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8日，59岁的戴玉庆身穿灰色囚衣、剃着光头，缓缓走进东莞市中院法庭。在被告席坐下前，他眯着眼睛，仔细扫视了一遍旁听席，向到场的亲友和十来名广州日报社昔日部下点头示意。
一年后，广州日报社前社长戴玉庆一审以受贿罪获刑11年。在这家引领报业改革风潮的大报，戴玉庆是第二位身陷囹圄的社长。2002年，广州日报社前社长黎元江受贿案发落马；作为报业传奇人物，正是他一手将《广州日报》从一家地方党委机关报打造为中国最赚钱的报纸。
“戴玉庆不是黎元江那种个人英雄主义式的人物。”广东一名资深媒体人说，报业黄金时代已成追忆，相比于强势的黎元江，戴玉庆内敛、略显书生气；两人都在《广州日报》收获了自己的职业辉煌，也都遇到了一生最大的挫败。
戴玉庆的下属常永强，被检方认定曾向戴行贿200万元，但常勇强在被从纪委移交检察院数日后即翻供，称审讯时被打耳光，缺乏睡眠精神恍惚下被迫认罪。
在东莞市中院一审三次开庭中，戴玉庆和辩护律师曾十多次申请常勇强等证人出庭作证，以查清诸多疑点，但皆未获法院支持。庭审中，戴玉庆也称在广州市纪委期间缺乏睡眠出现幻觉和遭到诸多威胁才被迫认罪。
近日，戴玉庆受贿案将在广东高院二审开庭。戴玉庆50多名大学同学和《人民日报》前同事发出公开信呼吁，只有常永强等“关键证人出庭作证”才能查明事实。
空降：要用10年让《广州日报》成为亚洲最好的报纸
曾在《广州日报》工作10年的一名资深员工回忆，戴玉庆入主广州日报社不久，就带集团人员去监狱看望了老社长黎元江，公开承认黎元江为报社做的贡献，并在一些采编、经营策略上延续了黎元江的做法。
黎元江是广东媒体公认的报业传奇，他有句名言：办得好不如出得早。为此，上世纪九十年代《广州日报》在全国最先绕开邮局自办发行，他甚至带着编辑记者到广州各大住宅小区逐家逐户推销订报，被称为“洗楼”。
正是在黎元江任上，广州日报实现了狂飙突进式的转型，从一家地方党委机关报转型为中国最赚钱的报纸。《南方人物周刊》曾报道，他按照国际惯例建立总编辑直接控制下的“大编辑中心”，保证了报纸一半以上的版面“当夜即拼”，大大提高了稿件的新鲜性。深夜一点多，黎元江亲自在编辑中心看大样，一旦看到不满意的版面，当即“唰唰”撕掉，编辑必须马上回去重新拼版。
在广州日报的“鲶鱼效应”下，身处广州的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三大报业集团相继发力，引领了中国报业改革先河。2002年，已晋升为广州市委宣传部长的黎元江受贿案发落马，并于2年后获刑12年。
2005年11月，戴玉庆从《人民日报》华南分社社长兼总编辑任上，“空降”广州日报社担任社长。
2005年，创办7年的《南方都市报》日发行过百万，已由官员口中的“黄色小报”，成为《广州日报》最大的竞争对手。特别2003年南都推出《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以及非典系列报道，声誉鹊起，尤其受到珠三角外来人口喜欢。
有老员工曾撰文回忆，上任几天，戴玉庆就马不停蹄地奔赴广州日报位于全国各地的记者站调研，鼓励每个人往坏的方面说。当时戴在内部的讲话显得很焦急，称集团在危难时刻、集团需要创新、集团需要摒弃官僚作风，甚至还放出狠话，“不好好工作就滚蛋。”
竞争：纸媒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
戴玉庆曾在接受网易新闻专访时表示，广日和南都能够在同一个地区是荣幸，两家多年的竞争可以把总盘子做大，读者可以各取所需。比如说广日是党委机关报，像广州番禺的垃圾焚烧厂问题不能主动地去说，南都可以报道；但南都在做垃圾焚烧厂的时候，广日的记者已经出动去图瓦卢、印度等世界各地采访全球气候变暖及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了，读者也爱看。
2008年，《广州日报》日均发行量达到180万份，成为华南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次年年底，戴玉庆在一次媒体论坛上提到，全国的报业已处于增长瓶颈期，只能抛弃粗放的扩张式发展，赚尽传统媒体的每一分钱：“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改革：出师未捷被迫辞职
因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而被报社内部一些人士评为“书生气”、“太嫩”的戴玉庆，迫切地想要推动报社进一步的变革。
“后来的日子，戴玉庆不再自己冲锋陷阵，可能他发现广日这集团水实在太深了，开始也学会低调行事了。”前述老员工撰文回忆，戴改变了策略，他考察集团中的青年才俊，希望扶持这些青年才俊来完成改革。
在此背景下，报社一批年轻的同事被提拔上重要管理岗位。为了加快启用新人进度，戴玉庆力推竞聘上岗，正是这个举措成为他离职的导火索。
2011年1月，广州日报社管委会发布公告，拟提拔十余名处级干部。随后，广州市委宣传部与市委组织部组成联合调查组，认为应该先海选，再经党委研究决定走任命干部程序；而此次提拔是先提名再走民主考察程序，因此宣布拟提拔干部名单无效。
而在戴玉庆看来，身为国企的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有权直接提名干部。当年4月18日，时任广州市委宣传部长王晓玲带队到广州日报社，就干部选拔当众批评戴玉庆。“我已无法正常工作下去，只好被迫向上级提交辞职报告。”事后戴玉庆回忆。
据《一财网》报道，一位广州日报社当年的管理者介绍：“戴玉庆和上级领导有矛盾，后来是很公开的事。他因为清高，也因为觉得自己很清白，可能从来没有主动和上级领导沟通过。这点上他还是缺点政治智慧，不够成熟。”
2011年9月，任期未满的戴玉庆主动请辞，调任广州市政协，一度觉得“解脱”；“他太天真，以为自己离开了就没事了。”熟悉戴玉庆的一名《人民日报》前同事说。
2012年6月下旬，35岁的常勇强等广州日报社经营人员，陆续被广州市纪委“双规”。调查方向随即指向戴玉庆，次月戴被“双规”。
整体上市：“不换脑筋就换人”
2007年11月，广州日报社在深圳证交所“借壳上市”挂牌，后更名“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名称“粤传媒”）。由于经营业绩不佳，中国证监会和股民一直呼吁广州日报社向“粤传媒”注入优质资产。
戴玉庆对经济效益良好的报纸整体上市持谨慎态度，2008年7月他在一篇访谈中说：“美国自从通过把报纸推向上市公司以后，各种各样的净利润率、每股盈利率等指标，卡得报纸一点都不敢投资。编辑部通过几十年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一批骨干也被裁员，就为了给华尔街做一个漂亮的报表。结果把报业这个很特殊的行业搞得没有影响力了。这个教训我们是要吸取的。”
“我采取拖延策略，引起了上级的愤怒。”戴玉庆回忆，2010年4月底，时任广州市委宣传部长王晓玲再次批示广州日报社抓紧向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
此后，戴玉庆拿出了广州日报社资产重组计划，包括大中小三种方案。5月下旬，广州市委宣传部一次专门会议中，王晓玲问戴倾向哪种方案，他回答是“小方案”——广州日报社向上市公司注入一小部分优质资产；但他随机被批评思想保守，“不换脑筋就换人”；王要求实行“大方案”——指广州日报社向上市公司注入全部优质资产。
2010年8月，粤传媒公告称：收购实际控制人广州日报社42亿元经营资产，实现广州日报社经营资产整体上市。随后粤传媒连续10日涨停，半年前投入过亿元买进粤传媒1670万余股的“散户”徐鹏、钱钰夫妇将股票全部抛售，获利7000余万元。
庭审中，戴玉庆公开举报称：徐鹏和钱钰是王晓玲的亲戚，利用“粤传媒”资产重组内幕消息才获利7000余万元；也正因为此，王晓玲才强硬要求广州日报社优质资产整体上市。
2014年6月16日，广州市检察院出具的《情况说明》称：广东省纪委调查后形成结论，戴玉庆对广州市纪委书记王晓玲的检举内容不属实；此外中国证监会没有认定徐鹏、钱钰在买卖粤传媒过程中涉嫌内幕交易。
“贿款”去向：翻译英文书稿后花几十万学英语？
2014年，戴玉庆案在东莞市中院一审三次开庭中，戴玉庆和辩护律师曾十多次申请常勇强等证人出庭作证，以查清诸多疑点，但皆未获法院支持。庭审中，戴玉庆也称在广州市纪委期间缺乏睡眠出现幻觉和遭到诸多威胁才被迫认罪。
“最不可思议的，是戴玉庆说他将受贿的几十万拿去学英语。”《广州日报》一名资深员工说，近年报社每年都请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教授来讲课，戴玉庆每次跟着听；虽然有同声传译，但他坚持用英语提问，表达非常流利。
2012年10月18日，戴玉庆尚未翻供，他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再次供述受贿250万元款项的去向：“这些钱大部分用在英语培训上，比如参加华尔街英语的培训，几年下来大概花了二、三十万，购买英语学习软件累计三、四十万，其他的都是请北京、上海的朋友吃饭什么的。”
翻供后，戴玉庆手写的《情况说明》称：接受调查时，我就称喜欢学英语和看书，花了几十万参加英语培训以及购书。我问侦查人员是否相信，实际上这些都是不可能发生的，我的英语水平很早就能直接看英语节目和听广播，不可能花这么大一笔钱参加英语培训。
戴妻杨兰凌介绍，戴玉庆1994年即翻译出版过《罗素自选文集》，可以用英语工作，常看《纽约时报》，1998年在《人民日报》工作时还全程用英语采访过跨国公司总裁；平日戴重视学习英语，但多是在网上下载英文原版资料、原版电影。
戴玉庆一名复旦大学同学说，作为1977年入学的大学生，戴读书争分夺秒，非常拼命，每天早晨五点左右就起床，大学期间英语就很好。戴也曾经提到，有次活动，他跟《中国日报》一位老总用英语聊了一路，还开玩笑说，“中国报界的老总估计只有我俩能全程用英语交流。”
自比李涯：“感到组织抛弃了我”
失去自由后，戴玉庆在写给法院的一份材料中自剖心迹：我是一介书生，出身在知识分子家庭；我妻子的父母都是干部、专业人士，家教良好。我没有干过坏事的不良历史，更没有养情人、包二奶。我不需要花钱给“外室”。
网易《路标》了解到，2012年9月25日被广州市纪委移交广州市检察院后，戴玉庆一度情绪极度低落，“感到组织抛弃了我”。
人民日报当年的同事说，戴玉庆业务上认真，曾将部门领导的稿件发回修改；性格上也非常执着、较真，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有些书生气，对社会阴暗的东西体察不深。戴妻杨兰凌说，她曾说起一些干部搞钱的案例，但戴玉庆直接表示不想听，“不要老讲这些社会阴暗面。”
戴玉庆律师陈海航介绍，刚会见时戴不相信律师的作用，认为“组织上的事情只能在组织内解决。”戴主动谈到，他早年在《人民日报》工作曾深受老一辈新闻人影响，1991年苏联剧变时，戴与同事多一脸茫然，“苏联解体了，那怎么办啊？”
杨兰凌回忆，戴玉庆不喜应酬，每天晚上多回家吃饭；节日收受别人礼物，一般会回赠，“不希望欠别人人情。”在广州日报社工作时，又因为工作要求，每年春节都留在广州。“我们怕广州日报的人跑来看我们和送礼，就把菜提前买好，（春节期间）窗帘都拉上，基本不出门。然后买一些碟，带上耳机，看连续剧。有人敲门，就不出声。”杨兰凌说，有年春节两人看完谍战剧《潜伏》，戴玉庆还笑着问她，“我是不是像里面的李涯（忠诚组织）？”
戴玉庆一名大学同学说，戴对吃喝并不怎么讲究。每次去广州，戴就请他到附近大排档自掏腰包吃饭，也都吃得其乐融融。他曾亲口对同学说过不止一次：“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一年工资几十万，老婆也有退休金，没有老人，没有小孩负担，钱用不完。”
身陷囹圄之时，戴玉庆曾在一份材料中写道：除了在广州买过一套价值80万元的商品房，个人用品最贵的是两块手表，一个4万元，一个5万元；还有一架钢琴，没有私家车。“广州日报一年新闻用纸10多个亿，资金39个亿，我分分钟钟可以搞钱，但在这些非常容易获利的地方都没有获利。”
受贿案司法个例中，如果被告人认罪，往往能得到从轻判决；但目前戴玉庆及律师仍坚持无罪辩护。
2014年6月19日，在法庭最后陈述时，戴玉庆说：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调查真相、还原事实是我的本行，我终会证明自己的清白。