当一个律师”，他也曾听到刚休完产假的女律师被指责“怀孕把脑子怀傻了”。
在S所工作过的律师陈鸣说，S所多数团队的风格同样是高薪高压。“接受Senior训斥成了工作的一部分”，陈鸣说，这些训斥大到业务方向，小到一个文档的行间距应该如何设置。“任何一项错误都可能指向你不够专业，不配做律师。”有些责骂甚至上升到人格，她觉得，“那不是责骂，简直是一种羞辱”。
在王磊的记忆中，曾经的小杰热情、健谈，“总是有很多话要讲”“对法律工作特别富有激情”。一篇由小杰亲友们共同写就的悼文也提到，大家眼中的小杰，热心肠而又温柔，对生活充满热爱：他的爱好是台球、跑酷、滑板、滑雪，学生时代会把滑板当成代步工具，因为“拎起来就走了，带着它哪儿都能去”；考研时会带着手摇磨豆机和咖啡豆去教室；毕业后把自行车送给了楼下的保安大叔；工作后常常去周边滑雪和自驾，告诉朋友理想是“退休就买个房车走遍全国”；养了一只小猫咪叫呆呆，还有一只救助来的小狗，叫咩咩。
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份《律所黑白名单》，这个2万多字的excel表格记录着不同城市、不同团队的实习体验。在黑名单中，团队或合伙人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骂人极其狠毒，情绪不稳定”“要求实习生加班到很晚，说每天应该三点睡七点起”“业务能力差，逼走主办和扣证是惯常操作”“随时清退实习生，学不到东西”“要求女律师给客户陪酒”等。
每一个实习律师最初要面对的，都是无穷尽dirtywork（脏活累活），潇潇也不例外。团队的主要业务是知识产权，审阅上千个商标是家常便饭。“要看无数个相似的商标，汇总梳理，再写进报告里。然而带教律师只会看前几页的结论，最后告诉你，写一个报告而已，怎么用了这么久？”潇潇说，四个月里，她“唯一学会的一件事就是怎么拆分PDF”。
但她最害怕的，还是合伙人极度不稳定的情绪。
潇潇形容她的这段实习，“每一天都如履薄冰”“随时随地陷入自我怀疑”。一个微小的错误或误解，就可能让她收到合伙人几十条、上百条的私信消息——这也是合伙人登上“黑名单”的原因。
这是潇潇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她说，在工作的前两个月，她也常常想，是不是自己真的能力不够、承受不了律师工作，才会被这样训斥？直到工作几年的朋友告诉她，并非所有律师的工作环境都如此，潇潇才意识到，“很多事情不是自己的错，只是我太小白了，把合伙人的态度和我的自我价值挂钩”。
按照法律规定，律师只有在律所挂职满一年后才能取得律师执业资格证，如果中途更换，就要重新计算从业年限。潇潇本打算在这家律所挂证，可是到第五个月，她还是决定“逃离”，换一家律所重新开始。
她还记得自己刚来这家律所的时候，合伙人和另一位实习生闹翻，在早会上说离职的实习生“不能吃苦”“头脑简单”“成不了大事”，并要求团队内的所有人都拉黑他。“可能我离职以后，也会被合伙人这样对待，但是无所谓了，我只想赶紧跑路。”
刘栩也证实，新人律师被压榨、剥削的现象，在这个行业中普遍存在。
在律师的工作流程里，billablehours（可发单工作小时）是当月表现考核的决定性因素，相当于写给客户的“账单”。每个项目的billablehours在发给客户前要交给合伙人审核汇总，刘栩曾见证一位合伙人将实习生和新人律师的工作时长全部删掉，改动为自己的工作时长。
除此以外，新人律师还要为他人的错误买单。在刘栩团队，通常是中层合伙人制定业务方案，资深律师负责核心内容，剩下的律师负责其余部分，最终向大合伙人汇报。有几次，中层合伙人的方案出了问题，“前面的通宵全部白费了”，但最终加班弥补错误、受到斥责的，却是新人律师们。“（中层）合伙人切断了我们与大老板之间的联系，如果对工作安排不满，或者和他们发生争执，就要面临着被‘告黑状’的风险。”
有律师说，在自己挂职期间，合伙人会以各种理由克扣律师证不发，“想跑路都跑不了”。
在二三线城市，律师们的处境更为艰难。在部分本地律所，新人律师不仅需要处理各种琐碎事务，还背负着KPI压力，应酬酒局难以避免。但他们的工资标准却远低于大城市：陈鸣说，在自己的东北老家，月入过万的律师已经是凤毛麟角，大多数刚入职的年轻律师，薪资只有3-5千，“所以大多数人宁可选择考公务员”。
刘栩记得辞职前的那种感觉：“每天从睁开眼那一刻就开始烦躁，今天、明天、后天都没有盼头。”他知道，自己能做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熬，要么逃。
很多人都想过逃离。
最终，刘栩选择了离职，告别了使他“饱经折磨”的D所。他想“逃离CBD”，回到老家的西北小城。但回老家做律师，“谁又能保证那不是又一个修罗场呢？”
潇潇离职后，找到了一家薪酬更低、但氛围更轻松的律所。新的合伙人风趣幽默，团队成员也不再“相互甩锅”。但她也很清楚，自己所在的团队“就像沙漠里的一片绿洲”，存在太多偶然和运气的成分。
在法学生小雨看来，做律师最大的风险在于“不确定性”。
小雨在“五院四系”中的一所高校就读，本硕期间有过多段律所实习。每一次找实习，“最重要的是四处打听这个团队要不要‘避雷’”。“一是看团队里有没有认识的人，二是看团队的人员流动率和年龄分配。如果只有年轻律师，合伙人下来就是一群小兵，就要考虑一下这个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不是业务不行，就是合伙人不行。”
这与律所的性质有关。“律所它再高大上，内部的结构也是小作坊，传统的合伙制律所，大家挂在一个律所的title下，但能接触到的几乎只有组里的人。”主管合伙人将直接影响工作氛围，他们既决定业务方向，也决定这个“小世界”的文化。但“人”是最难以预测的因素——“好的特别好，可怕的也特别可怕，一切都像是开盲盒。”
这种小组式的垂直管理，让新人律师既无法内部流动，也难以改变在组内的弱势地位。
小雨说，在“卷生卷死”的法学界，最终能够进入精品所和红圈所的，一定是法学生中的“卷王”。在面试中，这种心态被称作“自驱力”，也是律所招人时重要的考量标准。
但在小雨看来，“能‘卷’赢的一定是那种从小就学习很好的，他们习惯了被赞许和被期待，所以不需要律所去push，他自己就会push自己。”
而一切的逃离、告别和伤痛背后，“是我们总是低估了环境对人的影响，并且高估了自己。”
小雨今年要开始找工作了。她开始思考自己是否真的适合这个行业，其中最大的担忧是，“我的身体太差了”。在律所实习期间，她开始胃疼、失眠、反复发炎，一场小感冒也要拖十天半个月。
“可是我们又能去哪儿呢？”法学的专业特点，注定了他们能选择的职业实在有限。“要么就考公务员，要么就是去公司做法务然后躺平。前者一样累而且压力大，后者没什么发展。”
另一个难以忽略的因素是“沉没成本”。小雨说，自己学了六年法学，有过三天背完六七本书的“死亡期末”，参加过辩论赛和模拟法庭，申报过各种奖学金，“‘卷生卷死’了这么多年，总觉得要再坚持一下。”小雨觉得，和别人比，自己已经很“幸运”：“一个LLM（法律专业硕士学位）要几十万，还有各种有偿的实习内推、培训课程……律所里有很多人，因为前期投入太多，他真的需要钱把这部分成本cover回来，所以即使待得很不高兴，他也不会走。”
而当真正进入职场，如上种种幻象开始破灭，“精英”们依旧被困在有关“精英”的想象里。“你受不了有人能受得了，你赚不了这份钱有人能赚。”小雨说。于是所有的不甘、疲倦和痛苦，“只能是一道你自己的选择题”。
在刘栩看来，“D所只是将这个行业的缺点放大到了极致”。而他经历的重重折磨，很少来自工作本身，而是合伙人们对“吃苦”的追求——“因为合伙人对工作时长有要求，两个小时能做完的工作，我们要灌水到四个小时。互相抢活，互相陷害，最后大家都心累，工作也没有变得更好。”
直到逃离“围城”，他才发觉，“同事都是好同事，独立来看都是好人，只有工作不是好工作。”
不止一位律师提到，合伙人们训话时最常见的说辞，叫作“自己是从苦日子过来的”。“现在那些有话语权的律师们，他们以前都吃了很多苦，凭借先发者优势取得了现在的地位。什么是先发者优势？就是这些业务不是因为他们做得好，而是因为他们是最先做的。”刘栩说。
社会学学者刘思达的田野调查也印证了这种“先发者优势”的存在。
历时四年的田野调查以后，刘思达写出了《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一书。在书中，他用“割据”一词来描述法律服务行业：“中国法律职业的重建催生了一个高度割据的法律服务市场，在这个复杂生态系统的权力结构中，律师只不过是体制外五花八门的法律职业中的一个而已，这就注定了中国律师业市场地位的不稳固性。”
1999年，“脱钩改制”政策执行，律师行业开始正式私有化。根据书中的数据，到2016年，全国律师总人数超过500人的大型事务所已经有了十几家，规模最大的大成律师事务所已经设立了40多家国内分所，共计4000多名律师。
刘思达认为，在这种竞争中，国内律所最大的优势在于对本地社会经济文化与法律规则的了解。于是，“谁先成为吃螃蟹的那个人，谁就能占据更多的市场”——这也解释了王磊口中，D所对“首次申报”这一头衔的痴迷。
在刘栩看来，合伙人们的心态带来两种后果：“一是自我标榜，觉得自己是业务能力使然，要求后辈们也体会同样的辛苦；第二是不想下面的人轻易分到这些果实，所以人为制造无数的壁垒，其中当然就包括晋升，包括对你工作完成度的苛刻。”
从合伙人到律师，从Senior（资深律师）到Junior（初级律师），压力向下传导。于是，最终压垮新人律师的，不仅是工作强度和难度，还有层层积累的情绪。
小雨出生于西南部的一个小县城。麻将馆、摩托车，还有田间的水牛，构成了她大部分的童年记忆。人们日复一日地生活，太阳落山后，镇上亮着灯的只有茶楼和麻将馆。
她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北京的CBD，那时已经是晚上9点，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反射着霓虹，内部则亮着清冷的光。原来这就是大城市，她想，这里装着她渴望的生活。
“但是现在看到亮着灯的写字楼，我只会想，里面还有多少人没下班呢？”小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